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旗屯，顾名思义是清代八旗民众及其官兵屯垦的形式，也是清政府为解决八旗驻防军民粮食供给、减轻其财政负担的有效方式之一。在清代伊犁屯垦形式中，旗屯效果最佳，并且其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清代伊犁开发建设过程中最显著的农业开发形式。清代伊犁旗屯，包括锡伯营旗屯、厄鲁特营旗屯、察哈尔营旗屯、索伦营旗屯、满营及新满营等旗屯，其屯垦区涵盖伊犁河南察布查尔地区、霍城地区、博尔塔拉地区、塔城地区、伊宁市地区、伊宁县及巩留地区等。其中成效最显著的是锡伯营。
  一、锡伯营旗屯。锡伯营位于伊犁河南岸察布查尔地区，由锡伯族组成。他们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自盛京（今沈阳）等地迁来进驻察布查尔地区的，同年组成了锡伯营，成为伊犁四营之一。察布查尔地区原为蒙古准噶尔部游牧和屯垦区之一，后来成为其贵族统治中心。明末清初，准噶尔统治者为了解决军需，开始在此开挖渠道，开荒种地，形成了几处小的屯垦区，如海努克屯垦区、霍吉格尔屯垦区、绰霍尔河屯垦区等。准噶尔统治者从南疆带回不少善于种田的维吾尔族农户，在上述地区开荒种地，收到了一定的成效。4000多名锡伯族军民迁驻察布查尔地区，首先要解决的是口粮问题，因为锡伯营是“外八旗”，其八旗官兵“有银无粮”，与满洲八旗官兵“有银有粮”相区别，就是说锡伯营官兵只有官俸，口粮则要自己解决，这就促使该营官兵在进驻察布查尔的当年春季就开始了择地垦荒，自耕自食。起初他们主要选择霍吉格尔和绰霍尔河流域等地开荒种地。霍吉格尔（今金泉镇）原为准噶尔部贵族行营地之一。这里常年有自乌孙山融雪下来的水可以浇耕地，依此，锡伯营镶黄旗军民就利用该泉水耕种原准噶尔部开垦的土地，以解决部分军民的口粮。绰霍尔河流域垦地面积较大，而绰霍尔河是伊犁河的小支流，在准噶尔时期为开垦沿河流域的土地发挥了很大作用。锡伯族军民进驻该地区后，首先从该河挑取一条水渠，在渠道两岸开垦了许多荒地。据资料反映，开垦面积近万亩，暂时解决了军民的口粮。但该渠流域可耕地有限，无法再扩大耕种。当时，锡伯营人口增加出现了一次高峰，导致土地不敷耕种，粮食短缺，旗民生活困难的局面，使锡伯营统治阶层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一攸关八旗军民生存的问题，当时的锡伯营总管图伯特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了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即计划从伊犁河引一条新渠，让其横贯八旗各牛录，将成倍扩大耕地面积，以扶全营军民生存之危。图伯特的方案虽遭到部分同僚的置疑和反对，但经过多次论证得到了伊犁将军、本营领队大臣及宗教人士的支持。于是1802年开工，经过6年奋战，1808年挖成了一条深3米余、宽4米、总长100余公里、横贯锡伯营八旗的水渠，时称“锡伯渠”或“锡伯新渠”（与旧有的绰霍尔河相对而言）。后来因龙口之山崖曰“察布查尔”，与锡伯语粮仓意相近，故名“察布查尔布哈”（察布查尔渠），后习惯称呼察布查尔大渠，并延续至今。
  察布查尔大渠修成后，八个旗陆续开垦荒地78700多亩，后又不断扩垦，耕地面积达到近10万亩，随之锡伯营开始实行官兵“随缺地”（旗地制）制度，总管分地400亩，副总管300亩，寺庙香火地404亩，佐领200亩，防御180亩，骁骑校120亩，领催、委官、披甲各60亩。自此，锡伯营八旗的旗屯成为伊犁驻防八旗的典范，尤其是为驻防满营学习耕种提供了榜样，使19世纪初始，伊犁将军多次令满营军民“仿锡伯营之例”习耕种，以资自耕自食。另外，还不断自锡伯营抽调懂水利技术的人员帮助满等营搞水利建设，为伊犁其他地区的屯垦出力。二、索伦营旗屯。伊犁索伦营由鄂温克和达斡尔族组成。迁到伊犁，其政治经济待遇也和锡伯营一样，官兵俸禄由国家负担，但“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①。这就客观上要求他们除了驻守卡伦和台站、赴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换防、蓄养官牧场牲畜外，还要垦荒种地，自耕自食。1764年春季，当第一批500名携眷官兵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明瑞就亲临索伦营访察，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等情况，根据他们的实际决定让其农牧并举，并就此向清廷奏称：“查得，索伦等移驻伊犁，其生计多半依靠种田及狩猎。令伊等抵达时，正值种田之际，令其妥善垦种，可及早得利，以便供给。故奴才等留有其承应官差。出行狩猎、牧放孳生官畜之时间，并计其耕作能力及足够食用，每户各拨给耕地亩。又按其食用之喜好，由仓存内动支小麦50石，青稞50石，黍子150石作为籽种，按原先所奏赏给”。这说明，第一批500名官兵及其眷属共计1421人，在抵达伊犁的当年便投入了垦荒种地。但是，第二批500名官兵及其眷属共计1417人，因于1764年7月26日才抵达伊犁，错过了垦种季节，于是伊犁将军次年才照第一批军民之例，按户分地8亩，并赏籽种垦种自食。以上述户均亩数计，索伦营当时垦种近8000亩地。
  索伦营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将其安置于今霍尔果斯河以东以西落村，将第一队鄂温克族安置在河西，第二队（达斡尔族）安置于河东。从当时的生产实际看，鄂温克族原为狩猎民族，并不适于农耕；而达斡尔族从事过少量农业。由鄂温克族组成的左翼四旗因处霍尔果斯河以西，故称西四旗，他们在奎屯河、萨玛尔河流域游牧的同时，还进行少量屯垦，但收效甚微。他们迁去不久，便遭瘟疫流行，军民死亡数百。在18201828年平定张格尔之乱中，索伦营官兵冲锋陷阵，死伤很多。致使先后两次出现兵源枯竭的现象。为此，清政府分别于1798年和1833年，两次从锡伯营抽调青壮年“闲散”260户、计1279人补充索伦营西四旗。自此，西四旗的屯垦规模大为扩大，自耕自食能力大大加强。索伦营东四旗的达斡尔族一开始就在霍尔果斯河以东地区择地垦荒，屯垦规模不断扩大，较好地解决了自身的生存问题，使其成为地道的农业民族。
  三、察哈尔营旗屯。察哈尔营军民是1765年左右进驻博尔塔拉地区的。蒙古族系游牧民族。因此，察哈尔蒙古自张家口外迁来时便赶着数万只牧羊和其他牲畜迁来的。在博尔塔拉地区他们主要以畜牧为主。在伊犁驻防八旗中，察哈尔营也和锡伯、索伦营一样，官兵也是“有银无粮”，口粮要自耕自食。为此，他们在畜牧的同时，还实行少量旗屯。初期“皆依博尔塔拉河岸。河北之田，引用河水（即博尔塔拉河）灌溉”。据资料反映，其屯垦面积约有3200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伊犁将军明瑞曾视察察哈尔营农田，并向清帝奏道：察哈尔营“虽有数块遭受冰雹，并不甚严重，其余农田长势均好，俟收成后，足够食用”。另外，驻防塔尔巴哈台的察哈尔蒙古军民为解决军民口粮，也择地垦荒。1767～1769年间，其所种谷子、小麦、青稞等连续几年丰收，为此，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向清廷上奏，汇报察哈尔营自耕自食的情况。
  1771年部分东归的土尔扈特蒙古被清政府安置伊犁游牧，察哈尔营主动接纳渥巴锡所属的500户安置于博尔塔拉，帮助他们垦荒种地，得到伊犁将军的嘉奖。之后因察哈尔营人口不断增长，原有耕地不敷耕种，出现粮食紧缺的局面，为此，从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在锡伯营军民的帮助下兴修水利，先后开挖哈尔布呼和相根布呼（即博乐原湟渠）渠，随即扩大耕地面积，有效地改善了察哈尔营的生存环境。
  厄鲁特营军民分布于特克斯、昭苏、尼勒克、巩留等地。该营人数较多，成分复杂，分布范围广，所编旗佐也比其他旗营多。厄鲁特蒙古与察哈尔蒙古一样，自古也是以游牧为生。但是，组建八旗后，在官兵“有银无粮”的条件下，只靠游牧不可能完全解决其军民的生存问题，为此，在主要以畜牧的同时，还从事小规模的屯田，如厄鲁特营上三旗6个佐领分别在敦达察罕乌苏、霍依图察罕乌苏、特尔莫图和哈木哈4地进行屯田；下五旗14个佐领分别在昌曼、哈什春稽布拉克、苏布台、浑多赖、衮佐特哈、库尔库垒、呢勒哈、大济尔噶朗、算珠图、特勒克、特古斯塔柳、沙喇博果沁、巴哈拉克、弩楚衮等16处进行垦荒种田。以上地区基本都处于河水流域，其收成都是有保证。他们不断摸索和总结耕作经验教训，使农耕技术不断提高，收成年年增加，粮食不仅自食有余，还有余粮出售他营。据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月二十三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223—12）记载：“据察哈尔、厄鲁特昂吉总管通噶岱、硕通、绰尔畚、署理总管车凌多尔济等呈请，我等两昂吉兵丁耕田，仰赖皇上洪福，收成颇丰，除来年收获所需口粮、籽种外，尚有盈余。我等情愿交出，用于何处，请将军、大臣等定夺，等语。奴才准其所请。厄鲁特两昂吉所交小麦、青稞共一千石，议定价银，卖给需粮石之人”。说明厄鲁特营的旗屯一开始就取得了成绩。据有关资料记载，厄鲁特营的旗屯面积约为3200亩。但可以肯定，清末其屯垦面积比上述面积一定有所增加。
  四、满营旗屯。伊犁惠远城满营和惠宁城满营组建之时，其军民总数已达18000多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伊犁将军府的安全，并驻守少数卡伦。在伊犁驻防八旗中，其待遇最优惠，官兵“有银有粮”，即官兵有俸银和粮银，眷属也由国家提供口粮，因而不存在进行屯田解决口粮的问题。但这对清政府财政来讲，是个沉重的负担。对此问题，清政府早在满族军民迁驻伊犁之初便有议论。如1764年1月乾隆帝上谕：“朕意伊犁地区甚肥沃，如田亩有余，仍酌量分给满洲兵丁，令其学习耕种”，这样“既得勤于力农，而于养赡家口、喂养马匹均有益”，打算满营屯田“一二年后，所得到银朱，俱应停其给放”①。但是，国家保证“有银有粮”的情况下，一方面满营内部无多大积极性兴办屯田，另一方面数任伊犁将军也未决意让满营屯田，故近40年满营一直未兴屯垦，而靠国家提供口粮。
  18世纪末，随着清政府财政负担的日益加重，对新疆的“协饷”问题也日益突出，尤其是满营的军饷日益成为清政府的沉重负担。伊犁将军不得不下决心令满营兴办屯田：“嘉庆七年（1802），将军松筠奏言：‘现在八旗，生齿日繁，因采近水，可种之田，于本年四月间奏明，由惠远、惠宁两满城，酌派闲散三百六十名，分此试种。虽为时稍迟，秋收通计，尚获十分有余”。伊犁将军派官兵屡勘惠远、惠’①之后，宁两城周围地亩及水利情况。几十年之内，在上述两城周围的14处，如惠远东南红柳沟、东北沿山一带、水泉子的附近、通惠渠以北、分水闸以北、一棵树南北以及惠宁城以东、以北、西北等地，广泛开渠引水、觅泉垦荒，成为继锡伯营之后垦荒屯田较多的旗营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至1812年，伊犁两满营旗屯面积已达64000余亩，屯丁达2200多人，人均屯田近30亩。在64000亩屯垦面积中，分“已分之田”和“未分之田”。已分之田均分布在城镇周围，由各旗自行管理，计有24000亩，八旗各有3000亩。未分之田均分布于离城较远之处，计有4万亩，由八旗闲散余丁合伙耕种，实行歇耕制。后来未分之田逐步纳入已分之田内，令其视为己业，不准许外人耕作或者“私卖民人”，一方面强令满营军民自己学习耕作，不致失去生存能力，另一方面防止旗屯走于形式，使耕地流入旗民以外之人。为防此类事件的发生，伊犁将军还制定了惩罚措施。说明满营旗屯存在较明显的问题。国家的优惠政策，培育了满营的八旗习气，八旗习气使其子弟不勤于劳作，或者坐享其成。对此，上自皇帝，下至伊犁将军都已意识到。
  1864年伊犁农民起义后，伊犁驻防八旗的旗屯遭到严重破坏。1866年后满营和索伦营基本不存在，其耕地彻底荒废。锡伯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勉强维持屯垦，但耕作面积明显萎缩，这是由于受到农民起义的缘故。尤其是锡伯营受冲击较大，在1864～1866年间，其旗屯田地大部荒废，八旗军民面临饥荒与瘟疫，死亡很多。
  清政府收复伊犁、建立新疆省之后，伊犁等地开始处理善后，即恢复八旗制度、招民屯垦、修理城池等。在惠远城恢复满营（时称旧满营），组建新满营。同时，锡伯、察哈尔和厄鲁特八旗也相继被“规复”，其以前的屯垦之地也全面被恢复耕种或加强耕作管理。但是，这时清政府的财政已是捉襟见肘，濒临崩溃，新疆的军饷一年比一年少。为摆脱困境，伊犁将军一方面决定裁减八旗兵额，一方面令八旗官兵直接参加屯垦，以图缓解军饷危机的局面。如1896年，伊犁将军令锡伯营挑选官兵200余人，派往巩留地区屯垦，筹建“大营盘”、屯垦获得成果之后，于1903年又将从新满营裁减下来的240名官兵“规复”，与其他八旗军编为“练军两旗”携眷派往巩留驻屯。次年又将旗屯改为私屯。在新疆建省之前的1868年年底，自俄境返回塔城的原索伦等营军民，与自阿勒泰撤回的锡伯、索伦营部分官兵被组建为“索伦部尖锐营”。1882年伊犁被收复，部分锡伯、索伦营军民返回伊犁，而留居塔城的原索伦营部分达斡尔和锡伯族军民于1895年被编入组建的塔尔巴哈台新满营。他们自进入塔城始，一方面参加建塔城新城的劳动，另一方面在塔城适宜垦荒之处，开凿渠道，垦荒耕种，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旗屯，为以后塔城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之前，伊犁各地都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局面，为民国以后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清政府大力提倡的驻防八旗的屯垦功不可没。这是在伊犁历史上值得重笔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