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伊犁河是跨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巨川，至博勒库依干流注于巴尔喀什湖。《汉书》称伊列水①、《唐书》作伊丽水②，《元史》及耶律楚材《西游录》均作亦剌河，《西域同文志》释为“准语伊犁即伊勒，光明显达之谓”。我国伊犁地区属伊犁河上游，已发现了大量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遗址和众多的古代墓葬，是天山北麓最早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重要者有伊宁阿克吐班麻扎石器遗址、塔城石灰梁遗址、塔城下卡浪古尔村遗址，其文化可以上溯至3000年前。今尼勒克县城南3千米的奴拉赛沟古铜矿遗址更加显示了伊犁河流域古代文化的辉煌，遗址分采矿和冶炼二区。十余处竖井矿洞至今保存完整。洞口约1米见方，洞长者20余米，最宽3米，井壁和井下都用圆木支撑，井下遗留有巨大的石锤、大小不等的采矿石斧和木质编筐等，洞口周围有大量的矿石。冶炼遗址在矿井附近的山坡上，遗有炉灶、炭灰、矿渣等物，洞口周围沙土里掘出四块龟背形铜块，大者10千克，小者1.5～2.5千克，含铜量高达60％以上，磨光面呈银白色，光亮可鉴。据碳14测定，铜矿距今已有2500年左右的历史，经考古学家研究认定，属塞人文化遗存。塞人，即古代波斯文献中的Saka、古希腊文献中的Sacae，早在《汉书》中就已见于记载，称之为“塞种”，是广泛分布于西域和漠北（今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具有深目、高鼻、多須面貌特征的古族。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1967～1970年，距阿拉木图50公里的艾斯克塞人墓葬中，曾发现过由26个字母组成的两行字，据研究其文字的学者认为，这是古代塞人最先创造和使用的文字，称为“艾斯克文字”。其确切性尚待证实，姑列为一说。伊犁河中、下游的今哈萨克斯坦也是这一古族的生息地。前苏联编著的俄文版《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史》追溯其历史源流也是从塞人开篇，与我国西域史研究殊途同归。伊犁地区发现的大量岩画生动地反映了塞种先民生产、生活的情景，其中伊犁地区的卡约鲁克沟岩画、萨尔布津岩画、阿克塔什洞窟彩绘岩画、科克苏岩画、库克苏河水电站岩、塔特郎岩画、红光牧场岩画等内容都是有关大角羊和鹿的简单画面、画风古朴，反映了古代伊犁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其中特克斯县阔克苏河峡谷岩画，分布在阔克苏河峡谷，分为上游区和下游区。上游区岩画刻在县城南37千米5块巨石上，公路东一块高2米、宽3米的岩石上镌刻着马群；路西四块多为大角羊等动物形象。下游岩画区位于红山嘴电站附近高大陡峭的石壁上，画面较大，既有动物，又有人物，记录了古代游牧族群的生产和生活场景。特克斯县科克苏岩画有一幅画面上密集地凿刻着各种形态的马、狗形象。反映了人类已驯化了马和狗，历史已进入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新时代，新源县阿吾热勒山岩画群位于巩乃斯种羊场至则克台镇一带。其中克泽勒塔斯套岩画长约10米，宽约2米，场面最大。内一狩猎场面非常生动：一群鹿已被猎人团团围住，公鹿雄壮高大，角长叉多；许多猎人，或站或骑，手执长弓，向鹿群射箭。在围猎旁侧还有许多手舞足蹈的人物形象。新源县铁木尔勒克村阿克赛沟的阿克赛岩画，在一块高1米、长1.3米的岩石上凿刻着正在交媾的一对男女，左有一只小山羊，表明这对男女都是牧民。右面男子高64厘米，宽12厘米，戴着尖顶帽，叉足，挺胸、男根勃起，左面的女人也戴着尖顶帽，双手高举，乳房丰满，两腿微向后叉开，作交合状。尖顶属于塞人中的SakaTigrahauda的服饰特征，应为古塞人作品。塔城地区的巴尔达库尔岩画也有类似的生殖崇拜内容。位于裕民县县城西25千米新地乡的巴尔达库尔山西侧的山沟中，山巅至谷底高80米，约300多幅。其中一组画面有12个裸体男女和11个动物。一高大男性，头上有4根角状饰物，面向女子，双膝微曲，上身微倾，左手握拳下垂，右手持阳具指向女子阴部。女子头上也有4根角状饰物，身向男子斜倾，腿微曲，右臂平伸抱头，左手抚男子脸。男子臀部有4根线、膝部3根，似为饰物。其右下方有一奔跑的羚羊和狗，一裸男立于羊、狗之间。头、臀、膝饰物同前一男子，右臂平伸，左手上扬。男像左下方有一女性，右手握拳下垂，左臂弯在腰部，双腿弯曲做行进状。右上方有3人，左边男性阳具勃起，两臂平伸，右手拉住女性胳膊，女性右手又拉着小孩，左臂弯向腰部。其左上方有一男子，双手握拳，阳具勃起，微曲双腿，头上有4根饰物。反映了古代人类切盼子嗣众多、部落昌盛的心理追求。除生殖崇拜之外，科克斯县阿克塔什洞窟彩绘岩画中还出现了太阳、月亮崇拜的图像，其中太阳图像在洞口、洞窟内都有，皆为圆形赭绘，光芒四射。是迄今伊犁地区发现的唯一的洞窟彩绘岩画，显然是一座古代游牧族群太阳崇拜的圣殿。在尚未创造记录自身语言的文字符号之前，这些岩画无疑是反映古代塞人生产、生活的最有价值的图像资料。
  关于塞人的分布有各种不同的记载，波斯大流士碑铭上出现了三组塞人族群：Saka—Haumavarga，Saka—Tigrahauda和Saka—Tyayhradraya。斯特拉波《地理志》记载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人征服了大河彼岸四支不同的塞人族群，即Assi、Gasiani、Tuchari、Sacarauli。共同证实塞人确曾在南至乌浒水、北至伊犁河一带广泛分布。汉文史料则明确记载，伊列水流域乃是乌孙故地，曾经创建了敢与匈奴争锋的乌孙国。
  乌孙，今读wusun，但古今音变很大，复原古音必须寻纽查韵，绝不能妄以今音比附古音。汉语音韵学上有四呼的说法，U为合口呼，上古则有合口呼悉读开口呼的定则，故有“父”读“爸”，“母”读“妈”，“呜呼”读“阿哈”的说法，则“乌”字的上古音不读u而读a。“孙”《广韵》，思浑切，心纽，魂韵，合一平臻，上古音则是心纽文韵，sun，音近，于sin，则乌孙，，古音不是Usun，而是Asin（阿息），音近于Assi，如依孔广森上古音有阴阳韵对转之说，阳韵Asin与阴韵Assi古音完全相同。足证乌孙出自塞人Assi部族。《汉书·乌孙传》中亦明确记载“乌孙民有塞种”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记其体质特征是“青眼赤须”，就像“今之胡人”，清徐松引古，籍焦氏《易林》说乌孙氏女子多“深目”“形异”，中西记载完全契合。
  乌孙属于塞人Assi部族的命题既已成立，则其分布范围绝不局限于我国伊犁地区，而是跨有伊犁河东西，乌孙墓葬广泛分布于我国伊犁地区的昭苏、特克斯、察布查尔、伊宁、霍城、绥定6县，吉尔吉斯斯坦东部、哈萨克斯坦东南部都有所分布。1961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曾在昭苏县发掘了两个墓葬群。特点是每一座墓都是圆形的土墩，以三五个到二十余个为一组。大多呈南北向，排列整齐，也有一些为三五个土墩围聚在一起，非常醒目地暴露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多数土墩顶部都较平坦，中央下陷成坑。个别土墩墓的表面铺砌有一层卵石，有的土墩周围环绕着1米宽的浅沟。土墩规模巨大，远望如一座小山。例如夏塔的一个土墩，底部圆周达260米，顶部直径和斜坡高度都有20米左右。墓葬都为土圹竖穴，离地表2～3米。距墓底1.5～2米处，往往留有二层台，各置巨大的圆木一根，上有架设横木，担空墓室的痕迹。墓底铺白土和细沙两层，厚为七八厘米，尸骨即置于其上。葬式为仰身直肢，头西脚东。出土有陶质的盆、罐、壶，及小铁刀、铜圈等简单的金属器物，另有羊骨、牛骨和马骨。特克斯县也发现了塔翁布拉克村乌孙古墓地。位于特克斯县城东部57千米的喀拉托海乡塔翁布拉克村。墓葬封土堆呈圆形，最大的直径约33米，高16米。大型墓葬共有13座，分布在村东公路两侧。小型墓葬约为数十座，多数散布在农民家院内，墓葬尚未挖掘，推测距今约两千余年。昭苏县的夏台土墩墓地也是一处典型的塞人——乌孙墓地。碳14测定绝对年代为距今2400～1800年，相当于战国至东汉时期，属古代塞人（Saka）和乌孙人的遗存。提供研究的头骨为13具（男7、女6），其中两个人头骨可能出于塞种人的坟墓，其余11具则肯定出于乌孙人的坟墓。据人类学家韩康信测定，这11具可归入西方高加索人种支系，男性头骨的特征是比较粗大，额倾斜中等，眉间突度强烈，眉弓粗壮，鼻根压凹深陷，有较高和中等宽的面，面部水平方向突度中等，鼻骨强烈突出。与西方人种特征不很强烈的短颅化帕米尔—费尔干纳类型接近。有2具女性头骨的蒙古人种特征比较明显。总的来说，昭苏土墩墓的西方人种头骨，与中亚同时期的塞人和乌孙人的头骨相近且差别不大，但与帕米尔高原的长狭颅地中海型的古代塞人头骨有明显的区别，虽然同为古塞人，来源和迁徙路线仍有所不同。这些塞人—乌孙墓地同后来出现的大量石棺墓、鹅卵石墓等铁勒—突厥墓地存在着质的区别。出自塞种的乌孙骁勇善战，如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青铜武士俑”（高0.42米），全身鼓凸的肌肉，威武的神态，恰似力量的化身。与此一起出土的还有重达21公斤的青铜大斧。希罗多德《历史》中也记载过塞人以战斧为主要武器，体现了典型的塞人尚武文化。这种战斧与华夏上古武器惯用武器之一的钺不乏类似之处。似乎华夏族早与塞人有所接触并受其影响。至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也有大量的乌孙时代塞人墓地被发现，其出土物之丰厚，更远远超过我国伊犁地区，特点是金器的大量使用，哈萨克斯坦西部荒原上的一座古墓中，曾发现过一件公元前3～前2世纪萨尔马特军人的皮衣，上面装饰有近600枚金扣子。扣子呈锥行和荷叶形。墓中还有一口锅，锅内放着一条美丽异常的金项链。①1967～1970年，在阿拉木图艾斯克河北岸的艾斯克塞人墓葬里也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一死者的头上叠放着200顶用金箔装饰的尖顶帽，每顶高6570厘米，身穿用3000块金箔装饰的红皮大衣，腰系着有金饰的皮带。左臂上放着用金子装饰得很漂亮的铁制匕首。②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记载：塞人剥下敌人的头皮，用手将其揉软，挂在马缰上作手帕用。凡是有这种头皮制成手帕最多的人，被认为是最勇敢的人。其头骨用来作饮器，做法是把首级眉毛以下的各部锯去，并把剩下的部分弄干净，外部包上生牛皮使用。富人则要在里面镶上黄金。③据此推断，匈奴以被杀大月氏王的头颅制为饮器实乃师法塞人。
  由于匈奴部落联盟的兴起，乌孙经历了一个衰而复兴的历史进程。此与大月氏的西迁有关。对此，《汉书·乌孙传》记云：乌孙国..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①据此，乌孙国本为塞地，一度并于大月氏，这一重大事件究竟发生于何时，前引史料却不能作出回答，须参稽其他史料予以印证。按大月氏本为大国，牙庭在匈奴之北。②匈奴头曼单于之世，“”，以故屡受重创于秦，当是之时，东胡彊而月氏盛③头曼单于“有太子名冒顿..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④。时在西汉创立之前，楚”秦末大乱，汉相争之际，林斡《匈奴年表》列此为秦二世元年（前209）前后事，可见头曼单于在位之秦末汉初，东胡、大月氏国势都强于匈奴，匈奴太子冒顿就曾作为质子长期羁留于大月氏国。大月氏略地西征，占领塞地，应当发生于此时，而不应发生在月氏为匈奴所败之后。乌孙故王难兜靡由此被杀，乌孙中兴之主猎骄靡初生，随乌孙亡民投倚匈奴，及长，领其旧部，佐匈奴击月氏，光复旧国，复为昆弥，始与匈奴分庭抗礼。
  乌孙的历史源远流长，至迟可以上溯至匈奴中衰、大月氏雄霸漠北、秦始皇在位时期。一度亡于大月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绝非匈奴盛而月氏衰、张骞衔命西使的汉武帝建元年间，而是东胡强、月氏盛、匈奴衰的秦二世元年（前209）前后，其时塞人既失塞地，乌孙王难兜靡被大月氏所杀，一支塞人在新推立的塞王（实为乌孙王）率领下南越县度，另一支塞人东降匈奴，其幼主长大后，继续委任统领旧部，在击败大月氏，光复塞地的历史进程中起了重大作用。此人应即《汉书·乌孙传》中记述的开国君主猎骄靡①。其实，猎骄靡仅是初现于汉文史册的乌孙王，并非真正的乌孙开国之主，而是乌孙亡而光复的中兴之君。自此由于汉与乌孙之间建立了和亲关系，其王统传承和国势兴衰都被汉文记录下来，成为西域诸国中历史面貌最为清晰的地方政权。
  乌孙乃西域大国，《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古代兵牧合一，凡成年男子都要拿起武器，这种青壮年男子约有十八万八千八百人，这一数字在人口稀少的古代是非常巨大的。加之乌孙是“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的游牧族群。迁居肥沃的伊犁河草原以后，牲畜繁衍，羊马众多，在可以确定为乌孙人遗迹的公元前2世纪的墓葬中，发现有马、羊的骨架或部分骨骼。还发现了不少牧羊狗的骨骸。乌孙昆莫媒聘汉朝细君公主时，即“以马千匹”为礼，这说明马在乌孙畜牧业中占重要地位。乌孙是西域重要的良种马产地，乌孙的“天马”属于西域的名马，①《汉书》卷九十六下，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号也，名军须靡。昆莫，王号也，名猎骄靡。后书“昆弥”云。“又有记载难兜靡死时，乌孙王子猎骄靡刚刚出生，被一位名叫布就翕侯的忠诚臣子抱着逃亡，在这次战争中幸免，因投匈奴。
  与大宛的“汗血马”同样神骏，善于奔跑。乌孙经济实力大增，算得上西域第一大国，政治上举足轻重。
  伊犁河草原肥沃，牲畜繁衍，羊马众多，在可以确定为乌孙人遗迹的公元前2世纪的墓葬中，发现有马、羊的骨架或部分骨骼。《汉书·西域传》说：“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西域最早的草场法就出现于乌孙。乌孙大昆弥雌栗靡在位时，颁布了一条法令，明确保护对草场的占有和使用，不允许互相侵夺，调解了各级贵族之间的矛盾。乌孙的的生活器皿也必须适应这种逐水草游牧的生活方式。因此，乌孙人烧制的陶器，很少平底，而多为圆底，便于悬挂在马背上运输，又可吊在木架上烧水、煮肉。有一种茧形壶是乌孙特有的陶器。小口小直颈，广肩鼓腹，两肩堆砌泥条，通体呈茧形，但体一侧圆弧，一侧略扁平，就具有上述功能。乌孙的青铜文化与古塞人文化一脉相承，并开始向更为精巧的形制发展。新源县71团鱼塘墓出土了翼兽铜圈，直径42.5厘米，圆形凸棱纹铜圈，装饰相对高浮雕有翼兽，制作非常精美。乌孙的墓葬继承了塞人的传统，形制却更为雄伟，昭苏县天山山脉哈尔克他乌山北的山前地带的夏特村，排列着约50余座土墩墓，时代从塞人到乌孙俱全，乌孙墓的规模显然要大得多，远看魁伟如山，反映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羊毛被织作衣料，擀制成毡毯，毡毯又是搭建穹庐的必备材料。这种厚实的动物纤维足以遮御严寒。汉人称乌孙人的帐篷是穹庐，看来已有别于史前塞人的圆柱形帐篷。顶部变圆，象征天体，反映出乌孙人也同内地的华夏人一样，出现了天圆地方的观念。
  乌孙的服装继承着史前塞人的传统，戴毡制尖顶、带护耳的帽子，穿皮衣、皮裤、皮袍，讲究点的穿毛织品衣裤，长袍，或以貂皮等高贵毛皮镶嵌衣领、衣边。并已掌握了鞣皮革的技术，用以缝制长靴。伊犁地区的乌孙墓葬中，已发现了一些毛织物标本，或见于墓室底部，或留于木椁内壁。乌孙人男女都腰佩匕首、小刀。乌孙墓中这种小刀常和羊骨等一起陪葬，有的小刀甚至穿插在羊骨中，显然是切割煮肉的食具。乌孙人还以毛、麻纤维搓成绳，将绿松、石珠、玛瑙珠等串联起来，或用作项链，或挂于胸、手腕以为装饰。随着汉与乌孙和亲，中原的丝织品也开始输入乌孙，因此，《汉书》卷96西域传记，汉朝“岁间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或“赐乘舆服御物”。因此，丝绸逐渐成为乌孙上层人物的衣料。乌孙农业起源于牛草种植业，以禾木科和豆科为主，汉与乌孙和亲以后，一批农民、工匠作为陪嫁者随同公主前来，赤谷一带也开始有了粮食栽培业。汉宣帝时，常惠曾率三校士卒驻屯赤谷，从事农业生产。赤谷已由一个普通的山谷发展为一座城堡，乌孙上层也可以吃到粮食了。今哈萨克斯坦境内阿克塔斯冬季牧场已发现了属于乌孙时代的农业灌溉渠道遗址，并发现了镰刀、石磨盘、石碾等粮食加工工具。很可能就是汉代屯田兵所为。现伊犁乌孙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麦、小麦和粟的种子，昭苏县一座乌孙墓葬的封土中出土了一件舌形铁铧，约重3公斤。出土时锈蚀较重，制作粗糙，铧身中部鼓出，呈扁圆体；边缘扁平，锋部稍残，后部为椭圆形銎。与敦煌所出西汉铜铧形制大小几乎完全一样，肯定来自中原。《汉书·西域传》记，“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锦车既然存在，当然也存在着其他用途的车。从这一记载中还可得知，入汉后，赤谷，已由一个普通的山谷发展为一座城堡。乌孙境内巨川纵横，必定有其水上交通工具，但船的具体形制已不得而知了。
  金属加工早在史前塞人时期已相当发达。不同的是，早期塞人主要制造青铜器，而乌孙时期则已开始出现铁器。伊犁地区发掘的早期乌孙墓葬中已有制作粗劣的小铁刀、小铁锤出土，但尚不普遍。中期以后的乌孙墓葬中，铁器种类已相当众多，有环首铁刀、铁剑、小铁刀、铁锤等，与传统的青铜锤、小铜饰、铜碗等共存。中原的冶铁工艺自战国时期萌芽，入汉后在亚洲居于领先地位。《汉书·陈汤传》明确记载：“夫胡兵五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可见冶铁技术大约是通过陪同和亲公主落户乌孙的汉人工匠传入伊犁，并开始用这种新型金属制造传统形制的刀、剑。乌孙传统的青铜冶造工艺仍然继续，但已不再向实用型而是向精巧的艺术型发展。战斧是塞人特有的兵器。牛头饰则乃乌孙特有的头饰。特克斯发现的青铜战斧，牛头饰就都属这类精美的艺术品。斧为合金，合模铸制，合缝处弥合不严，斧的两侧边均有贯通上下的显明凹痕，刃部较钝，磨损较重，也许是使用所致。牛头饰别具风格，是一件以水平方向连于某种主体的铜饰，牛头作自然姿势向前，利用体部作成銎，额上及体侧各有一小孔，以便穿钉连柄，形象似水牛，造型简单，两支长角上曲后伸，角体作四棱形，一对大眼鼓突，两耳后张，鼻下刻一道浅线表示嘴，通长88厘米，銎长6.8厘米。乌孙墓中出土的一些金属器皿上，大都镂刻有各类动物的图像。妇女使用的青铜发簪上有鸟的图像。尼勒克县哈拉图拜二号墓出土了金鹤铜簪，做展翅飞翔状，就是一个例子。戒指和耳环也有以骆驼式样制作的。房内的装饰品大多也都有各类鸟的图案。其中一个青铜铸造的烛台上，有巨蛇吞噬太阳和一个人牵着一头备好鞍的马的图案，察布查尔县出土了人面驼足大铜盘，都足以反映乌孙金属工艺的高度水平。乌孙国的领疆不仅限于今伊犁地区，而且包容伊犁河东西，一直延伸到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流域。前苏联考古学家所挖掘的乌孙墓葬远比我国要多得多。其报告显示乌孙的黄金冶造业也非常发达。不少豪华墓葬出土了精美的金器。哈萨克斯坦西部荒原上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件公元前2世纪军饰人的皮衣，上面装饰有近600枚金扣子。扣子呈锥行和荷叶形。1967～1970年阿拉木图艾斯克河北岸的艾斯克墓葬死者头上叠放着200顶用金箔装饰的尖顶帽，每顶高65～70厘米，身穿用3000块金箔装饰的红皮大衣，腰系着有金饰牌的皮带。左臂上放着用金子装饰得很漂亮的铁制匕首。这些金器应当都属乌孙时代的遗物。近年来在昭苏县西南的夏特村中的中期塞人—乌孙墓中也发现了一只镶嵌红宝石黄金戒指，孔径2.2厘米，戒体饰珠点鱼子纹，两侧有镶宝石的凹面，戒面椭圆形。在特克斯一牧场古墓中还出土了一个精美的黄金葡萄坠耳环，环径1.3厘米，下坠8粒空心的葡萄串珠，精美异常。
  西汉时期乌孙已进入了奴隶社会，牧场公有，雌栗靡在位时，明令严禁各部落、或私人侵夺草场，这是迄今所见西域地区最早的草场法。个人财产主要是羊马牲畜和穹庐、日常用器，以及作战时的兵器、盔甲，战利品也归私有。今昭苏、特克斯、新源、巩留、巴勒克等县都存在着南北向的封土墩墓冢，底周一般都在二三百米左右，高达七八米，气势雄伟。其中昭苏县天山山脉哈尔克他乌山北的山前地带的夏特村，排列着约50余座土墩墓尤魁伟如山，反映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并已出现了夫妻合葬墓和二次合葬墓。墓葬出土了大批金器、铜器和铁器、陶器，从中反映乌孙拥有发达的金属加工技术。如19671970年阿拉木图艾斯克河北岸的艾斯克墓葬死者头上叠放着200顶用金箔装饰的尖顶帽，每顶高65～70厘米，身穿用3000块金箔装饰的红皮大衣，腰系着有金饰牌的皮带。据后世文献《龙河纪略》记巫师跳神，“帽如兜銎”。这种名为兜銎的帽子就是尖顶，正是乌孙塞人的特征。一般乌孙墓葬中也有大量铜器和铁器。特克斯发现的青铜战斧，牛头饰就都属这类精美的艺术品。斧为合金，合模铸制，是塞人特有的兵器。牛头饰则乃乌孙特有的头饰。牛头在前，两只长角上曲后伸，角体做四棱形，一对大眼鼓突，两耳后张，鼻下刻一道浅线表示嘴，后连銎体，额上及体侧各有一小孔，以便穿钉连柄。乌孙墓中出土的一些金属器皿上，大都镂刻有各类动物的图像。妇女使用的青铜发簪上有鸟的图像。尼勒克县哈拉图拜二号墓出土了金鹤铜簪，做展翅飞翔状。一个青铜铸造的烛台上，有巨蛇吞噬太阳和一个人牵着一头备好鞍的马的图案，察布查尔县出土了人面驼足大铜盘，都足以反映乌孙金属工艺的高度水平。乌孙的青铜文化与古塞人文化一脉相承，并开始向更为精巧的形制发展。新源县71团鱼塘墓出土了翼兽铜圈，直径42.5厘米，圆形凸棱纹铜圈，装饰相对高浮雕有翼兽，制作非常精美。乌孙人烧制的陶器，多为圆底，便于悬挂在马背上运输，又可吊在木架上烧水、煮肉。有一种茧形壶是乌孙特有的陶器。小口小直颈，广肩鼓腹，两肩堆砌泥条，通体呈茧形，但体一侧圆弧，一侧略扁平，就具有上述功能。制作粗糙，器形较小，主要有壶、钵、碟等，一般火候不到。
  乌孙以崇奉多神、万物有灵为特征的巫教（萨满教）是人类最早信仰的原始宗教。乌孙继承了塞人的传统信仰，存在着太阳神的崇拜，每年都要宰马举行祭太阳神的活动。认为火是太阳在地上的化身和穹庐的护佑者，种种迹象还表明他们对于狼和鹰也有特殊的敬仰，有关其始祖曾受狼和鹰的护佑就表明了这种敬意。原始的巫教中已出现了灵魂不灭的观念。因此，在墓葬中开始安置大量陪葬品。这些物品大都是生前的用具，并已出现了夫妻合葬墓和二次合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