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第一节清末伊犁形势与辛亥革命
  1911年（清宣统三年）4月16日，新调任伊犁将军志锐上奏朝廷：“边防危机，财政艰难”①。这是清朝末年边境伊犁的实情。伊犁边防危机，威胁主要来自沙俄。
  1882年，被沙俄侵占10年的伊犁，根据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回到祖国怀抱。之后，沙俄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始终对包括伊犁在内的整个中国西北边境构成威胁，直至清朝灭亡，伊犁边防均处于沙俄入侵的严重危机之中。
  从19世纪中叶起，沙俄不断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获得了种种特权，如在新疆各地享有免税自由贸易权、领事裁判权等，伊犁、塔城等均被开为商埠，并划定“贸易圈”（实为租界地），设立了领事馆，并以守卫领事馆为由，驻扎军队。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一部分义和团成员伴随着移民潜入新疆伊犁，开展了一些活动。义和团在伊犁、绥定等地，遭到地方当局残酷镇压，而沙俄政府则以“中国拳民滋事，伊犁天津人多”为理由，将250名骑兵官兵派驻伊犁领事馆。外国部队进驻中国边城，造成边境危机，不言而喻。领事馆还非法散发侨民护照，出售免税贸易凭证“通商票”等，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边境地区社会的安宁。
  沙俄政府无视中国主权，通过驻伊犁等领事馆，肆无忌惮地逼迫、引诱中国人加入俄籍；利用领事裁判权，包庇俄籍人员为非作歹，搜集中方政治、经济、军事情报。1901年，沙俄向清政府提出12条，其中有“连界各处，如满蒙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等处矿路及其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他国或他国人；非俄允许，中国不得自行造路..不准将地租予他国人”①。如此霸道，引起列强的不满，国人奋起反对。签约时，沙俄不得不将蒙古、新疆等字样删除。
  在军事上，沙俄军官巴布诺夫叫嚣进攻中国西部的伊犁、塔城，然后继续从哈密经内蒙古进入中国内地。清朝政府曾电令西北各地方长官严防沙俄入侵。沙俄在靠近伊犁边境集结部队，骑兵1000名、步兵2000名，并将退役士兵400名召回编队，伊犁边境受到严重威胁。沙俄政府竟然召见中国驻俄大臣杨儒，无理指责伊犁“有预备战攻之势”，提出“伊犁速撤征调之兵，收回已发武器”。更为甚者，竟提出要将收存在库内的军械等，交俄官看守。清朝政府腐败无能，长庚“与各领事议定互相保护两不相扰办法”，以至俄兵要进驻宁远城制高点艾林巴克，置2门大炮和50名炮兵，也以和议已开为由，不予反对。1905年，新疆巡抚潘效苏、伊犁将军马亮急电外务部：有俄兵300名，由伊犁侵入新疆迪化府西北340里之绥来县，以居留其地之俄国人相互声援，迫令回教土民起事。可见，沙俄军队已经明目张胆地深入到新疆境内，干涉中国的内政。
  在经济上，沙俄利用便利的交通，在中俄边境以至深入到中国境内建立起强大的商业网络。1891年沙俄政府开始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俄商人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对新疆地区进行掠夺式的经商，如新疆的茶叶，一向由中国商人从内地运到新疆，然后再转输俄国。1906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俄商借道伊、塔运茶条约》，取得特权，免税运输，沿途倾销，中国茶商受到致命打击。俄商人采运新疆伊犁等地的牛羊、毛皮、棉花等，倾销布匹、铁器、瓷器等日用产品，“减价收来，增价售去”，牟取高额利润。“俄人有垄断纳税之照会”特权，可以任意对中国的产品增加税收，中国商人无法与之竞争。沙俄垄断资本的分支机构，即所谓“洋行”，深入到新疆各重要城镇。在伊犁、塔城等地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办理借贷、存储、汇兑等业务，非法发行大量纸币，严重破坏新疆金融市场。大批俄境农牧民进入新疆放牧、垦荒，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是沙俄农牧业殖民的主要地区。
  清朝末年，沙俄对包括伊犁在内的中国西部构成了严重威胁，伊犁边防危在旦夕。
  志锐在奏折中阐述财政艰难，称“查伊犁协饷，每年不过五十余万两”，而每年支出却“总在八九十万两”，入不敷出，“遂由所设官钱局开票支发，年复一年，开票愈多，赔累愈重，”现钱局票存已过百六十万②。新疆财政长期靠各省定额拨款维持，名为“协饷”。建省初期，每年协饷为白银336万两。随着清政府的内外交困，财政日蹙而递减，甲午战后，新疆协饷减为289万两。早在新疆建省次年（1885）伊犁将军金顺即上奏，饷项短绌，之后直至清朝末年，包括伊犁在内的新疆各地均处于饷需枯竭、饷源短绌的境地中。
  1901年，清朝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新疆每年要分担庚子赔款40万两，更使新疆财政雪上加霜，新巡抚饶应祺、潘效苏，先后采取增加赋税、裁减兵员等筹集赔款，也无法筹足。
  清朝政府试图以推行“新政”摆脱困境，伊犁将军与新疆巡抚将练兵筹饷、兴办实业、兴办学校作为“新政”在新疆推行。练兵即编练新军，推行“警政”伊犁将军长庚对此颇为尽心。自1907年起，先后从北洋陆军、湖北清军调入500名，新军骨干，招募兵丁2000名，于1909年编成新军“伊犁混成协”，包括骑兵、步兵、炮兵、工程兵等军种。在此之前，已将原有兵丁改编为“新疆陆军”。兴办工商实业，伊犁创办了官商合资的制革有限公司，后来官方收回，由维吾尔族巨商玉山巴依及兄木沙巴依独立经营，拥有资金30万两，从国外购买机器和聘请技师，雇工人250余名，年产皮1万余张。兴办学校，在伊犁开办了几所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当时称之为学堂。又先后开办绥定初等小学、宁远初高等公学、汉回学校、满营义学、女子琼玉学校和商务学校等。推行新政的目的之一，是解决财政困难，但在新疆，与愿望恰恰相反。依靠协饷维持财政的新疆，无论是编练新军，还是兴办学校，资金均由捐税筹措，人民的负担加重了，苦不堪言。兴办的实业，在沙俄商人的挤压下，也没能发展起来，更谈不上改变当地的经济。
  杨增新在《补过斋文牍》中称：新疆官吏藉办理新政之名，阴行贪黩之实，有一县每年开支经费钜万者，究其所办之事，徒有虚名，毫无实际。总之，“新政”不但没有使新疆摆脱财政艰难的困境，社会矛盾却日趋加深。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风暴，在边城伊犁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新疆伊犁的活动。1905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立志要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一批革命党人把目光投向了西北边疆，杨缵绪、冯特民等就是先期到达新疆伊犁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们的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伊犁起义做了充分准备。
  杨缵绪，湖北武昌人，留学日本户山陆军学校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湖北军中任职。1908年年初，他奉调率部队赴新疆伊犁，时任湖北陆军四十二标统带（团长）。冯特民，与杨缵绪同乡且关系甚密，是湖北日知会和同盟会的骨干成员，被清政府追捕，乘机与杨缵绪同往伊犁。混杂在军中西行出关的革命党人还有李辅黄、郝可权、冯大树等十数人，沿途又有陕西李梦彪、甘肃的邓宝珊等相继加入，他们于1908年夏到达伊犁。
  杨缵绪到伊犁后，先任新军步兵标统，后升任署协统。冯特民任伊犁协统部书记官，李辅黄任工程营营副，冯大树任警察局提调，郝可权任参军官，他们以此作为掩护，进行革命串联。李辅黄联络湖北籍军人，李梦彪联络陕甘籍军人，冯大树联络绿营官兵，谭玉书联络军中之哥老会势力。在新军中发展组织，如邓宝珊、黄立中等人均在此时加入同盟会。军队中还抽出部分人员，深入到各级官府、部门、学校、商界和民族、宗教界等进行活动，广泛地发展革命力量。
  1910年3月，革命党人创办了《伊犁白话报》。冯特民任主笔，郑方鲁、李啸风等参与编辑、排印、发行。吸收倾向革命的各民族知识分子参加采访、撰稿，以汉、满、蒙、维四种文字发行（汉文为铅印）。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塔城、宁远（今伊宁）、绥来（今玛纳斯）、霍尔果斯以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内地重要城市，设立发行该报刊的“代表处”。该报积极宣传同盟会的纲领，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把矛头对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还开辟了“爱国活历史”等多种专栏，响亮提出“收回主权，以雪国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如沙皇俄国侵吞我领土，干涉我主权，乃至疯狂运输鸦片毒害新疆各族人民等等。当时有人评价《伊犁白话报》起着“振聩起聋、开通民智”的作用，说明《伊犁白话报》反响强烈，社会效果显著。更为可贵的是，它针对新疆各民族聚居的特点，大力宣传民族平等，教育各族人民应不分畛域，互相尊重，携起手来，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斗争。
  革命党人发动各民族和各阶层人士参加革命，得到各族广大群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维吾尔族上层代表阿克木伯克，表示愿意率领伊犁地区八十圩子（乡、村）的维吾尔族群众捐献农产品以支持革命；富商木沙巴依、牙可甫巴依主动在经济上为革命活动提供资助；回族阿訇沙懿德、绅商马兴隆、马文秀，哥老会首领徐三泰，绥定知府贺家栋，将军府文案黄心斋，京帮商务会长肖冠三，南帮商总张定升等，都倾向革命，或参加革命组织，予以财力支持。维吾尔族富商玉山巴依，在伊犁革命爆发后，捐献军用皮靴、皮大衣，并和牙可甫巴依一同资助军饷。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活动，有成效也有局限性，革命党人主要分布在伊犁和迪化两地，各自为政，单独作战，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更没有深入地发动城乡广大工农大众，所以革命难以彻底胜利。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在武昌起义影响下，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地处西陲的新疆，相继爆发了迪化起义和伊犁起义。
  迪化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在新疆的序幕，但由于准备不充分以及力量悬殊等原因，起义失败了。
  迪化起义震动了伊犁革命党人，也使清朝在新疆的最后一任伊犁将军志锐惊惶失措。志锐仇视革命，凶狠顽固。他与陕甘总督长庚、西安将军允升、新疆巡抚袁大化等密谋，妄图拥宣统皇帝西迁偏安西北。他处心积虑整治革命党人，《伊犁白话报》被他勒令停刊，对新军官兵削职扣饷，弹药被收缴人库，杨缵绪管辖的部队也被解散。这就迫使革命党人加快部署起义，成立了起义领导机构，杨缵绪为总指挥，冯特民、李辅黄为干事，并决定于1912年1月12日起义，后由于形势紧迫，起义日期又决定提前。
  1912年1月7日傍晚，部分起义队伍在惠远城集中，组成“铁血团”，正式宣布起义。起义军兵分五路进攻南库、东门、将军署、副都统署和北库。南库被冯特民和黄立中率部占领，夺取大量枪支弹药。东门也被李辅黄率队攻克，开东门将马凌霄等率领的协标军和徐三泰率领的义勇军迎接入城。之后向将军署发起攻击。志锐虽然得到军标协统陈甲福的密告，获悉革命党人当夜要起事，但猝不及防，在署前拼死抵抗失败后，遂退入署内，紧闭署门，利用房屋建筑顽抗。革命军势不可挡，一举攻下将军署，志锐越墙逃入协领衙门。副都统署亦被冯大树率队占领。唯有新旧满营仍在全力固守，起义军遇到障碍，杨缵绪对旧满营晓以共和大义，遂被说服，停止抵抗。新满营在协领蒙库泰控制下，凭借北库武器优势继续顽抗。拖延时间就意味着志锐的援军将要汇集，对起义军极为不利，杨缵绪等及时做出决定，请卸任伊犁将军广福出面调停。广福与志锐有矛盾，往日与下属还有些情谊，新满营官兵见大势已去，在广福劝说下，终于放下了武器。志锐被俘，并被处决。援军得知志锐已死，乃返回原地。至此，革命党人领导的伊犁起义宣告成功。
  伊犁起义胜利后，及时成立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由杨缵绪担任会长。1月8日，起义者以广福、杨缵绪的名义在商务会召开紧急会议，革命军各首领、地方团体以及代表四领队大臣、新旧满营协领、佐领等参加。根据杨缵绪等人提议，推举广福为临时都督。同时宣告中华民国军政府新伊大都督府成立，广福任都督、革命党人杨缵绪任总司令部部长、郝可权和李梦彪任军务部正副部长、冯特民任外交部长兼民政部长、李辅黄任前敌总指挥、冯大树任平政院长、张英杰任参谋部参谋。支持革命的原军政人员贺家栋任参谋部长兼财政部长、黄立中任财政部副部长、黄心斋任民政部副部长、哥老会首领徐心武任参谋部副部长。半个月后，曾效忠于清朝政府的陈福甲、蒙库泰等均被委任为部长、司长等要职。从广福及效忠清朝的部分旧官员能在革命政府中得到重用，表明革命党人的妥协性，预示着所领导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的。
  1月10日，正式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在新伊大都督府成立的大会上，都督及其各部部长宣誓就职，以大都督府名义决定：（1）宣布五族共和，改悬五色国旗；（2）电达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报告伊犁起义经过和新伊大都督府组成名单；（3）照会俄国领事馆；（4）布告全体商民，各安其业，毋相侵扰。①在通电全国宣布共和的同时，致电袁大化，促其与清廷决裂。在伊犁出安民告示，对拥护新政权、安分守己的给予奖赏，反抗、捣乱破坏的要惩办；对起义军官兵制定了买卖公平、切戒奸淫等纪律，违者要严惩；恢复办报，改《伊犁白话报》为《新报》，用汉、维文出版，继续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废除清朝旧制，如苛捐杂税、旧政治制度等；提倡民族平等，反对歧视；坚持外交平等，照会俄国政府，承认新伊大都督府等。这些措施，对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于形势所迫，杨缵绪等决定东征。袁大化与革命党人为敌，他调动王佩兰旅及沿途各营准备进攻伊犁。伊犁遭受四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威胁，唯有东征才有出路。1月21日，李辅黄为东征首领率支队一旅、独立骑兵一团从伊犁向东征伐，志在“攻取迪化过春节”。东征部队进军至精河县西五台时与清军相遇，双方交战，清军节节败退，由五台退往大河沿、精河、沙泉子直至乌苏以西固尔图。清军前沿指挥王佩兰紧急调动部队增援，妄图挽回败局。此时，起义军独立骑兵团团长钱广汉率骑兵三营叛变投敌。钱与李辅黄素有矛盾，东征前曾接长庚策反密电。钱广汉叛变后给起义军造成很大损失，一批军官被残杀，李辅黄落入陷阱，起义军陷入被动局面。杨缵绪闻讯后迅速组织后续部队，于2月23日亲临前线增援，清军猝不及防，起义军反败为胜，占领了固尔图，两军遂在乌苏县城内外对峙。
  在此期间，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宣布退位。袁世凯、黎元洪打着共和的旗号，就任临时正、副总统。3月15日，中央临时政府电令新疆改巡抚为都督。3月27日，又“电令速停战事”。袁大化被迫向伊犁求和，并决定在塔城议和。4月，双方代表会集塔城开始和谈。袁大化见大势已去，于4月25日宣布辞职，其都督职务推荐喀什道尹袁鸿佑接替。袁鸿佑在喀什不得民心，积怨深重，被哥老会戕杀。袁大化又推举迪化尹道兼提法使杨增新接任都督，并主持塔城议和。5月18日，袁世凯政府正式委任杨增新为新疆都督。
  杨增新握有都督大权之后，便开始分化瓦解和屠杀革命党人。杨缵绪先到南疆就任提督，后被迫离开新疆。冯大树、贺家栋、郝可权、李梦彪、黄立中、邓宝珊等人为脱离虎口，均相继离开新疆入关。1913年10月，冯特民、李辅黄等在伊犁被杨增新派人杀害。至此，辛亥革命在新疆宣告失败。辛亥革命时期在南北疆发挥过作用的哥老会也被杨增新逐一剿灭。
  迪化起义、伊犁起义奠定了辛亥革命在新疆的历史。革命推翻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唤醒了新疆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因此，辛亥革命伊犁起义以其光辉的历史功绩载入了史册。
  第二节国民党统治与三区革命
  民国时期，新疆先后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和国民党的统治。
  民国初期，伊犁、塔城、阿勒泰不属新疆都督管辖。民国成立，伊犁将军改为镇边使，由广福担任。1914年2月1日广福病故，杨增新将镇边使改为镇守使，由杨飞霞暂时署理，凡重大事件，镇守使必须秉承都督。原将军、镇边使的职权由都督杨增新兼行。同年，伊犁设道，许国桢任道尹。从此，伊犁军政均归新疆直辖。
  1916年11月19日，杨增新呈请将塔城参赞改为道尹，归新疆统摄。塔城设道，汪步端任道尹，乌苏县、新设额敏县、沙湾县、和什托落盖县佐等均隶属该道尹。满、哈萨克、蒙古各部直接归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管辖，原参赞所辖军队汰弱留强后，统属于新疆督军。伊犁、塔城隶属的变化，对边防的管理和巩固是有利的。
  民国成立，阿尔泰办事大臣改为办事长官，首任为土尔扈特首领帕勒塔，直属北京政府，刘长炳、程克、张庆桐先后继任。1915年7月，刘长炳提出阿尔泰归并新疆，程克接任办事长官后，虽然同意阿尔泰归并新疆，但对设官有不同意见。杨增新认为，外蒙独立，波及科城，阿科毗连，势甚危及，阿存则新疆可保，阿亡则新疆难以独全。阿山应以新疆为根本，新疆应恃阿山为屏蔽。因此，呈复中央政府将阿尔泰归并新疆改区为道。1919年4月25日，电呈阿山改道，请即以周务学署理道尹并设县治县佐。布尔津设县治，布伦托海设县佐，直接由新疆省长兼督军管理。伊犁、塔城、阿尔泰设为三道，归属新疆。
  1928年7月，杨增新被刺，金树仁上台执政。1929年，伊犁、塔城、阿山均由道改设行政区，设行政长公署。伊犁行政区辖伊宁、绥定（今水定，霍城南）、博乐、精河、巩留、霍尔果斯6县和特克斯设治局。塔城行政区辖塔城、沙湾、乌苏、额敏4县及和什托洛盖设治局、察罕托海设治局。1942年以和什托洛盖置和丰县（今和布克赛尔），以察罕托海置裕民县。翌年，改称专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阿山行政区辖承化（今阿勒泰）、布尔津、布伦托海、哈巴河、吉木乃、可可托海6县及青格里河设治局。1941年青格里河置青河县，可可托海县更名富蕴县，次年布伦托海县更名福海县；1943年改称专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33年4月，金树仁政权被推翻，盛世才上台执政。当时，张培元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政府委员兼伊犁屯垦使及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张培元与马仲英联合反对盛世才。盛世才向苏联求援。1934年1月，苏联出兵帮助盛世才打败张培元。之后，省军进驻伊犁，张培元所属第八师残部改编为新疆边防军第七旅。盛世才委派刘斌暂时任伊犁屯垦使兼伊犁警备司令，宫振瀚为伊犁区行政长。后来，邱宗浚（盛世才的岳父）接替刘斌任屯垦使兼警备司令。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爆发了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并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巨大胜利，成立了三区革命政权。这场斗争被称为“三区革命”。
  1940年，为反抗盛世才的暴行，抵制收缴民间枪支，阿山牧民在可可托海设治局暴动。暴动民众杀死清枪委员会成员王明阁等7人，攻入可可托海设治局。在青格里设治局地区与政府军发生激战。盛世才派出民政厅长邱宗浚与暴动代表谈判。暴动民众提出释放被政府扣押的阿山区全部人员，不追究暴动的责任等五个条件。9月，省政府欺骗暴动民众，表示接受全部条件，当即释放了被关押在迪化的布哈提贝子、贾尼木汗台吉、达列力汗台吉等，归还了死在狱中的满凯等人的尸体，任命布哈提贝子为阿山行政区区长。阿山第一次暴动在盛世才计策的软硬兼施下被平息。
  暴动失败了，斗争并未结束。1943年，在苏联和外蒙的支持下，哈萨克头目乌斯满组建的反政府武装逐渐发展壮大，并成立了“阿尔泰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乌斯满担任会长。这支武装曾歼灭政府军一个团，攻占了青河县，该县县长陶百川在，逃跑中被击毙。1944年6月，达列力汗从苏联返回，在青河县与乌斯满汇合。达列力汗曾任阿山区哈族文化促进会会长、承化县副县长，三年前逃离新疆在苏联学习受训，返回后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在福海、吉木乃、哈巴河一带袭击政府军。10月，阿山反政府武装在青河县布尔根成立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由12名委员组成，乌斯满任政府首脑，达列力汗任政府副首脑兼军事总指挥。哈萨克民族武装被整编为9个大队。①阿山地区的反政府武装斗争，持续数年，牵制了政府军的力量。
  巩哈县（今尼勒克县）是伊犁行政区的一个县，1938年设尼勒克设治局，1939年在尼勒克设治局范围置巩哈县。居住着哈萨克、汉、维吾尔、回、蒙古、锡伯、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民族。巩哈暴动标志着三区革命的爆发。1944年8月14日，帕提哈·莫斯利莫夫、艾克拜尔、色益提等人在巩哈县的乌拉斯台建立了游击队。帕提哈·莫斯利莫夫原为巩哈县土产公司副经理，曾前往苏联阿拉木图受训，其目的是组织反政府武装暴动。从苏联返回时，他在中苏边境与艾克拜尔、色益提汇合，携带从苏联获得的枪支弹药，到达巩哈县乌拉斯台山区组建了反政府的武装游击队。在苏联受训归来的热菲克·白求仁、哈米提·莫斯里莫夫、库尔班·包尔汉、乌斯满·伊不拉伊木、努络木·乌布力、吾秀尔·马木提等人和艾克拜尔、色益提、艾尼·阿不都等，成为游击队的骨干。盛世才曾下令征集1万匹军马扩充骑兵，美其名曰“捐献军马”。无力献马者，“将马折价每匹须缴纳700元新币”②。时逢巩哈县警察局局长冯维俊率50名警察进山催缴军马，在返回途中遭游击队伏击，警察死伤10余名。9月中旬，朱绍良（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派预七师副师长杜德孚坐镇伊犁指挥。伊犁行政区代理专员兼保安司令、警察局局长高炜派警察局副局长赵中明率300多名军警深入乌拉斯台山进剿，结果惨遭溃败。10月5日，乌拉斯台游击队500余人由艾克拜尔、哈米提·莫斯里莫夫等率领去进攻巩哈县城，沿途有群众近千人加入。经过一天一夜激战，10月7日，巩哈县城被游击队攻占，共打死守城军警30余名，俘获地方官吏140多名，缴机枪3挺、步枪66支，释放被关押的人士100多人。冯维俊、赵中明、巩哈县县长罗齐生等政府军警官员被处决。①暴动取得了胜利。游击队整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以艾克拜尔、色益提任正副队长，主要由哈萨克族组成；第二大队以艾尼任队长，主要由维吾尔族组成；第三大队以肖托夫·伊万任队长，主要由俄罗斯族组成，总计约800余人。②巩哈游击队在与政府军警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其势力和影响迅速扩大到新源、巩留、特克斯等周围各县，并准备随时开赴伊宁参加武装暴动。
  此时，蒋介石已经委派吴忠信到新疆任省主席。吴忠信、朱绍良采用剿抚兼施的方针，在增兵伊犁的同时，派出伊犁驻军和保安部队围剿巩哈游击队，预七师参谋长曹日灵被任命为暂代伊犁区绥靖指挥官，在伊宁部署和指挥。11月2日，政府军占领巩哈县城，艾克拜尔在战斗中负重伤后身亡。游击队主力撤退到乌拉斯台山区。大约有1600多名政府军警被吸引到巩哈地区，伊宁守军不足千人，分散在各个据点上。伊犁局势日益紧张，吴忠信派宣慰团去安抚。“伊犁宣慰团”由省民政厅厅长邓翔海担任团长，成员有知名人士广禄、萨拉春等。宣慰团在政治上进行安抚，企图缓和局势，还有重要任务，是收集了解当地情况。从10月21日到11月2日，经过13天宣慰，回迪化后邓翔海向上司汇报称：伊犁局势虽不能说太平无事，也不是如流传的那么严重，只是少数不良分子不明大义，为非作歹；伊宁夜间枪声，系空军教导队哨兵会哨时发生误会所发；巩哈之“匪”，有枪300余支，现已逐步包围，俟合围后限期劝谕自首，倘在顽抗，即予聚歼，必不使其分股引退，致贻后患；曹参谋长和彭团长均谓保障地方安全实有把握。③邓翔海等在伊宁还会见了各族各界人士，拜访了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领事。宣慰团返回迪化只过了5天，伊宁便发生了暴动，说明他们了解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伊宁是伊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苏联支持下，伊犁的反政府武装为伊犁暴动做了充分准备。11月4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建议“伊宁解放组织”趁伊宁驻军主要兵力已调往巩哈一带，守城的1500名军警又分散在伊犁专区警察，局、艾林巴克、飞机场、鬼王庙、司令部、实业公司等地，须加快武装暴动的进程。一方面在城内秘密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同时派人到巩哈县乌拉斯台要求巩哈游击队立即进攻伊宁。11月5日，伊宁街头到处出现“打倒压迫人民的政府”等标语和传单。伊犁专区警察局急电新疆省军政当局称：“伊宁暴动即将爆发，为暴动而准备的枪械已送入市内”①。11月6日，巩哈游击队及民众5000余人分3路逼近伊宁。阿巴索夫与苏联军官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60余人经霍尔果斯潜入伊宁，会同“伊宁解放组织”建立军事指挥部，阿列克山德洛夫为负责人。11月7日，三区革命伊宁暴动爆发。
  11月10日拂晓，巩哈游击队会同城内军事指挥部向守城军警发起总攻。集中攻击驻军司令部、专区警察局和实业公司几个据点。色益提率游击队激战两小时，攻占了驻军司令部，色益提身负重伤。经过两天激烈战斗，即至11月12日，政府军警盘踞的据点被一一攻克，伊宁暴动取得胜利。守军残部、官兵眷属、从巩哈县回援的部队以及各地逃来的官吏、汉族群众共8000多人，由曹日灵率领撤至城郊飞机场及艾林巴克、鬼王庙两处高地，固守待援。②
  1944年11月12日，三区在伊宁宣布成立临时政府。
  1945年2月下旬，游击队已基本占领了伊犁全境，包括伊宁、绥定（今霍城）、巩留、巩哈、特克斯、昭苏、温泉、宁西（察布查尔）、博乐等9个县以及新源设治局。
  4月8日，游击队改编成立民族军。民族军有6个团3个营约1500人。伊宁举行了阅兵典礼。民族军决定三线出击，继图80三区革命政府政治活动中心 续扩大战果。北线向塔城、阿尔泰，中线向迪化，南线向南疆。
  塔城位于伊犁之北。在伊宁暴动期间，塔城地区的游击队活动频繁。同年7月下旬，民族军北上与游击队会合，攻占了额敏县城，并敦促塔城守军投降。7月31日，波里诺夫指挥民族军推进至塔城南郊。塔城专员平戎与苏联驻塔城领事馆交涉，结果苏方同意国民党官兵缴械后退往苏联。这样，官兵加民众约14000人由巴克图入苏联境，民族军进占塔城。8月6日，临时政府任命巴斯拜为塔城专员、满素尔肉孜尤夫（阿拉木图维吾尔人）、哈斯木阿洪、司马义也夫为副专员。8月22日，民族军用重兵攻占了通往阿山的和丰县（今和布克赛尔）。至此，民族军占领了除乌苏、沙湾县外的整个塔城地区。
  阿山地区哈萨克族牧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同年5月，乌斯满、达列里汗带领1000多人围攻承化县城，相持7日后撤退。7月下旬，达列里汗率游击队再次围攻承化。8月7日，千余名游击队以及500名蒙古族军队集中攻击承化东南喇嘛昭，战线很快向承化进展。8月11日，游击队的猛烈炮火摧毁了守军东北部阵地，国民党的阿山专员高伯玉、骑11师师长宛凌云致电迪化，急呼请求飞机支援。国民党的援军赶到后，游击队暂时撤退，等待与民族军会合。
  民族军占领和丰县后，继续北上，并于8月底与吉木乃游击队配合攻占了哈巴河。9月2日，攻占了布尔津。不久，民族军与达列里汗游击队在克木奇、阿苇滩会合，共同围攻承化寺。守军无力抵御，向蒙古方向逃跑。9月8日在中蒙边境乌尔木盖图达坂被游击队包围，被迫投降。
  中线出击，首先是争夺战略要地乌苏、精河。乌苏、精河集结着国民党的两个师约万余人兵力，新二军军长谢义锋坐镇乌苏指挥。民族军于9月1日进攻乌苏北面据点车排子，战斗异常激烈。次日，在波里诺夫指挥下，民族军4000余人和空军配合向守军发起猛烈进攻，经过几天激烈交战，民族军于9月8日攻克了乌苏，谢义锋及其残兵逃往绥来（今玛纳斯）。接着奎屯、独山子也相继被民族军攻陷。
  南线作战主要是指在焉耆、阿克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等地区开展游击战。1944年年底，在巴音布鲁克组建了尼克丁游击队，阻止南疆国民党军队救援伊犁。次年上半年多次开展游击战，打击了政府守军和乌静彬的蒙古自卫队。7月下旬，游击队扩编为骑兵营。9月17日，尼克丁游击队向焉耆进攻，袭击了和静县北面的乌瓦门。9月下旬，游击队以600余人两次袭击了焉耆门户察汗乌苏。焉耆虽未攻克，但使守军惶惶不可终日。
  1944年6月至次年2月，蒲犁掀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游击队截夺粮食，袭击哨所等，斗争异常活跃。1945年8月，游击队占领了蒲犁，成立了政权组织，三区委派伊斯哈克拜克前往担任部队总指挥。这支部队曾先后攻占过叶城、泽普及其周围许多村镇，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势力。后来，由于和平条款的签订，蒲犁临时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均被撤销。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月27日，中共中央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飞往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在国内外形势影响下，三区同意和平谈判。1945年9月，蒋介石派张治中到新疆考察，张治中建议和平解决新疆局势，请苏联方面出来调停。
  9月14日，张治中与苏联驻迪化领事叶谢也夫见面。叶谢也夫表示：伊犁事变属中国内政，最好设法和平解决，他愿意从中调解，但要得到苏联政府指示。当天，张治中即向蒋介石发电报，建议和平解决新疆局势，请苏联方面出来调停。9月16日，张治中回重庆复命。
  张治中回重庆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提出一个备忘录，苏联政府表示，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造成之局势。
  10月12日，三区代表团3人从伊宁到达迪化。“该团开始由赖希木江率领，以后改由阿合买提江负责”①。10月14日，张治中等由重庆返回迪化。10月17日，和平谈判便开始举行。
  10月20日举行会谈，张治中提出了《中央对解决新疆局部事变之提示案》12条。前4条例述了发展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习俗、语言文字，保障其身体、财产、言论、行动、居住、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第5条是实施地方自治，提出选举乡镇保甲、县参议会、县长，委派副县长，省府保荐、中央任命行政专员等。后7条是善后的承诺和条件，包括减轻赋税、严禁摊派、普及推广学校教育、变乱区的所有军事行动应即停止，并限于一个月内恢复事变以前一切状态与秩序。并取消事变期内一切不合法之组织，及免究参与事变分子，相互释放被拘押者等等。三区代表于10月21日携带提示案回伊宁。
  11月13日，三区代表从伊宁前往迪化，并带来书面谈判条文。
  11月15日，张治中对三区代表提交的条文作了答复。
  双方经过多次会谈，反复商讨，终于拟定了《和平条款》11条作为正文，省府组织与部队改编作为附文（一）、附文（二）。
  1946年1月2日，张治中代表中央政府，赖希木江·沙比里、阿布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卡斯米代表三区人民在《和平条款》上签字。《和平条款》签订后，原新疆省政府进行改组。1946年7月1日，正式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此前，省府名单已由南京政府公布。省联合政府成立之日，委员们举行就职宣誓典礼，国民政府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监誓，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张治中在会上讲话，他说新疆“将要开始进入一个划时代的建设阶段”。
  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制定并通过了施政纲领。但是，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之下，施政纲领根本无法真正实施。和平条款签订以后，双方之间的矛盾斗争从未停止过。
  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利用《和平条款》控制三区，而三区方面则力图利用合法斗争巩固以往取得的成果，并向七区发展。1946年6月，国民党已经撕毁了与共产党签订的和平协定，公开发动内战。新疆受内地时局的影响，斗争也愈来愈尖锐。当时，军队整编、选举问题成为斗争焦点。后来形成摩擦和冲突，发生流血事件。
  国民党顽固派企图通过对三区军队的整编等方式，进而控制三区。宋希濂等多次与三区军事总指挥伊斯哈克别克会晤协商，要求三区按《和平条款》将民族武装限制在6个团，并且按照国军编制重新改编。三区方面当然不会接受，反而牢牢抓住三区范围内的各种权力，如司法、邮电、海关等。三区所属各县不与省府直接联系，使国民党的政令无法在三区实施。
  选举中的矛盾，成为斗争的又一焦点。在国民党统治下是不可能实现民主选举的。赛福鼎、包尔汉分别到喀什噶尔和莎车监选，均受到当地驻军和保守势力的严重挑衅。穆罕默德·伊敏到和阗监选，他自身就在制造民族矛盾，不允许“当地两千多回、汉族参加选举”①。阿山地区监选组长涂禹则、随行秘书克全斌都是哈萨克族，他们和两名司机在塔城专区额敏县全部遇害，酿成惨案。省参议会的选举也于1947年7月7日流产，“首先是参议员中已分成两派，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彼此都不能相让”②。
  1947年2月25日，迪化发生上万人聚集省府广场，围攻省联合政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等人的“二·二五”严重流血事件。
  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在南京出席国民大会期间，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回新疆后更加积极地开展革命活动，成百上千的群众经常集会游行，向政府请愿。2月20、21日，维文会召集群众游行示威，人数达5000多人，提出了几十条要求。
  2月25日，万余人汇集到省政府前广场，向省政府提出16条要求，并引发了“二·二五”事件。
  由宋希濂等人操纵制造的“二·二五”事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省联合政府破裂的直接因素之一。3月16日，张治中从南京返回迪化。3月25日，张治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及省政府全体委员共同签发了题为《阐明省政府基本态度及坚定立场》的告全省同胞书。
  5月10日，张治中未与阿合买提江等人协商，就向蒋介石提出辞去省主席职务，推荐麦斯武德继任省主席。5月19日，张治中的辞呈和推荐均被国民党政府批准。麦斯武德（1888～1950）维吾尔族，新疆伊犁人，富商，青年时期留学土耳其，毕业于君士坦丁堡医科大学。在，国外接受了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1915年回国，在伊犁以行医和办学为名，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曾被地方当局收审关押，后来投靠国民党。1945年9月麦斯武德随张治中回新疆，任新疆监察使。麦斯武德被任命省主席的第二天，迪化街头就出现反对标语，以阿合买提江为首
  的三区代表致函张治中，表示强烈反对。5月28日，麦斯武德举行就职仪式，三区的省政府委员拒绝参加，省参议员乌斯曼大毛拉等40人联名致信张治中，请求他继续留任。张治中则表示，要中央变更明令绝不可能。麦斯武德上任省主席致使新疆局势继续恶化。
  省联合政府成立时，乌斯满担任省府委员兼阿山专员。1946年八九月，乌斯满两次派人到省府联络，投靠国民党。在国民党支持下，乌斯满公开向三区挑衅，攻占福海县。1947年2月，三区宣布撤销乌斯满阿山专员，由达列里汗代替。随即派出3个骑兵团，由伊斯哈克别克指挥，讨伐乌斯满。国民党支持乌斯满，是联合政府破裂的因素之一。
  1947年6月，外蒙边防军入侵中国领土北塔山。从6月5日起，外蒙军队向中国驻军连续发起进攻，有飞机配合，炮火猛烈，争夺十分激烈。中国守军英勇还击，击退了入侵者，坚守了阵地。国民党却利用该事件进行反苏反共反三区革命的宣传。
  1947年7月8日，鄯善县农民武装暴动，数百人攻陷连木沁警察所，全歼驻守警察，缴获全部枪支马匹。7月10日，又袭击了洋海警察所，击毙数名警察，缴获十余支枪和库存粮食万余石。7月12～14日，暴动队伍进攻库米什和胜金口的国民党守军，连遭失利，伤亡200余人，被迫撤退。7月16日，袭击七角井又失利，不得不退入科克牙山中。后被迫沿天山西行退却，于8月7日到达伊犁。
  上述事件说明，省联合政府已经破裂。1947年8月中旬，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赛福鼎等三区领导人从省政府所在地迪化返回伊宁。8月27日，赖希木江·沙比里、安尼瓦尔·汗巴巴等三区领导人最后一批撤回伊宁。
  三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和支持。1946年11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三区有7名代表。会议期间，阿巴索夫与中共取得联系，中共驻南京负责人董必武与之会见，并决定派彭国安（又名彭长贵，化名王迪南）携电台随往新疆。从1947年7月起开始工作，抄收新华社消息，供民主报和其他报纸采用。
  194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在莫斯科的邓力群带1部电台和3名报务员到新疆。临行前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指示。“指示我（邓力群）的身份是中共中央联络员，任务是了解三区革命政府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组织等方面的情况。同时沟通三区方面与北京党中央之间的联系，通报情况。另外，中央交给我的一个任务是邀请三区方面派遣代表参加即将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①。
  三区方面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他们已将人民解放战争和三区革命联系在一起。1949年5月11日，阿巴索夫在演说中说：“今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向全国的胜利迅速发展着。”“从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观点来看，也证明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有着密切联系”★省联合政府破裂后，三区人员撤回伊宁，在军事上，三区的军队仍与国民党军队对峙，国民党军队之所以难以东调参加内战，三区起到牵制兵力之作用。
  8月14日，邓力群一行从苏联首都莫斯科经阿拉木图到达伊宁，次日就建立起“力群电台”。之后，通过该电台收发了大量电文，开通了三区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8月17日，邓力群与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别克、阿巴索夫会面。阿巴索夫亲自担任翻译，会见的气氛非常融洽，邓力群传达了中央对三区的慰问和评价。三区几位领导人表示：第一，感谢中央的关怀；第二，衷心地服从中央的一切指挥和决定；第三，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三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财政、民族等情况。
  8月18日，毛泽东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主任身份，致电新疆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和阿合买提江，其中表示：“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②。
  8月20日，阿合买提江以特区人民代表名义致电毛泽东，电文：“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感谢，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③。
  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别克、阿巴索夫、达列里汗、罗志5位代表8月22日从伊宁乘汽车出发，绕道苏联换乘飞机去北平。不幸飞机失事，8月27日在外贝加尔山撞山坠毁，机上17人全部遇难。
  毛泽东为遇难烈士发了唁电并写了碑文。唁电：“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国人民永远纪念”④。9月7日，三区又选派赛福鼎（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常委）、阿里木江（塔城专员）、涂治（新疆学院教授）作为代表，经苏联到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在新疆和平解放的进程中，三区服从中共中央，积极配合，为之作出了贡献。
  第三节白俄军逃入伊犁事件
  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俄国难民和残余白匪大量涌入新疆，对此，新疆当局作了较为妥当的处置。
  1912年后，有3000余户俄属哈萨克牧民逃入中国伊犁地区。1914年，新疆政府与俄方交涉，俄领事称难民已被取消俄国国籍，拒绝接收，新疆政府本着人道主义，将这批难民接受入中国国籍，安置于空余牧场。1916年9月，俄国境内的大批哈萨克、维吾尔和柯尔克孜等民族爆发大规模起义，结果遭到沙俄政府更残酷的屠杀，为求生存，大批难民涌入新疆。据当时统计，逃入新疆的难民在塔城有6～7万人，伊犁地区有16万人，基本上是哈萨克族；乌什、喀什一带5～6万人，多为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回族，总计约30万人。还有60余万头（只）的牲畜，给新疆造成一定混乱。新疆当局对难民采取的措施：一是择地安置，伊犁、塔城的10余万难民，就安置在伊、塔各县山区；二是进行管理和防范，杨增新规定不准对难民动用武力，妥善劝导安抚，以防生变；三是与俄方交涉，赦免接回，但收效甚微。直到1918年秋冬，大部分难民才相继回国，其余入中国籍。
  大量白俄败兵涌向新疆，尤其是伊塔边境，给新疆造成巨大的压力。面对比较复杂的形势，执政新疆的杨增新，对白俄败兵和难民做了较为妥善的处置。
  1918年，沙俄驻塔城领事向新疆当局提出，集结在新疆境外由阿连阔夫率领的1200名白俄败兵要由苇塘进入塔城，借道伊犁去进攻萨马尔罕的苏联红军。白俄的目的是占领伊犁、塔城，妄图将新疆变成反攻新生苏联政权的基地。杨增新以交通不便、粮草供应困难等理由拒绝了俄方的要求。同时急电中央与俄国使馆交涉。之后，俄方一再提出此类要求，均被拒绝。他们便在伊犁、塔城不断制造事端，驻塔城俄军残杀中国平民，抢夺牧民牲畜；驻伊犁领事吕巴秘密逮捕和杀害俄侨民中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人士，并企图在伊犁非法征兵。由于杨增新对俄国新旧两党实施中立政策，对俄内政不加干涉，所以，白俄企图变新疆为反苏基地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白俄败兵在苏联红军的追击下，严重侵扰中国西部边境，尤其是伊犁、塔城一带。西部边境“无一处不吃紧，无一处不筹防”①。伊犁、塔城边界，白俄军队常常强行越境，抢掠财物，杀害商旅边民。杨增新多次请求北京政府调遣人力物力加强边防，但未能得到回应，只能自行筹划解决。杨增新为稳定局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调兵遣将，同时征兵，加强伊犁、塔城的边防。1919年冬季，杨增新训令塔城道尹汪步端，白俄败兵要入我边卡，必须先解除武装，武器全部收缴。同时电告北京政府，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与俄方交涉，不许白俄武装军人进入中国国境。1920年，沙俄驻塔城领事照会中方，称“分散各处之白俄军队将全部转移到中俄边界地区集结，所有俄国人民由七河省携带财物逃难至中国者，中国官方应勿留难阻止，中国因此所花费用，俄国政府自应担任赔偿”②。此照会被新疆当局拒绝，并警告俄方不可借口两国同盟而破坏中国边局。被红军击败的沙俄政府承担赔偿显然是谎言。同年3月，大批俄国难民和白俄败兵涌向伊犁、塔城边境，已无法阻止越境进入中国。为此，杨增新多次给伊犁塔城官员指示处置办法。在3月26日给塔城道尹的电文中，对越界逃命的败兵处置要点：如果万难阻止，可照依公法令从速解卸武装，再行放令入卡；巴克图卡营盘应多派车辆驼只前往，将俄败兵所卸武装速解塔城点收，以免存留在巴克图致生危险；从苇塘入境的败兵，应在塔城游牧地方择地安置，派兵监视，供给粮食柴草等；败兵的马匹要勒令交出，由中方牧民代为饲养，以防节外生枝；对追击败兵的新党军队声明解释，败兵已遵照国际公法解除了武装，因此不能越境追击。
  3月27日，7000余名白俄败兵解除武装后，在军官巴奇赤率领下从巴克图入境。有数千难民也相继入境。次日，红军也到达边境，受到中国关卡官员的阻止而未能越境。白俄军官阿连阔夫是沙皇的女婿，蛮横傲慢，他企图率部从塔城入境，遭到中方拒绝。之后他又打算从伊犁强行入境，率领2600名败兵，携带枪炮等兵器，集结在霍尔果斯卡外，气焰嚣张。当时伊犁守军薄弱，难于对付，形势危急。伊犁镇守使杨飞霞在向霍尔果斯增派军队的同时，命令白俄解除武装，并巧施计策，迷惑对方，在霍尔果斯边境地带不断增添毡房，点火生烟，形成边境增援日盛的假象。又令骑兵在马后拖树枝在道路上来回奔跑，尘土飞扬。阿连阔夫在霍尔果斯河对岸瞭望中方，帐篷密布，烟雾缭绕，大道上尘埃弥漫，因此断定中方边境沿线必有重兵把守，且兵力还源源不断与日俱增。当气度非凡、着陆军中将戎装的杨飞霞与之交涉时，他更为之震惊，心中发虚，不得不放下武器。
  从塔城附近先后入卡的白俄败兵约1万人，战马9000多匹，武器大部分被收缴，约有两成左右被其隐藏，掩埋在旷野，战马只交出一小半，一大半仍在他们手中。难民有万余人，军民军需妥善安置。白军按500～1000名编队，分别安置在额敏县南山一带，此地离塔城100余公里，马匹雇用当地蒙古牧民代为放牧，每日每人发放口粮一斤半。1000多名军官分散安置到当地哈萨克、蒙古族部落中，并严格监视其行动，防止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难民安置到靠边境的巴拉噶什地方，每日每人发放口粮1斤。粮食从迪化、昌吉、呼图壁、绥来等地运往，在塔城加工成馒头发放。白军和难民都住在新修建的简易房屋中，能够避寒过冬。从霍尔果斯入境的2600多名白军被安置到博尔塔拉地区，他们也将精良武器隐藏了起来。
  白俄败兵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听说日本将要援助沙俄，并蠢蠢欲动，图谋暴动，由于中方事先防范，白军才不敢轻举妄动。之后，新疆当局与苏方多次交涉，苏联政府终于允诺赦免并宽待白俄败兵和俄难民，多数难民陆续返回俄境，败兵有一小半返回，一大半留下。而阿连阔夫、杜托夫等军官及一部分士兵拒绝回国，这些人有较强的战斗力。阿连阔夫企图发动暴乱，欲占领伊犁、塔城，反攻苏联红军。苏联红军和中方都加强了防备，使其阴谋未能得逞。阿连阔夫又提出要带千余人经迪化去喀什，企图占领南疆，遭到新疆当局拒绝。9月，以阿连阔夫为首的军官、士兵被安排进驻省城迪化，他们企图闹事。10月，阿连阔夫等被分为5批送往奇台。翌年1月6日，阿连阔夫等在奇台发动暴乱，结果被平息。阿连阔夫等被迫缴械投降，这批人被分散押送入关，阿连阔夫被秘密逮捕扣留在迪化，两年后送其入关，在酒泉被冯玉祥部扣留并引渡苏联，不久即被处决。杜托夫在伊犁响应阿连阔夫暴动，被杨飞霞镇压。
  1921年5月10日，巴奇赤部与诺为阔夫部汇合，有万余人。他们拒绝回国，并策划将新疆变为反苏基地，对新疆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杨增新被迫同意与红军联合，消灭巴奇赤为首的白俄军。红军允诺过界后不侵犯中国主权，战事结束后立即撤回本国。5月24日，红军2000余名从苇塘子入境，在中方配合下，捕获白俄军950余名，巴奇赤率部在阿勒泰等地逃窜。9月1日，4800余名红军由斋桑向阿山推进，9月3日攻下布尔津，9月6日攻下承化寺（今阿勒泰），俘获白俄军近2000名，其余逃散，巴奇赤率残兵300余名向科布多逃窜。至此，窜新白俄全被平息。9月末，红军全部退出境外。杨增新以有限的兵力，妥善处理了此事件。

①《清实录·宣统政纪》卷五十一。 ①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转引《新疆简史》第三册，294页。 ②《清实录·宣统政纪》卷五十一。 ①《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8页 ①《新疆三区革命史》，民族出版社，1998，24页。 ②《赛福鼎回忆录》，华夏出版社，1993，298页。 ①《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23～24页。 ②《新疆三区革命史》，32页。 ③《新疆简史》第三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38页。 ①《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30页。 ②《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34页。 ①《赛福鼎回忆录》，363页。 ①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305页。 ②《张治中回忆录》下册，546页。 ①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①阿巴索夫：《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六辑，9页。 ②《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308页。 ③《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311页 ④《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339～340页 ①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三。 ②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