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最后戡定了准噶尔部贵族发动的叛乱，又于二十四年（1759）平息了南疆大小和卓之乱。从此清政府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为了确保对新疆地区的行政管辖和军事防守，清政府在伊犁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当时伊犁地区已驻有甘肃省凉州、庄浪的满洲兵，陕甘两省的绿营兵，黑龙江的达斡尔和鄂温克官兵及张家口外的察哈尔官兵。但仍感兵力不足，于是从盛京所属的沈阳等十五处，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抽调锡伯士兵1000名②、官吏20名，连其眷属3275名（实际为4200余人）迁徙到新疆伊犁屯垦戍边。据故宫《满文月折档》记载，锡伯军民迁到伊犁是分两批进行的。第一批为一千六百七十五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初十起程；第二批为一千六百人于同年四月十九起程，翌年七月到达伊犁霍城县芦草沟一带，③伊犁将军酌情“暂拨出乌哈里克城（今绥定）临时驻扎”④。
  锡伯族官兵从盛京（沈阳）启程时，原编为十个队（扎兰），各队分别由一个防御和一个骁骑校管束，⑤两队又分别由满族协领阿穆呼郎（盛京城镶黄旗协领）和噶尔赛（熊岳城协领）为总领队督促行进。队伍到达伊犁河北，在乌哈里克城休整期间，伊犁将军将十个队编缩为六个旗（牛录）。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伊犁河结冰后，清政府议定将其再迁移到伊犁河南岸定居，分别择霍吉格尔、巴图蒙克、绰豁罗拜兴、厄尔格穆托罗海、塔什布拉克等地落村，基本上形成现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雏形。锡伯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组建的。锡伯军民迁到伊犁河南岸以后，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于“户口日增，佐领六员，管理不敷，”增加佐领八员按八旗分别管辖。①即由原来的六旗（六个牛录）增设到八个旗，完成了锡伯营八旗的编制。每旗颁发纛帜。同时，清政府对伊犁地区各营纛帜进行了统一规格。②
  锡伯营八旗和满营八旗相同，有正有镶，分为左右两翼。镶黄旗（一牛录）、正白旗（三牛录）、镶白旗（五牛录）、正蓝旗（七牛录），以上四旗为左翼；正黄旗（二牛录）、正红旗（四牛录）、镶红旗（六牛录）、镶蓝旗（八牛录），以上四旗为右翼。营设领队大臣一员（初期均由满族担任），总揽边防事务，随伊犁将军驻惠远城，③设总管、副总管各一名，管理八旗事务，其办事机构为“总管档房”，设于本营。设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领催三十二名，委蓝翎侍卫四员（由领催和披甲内挑补，轮驻卡伦），委笔帖式二员。④自道光年起又添设了前锋四十名，委前锋校四名，锡伯营左右两翼各添防御二员。⑤牛录（旗）是锡伯营最基本的单位，八个牛录（旗）分别设置办事机构曰：“旗下档房”，设佐领、骁骑校各一员，领催四员，管理牛录的军事、生产及民间诉讼等一切公务。每旗设兵丁150～300人不等。八个牛录都设有粮仓，囤积公粮，春耕时图50锡伯营图51锡伯营图52锡伯营由旗下档房主持发放籽种八旗总管旗八旗佐领旗八旗领催旗等。同时还设有官牧场，由旗下档房直接经营，发展牛录的集体牲畜，以备各兵丁当差和其他公务使用。每个牛录还设有监牢、兵器库等。旗下档房有权判决民间诉讼。每个牛录形成一个村落，亦是一个作战单位和生产单位。每个牛录都筑有城墙，上有垛口，以备兵燹，城墙周长视其大小而定，六七里至十里不等。
  锡伯营上下级官吏的俸饷，与其他旗营官吏的俸饷一样，由清政府发放。总管俸银每年一百三十两，副总管俸银一百零五两，佐领俸银每年一百零五两，骁骑校俸银每年六十两，轮住卡伦空蓝翎，每年盐菜银六十两，委笔帖式每年盐菜银三十六两，领催每年钱粮银三十六两，披甲每年钱粮银二十四两。①锡伯营无官给口粮，实行官兵“随缺地”制。总管分得土地480亩，副总管360亩，佐领240亩，防御180亩，骁骑校120亩，委官、领催、披甲各60亩。由于实行官兵“随缺地”制度，凡年满18岁的青年，都踊跃参加每年举行的“伍克辛”（披甲）的考选。当时被选入披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选不上即成“苏拉”（闲散），而得不到份地。每旗对旗兵的选拔和训练非常严格。锡伯营规定每年秋收后实行练军制度。锡伯营每年春秋两季在旗（牛录）教场，设跑马沟一道，在一箭之地（50米）立三个箭牌，射手在跨马急驰时射三箭，三箭都射中者为第一，另外又进行步射，射中红心者为第一。因为考试由佐领负责进行，故称佐领阅兵。在训练中，如果骑射和步射都取第一，就被选拔到总管教场去试射，参加总管阅兵，由总管评定成绩，故称总管阅兵。达不到训练要求的士兵要受到各级官员的严厉训斥和体罚。所以锡伯营在伊犁四营中素称“劲旅”，战斗力很强。
  锡伯营八旗作为军事性质的组织，起初，其主要功能，首先是防守卡伦，守卫台站，保卫内部的安定；其次屯垦，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建设边疆。
  清代在新疆的卡伦有常设、移设和添设三种。在伊犁地区，锡伯营所辖的各种卡伦有十八处。②即固尔班托海、安达拉、沙巴托海、托里、玛哈沁布拉克、春稽、乌里雅苏台、额木纳察罕乌苏、辉图察罕乌苏、塔木哈、察罕托海、托赖图、沙喇托海、额哩音莫多、头勒克、察林河渡口、塔木哈色沁、大桥。其中常设卡伦四座，移设卡伦十二座、添撤卡伦二座。以上“各卡相离数十里至百余里之遥，每卡仅设弁兵十余名及三十余名不等，惟按月周巡，可期声势联络..每月派总管副总管佐领等一员，各带兵丁三十名，于该管卡伦挨次行查，至各营交界会哨，其中隔大山，无路可通，及所管各卡伦隶于境内者，均每须巡查会哨，统计..每月各派官兵会哨一处”1.
  除驻守上述所属卡伦之外，锡伯营还派官兵协助伊犁河北之索伦营驻守辉番卡伦和崆郭罗鄂伦卡伦；协助厄鲁特营驻守沙尔雅斯等卡伦。以上各处卡伦，除两处之外，其余都因不平等条约而被沙俄割占。
  锡伯营守卫台站，主要在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尔（今喀什）两个地区。②据满文《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记载，锡伯营派官兵赴塔尔巴哈台地区守卫台站，始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赴喀什噶尔地区守卫台站，则始于嘉庆二年（1797）。赴塔尔巴哈台的换防兵，不挈眷，亦非长期驻扎。起初为两年更换一次，每年更换一半。换防官兵百余人，其中佐领一名，骁骑校一员，兵100名。嘉庆十二年（1807）后增派30名，计130名。③每年春秋巡查卡伦两次。④驻防官兵的俸银，佐领每月支盐菜银六两，口粮一百五十斤，骁骑校每月支盐菜银二两，口粮九十斤。兵每名支盐菜银一两七钱，分口粮四十五斤，茶叶半斤。⑤换防锡伯兵俱自带马两三匹不等，军械具全。换防官兵之中一部分留城听差，一部分在外坐卡巡视以外，还驻守军台（色特尔莫多台，临额密尔河）。驻守军台的锡伯官兵同察哈尔、厄鲁特兵一起专管渡送折报公文等事。⑥赴喀什噶尔的换防官兵，亦不挈眷，轮班更换，初期每年“俱令平半更换”⑦，后改为三年，仍分两批分期更替，兵额为150名，⑧战时不受此限。换防喀什噶尔的锡伯兵，道光八年（1828）以前向无马乾，官兵所骑马匹俱系自行喂养。道光八年始，清政府才规定每匹马日给料三京升。⑨换防形式：当第一批官兵期满之后，伊犁将军派领队大臣一员率领锡伯营新派官兵，至喀尔喀拉草原牧马五个月，待至七月间，逾越喀拉湖达坂至乌什，同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亦派领队大臣一员，率领期满之换防官兵，巡查边界至乌什，将该官兵交伊犁领队大臣带回伊犁，将新来官兵由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验收带回喀什噶尔操防。①锡伯营除了驻守卡伦和守卫台站以外，还为保卫内部安定和抵制沙俄的侵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世纪20年代，匿居浩罕的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在浩罕汗的支持和英帝国主义的参与下，进犯新疆南部，戕害无辜的群众。锡伯营总管额尔固伦，奉伊犁将军的命令率领锡伯、索伦营之锡伯子弟六百九十余名②奔赴南疆，配合清军剿匪。1826年，张格尔的叛军先后攻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四城之后，逼近阿克苏，企图全歼清在南疆的驻防官兵。当时，清政府派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以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军务，并调派各省官兵三万六千余名汇集于阿克苏，准备进剿张格尔叛军。③叛军逼近距阿克苏仅八十里的浑巴什河，企图强渡过河，攻占阿克苏城。额尔固伦所带领的锡伯官兵300名内抽调200名过浑巴什河，防河堵剿。张格尔率6000多名叛军数次企图强渡浑巴什河，都被防河的锡伯官兵和清军一一打退；防河官兵“与贼交仗，官兵奋力向前，杀毙贼匪百余名，夺获马匹器械长号等物”“余贼即已退散”④。但张逆仍贼心不死，纠集残余于1826年9月23日自托什罕偷，渡，清军英勇抵御，经过连夜激战终于打退了敌人，使“贼众溃散，痛加剿戮，贼首奔窜..统计临阵剿杀，及坠马落河伤毙，并搜获活贼，共一千数百余名..杀戮净尽，并将其贼首库尔班素皮就地歼戮”锡伯官兵两次杀毙贼匪多名”荣立战功，总⑤。在这决定性的浑巴什河战役中，“管额尔固伦被清政府授以防御补用。在整个南疆战役中，锡伯族官兵始终和各族军民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陆续攻破被叛军占据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张格尔被打败，逃窜卡外之后，锡伯族官兵一部分防守台站，一部分利用懂维吾尔、哈萨克等语言的便利条件，探察敌情，将所探到之敌情及时禀报清政府。张格尔流窜于木吉、阿赖、拉克沙、达尔瓦斯等地，最后带着200多人逃到柯尔克孜族萨雅克部落的游牧地托古斯托罗，还想卷土重来。1828年，张格尔乘清军除岁不备之机，重新纠集500多人，潜入阿尔图什庄，遭到维吾尔族人民群众的英勇反击，使叛匪未能立足。张格尔便由原路窜逃，清朝将领杨芳率领兵民6000余人追击。张格尔走投无路，逃往喀尔铁盖山上，各族军民将山团团围住，杀声震天，张格尔见末日来临，欲拔刀自勿，总兵胡超、段永福，锡伯马甲讷松阿、舒兴阿等奋勇上前，将其活捉。①
  1830年8月，玉素甫和卓（张格尔之兄）在浩罕的挟持下进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锡伯营总管两次带锡伯营官兵，出征南疆，与清军和维吾尔兵紧密配合，英勇奋战。12月，清军先后将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两城解围。玉素甫和卓仓皇逃走。
  1864年（同治三年），全疆爆发了反清的农民起义，革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然而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封建主、宗教上层所篡夺。以迈孜木杂特为首的封建主乘机在伊犁建立了“苏丹汗国”，对各族人民进行血腥统治，锡伯营人民也遭到空前浩劫。
  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对伊犁各族人民进行殖民统治。沙俄强占伊犁之后，即强行废除伊犁地区原有的行政建制，而将沙俄在哈萨克及中亚地区的殖民制度强加给伊犁人民。他们在伊犁派驻少校一名，作为最高殖民长官。在固尔扎城（今伊宁市）、博罗布噶苏（位于今伊宁市东北）、海努克回房（伊犁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海努克乡）、绥定城等地分安俄官四名，管理各众，②沙俄肆无忌惮地将我国的伊犁定属于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所管辖的斜米列契省。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从伊犁迤西图尔根起，北面至伊犁城（即惠远城）东城固尔扎，安俄台五处，各处把守，水泄不通，日向各营逼勒银物，索要户口册籍”③。
  沙俄为了永远霸占我国伊犁，逼迫当地驻防各营兵民及各族人民降服俄国，他们的这种逼降活动遭到各营军民的坚决反对。锡伯营军民同沙俄做了激烈的斗争，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俄国屡次交办之事，拒不遵办”，并且将伊犁情形禀告伊犁将军。④锡伯营防御吉尔噶布、委官德本泰因反抗沙俄的殖民统治而被沙俄官兵鞭打。⑤当时他们的抗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锡伯营军民的斗志，他们表示“同心能死不降外夷”⑥，给侵略者以应有的痛击。在伊犁各族人民的反抗之下，沙俄的反动殖民统治无法顺利推行，使沙俄殖民统治者为之很恼火。沙俄占领军队“伊犁各营人存二心”，坏伊犁之事之祸根为由。⑦对喀尔莽阿看押凌逼，百般侮辱，并且以流放俄国西伯利亚相威胁，对他限期离开伊犁，最后终于在1873年1月26日（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九日）派兵将他全家逐出伊犁。喀尔莽阿只得携带家眷，暂时离别自己的故乡，投奔荣全在塔城建立的行营。喀尔莽阿到塔城后又奉荣全、金顺之命与察哈尔营兵民和锡伯营军民在博尔塔拉及车排子等地兴修水利，开荒造田，①囤积军粮，为左宗棠收复伊犁做好物质准备。
  1912年，伊犁爆发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革命党人将原来的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组成国民革命军，在杨缵绪亲自领导下，开赴乌苏、精河一带，阻击前来镇压起义的袁大化军队。锡伯营派出的2000名子弟兵中就有100余人为拥护共和制、反对帝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锡伯营军民在防守卡伦、守卫台站和保卫内外安定的同时，曾对索伦营在兵源上进行过援助。素称“劲旅”的索伦营，由于频繁的差役，人口逐年下降。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遇有甲缺挑选之际，竟不得壮年之丁..挑选时不得不由幼丁内择其身材稍大者挑取”②。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壮闲散余丁甚少..不敷拨用”③。能勉强从幼丁内挑取稍大者，充当披甲，胜任守卫伊犁地区索伦营所管辖的卡伦、台站及塔尔巴哈台换防之任务。到嘉庆元年（1796），索伦营天花病流行，营民死亡很多，本来就元气大伤的索伦营，更是一蹶不振，兵源更加枯竭。因此，嘉庆二年（1797），清政府决定“由锡伯部落拣选一百六十户”④编入索伦营，与索伦营兵民共同屯垦戍边。从此“派赴喀什噶尔屯戍索伦兵三百名..即与索伦锡伯两部内，均匀拣派⑤。由于频繁的差役调拨索伦营的军民仍不敷使用。“”索伦部落之闲散余丁，俱未成丁，难以续挑马甲”，因此道光十三年（1833），清政府又决定“由锡伯挑选一百户，移居索伦部落，以备挑选马甲”⑥。两次共抽调二百六十户，一千二百七十九人，均编入索伦营左翼四旗。⑦从此在索伦营出现了“锡伯索伦”之称。1865年，索伦营因受封建割据势力的攻击，流落到苏联境内。后回到塔城苇塘子屯驻。1881年（光绪七年），清政府收复伊犁，清政府恢复旧制后，又恢复了伊犁地区的四营制，将这批驻扎在塔城的索伦营官兵留守塔城131人，其余全行撤回伊犁，⑧驻扎在新划定界霍尔果斯河以东。今日居住在霍城县伊车嘎善和塔城的锡伯族即他们的后裔。
  锡伯营作为军事性质的组织，除防守卡伦，守卫台站，保卫内部安定之外，它的生产职能也是不能忽略的。锡伯营自组建以来，兴修水利，自耕自食，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作出了贡献。
  锡伯族是古老的民族，原是个狩猎部落，但很早就转为农业民族。锡伯族生产的“锡伯米”17世纪已负有盛名。1682年，曾从吉林伊屯口带运2500石到黑龙江边防，作为抵御沙皇的军粮。可见当时锡伯族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西迁的锡伯族官兵到达伊犁之后，伊犁将军亲临访察，了解到“锡伯兵在原籍之生计，与民杂居城寨，仅以务农为生”。于是，奏称锡伯兵“今移住此地，当并农牧并重，致力于此。若伊等住在城内，则于农牧皆无裨益，若依照察哈尔、厄鲁特之例，竟令游牧，则察其情形，非惟一时之所不能，亦难善务农。理合指给便于耕种，近于放牧之地，令其居住，方于诸事皆有裨益”①。于是决定将锡伯族官兵安置在防务空虚的农牧皆宜的伊犁河南岸，择巴图蒙柯巴克、绰豁罗拜兴、豁吉格尔巴克等地，自行修建房屋，按旗（牛录）驻防屯田。清政府借给籽种，并将乌里雅苏台所借给锡伯营的马匹牲畜作价折扣，作为该营的耕畜。②从此锡伯营官兵在祖国的西北边陲，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家园。
  锡伯营驻防伊犁河南岸之后，首先疏通了当地原有的一条绰合尔渠，利用这条长达一百八十里的大渠，引水造田，垦种一万多亩耕地，不向清政府伸手要粮，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多，现有的耕地渐渐不敷耕种。到嘉庆年间耕地和人口比例失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锡伯营原疏通的绰合尔渠，北岸地方狭隘，耕地不能扩大；南岸地势高阻于山崖，苦于无水。而且“锡伯营向无官给口粮米面”③亦无“滋生银两”④，因而严重威胁着锡伯营人民的生计。在这重要关头，嘉庆七年（，1802），锡伯营总管图伯特根据锡伯营人民群众的意见，创议在绰合尔渠南面开一条新渠，并确定在察布查尔山口南引伊犁河水，自岸上开渠的具体方案。当年农历十月在全体锡伯族的支持下，正式动工。各牛录共抽调四百多个劳动力，编成两个大队。总管图伯特不顾同僚的种种责难，依靠人民的力量，经六年辛勤劳动，终于在嘉庆十三年（1808）完成了一条东西长二百余里，伊犁地区引伊犁河水较早的大水渠的修建，命名为“察布查尔大渠”。察布查尔渠一经凿通，滔滔的伊犁河水源源流进亘古荒原。锡伯营的耕地不断扩大，开垦了七万八千多亩荒地。
  锡伯营兴修水利，不断开荒造田，生产连年发展，不但不领国家口粮，自耕自食，而且还发展畜牧业。锡伯营总管档房和旗下档房下都设有官牧场（属公有），牧放马、牛、羊以备官兵当差骑用和解决官兵的食肉问题。锡伯营官兵当差、换防、巡卡，所用马匹及食肉牲畜俱自行喂养。官兵当差、换防、巡卡，所骑用马匹，向无马乾，至道光八年（1828）之后，换防喀什噶尔的官兵配给马乾三京升①，换防官兵的负担有所减轻。锡伯营发展畜牧业的同时，每家每户还养猪、鸡、鸭等家禽，发展家庭副业。锡伯营兴修水利之后，粮食逐年丰收，于是每一个牛录设立公仓贮存余粮补济歉收年景。当时伊犁锡伯营在伊犁诸营中最富庶。锡伯营生产自理，自耕自食为其他营树立了榜样。所以1804年（嘉庆九年），伊犁将军松筠提议八旗兵“应按照锡伯营八旗屯种之制，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自食，某人耕种者，即为某入世产”②，在满营八旗也开始实行屯田。1812年，清朝军机处在讨论伊犁八旗兵屯田问题时提出应“按照驻防锡伯营屯种之制，养鸡畜豚，于生计大有裨益”③。锡伯营不但自己生产粮食自耕自食，而且还能生产武器装备，自制撒袋、战箭刀枪，为诸营之冠。
  清政府收复新疆以后恢复了伊犁四营制。光绪九年（1883），一部分锡伯营闲散余丁补充到新满营。④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军饷日益拮据，于是在伊犁地区大兴屯田。清政府在伊犁特古斯塔柳（巩留）地方相度地亩，修复渠道，进行耕种。起初，屯垦的军民定期换防，因而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决定“将特古斯塔柳兵屯，改归新满营”，“令挈眷驻屯”⑤。从此又有一批锡伯兵民驻屯特古斯塔柳地方，垦荒造田，发展农业生产。锡伯军民在特古斯塔柳地方开挖一道二十余里长的“锡伯渠”，至今仍称为“锡伯渠”。这批军民开发巩留地区，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1864年，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新疆爆发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次革命席卷了天山南北，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统治，清王朝在新疆的各级封建机构先后被其冲击得残破不全，摇摇欲坠。这次革命，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锡伯营内部，使锡伯营八旗制度发生根本的变化，但由于它的间接影响，锡伯营八旗制程度不同地比以前有所变化，开始走向衰落。
  1881年（光绪七年），左宗棠拥兵收复伊犁，清政府重新恢复实际上废止了的伊犁将军。伊犁将军又奉命“规复”被1864年起义破坏的伊犁四营制，①在锡伯营恢复一度废止的练军制度，企图加强其统治力量。但这时的练军已经仅图虚名而无求其实了。因为频繁的战争，人民不当兵，士兵不从征，使兵源枯竭，由自愿当兵变为被迫入伍，因此，训练松弛，不求精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僻处西陲的新疆伊犁也受其影响，相继爆发了伊犁革命党人、新军统领杨缵绪领导的武装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伊犁的军政机构。至此，清朝在伊犁的统治也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