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第一节瓦剌与准噶尔蒙古
  也先卜花统治时期，影响伊犁及其周边地区的重要事件是瓦剌的强大和哈萨克人的迁入。蒙古统治时期，很多突厥语系游牧部落依附于蒙古部落成为重要的游牧力量。随着元朝覆灭，失去了中心的西北宗系蒙古部落也在突厥化、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开始分化，成为现代游牧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在钦察草原，原术赤领地东部白帐的统治者是阿布勒海尔汗（1413～1489）他对外向中亚扩张，对内实行残暴统治。如在帖木儿后王兀鲁伯时，他曾进攻撒马尔，罕。以后又在1452年攻杀中亚的帖木儿后王阿布杜拉。由于阿布勒海尔汗对牧民的压迫很严重，一部分牧民就在15世纪60年代初由克烈和扎尼别克两人率领迁到楚河流域。他们受到察合台后王也先卜花的欢迎。也先卜花汗把楚河附近的库齐巴什地方让给了他们，目的是阻止阿布勒海尔汗东侵。他们就在这里游牧、生息，成为最早的哈萨克人。他们在巴尔喀什湖以南得到很大的发展。阿布勒海尔汗境内的牧民继续逃来同他们会合，察合台蒙古人也有一部分加入到他们当中去。于是哈萨克人的人数增至20多万。①哈萨克族在逐渐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也成为伊犁草原的重要民族。元朝灭亡，蒙古宗系纷纷割据，后来被称为西蒙古的瓦剌部崛起，他们一直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西域政治格局。瓦剌是非成吉思汗族系以斡亦剌惕部为核心的坚持蒙古传统的游牧部落的联合体。②到清朝初年，他们相对独立于蒙古高原的东蒙古部落而泛称西蒙古，国外学者往往称之为“卡尔梅克”。学界认为，其族源是蒙元之初迁徙到叶尼塞河上游的斡亦剌惕部。蒙元时期称“斡亦剌”、“斡亦剌惕”“外剌”、“外剌歹”，明时期称瓦剌，清时期称“卫拉特”、“厄鲁特”、“额鲁特”。这些名称，都是不同历史时期“斡亦剌惕”一词的音转或异译。“斡亦剌”（Oyirad或Oirat）是蒙古语，它的最早含义有好几种解释，比较普遍的解释有两种：一为含有蒙古语“卫拉”（Oyira）“近亲”“邻近”的意思，即“近亲者”、“邻近者”、“同盟者”的含义；一为“林木中百姓”之意。史载瓦剌崛起于猛可帖木儿，《明史·瓦剌传》说：“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其渠曰马哈木，曰太平，曰把秃孛罗”。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及与中原地区保持贡市关系，不断遣使与明廷保持联系。而明廷也采取扶此抑彼、分而治之的手法，以加强对蒙古的控驭。永乐六年（1408）五月，明廷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1417年（明成祖永乐十五年）马哈木死去，其子脱欢于次年袭爵。脱欢野心勃勃，袭杀鞑靼首领阿鲁台，以后又杀死瓦剌贤义、安乐两王，兼并瓦剌诸部。1439年（明正统四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称太师淮王。在也先时期，瓦剌势力空前强大，鞑靼可汗成为其操纵下的傀儡，并挥戈南下，直指京师。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在著名的“土木之役”中，以2万轻骑大败号称50万的明军，俘获明英宗，威震中原。接着也先又击败成吉思汗嫡系脱脱不花可汗，自立为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建元添元（天元），欲重“求大元一统天下”。①但其雄心并未能实现，称汗不久，统治集团内部就发生权利之争，1454年（景泰五年），阿剌知院起兵击杀也先。翌年，东蒙古喀喇沁领主孛来太师复败阿剌知院，东西蒙古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瓦剌自此势衰，东西蒙古对明朝的威胁也自此解除。
  史载察合台后王移都别失八里时就与瓦剌发生冲突，瓦剌的进攻很可能是歪思汗西迁到伊犁河流域的重要原因。汉文史料和伊斯兰作者写的历史书都谈到歪思汗同瓦剌人屡次作战，但屡次都被瓦剌人打败。瓦剌也先西向攻破哈密，掠去哈密王；又与察合台后王作战，屡次将其打败。也先卜花属下的一个异密（名叫密尔·哈克·巴尔第）为了避开瓦剌人的袭击，迁到伊塞克湖地区筑堡自卫。而佳拉斯部和巴林部的蒙兀异密，则投靠于瓦剌人。②这说明，瓦剌的势力扩展到了天山西部。至也先时期，势力达到全盛。不仅统一了东西蒙古，而且北服乞儿吉思，西征中亚诸族，兵锋曾抵楚河、塔拉斯河一带；南破哈密，联结沙州、罕东、赤斤蒙古诸卫，控制西域要道；东攻兀良哈，席卷女直诸卫，远交朝鲜。致使“漠北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者”③。卫拉特是由坚持蒙古传统的众多部落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卫拉特蒙古史多以四部自称。在卫拉特蒙古的传说中，也先死后，约在16世纪开始形成卫拉特四部。到清初影响伊犁历史的有准噶尔、绰罗斯、辉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落。清代的史书以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为四卫拉特部，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河后，辉特部始为一部。①辉特部，传说为旧卫拉特系，其祖先为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卫拉特斡亦剌惕王族的直系。《萨拉图吉》（黄册）说，辉特的首领们是依纳勒赤和脱劣勒赤（按：指斡亦剌部君长忽都合别乞的两个儿子）的后裔。和硕特，是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子孙，始祖为阿克萨噶勒泰诺颜。15世纪中叶，明朝赐封的“三卫”部落乌济叶特人从大兴安岭东来归附瓦剌脱欢、也先，遂称和硕特。②由于是成吉思汗的直系血统，当准噶尔部未强盛时，四卫拉特中，和硕特一直被公认为地位最高，处于“丘尔干”（盟会）之首。他们的主体后来东迁至青海和西藏。土尔扈特，是出自克烈系的蒙古部落，据说是元臣翁罕后裔，自翁罕十传至和鄂尔勒克，是为土尔扈特之祖。后来由于牧地紧张，举部迁往伏尔加河流域，而居留准噶尔的土尔扈特人，清代也称新土尔扈特。西方所说的卡尔梅克人主要也是指的土尔扈特人。据清代《西域同文志》等书认为，杜尔伯特和准噶尔部同姓绰罗斯，皆元臣孛罕和脱欢之子孙，由孛罕六传至额森（即也先），有子二，长子博罗纳哈勒，即为杜尔伯特之祖，次子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为准噶尔之祖。蒙古人尚左，曾经专门调查过卫拉特蒙古历史的彼得·西蒙·帕拉斯说，绰罗斯部分化后，把原先统一的部落分裂成两部，较大的一部仍叫准噶尔。③后来准噶尔部创立准噶尔汗国，使“准噶尔”由一个厄鲁特游牧部落的名称，演变为在准噶尔贵族统治下，包括当地厄鲁特各部和一些蒙古、突厥部落在内的民族政权和地区的统一名称了，故清代把厄鲁特各部也统称为“准噶尔”。也先死后，瓦剌对东西蒙古的统治地位迅速崩溃。很长时间，东蒙古一直处于强势，遂迫使瓦剌逐渐西移。15世纪末至16世纪前期，瓦剌的主要活动地区是以坤桂河、札布汗河流域为中心，东连杭爱山，西达额尔齐斯河，北越唐努山至叶尼塞河上游。《拉什德史》说，1509年，卡尔梅克人南控巴儿思渴（今巴里坤）、叶密里（今额敏）和也儿的石（今额尔齐斯）等地区。④16世纪末，东蒙古喀尔咯赉湖尔汗（阿勒坦汗）崛起，赉湖尔汗、硕累乌巴什兄弟西向进犯卫拉特牧地，首先取得杭爱山阳坤桂、札布汗河流域，建立和托辉特部（即阿勒坦汗部）。史称：“盖和托辉特为喀尔喀极边，西近厄鲁特，北近俄罗斯，俗喜斗。乌梁海复错其间，捕貂射猎，依木而居，纳赋和托辉特，有事则籍之为兵。故和托辉特虽隶扎萨克图汗，实自为一部”。⑤当时土尔扈特王公赛音舍尔登黑的牧地距阿勒坦汗最近，辉特王公赛音黑雅沿着额尔齐斯河发源地游牧，再远一些是绰罗斯哈喇忽剌的领地，杜尔伯特赛音达玛那巴托游牧在纳林河发源处，和硕特的牧区在塔尔巴哈台西部额敏河和伊犁河沿岸。为保卫自己的牧地不受侵犯，卫拉特各部多次联盟反击，但终因内部纷争，而未能遏止硕累乌巴什的进犯。准噶尔部首领哈喇忽剌住牧地，大抵南面和东面从额尔齐斯河水源直接与和托辉特的领地相接，西面到额尔齐斯河东岸，北面到鄂毕河支流球梅什河。西北方面顺着额尔齐斯河而下，以亚梅什湖周围为中心，由其儿子们管辖。哈喇忽剌常常与和托辉特部冲突，兵戎相见，干戈不息。哈喇忽剌多次联合土尔扈特和杜尔伯特的台吉与阿勒坦汗作战，后来与继位的俄木布额尔德尼经过七年战争，阿勒坦汗逼迫媾和，哈喇忽剌对阿勒坦汗的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成为卫拉特蒙古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准噶尔部自此崛起。
  1635年，巴图尔继其父哈喇忽剌为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是准噶尔部著名首领。巴图尔，名和多和沁。其父时代，他在额尔齐斯流域吸纳许多小王公，成为准噶尔部一支重要力量，是与阿勒坦汗斗争的中坚。巴图尔是很有政治谋略的首领，他以黄教为旗帜，即位后通过西藏的达赖喇嘛获得巴图尔珲台吉（又作洪台吉）的称号。由此，巴图尔珲台吉在信仰黄教的东西蒙古诸部中威望大增。为振兴准噶尔蒙古，他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措施。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巴图尔珲台吉与喀尔喀蒙古的扎萨克图汗共同召集蒙古各部首领在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开会，协调各部之间因争夺草场人畜而发生的矛盾。对于这次会议，蒙古各部都非常重视，甚至连远徙青海的和硕特部和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也都派了代表来参加。在这次会议上，蒙古各部首领组成了新的更广泛的同盟，并制订了著名的“察津·必扯克”（法规），即后来所说的《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或《1640年喀尔喀厄鲁特法典》。此法典共有121条，用当时通用的回鹘式蒙文书写，内容非常广泛。有：关于对待僧侣和宗教的规定，关于调整厄鲁特与喀尔喀各部之间关系、共同对敌的规定，关于驿传、运输、赋役等封建义务的规定，关于氏族生活、婚姻嫁娶的规定，关于畜牧和狩猎的规定，关于私有财产继承权的规定，关于刑法和审判制度的规定等。法典对加强蒙古各部之间的团结，以及促进蒙古各部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著名大喇嘛扎雅班第塔还创造了托忒蒙古文，对卫拉特蒙古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扎雅班第塔是第一个将喇嘛教传入卫拉特的和硕特部首领拜布噶斯的养子，1617年去西藏当了20年喇嘛，于1639年返回塔尔巴哈台。以后在蒙古、卫拉特中传教。1648年，他为卫拉特人改进了文字，即引进7个新的字母，从而创制了适于西蒙古方言的托忒蒙古文。
  巴图尔珲台吉以和布克赛尔为汗国的大本营。巴图尔珲台吉也试图建立庙宇和迁移农业人口发展城镇和农业经济，在霍博克河谷（和布克赛尔）曾建设有几个喇嘛庙，还从南疆等地吸引和迁移了一些农业人口，其中有萨尔特人、塔吉克人、维吾尔人等。①巴图尔珲台吉于1665年死去，其继位者为他的儿子僧格（《清实录》写作僧厄）。僧格在其即位的第二年（1666），就遣使向清入贡，以后多次向清朝朝贡，表示服从中央政府。但是，僧格在位的时间不长。由于他兄弟多，引起同族中其他成员嫉妒。最后，在1671年（康熙十年）被其同父异母兄策臣汗与巴图鲁所攻杀，在位六年而终。僧格被杀以后，策臣汗与巴图鲁二人想夺权继位，但遭到众喇嘛和宰桑们的反对，结果也被推翻丧命。僧格的亲弟弟噶尔丹夺得了准噶尔的最高权力。
  噶尔丹是巴图尔珲台吉的第七子，生于1645年（清顺治二年）。他在幼年时就被送到西藏去当喇嘛，在西藏削发为僧，并成了呼图克图。但秉性不好念经，喜好兵器练武。他在西藏听到僧格被杀的消息后，就征得达赖喇嘛的同意，立即返回新疆参与夺权斗争，经宰桑们推举为准噶尔部的首领。从此噶尔丹还俗，达赖喇嘛免去其呼图克图的尊号。1672年，噶尔丹向清朝政府上疏，请求继其兄僧格之位，“仍照常遣使入贡”，经清朝批准，噶尔丹不断遣使入贡。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达赖喇嘛授予噶尔丹以博硕克图汗的称号，噶尔丹将这件事特别“遣使奉贡入告”清朝政府。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清朝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了中原地区之后，派内大臣奇塔特等前往新疆赏赉噶尔丹。②但是，噶尔丹却自以为强大，企图吞并喀尔喀蒙古诸部，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的首都。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同扎萨克图汗部之间发生纠纷之机率兵3万，由杭爱山东侵，大破喀尔喀诸部兵。喀尔喀的王公贵族们举行会议，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倡议下，决定请求清朝保护。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噶尔丹在沙俄顾问的支持下，以追击喀尔喀部为名，越呼伦湖而南，进至索岳尔济山，劫掠乌珠穆沁人畜。进一步南下，屯驻于乌兰布通，距北京仅700里地。清朝康熙帝决定出兵击败噶尔丹。1696年、1697年，康熙皇帝两次亲率大军讨伐噶尔丹，噶尔丹众叛亲离，进退无路，便服毒自杀了。
  噶尔丹时期，准噶尔的政治中心从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和布克赛尔转移到了伊犁河谷。清康熙、雍正两朝皆作“伊里”，乾隆二年始作“伊犁”，（见《清实录》）乾隆皇帝很重视地名的标准化，伊犁是乾隆帝改译的地名。伊犁的兴盛是在策妄阿拉布坦执政时期。策妄阿拉布坦是僧格长子。1688年，噶尔丹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先是设计将僧格次子索诺木·阿喇布坦杀死，策妄阿拉布坦与僧格旧臣七人闻讯逃往额林哈毕尔噶山（今北天山之依连哈比尔尕山），后又迁往博尔塔拉。当噶尔丹在乌兰布通被清军打败后，策妄阿拉布坦乘机占领伊犁，与噶尔丹分庭抗礼。噶尔丹死，策妄阿拉布坦继为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一面对清廷表示恭顺，一面扩张自己的势力。经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两代，准噶尔的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
  这一时期，策妄阿拉布坦以伊犁河谷为中心，营建宗教政治中心。当时的西藏是黄教中心，西藏地区的实际掌权者是和硕特部的顾实汗及其后裔。由于和硕特部拥护清朝中央政府，维护祖国的统一，所以西藏的达赖政权是倾向于清朝政府一边的。1705年，西藏第巴桑结嘉错企图消灭和硕特的势力，阴谋毒害和硕特拉藏汗，事败露，桑结嘉错被拉藏汗处死。其部下逃往准噶尔，向策妄阿拉布坦搬兵报仇。策妄阿拉布坦为充当黄教的保护者，以便取得影响蒙、藏、卫拉特诸部的政治影响，便乘这个机会于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派其弟大策零敦多布率精兵6000人，秘密由藏北突入拉萨，于次年击败藏兵，围攻布达拉宫，诱其众内应开门，杀拉藏汗，并掳其妻子，搜各庙重器送往伊犁。大策零敦多布在杀了拉藏汗之后，另派达仔娃（亦作达克咱）为第巴，管理全藏政务。这样和硕特部首领统治西藏的历史告终。
  策妄阿拉布坦袭据西藏后，在伊犁河两岸建造了规模宏伟的固尔札庙和海努克庙。将从西藏掠夺回来的宝物供器都放置庙中，以伊犁为会宗之地。这两个喇嘛庙“高刹摩霄，金幡耀日，拣甍宏敞，象设庄严，聚集喇嘛，居此二寺，暮鼓朝螺，梵呗清越。令五鄂拓克轮值供养”①。史称金顶寺、银顶寺。特别是固尔札庙，“三层缭垣，周里一许。五集赛，更番居此诵经。每岁首盛夏，准噶尔之众膜拜顶礼者，远近咸集。捐珍宝，施金银，以事庄严。庙之闳瞻，遂甲于漠北”②。又设西勒图四（喇嘛之坐床掌教者称为西勒图），集喇嘛千余，轮流瞻仰，称为塔本集赛（塔本意为五，集赛意为轮值）。后增设四集赛，成九集赛，共统辖6000余喇嘛和10600户属民。成为卫拉特蒙古社会组织之一，普通喇嘛则都是贫苦牧民出身，称为沙比，沙比是徒弟或庙丁（武装的和尚）的意思。贫苦牧民，或者被封建主捐献给寺庙充当差役，或者自己跑到寺庙去为喇嘛放牧和做杂务谋生，变成了沙比那儿。沙比那儿实际上是寺院的牧奴。策妄阿拉布坦就是这样来表示其对喇嘛教的虔诚和重视，以在伊犁发展喇嘛教的办法来提高准噶尔首府在蒙、藏、卫拉特诸部中的地位。准噶尔人信奉喇嘛教，其统治者尤其尽力提倡，巩固其对人民的统治。据说，噶尔丹策零在出外或转移地址时，经常带有200峰骆驼，驮运书籍佛经，其中藏文的佛经就达百捆。
  南疆是准噶尔时期重要农业产地和税收来源地。1678年（康熙十七年），噶尔丹乘南疆和卓们争夺世俗政权而分成两派（即白山派和黑山派）之机，进兵南疆，将察合台后王伊思玛业勒汗及其家族掳去，扶立阿伯克和卓为南疆的傀儡王。自此以后直到清朝统一新疆以前，南疆地区基本上都是处在准噶尔游牧贵族的直接统治之下。准噶尔人多从事游牧经济，为了解决其本身的粮食需要，策妄阿拉布坦从南疆迁移维吾尔族农民，在伊犁等地从事农业生产，在额尔齐斯河、额敏河、伊犁河等河流灌溉的地区，都形成一些农区。在伊犁地区，他们被称为塔兰其人（意为种地人）。叶尔羌的和卓阿哈玛特就被迁到伊犁为准噶尔种地，每年给准噶尔缴纳贡赋。
  准噶尔实行与游牧部落相适应的管理体制。自巴图尔珲台吉起以“珲台吉”（又作珲台吉）为汗王之称，珲台吉是大台吉的意思。准噶尔珲台吉皆出自准噶尔部巴图尔家族，是准噶尔最高统帅。但准噶尔属下的四卫拉特部落，也各以大台吉（珲台吉）统领，《西域图志》说：“准噶尔全境，分四卫拉特，各有首领以雄据之，尊其名曰大台吉，犹前诸蕃郎主之号也。四卫拉特皆有大台吉而绰罗斯为之长。其大台吉也称汗王。余小台吉皆汗之宗属为之。大台吉官属自图什墨尔以下，小台吉官属自宰桑以下。”①准噶尔汗王及各大台吉下设图什墨尔（政务大臣，相当于枢密大臣或宰相）、扎尔扈齐（司法治安大臣）、德墨齐（主管王府事务的大臣）、阿尔巴齐宰桑（当差、传令官员）等办事官员。宰桑以下还设有达鲁噶、德木齐、收楞额、和硕齐等办事官员，分别承担军事、民政、监察、司法、征税等职务。
  噶尔丹策零时，《西域图志·官制》说，在“二十一昂吉境内别设台吉居住，以统领游牧，谓之六游牧台吉”。昂吉（angi）蒙古语“分支”、“部分”、“队伍”之意，满语用为部落之称，是大台吉所属领地的部落，组织，而统辖于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时共有21昂吉，其中绰罗斯部6昂吉，杜尔伯特3昂吉，和硕特1昂吉，辉特9昂吉，土尔扈特2昂吉。昂吉各设台吉，清人称为小台吉。台吉、宰桑都是家族性世袭大小部落头人。准噶尔汗王嫡系部落专设鄂托克和集赛，其中集赛是供养寺院的喇嘛部落组织，共设9集赛。鄂托克是汗王属下的军府制部落组织，各设宰桑统领。策妄阿拉布坦初期，准噶尔只有12鄂拓克，后增至24鄂拓克，户达88300户。其中一些鄂托克是专门组织演变形成的，如库图齐纳尔鄂拓克是专管汗王后勤的部落，札哈沁、包沁鄂拓克是承担边界、卡伦巡查防守的部落和以枪炮火器为主武装的部落，乌鲁特是由工匠形成的鄂拓克，阿尔塔沁是“金匠”形成的鄂拓克。
  到清乾隆朝，准噶尔各台吉部落人口达到20余万户、60余万口（《清实录·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按《西域总志》说“控弦近百万人”。包括农业人口和商业人口当在70万以上。）《西域图志》说：“鄂拓克为汗之属，昂吉为各台吉之户属。鄂拓克游牧之地环于伊犁，昂吉之地又环鄂拓克之外”。据瑞典士官锐纳特带回的由策妄阿拉布坦命其手下人绘制的地图标记，准噶尔的疆界北自今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处起，往西南，至巴尔喀什湖的东端，再从湖西端起，绕过吹、塔拉斯，又过纳林河，到布鲁特境。①1727年（清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立为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企图东向侵占喀尔喀牧地，1729年，清朝命傅尔丹屯兵阿尔泰山为北路，岳钟琪屯兵巴里坤为西路，在面临清朝军事压力的情况下，雍正末年迫使噶尔丹策零议和。乾隆二年，在清廷主持下，准噶尔与喀尔喀以阿尔泰山为界划分牧地。自此准噶尔各部主要分布天山山地，东至哈密，西至伊塞克湖以西，以及阿尔泰山南额尔齐斯河流域和鄂木河地段，准噶尔盆地西部塔尔巴合台山地西至阿拉套山。其中辉特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分布准噶尔盆地北缘至西北缘，和硕特部落分布乌鲁木齐以东天山地带，绰罗斯部分布乌鲁木齐以西天山地带，准噶尔各鄂托克则分布伊犁河谷为中心的天山腹地和天山北坡地带。
  准噶尔的外围是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柯尔克孜人主体部分一直游牧于叶尼塞河流域。1703年，准噶尔把叶尼塞河的柯尔克孜人迁到伊塞克湖和天山地区，据说这时他们有三千至四千帐。②他们同以前迁来这个地区的柯尔克孜人会合，都附属于准噶尔部，人口达5000户，军队3000人。
  准噶尔的西面是哈萨克人。17世纪的前半期，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是哈萨克人的牧地。中亚的塔什干、安集延、撒马尔罕等地也是哈萨克的势力范围。16世纪后半期以来，哈萨克人在其首领特夫刻勒的领导下大大发展起来。特夫刻勒死于1589年，其后继者为额什木汗与杨吉尔汗，这两个人都曾同准噶尔的巴图尔珲台吉作战，但屡被打败。在1635年的一次战斗中，杨吉尔汗甚至被准噶尔俘虏，后又获释。1643年，巴图尔珲台吉率军5万进攻杨吉尔汗，杨吉尔汗大败，阿拉套山和托克马克地区的哈萨克两个部落全被准部俘虏。由于准噶尔部较强，当时哈萨克人对巴图尔珲台吉保持着某种隶属的关系。③此后，哈萨克汗国还保持着统一的联盟。头克汗时期哈萨克汗国逐渐形成了三个玉兹。乌拉玉兹，意为大玉兹，清朝文献称为右部。乌拉玉兹主要分布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塔拉斯河、伊犁河流域。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地亦归其控制。其次是鄂尔图玉兹，意为中玉兹，清朝的文献称为左部。在三个玉兹中，中玉兹人数最多，力量最强，其氏族世系保存得最完整。中玉兹分布在大玉兹之北，夏牧场在锡尔河中游及卡腊山脉一带，冬牧场在托博尔河、伊施姆河、努腊河、萨雷苏诸河流域。再次是奇齐克玉兹，意为小玉兹，清朝文献称为西部，位于今西哈萨克斯坦。1723年，策妄阿拉布坦又对哈萨克人发起进攻，准噶尔军突然出现在塔拉斯河谷地，哈萨克人毫无抵抗的准备，哈萨克汗的驻地土尔克斯坦城和塔什干都被准噶尔占据。自此哈萨克三玉兹完全分裂。大玉兹和中玉兹的大部分完全附属于准噶尔部，小玉兹则西逃远走，沦于沙俄的统治下。处在准噶尔统治之下的主要是大玉兹。清朝的记载：早在噶尔丹时期，准噶尔就吞并了哈萨克，并提到准噶尔在塔什干派了官员，说“塔什干城内，向日驻扎回人阿奇木一员，厄鲁特哈尔罕一员。此系策妄阿拉布坦时相沿旧制”
  ①。
  第二节清朝统一伊犁
  康熙年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将统治中心从和布克赛尔转移到伊犁河谷，并以伊犁为中心，统一了准噶尔部，进而吞并天山南路“回部”，“尽执元裔诸汗迁居天山以北（今伊犁地区——引者），回部和哈萨克皆为其属”②。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其影响远达青海、西藏等地。③便开始大力向外扩张，“恃其强盛”，“四处剽掠”④。噶尔丹首先将矛头对准依附于清朝政府的漠北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与车臣汗部三大部。当时，喀尔喀蒙古内部不和，土谢图汗部与札萨克图汗部发生争执，战事不断，而此时沙皇俄国在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的势力却在逐渐增长，步步蚕食着土谢图汗部的游牧地。康熙二十七年（1688）夏，噶尔丹趁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外抗沙俄之机，率军3万攻击土谢图汗及其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等三汗部落数十万众尽弃牲畜帐幕⑤。纷纷南迁，进入清朝直辖领地，寻求清朝政府的保护。噶尔丹打败喀尔喀蒙古后，野心越来越大，以与俄国借兵，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为名来威胁清朝政府，先是遣使清朝政府不要接纳喀尔喀各部，接着，又要求康熙皇帝：“泽卜尊丹巴（哲布尊丹巴），来投天朝，或拒而不纳，或擒以付之”⑥。并向康熙皇帝提出“圣上居南方，我主北方”的无理要求。在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噶尔丹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以追击喀尔喀为名，率兵南犯，深入到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在内蒙古乌尔会河以东地区打败清军后，更深入到距北京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对清朝政府的统治形成严重威胁。为了稳定北部边疆的局势，康熙皇帝毅然率军迎击，在乌兰布通之战中，清军以火器大破噶尔丹的驼阵，击溃准噶尔部军队。康熙三十四年（1695），噶尔丹再次率大军东进，第二年春天，康熙皇帝御驾亲征，清军兵分三路，分头并进，在昭莫多之战中，消灭了准噶尔部军队主力，噶尔丹穷途末路，逃至青海后自杀身亡。
  当噶尔丹东侵喀尔喀蒙古游牧地区时，僧格之子、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乘机悄悄返回噶尔丹的根据地伊犁，收其父僧格的旧属及噶尔丹余众，扩展势力，并占据了伊犁。①他接受清朝政府的招抚，配合清军行动，在阿尔泰山一线设防，截断噶尔丹归路，加速了噶尔丹的灭亡。在策妄阿拉布坦和其子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准噶尔部进入全盛时期。随着势力的增长，策妄阿拉布坦对清朝政府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并开始向东扩大牧场，觊觎噶尔丹一度占领的阿尔泰山以东和哈密地区。康熙五十四年（1715），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遣兵侵掠哈密”②。这一事件导致清朝政府与准噶尔部的关系再度破裂。清朝政府鉴于西北局势的动荡，调集大军进驻科布多、巴里坤，阻止策妄阿拉布坦的东进之路，进而准备进取伊犁。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进占吐鲁番，清朝政府以吐鲁番地当进入天山南北两路的孔道，命令驻军屯田，兴建军事基地。
  雍正初年，策妄阿拉布坦遣使求和，言辞“甚为恭顺”③，雍正皇帝答应策妄阿拉布坦提出的与喀尔喀蒙古划界，通商贸易及划给吐鲁番的要求。雍正五年（1727），策妄阿拉布坦死，其长子噶尔丹策零继位为准噶尔部首领。雍正七年（1729），清朝政府因噶尔丹策零屡次骚扰喀尔喀蒙古，而且还藏匿逃奔准噶尔部的青海和硕特反清首领罗卜藏丹津，朝廷遣使索献，”，命“不奉诏④决定发兵征讨，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驻屯阿尔泰，出师北路；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驻屯巴里坤，出师西路，两路分进合击。噶尔丹策零闻讯后非常惊恐，又遣特使赴北京，一方面表示清朝政府如能赦其以前的罪责，仍愿听从清朝政府命令，解送逃犯，另一方面却又暗中派兵2万突袭清军西路大营，致使清军损失很大，清朝政府与准噶尔贵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破裂。
  自雍正八年（1730）开始的清朝政府与准噶尔部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双方都有很大的损失，但胜负未决，都均已感到精疲力竭，逐渐产生厌战之意。雍正十一年（1733），噶尔丹策零首先提出与清朝政府议和，清朝政府也因连年在西、北两路用兵，感到有休养生息的必要。次年，清朝政府派侍郎傅鼐、学士阿克敦赴伊犁，与噶尔丹策零划定了喀尔喀部与准噶尔部的牧区界限，即以阿尔泰山为界，并议定了贸易事宜。⑤清朝政府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以后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局面。
  乾隆十年（1745），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的封建贵族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斗争。噶尔丹策零留下三个儿子，长子喇嘛达尔扎，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幼子策妄达什。长子喇嘛达尔扎因是嫬生，地位不尊，不能继承汗位。遵照遗嘱，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以母贵嗣汗位”⑥。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昏庸残暴，尽失人心，不少部众转而支持其异母兄喇嘛达尔扎。乾隆十五年（1750），喇嘛达尔扎囚禁了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并自任首领。但因其出身微贱，不孚众望，遭到一些准噶尔贵族的反对。小策凌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等又密谋拥立噶尔丹策零三子策妄达什。但这个计划被喇嘛达尔扎发觉，喇嘛达尔扎先发制人杀死了策妄达什和达什达瓦，阿睦尔撒纳得以幸免，逃奔到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处。双方建立起反喇嘛达尔扎的联盟，两人在哈萨克中玉兹经过一番密谋后，于乾隆十七年（1752）底，“阿睦尔撒纳遁回旧游牧地，潜简精锐千有五百，由塔勒奇山路，裹粮昼伏夜行，突入伊犁，诱其腹心为内应，遂袭杀喇嘛达尔扎。以己和硕特种，国人未附，乃推立达瓦奇为汗”。然而，“达瓦奇贵而无能”①。而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的联合本来就是相互利用，他们共同的敌人被打倒以后，内部的矛盾便显现出来，而且愈演愈烈。乾隆十九年（1754），阿睦尔撒纳集所部进攻达瓦齐，结果阿睦尔撒纳被打败，被迫投奔清朝政府。阿睦尔撒纳投奔清朝政府，其根本目的是想利用清朝中央政府的兵力，消灭其政敌达瓦齐。因而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并被封为亲王后，他力陈“伊犁可取状②，”请求清朝政府出兵，攻打达瓦齐。
  乾隆皇帝自继位以来就对准噶尔部的叛乱十分关心。自17世纪以来，准噶尔部崛起于伊犁，割据称雄于西北地区，与清朝政府长期抗命、对峙，并且屡次兴兵进犯喀尔喀、青海、西藏，干戈扰攘数十年，成为国家实现统一、安定的主要障碍。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是头等大事，是康熙、雍正两朝“筹办未竟之事”，“准噶尔一旦不定，其部曲一日不安③。但是在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的统治下，”准噶尔政局相对稳定，兵力强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出兵征讨，长途跋涉，道路艰难，粮运不济，难有取胜的把握。所以，乾隆朝前期，就采取与准噶尔划定牧区界线，两不相扰的策略，以求得暂时和平。到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内部纷争，相互攻伐不断，致使局势大乱。尤其是达瓦齐夺得汗位后，内部矛盾更加激烈。达瓦齐庸碌无能，并且贪婪残暴，为了掠夺财富和牧场，多次兴兵攻打各部，烧杀抢掠，使准噶尔部民众陷入灾难之中。由于连年的内讧，广大牧民受苦极深，不少贵族牧主也受到达瓦齐的掠夺，弄得众叛亲离，一些在内讧中失败或不愿参加内讧的台吉、宰桑不能立足于原游牧地区，纷纷率部属投奔清朝政府。从乾隆十五年（1750）到二十二年（1757），各部台吉、宰桑投奔清朝政府者达20余起，其中，以准噶尔部萨喇尔、杜尔伯特部三车凌和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这三起人数最多，影响最大。
  萨喇尔是小策凌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部下宰桑，达什达瓦是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的支持者，喇嘛达尔扎夺得汗位后，把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和达什达瓦拘禁于南疆的阿克苏，并把达什达瓦的部众分赏给有功将士。萨喇尔不服，于乾隆十五年（1750）率部众千余户投奔清朝政府，清朝政府把他们安置于内蒙古的察哈尔，编设佐领，授萨喇尔为散秩大臣，仍统领部属。
  杜尔伯特部三车凌即指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三个台吉。该部与准噶尔部同宗，长期游牧于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一带。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任准噶尔部首领后，小策凌敦多布之孙讷默库济尔噶勒与之争夺汗位，“两酋争立，各征兵于诸部，诸部落莫知适从，国中大乱”①。杜尔伯特部不愿参加内讧，遭到达瓦齐军队的攻打，部众、牲畜失去许多。三车凌经过协商，决定投奔清朝政府。乾隆十八年（1753）三车凌率部众3千余户来到漠北乌里雅苏台，清朝政府将其安置于当地之扎克特达里克游牧，并编设盟旗，以车凌为盟长。不久，诏封三车凌以亲王、郡王、贝勒之爵位。
  阿睦尔撒纳为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其母博托洛克原为和硕特部拉藏汗之子丹衷之妻，丹衷被策妄阿拉布坦处死后，博托洛克又改嫁辉特部台吉韦征和硕齐，生阿睦尔撒纳，因而人们传说阿睦尔撒纳是丹衷的后裔。阿睦尔撒纳久存大志，但因不是准噶尔部直系，无法取得准噶尔部台吉之位，故在准噶尔部上层内讧中借拥立达瓦齐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伺机从中取事。达瓦齐即位后，自然不能容忍阿睦尔撒纳势力的膨胀。阿睦尔撒纳战败后图谋借清朝政府的力量对付达瓦齐，遂与班珠尔等人率部众2万余口，兵士5000余名东投清朝政府，被安置在扎布河一带驻牧，诏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班珠尔等为郡王、公等爵位。②准噶尔部上层贵族连年内讧，其部众相继内附清朝政府，严重地削弱了准噶尔部自身的势力，加之达瓦齐昏庸无能，日日饮酒作乐，部众离心，致使强大的准噶尔部落迅速衰落，为清朝政府进军伊犁，统一西域提供了良机。当阿睦尔撒纳向清朝政府呈报了准噶尔部的内部情况后，乾隆皇帝决定趁势出兵，统一西域。以了结自康熙以来“数十年未了之局”③。乾隆二十年（1755）春，清朝政府集中5万大军，配备军马15万匹，兵分两路出兵伊犁，北路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副将军充先锋，自乌里雅苏台西进；西路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副将军充先锋，自巴里坤西进，计划会师于博罗塔拉。清军西进途中，准噶尔部众望风迎降，进军不过两个多月，就兵不血刃进入伊犁境内，“沿途厄鲁特回子等，牵羊携酒，迎叩马前”①。面对清军强大的攻势，达瓦齐率部退据格登山（今伊犁昭苏县境内中哈边界）负隅顽抗，归顺的准噶尔宰桑阿玉锡等率壮士20余名乘夜劫营，降其众7000余名。达瓦齐逃奔天山南路后，被乌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获送交清军，从此准噶尔部割据政权结束。达瓦齐被俘后，乾隆皇帝赦免其罪，封为亲王，住在北京，受到清朝政府的优待。
  早在出兵之前，乾隆皇帝对如何处置西域地区就已作出决定，“俟平定准噶尔后，分封四卫拉特”，采取“众建而分其势，俾之各自为守”的方针，以防止在西域再度出现与清朝政府相抗衡的割据势力。但阿睦尔撒纳却把这次出兵作为自己“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的机会。清朝平叛大军进入伊犁后，他以准噶尔部台吉自居，不穿清朝官服，不使用清朝官印，而“自用珲台吉菊形篆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并授意部属，代其请命，统辖四部。②并派其部属四处活动，招兵买马，竭力扩展割据势力，积极准备叛乱。乾隆皇帝察觉到阿睦尔撒纳的企图后，命令他到承德避暑山庄朝觐，以便处置。阿睦尔撒纳看出清朝政府的用意，在赴承德的路上故意拖延时间，到乌伦古河后乘机逃逸而去，悄悄返回伊犁。此时，清军已回师，伊犁仅有将军班第、参赞鄂容安率兵500名办理善后事宜。在阿睦尔撒纳煽动下，各部上层“喇嘛、宰桑劫掠军台，蜂起应之”。班第、鄂容安被围寡不敌众，兵败自杀，刚刚平定的伊犁再一次陷入战乱之中。③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清军再次兵分两路，攻入天山北路。三月，清军进入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奔哈萨克中帐，清军追捕未获，于入冬前收兵。这次进军，清政府总结前次教训，令大军步步为营，渐次进剿，同时，陆续在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地区开设屯田，就地生产粮食。是年秋冬，阿睦尔撒纳从哈萨克潜回伊犁，再次组织部众反叛清朝。二十二年（1757）初，清军进剿，此时，准噶尔部内天花流行，死者甚多，已无力抵抗清军。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当，阿睦尔撒纳仓皇失措再次逃往哈萨克中帐。七月，清军进至爱呼斯河（今阿亚古斯河），与哈萨克中帐汗阿布赉相会，阿布赉愿率部臣服，派部属头目奉表进贡，并遣人捉拿阿睦尔撒纳。消息走漏，阿睦尔撒纳率八人连夜逃往俄国谢米巴拉丁斯克要塞，俄国地方当局先将他送到亚梅舍沃要塞，接着又转送到托博尔斯克。在亚梅舍沃要塞时阿睦尔撒纳已身染天花，到托博尔斯克仅一月，他就病重死去。在清朝政府的再三交涉下，沙俄政府才把阿睦尔撒纳的尸体送到恰克图，交给清朝政府官员验视。①
  大小和卓即天山南路的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博罗尼都、霍集占兄弟。他们“自祖父三世，俱被准噶尔囚禁”②，博罗尼都、霍集占随父玛罕木特在伊犁河谷督率维吾尔人为准噶尔贵族垦田纳赋。清军首次进入伊犁后，经阿睦尔撒纳建议，博罗尼都被派往天山南路招抚各城维吾尔人，霍集占仍被留在伊犁管理“塔兰奇”部众。博罗尼都带着给他配备的一支军队，利用白山派在天山南路的影响，很快就完成了招抚任务。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时，霍集占曾率兵助逆，参加了叛乱。清军进剿，阿睦尔撒纳败亡，霍集占见大势已去，遂逃回叶尔羌。博罗尼都本欲服从清政府，霍集占不从，认为“若听朝廷处分，必招兄弟一人留质京师”③，坚持要叛清割据。清政府闻讯后令副都统阿敏道赴天山南路宣抚，阿敏道行至库车后即为和卓兄弟拘禁，脱逃时遇害，随行的兵丁百余人均遇难。霍集占“集其伯克、阿浑等自立为巴图尔汗”④，公然打出叛乱割据的旗号。
  大小和卓的割据政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它本身是在黑山派教徒的血泊中建立的。在其统治期间，除了继续迫害黑山派教徒之外，还加强了对维吾尔等民族的剥削掠夺。特别是霍集占“虐用其民，厚敛淫刑，惟以伊犁同归之回及新投之厄鲁特为亲兵”⑤。“大众既集，遂肆其残暴，抉人目，月人足，剖人腹，夺人妻女，屠戮城村，以致回人失望，渐致乖离”⑥。
  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清朝政府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额敏和卓等参赞军务，率大军讨伐大小和卓叛乱活动。清军首先进击库车，霍集占率军来援，被清军击退。雅尔哈善出征数月，虽然攻克库车，但未能及时捕捉战机，致使霍集占逃逸，乾隆皇帝将其革职，另委派兆惠率军进剿。
  霍集占逃出库车后，打算退据阿克苏、乌什，两城维吾尔人头目闭城相拒，并派人迎接清军。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两城。霍集占遂退保叶尔羌，博罗尼都则据守喀什噶尔，二人相为犄角，抗击清军。是年十月，兆惠率军4000进击叶尔羌，霍集占纠众万余，围攻清军。兆惠以兵少不能攻城，于城东黑水河畔有水草处结营固守。二十四年（1759）初，将军富德率援军至黑水河，清军里外夹击，大败霍集占，并乘胜分兵，兆惠往取喀什噶尔，富德进攻叶尔羌。大小和卓见大势已去，在清军到来之前大肆掠夺城中的财物后率部逃往帕米尔。清军紧追不舍，途中在和什库珠克帕米尔和阿尔楚尔帕米尔两次击败大小和卓叛军，缴获无数。清军追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和卓兄弟聚众死战，再次被清军击败，“凡降回众万有二千，牲畜万计。两和卓木携其妻孥旧仆三四百人走巴达克山”①，清军遣使者至巴达克山，要求交出和卓兄弟。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将二人擒杀，并交出霍集占首级，天山南路遂正式统一。为纪念此次战役，清朝政府下令在伊西洱库尔淖尔刻石勒铭，此碑即著名的《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碑》，也即清朝政府在帕米尔的界碑，当地居民则据此碑称该地为“苏满塔什”，意即“写着字的石头”。
  清军进兵南疆之后，遵照乾隆皇帝的谕示，每攻克一城，即留兵驻守，并相机择其头目，管理地方事务。平定南疆后，定边将军兆惠根据当地的情况，认为“安抚新降，仍驻兵弹压”②，呈请于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阿克苏、乌什等地方设官统兵驻守。乾隆皇帝虽然采纳了兆惠分兵把守各城的建议，但考虑到驻军的粮饷问题，以及驻军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怕在南疆驻军与“回众不相洽，易起猜疑”，故“不宜久驻官兵”③。后来在安排南疆部分伯克入觐事宜时，因部分伯克怕留在内摇惑人心④，地难返故土，故“”并且抢掠台站，杀伤兵丁，发动叛乱，尽管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它使乾隆皇帝认识到，“回部甫经平定，人心易摇”⑤，必须驻兵弹压。次年，参赞大臣舒赫德将马步军4000多人，分驻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阿克苏、和阗、乌什、库车、赛里木、拜城等地，“各守仓库城郭，以备出卡差委”⑥。各城均设办事大臣，管理地方军政事务。⑦
  清军平定南疆后，乾隆皇帝本着治理南疆“循其旧制”的原则，沿用了南疆地区存在已久的伯克制，从随军效力的伯克中，择其有功且可以信赖的人为阿奇木伯克，管理地方事务。各城伯克均不准世袭，考迁及入觐均由各城办事大臣掌管。因此，南疆各城驻扎大臣，不仅肩负镇抚地方的重任，而且还担负着建设地方政权的艰巨任务。清朝政府根据南疆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其治理南疆政策由择“回人头目”实行间接统治到驻兵镇守实行直接统治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军民兼治的需要，就成为清朝政府在新疆实行军府制的又一重要因素。
  乾隆皇帝在平定准噶尔之前，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在平定准噶尔后，对其实行“众建以分其势”的统治政策。清军擒获达瓦齐，初平准噶尔后，乾隆皇帝仅留定北将军班第率兵500人，驻扎伊犁办事，准备“俟一二年内将伊等撤回后，每年自京遣派大臣一员，前往巡查该处情形”⑧。但是，阿睦尔撒纳反叛所引发的准噶尔诸部的反复降叛，迫使乾隆皇帝不得不再平准噶尔后，在此驻兵镇守。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军再次平定准噶尔后，乾隆皇帝即以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为“驻扎伊犁等处办事大臣”①。统兵2000名，镇守其地。新疆天山以北地区的驻防体制得以确立。
  对于南疆，乾隆皇帝本着“因俗施治”，“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则，原本打算以归顺清朝的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招抚其地，实行委任代理统治。大小和卓反叛及南疆内外形势的变化，使乾隆皇帝改变了原定的“委任代理统治”计划，决定在保留原有伯克体制的基础上，派兵驻防，对南疆进行直接统治。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军相继入占库车、阿克苏、乌什，并分派大员驻防办事。次年，南疆平定，清朝政府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喀喇沙尔（今焉耆）诸城均设办事、领队大臣，统兵驻防。各城伯克也相继委任。新疆南部军政体制也基本确立。
  清朝政府平定新疆地区后，驻防制、屯防制、换防制、伯克制、札萨克制、州县制同时并存。伯克、札萨克官员均需受驻在地办事或领队大臣的奏委或监督，驻防满兵均受各办事、领队大臣的统帅，屯防、换防绿营则受巴里坤提督节制，州县官员则由陕甘总督委任。各办事、领队大臣品秩相当，职司相同，管理极为不便。因此，采用何种统治方式治理新疆，就成为摆在清朝政府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乾隆二十五年（1760），陕甘总督等奉旨议奏：“请于伊犁、阿克苏、叶尔羌各设总兵一员，兵备道一员。其同知、通判、都司、游击及佐杂、千把等员弁，均按南北两路情形添设。”但是，清朝政府考虑到，“伊犁、回部各处俱有办事大臣，已足控制远近，若添设俸工，俱从内地经理，更滋烦费，且回众不相融洽，易起猜疑，殊未妥协。总之，新疆非巴里坤、哈密可比，当因地制宜，在回城固不宜久驻官兵，既伊犁一带，亦仍当以满洲将军大员驻守②。明确否定了在新疆全境实行州县统治的可能，决定以满洲将军大员统辖其地。同年，清朝政府以参赞大臣阿桂为办事大臣总理伊犁事务。次年，清朝政府令明瑞赴伊犁代替阿桂办事。在此基础上，清朝政府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式任命明瑞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①，清代以伊犁为中心的统辖全疆的伊犁军府制正式确立。
  第三节锡伯营八旗
  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最后戡定了准噶尔部贵族发动的叛乱，又于二十四年（1759）平息了南疆大小和卓之乱。从此清政府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为了确保对新疆地区的行政管辖和军事防守，清政府在伊犁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当时伊犁地区已驻有甘肃省凉州、庄浪的满洲兵，陕甘两省的绿营兵，黑龙江的达斡尔和鄂温克官兵及张家口外的察哈尔官兵。但仍感兵力不足，于是从盛京所属的沈阳等十五处，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抽调锡伯士兵1000名②、官吏20名，连其眷属3275名（实际为4200余人）迁徙到新疆伊犁屯垦戍边。据故宫《满文月折档》记载，锡伯军民迁到伊犁是分两批进行的。第一批为一千六百七十五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初十起程；第二批为一千六百人于同年四月十九起程，翌年七月到达伊犁霍城县芦草沟一带，③伊犁将军酌情“暂拨出乌哈里克城（今绥定）临时驻扎”④。
  锡伯族官兵从盛京（沈阳）启程时，原编为十个队（扎兰），各队分别由一个防御和一个骁骑校管束，⑤两队又分别由满族协领阿穆呼郎（盛京城镶黄旗协领）和噶尔赛（熊岳城协领）为总领队督促行进。队伍到达伊犁河北，在乌哈里克城休整期间，伊犁将军将十个队编缩为六个旗（牛录）。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伊犁河结冰后，清政府议定将其再迁移到伊犁河南岸定居，分别择霍吉格尔、巴图蒙克、绰豁罗拜兴、厄尔格穆托罗海、塔什布拉克等地落村，基本上形成现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雏形。锡伯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组建的。锡伯军民迁到伊犁河南岸以后，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于“户口日增，佐领六员，管理不敷，”增加佐领八员按八旗分别管辖。①即由原来的六旗（六个牛录）增设到八个旗，完成了锡伯营八旗的编制。每旗颁发纛帜。同时，清政府对伊犁地区各营纛帜进行了统一规格。②
  锡伯营八旗和满营八旗相同，有正有镶，分为左右两翼。镶黄旗（一牛录）、正白旗（三牛录）、镶白旗（五牛录）、正蓝旗（七牛录），以上四旗为左翼；正黄旗（二牛录）、正红旗（四牛录）、镶红旗（六牛录）、镶蓝旗（八牛录），以上四旗为右翼。营设领队大臣一员（初期均由满族担任），总揽边防事务，随伊犁将军驻惠远城，③设总管、副总管各一名，管理八旗事务，其办事机构为“总管档房”，设于本营。设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领催三十二名，委蓝翎侍卫四员（由领催和披甲内挑补，轮驻卡伦），委笔帖式二员。④自道光年起又添设了前锋四十名，委前锋校四名，锡伯营左右两翼各添防御二员。⑤牛录（旗）是锡伯营最基本的单位，八个牛录（旗）分别设置办事机构曰：“旗下档房”，设佐领、骁骑校各一员，领催四员，管理牛录的军事、生产及民间诉讼等一切公务。每旗设兵丁150～300人不等。八个牛录都设有粮仓，囤积公粮，春耕时图50锡伯营图51锡伯营图52锡伯营由旗下档房主持发放籽种八旗总管旗八旗佐领旗八旗领催旗等。同时还设有官牧场，由旗下档房直接经营，发展牛录的集体牲畜，以备各兵丁当差和其他公务使用。每个牛录还设有监牢、兵器库等。旗下档房有权判决民间诉讼。每个牛录形成一个村落，亦是一个作战单位和生产单位。每个牛录都筑有城墙，上有垛口，以备兵燹，城墙周长视其大小而定，六七里至十里不等。
  锡伯营上下级官吏的俸饷，与其他旗营官吏的俸饷一样，由清政府发放。总管俸银每年一百三十两，副总管俸银一百零五两，佐领俸银每年一百零五两，骁骑校俸银每年六十两，轮住卡伦空蓝翎，每年盐菜银六十两，委笔帖式每年盐菜银三十六两，领催每年钱粮银三十六两，披甲每年钱粮银二十四两。①锡伯营无官给口粮，实行官兵“随缺地”制。总管分得土地480亩，副总管360亩，佐领240亩，防御180亩，骁骑校120亩，委官、领催、披甲各60亩。由于实行官兵“随缺地”制度，凡年满18岁的青年，都踊跃参加每年举行的“伍克辛”（披甲）的考选。当时被选入披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选不上即成“苏拉”（闲散），而得不到份地。每旗对旗兵的选拔和训练非常严格。锡伯营规定每年秋收后实行练军制度。锡伯营每年春秋两季在旗（牛录）教场，设跑马沟一道，在一箭之地（50米）立三个箭牌，射手在跨马急驰时射三箭，三箭都射中者为第一，另外又进行步射，射中红心者为第一。因为考试由佐领负责进行，故称佐领阅兵。在训练中，如果骑射和步射都取第一，就被选拔到总管教场去试射，参加总管阅兵，由总管评定成绩，故称总管阅兵。达不到训练要求的士兵要受到各级官员的严厉训斥和体罚。所以锡伯营在伊犁四营中素称“劲旅”，战斗力很强。
  锡伯营八旗作为军事性质的组织，起初，其主要功能，首先是防守卡伦，守卫台站，保卫内部的安定；其次屯垦，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建设边疆。
  清代在新疆的卡伦有常设、移设和添设三种。在伊犁地区，锡伯营所辖的各种卡伦有十八处。②即固尔班托海、安达拉、沙巴托海、托里、玛哈沁布拉克、春稽、乌里雅苏台、额木纳察罕乌苏、辉图察罕乌苏、塔木哈、察罕托海、托赖图、沙喇托海、额哩音莫多、头勒克、察林河渡口、塔木哈色沁、大桥。其中常设卡伦四座，移设卡伦十二座、添撤卡伦二座。以上“各卡相离数十里至百余里之遥，每卡仅设弁兵十余名及三十余名不等，惟按月周巡，可期声势联络..每月派总管副总管佐领等一员，各带兵丁三十名，于该管卡伦挨次行查，至各营交界会哨，其中隔大山，无路可通，及所管各卡伦隶于境内者，均每须巡查会哨，统计..每月各派官兵会哨一处”1.
  除驻守上述所属卡伦之外，锡伯营还派官兵协助伊犁河北之索伦营驻守辉番卡伦和崆郭罗鄂伦卡伦；协助厄鲁特营驻守沙尔雅斯等卡伦。以上各处卡伦，除两处之外，其余都因不平等条约而被沙俄割占。
  锡伯营守卫台站，主要在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尔（今喀什）两个地区。②据满文《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记载，锡伯营派官兵赴塔尔巴哈台地区守卫台站，始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赴喀什噶尔地区守卫台站，则始于嘉庆二年（1797）。赴塔尔巴哈台的换防兵，不挈眷，亦非长期驻扎。起初为两年更换一次，每年更换一半。换防官兵百余人，其中佐领一名，骁骑校一员，兵100名。嘉庆十二年（1807）后增派30名，计130名。③每年春秋巡查卡伦两次。④驻防官兵的俸银，佐领每月支盐菜银六两，口粮一百五十斤，骁骑校每月支盐菜银二两，口粮九十斤。兵每名支盐菜银一两七钱，分口粮四十五斤，茶叶半斤。⑤换防锡伯兵俱自带马两三匹不等，军械具全。换防官兵之中一部分留城听差，一部分在外坐卡巡视以外，还驻守军台（色特尔莫多台，临额密尔河）。驻守军台的锡伯官兵同察哈尔、厄鲁特兵一起专管渡送折报公文等事。⑥赴喀什噶尔的换防官兵，亦不挈眷，轮班更换，初期每年“俱令平半更换”⑦，后改为三年，仍分两批分期更替，兵额为150名，⑧战时不受此限。换防喀什噶尔的锡伯兵，道光八年（1828）以前向无马乾，官兵所骑马匹俱系自行喂养。道光八年始，清政府才规定每匹马日给料三京升。⑨换防形式：当第一批官兵期满之后，伊犁将军派领队大臣一员率领锡伯营新派官兵，至喀尔喀拉草原牧马五个月，待至七月间，逾越喀拉湖达坂至乌什，同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亦派领队大臣一员，率领期满之换防官兵，巡查边界至乌什，将该官兵交伊犁领队大臣带回伊犁，将新来官兵由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验收带回喀什噶尔操防。①锡伯营除了驻守卡伦和守卫台站以外，还为保卫内部安定和抵制沙俄的侵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世纪20年代，匿居浩罕的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在浩罕汗的支持和英帝国主义的参与下，进犯新疆南部，戕害无辜的群众。锡伯营总管额尔固伦，奉伊犁将军的命令率领锡伯、索伦营之锡伯子弟六百九十余名②奔赴南疆，配合清军剿匪。1826年，张格尔的叛军先后攻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四城之后，逼近阿克苏，企图全歼清在南疆的驻防官兵。当时，清政府派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以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军务，并调派各省官兵三万六千余名汇集于阿克苏，准备进剿张格尔叛军。③叛军逼近距阿克苏仅八十里的浑巴什河，企图强渡过河，攻占阿克苏城。额尔固伦所带领的锡伯官兵300名内抽调200名过浑巴什河，防河堵剿。张格尔率6000多名叛军数次企图强渡浑巴什河，都被防河的锡伯官兵和清军一一打退；防河官兵“与贼交仗，官兵奋力向前，杀毙贼匪百余名，夺获马匹器械长号等物”“余贼即已退散”④。但张逆仍贼心不死，纠集残余于1826年9月23日自托什罕偷，渡，清军英勇抵御，经过连夜激战终于打退了敌人，使“贼众溃散，痛加剿戮，贼首奔窜..统计临阵剿杀，及坠马落河伤毙，并搜获活贼，共一千数百余名..杀戮净尽，并将其贼首库尔班素皮就地歼戮”锡伯官兵两次杀毙贼匪多名”荣立战功，总⑤。在这决定性的浑巴什河战役中，“管额尔固伦被清政府授以防御补用。在整个南疆战役中，锡伯族官兵始终和各族军民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陆续攻破被叛军占据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张格尔被打败，逃窜卡外之后，锡伯族官兵一部分防守台站，一部分利用懂维吾尔、哈萨克等语言的便利条件，探察敌情，将所探到之敌情及时禀报清政府。张格尔流窜于木吉、阿赖、拉克沙、达尔瓦斯等地，最后带着200多人逃到柯尔克孜族萨雅克部落的游牧地托古斯托罗，还想卷土重来。1828年，张格尔乘清军除岁不备之机，重新纠集500多人，潜入阿尔图什庄，遭到维吾尔族人民群众的英勇反击，使叛匪未能立足。张格尔便由原路窜逃，清朝将领杨芳率领兵民6000余人追击。张格尔走投无路，逃往喀尔铁盖山上，各族军民将山团团围住，杀声震天，张格尔见末日来临，欲拔刀自勿，总兵胡超、段永福，锡伯马甲讷松阿、舒兴阿等奋勇上前，将其活捉。①
  1830年8月，玉素甫和卓（张格尔之兄）在浩罕的挟持下进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锡伯营总管两次带锡伯营官兵，出征南疆，与清军和维吾尔兵紧密配合，英勇奋战。12月，清军先后将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两城解围。玉素甫和卓仓皇逃走。
  1864年（同治三年），全疆爆发了反清的农民起义，革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然而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封建主、宗教上层所篡夺。以迈孜木杂特为首的封建主乘机在伊犁建立了“苏丹汗国”，对各族人民进行血腥统治，锡伯营人民也遭到空前浩劫。
  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对伊犁各族人民进行殖民统治。沙俄强占伊犁之后，即强行废除伊犁地区原有的行政建制，而将沙俄在哈萨克及中亚地区的殖民制度强加给伊犁人民。他们在伊犁派驻少校一名，作为最高殖民长官。在固尔扎城（今伊宁市）、博罗布噶苏（位于今伊宁市东北）、海努克回房（伊犁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海努克乡）、绥定城等地分安俄官四名，管理各众，②沙俄肆无忌惮地将我国的伊犁定属于沙俄土耳其斯坦总督所管辖的斜米列契省。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从伊犁迤西图尔根起，北面至伊犁城（即惠远城）东城固尔扎，安俄台五处，各处把守，水泄不通，日向各营逼勒银物，索要户口册籍”③。
  沙俄为了永远霸占我国伊犁，逼迫当地驻防各营兵民及各族人民降服俄国，他们的这种逼降活动遭到各营军民的坚决反对。锡伯营军民同沙俄做了激烈的斗争，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俄国屡次交办之事，拒不遵办”，并且将伊犁情形禀告伊犁将军。④锡伯营防御吉尔噶布、委官德本泰因反抗沙俄的殖民统治而被沙俄官兵鞭打。⑤当时他们的抗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锡伯营军民的斗志，他们表示“同心能死不降外夷”⑥，给侵略者以应有的痛击。在伊犁各族人民的反抗之下，沙俄的反动殖民统治无法顺利推行，使沙俄殖民统治者为之很恼火。沙俄占领军队“伊犁各营人存二心”，坏伊犁之事之祸根为由。⑦对喀尔莽阿看押凌逼，百般侮辱，并且以流放俄国西伯利亚相威胁，对他限期离开伊犁，最后终于在1873年1月26日（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九日）派兵将他全家逐出伊犁。喀尔莽阿只得携带家眷，暂时离别自己的故乡，投奔荣全在塔城建立的行营。喀尔莽阿到塔城后又奉荣全、金顺之命与察哈尔营兵民和锡伯营军民在博尔塔拉及车排子等地兴修水利，开荒造田，①囤积军粮，为左宗棠收复伊犁做好物质准备。
  1912年，伊犁爆发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革命党人将原来的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组成国民革命军，在杨缵绪亲自领导下，开赴乌苏、精河一带，阻击前来镇压起义的袁大化军队。锡伯营派出的2000名子弟兵中就有100余人为拥护共和制、反对帝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锡伯营军民在防守卡伦、守卫台站和保卫内外安定的同时，曾对索伦营在兵源上进行过援助。素称“劲旅”的索伦营，由于频繁的差役，人口逐年下降。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遇有甲缺挑选之际，竟不得壮年之丁..挑选时不得不由幼丁内择其身材稍大者挑取”②。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壮闲散余丁甚少..不敷拨用”③。能勉强从幼丁内挑取稍大者，充当披甲，胜任守卫伊犁地区索伦营所管辖的卡伦、台站及塔尔巴哈台换防之任务。到嘉庆元年（1796），索伦营天花病流行，营民死亡很多，本来就元气大伤的索伦营，更是一蹶不振，兵源更加枯竭。因此，嘉庆二年（1797），清政府决定“由锡伯部落拣选一百六十户”④编入索伦营，与索伦营兵民共同屯垦戍边。从此“派赴喀什噶尔屯戍索伦兵三百名..即与索伦锡伯两部内，均匀拣派⑤。由于频繁的差役调拨索伦营的军民仍不敷使用。“”索伦部落之闲散余丁，俱未成丁，难以续挑马甲”，因此道光十三年（1833），清政府又决定“由锡伯挑选一百户，移居索伦部落，以备挑选马甲”⑥。两次共抽调二百六十户，一千二百七十九人，均编入索伦营左翼四旗。⑦从此在索伦营出现了“锡伯索伦”之称。1865年，索伦营因受封建割据势力的攻击，流落到苏联境内。后回到塔城苇塘子屯驻。1881年（光绪七年），清政府收复伊犁，清政府恢复旧制后，又恢复了伊犁地区的四营制，将这批驻扎在塔城的索伦营官兵留守塔城131人，其余全行撤回伊犁，⑧驻扎在新划定界霍尔果斯河以东。今日居住在霍城县伊车嘎善和塔城的锡伯族即他们的后裔。
  锡伯营作为军事性质的组织，除防守卡伦，守卫台站，保卫内部安定之外，它的生产职能也是不能忽略的。锡伯营自组建以来，兴修水利，自耕自食，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作出了贡献。
  锡伯族是古老的民族，原是个狩猎部落，但很早就转为农业民族。锡伯族生产的“锡伯米”17世纪已负有盛名。1682年，曾从吉林伊屯口带运2500石到黑龙江边防，作为抵御沙皇的军粮。可见当时锡伯族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西迁的锡伯族官兵到达伊犁之后，伊犁将军亲临访察，了解到“锡伯兵在原籍之生计，与民杂居城寨，仅以务农为生”。于是，奏称锡伯兵“今移住此地，当并农牧并重，致力于此。若伊等住在城内，则于农牧皆无裨益，若依照察哈尔、厄鲁特之例，竟令游牧，则察其情形，非惟一时之所不能，亦难善务农。理合指给便于耕种，近于放牧之地，令其居住，方于诸事皆有裨益”①。于是决定将锡伯族官兵安置在防务空虚的农牧皆宜的伊犁河南岸，择巴图蒙柯巴克、绰豁罗拜兴、豁吉格尔巴克等地，自行修建房屋，按旗（牛录）驻防屯田。清政府借给籽种，并将乌里雅苏台所借给锡伯营的马匹牲畜作价折扣，作为该营的耕畜。②从此锡伯营官兵在祖国的西北边陲，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家园。
  锡伯营驻防伊犁河南岸之后，首先疏通了当地原有的一条绰合尔渠，利用这条长达一百八十里的大渠，引水造田，垦种一万多亩耕地，不向清政府伸手要粮，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多，现有的耕地渐渐不敷耕种。到嘉庆年间耕地和人口比例失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锡伯营原疏通的绰合尔渠，北岸地方狭隘，耕地不能扩大；南岸地势高阻于山崖，苦于无水。而且“锡伯营向无官给口粮米面”③亦无“滋生银两”④，因而严重威胁着锡伯营人民的生计。在这重要关头，嘉庆七年（，1802），锡伯营总管图伯特根据锡伯营人民群众的意见，创议在绰合尔渠南面开一条新渠，并确定在察布查尔山口南引伊犁河水，自岸上开渠的具体方案。当年农历十月在全体锡伯族的支持下，正式动工。各牛录共抽调四百多个劳动力，编成两个大队。总管图伯特不顾同僚的种种责难，依靠人民的力量，经六年辛勤劳动，终于在嘉庆十三年（1808）完成了一条东西长二百余里，伊犁地区引伊犁河水较早的大水渠的修建，命名为“察布查尔大渠”。察布查尔渠一经凿通，滔滔的伊犁河水源源流进亘古荒原。锡伯营的耕地不断扩大，开垦了七万八千多亩荒地。
  锡伯营兴修水利，不断开荒造田，生产连年发展，不但不领国家口粮，自耕自食，而且还发展畜牧业。锡伯营总管档房和旗下档房下都设有官牧场（属公有），牧放马、牛、羊以备官兵当差骑用和解决官兵的食肉问题。锡伯营官兵当差、换防、巡卡，所用马匹及食肉牲畜俱自行喂养。官兵当差、换防、巡卡，所骑用马匹，向无马乾，至道光八年（1828）之后，换防喀什噶尔的官兵配给马乾三京升①，换防官兵的负担有所减轻。锡伯营发展畜牧业的同时，每家每户还养猪、鸡、鸭等家禽，发展家庭副业。锡伯营兴修水利之后，粮食逐年丰收，于是每一个牛录设立公仓贮存余粮补济歉收年景。当时伊犁锡伯营在伊犁诸营中最富庶。锡伯营生产自理，自耕自食为其他营树立了榜样。所以1804年（嘉庆九年），伊犁将军松筠提议八旗兵“应按照锡伯营八旗屯种之制，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自食，某人耕种者，即为某入世产”②，在满营八旗也开始实行屯田。1812年，清朝军机处在讨论伊犁八旗兵屯田问题时提出应“按照驻防锡伯营屯种之制，养鸡畜豚，于生计大有裨益”③。锡伯营不但自己生产粮食自耕自食，而且还能生产武器装备，自制撒袋、战箭刀枪，为诸营之冠。
  清政府收复新疆以后恢复了伊犁四营制。光绪九年（1883），一部分锡伯营闲散余丁补充到新满营。④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军饷日益拮据，于是在伊犁地区大兴屯田。清政府在伊犁特古斯塔柳（巩留）地方相度地亩，修复渠道，进行耕种。起初，屯垦的军民定期换防，因而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决定“将特古斯塔柳兵屯，改归新满营”，“令挈眷驻屯”⑤。从此又有一批锡伯兵民驻屯特古斯塔柳地方，垦荒造田，发展农业生产。锡伯军民在特古斯塔柳地方开挖一道二十余里长的“锡伯渠”，至今仍称为“锡伯渠”。这批军民开发巩留地区，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1864年，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新疆爆发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次革命席卷了天山南北，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统治，清王朝在新疆的各级封建机构先后被其冲击得残破不全，摇摇欲坠。这次革命，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锡伯营内部，使锡伯营八旗制度发生根本的变化，但由于它的间接影响，锡伯营八旗制程度不同地比以前有所变化，开始走向衰落。
  1881年（光绪七年），左宗棠拥兵收复伊犁，清政府重新恢复实际上废止了的伊犁将军。伊犁将军又奉命“规复”被1864年起义破坏的伊犁四营制，①在锡伯营恢复一度废止的练军制度，企图加强其统治力量。但这时的练军已经仅图虚名而无求其实了。因为频繁的战争，人民不当兵，士兵不从征，使兵源枯竭，由自愿当兵变为被迫入伍，因此，训练松弛，不求精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僻处西陲的新疆伊犁也受其影响，相继爆发了伊犁革命党人、新军统领杨缵绪领导的武装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伊犁的军政机构。至此，清朝在伊犁的统治也宣告结束。
  第四节索伦营八旗
  “索伦”是明末清初出现的名称，系黑龙江地区的土著民族。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便已出现所谓“索伦部”之称，当初是数个民族的合称。索伦散居之处还有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由于索伦性强悍，雄于诸部，与其相邻和杂居的民族“不问部族概称索伦，而黑龙江人居之不疑，亦雅喜以索伦自号说者，谓索伦骁勇闻天下，故借其名以自壮”②许多学者认为，所谓索伦部，包括鄂温克、达斡尔和鄂伦春族。当初，上述三个民族总是以“索伦部”的名称出现于史籍。当索伦部归属清朝编入八旗之后，“索伦部”的概念起了变化。清乾隆年间，一部分索伦官兵及其眷属被调迁驻伊犁，组建索伦营。起初，索伦营基本由鄂温克和达斡尔族组成，后来加入锡伯族成分。现塔城的达斡尔族和霍城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锡伯族和达斡尔族就是清代索伦营的后代。
  西迁伊犁的索伦营军民均为黑龙江土生土长的民族。清初他们在嫩江流域居住和生活。被清朝编入八旗后，大部分被调他处驻防。而留居该河流域的，一部分披甲当差，另一部分则为清政府承担贡貂官差而被称为“布特哈索伦”和“布特哈达斡尔”，有时被统称为“布特哈索伦”。康熙间，在此处设总管管理，并归黑龙江将军管辖。
  乾隆年间，新疆重归统一，伊犁需要派兵驻守。因此，清政府在考虑调遣携眷锡伯、察哈尔和额鲁特蒙古、满洲官兵的伺时，又考虑和决定自黑龙江抽调一部分索伦官兵携眷迁驻伊犁。经过几次廷议，最后决定自布特哈索伦和布特哈达斡尔中拣选青壮年1000名作为兵丁携眷迁往伊犁。黑龙江将军接到上谕及军机处咨文后，通过做充分的思想工作，最后确定自布特哈索伦中挑选500名青壮年兵丁，又从布特哈达斡尔中拣选500名青壮年兵丁，总1000名兵丁由1名总管、1名副总管、10名佐领、10名骁骑校负责带队管理。关于索伦军民分队起程及时间、迁移工具等问题，从上到下进行过几次讨论。最后确定，1000名官兵分六个旗，其中三个旗500兵丁，均为布特哈索伦，另三个旗500兵丁，均为布特哈达斡尔；按三个旗为一队分两队依次起程，每队各携其眷属一同出发。关于军民的服饰、饮食、置办兵器等费用以及交通工具、帐房等问题都作出了细致的安排，这些支出均由国家负担。“管带携眷移驻伊犁1000名索伦兵迁往之总管1员、以副总管作为委营总1员、佐领10员、骁骑校10员，应支给伊等之整装等项银、口粮，遵照军机处议奏之例，统共22名官员，按其各自职衔，支给一年俸禄，共计1885两；1000户兵丁，按每户各赏银30两计，共支给银3万两；因兵丁不携带跟役，按每人各赏置办兵器银10两计，共支给银1万两；总管、以副总管作为委营总每人各给马10匹，佐领每人各给马10匹，骁骑校每人各给马6匹，1000户兵丁大小人口共2838名，每口各给马1匹，共2998匹，按每马折给价银8两计，共支给银23984两；1000户兵丁，每户给驼1只，共给驼1000只，按每驼折给银18两计，共支给银18000两；每户各给帐房1顶，锅1口，共计应给帐房1000顶、锅1000口，按每帐房价银4两、每口锅价银2两计，共支给银6000两；总管、以副总管作为委营总每月各支给盐菜银6两、各拨给跟役6名，佐领每月各支给盐菜银4两、各拨给跟役4名，骁骑校每月各支给盐菜银2两、各拨给跟役2名，兵丁每月各支给盐菜银1两5钱，官员之跟役每月每名各支给盐菜银5钱，共支给盐菜银3216两；官员之跟役72名，按每名各赏银2两计，共支给银144两。以上共支给官员、兵丁、跟役银93229两。1000户兵丁之大口2405名、小口433名，连同管带前往之官员及其跟役72名，共计大小人口2499名。按大口每月各支2石4升9合、小口减半支给计，应支两月口粮共1352石3斗1升9合。所有应支银两、口粮，均由库存备用银两、仓存粮食内支拨”。①
  一切准备就绪后，于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十日）春，由布特哈索伦组成的三旗500名兵丁及其1421名（军民总1921）眷属为第一队，在11名总管、佐领和骁骑校的带领下起程，踏上西去的征程。他们由蒙古高原西进，于8月中旬抵达乌里雅苏台。在此得到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的给养补充，如口粮、茶叶、盐菜银、驮马等。8月底起程继续西行。年底，伊犁将军明瑞接到带队总管努门车要求派人携带给养在额敏河处来接迎西迁队伍的呈文后，即派官兵携带给养赴额敏河一带。又委派官兵赴博罗塔拉以接济和迎接大队。这样，第一队西迁大军于1764年初（正月十九日）顺利到达伊犁。
  第一队人马起程后隔24天，即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三日，由布特哈达斡尔组成的三旗500名兵丁及其眷属1417人（军民共1917名）为第二队，在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11名官员的带领下起程。他们也由蒙古高原西进，至9月下旬到达乌里雅苏台。因当时已值蒙古高原的深秋，牧草凋萎，天开始放冷，故在乌里雅苏台附近过了一冬。其间，带队副总管色尔默勒图根据西迁队伍面临的实际情况，呈文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一是要求给养补充，二是改变行走路线，要求自乌里雅苏台起程后经巴里坤、乌鲁木齐再到伊犁。成衮扎布均作了允准和安排。队伍于次年3月中旬自乌里雅苏台起程，4月26日抵达巴里坤。在此又得到补给并休整了半个月。于5月11日起程续行，至6月19日抵达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得到补养并歇息4天后又起程，于7月26日胜利抵达伊犁。至此，索伦1022名官兵连同眷属共3860人的远征胜利完成。
  索伦官兵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根据他们的谋生方式，将其安置于霍尔果斯河两岸周围从事游牧（后来部分人习耕种，从事农业），并组建了索伦营，成为伊犁四营之一。
  索伦营初设六旗，1767年增设二旗，完善八旗建制。营分左右两翼，左翼四旗为索伦（鄂温克族），在霍尔果斯河以西之奎屯、萨玛尔、齐齐罕、博罗呼济尔等地游牧，故又称西四旗；右翼四旗为达斡尔族，在霍尔果斯河东部之霍尔果斯、克、富色克等地或游牧、或耕种，故又称东四旗。营设领队大臣1员，驻惠远城，总管、副总管各1员、佐领8员、骁骑校8员、防御2员、委官8员、空金顶8员、世袭云骑尉1员、空蓝翎9员、委笔帖式2员、前锋校4员、前锋36员、领催32员、披甲1038名。武器装备有：弓1158张、撒袋1058副、战箭44450枝、腰刀1058把、战马1100多匹。①官兵俸银标准比惠远城满营标准低，如总管岁支俸银130两、茶12斤，副总管和佐领各岁支俸银105两、茶12斤，云骑尉岁支俸银42两5钱、茶12斤，骁骑校岁支俸银60两、茶12斤，委笔帖式和领催各岁支俸银36两、茶6斤，卡伦侍卫月支钱粮银1两、盐菜银2两5钱、口粮60斤、茶1斤，披甲岁支钱粮银24两。
  索伦营与伊犁其他三营一样肩负着驻守卡伦台站、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吉尔吉斯）边界的重要军事使命，并且随时听候伊犁将军的调遣，完成平内御外的各项战事任务。
  乾隆初年，索伦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有近10处，其中有的是常设卡伦、有的系添撤卡伦，其职能为管理游牧、稽查逃人、监督贸易、管理重要山场、渡口、通道等禁区、防止外敌入侵等。这些卡伦如下：霍尔果斯卡伦，驻侍卫1员、委官1员、索伦兵30名；每年9月间雪冻之时，由本卡伦内派遣兵10名，加上由博罗呼吉尔卡伦派遣的兵10名，由空蓝翎1员带队，到霍尔果斯“开齐”（交界处）外作为“布克申”（伏兵）安设，以防人员、牲畜等自由流动，至次年3月开春雪化，空蓝翎率该兵员各回各的卡伦。
  齐齐罕卡伦，驻侍卫1员、索伦委官1员、索伦兵15名、厄鲁特兵5名，系两个营共守卡伦。奎屯卡伦，驻侍卫1员、索伦空蓝翎1员、索伦兵15名、厄鲁特兵5名，系两个营共守卡伦。
  惠番卡伦，驻侍卫1员、索伦委官1员、索伦兵40名、厄鲁特兵10名，系两营共守卡伦。本卡伦地处要隘，系比较重要的戍所，曾派有锡伯族贺叶尔·文克津作为该卡伦侍卫换防一任，其间，他著书信体散文《惠（辉）番卡伦来信》流行于世，成为重要的史料。
  博罗呼吉尔卡伦，驻侍卫1员、索伦空蓝翎1员、索伦兵30名、厄鲁特兵10名，系两个营共守卡伦。此处每年春季有哈萨克族牧民来游牧，故每届开春，满营派遣官1员、兵5名来监督游牧，冬季牧民转场后该满营官兵也撤回本营。这时，该卡伦也派出兵10名到霍尔果斯开齐外作为“布克申”。
  空鄂罗鄂伦卡伦，驻侍卫1员、索伦空蓝翎1员、索伦兵30名、厄鲁特兵10名，系两个营共守卡伦。霍尔果斯安达拉（“安达拉”系腰站），驻索伦官2员、索伦兵30名。每年春季哈萨克族牧民来此游牧，届时设该腰站，派官兵监督游牧，冬季撤回。
  图尔根布克申，驻索伦空蓝翎1员、索伦兵20名，每年9月添设，3月撤回。
  另外，还有齐齐罕安达拉、河岸、奎屯色沁等与霍尔果斯安达拉同样的添撤卡伦。
  乾隆朝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逐步复杂以及城镇、定居点的日益增多，伊犁将军在各处又增设了不少卡伦台站，索伦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台站等最多时已近20处。
  索伦营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的军事任务，是从索伦营组建伊始便开始执行。和锡伯、察哈尔、厄鲁特、满营官兵一样，官兵不携眷，亦非长期驻扎。初期，索伦、锡伯等各派遣弁兵130名，计1200～1300名官兵，由满洲或蒙古官员总领前往塔尔巴哈台南北各处卡伦台站驻守和巡查，每两年轮班一次，后来因塔尔巴哈台驻防力量的增强，减为索伦、锡伯等官兵各派100名，三年一换。1864年伊犁农民起义爆发，换防制度也遭破坏。
  喀什噶尔是南疆重镇，系天山南麓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不久即1770年便制定了派遣伊犁各营官兵到该城定期换防制度。换防兵包括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满洲官兵（后来只派锡伯、索伦官兵）。索伦官兵换防也是不带家眷，与各营官兵轮换更替。18世纪80年代之前，喀什噶尔计有索伦、锡伯官兵各96名。1786年又增派索伦兵200名，驻防喀什噶尔，并在当地“安插游牧”。1798年，清政府又决定每年派往喀什噶尔300名换防兵，由索伦、锡伯平半更换。到1803年，喀什噶尔边外诸部已经“安静”，为了不使“伊等疑惧”将300名索伦、锡伯官兵都撤回伊犁。但是，到1816年，由于本地形势起变化，又恢，复了换防制度。到1864年全疆农民起义后又停止换防。巡查布鲁特和哈萨克边界，也是索伦营的重要职责之一。每年秋季，伊犁将军便“派两满营协领1员，惠远城满营官2员，兵70名，巴燕岱城（惠宁城）官1员，。①兵40名，锡伯营官1员，兵30名，索伦营官1员，兵30名，察哈尔营官2员，兵60名，厄鲁特营官2员，兵70名，共官10员，兵300名”依次巡查上千公里的哈萨克边界。隔年的春季，再巡查布鲁特边界。此外，清政府又规定了巡查卡伦的制度，并要求伊犁各营共同派官兵执行：“伊犁沿边大小卡伦70余座，周围地逾数千里，各卡相离数十里至百余里之遥。每卡仅设弁兵10～30余名不等。惟按月周巡，可期声势联络。其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四营，每月派总管、副总管、佐领等官一员，各带本营兵丁30名，于该管卡伦换次行查，至各营交界会哨，其中隔大山、无路可通及所管各卡伦隶于境内者，均每须巡查会哨，统计各营每月各派官兵会哨一次”。②
  索伦营作为伊犁驻兵中较重要的部分，在平内御外斗争中曾作出了很大的民族牺牲，这是在伊犁清代历史上值得重笔的一页。1820～1828年，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发生了历时八年的武装叛乱，称“张格尔之乱”或“西四城叛乱”。1820年叛乱乍起，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派领队大臣色普征额率领在喀什噶尔换防的索伦、锡伯等官兵平叛，杀叛匪50余人，活捉100余人，张格尔率200余匪徒逃脱国境。1824年张格尔纠集数百名叛匪，自阿赖岭入境，抢劫乌鲁克卡伦，又被索伦、锡伯等官兵击溃。1825年10月张格尔率军准备大举进犯喀什噶尔，索伦、锡伯等官兵前去堵截，后因帮办大臣用兵不当及纵杀平民，导致多人附逆助战，清军溃败。此役索伦和锡伯官兵阵亡35名。之后，张格尔纠集了三四千叛军。同年底，清廷任命庆祥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调派索伦、锡伯、满、厄鲁特、察哈尔营官兵各100名赴喀什噶尔进剿。
  1826年张格尔第三次作乱。庆祥指挥千余名索伦、锡伯等官兵平叛，9月底因敌强我弱，喀什噶尔城陷落，庆祥自杀殉国，索伦、锡伯、满等数百名官兵牺牲，仅800名官兵成功突围。之后其他三城也相继陷落。在西四城陷落之前，清政府派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以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军务，调各省官兵3.6万人，又增派索伦、锡伯、满等营官兵2000多人赴阿克苏。同时动员索伦、锡伯等营青壮年数百人作为预备官兵随时调用。1826年9月底，伊犁派往阿克苏的索伦、锡伯、满等营官兵在阿克苏南面的浑巴什河与敌军交锋，清军歼敌1000多人，取得胜利。在这次战役中，索伦官兵表现勇敢、英勇杀敌，数10名官兵献出生命，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在一年多时间的平叛战役中，索伦、锡伯官兵更是冲锋陷阵，屡立战功，也有许多官兵献出生命。叛乱被戡定之后，不少索伦、锡伯等勇士被清廷赐号嘉奖。
  1830年浩罕挟持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入寇南疆。在伊犁援兵到来之前，伊犁将军急令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额尔古伦（锡伯族）率索伦、锡伯换防官兵弹压。同时又调动索伦、锡伯、满等营官兵数千人赴阿克苏。同年底，叛乱被平定。数10名索伦官兵在此次平叛中牺牲。
  1847年和1857年，南疆又分别发生“七和卓之乱”和“倭里罕之乱”。在这两次平叛中，索伦营和锡伯营官兵依然首当其冲，不少官兵冲锋陷阵，不避血刃，英勇顽强，流血牺牲，荣立战功。战争结束后，都曾受到清政府的奖赏、升迁。
  1864年全疆农民起义前后，一直对我国西部领土富有侵略野心的沙俄，又趁伊犁动乱之机，加快了将我伊犁地区蚕食的步伐。1863年夏天，沙俄军队数次试探性地向我索伦营驻守的博罗呼吉尔卡伦推进，并向我军开枪炮击，当即遭到索伦等官兵的强烈反击。伊犁将军得悉情报，速遣索伦、锡伯等营官兵数百人“防堵”，打退了敌人，保卫了该地区的安全。1871年之前，沙俄已经趁农民起义动乱、清在伊犁的统治暂被推翻之机，用重兵控制了索伦营西四旗世代游牧和驻守之地。因此，1871年5月，沙俄从其已构筑的军事堡垒——博罗呼吉尔出动，长驱直逼霍尔果斯河。在此期间，侵略军受到了索伦营达斡尔、锡伯官兵的英勇抵抗，使沙俄的侵略计划多次受挫。同年6月底，沙俄大举进犯驻守阿克肯特前哨的伊犁抗俄军民。当时，我方军民防守在阿里玛图至阿克肯特一线，包括索伦、锡伯、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族等军民4000余人。但终因抵抗中寡不敌众，伊犁抗俄军民节节败退。最后沙俄占领伊犁，开始了伊犁长达10年的殖民统治。
  索伦营官兵在平内御外的多次战斗中能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敢打硬仗，与锡伯营一样，得益于平时的严格训练和一年一度伊犁八旗的共同演练制度——“哈什围”演练。按清政府的规定，八旗军在本营内有固定不变的经常性练兵和考核制度，并进行弱兵淘汰制，被淘汰便失去俸银，在锡伯营也同时失去60亩俸地。因此，每个旗兵必须自觉练武，而且个个要练出高本领。“哈什围”演练是由满族早年的狩猎撒围形式演变而来的，是将该狩猎形式与军事训练结合的形式。哈什围在伊犁八旗军训练中一开始便形成了制度。“每年八月间，由哈什演围之时，派惠远城协领二员、官十六员、兵三百六十名，巴燕岱（惠宁城）协领一员、官五员、兵一百名，锡伯、索伦两营副总管一员、官五员、兵七十名，索伦官五员、兵七十名，察哈尔营副总管一员、官八员、兵一百三十名，厄鲁特营副总管一员、官十二员、兵二百七十名，共官五十七员、兵一千名。本处开单呈阅，将军、参赞大人传饬该营，照数派官兵，预备定日起程”。①由此可以看出其对哈什围的重视和演围的规模。所谓哈什围就是，在伊犁哈什河地区（今尼勒克地区）划出一大片地区作为演围区域。届时，一千多名各营官兵按一定的队形、一定的步骤和一定的演练内容等，进行模拟实战训练和演习，包括马上武功、步战、刀枪箭功比武，满营还有鸟枪演练。通过哈什围，各营可以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学习技艺，以共同提高战斗力。有些官兵在二十几年的从戎生涯中，有十几次参加哈什围的记录。
  索伦营军民因天灾人祸，人口曾两次锐减。一次为乾隆年末，因人口减少严重，导致兵源枯竭，开始影响巡边守卡。人口减少的原因，一说是瘟疫流行导致了人口锐减，一说因与哈萨克发生冲突被杀数百人。当时的伊犁将军保宁面对索伦营的状况，于1797年（嘉庆二年）不得不向嘉庆帝上奏，明陈索伦营目前的状况和人口锐减的原因，并要求自锡伯营18岁以上，23岁以下强壮之闲散，挑选能够披甲者选出160户移补索伦营。次年初经清帝允准，在索伦营各旗先后建房屋，4月，自锡伯营挑选18～23岁青壮年户160户、658人迁入索伦营。
  1820～1828年张格尔之乱和1830年玉素甫和卓之乱时，清政府曾数次选派数百名索伦营官兵前往戡乱。索伦官兵不畏强暴，英勇顽强，为维护祖国边疆的安全，前后有数百名官兵献出了生命。因此，人口增长率本来就很低的索伦营，在补充兵丁缺额时，又出现了兵源枯竭的现象。当时的伊犁将军特依顺保无奈于1833年（道光十三年）10月向清帝上奏，陈明原委，并又一次要求自锡伯营补充人口，以补索伦营官兵额缺。当年底，道光帝下旨谕允准。次年4月，自锡伯营挑取18～23岁之间青壮年户100户、621人补入索伦营。至此两次补充260户、1279人。这些锡伯户，据史料记载，都补入了索伦营西四旗，即布特哈索伦四旗之中。从此，索伦营出现了“锡伯索伦”的历史名称。
  1864年伊犁农民起义，作为伊犁八旗的索伦营也成为义军攻击和打击的目标。1865年末，在义军的多次打击下，为了保护无辜平民免遭屠杀，索伦营军民（多为东四旗军民）多数退入拱宸城。但不久城被攻破，很多军民遭残害。1866年4～8月间，索伦营的锡伯、达斡尔族同部分察哈尔营军民一起，分三批退入俄国境内，被俄国当局安置于库库乌苏、喀拉塔拉、喀帕儿、阿拉木图等地耕种和牧放。1868年底，经过中俄双方多次交涉，两年多时间在俄国颠沛流离的索伦等营军民陆续迁入塔尔巴哈台境，1875年移入塔尔巴哈台城。接着，清政府将这些官兵和自阿尔泰撤回的锡伯、索伦营部分官兵组建为“索伦部尖锐营”。1882年清政府收复伊犁并恢复八旗制度，部分索伦营军民返回伊犁。而留居塔城的索伦营部分达斡尔和锡伯族军民于1895年被编入塔尔巴哈台新满营。现塔城的达斡尔和锡伯族就是他们的后裔。
  1881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沙俄对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的占领合法化，原索伦营西四旗军民无奈基本迁入该河以东地区。次年底清政府开始恢复伊犁八旗。伊犁将军将原索伦营未出走的军民同从塔城返回的部分军民一起编入恢复的索伦营，军民以锡伯族为主。
  恢复后的索伦营在现霍城县水磨沟（加尔苏溪）与紫泥河之间继续筑城，历数年建成，史称佛嘎善（锡伯语旧乡或旧城，20世纪30年代末弃而另建新城，称伊车嘎善）。恢复后的索伦营，设领队大臣1员、总管1员、副总管1员、佐领8员、骁骑校8员、防御4员、委笔帖式2员。索伦营“户口：正黄旗九十四户二百三十丁口，镶黄旗九十七户一百八十丁口，正白旗九十五户一百九十四丁口，镶白旗九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丁口，正红旗九十九户二百五十丁口，镶红旗九十七户一百八十四丁口，正蓝旗九十七户一百九十四丁口，镶蓝旗九十五户二百四十九丁口。职业职官九十四，马步甲七百二十八，闲散一百五十九，孤二”。①
  恢复后的索伦营仍然担负着防守卡伦的任务，其驻守的卡伦有：河源卡伦、登无卡伦、察罕鄂博卡伦、尼堪卡伦、红山嘴卡伦和哈尔素胡尔卡伦。
  随着伊犁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在伊犁的封建统治彻底结束，其八旗制度也寿终正寝，索伦营军民弃甲归田。现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锡伯、达斡尔族就是索伦营的后裔。
  第五节察哈尔营八旗
  清廷统一新疆后，感到现有的兵力不足，不能驾驭目前的局势。伊犁作为新疆的重镇不能不派兵驻守。遂决定由内地调遣大批八旗兵迁入新疆。察哈尔八旗兵就是这些迁入新疆的八旗兵的一部分，而且是第一批迁入新疆的。察哈尔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本身具有骁勇强悍、善于骑射的特长，更何况察哈尔部被编为八旗后，多次从征准噶尔、大小金川等，为清大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清廷决定派察哈尔官兵移驻伊犁。据满文档案记载，察哈尔蒙古是分两批西迁新疆的，分别是从张家口、宣化、大同边外等地调遣的。
  1762年5月9日，第一批西迁官兵1000名汇集在察哈尔八旗中心，他们背负战箭，腰挎战刀，骑着战马，携带家眷，告别家乡，陆陆续续出发了。次年3月6日，1000名官兵陆续抵达乌鲁木齐。除留驻乌鲁木齐150名，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市）派驻50名外，派驻伊犁之官兵843人，自1763年初始陆续编队起赴伊犁，于4月15日抵达赛里木湖。①据满文档案记载，在第一批西迁的察哈尔八旗官兵内有200名厄鲁特人。②
  第二批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与第一批不同的是，他们要解送大批牲畜到伊犁。兵丁分两队出发。前队500名官兵要解送4万只羊到伊犁，不携带家眷，家眷由后队携带。前队500名兵丁于1763年5月11日起程，花了1年零2个月的时间到达伊犁；后队500名兵丁连同1000户家眷共2013人，于1763年6月8日起程，次年5月抵达伊犁。这批携眷移驻的1000名察哈尔兵，其中有厄鲁特兵丁34名，均作为披甲。两批察哈尔兵行走路线大致相同，都是越过蒙古高原。
  两批西迁新疆的官兵总人数据《伊江汇览》载：移驻伊犁的察哈尔官兵1836户，5548人，③加上留在乌鲁木齐及移驻库尔喀喇乌苏的察哈尔官兵总计6090人，实际人数可能超过此数。
  驻防伊犁的1836户察哈尔军民被安置在博尔塔拉一带。清政府之所以将其安置在博尔塔拉，主要是从战略地位及地理环境两方面考虑的。博尔塔拉地处西部边陲（当时只有北面与沙俄接壤），历来是扼亚欧腹部通道的中段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丝绸之路”新北道的要冲；其次是博尔塔拉地域辽阔，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是个天然的好牧场。虽然博尔塔拉在战略位置及地理环境上都很重要，却空旷无人，因此，清政府决定让作为游牧兵的察哈尔人驻守博尔塔拉，不仅适应自身的游牧生活，更重要的是以便开发和保卫这块西陲宝地。
  察哈尔官兵的西迁，不仅使自身历史发生了变化，而且对伊犁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察哈尔兵的胜利西迁，达到了清政府的预期目的，即完成了清政府对伊犁地区的军事部署。察哈尔军民迁入博尔塔拉后，伊犁地区的军事防御呈南北西遥相呼应局面。
  1763年，1800名察哈尔官兵先后编设2个昂吉（昂吉，蒙古语，意为分支，是准噶尔台吉下组织名称之一，清朝沿用），察哈尔营正式建立。第一批西迁的察哈尔人为“旧昂吉”，第二批西迁的为“新昂吉”，1764年又设察哈尔营领队大臣（蒙古人称米昂本）一员，总揽边防事务，平时定期召集各旗兵丁进行军训，战时则根据伊犁将军的调遣命令，负责动员、率领全营兵丁从征参战。领队大臣驻惠远城（1896年移驻博尔塔拉），归伊犁将军节制。
  1767年6月确定新昂吉为右翼，旧昂吉为左翼，左右两翼各有8个苏木，2个苏木为1旗，即左翼4旗，右翼4旗，共计8旗。①
  自此西迁的察哈尔兵正式以八旗组织建制起来。两翼各有官兵920名，并各附有厄鲁特闲散100名，各设总管1员、副总管1员、佐领8员、骁骑校8员、空蓝翎3员、委笔帖式2员、领催32名。
  伊犁将军还奉旨颁发了新的总管关防以及八旗旗纛，其八旗的旗名同内地的察哈尔旗名一样，除全色的黄、白、红、蓝4色旗外，另4旗在原色旗上镶边，称镶蓝、镶白、镶黄、镶红。右翼（新昂吉）4旗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左翼（旧昂吉）4旗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
  自1764年始，察哈尔营内除原随迁的厄鲁特人外，又陆续安插了自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等地逃来投清的厄鲁特人，1767年共计有厄鲁特闲散兵200名，以后由厄鲁特闲散内又拨入察哈尔营420户。因此在察哈尔营有厄鲁特人600余户，千余人，多在旧昂吉。
  察哈尔营官兵的俸饷同伊犁其他营一样均由清朝政府拨发，领队大臣岁支俸银700两，口粮4680斤；总管每人岁支俸银130两；副总管、佐领每人岁支银105两；骁骑校岁支银60两；领催岁支银24两；委笔帖式岁支银36两；空蓝翎月支盐菜银2两5钱，口粮60斤；披甲每名岁之钱粮银12两。察哈尔营官兵估需俸饷银26190余两。
  清廷对于西迁的察哈尔部众推行的是总管旗制。总管旗设总管（满语称乌库尔代，察哈尔蒙古也习惯称乌库尔代，又尊称为昂本）、副总管（依日格代）各1人管辖。总管、副总管管理翼内各旗一切事务。总管、副总管主要由本旗内佐领升迁。总管旗制，一直延续到1938年才被废除。
  察哈尔营八旗为军政合一的组织，凡蒙古族旗内的男性丁口，皆按规定18～60岁者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其兵丁平时生产，战时从征。旗以下的社会组织是苏木（蒙古语，“箭”之意，就是满族的“牛录”汉语称为“佐”）。苏木是旗以下掌管兵役、行政的基层组织。察哈尔营每旗有2个苏，木，左右两翼各有8个苏木。清朝规定每150户组成1个苏木，其中50人为骁骑（即现役兵）兵，其余100人为闲散骁骑兵（即预备役兵），统称为箭丁。
  每苏木设章京（章京为满语，察哈尔蒙古发音为占格，汉语佐领之意）1人，负责统辖全佐兵丁，审理编报丁册。章京以下，设昆都（骁骑校）、博硕克（领催）、转达（护军校）、梅伦（副佐领）等官吏。苏木以下每10户设“什长”1人，受章京管辖。
  左右翼8个旗都以军旗色命名，即库外特夏尔（镶黄旗）、古勒夏尔（正黄旗）、库外特乌兰（镶红旗）、古勒乌兰（又称古勒郎，正红旗）、库外特察干（镶白旗）、古勒察干（正白旗）、库外特科克（又俗称依克科克，“大蓝之意”，镶蓝旗）、古勒科克（又俗称巴噶科克，“小蓝之意”，正蓝旗）。
  驻守卡伦、台站。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主要任务是驻卡巡边。察哈尔营驻守21座卡伦，其中常设卡伦9座，添撤卡伦12座，无移设卡伦。常设卡伦为：乌兰布喇、扎克鄂博、哈布塔海、乌柯克、沁达兰、索达坂、冲库克、库库托木、达尔达木图卡伦。添撤卡伦12座：绰伦古尔、音德尔图、阿尔齐图哈玛尔、雅玛图、木鲁、沙喇布鲁克、硕博图、察奇木图呢盖、喀喇乌珠尔、察罕乌苏、鄂拓克赛里安达拉、干珠罕布拉克安达拉等。
  据《伊犁略志》载，清道光年间，察哈尔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有6座，巡防哨（小卡伦）有14座。①6座卡伦为：索达坂卡、沁达兰卡、哈布塔海卡、库克托木卡、许步土卡、绰伦古尔卡。14个巡防哨为：干楚汗布拉克、鄂拓克沙里、达尔大木土、扎克峨波、乌萨克、夏拉西里、殷德尔土、夏拉布拉克、木鲁、哈拉乌朱尔、雅玛图、查干乌苏、伊拉土哈木尔、察克尔图拉。
  察哈尔营除了驻守卡伦外，还派兵5～15名协助巴彦岱（惠宁）领队大臣驻守其管辖的塔尔基卡及干楚汗卡。
  1864年10月7日，随着沙俄入侵，我国大片国土丧失，失地内原设的许多卡伦被沙俄割占。因此，处于边界地区的卡伦，其职能也有所改变。沿边卡伦基本上成为一种军事哨卡，主要任务就是守卫边界。所以，察哈尔营官兵驻守卡伦的任务也更重了。1876年，察哈尔营管辖的卡伦共设15个，即干珠罕、察罕郭勒、哈喇郭勒、哈喇乌珠尔、察罕乌苏、西里布拉克、库克托木、索达巴罕、沁达兰、哈布塔海、扎克鄂博、木鲁、察齐尔图呢盖、固尔班毕力齐尔、额肯西里，史称“旧21、新15”。光绪年间，国力日衰，清政府为节省军饷，将原察哈尔营左右两翼16佐领裁去4个，1903年初，察哈尔营左右两翼共有官兵1150名，仍按旧制巡逻和防守边界卡伦。
  察哈尔营除了驻守卡伦外，还有驻守5座军台的任务。军台就是驻军防守的驿站，它负有传递各处文武官员的奏报文件，应付过往差员，运送官物等职责。通常每个军台内额设兵14名，车2辆，马43匹，牛12头等。察哈尔营驻守的5座军台为：塔勒奇阿满台（俗称头台）、博勒齐尔台（塔勒齐尔台，即二台）、鄂尔哲图博木台（俗称三台）、呼苏图布鲁克台（俗称四台）、托和木图台（又称五台）。这5座军台都在伊犁通往库尔喀喇乌苏境（即东路）及博尔塔拉的交通要道上。
  察哈尔营不仅驻守博尔塔拉，自1766年始，还同满、锡伯、索伦、厄鲁特营一同驻守塔尔巴哈台。察哈尔、厄鲁特营一年一换。察哈尔营每年派佐领1员、骁骑校1员、兵150名换防塔尔巴哈台。除此之外，察哈尔兵还要监督土尔特、和硕特蒙古部游牧。
  自1764年始，清朝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到吹（即吹河，今改名为楚河，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塔拉斯（因临塔拉斯河而得名，今为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地区稽查和巡逻，察哈尔官兵也随同前往。随着沙俄的入侵，巡查完全是巡边，主要任务是勘查界碑，修整鄂博和缉捕越界俄人，以抵制沙俄为主，具有较强的边防意识。
  察哈尔兵作为清朝的八旗兵，肩负着繁重的戍边任务，因此为提高作战能力，官兵要定期进行操练。训练的项目主要是骑术和射箭。察哈尔营官兵主要配备弓箭、撒袋（箭挂袋）、腰刀、长枪和鸟枪（火枪）。据满文档案记载，总管2员每员战箭250枝，副总管、佐领18员，每员战箭200枝，骁骑校16员，每员战箭100枝，领催64名，每员战箭70枝。而且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官员还要必配撒袋1副、弓2张、腰刀1把。马甲（即披甲）1736名，每员战箭50枝、撒袋1副、弓1张、腰刀1把，每2名兵，还配有长枪1杆，每5名兵，配有鸟枪1杆。察哈尔营的武器装备计有：撒袋1837副，弓1937张，腰刀1837把，长枪868杆，鸟枪347杆。②
  察哈尔等营官兵当时素称“国家劲旅”。他们在新疆安内攘外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世纪20年代，大小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在浩罕（乌孜别克人建立的封建国家）统治者的支持下，先后四次返回新疆作乱。当张格尔第二次入卡作乱时，清廷增调了锡伯、满、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兵各100名赴喀什噶尔，由于他们的奋力作战，打退了张格尔的进攻。张格尔第三次入卡作乱时，察哈尔、锡伯等四营官兵前往阿克苏围剿，取得了浑巴什河战役的胜利，从而阻止了张格尔攻占阿克苏。在攻克喀什噶尔的战役中，察哈尔等营官兵冲锋陷阵，立下了大功。1828年6月，
  张格尔之乱被平定，南疆暂趋安定。张格尔暴乱之所以能够很快被平息，这同新疆各族人民的通力协作是分不开的。1830年初，浩罕又指使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再度入卡作乱。伊犁将军又急调满营等换防兵及察哈尔等营官兵前往戡乱，在察哈尔等营兵的英勇出击下，击溃了敌人。玉素甫和卓率余众逃到了浩罕。
  在浩罕和喀什噶尔的大农奴主及宗教头目的策划和支持下，南疆又发生了两次大的叛乱。一次是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一次是时隔10年后的“倭里罕之乱”。在平定这两次叛乱时，察哈尔营的部分官兵也参加了，他们同其他营兵一道出生入死，最终平定了叛乱，为维护南疆的稳定作出了贡献。在平定“七和卓之乱”的斗争中立过战功的清军各官兵，清廷都给予了奖赏、擢升，如在英吉沙尔解围尤为出力人员折中察哈尔官兵有骁骑校鄂奇尔、佐领巴图鄂奇尔，均赏戴花翎，委官三音扣苏木雅擢升为骁骑校等，①还有其他战役中获奖的察哈尔营官兵。
  1857年6月5日，倭里罕和卓带领部下窜犯入境，猛攻喀什噶尔汉城、英吉沙尔汉城及南疆政治中心叶尔羌等地。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锡拉那奉命管带伊犁满营、绿营、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官兵1000余名于7月下旬到达阿克苏，8月3～14日先后解了巴楚、叶尔羌之围，接着清军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倭里罕余众不战而溃，逃出卡外。倭里罕之乱被平定后，清政府同样对在本次战役中立下战功的官兵给予奖赏，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锡拉那以叶尔羌等处剿贼出力，被授予巴图鲁名号。
  抵御外侮的斗争。1865年，中亚地区的浩罕汗国利用清政府忙于镇压内地各族人民起义、无力西顾之际，乘机派将领阿古柏带匪徒侵入南疆。阿古柏利用各种手段，攻占了南疆各城，而且于1871年侵入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与此同时，沙俄也出兵侵占了我国伊犁地区，并进一步向北疆各地进行渗透。我国西北边疆形势继续处于危急之中，各族人民陷入了外敌统治之中。
  1875年5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驱逐侵略者。翌年8月，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向阿古柏匪军发动进攻，广大官兵经过英勇奋战，取得了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达坂城、吐鲁番等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阿古柏匪军的主力。1877年8月，清军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对阿古柏残余展开了追击战。经过4个多月的作战，清军收复了喀什噶尔、和田，彻底驱逐了阿古柏匪军。在驱逐阿古柏的斗争中，察哈尔军民踊跃参加剿匪部队，共同作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复玛纳斯南北两城的战役中，许多官兵都英勇奋战，立了大功，这在史料中都有记载。
  1871年5月15日，沙俄侵略军分两路向伊犁进犯，面对沙俄侵略军的入侵，伊犁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察哈尔左翼总管博勒堆、右翼总管阿有等率领官兵于5月22日在霍尔果斯与沙俄军队打了一仗，沙俄入侵者兵败逃窜。6月26日，沙俄军队渡过霍尔果斯河，向驻守在阿克肯特至阿拉木图一带的伊犁军民进攻。广大伊犁军民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他们手持的兵器是弓箭和腰刀、鸟枪等，最终抵抗不过手持洋枪洋炮的侵略军，而节节败退。7月1日，沙俄侵略军攻占了绥定，接着占领了固尔扎（又称金顶寺，今伊宁市）。在反击沙俄入侵的斗争中，察哈尔蒙古同维吾尔、哈萨克、汉、厄鲁特、锡伯、柯尔克孜等各族人民一道浴血奋战，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沙俄侵占伊犁地区后实行军事殖民统治，13万多伊犁各族人民处于沙俄侵略者的殖民奴役之下长达10年。沙俄入侵者采取恫吓诱骗等种种手段，强迫伊犁各族人民“归附”。伊犁各族军民并未被沙俄淫威所吓倒，“所有满、绿、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精）河土尔扈特贝勒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①。察哈尔左右翼总管及精河土尔扈特贝勒等均派人到塔尔巴哈台，向移住在那里的署伊犁将军荣全禀报伊犁情形，并纷纷要求派大军收复伊犁。由于沙俄的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清朝政府决定通过谈判收回伊犁。同时谕令军机大臣和驻守边疆的部队，加强防卫，防止沙俄入侵。
  这一时期，沙俄还唆使原先从北疆各地潜逃伊犁，被沙俄收留的白彦虎（原陕西回民起义领袖，后降附于阿古柏）残余进犯伊犁边境，1879年春白彦虎残余又进而扰犯大河沿子及博尔塔拉一带，驻守博尔塔拉的部分察哈尔营兵，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协同作战，迅速歼灭了这帮残匪。
  1878年2月16日清廷命锡伯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署理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并率领察哈尔、锡伯兵在博尔塔拉屯垦。喀带领察哈尔、锡伯军民在大营盘（今博乐市）积极建造营房，兴修水利，屯种军粮，并获得好的收成，以实际行动支援抗俄斗争。喀尔莽阿因功绩卓越，而获得了清政府给予的“优叙”的奖励。在沙俄占领伊犁的10年间，察哈尔军民用各种方式与他们进行斗争，察哈尔营内涌现出了一些抗俄英雄，成绩卓著的都曾得到提升和嘉奖。
  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条约规定，1882年2月清军进驻伊犁，沙俄军队于1883年3月完全撤出伊犁。虽然伊犁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项不平等的条约给新疆造成了严重后果。
  畜牧业的开发。西迁的察哈尔作为游牧兵丁，其主要任务除了驻卡巡边外，仍然是牧放牲畜。
  伊犁地区有着广阔的牧区，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牧草丰茂。清朝统一新疆以后，为恢复和发展新疆地区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开发活动，其主要的一项经济开发活动是兴办官牧厂。伊犁牧厂始于1760年立孳生马厂，1761年立孳生羊厂、驼厂，1762年立孳生牛厂。
  伊犁官办牧厂的部分牲畜是察哈尔蒙古从故乡带来的。察哈尔蒙古在家乡察哈尔草原时就牧放着官办牧厂的牲畜，据满文档案记载，两批西迁的察哈尔官兵共带来了4万只羊，2050峰驼，5447匹马。①批牲畜不仅为伊犁牧厂的创办奠定了基础，也为此后新疆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良品种。
  伊犁牧厂设立之初，察哈尔、厄鲁特两营经营着伊犁官办牧厂的大部分牲畜，而到嘉庆初年，先后停止锡伯、索伦兵丁牧放伊犁牧厂牲畜，将其牧放牲畜全部交给察哈尔、厄鲁特两营。自此，伊犁牧厂除了有少部分羊以及牛仍由维吾尔人牧放外，其余则全由察哈尔、厄鲁特营经营。察哈尔、厄鲁特两营牧放的牲畜数也大为增加。以孳生厂为例，马厂共计有孳生本马28569匹，其中察哈尔营左翼牧放马5743匹，右翼牧放马5759匹；牛厂有孳生本牛11845只，其中察哈尔营左翼牧牛2076只，右翼牧牛2088只；羊厂共有孳生本羊140695只，其中察哈尔营左翼牧放羊28287只，右翼牧放羊26000只。
  备差厂即储备牲畜以供差用，孳生厂取孳牲畜均入备差厂。据1816年统计，伊犁备差厂有马17738匹，内察哈尔左翼牧马4878匹，察哈尔右翼牧马4881匹，牛厂有牛11573只，内察哈尔左翼牧牛2433只，察哈尔右翼牧牛2350只，羊厂存羊32187只，察哈尔左翼牧羊1430只。据满文档案记载，乾隆年间“察哈尔兵仅有1800名，牧放特穆尔牧厂及孳生牲畜共计10万余头，且又有各自私畜”。②
  察哈尔营牧地在博罗塔拉、哈布塔海（今博乐市境内）、赛里木湖一带，其牧地北、西、南面都为高山所环抱，东为戈壁平原及湖泊，中部则是辽阔的草原。察哈尔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有丰富的畜牧经验，更何况，察哈尔蒙古在故乡察哈尔草原时就经营着官牧场牲畜，他们在经营管理上也是有经验的。因此，他们将伊犁牧厂的牲畜牧养得膘肥体壮，孳生繁庶。
  新疆建省后，由于统治制度的改革，新疆的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清朝的日益腐败和没落，致使新疆的生产力发展在建省后没能延续多久，便又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清廷也无力再大规模地经营牧厂了。
  西迁的察哈尔蒙古一踏上祖国的西北，就开始一边戍边，一边牧放官牧厂的牲畜，他们同厄鲁特营一道经营的官牧厂牲畜，在清代新疆军事、经济、交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畜牧经验和牲畜，为清朝北疆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的开发。察哈尔蒙古西迁北疆后，除放牧外还种植农作物。因此，察哈尔蒙古西迁后“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察哈尔军民被安置在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时，当地田渠皆废，遍地是野草，但他们不畏艰难，在荒原上安家立业，开荒种地，没过两年，“察哈尔二昂吉自去年暂行移驻博罗塔拉以来，农牧皆得其利”。③博尔塔拉属于新疆盆地中西部山地干燥气候区，夏季炎热，降水少，冬季严寒，因此农业用水是河水。察哈尔军民灌溉用水主要是博尔塔拉河。博尔塔拉河是博尔塔拉境内最大的河流，全长252公里，流域面积15928平方公里。博尔塔拉河两岸察哈尔人民基本上在沿河地带耕种农田。
  嘉庆年间，松筠（察哈尔部人，后被编入蒙古八旗正蓝旗）任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后，很重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在他的倡导下，博尔塔拉开凿了一条最大的水渠，名为“皇渠”察哈尔蒙古称为“相根布呼”意为“政府出资修的渠”水渠长逾10公里，后不断扩，修。1942年（民国31）长达35，公里，可灌溉13600亩地，。①
  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察哈尔营的屯田亩数扩大，大营盘（博乐市境）、小营盘、青得里、达勒特等地都成为其屯地，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共屯田3200亩。驻牧于今温泉县的察哈尔营左翼屯田于哈尔布呼、安格里格、查干屯格等地。
  1879年署理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原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领导察哈尔及锡伯军民开挖“哈日布呼”（“黑渠”之意），该渠引入博尔塔拉河水，渠全长约25公里，这是温泉县最早的一条渠道工程。1879年在喀尔莽阿指挥下，蒙古族、锡伯族每户出一个劳动力修建了“夏日布呼”大渠（意为“黄渠”之意），长约10～15公里。
  察哈尔营的旗屯收效是很大的，经济的发展又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口也增加了。民国初年，察哈尔营人口总数为16023人。②
  察哈尔营的旗屯是清朝新疆屯垦事业的一部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了积极作用。作为清朝统一新疆后第一批拓荒者，察哈尔军民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为清代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屯垦戍边，肩负着驻守卡伦的重任。察哈尔军民驻守祖国西北前哨，昼夜巡卡守边，尽职尽责，最终未使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等地落入侵略者手里。他们为保卫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六节厄鲁特营八旗
  清代厄鲁特营是清朝在新疆驻防军的一部分。厄鲁特营的人员组成比较复杂，大体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投附内地的准噶尔人，其中大多数是原准噶尔二十一昂吉的达什达瓦部属。1764年春，500名携眷之厄鲁特达什达瓦官兵奉命来到伊犁，被安置于特克斯河、察林河及塔玛哈一带（今昭苏县境内）。1765年达什达瓦部众被编为一昂吉，为厄鲁特营左翼。二是清朝出兵准噶尔汗国时逃入哈萨克、布鲁特部游牧地后又陆续返回的准噶尔人，以及被清廷赎回的曾给维吾尔贵族当奴隶的准噶尔人。1760年后，少部分劫后余生的逃入哈萨克、布鲁特游牧区等地的准噶尔人不堪为奴，陆续投靠清朝，对此，清廷实行了招抚和安置，1762年有6个佐领，次年置一昂吉，设置了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官，并颁发了关防印记。1765年此6个佐领编入厄鲁特营右翼。直到1772年投清的准噶尔入达1408人，其游牧区为崆吉斯河、哈什河及大小霍诺海等地，即现尼勒克县、特克斯县及新源县境内。第三部分为1771年随土尔扈特部东返的大喇嘛罗卜藏丹增属下的沙比纳尔（门徒之意——作者）。据清代满文档案记载，其沙比纳尔有1200余户，被编为4个佐图66土尔扈特银印领，①归厄鲁特营右翼硕通管辖，其牧地为特克斯河下游（今特克斯县境内）。由此可见，准噶尔汗国灭亡以后，准噶尔牧民成了清朝管辖的属民，厄鲁特营的设立使“准噶尔”一词作为部落名已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厄鲁特”一词。1767年7月，厄鲁特营按八旗编制，左翼被编为三旗，即镶黄、正黄、正蓝，称“上三旗”置6个佐领；右翼置5个旗，即镶白、正红、正白、镶红、镶蓝，称“下五旗”，有佐领8，个，1770年8个佐领扩编为10个佐领。加上沙比纳尔4个佐领，共有14个佐领。上三旗在特克斯河流域游牧，下五旗在诺海（即霍诺海）、空吉斯（即崆吉斯）一带游牧。
  准噶尔部和察哈尔营一样实行的是总管旗制。左右两翼各设总管1员，上三旗设副总管1员，下五旗因佐领多，设副总管2员，又设沙比纳尔副总管职衔1员。总管、副总管办理八旗事务。每佐设佐领、骁骑校各1员，领催4人，管理军事、生产、诉讼各事，各翼还置空蓝翎（轮住卡伦）2～3人，额设挑补卡伦侍卫、委笔帖式（书记官）1～2人。厄鲁特营设领队大臣1员，总揽边防事务，大都由满族人担任。①另据《新疆识略》载，厄鲁特营还有世袭云骑尉1职，上三旗有2员，下五旗有3员。下五旗还有拜唐阿1员。
  到道光年间，厄鲁特营兵额有了增加，据《伊犁略志》载，厄鲁特营有官员57名，兵3386名。厄鲁特营官兵家眷共22729名，其中兵3384名。
  厄鲁特营各级官员及士兵的俸饷均由清朝政府发放。厄鲁特营等“四营”官兵的俸禄钱粮，实行与满营不同的形式，满营是有粮有银，而且月月食钱粮，而厄鲁特等营官兵则有银无粮，即只发俸银，不发口粮。在驻防伊犁的察哈尔、厄鲁特、索伦、锡伯四营中，厄鲁特营人数最多，在坐卡、巡边方面承担的差役最重，他们除驻巡本营辖境卡伦外，还要协助索伦、锡伯、察哈尔等营驻巡卡伦，以及负责5座军台的文报传递。
  厄鲁特营的主要任务是驻守边疆，即驻卡巡边。他们除了驻守所辖区域外，还要驻守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他们平时驻卡巡边，定期操练，战时则上战场。
  驻守卡伦。1763年，伊犁地区开始设置卡伦，“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有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
  起初，厄鲁特营驻守格根、哈尔奇喇、特克斯色沁、根格色沁、都图岭等处卡伦，这些卡伦均设在伊犁通往天山以南的要道及与俄国接壤的边界线上。1788年又增设了察林河渡口等处卡伦。厄鲁特营所辖卡伦有32处，②其中常设卡伦4处：特克斯色沁、敦达哈布哈克、伊克哈布哈克、察察；移设卡伦4处：特穆尔里克、乌弩古特、鄂博图渡口、昌曼；添撤卡伦24处：特穆尔里克渡口、雅巴尔布拉克、鄂博图、额尔格图、札拉图、库图勒、格根、鄂尔果珠勒、哈尔干图、齐齐罕图、垓尔巴特、拜布拉克、博托木、绰罗图（一作赤老图）、那（纳）喇特、博尔克阿满（曼）、巴噶塔木（巴噶喀木哈）、察林河渡口、察林河察罕鄂博、格根西哩克、铜厂外、沙里（喇）雅斯、那林哈勒噶（一作那林哈布哈克）、哈尔奇喇。
  厄鲁特营除了驻守以上卡伦外，还派兵5～17名不等协助巴彦岱（惠宁）、锡伯、索伦、察哈尔等营领队大臣驻守24座卡伦。18世纪20年代，沙俄加快了吞并中亚的步伐，不断向哈萨克草原扩张，我国西北边疆开始出现危机。新疆地区同沙俄之间的边界问题产生了。伊犁地区卡伦的设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卡伦的驻防力量也有加强。据《伊犁略志》载，清道光中叶，厄鲁特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有9座，即鄂尔古朱勒卡（又译写成鄂尔果珠勒）、特木（穆）尔里克卡、格根卡、哈拉刻拉卡、沙拉（里）雅斯卡、那拉（喇）特卡、乌努（弩）古特卡、峨波土（鄂博图）卡、阿敦格尔布胡土卡；巡防哨（小卡伦）有14座，即柏尔柯阿满（博尔克阿曼）、查干哈大、乌逊祜吉尔、特克斯边（可能是特克斯色沁）、巴汗塔马哈（巴噶喀木哈）、库土（图）勒、齐奇尔哈土（齐齐罕图）、哈尔干土（图）、通（铜）厂外、扎拉土（札拉图）、牙帕尔（雅巴尔）布拉克、特木（穆）尔里克桥、额尔各土（格图）、哈布哈克等巡防哨。
  1864年10月7日在沙俄一手操纵下，清政府被迫同沙俄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后又订立了《中俄科布多界约》等三个勘界议定书，一共割去我国西部领土44万平方公里。其中斋桑湖往南，沙俄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七河流域，吹、塔拉斯河流域，使原来在鄂博（界牌）以内，卡伦以外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游牧地全被割去，进而侵吞了厄鲁特营上三旗牧地等地方。随着大片国土的丧失，失地内原设的许多卡伦被丢失。“厄鲁特营领队大臣所辖三十二卡，其明属俄国者二十三卡，其明属中国者仅一卡，其八卡佚考”。①因此，处于边界地区的卡伦，其职能也有所改变，基本上成为一种军事哨卡，不但负责巡边，查看有无俄人越境之迹，还要防止私越和盗窃。新疆地区的卡伦最初设置时主要任务是内部防范，现在主要就是守卫边界了，所以厄鲁特等官兵驻守卡伦的任务也更重了。
  沙俄军队于1871年出兵侵占伊犁，又将该地区的数十处卡伦毁掉，边疆危机日趋严重。最后，中俄双方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把包括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土地在内的新疆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入了俄国的版图。《伊犁条约》划定自伊犁西南至伊犁东北一段边界，共立界碑鄂博33处。其中属于厄鲁特营牧地界内共有11处界碑。
  中俄重新分界后，伊犁将军金顺在重要地段、隘口处重新安设卡伦，并派兵驻守。厄鲁特营新设卡伦10处，即那林哈勒噶卡、那林郭勒卡、胡苏木图卡、布胡图卡、特克斯噶塔尔干卡、莫霍托罗海卡、阿尔班苏木卡、格登山卡、沙图阿满卡、阿里干谷卡。由于其所属边界与俄境毗连，厄鲁特营官兵地处西北最前哨，因此巡卡守边的任务更重了。
  1763年，伊犁南路军台——伊犁至沙图阿满设有7处（由底台南行至阿克苏路），其中有5处军台由厄鲁特营军民驻坐：海努克台、索果尔台、博尔台、特克斯台、沙图阿满台，每座军台额设厄鲁特兵15户，马15匹，牛14头。驻守军台的官兵专管渡送折报公文等事。
  厄鲁特营军民不仅驻守以上卡伦、台站，而且还到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换防，巡查哈萨克、布鲁特边界，驻守哨卡，向乌鲁木齐及内地运送军马等。自1766年始，厄鲁特营军民同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营一同驻守塔尔巴哈台。满洲、锡伯二年一换，每年换一半，索伦、察哈尔、厄鲁特一年一换。厄鲁特营每年派佐领1员、骁骑校1员、兵150名换防塔尔巴哈台，自1807年始又添兵10名。他们同其他营的换防兵一道“除分拨坐卡外，其余在城兵丁按期操演”①。1832年，由于经费等原因，停止了察哈尔、厄鲁特两营官兵换防塔尔巴哈台。除此之外，厄鲁特等营官兵还要照看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部游牧地，其中厄鲁特营派佐领或骁骑校1员、兵4～15名不等前往驻防。
  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游牧边界。吹、塔拉斯河流域原为西蒙古牧地，清朝统一新疆初，这一带暂作为“闲旷之地”，1763年始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到吹、塔拉斯地区稽查和巡逻，厄鲁特营官兵也随同前往。“每年夏天特派领队大臣1员，巡查布鲁特边界时，有两满营协领1员，大城（惠员）官2员..厄鲁特营官2员，兵70名。共计官10名，兵300名。每年秋季特派领队大臣1员，巡查哈萨克边界时，由两满营派协领1员，惠远城满营官2员，..厄鲁特营官2员、兵70名。共计官10名，兵300名”。②届时巡查官兵在边界上会哨，巡查边界，驱逐越界游牧者。
  当时巡查分为两路，南路自伊塞克湖之南、巴尔珲岭到塔拉斯、吹地方，北路沿伊犁河，由古尔班阿里玛图（今阿拉木图）到沙喇伯勒地方，在指定的地点彼此交换表报，互换信牌。这样边界地区就能全部查到。道光年间，随着沙俄对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逼近，巡查边防曾一度加强。1840年鸦片战争后，巡查变成巡边。主要任务是巡查界碑，修整鄂博和缉捕越界俄人，以抵制沙俄为主，具有较强的边防意识。
  厄鲁特营兵作为清朝的八旗兵，肩负着繁重的戍边任务，因此为提高作战能力，官兵定期进行操练。清廷规定厄鲁特营等四营“各于屯所游牧处，随时操演鸟枪、骑射”。③
  训练的项目主要是骑术和射箭。厄鲁特营官兵主要配备弓箭、撒袋（箭挂袋）、腰刀、长枪和鸟枪（火枪），每年8月，将军带领各营官兵前往哈什河等地方举行大规模的演习、行围。届时厄鲁特营需派副总管1员、官12员、兵270名参加。这些兵丁都是从各旗挑选出来的。
  维护内部的安定。19世纪20年代，大小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在浩罕（乌孜别克人建立的封建国家）统治者的支持下，先后四次返回新疆进行作乱。但很快都被平息了，这同新疆各族人民的通力协作是分不开的。在镇压张格尔的暴乱中，新疆的维吾尔、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民族，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都作出了贡献。
  厄鲁特军民也如此，奉命参加戡乱战斗。当张格尔第二次入卡作乱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面临300名清军覆灭于张格尔屠刀下及张格尔要大举进攻喀什噶尔的危机关头，又增调了锡伯、满、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兵各100名赴喀什噶尔，他们的奋力作战，打退了张格尔的进攻。张格尔第三次入卡作乱时，厄鲁特、察哈尔等四营官兵前往阿克苏围剿，取得了浑巴什河战役的胜利，从而阻止了张格尔攻占阿克苏，接着又攻克了喀什噶尔。在这场战役中，厄鲁特等营官兵冲锋陷阵，立了大功。1828年春节之际，张格尔第四次入卡作乱，被清军活捉，同年6月，张格尔被解送到北京处死。至此，张格尔之乱被平定，南疆暂趋安定。
  1830年，浩罕又指使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再度入卡作乱。伊犁将军又急调满营等换防兵及厄鲁特等营官兵前往戡乱，在厄鲁特等营兵的英勇出击下，击溃了敌人的围剿。玉素甫和卓率余众逃到了浩罕。
  在浩罕和喀什噶尔的大农奴主及宗教头目们的策划和支持下，南疆又发生了两次大的叛乱，即1847年的“七和卓之乱”和时隔10年后的“倭里罕之乱”，在平定这两次叛乱时，厄鲁特营的部分官兵也参加了，他们同其他营兵一道出生入死。战斗中立过战功的清军各官兵，清廷都给予了奖赏、擢升，如厄鲁特营领催满吉、委领催巴图那逊、披甲哈拉黠讷莫库、鄂斯库等赏戴了六品蓝翎。
  1857年6月5日，倭里罕和卓带领部下窜犯入境，他们猛攻喀什噶尔汉城、英吉沙尔汉城及南疆政治中心叶尔羌等地。面对倭里罕和卓一伙的进扰，各营人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锡拉那奉命管带伊犁满营、绿营、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官兵1000余名，协领富珠哩等也带领兵1000余名于7月下旬到达阿克苏，8月3日解了巴楚之围，8月14日又解除了叶尔羌之围。9月21日，清军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倭里罕余众不战而溃，①逃出卡外，清军跟踪追击，出卡进剿，倭里罕逃到了浩罕。
  抵御外侮的斗争。1865年中亚地区的浩罕汗国利用清政府忙于镇压内地各族人民起义、无力西顾之际，乘机派将领阿古柏带匪徒侵入南疆，阿古柏利用各种手段，攻占了南疆各城，而且于1871年侵入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与此同时，沙俄也出兵侵占了伊犁地区，并进一步向北疆各地进行渗透。西北边疆形势继续处于危急之中，各族人民陷入了外敌统治之中。
  1875年5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坐镇肃州（今甘肃酒泉）派刘锦棠率军进疆，驱逐侵略者。第二年8月，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向阿古柏匪军发动进攻，广大官兵经过英勇奋战，取得了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达坂城、吐鲁番等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阿古柏匪军的主力。1877年8月，清军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对阿古柏残余展开了追击战。经过4个多月的作战，清军收复了喀什噶尔、和田，彻底驱逐了阿古柏匪军。在战斗中，厄鲁特军民踊跃参加剿匪部队，共同作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复玛纳斯南北两城的战役中，许多官兵都英勇奋战，立了大功。沙俄侵略者于1863年数次侵犯伊犁博罗胡吉尔等卡伦，1871年5月15日，沙俄侵略军分别两路向伊犁进犯，面对沙俄侵略军的入侵，伊犁军民进行了英勇反击，迫使沙俄撤回博罗胡吉尔一带。7月1日，沙俄侵略军攻占了绥定，接着占领了固尔扎（又称金顶寺，今伊宁市）。在反击沙俄入侵的斗争中，厄鲁特军民同维吾尔、哈萨克、汉、察哈尔、锡伯等各族人民一道浴血奋战，英勇斗争，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沙俄在伊犁地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10年期间，不仅在伊犁周围设要塞“各处把守，水泄不通”，而且沙俄在政治上也进行殖民奴役，他们废除了清朝政府在伊犁地区的行政建制，撤换和驱除清政府官员，将伊犁地区划归沙俄七河省（即沙俄突厥斯坦总督斜米列契省）直接统治。13万多伊犁各族人民处于沙俄侵略者的殖民奴役之下。厄鲁特上三旗牧地被俄割占，其人口在俄境未回。后来经过交涉，其部众大都返回，但牧地却丧失了。
  沙俄入侵者采取恫吓诱骗等种种手段，强迫伊犁各族人民“归附”。各族人民是热爱祖国的，他们以宁死不屈的精神，给侵略者一个响亮的回答。沙俄并不甘心，对各营兵丁进行敲诈勒索，趁机用发口粮等手段，诱迫各营军民归顺。但是，各营“兵民不从，亦不领粮”①，他们不畏强暴的坚强骨气再次挫败了沙俄的野心。
  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后，沙俄军队撤出伊犁。伊犁最终未落入沙俄手中，这同厄鲁特蒙古等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分不开的。
  中国军民收复后的新疆，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地亩荒芜，人民离散，厄鲁特等营的情况也是惨不忍睹。伊犁将军金顺进驻伊犁之后，着手伊犁重建工作，首先招集流离失所的厄鲁特、锡伯等营众，恢复厄鲁特、锡伯等营制。
  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决定将乌鲁木齐作为省会，自此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自伊犁移至乌鲁木齐。伊犁仍设将军，但不再总统全疆军务，尽管伊塔边务。虽然清朝在新疆的统治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对厄鲁特等营建制没有触动。营仍设领队大臣1员，总管、副总管各1员，佐领8员。领队大臣仍受伊犁将军节制。由于厄鲁特营所属边界与俄境毗连，其营官兵地处西北最前哨，因此巡卡守边的任务更重了，他们仍然是伊犁戍边的主要力量。清政府对厄鲁特等营作出了一些新的部署，厄鲁特营领队，移驻特克斯驻扎，以扼伊犁山南与俄接界之西面门户，兼扼冰岭。
  1895年，伊犁将军长庚因“减兵加饷”，裁减各营官兵，裁减厄鲁特兵500名。所裁旗兵，每名授羊30只，令其牧放，仍属所在旗管辖。据《新疆图志》载，光绪末年厄鲁特营户口有：“职业职官100名，马步甲1236名，闲散10603名，孤25名”。①
  新疆都督杨增新在不断裁减军队的同时，基于防边卫国，1914年1月24日，下令将厄鲁特营等四营领队大臣改为领队官，下属正副总管、协领、佐领等官均取消。虽然如此，厄鲁特营内部仍然沿用总管、副总管等旧制。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杨增新采取了停发厄鲁特等营薪饷，以挑兵为条件，免除一切赋税的措施，因此大部分官兵都解甲归田，卡伦几乎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尽管如此，厄鲁特军民仍按旧制，巡防驻守各边界卡伦。
  1938年厄鲁特营制被取消，均纳入地方行政编制。至此，长达170余年的厄鲁特营制取消。
  游牧、狩猎的休养生息之地。清朝统一新疆后，为恢复和发展新疆地区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开发活动。其主要的一项是兴办官牧厂。1760年，清政府先后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乌鲁木齐设立官营牧厂。伊犁牧厂有孳生马厂、孳生羊厂、驼厂、孳生牛厂。
  伊犁牧厂设立之初，牲畜除了部分羊和牛由维吾尔族牧放，部分马、牛由锡伯营牧放外，其余都由察哈尔、厄鲁特、索伦三营放养。骆驼厂全部由厄鲁特营经营。由于锡伯、索伦营兵丁不善畜牧，因此1773年后停止了索伦营经营马厂、牛厂以及锡伯营经营牛厂。而到嘉庆初年，先后停止锡伯、索伦兵丁牧放伊犁牧厂牲畜，将其牧放牲畜全部交给察哈尔、厄鲁特两营。
  以孳生厂为例，据1793年伊犁将军保宁奏，马厂共计有孳生本马28569匹，其中厄鲁特营上三旗牧马7210匹，下五旗牧放9857匹；牛厂有孳生本牛11845头，其中厄鲁特上三旗牧牛2483头，下五旗及沙毕纳尔四佐领牧牛4065头；羊厂，1772年共有孳生本牛140695只，厄鲁特营上三旗牧放羊29742只，下五旗及沙比纳尔四佐领牧羊56666只；1802年共收获孳生驼2665峰，上三旗牧驼1833峰，下五旗牧驼2343峰。②
  备差厂即储备牲畜以供差用，孳生厂取孳牲畜均入备差厂。据1816年统计，伊犁备差厂有马17738匹，内厄鲁特营上三旗牧马2636匹，下五旗牧马5242匹，牛厂有牛11573头，内上三旗牧牛2463头，下五旗牧牛4627头，羊厂存羊32187只，上三旗牧羊9500只，下五旗牧羊12112只。厄鲁特营仅牧放伊犁牧厂的牲畜就有十几万头。
  厄鲁特营上三旗牧地在特克斯河、察林河流域及塔马哈一带，下五旗在崆吉斯（今巩乃斯）、哈什河流域及霍诺海一带，以上草原都由高山环抱，其水草丰美，地域辽阔。因此，他们将伊犁牧厂的牲畜牧养得膘肥体壮，孳生繁庶。伊犁将军伊勒图曾在1775～1781年连续5次查阅察哈尔、厄鲁特牧放的特穆尔牧厂时都很满意。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农民起义，浩罕阿古柏及沙俄乘机入侵，致使“全疆官厂荡然无存”，“伊犁乱后，牧厂悉停”，①厄鲁特营众的生计也非常艰难。
  新疆建省后，由于统治制度的改革，新疆的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清朝的日益腐败和没落，致使新疆的生产力发展在建省后没能延续多久，便又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清廷也无力再大规模地经营牧厂了。1896年，伊犁将军长庚为恢复生产，“筹办屯田耕种，以裕锡伯、索伦两营生计，筹办孳生牧畜，以裕察哈尔、厄鲁特两营生计”②。伊犁牧厂恢复以后，察哈尔军民仍然同厄鲁特军民一道经营伊犁牧厂的牲畜。虽然牧厂恢复了，但由于牧厂荒废了几年，草场也不如从前了。
  厄鲁特及察哈尔营众一道经营的官牧厂牲畜，在清代新疆军事、经济、交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伊犁官牧厂的马匹，主要是军马，用于拨补营缺、军台、卡伦、战事。羊为官兵食肉之主要来源，察哈尔营众牧放的羊只不仅自己食用，而且还供应满营官兵。据载，满营官兵6000员，每年每名可食羊6只，均有察哈尔、厄鲁特两营孳生羊内拨给。牛为当时兵屯及铅、铜厂提供了重要工具。伊犁的厄鲁特蒙古为清朝北疆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开发清代新疆畜牧业作出了贡献。
  农业的开发。由于厄鲁特营的“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因此，其兵丁除放牧外，还种植农作物。厄鲁特营上三旗6个佐领屯田4处：敦达察罕乌苏、霍依图察罕乌苏、特尔莫土、哈牧哈；下五旗14个佐领屯田16处：昌满、哈什春稽布拉克、苏布台、浑多赖、衮佐特哈、库尔库类、呢勒哈、大济尔噶朗、算珠图、特勤克、特古斯塔柳、沙喇博果沁、巴哈拉克、弩楚衮。以上田地都位于河流域，因此都用河水灌溉。③
  厄鲁特营的旗屯是清朝新疆屯垦事业的一部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屯田所获粮食，不仅自己食用，有时多获粮食还上缴官府，为当地驻防军提供军粮。
  第七节满营与新满营
  1759年，清政府最终彻底解除了天山南北的内乱之患，接着创建清在新疆的地方政府机构。自1764年始，从内地先后调遣索伦（达斡尔）、锡伯、察哈尔部和厄鲁特部蒙古、满洲、汉等族官兵，携眷迁驻伊犁各地，组建了伊犁四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和满营，至此，完成了清代伊犁八旗制的建立。从前四节的内容看，伊犁四营的分布及军事职责表现为，在伊犁西北至东南依次成为国界缓冲地带的屏障，并驻守所辖范围的数十个卡伦、台站，定期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吉尔吉斯）边界，远去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定期换防。为了保卫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清政府将两个满营分别置于新疆重归统一后新筑的惠远城和惠宁城，称惠远城满营和惠宁城满营。它们的军事职责主要是维护清在新疆的统治机构伊犁将军府的安全。1864年伊犁农民起义后，清在伊犁的统治暂时被推翻，两个满营不复存在，伊犁相继为地方封建割据政权和沙俄统治。1883年即清政府收复伊犁后的次年，在恢复原满营（有时称旧满营）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新满营。1895年在塔尔巴哈台又成立了新满营。由于种种原因，惠宁城满营未予恢复。1912年初，满营退出历史舞台。
  根据清初满族统治者的常规，凡是要害或战略地区，均派有满族官兵驻守。伊犁因处西北战略要地和“形胜之地”，并且偏处遥远，清政府决定采取携眷驻防兵制度。因此，新疆重归统一之后，清廷很快决定分批撤回自关内进疆平叛的各族官兵，而改遣各族（部）携眷官兵进驻伊犁等地长期驻防。对自何处调遣官兵、调遣何族军民、安置何处驻防、屯垦、游牧等具体问题，清政府几年前便与伊犁将军开始了讨论并廷议。其中对满洲官兵及眷属的调遣问题，1762年12月乾隆帝便下一道旨谕：“先前派满洲兵驻防凉州、庄浪地方，尚在平定准噶尔之前，因彼处为西陲要冲，故从西安满洲、蒙古、汉军内抽调马步兵四五千名，设置将军、副都统及协领、佐领等员管束，分驻凉州、庄浪二处。今准噶尔、回子诸地均已平定，巴里坤以西均属内地，不可仍以凉州、庄浪为边徼，而诸处并无行围习艺之所，以致兵丁怠惰偷安，俱归无用，何必以众多满洲兵闲驻无用之地。现在伊犁建筑城堡，开垦屯田，设置将军总统管理，与其三年遣派一次换防兵更番戍守，不如将凉州、庄浪兵丁就近携眷移驻伊犁”①。乾隆帝的旨谕为军机处调遣满洲官兵迁驻伊犁等地，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原则，因此，日后满洲官兵及其眷属分数批被调遣伊犁驻防，都是根据乾隆帝该旨谕的思路和原则进行的。乾隆帝降该旨谕之后，对调遣满洲军民迁驻伊犁等地事宜，清帝和军机处等部门进行过数次议论，以便找出省力省时、节约资费的最佳方案。经过多次议论和斟酌，并几经调整拟迁计划，最终决定自1764年开始调动满洲军民西迁。经过8年陆陆续续分期分批迁移，至1771年调遣工作才基本结束。
  1763年1月，军机大臣傅恒等遵照乾隆帝旨谕议奏清廷：“将凉州、庄浪3200名满洲、蒙古兵，遵旨尽数携眷迁往伊犁永久驻防”②。之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充分准备，作为首批西迁伊犁的满洲、蒙古携眷官兵，于1764年2月7日始分三批迁往伊犁，至1766年6月底第三起军民抵达伊犁，首批西迁任务才完成。其中第一起分9队，于1764年2月7日始先后起程，至同年6月10日陆续抵达伊犁；第二起分9队，于1765年2月14日始陆续起程，至同年6月初之前先后到达伊犁；第三起分10队，于1766年1月22日始先后起程，于同年6月27日前陆续抵达伊犁。官兵的迁移费用由国家拨付，包括整装、盐菜、盘费等银两及口粮，并由官方提供车辆、帐房、役畜等。每官员付俸一年，兵丁赏银30两，跟役2两；盐菜银兵丁每名月支1两5钱银，跟役5钱；眷属按每50公里大口每人支银1钱2分，小口6分；口粮则由官兵和跟役每日各支8合3勺；官兵每户提供一顶帐房，折合银支4两；无备马的兵丁和跟役每2人提供车一辆，眷属3口提供一辆，每户又提供一辆作为拉载什物。①
  这批西迁官兵总计3334人。其中协领4员、佐领28员、防御28员、骁骑校28员、领催191名、前锋302名、马甲1771名、步甲600名、养育兵200名、炮手75名、匠役头目12名、匠役95名。
  在首批官兵及家眷自凉州、庄浪起程西迁的同时，清政府又命令已拟定迁往伊犁的热河满洲驻防兵准备起程。热河驻防兵是驻防于避暑山庄、喀喇河屯、桦榆沟等处的由热河副都统管辖的八旗兵，总共领催51名、前锋26名、马甲887名、炮手13名、匠役23名及协领2员、佐领10员、防御10员、骁骑校10员，合计1032名。这批官兵及其眷属也按首批军民迁移的方法，分起分队起程，即全员分10个队，每5个队为一起，分两起出发。因热河路途遥远，清政府决定将凉州和庄浪作为迁移途径中转站，要求军民先到达该处歇息再起程。于是起程时间与凉州、庄浪军民的起程时间错开了近两个月，于1764年4月1日令第一起5队军民起程，不久第二起5队军民也起程迁移。两队军民先后于同年6月15日之前抵达凉州和庄浪。在此稍作休整之后，这些军民又分两起分别于迁往伊犁的凉州、庄浪军民的第二起和第三起一同出发共同抵达伊犁。
  以上说明，凉州、庄浪、热河的满洲、蒙古官兵共计4366名，实际上是一起迁驻伊犁的。
  4000余名满洲、蒙古官兵及其眷属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将其分别安置于惠远和惠宁两城。但随着伊犁九城的陆续建成以及驻防、巡守范围的逐步扩大，兵力又显不足。因此，清廷根据乾隆帝早年旨谕中的调军思路和原则，又决定就近自西安抽调一批满洲、蒙古官兵携眷迁驻伊犁。这批官兵总计2088名，其中协领3员、佐领13员、防御16员、骁骑校16员、领催116名、前锋160名、马甲1524名、步甲200名、炮手40名、匠役48名。②其装备、盘费及口粮等的支付，也是国家负担，标准与以往迁徙官兵相同。然而，正当官兵及其眷属一起起程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政府平定新疆南部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等地的情况不是很稳定，而且清政府又准备将之前进疆的各部戡乱清军陆续撤回内地，上述地区急需派兵加强防务。因此，清廷于1769年初谕令，自拟迁伊犁的西安满洲、蒙古官兵内抽调协领1员、佐领4员、防御5员、骁骑校5员、马甲600名，计615名官兵不带家眷前往上述地区换防。这615名官兵于1771年4月换防期满撤回伊犁。
  自西安拟迁伊犁的2088名官兵中，抽调615名官兵前去喀什噶尔之后，所余官兵及2088名官兵家属总分20队，分两起照令迁往伊犁。1769年12月22日始，第一起10个队依次起程，于次年5月3日止先后抵达伊犁；1770年12月1日始，第二起10个队又逐次起程，于次年3月底陆续抵达伊犁。①此，清政府拟定的派遣满洲、蒙古携眷兵迁驻伊犁驻防的任务，经过8年才基本结束。三批迁驻伊犁的官兵已达6454名，加上家眷近2万人。
  西迁伊犁的满洲、蒙古军民被伊犁将军安置于惠远和惠宁两城。安置惠远城的是迁自凉州、庄浪和热河的军民，而惠宁城的则是来自西安的军民。之所以将其安置于上述两城，是因为惠远系全疆政治、军事中心，驻有伊犁将军、参赞大臣、各营领队大臣等政府要员。并且，惠宁城对惠远城来讲系东面屏障，可先堵东来之敌；惠远城之西则有索伦营驻守，可堵西来之敌，惠远城就可以处在安全坚固的防卫之中。因而，这两城满洲、蒙古官兵的军事职能，主要体现在对清政府在伊犁统治机构的安全保卫方面。
  满洲、蒙古军民落户两城后，伊犁将军根据两城军民的实际情况，拟分别成立惠远城满营和惠宁城满营。但是，两城官兵组成的原旗佐编制混乱，各级官员均存在超编现象。伊犁将军借此制定重新编制计划上奏，经清廷允准后进行了新编制的制定，即该合并的牛录进行合并，该裁汰的官吏进行裁汰。在惠远城，将凉州、庄浪和热河三处军民合编为一营，满族和蒙古族分别记档入户籍，但两族军民混合编旗，不单族设旗。该满营八旗分左右两翼，每翼四旗，每旗设5个佐领，5个佐领设1协领管束，每佐领下设4个领催（含催总1名），设前锋
  8名、马甲70名（含委前锋）、炮手1名、匠役2名、步甲15名、养育兵6名。但是，惠远城满洲、蒙古军民迁来之初，其人数就比较多，加上后来人口不断增加，部分编制又需要重新调整。因此，1790年初，经伊犁将军保宁奏准，对该城满洲八旗编制又进行了一次调整，使之更趋于完善。调整后的八旗设40个牛录，拣放协领8员、佐领40员、防御40员、骁骑校40员、催总40名、领催120名、前锋校40名、前锋280名、委前锋200名、马甲2600名、炮手40名、步甲600名、匠役80名、养育兵240名、鸟枪步甲400名，另从佐领、防御内选取委前锋翼长2员、委前锋章京8员。①
  因为惠远城的安全事关伊犁将军等清朝在新疆要员的安全，惠远城满营由伊犁将军节制。
  惠宁城满洲、蒙古军民初来时也与惠远城军民一样，旗佐编制比较混乱，“移驻伊犁之马步甲，共2088名，分编16个佐领，八旗满洲每旗各1个佐领，又八旗合4个佐领，共12个佐领，八旗蒙古合4个佐领。八旗满洲两翼，每翼各派协领1员，八旗蒙古派协领1员。所派协领，均又兼佐领”；“官兵皆按原地旗分佐领摊派抽调，并非按驻防佐领之例选派，其兵丁内又有旗翼混合选取者，因相互交错，与设官分管、支领钱粮皆为不便”②。上述情况显然是不合规范的混乱现象，在军事职责上造成分工不明，不便指挥。对此，当时的署伊犁将军增海和伊犁将军伊勒图都看出其弊端，想着手重新整编。后经向清廷奏准，照惠远城满营的整编之例进行了重新整编。首先满蒙官兵合编一营，撤销按族别分旗，相应增添协领、佐领等官员，裁汰部分小官员等，使其编制趋于合理，避免了指挥调动上可能出现的矛盾。整编后的惠宁城满营八旗，亦分左右两翼，每翼设协领2员，分管4旗，每旗2个佐领；每佐领下设领催4名（含催总1名）、前锋10名、马甲91名（含委前锋）、炮手1名、步甲20名、匠役3名、养育兵6名。但是，上述情况又存在不合清朝军事体制规范的情况，尤与惠远城满营相比较，明显存在额兵和领催超编的现象。鉴于此，伊犁将军索诺木策凌经奏准，对该营编制又进行了一次小调整，纠正了上述存在的问题。调整后的惠宁城满营共设16个牛录，设领队大臣1员、协领4员、佐领16员、防御16员、骁骑校16员、催总16名、领催64名、前锋校16名、前锋144名、委前锋40名、马甲1416名、炮手16名、步甲320名、匠役48名、养育兵80名。另有佐领、防御内选取委前锋翼长1员、委前锋章京4员。全营事务由领队大臣辖制。
  惠远和惠宁城满营官兵待遇比伊犁四营官兵待遇优厚，满营官兵既有俸银又有官给口粮供应，即所谓“有银有粮”，而伊犁四营则只有俸银没有口粮，口粮要自耕自食，即所谓“有银无粮”。但官兵俸银与伊犁四营官兵基本持平。据记载：协领每员岁支130两，粮料折银212两6钱2分8厘、本色粮3172斤8两、马料18石5斗1升6合，佐领每员岁支俸银105两、粮料折银146两2钱9分2厘、本色粮1762斤8两、马料12石3斗4升3合2勺，防御每员岁支俸80两、粮料折银89两6钱7分6厘、本色粮1762斤8两、马料7石7斗1升4合8勺，骁骑校每员岁支俸银60两、粮料折银70两8钱、本色粮1762斤8两、马料6石1斗7升1合6勺，前锋、领催每名岁支钱粮银36两、粮料折银37两1钱2分8厘、本色粮1762斤8两、马料2石3斗1升4合2勺，马甲每名岁支钱粮银24两、粮料折银37两1钱2分8厘、本色粮1762斤8两、马料2石3斗1升4合2勺，炮手每岁支钱粮银24两、粮折银15两16钱2分4厘、本色粮1233斤12两，步甲、匠役、养育兵每名岁支钱粮银12两、粮折银4两4钱6分4厘、本色粮352斤8两。官兵承应远差，还每人每月支给1两至1两5钱不等的盐菜银。另外，凡骁骑校以下官员和兵丁等遇到红白喜事，均赏给一定数额的银两。骁骑校、笔帖式红事10两，白事14两；领催、前锋红事8两，白事12两；马甲红事6两，白事10两；炮手、小甲红事4两，白事8两；鳏寡孤独红事4两，白事6两；另档养子仍照另户赏给。①
  惠远、惠宁两城满营，起初其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即除了防守所驻两城外，还驻守卡伦、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吉尔吉斯）边界和遇有内外战事随时听候调遣。两满营驻守的卡伦均在伊犁河北，共计10座：塔勒奇卡伦、干珠罕卡伦、固勒扎渡口卡伦、库车鄂啰木卡伦、辟里沁卡伦、鄂博勒齐尔北达巴罕卡伦、博罗布尔噶苏卡伦、沙喇布喇克卡伦、库库哈玛尔卡伦和毕齐克图卡伦。其中有的是常设卡伦，有的是移设卡伦，有的则为添撤卡伦。每个卡伦驻守官兵二三名或三六十名不等。他们自移驻伊犁便开始驻守这些卡伦。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的军事任务，也是西迁伊始便开始执行。与伊犁锡伯、索伦等营一样，换防官兵每两年一换，一年换一半，换防官兵数两城满营各三四百名不等。至1864年新疆农民起义爆发，上述换防制度才停止。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是西部边界巡查制度的体现，是为防范偷盗，查禁擅自越界牧放、垦种，向哈萨克征收租马等。按规定，伊犁各营派官兵300名左右（内满营官兵近百人），由一员领队大臣率领前往这些地区例行巡查，每年一次。
  此外，满营官兵与伊犁其他八旗官兵一样，一有平内御外的战事，首先被调往事发地区，或维护安定，或参加平乱战斗，或抵御入侵之敌，在100多年的守边生涯中，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例如在平定南疆几次叛乱、抵御沙俄侵犯伊犁等斗争中，付出了数百人牺牲的代价。
  清嘉庆年始，满营人口增长较快，据记载，嘉庆末年，惠远和惠宁城满营军民合计达到35940①。人官支钱粮已开始不敷使用，军民生活出现困难，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引起伊犁将军的关注。因此，逐渐打破清政府不让满洲八旗官兵屯田耕种的禁令，鼓励满营军民向锡伯营军民学习耕种，自耕自救，或将开垦的土地租与他人耕种，以收取租粮。如此以来，满营生计拮据的局面得以一定缓解。嘉庆末年，满营开垦的耕地已超过6万亩。
  1864年，随着全疆农民起义运动的高涨，伊犁的维吾尔、回、哈萨克族纷纷举起义旗，矛头直指清在新疆的统治。起初，起义具有反对农奴制和封建压迫剥削的正义性质。但起义后期，一小撮封建地主、民族主义者、清朝封建官吏及宗教头目，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纷纷混入起义队伍，扭转革命方向，把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开始推行民族仇杀政策，并借农民的力量，建立起自己的封建小“朝廷”，数年中各族无辜群众遭涂炭，死伤上万人。尤其是伊犁两个满营首当其冲，损失惨重。1865年惠宁城满营军民不堪义军的打击，退入惠远城。1866年1月底，义军炸开惠远城墙，数万人攻入城内进行屠城，满蒙军民惨遭屠杀，死伤上万人。伊犁将军明绪自尽，已革职的前伊犁将军常清被俘。至此，伊犁满营被彻底打散，清在伊犁的统治暂被推翻。1871年，沙俄殖民主义者以“代收代守”为名，消灭伊犁地方封建政权，出兵侵占伊犁，伊犁各族人民陷入了十年的殖民统治。但这十余年间，残余的满营军民有的逃到察哈尔和厄鲁特蒙古地区，有的投入到荣全在塔城建立的行营，等待清政府派大军收复伊犁。
  1878年，清军彻底打败阿古柏侵略势力，成功收复南疆。1882年经过多次谈判，清朝从沙俄手中交收伊犁，伊犁将军金顺进驻伊犁。接着恢复伊犁八旗制度，修复被废城池。据金顺将军进驻伊犁后将目睹情况向清廷反映的奏文记载：“伊犁九城，将军、参赞旧驻惠远城。城西南当伊犁河流之冲，承平时，每年筑坝防护。十余年来，西南两面城垣均已被水冲坏，城内仓库、官厅、兵房荡然无存。巴彦岱（惠宁城）、霍尔果斯两城均系同治年间被贼攻陷，城垣坍塌尤甚。以上三城亟宜另筑。绥定、塔勒奇、瞻德三城，现在回民居住房舍虽有存者，城楼女墙均已损坏，城垣亦多坍塌之处。熙春、广仁两城，现在汉民居住，城垣楼橹坍塌不堪。..伊犁旧设屯田颇多，现皆一片荒芜，鞠为茂草。桥梁渠道年久失修，亟宜开辟修治”②。1882年末在旧惠远城以北7余公里处开始修新城，次年竣工，仍名惠远城，伊犁将军等进驻该城。至此，劫后余生而失散各地的满营军民也陆续会聚该城。同年，伊犁将军经奏准，在仅存的260户计1662名满族军民的基础上，恢复了满营八旗，时称惠远城旧满营。但惠宁城满营已恢复无望。
  恢复后的惠远旧满营内多老弱病残，已失去了往日的锐气，并且已经没有能力行使职责。面对如此弱兵力的局面，伊犁将军金顺不得不另谋新策。1883年，金顺将军经与锡伯营商讨，向清廷奏请由锡伯营抽调闲散壮丁移补惠远城，与部分满营军民组建新满营：“窃查，伊犁惠远城驻防满营原设八旗协领八缺，每旗分为五个牛录，八旗共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四十缺。自伊犁逆回变乱后，营制废弃，员缺久悬。现当兴复整理之际，除奴才金顺前在库尔喀喇乌苏行营具奏，先将伊犁满营仍分设八旗，拣放左右两翼协领二员、佐领四员、防御、骁骑校各八员外，兹将锡伯营闲散壮丁先拨三千二百名，内有佐领五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六员，移补惠远城满营兵额”①。经清廷允准组建了伊犁新满营。
  新满营设领队大臣1员、协领8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40员；营设40个牛录，其中镶黄旗5个牛录，拣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5个；正白旗5个牛录，拣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5个；镶白旗5个牛录，拣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5个；正蓝旗5个牛录，拣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5个；镶蓝旗5个牛录，拣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5个；正黄旗5个牛录，拣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5个；正红旗5个牛录，拣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5个；镶红旗5个牛录，拣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5个。
  伊犁新满营的任务，主要为保卫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机构，维护惠远等城的社会安定。另外，还要驻守伊犁河北的重要山口、渡口、要道等原先旧满营驻守的卡伦。
  新满营内部结构，因锡伯族军民占绝对多数，故拣放官职时，清政府打破传统规矩，一次将23个协领、佐领职位授予锡伯族。另据《军机处满文月折档》提供的资料统计，自18951910年间，伊犁将军前后奏请由锡伯族补放新满营之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笔帖式、催总、领催、前锋等大小官职51人次。
  新满营官兵俸禄与前朝基本相同。但到光绪末年，由于清中央政府财政日益拮据，屯垦收获又微小，出现了军费日减、军民口粮短缺的局面。面对这种困难局面，要靠国家已不可能。因此，富有屯垦种粮经验的锡伯族官员纷纷向伊犁将军提建议，要求择地垦荒、自耕自食来摆脱困境。1896年伊犁将军得悉现巩留（时称特古斯塔柳）地区有广阔的屯垦发展前景，便令锡伯营挑选官兵200多人，派往该地区屯田。几年中不仅屯垦大有收获，而且居住地“大营盘”也初具规模。光绪末年，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伊犁新满营开始裁军。1903年伊犁将军将1895年自新满营裁减下来的锡伯族官兵240名“规复”编为“练军两旗”，携眷派往巩留驻屯。次年，将兵屯改为私屯。有详述：“伊犁特古斯塔柳地方，于光绪二十二年，经前将军长庚修复二道渠，派拨练军两旗种地二屯四分，前将军马亮因该处可耕地尚多，所派屯田练军随时调换，难期得力，于光绪二十九年奏请，将二十一年新满营原裁兵额二百四十名规复，编为练军两旗，饬令挈眷驻屯，仍支底营饷项，另设总理屯务委员一员，每旗设营总一员，带队章京二员，委笔帖式、教习各一员，岁支盐菜心红银一千二十余两，奉朱批允准。嗣于三十年，又请将特古斯塔柳兵屯，改归新满营私屯。每年定额应交细粮三千一百六十六石四斗五升三勺，每石折银七钱，共折交银二千二百十六两五钱一分五厘”①。实际上，巩留的“练军两旗”是伊犁新满营的派生旗，是其组成部分。对此问题有如下记述：“托古斯塔留..道右里许，有新满营营盘，又曰小营盘。周约三里，四门宛然，城内居民二百余家，皆满人种地者（实即新满营锡伯——引者）..其东十二里，曰大营盘，亦新满营辖地，城周只小营盘四分之一，（大小营盘，皆清长庚为伊犁将军时所筑），以驻佐领，故称大营盘。城内居民百余家，附城三十余户，皆种地满民（实为锡伯族——引者）。新满营地方广阔，六年轮种一次，地味亦沃，上地每种一石，能收六七千石..大营盘东南十六里，曰老满营，俗呼皇工。种地满民四十余家..托古斯塔留一带，回民以前有农民一千九百余户，方今未及三分之一”②。
  1912年1月7日，伊犁革命党人发动伊犁辛亥革命，革命矛头直指清在伊犁的封建统治。革命初期，伊犁新满营成为伊犁将军志锐等清朝在伊犁的封建统治者用以与革命军对峙作战的主要力量。但到起义后期，随着革命军方面的节节胜利，以及清朝封建势力的频频失败，伊犁新满营锡伯族官兵逐步看清形势，加上官兵中一些受过教育、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志士纷纷劝说自己的兄弟，帮助认清形势，使许多官兵主动放弃抵抗，加速了革命的胜利。革命党人组建伊犁国民革命军，数百名新满营官兵主动加入这支新队伍，被派往与袁大化保皇军作战，很多人付出了生命。随着伊犁辛亥革命的胜利，伊犁新满营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
  伊犁农民起义以前，沙俄已开始侵占索伦营西四旗驻地，掠夺财物，驱赶军民。索伦军民不畏强暴，拿起武器，频频与其对抗。但1864年沙俄利用种种手段最终将索伦营西四旗100年来驻屯的地区全部割占，索伦营一半军民已无家可归。同年9月，伊犁爆发农民起义，索伦营军民又开始遭受起义军的攻击。到1865年年底索伦营已面临更大的困难。1866年因失地无家可归和遭受起义军攻击的种种压力，索伦营绝大部分军民分三批出走，进入俄境。1868年底在清政府与沙俄当局的多次交涉之下，两年多时间在俄国颠沛流离的索伦等营军民陆续迁入塔尔巴哈台境，1875年他们迁入塔尔巴哈台城。接着，清政府将这些官兵和自阿尔泰撤回的锡伯、索伦营部分官兵组建为索伦部尖锐营。1882年伊犁收复后开始恢复八旗制度，部分尖锐营官兵回伊犁加入恢复的索伦营。1895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富勒铭额向清廷上奏：“前将塔尔巴哈台索伦部所选尖锐营官兵，改编为驻防满营，即依照伊犁新满营之制，设左右两翼，分编八旗”①。经允准当年组建了新满营，称塔尔巴哈台新满营。
  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共分八旗，分左右两翼，设协领2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8员，并设催总、前锋校、领催等官。计左翼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223户，男女计1263口；右翼正黄、正红、镶蓝、镶红旗209户，男女计746口，总计人口2009。在该营中，六旗为达斡尔族，另二旗为锡伯族。
  塔尔巴哈台新满营的主要任务是驻守台站、防守卡伦、巡查边界。除了防守和巡查塔城地区的边界外，还远去阿勒泰的乌鲁木齐河、禾斯托洛海、布林、乌图布拉克、克拉托海（黑山头）、乌伦古尔、额尔齐斯河、巴拉巴善、阿尔泰等卡伦和驿站换防。
  1912年随着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八旗制度被废除，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官兵弃甲归田，该满营的历史使命已完成。现生活在塔城地区的锡伯族和达斡尔族就是他们的后裔。
  第八节沙俄侵占伊犁
  19世纪70年代，沙皇俄国出兵强占中国伊犁，并对伊犁进行殖民统治长达10年之久。伊犁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土地肥沃，风景优美，南有天山，北有阿拉套山，伊犁河横贯其间，自东向西注入巴尔喀什湖，沿河两岸村落棋布。该地区分布着哈萨克、维吾尔、汉、满、蒙古、锡伯、达斡尔等十几个民族。1884年新疆建省之前，伊犁是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沙俄欲占伊犁由来已久。从19世纪30年代起，沙俄就不断向中亚和中国西部扩张，武装占领与经济侵略双管齐下。1831年，沙俄军队就在时为中国领土的巴尔喀什湖与斋桑泊之间建立了塞尔格奥堡。1846年，在巴尔喀什湖与伊犁之间建立阔帕勒堡。1854年沙俄1个步兵营和300名哥萨克部队，侵占了我国阿拉套山麓阿拉木图河岸的古尔班阿里玛图，次年改名为维尔内。他们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设立了20多个驿站，利用这一地区中国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的特点，进行武装移民。1855年、1856年在维尔内建立了大小阿拉木图2个哥萨克村庄，从巴尔喀什湖到伊塞克湖，武装移民，占领中国领土。
  在武装占领的同时，经济侵略接踵而至。1845年，沙俄外交官柳比莫夫化装成商人，潜入伊犁地区活动，回国后即提出，与新疆的贸易有利可图，须和中国政府签订条约，并调整商业税。1847年、1848年沙皇政府两次要求清朝政府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地通商。1851年清朝政府屈服于沙俄压力，签订了不平等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获得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设立居住地、市场、货栈、免税倾销商品等特权。《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为沙俄在中国新疆地区的经济侵略铺平了道路。3年后，沙俄的对华输出增加了6倍左右。沙俄军官巴布科夫称：“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不仅在商务关系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重要意义”。沙皇政府不断派遣特务到新疆地区活动，1856年8月，沙俄间谍瓦里汗诺夫到伊犁搜集经济情报。
  1858年以后，沙俄同清政府每勘一次边界，每签一次条约，就把中国土地一块一块割去。按照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中国土地，被划入沙俄的版图。再依照《西北勘分界约记》沙俄单方面改变边界走向，被沙俄强占的中国西部领土达44万多平方公里。
  1867年，沙俄结束了对中亚三个汗国的武力征服。在对中亚汗国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也加剧了对中国新疆地区的扩张。武装占领伊犁，已经成为沙俄的下一个目标。
  19世纪中叶，新疆各地爆发农民起义，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受到农民起义的严重冲击，政府能有效控制的地方已经缩小到只有东疆和北疆部分地区。农民起义之后，南北疆出现了几个不相统属的割据政权，其领导权都落到地方封建头目和宗教上层的手中，他们相互征战，造成新疆社会混乱。复杂多变的局势，致使国外侵略势力乘虚而入。1865年，中亚浩罕侵略者阿古柏入侵新疆地区，各族人民陷入战火纷飞的黑暗岁月。伊犁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1866年3月，伊犁将军明绪自尽，伊犁被起义军占领。伊犁地方割据政权的领导权也被封建头目夺取，为争夺“苏丹”（君主）位置，封建头目互相厮杀，在一年半中，连续换了4任“苏丹”，而统治时间最长的最后一任“苏丹”是艾拉汗。沙俄看准了当时清朝政府已经难以实施对伊犁的有效统治，所以要乘虚而入。
  正当阿古柏侵占新疆南部进而侵犯北部的时候，沙俄军队蠢蠢欲动，开始向我国伊犁地区进犯。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至图尔根河原为索伦营西四旗的驻屯地区，以东是著名的伊犁九城，驻扎着满营、绿营等。伊犁河南有锡伯营驻屯。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伊犁人口减少过半，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基本荒芜，伊犁九城大部分毁于战火，边防严重削弱。沙俄军队从此打开了入侵伊犁的大门。
  沙俄侵占伊犁春济卡伦等地，伊犁地方割据政权曾向沙俄提出抗议。1869年初冬，沙俄军队入侵中国库尔嘎什（又称大麻扎）地区，劫掠当地哈萨克克宰部落各种牲畜2.5万多头。为此，伊犁地方政权曾派人至维尔内（阿拉木图）交涉，要求俄方赔偿。沙俄不仅不赔偿，反而要求请政府允许沙俄商人自由出入伊犁进行贸易。伊犁地方政权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并向俄方提交了4年来俄人劫掠伊犁各项物品清单，要求赔偿。1870年6月，沙俄“猎户”数人非法侵入特克斯地区，被伊犁地方当局打死1人，俘获3人，沙俄以此为借口，扩大事态。9月上旬，俄方郭尔帕科夫斯基率兵侵占天山要隘穆扎尔特达坂，并占领了中国伊犁河两岸的博罗胡吉尔地区，提出要在伊犁河行船，在伊犁采购煤炭、粮食、木材等。伊犁地方割据政权头目艾拉汗同意释放俘虏，但拒绝了沙俄的无理要求，还派出骑兵袭扰进入穆扎尔特达坂的俄军。11月，郭尔帕科夫斯基借口有一伙“盗贼”逃入伊犁，要派法官到伊犁调查，伊犁艾拉汗政权不敢回绝。沙俄乘机将参谋总部大尉考尔巴斯男爵混入其中，至伊犁调查地形，收集情报。此时，沙俄提出谈判边界问题，艾拉汗致函沙俄，要求俄兵从非法占领的地方撤出。
  这一时期，阿古柏将侵略战火从南疆烧到北疆，沙俄决定乘机出兵强占伊犁。1871年2月22日和3月3日，沙俄政府两次召开特别会议，正式作出武装侵占中国伊犁的决定。沙俄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授权郭尔帕科夫斯基“采取进攻行动”。他们在伊犁河以南的春济增派了军队，完成了侵占伊犁地区的兵力部署。4月，哈萨克阿勒班部落首领塔扎别克武装反抗沙俄殖民统治，失败后率千余户牧民逃入中国，经春济进入伊犁，这些因割地后才归入沙俄的原中国牧民，被安置在托古斯塔柳（今巩留县）游牧。随后，阿拉木图地区的哈萨克族牧民也陆续逃往伊犁。这一事件成为沙俄发动战争的借口。
  沙俄通伊犁7天交出塔扎别克，限期刚过，即兴师动武。5月15日，伊犁河南侵占春济的俄军继续东进至都本，另一股从穆扎尔特达坂经恰尔科迪苏河谷北趋克特缅山，意在合击克特缅村，这里居住着在此屯田的维吾尔族。伊犁河北，5月18日俄军从博罗胡吉尔出动，经原索伦营屯驻地区进犯霍尔果斯河。伊犁各族人民积极备战，在霍尔果斯河以东的麻扎尔、清水河子等地构筑了防御工事。19～20日，在上述地带与侵略者展开激战，反复拉锯，使敌人难以顺利进展。伊犁河南岸的俄军于5月20日受到当地民众的阻击，战斗相持了5个多小时。26日，伊犁3000多军民反击入侵者，包围并激战6个多小时，大量杀伤了侵略者。6月6日，沙俄增兵猛攻克特缅，当地军民与侵略军苦战数日，伤毙敌人38名，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克特缅失陷。6月28日，由沙俄郭尔帕科夫斯基少将指挥的2000多名俄兵大举侵犯霍尔果斯河一带，当地各族人民4000余人奋力抵抗，但未能阻止敌人向前推进。6月30日，敌人侵犯清水河子，当地军民奋勇保卫家园，也因力量悬殊而失败。7月1日，敌人占领绥定（今霍城）。之后，伊犁地方头目艾拉汗宣布投降，沙俄实现了强占伊犁的目的。
  沙俄占领伊犁以后，强行废除伊犁地区原有的行政建制，派1名少校作为驻伊犁最高殖民长官。在宁远、博罗布尔噶苏、海努克和绥定分别由1名俄官管理。将伊犁划归俄突厥斯坦斜米列契省管辖，在伊犁屯驻大批军队。他们强行拆取城堡木料，在惠远城东南金顶寺营造殖民统治的大本营和军营。哥萨克骑兵飞扬跋扈，镇压人民。沙俄统治者强迫当地军民降附俄国，而伊犁各族军民誓言“同心能死，不降外夷”。①在沙俄统治下，伊犁军民饥寒交迫，他们又以散发粮食为诱饵，要兵民降附沙俄，“兵民不从，亦不领粮”。宁可挨饿，决不投降。沙俄采取分而治之方针，将回族全部集中到绥定、清水河子两地居住，索伦营从图尔根迁至萨玛尔，锡伯、满、汉、维吾尔、蒙古等各民族均被集中到指定地点居住，不准自行迁移，各地设置台站，派兵把守，禁止相互交往。侵略者在占领期间大肆抢掠，建立殖民统治后，强收捐税，城乡抽收人头税，直接向人们摊派银两。税费巧立名目，有商税、水费、风税、炉灶冒烟税等等。俄国商人蜂拥而至，垄断市场，伊犁地区的商业贸易被俄商独占。在侵略军和商人的压迫、剥削下，伊犁人民极端贫困，衣食不济，无以为生。更为恶毒的是沙俄强迫民众种植鸦片，之后又转售给中国人吸食，他们得到高额利润，据统计，1874年仅此一项就得到33.3万卢布。②
  伊犁人民纷纷逃离，有的逃至塔城向清朝官员控诉沙俄罪行，有的逃往遥远的科布多地区谋求生存。1878年，数千名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牧民因不堪忍受沙俄的奴役，从伊犁边境逃至天山深处的裕勒都斯草原。有的对沙俄的殖民统治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如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不为沙俄办事，“屡次交办之事均不遵办”。他还把伊犁情况经常向伊犁将军荣全报告，沙俄以不服管制存二心为由，将其关押凌辱，最后全家被逐出伊犁。
  归还伊犁的艰难谈判。1871年7月13日沙俄才通知清政府：“七河省巡抚郭，现在派兵前赴伊犁，已于7月4日克服伊犁城池，请定如何办法”。沙俄用心险恶，措辞含糊。清政府派遣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前往伊犁，9月20日，荣全才了解到沙俄占领伊犁的真实情况。1872年5月19日，荣全与沙俄内政部指派的上校在塔城附近举行谈判。俄方竭力避免归还伊犁问题，节外生枝，提出要求在全疆范围内通商、重新划定中俄边界、赔偿等等无理要求。沙俄“志尚不在伊犁，直于新疆全局大有关系”致使谈判毫无结果。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訢在北
  京与俄驻北京公使倭良嘎哩，交涉。俄方拒绝谈判伊犁归还问题。9月，荣全与俄上校在北京又进行谈判，俄方以“荣将军兵力太单，如接受伊犁，恐不能守”③为口实使谈判中断。沙俄在与清朝谈判之初，即派以考尔巴斯男爵为首的代表团赴喀什噶尔与阿古柏接触，1872年6月8日，与阿古柏签订条约5条。沙皇政府承认阿古柏为新疆伊斯兰教首领，阿古柏允许俄国人在新疆经商和通行等。1876年清政府平定天山北路，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沙皇政府曾承诺“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即当交还”伊犁，此时又以种种借口，阻挠归还伊犁谈判。1877年2月，奕訢与沙俄驻华公使布策谈判修改陆路通商章程时，布策借口要先商定西路通商事宜，然后再谈交还伊犁的问题。3月布策又提出“此时必须中国将交涉各事宜办结，先有真心愿与俄国和好凭据，方可议及（归还伊犁问题）”①。伊犁问题已经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之后，伊犁将军金顺派遣提督殷华廷赴阿拉木图交涉，也没有结果，清政府决定派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吏部左侍郎崇厚出使俄国交涉。沙俄的既定方针是以交还伊犁为借口，讨价还价，敲诈勒索，进行政治、经济讹诈。1878年，左宗棠的部队进军至伊犁附近，出乎沙俄预料，迫使沙俄不得不对伊犁问题认真对待。沙俄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鼓吹“从中国手中夺到半个伊犁省和一条为中国所必需的通道（特克斯河谷和穆扎尔特山口）”②。竭力主张以拖延应付清政府。沙俄参谋本部亚洲司负责人库罗巴特金强调伊犁对沙俄的战略意义，反对归还伊犁。称“要把这个地区归还中国的话，我们将绝对有理由要求对我们8年占领时期所付出的费用进行赔偿”要勒索1000万英镑。③沙皇成立特别委员会，制订了谈判方案，于1878年3月14，日作出决定，即要在解决两国商务和边界问题之后，才谈归还伊犁问题。④清军收复被阿古柏占领的乌鲁木齐、玛纳斯及南疆等地后，清朝收复伊犁即成为其首要问题。清朝先后派出崇厚、曾纪泽赴俄国谈判。清朝政府曾多次与俄交涉要收复伊犁，俄方以种种理由推辞拖延。1877年，阿古柏侵略势力被清军歼灭。沙俄强占伊犁的一切借口均被粉碎。1878年7月20日，清朝政府决定委派吏部右侍郎、署理盛京（沈阳）将军崇厚出使俄国，办理收回伊犁交涉事宜。1878年12月31日，崇厚经法国乘火车抵达俄国圣彼得堡。直到次年3月，才举行正式谈判。由于崇厚昏庸，陷入俄方精心设计的圈套，谈判中竟然置中方利益于不顾，一切听从俄方摆布，俄方提出的一切苛求，都一一接受。更为严重的是在未得到清政府认可的情况下，便在黑海与俄方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签约后又擅自回国。条约共18条，附《陆路通商章程》17条和2个专条。据此条约，沙俄不仅要分割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土地，还要占领由伊犁通往南疆阿克苏的孔道穆扎尔特达坂，以及从伊犁通往南疆乌什的通道，使伊犁处在南北西三面被沙俄包围之中，周围一点屏障都没有。如此收复伊犁，几乎是有名无实。设领事馆、通商等，更是丧权辱国，俄国不费一兵一卒，却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权益，中国之地位，甚至不如战败之国。消息传到国内，崇厚受到全国的谴责，民众以及各阶层人士纷纷要求朝廷严惩崇厚，主张修改条约和用武力收复伊犁。1880年2月，清朝政府致函沙俄，声明崇厚“违训越权”，示意所定条约“事多窒碍难行，①决定委派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崇厚被革职”治罪，定死罪“斩监候”。沙俄对清朝政府的上述决定极为不满，扬言要动武，在中俄边境频繁调动部队，在中国沿海部署海军舰队，在伊犁增添了兵力，企图以武力要挟清朝政府就范。清朝政府被迫加强防务，左宗棠制订了用武力收复伊犁的进军方案：东路由金顺统率，驻扎精河一带；中路由张曜统率，由阿克苏奔赴伊犁；西路由刘锦棠统率，由乌什向伊犁进军。左宗棠行营由甘肃移至新疆哈密，坐镇指挥。中俄关系剑拔弩张。西方列强出于各自利益，纷纷出面干涉，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提出释放崇厚，并主张重开谈判。清朝政府被迫作出让步，免除崇厚死罪，曾纪泽到达俄国后，宣布释放崇厚。
  1880年2月，清朝政府任命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交涉。7月30日，曾纪泽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艰难地与俄交涉修改《交收伊犁条约》。8月23日，曾纪泽向俄方提出伊犁全境交还等6条修改条约内容。俄方拒绝谈判，并提出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清朝坚持“在俄定议为要”。10月2日，开始正式谈判。面对沙俄的战争威胁，曾纪泽回答：“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国一战。中国人坚韧耐劳，纵然一战未必取胜，虽十数年亦能支持②。经过两个多月的然中国地方最大，”激烈交锋，中方对原定修改方案又作出许多让步，最后达成了协议，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也称为《改订条约》或《圣彼得堡条约》。还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及专条一件。内容包括归还伊犁、迁居、割地、界务、增设领事、通商、贸易、赔款等。较之崇厚签订的《交收伊犁条约》，赔款从400万卢布增加至900万卢布，在界务、商务方面减少了一些损失，伊犁地段收回了特克斯河谷地。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后患无穷。
  清朝政府命令伊犁将军金顺督办交收伊犁事宜，1882年3月22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升泰在伊犁与俄方代表互换文约，正式接收伊犁，金顺率军队进驻，伊犁地区结束了沙俄的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
  
  
  
  
  
  
  
  
  
  
  
  
  
  
  
  
  厄鲁特蒙古作为游牧民族，有丰富的畜牧经验，再者牧厂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①米尔咱·穆罕默德·海答尔《拉什德史》（英译本）1972年重印本，272页。 ②杜荣坤、白翠琴：《厄鲁特族源初探》，《西蒙古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①杨铭：《正统临戎录》，《纪录汇编》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米尔咱·穆罕默德·海答儿：《拉什德史》（英译本）1972年重印本，78～79页。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九，正统十二年正月庚辰。 ①《清史稿》卷五二二，《藩部五》。 ②傅恒等：《西域同文志》卷七、卷十；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五。 ③P.S.帕拉斯著；邵建东、刘迎胜译：《内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6页。 ④米尔咱·穆罕默德·海答儿：《拉什德史》（英译本）1972年重印本，365页。 ⑤《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六十三，47页。 ①米勒：《史集》卷八。 ②《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三。 ①《西域图志》卷三《风俗一》。 ②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卷十二，《危鲁特旧俗纪闻》。 ①《西域图志》卷二九，《官制一》。 ①新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245～246页。 ②《伊斯兰百科全书》，《柯尔克孜》条。 ③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38页。 ①《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年，九月壬中。 ②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华书局，1984，162页。 ③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中华书局1984，115页。 ④敖福合译：《圣驾亲征噶尔旦方略》（抄本）。 ⑤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中华书局，1984，116页。 ⑥《清实录》康熙朝卷一三六，3～5页下。转引自《〈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55页。 ①《西域图志》卷首《准噶尔全部纪略》，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9页。 ②《清实录》康熙朝卷二六三，7～9页下。转引自《〈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180页。 ③《东华录》雍正朝，卷十四。 ④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中华书局，1984，142页。 ⑤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中华书局，1984，147页。 ⑥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华书局，1984，148页。 ①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华书局，1984，149～150页。 ②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华书局，1984，150页。 ③《清实录》乾隆朝卷四八九，9～13页。转引自《〈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404页。 ①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华书局，1984，150页。 ②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华书局，1984，152页。 ③《清实录》乾隆朝卷四六四，8～12页。转引自《〈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362页。 ①《清实录》乾隆朝卷四八九，9页。转引自《〈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406页。 ②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华书局，1984，152页。 ③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华书局，1984，153页。 ①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华书局，1984，155页。 ②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整编卷三二。 ③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勘定回部记》，中华书局，1984，163页。 ④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勘定回部记》，中华书局，1984，163页。 ⑤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勘定回部记》，中华书局，1984，163页。 ⑥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六《布拉敦霍集占叛亡纪略》。 ①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勘定回部记》，中华书局，1984，166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五五六。 ③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一。 ④《清高宗实录》卷六一六。 ⑤《清高宗实录》卷六一六。 ⑥《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五。 ⑦《清高宗实录》卷六一六。 ⑧《清高宗实录》卷四九〇。 ①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三六 ②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一。 ①《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一九，转引自《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278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七〇一，12～13页。 ③军机处乾隆三十年八月《满文月折档》。 ④军机处乾隆三十年八月《满文月折档》。 ⑤《清高宗实录》卷七〇九，4～5页。 ①《清高宗实录》卷七八二，15页。 ②《西陲总统事略》卷六《营务》，16～17页。 ③《新疆舆图风土考》卷一，3，页 ④《西陲总统事略》卷四《官制兵额》，7页。 ⑤《清宣宗实录》卷一四三，2～3页。 ①《新疆识略》卷八，6～15页。 ②《朔方备乘》卷十《北徼喀伦考叙》。 ①《清宣宗实录》卷二五四。 ②《新疆识略》卷五，28～30页。 ③《新疆识略》卷五，28～30页。 ④《塔尔巴哈台事宜》卷一，《叙官》。 ⑤《塔尔巴哈台事宜》卷二，《添设俸饷》。 ⑥《塔尔巴哈台事宜》卷四，《军台》。 ⑦《清仁宗实录》卷二十七，18页。 ⑧《清宣宗实录》卷二二七，17页。 ⑨《清宣宗实录》卷一四三，2～3页。 ①《清宣宗实录》卷二二七，17页。 ②《清宣宗实录》卷一〇一，45～47页。 ③《清宣宗实录》卷一〇三。 ④《清宣宗实录》卷一〇三，34页；卷一〇四，22页。 ⑤《清宣宗实录》卷一〇六，1～3页。 ①《清宣宗实录》卷一三二，16～20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六，38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二，16～18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二，16～18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四，10～12页。 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二，16～18页。 ⑦《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二，16～18页。 ①《清德宗实录》卷六十五，11页。 ②《西陲总统事略》卷六，《营务成案》，19页。 ③《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四七，22页。 ④《清仁宗实录》卷一四七七，14页 ⑤《清仁宗实录》卷二七，18页 ⑥《清宣宗实录》卷二四五，25页。 ⑦《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 ⑧《清德宗实录》卷一七〇，4页。 ①《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一年正月。 ②《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三，14页。 ③《西陲总统事略》卷七，《旗屯》，13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一，20页。 ①《清宣宗实录》卷一四五，3～5页。 ②《新疆识略》卷六12页。 ③《新疆识略》卷六，18，～19页。 ④《清德宗实录》卷一六三，18页。 ⑤《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一一，《兵考·驻防兵》。 ①《清德宗实录》卷二九七，4页。 ②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二。 ①《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49～002。 ①永保：《总统伊犁事宜·北路总说·伊犁》。 ①永保：《总统伊犁事宜·营务处应办事宜》。 ②《清仁宗实录》卷二五四。 ①永保：《总统伊犁事宜·营务处应办事宜》。 ①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四十四。 ①《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13～14。 ②《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897～24。 ③（清）格琫额：《伊江汇览·户籍》，《清代稀见新疆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 ①《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232～43。 ①（清）佚名撰：《伊犁略志》，见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清代稀见新疆史料汇辑》（新疆卷）。 ①吴延燮：《新疆大记补编》卷一。 ②《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272～9。 ①参见《峦山奏稿》，原名《制胜全策》，载《清代新疆稀见奏读汇编》道光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四。 ①《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964～3、2634～36。 ②《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712～35。 ③《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176～38。 ①《博乐市志》经济编，第五章水利。 ②《新疆大记补编》卷七，部族。 ①《谕舒赫德于伊犁另拨地安置喇嘛罗卜藏丹增》折，《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①《总统伊犁事宜·厄鲁特营应办事宜》。 ②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 ①《新疆国界图志》卷一。 ①《新疆识略》卷五。 ②《总统伊犁事宜·营务处应办事宜》；清佚名《伊犁略志》。 ③《西陲总统事略》卷六，训练。 ①《钦定平定陕西甘肃新疆回匪方略》，四卷。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四。 ②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九，牧厂。 ①袁大化修，王树枬纂：《新疆图志》卷二十八，实业一。 ②《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二。 ③松筠：《新疆识略》（二）卷六，屯务。 ①《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995～31。 ②《军机处满文议复档》687～1。 ①《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149～36。 ②《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323～20。 ①《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323～20。 ①徐松等纂：《新疆识略》卷五。 ②《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365～2。 ①徐松等纂：《新疆识略》卷八。 ①徐松等纂：《新疆识略》卷八。 ②《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二十六。 ①《军机处满文月折档》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条。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一一。 ②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98页。 ①《军机处满文月折档》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条。 ②张献廷：《新疆地方志》，上海，1914。 ①巴布科夫：《我在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41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八十四卷。 ②《1860-1898年资本主义列强对远东的殖民政策》，转引《新疆简史》第二册，165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八十八卷。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31页。 ②《里瓦几亚和圣彼得堡谈判期间热梅尼给格尔斯的信》，转引《沙俄侵华史》，226页。 ③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以及对日本的战争》第一卷，93页。 ④《西国近事汇编》，转引《沙俄侵华史》，227页。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九，3页。 ②《金轺筹笔》，二卷，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