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伊犁地区文明的起源非常古老，早在先秦时期，乌孙其间衰而复兴，成为同汉朝结为和亲关系的重要盟国。塞人、乌孙的历史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古老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的一部分。
  第一节塞人与古国乌孙
  伊犁河是跨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巨川，至博勒库依干流注于巴尔喀什湖。《汉书》称伊列水①、《唐书》作伊丽水②，《元史》及耶律楚材《西游录》均作亦剌河，《西域同文志》释为“准语伊犁即伊勒，光明显达之谓”。我国伊犁地区属伊犁河上游，已发现了大量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遗址和众多的古代墓葬，是天山北麓最早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重要者有伊宁阿克吐班麻扎石器遗址、塔城石灰梁遗址、塔城下卡浪古尔村遗址，其文化可以上溯至3000年前。今尼勒克县城南3千米的奴拉赛沟古铜矿遗址更加显示了伊犁河流域古代文化的辉煌，遗址分采矿和冶炼二区。十余处竖井矿洞至今保存完整。洞口约1米见方，洞长者20余米，最宽3米，井壁和井下都用圆木支撑，井下遗留有巨大的石锤、大小不等的采矿石斧和木质编筐等，洞口周围有大量的矿石。冶炼遗址在矿井附近的山坡上，遗有炉灶、炭灰、矿渣等物，洞口周围沙土里掘出四块龟背形铜块，大者10千克，小者1.5～2.5千克，含铜量高达60％以上，磨光面呈银白色，光亮可鉴。据碳14测定，铜矿距今已有2500年左右的历史，经考古学家研究认定，属塞人文化遗存。塞人，即古代波斯文献中的Saka、古希腊文献中的Sacae，早在《汉书》中就已见于记载，称之为“塞种”，是广泛分布于西域和漠北（今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具有深目、高鼻、多須面貌特征的古族。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1967～1970年，距阿拉木图50公里的艾斯克塞人墓葬中，曾发现过由26个字母组成的两行字，据研究其文字的学者认为，这是古代塞人最先创造和使用的文字，称为“艾斯克文字”。其确切性尚待证实，姑列为一说。伊犁河中、下游的今哈萨克斯坦也是这一古族的生息地。前苏联编著的俄文版《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史》追溯其历史源流也是从塞人开篇，与我国西域史研究殊途同归。伊犁地区发现的大量岩画生动地反映了塞种先民生产、生活的情景，其中伊犁地区的卡约鲁克沟岩画、萨尔布津岩画、阿克塔什洞窟彩绘岩画、科克苏岩画、库克苏河水电站岩、塔特郎岩画、红光牧场岩画等内容都是有关大角羊和鹿的简单画面、画风古朴，反映了古代伊犁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其中特克斯县阔克苏河峡谷岩画，分布在阔克苏河峡谷，分为上游区和下游区。上游区岩画刻在县城南37千米5块巨石上，公路东一块高2米、宽3米的岩石上镌刻着马群；路西四块多为大角羊等动物形象。下游岩画区位于红山嘴电站附近高大陡峭的石壁上，画面较大，既有动物，又有人物，记录了古代游牧族群的生产和生活场景。特克斯县科克苏岩画有一幅画面上密集地凿刻着各种形态的马、狗形象。反映了人类已驯化了马和狗，历史已进入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新时代，新源县阿吾热勒山岩画群位于巩乃斯种羊场至则克台镇一带。其中克泽勒塔斯套岩画长约10米，宽约2米，场面最大。内一狩猎场面非常生动：一群鹿已被猎人团团围住，公鹿雄壮高大，角长叉多；许多猎人，或站或骑，手执长弓，向鹿群射箭。在围猎旁侧还有许多手舞足蹈的人物形象。新源县铁木尔勒克村阿克赛沟的阿克赛岩画，在一块高1米、长1.3米的岩石上凿刻着正在交媾的一对男女，左有一只小山羊，表明这对男女都是牧民。右面男子高64厘米，宽12厘米，戴着尖顶帽，叉足，挺胸、男根勃起，左面的女人也戴着尖顶帽，双手高举，乳房丰满，两腿微向后叉开，作交合状。尖顶属于塞人中的SakaTigrahauda的服饰特征，应为古塞人作品。塔城地区的巴尔达库尔岩画也有类似的生殖崇拜内容。位于裕民县县城西25千米新地乡的巴尔达库尔山西侧的山沟中，山巅至谷底高80米，约300多幅。其中一组画面有12个裸体男女和11个动物。一高大男性，头上有4根角状饰物，面向女子，双膝微曲，上身微倾，左手握拳下垂，右手持阳具指向女子阴部。女子头上也有4根角状饰物，身向男子斜倾，腿微曲，右臂平伸抱头，左手抚男子脸。男子臀部有4根线、膝部3根，似为饰物。其右下方有一奔跑的羚羊和狗，一裸男立于羊、狗之间。头、臀、膝饰物同前一男子，右臂平伸，左手上扬。男像左下方有一女性，右手握拳下垂，左臂弯在腰部，双腿弯曲做行进状。右上方有3人，左边男性阳具勃起，两臂平伸，右手拉住女性胳膊，女性右手又拉着小孩，左臂弯向腰部。其左上方有一男子，双手握拳，阳具勃起，微曲双腿，头上有4根饰物。反映了古代人类切盼子嗣众多、部落昌盛的心理追求。除生殖崇拜之外，科克斯县阿克塔什洞窟彩绘岩画中还出现了太阳、月亮崇拜的图像，其中太阳图像在洞口、洞窟内都有，皆为圆形赭绘，光芒四射。是迄今伊犁地区发现的唯一的洞窟彩绘岩画，显然是一座古代游牧族群太阳崇拜的圣殿。在尚未创造记录自身语言的文字符号之前，这些岩画无疑是反映古代塞人生产、生活的最有价值的图像资料。
  关于塞人的分布有各种不同的记载，波斯大流士碑铭上出现了三组塞人族群：Saka—Haumavarga，Saka—Tigrahauda和Saka—Tyayhradraya。斯特拉波《地理志》记载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人征服了大河彼岸四支不同的塞人族群，即Assi、Gasiani、Tuchari、Sacarauli。共同证实塞人确曾在南至乌浒水、北至伊犁河一带广泛分布。汉文史料则明确记载，伊列水流域乃是乌孙故地，曾经创建了敢与匈奴争锋的乌孙国。
  乌孙，今读wusun，但古今音变很大，复原古音必须寻纽查韵，绝不能妄以今音比附古音。汉语音韵学上有四呼的说法，U为合口呼，上古则有合口呼悉读开口呼的定则，故有“父”读“爸”，“母”读“妈”，“呜呼”读“阿哈”的说法，则“乌”字的上古音不读u而读a。“孙”《广韵》，思浑切，心纽，魂韵，合一平臻，上古音则是心纽文韵，sun，音近，于sin，则乌孙，，古音不是Usun，而是Asin（阿息），音近于Assi，如依孔广森上古音有阴阳韵对转之说，阳韵Asin与阴韵Assi古音完全相同。足证乌孙出自塞人Assi部族。《汉书·乌孙传》中亦明确记载“乌孙民有塞种”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记其体质特征是“青眼赤须”，就像“今之胡人”，清徐松引古，籍焦氏《易林》说乌孙氏女子多“深目”“形异”，中西记载完全契合。
  乌孙属于塞人Assi部族的命题既已成立，则其分布范围绝不局限于我国伊犁地区，而是跨有伊犁河东西，乌孙墓葬广泛分布于我国伊犁地区的昭苏、特克斯、察布查尔、伊宁、霍城、绥定6县，吉尔吉斯斯坦东部、哈萨克斯坦东南部都有所分布。1961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曾在昭苏县发掘了两个墓葬群。特点是每一座墓都是圆形的土墩，以三五个到二十余个为一组。大多呈南北向，排列整齐，也有一些为三五个土墩围聚在一起，非常醒目地暴露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多数土墩顶部都较平坦，中央下陷成坑。个别土墩墓的表面铺砌有一层卵石，有的土墩周围环绕着1米宽的浅沟。土墩规模巨大，远望如一座小山。例如夏塔的一个土墩，底部圆周达260米，顶部直径和斜坡高度都有20米左右。墓葬都为土圹竖穴，离地表2～3米。距墓底1.5～2米处，往往留有二层台，各置巨大的圆木一根，上有架设横木，担空墓室的痕迹。墓底铺白土和细沙两层，厚为七八厘米，尸骨即置于其上。葬式为仰身直肢，头西脚东。出土有陶质的盆、罐、壶，及小铁刀、铜圈等简单的金属器物，另有羊骨、牛骨和马骨。特克斯县也发现了塔翁布拉克村乌孙古墓地。位于特克斯县城东部57千米的喀拉托海乡塔翁布拉克村。墓葬封土堆呈圆形，最大的直径约33米，高16米。大型墓葬共有13座，分布在村东公路两侧。小型墓葬约为数十座，多数散布在农民家院内，墓葬尚未挖掘，推测距今约两千余年。昭苏县的夏台土墩墓地也是一处典型的塞人——乌孙墓地。碳14测定绝对年代为距今2400～1800年，相当于战国至东汉时期，属古代塞人（Saka）和乌孙人的遗存。提供研究的头骨为13具（男7、女6），其中两个人头骨可能出于塞种人的坟墓，其余11具则肯定出于乌孙人的坟墓。据人类学家韩康信测定，这11具可归入西方高加索人种支系，男性头骨的特征是比较粗大，额倾斜中等，眉间突度强烈，眉弓粗壮，鼻根压凹深陷，有较高和中等宽的面，面部水平方向突度中等，鼻骨强烈突出。与西方人种特征不很强烈的短颅化帕米尔—费尔干纳类型接近。有2具女性头骨的蒙古人种特征比较明显。总的来说，昭苏土墩墓的西方人种头骨，与中亚同时期的塞人和乌孙人的头骨相近且差别不大，但与帕米尔高原的长狭颅地中海型的古代塞人头骨有明显的区别，虽然同为古塞人，来源和迁徙路线仍有所不同。这些塞人—乌孙墓地同后来出现的大量石棺墓、鹅卵石墓等铁勒—突厥墓地存在着质的区别。出自塞种的乌孙骁勇善战，如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青铜武士俑”（高0.42米），全身鼓凸的肌肉，威武的神态，恰似力量的化身。与此一起出土的还有重达21公斤的青铜大斧。希罗多德《历史》中也记载过塞人以战斧为主要武器，体现了典型的塞人尚武文化。这种战斧与华夏上古武器惯用武器之一的钺不乏类似之处。似乎华夏族早与塞人有所接触并受其影响。至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也有大量的乌孙时代塞人墓地被发现，其出土物之丰厚，更远远超过我国伊犁地区，特点是金器的大量使用，哈萨克斯坦西部荒原上的一座古墓中，曾发现过一件公元前3～前2世纪萨尔马特军人的皮衣，上面装饰有近600枚金扣子。扣子呈锥行和荷叶形。墓中还有一口锅，锅内放着一条美丽异常的金项链。①1967～1970年，在阿拉木图艾斯克河北岸的艾斯克塞人墓葬里也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一死者的头上叠放着200顶用金箔装饰的尖顶帽，每顶高6570厘米，身穿用3000块金箔装饰的红皮大衣，腰系着有金饰的皮带。左臂上放着用金子装饰得很漂亮的铁制匕首。②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记载：塞人剥下敌人的头皮，用手将其揉软，挂在马缰上作手帕用。凡是有这种头皮制成手帕最多的人，被认为是最勇敢的人。其头骨用来作饮器，做法是把首级眉毛以下的各部锯去，并把剩下的部分弄干净，外部包上生牛皮使用。富人则要在里面镶上黄金。③据此推断，匈奴以被杀大月氏王的头颅制为饮器实乃师法塞人。
  由于匈奴部落联盟的兴起，乌孙经历了一个衰而复兴的历史进程。此与大月氏的西迁有关。对此，《汉书·乌孙传》记云：乌孙国..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①据此，乌孙国本为塞地，一度并于大月氏，这一重大事件究竟发生于何时，前引史料却不能作出回答，须参稽其他史料予以印证。按大月氏本为大国，牙庭在匈奴之北。②匈奴头曼单于之世，“”，以故屡受重创于秦，当是之时，东胡彊而月氏盛③头曼单于“有太子名冒顿..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④。时在西汉创立之前，楚”秦末大乱，汉相争之际，林斡《匈奴年表》列此为秦二世元年（前209）前后事，可见头曼单于在位之秦末汉初，东胡、大月氏国势都强于匈奴，匈奴太子冒顿就曾作为质子长期羁留于大月氏国。大月氏略地西征，占领塞地，应当发生于此时，而不应发生在月氏为匈奴所败之后。乌孙故王难兜靡由此被杀，乌孙中兴之主猎骄靡初生，随乌孙亡民投倚匈奴，及长，领其旧部，佐匈奴击月氏，光复旧国，复为昆弥，始与匈奴分庭抗礼。
  乌孙的历史源远流长，至迟可以上溯至匈奴中衰、大月氏雄霸漠北、秦始皇在位时期。一度亡于大月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绝非匈奴盛而月氏衰、张骞衔命西使的汉武帝建元年间，而是东胡强、月氏盛、匈奴衰的秦二世元年（前209）前后，其时塞人既失塞地，乌孙王难兜靡被大月氏所杀，一支塞人在新推立的塞王（实为乌孙王）率领下南越县度，另一支塞人东降匈奴，其幼主长大后，继续委任统领旧部，在击败大月氏，光复塞地的历史进程中起了重大作用。此人应即《汉书·乌孙传》中记述的开国君主猎骄靡①。其实，猎骄靡仅是初现于汉文史册的乌孙王，并非真正的乌孙开国之主，而是乌孙亡而光复的中兴之君。自此由于汉与乌孙之间建立了和亲关系，其王统传承和国势兴衰都被汉文记录下来，成为西域诸国中历史面貌最为清晰的地方政权。
  乌孙乃西域大国，《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古代兵牧合一，凡成年男子都要拿起武器，这种青壮年男子约有十八万八千八百人，这一数字在人口稀少的古代是非常巨大的。加之乌孙是“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的游牧族群。迁居肥沃的伊犁河草原以后，牲畜繁衍，羊马众多，在可以确定为乌孙人遗迹的公元前2世纪的墓葬中，发现有马、羊的骨架或部分骨骼。还发现了不少牧羊狗的骨骸。乌孙昆莫媒聘汉朝细君公主时，即“以马千匹”为礼，这说明马在乌孙畜牧业中占重要地位。乌孙是西域重要的良种马产地，乌孙的“天马”属于西域的名马，①《汉书》卷九十六下，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号也，名军须靡。昆莫，王号也，名猎骄靡。后书“昆弥”云。“又有记载难兜靡死时，乌孙王子猎骄靡刚刚出生，被一位名叫布就翕侯的忠诚臣子抱着逃亡，在这次战争中幸免，因投匈奴。与大宛的“汗血马”同样神骏，善于奔跑。乌孙经济实力大增，算得上西域第一大国，政治上举足轻重。
  伊犁河草原肥沃，牲畜繁衍，羊马众多，在可以确定为乌孙人遗迹的公元前2世纪的墓葬中，发现有马、羊的骨架或部分骨骼。《汉书·西域传》说：“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西域最早的草场法就出现于乌孙。乌孙大昆弥雌栗靡在位时，颁布了一条法令，明确保护对草场的占有和使用，不允许互相侵夺，调解了各级贵族之间的矛盾。乌孙的的生活器皿也必须适应这种逐水草游牧的生活方式。因此，乌孙人烧制的陶器，很少平底，而多为圆底，便于悬挂在马背上运输，又可吊在木架上烧水、煮肉。有一种茧形壶是乌孙特有的陶器。小口小直颈，广肩鼓腹，两肩堆砌泥条，通体呈茧形，但体一侧圆弧，一侧略扁平，就具有上述功能。乌孙的青铜文化与古塞人文化一脉相承，并开始向更为精巧的形制发展。新源县71团鱼塘墓出土了翼兽铜圈，直径42.5厘米，圆形凸棱纹铜圈，装饰相对高浮雕有翼兽，制作非常精美。乌孙的墓葬继承了塞人的传统，形制却更为雄伟，昭苏县天山山脉哈尔克他乌山北的山前地带的夏特村，排列着约50余座土墩墓，时代从塞人到乌孙俱全，乌孙墓的规模显然要大得多，远看魁伟如山，反映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羊毛被织作衣料，擀制成毡毯，毡毯又是搭建穹庐的必备材料。这种厚实的动物纤维足以遮御严寒。汉人称乌孙人的帐篷是穹庐，看来已有别于史前塞人的圆柱形帐篷。顶部变圆，象征天体，反映出乌孙人也同内地的华夏人一样，出现了天圆地方的观念。
  乌孙的服装继承着史前塞人的传统，戴毡制尖顶、带护耳的帽子，穿皮衣、皮裤、皮袍，讲究点的穿毛织品衣裤，长袍，或以貂皮等高贵毛皮镶嵌衣领、衣边。并已掌握了鞣皮革的技术，用以缝制长靴。伊犁地区的乌孙墓葬中，已发现了一些毛织物标本，或见于墓室底部，或留于木椁内壁。乌孙人男女都腰佩匕首、小刀。乌孙墓中这种小刀常和羊骨等一起陪葬，有的小刀甚至穿插在羊骨中，显然是切割煮肉的食具。乌孙人还以毛、麻纤维搓成绳，将绿松、石珠、玛瑙珠等串联起来，或用作项链，或挂于胸、手腕以为装饰。随着汉与乌孙和亲，中原的丝织品也开始输入乌孙，因此，《汉书》卷96西域传记，汉朝“岁间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或“赐乘舆服御物”。因此，丝绸逐渐成为乌孙上层人物的衣料。乌孙农业起源于牛草种植业，以禾木科和豆科为主，汉与乌孙和亲以后，一批农民、工匠作为陪嫁者随同公主前来，赤谷一带也开始有了粮食栽培业。汉宣帝时，常惠曾率三校士卒驻屯赤谷，从事农业生产。赤谷已由一个普通的山谷发展为一座城堡，乌孙上层也可以吃到粮食了。今哈萨克斯坦境内阿克塔斯冬季牧场已发现了属于乌孙时代的农业灌溉渠道遗址，并发现了镰刀、石磨盘、石碾等粮食加工工具。很可能就是汉代屯田兵所为。现伊犁乌孙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麦、小麦和粟的种子，昭苏县一座乌孙墓葬的封土中出土了一件舌形铁铧，约重3公斤。出土时锈蚀较重，制作粗糙，铧身中部鼓出，呈扁圆体；边缘扁平，锋部稍残，后部为椭圆形銎。与敦煌所出西汉铜铧形制大小几乎完全一样，肯定来自中原。《汉书·西域传》记，“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锦车既然存在，当然也存在着其他用途的车。从这一记载中还可得知，入汉后，赤谷，已由一个普通的山谷发展为一座城堡。乌孙境内巨川纵横，必定有其水上交通工具，但船的具体形制已不得而知了。
  金属加工早在史前塞人时期已相当发达。不同的是，早期塞人主要制造青铜器，而乌孙时期则已开始出现铁器。伊犁地区发掘的早期乌孙墓葬中已有制作粗劣的小铁刀、小铁锤出土，但尚不普遍。中期以后的乌孙墓葬中，铁器种类已相当众多，有环首铁刀、铁剑、小铁刀、铁锤等，与传统的青铜锤、小铜饰、铜碗等共存。中原的冶铁工艺自战国时期萌芽，入汉后在亚洲居于领先地位。《汉书·陈汤传》明确记载：“夫胡兵五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可见冶铁技术大约是通过陪同和亲公主落户乌孙的汉人工匠传入伊犁，并开始用这种新型金属制造传统形制的刀、剑。乌孙传统的青铜冶造工艺仍然继续，但已不再向实用型而是向精巧的艺术型发展。战斧是塞人特有的兵器。牛头饰则乃乌孙特有的头饰。特克斯发现的青铜战斧，牛头饰就都属这类精美的艺术品。斧为合金，合模铸制，合缝处弥合不严，斧的两侧边均有贯通上下的显明凹痕，刃部较钝，磨损较重，也许是使用所致。牛头饰别具风格，是一件以水平方向连于某种主体的铜饰，牛头作自然姿势向前，利用体部作成銎，额上及体侧各有一小孔，以便穿钉连柄，形象似水牛，造型简单，两支长角上曲后伸，角体作四棱形，一对大眼鼓突，两耳后张，鼻下刻一道浅线表示嘴，通长88厘米，銎长6.8厘米。乌孙墓中出土的一些金属器皿上，大都镂刻有各类动物的图像。妇女使用的青铜发簪上有鸟的图像。尼勒克县哈拉图拜二号墓出土了金鹤铜簪，做展翅飞翔状，就是一个例子。戒指和耳环也有以骆驼式样制作的。房内的装饰品大多也都有各类鸟的图案。其中一个青铜铸造的烛台上，有巨蛇吞噬太阳和一个人牵着一头备好鞍的马的图案，察布查尔县出土了人面驼足大铜盘，都足以反映乌孙金属工艺的高度水平。乌孙国的领疆不仅限于今伊犁地区，而且包容伊犁河东西，一直延伸到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流域。前苏联考古学家所挖掘的乌孙墓葬远比我国要多得多。其报告显示乌孙的黄金冶造业也非常发达。不少豪华墓葬出土了精美的金器。哈萨克斯坦西部荒原上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件公元前2世纪军饰人的皮衣，上面装饰有近600枚金扣子。扣子呈锥行和荷叶形。1967～1970年阿拉木图艾斯克河北岸的艾斯克墓葬死者头上叠放着200顶用金箔装饰的尖顶帽，每顶高65～70厘米，身穿用3000块金箔装饰的红皮大衣，腰系着有金饰牌的皮带。左臂上放着用金子装饰得很漂亮的铁制匕首。这些金器应当都属乌孙时代的遗物。近年来在昭苏县西南的夏特村中的中期塞人—乌孙墓中也发现了一只镶嵌红宝石黄金戒指，孔径2.2厘米，戒体饰珠点鱼子纹，两侧有镶宝石的凹面，戒面椭圆形。在特克斯一牧场古墓中还出土了一个精美的黄金葡萄坠耳环，环径1.3厘米，下坠8粒空心的葡萄串珠，精美异常。
  西汉时期乌孙已进入了奴隶社会，牧场公有，雌栗靡在位时，明令严禁各部落、或私人侵夺草场，这是迄今所见西域地区最早的草场法。个人财产主要是羊马牲畜和穹庐、日常用器，以及作战时的兵器、盔甲，战利品也归私有。今昭苏、特克斯、新源、巩留、巴勒克等县都存在着南北向的封土墩墓冢，底周一般都在二三百米左右，高达七八米，气势雄伟。其中昭苏县天山山脉哈尔克他乌山北的山前地带的夏特村，排列着约50余座土墩墓尤魁伟如山，反映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并已出现了夫妻合葬墓和二次合葬墓。墓葬出土了大批金器、铜器和铁器、陶器，从中反映乌孙拥有发达的金属加工技术。如19671970年阿拉木图艾斯克河北岸的艾斯克墓葬死者头上叠放着200顶用金箔装饰的尖顶帽，每顶高65～70厘米，身穿用3000块金箔装饰的红皮大衣，腰系着有金饰牌的皮带。据后世文献《龙河纪略》记巫师跳神，“帽如兜銎”。这种名为兜銎的帽子就是尖顶，正是乌孙塞人的特征。一般乌孙墓葬中也有大量铜器和铁器。特克斯发现的青铜战斧，牛头饰就都属这类精美的艺术品。斧为合金，合模铸制，是塞人特有的兵器。牛头饰则乃乌孙特有的头饰。牛头在前，两只长角上曲后伸，角体做四棱形，一对大眼鼓突，两耳后张，鼻下刻一道浅线表示嘴，后连銎体，额上及体侧各有一小孔，以便穿钉连柄。乌孙墓中出土的一些金属器皿上，大都镂刻有各类动物的图像。妇女使用的青铜发簪上有鸟的图像。尼勒克县哈拉图拜二号墓出土了金鹤铜簪，做展翅飞翔状。一个青铜铸造的烛台上，有巨蛇吞噬太阳和一个人牵着一头备好鞍的马的图案，察布查尔县出土了人面驼足大铜盘，都足以反映乌孙金属工艺的高度水平。乌孙的青铜文化与古塞人文化一脉相承，并开始向更为精巧的形制发展。新源县71团鱼塘墓出土了翼兽铜圈，直径42.5厘米，圆形凸棱纹铜圈，装饰相对高浮雕有翼兽，制作非常精美。乌孙人烧制的陶器，多为圆底，便于悬挂在马背上运输，又可吊在木架上烧水、煮肉。有一种茧形壶是乌孙特有的陶器。小口小直颈，广肩鼓腹，两肩堆砌泥条，通体呈茧形，但体一侧圆弧，一侧略扁平，就具有上述功能。制作粗糙，器形较小，主要有壶、钵、碟等，一般火候不到。
  乌孙以崇奉多神、万物有灵为特征的巫教（萨满教）是人类最早信仰的原始宗教。乌孙继承了塞人的传统信仰，存在着太阳神的崇拜，每年都要宰马举行祭太阳神的活动。认为火是太阳在地上的化身和穹庐的护佑者，种种迹象还表明他们对于狼和鹰也有特殊的敬仰，有关其始祖曾受狼和鹰的护佑就表明了这种敬意。原始的巫教中已出现了灵魂不灭的观念。因此，在墓葬中开始安置大量陪葬品。这些物品大都是生前的用具，并已出现了夫妻合葬墓和二次合葬墓。
  第二节汉朝和亲与乌孙的兴衰
  汉通西域以张骞西使为先驱，“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①。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交结大月氏失败，“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②。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改而交结乌孙，获得成功，分遣副使，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诸国，同这些西域大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争取乌孙等诸国各遣使者通汉，自此，汉朝的政治影响空前扩大，其中汉与乌孙之间的关系尤得到迅速发展，进一步发展为两国结盟共抗匈奴。为此，汉武帝先后遣嫁细君、解忧两位和亲公主。和亲，渊源于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的通婚，实为政治联姻性质。武帝先后遣嫁的和亲公主有二，一是细君公主，二是解忧公主。按公主尊号，仅为皇帝亲生女才能拥有。细君、解忧虽然都具有汉朝刘氏家族的血统，然其父皆为王，而非帝，特授公主名号，以尊显其地位，皆非汉武帝亲生，然皆建不世功业。其中尤以解忧公主及其陪嫁侍女冯嫽的功业最为显赫。
  自从张骞成功出使乌孙，并取得了乌孙使臣的回访以后，双方都具有结盟共反匈奴的政治倾向。元封年间（前108～前107）猎骄靡正式遣使向汉朝求婚，武帝许诺了这一政治联姻，第一次肩膺和亲重命的和亲公主乃叛汉自杀的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出行前被册拜为公主，寓意为正式承认为武帝养女，享有公主一切待遇，包括开府建衙。聘礼非厚，除了丰厚的黄金、彩帛、粮食之外，还带有数百乐人、侍女、工匠等随行人员。达乌孙后，被封为右夫人，猎骄靡年老，细君又被改嫁猎骄的长孙岑陬，生女少夫。和亲公主虽远嫁乌孙国，却享有如今日外交官的政治特权，带领数百西去定居的汉人随员，别立帐落。公主居地演变为伊犁河谷最早的汉人聚居区。
  细君公主和亲乌孙之初，生活上不习惯，赋《黄鹄歌》抒怀：
  吾父嫁我兮天一方，远嫁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
  诗中全面反映了与中原汉土迥然有异的乌孙游牧生活画面。汉人是定居族群，以房、屋、楼、院为宅，以黍、稷、粳、稻为食，而乌孙本身就是塞人中的一支，其生活方式也是史前塞人的继承和发展。
  乌孙的婚姻实行族外婚制，普通牧民当然是一夫一妻，贵族盛行一夫多妻，昆弥除正妻必须是乌孙人之外，还有左、右夫人，其中左夫人多为匈奴公主，匈奴势力在乌孙也有一定影响。汉朝遣嫁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都是右夫人，正妻与左、右夫人之间不像中原后、妃、妻、妾那样身份悬殊，匈奴夫人之子与解忧之子都有资格入继大统。从幼子大禄仍继承一部分领土的史实表明，乌孙男性都有从父亲那里继承财产的权利。为防止家族财产流失，实行收继婚制。严禁妻嫁外姓，夫死，子、弟可以续娶其小母及嫂，父死，男性继承人可续娶其小母及嫂。猎骄靡年老，长子早死，依乌孙旧俗，细君公主须改配他的孙子岑陬。收继婚同汉人习俗迥异，公主起初不肯，上书汉廷，覆书依当俗改嫁，细君公主又成了岑陬的右夫人。在收继婚制度下，妇女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汉朝和亲公主之所以威重西域，除了倚汉朝为后盾之外，也同这种乌孙风俗有关。岑陬立，建号军须靡，生有一女，名为少夫。
  早在猎骄靡在位时期，就存在着双王制度的萌芽，因太子早死，传位嫡长孙军须靡，次子大禄不服，增其领地，厚增部众，分其国众三分之一，子孙世袭，势力日盛，军须靡任昆莫时期，其叔大禄实为国之副王，号小昆莫，自是乌孙大、小两昆弥并立，双王制度自此产生。这时乌孙与汉朝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细君公主死后，军须靡继续遣使汉朝，要求迎娶新公主，维持两国间的和亲关系。早在吴楚七国之乱中被杀诸王女性后裔都被收养在宫中，成为和亲公主的候选人员。其中第二号叛首楚王刘戊孙女首备其选。被册封为解忧公主，和亲规格与细君公主相同，仍以百余人随嫁，许配军须靡。解忧公主秉承了祖父刘戊的刚烈、勇敢性格。其贴身侍女冯嫽也出自楚国叛将之后，都是女中豪杰。到达乌孙之后，别立帐落，成为乌孙国中一支相当有影响力的势力。
  军须靡在位时期，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捷报频传。元封三年（前108），汉将赵破奴、王恢率兵进军碛口，俘楼兰王，攻破车师，赵破奴封浞野侯、王恢封浩侯。汉朝列亭障烽燧开始自酒泉直到玉门关，丝路初通。太初元年至三年间（前104～前102）又因汉使车令被杀而引起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的事件。李广利统军众多，先后两次出师远征，兵临大宛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这是我国军事力量在中亚地区的首次显现。凯旋后，无数大宛特产的汗血马争骏长安。西域诸国纷纷叛离匈奴，归附汉朝。这时西域都护府尚未成立，汉使出入西域的次数和人数都空前增加。解忧公主以其昆莫右夫人和汉朝天子之女的双重身份，政治权威进一步增长。《汉书》卷96虽然明确记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但仔细检索有关内容，赤谷实为汉朝和亲公主驻地，后来又成为段会宗主持屯田的地区，大昆弥逐水草而居，并无定所。以此判断，赤谷城很可能乃汉人所建。
  军须靡死后，因其子泥靡年纪太小，传位于其叔大禄之子翁归靡，遗言至泥靡长大，政权仍要归还泥靡。自此乌孙发生了王统转移。翁归靡体胖，取得乌孙昆莫位之后，号“肥王”，解忧公主又成为肥王翁归靡的右夫人，生三男二女。长子元贵靡，后来成为乌孙大昆莫；次子万年，后来成为莎车国王；三子大乐是乌孙左大将；长女弟史，后来成为龟兹王绛宾王后，小女素光，嫁若呼翕侯，解忧公主权势上升，威重西域。
  汉昭帝末年，匈奴派遣精骑4000游牧于车师一带，联兵共犯乌孙。昭帝、宣帝易代之世，匈奴大举进犯乌孙，危及汉朝在西域的统治，解忧公主最先与翁归靡联名飞书朝廷，要求出援。宣帝本始二年（前71）汉朝应请分兵五路反击匈奴，汉朝派遣常惠首次来到乌孙。常惠，少年时从苏武奉使匈奴，羁押荒原十九年，守节不屈。昭帝继立后始释归，封光禄大夫，忠义节操，誉满海内。宣帝时，早已不再年轻的常惠又以使者的身份走上了同匈奴斗争的大战场。本始二年（前72）常惠首次出使西域，至赤谷谒见了乌孙王与公主，发乌孙骑5万，参赞帷幄，协助指挥其国兵，东西夹击，在蒲类海上大败匈奴主力，进至匈奴右谷蠡王庭，俘单于叔、伯、嫂、犁汗王等4万众，重创匈奴。乌孙转危为安，汉朝的威胁也同时解除，常惠以功封长罗侯。本始四年（前70），常惠二次出使乌孙，率所部汉军500人，并发乌孙兵7000，西域诸国兵2万余人，围龟兹，声讨杀害汉军校尉赖丹的罪行。赖丹本扜弥国太子，降汉后奉命率兵屯田轮台，龟兹贵人姑翼怂恿龟兹王杀害了赖丹。后姑翼被缚送汉营，斩首，龟兹降汉。地节二年（前68）常惠第三次建功西域，与屯田车师的汉将郑吉共破匈奴。不久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就同这次胜利有关。
  地节二年（前68）匈奴壶衍鞮单于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以右大将女为大阏氏，而黜前单于所幸颛渠阏氏。引起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为首的贵族的不满，匈奴内部矛盾激化。汉屯田兵主将侍郎郑吉率兵攻车师，车师王乌贵降汉。匈奴派兵驰救，郑吉遣将司马熹率领免刑罪人屯田渠犁，收获了大批军粮。凭借着这批资源，联络西域诸国，共同进攻车师，车师王乌贵战败请降。地节三年（前67）匈奴发兵攻车师，汉军迎击，匈奴前进受阻。车师王乌贵担心被杀，只身逃亡乌孙，为乌孙昆莫接纳。郑吉立即果断地将乌贵妻子护送长安，成为汉朝的人质。匈奴更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继续留居故地；郑吉乘虚派遣汉兵300人开始在车师经营屯田。但遭到匈奴的攻击，常惠再次发乌孙兵驰救，护送汉军安全返回渠犁。地节四年（前66）龟兹王绛宾上书请求迎娶解忧公主女弟史为夫人，并偕绛宾一起入汉朝觐。汉朝通过解忧公主后裔，又将和亲关系扩展至龟兹，牢固地控制了丝路中道。
  元康元年（前65）正月，龟兹王绛宾偕夫人弟史至长安，入汉宫贺正，宣帝册封解忧公主女弟史为公主，授印绶，赠送了大量丝帛，护送返国。同年，莎车王死，解忧公主子万年被莎车贵族推立为莎车王，得到汉朝批准，派遣使者奚充国自乌孙护送万年赴莎车履封。莎车王弟呼屠勾结邻国，发动政变，杀死汉朝册封的莎车王万年及汉使奚万年，自立为王，改青铜武士俑附匈奴。丝路一度阻绝不通。汉使冯奉世送大宛国使至伊循城，与副使严昌合谋，持汉节征召西域诸国军，南北道合兵1.5万人攻莎车，声讨呼屠杀害解忧公主之子万年的罪行，呼屠自杀，莎车降汉，维护了汉朝在西域的权威。宣帝擢拔冯奉世为光禄大夫。
  元康二年（前64），翁归靡上书汉宣帝，传位长子元贵靡，并为之求和亲。汉宣帝以解忧公主弟之女相夫为公主，住上林苑习乌孙语。同年，匈奴发兵攻扰车师汉军屯田，郑吉率汉军7000人自渠犁驰救，被匈奴包围，常惠率张掖、酒泉精骑来援，护送郑吉及车师屯田兵安全退返渠犁。汉朝册拜焉耆的车师前部太子军宿为车师前部王，令其率领亲汉的车师部众也随汉军迁往渠犁，擢拔长期在渠犁主持屯田的郑吉为卫司马，授权护卫鄯善以西、以南的丝路交通线。同年，翁归靡通过常惠上书汉廷，要求以公主所生子、汉外孙元贵靡为昆莫的继承人。乌孙使臣押送入汉的马、骡各千匹，作为续结和亲的聘礼。这封信将解忧公主架空，未共同签署，分明是乌孙政治大变动的前兆。汉宣帝将翁归靡的书信交付廷议，大鸿胪萧望之最先发现了乌孙国内政治变动的迹象，指出：“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汉宣帝却采纳了大臣们的主流意见，认为乌孙新立大功，决定许诺乌孙昆莫的要求。汉朝使臣到达乌孙领取乌孙聘礼，翁归靡也遣使300余人入汉迎亲，汉朝以解忧公主之弟所生女相夫，册为少公主，在上林苑专门设立了公主府，置官属百余人，学习乌孙语，积极筹备与乌孙续结和亲。
  元康四年（前62）汉朝遣使乌孙，责问昆莫擅自收留叛汉逃亡乌孙的车师王乌贵，迫其交出乌贵。由于车师已册立新王，乌贵应召随汉使入长安。为他兴建了宅第，留居长安不再遣返。神爵年间（前61～前58）匈奴国中发生五单于争立之事。神爵二年（前60）匈奴十余万骑兵南侵失利，虚闾权渠单于吐血死，右贤王被王后颛渠阏氏与权臣左大将且渠都隆奇推举，建号握衍朐鞮单于。进行政治清洗，主政西域的日逐王也地位危殆，率众降汉，为郑吉亲自率部护送入汉，至长安，进见宣帝，自此，匈奴势力全面退出西域，僮仆都尉罢废。日逐王至京后，被汉朝封为归德侯，这是西域归汉的历史开端。神爵三年（前59）郑吉自内地返回西域，西域都护府创立，治乌垒城，郑吉被册拜为首任西域都护，封安远侯。西域都护府衙署治于乌垒。授权号令西域诸国，这是新疆纳入祖国版图的历史标志，汉朝的政治权威已在西域地区全面树立了起来。
  西域都护府创立之后，汉与匈奴的斗争并没有停息。匈奴失去了城邦诸国之后，对于乌孙的争夺反而加剧了。正是日逐王降汉的神爵二年（前60）一代名王翁归靡逝世，本来遗言立他与解忧公主所生的元贵靡为昆弥。汉宣帝派常，惠出使，护送公主相夫西行。及翁归靡死后，乌孙国中亲匈奴派贵族势力抬头，不立元贵靡，改立翁归靡的侄儿泥靡。常惠持节护送少公主至敦煌，尚未出塞，翁归靡已死。乌孙贵族认为翁归靡的继承权传递，违背了前国君军须靡的遗言，另行议立军须靡与匈奴王后所生子泥靡为昆莫。乌孙政治立场急速由亲汉变为反汉。泥靡继位后，专断狂肆，得到了一个“狂王”的绰号，常惠上书建议：“乌孙违约，未立元贵靡为王，已不能再允许同乌孙继续和亲，我必须先赴乌孙交涉，少公主暂留敦煌，待我复命后迎少公主返国”。汉宣帝将常惠的建议交由朝廷讨论。重臣萧望之支持常惠的见解。认为乌孙违约，不应继续同乌孙和亲，何况此事乃是以乌孙不立元贵为起因，不嫁少公主，并非汉朝背信弃义，遂下令召少公主还朝。和亲未成。乌孙与汉朝的关系一度出现裂痕。解忧公主不得不以个人力量挽回这一形势，三嫁泥靡。在此期间，匈奴国中大乱，除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以外，右奥鞬王自立为车犁单于、呼揭王自立为呼揭单于、乌藉都尉自立为乌藉单于，五单于混战，国势急剧衰落。五凤四年（前54）闰振单于进攻郅支单于，战败被杀，郅支单于势力壮大，进一步击败呼韩邪单于，攻占单于王庭。呼韩邪单于率众南迁，匈奴分化为以郅支单于为首的北匈奴和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南匈奴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遣他的弟弟谷蠡王入汉，充当人质，宣布归降汉朝，上表称臣。漠北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巩固元贵靡的统治，常惠率领三校尉屯田赤谷，为其声援。但元贵靡在位不及一年身死，汉朝又册立泥靡与解忧公主所生子鸱靡继为乌孙大昆莫。甘露元年（前53）鸱靡为猎骄靡与匈奴妻所生子乌就屠所杀，乌就屠自立为昆莫，将附北匈奴。汉宣帝遣辛武贤率领汉、若羌、小月氏将士5000千人，驻兵敦煌，准备西征乌孙；又以西域都护郑吉出面请乌孙右大将夫人冯嫽从中调停，游说乌就屠退为小昆弥，拥立元贵靡为大昆弥。年逾七十余岁的常惠第四次出现在西域，以汉朝特使身份坐镇赤谷城，与西域都护郑吉、解忧公主、冯夫人（冯嫽）一起共同妥善处理了这一问题。
  在结盟乌孙的历史过程中，解忧公主（前121～前49）功不可没。历嫁军须靡、翁归靡、泥靡，运筹帷幄，成为助主国政的有力的助手，全力维护乌孙与汉朝结盟。解忧公主的贴身侍女冯嫽继承了解忧公主未竟事业。她随公主和亲，成为乌孙国中掌握兵权的右大将夫人。至公主晚年，乌孙国中亲匈奴派势力抬头，解忧公主的丈夫泥靡被杀，在国中拥有很高威信的乌孙豪酋乌就屠被推立为大昆弥，而右大将乃其密友。汉军闻讯将要发兵讨伐，所付高昂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冯嫽力阻这一行动，并巧妙地利用其夫对乌就屠的影响，详陈利害，规劝以大局为重，退居小昆弥，冯嫽还以汉朝特使身份在赤谷正式册立他们为大小昆弥，颁发了汉朝印绶。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乌孙的内部政争，进一步加固了汉与乌孙的政治同盟，人称冯夫人。从更为深层的意义观察，她们的和亲还客观上扩大了汉文化的辐射，为西域最终融入中国主流文化和主流社会作出了贡献。
  两汉王朝交替之际，西域一度发生混乱，北匈奴的势力再次进入西域，随着东汉王朝的建立与我国中央王朝国力的复苏，再次确立了西域都护府的政治权威。永平十七年（74）汉明帝再开西域，初平车师，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以陈睦为西域都护，驻高昌，谒者关宠为戊校尉，屯前王柳中城，耿恭为已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屯各置数百人。耿恭赴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交通乌孙。“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以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具，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赍金帛，迎其侍子”。①然至次年，北匈奴反攻，高昌、柳中皆陷，陈睦、关宠相继战死，耿恭孤军也被围经年，汉军出迎乌孙侍子的计划罢置。班超任西域都护时期，汉朝派遣卫侯李邑为专使，护送乌孙使者还国，携带大量金帛赠送乌孙昆莫及国中大小贵族，取得了乌孙的效忠，参加了班超攻灭龟兹的决定性战役。但班超之后，有关乌孙的消息却渐趋稀少，反映东汉时期的乌孙已日益衰落。东汉和帝元年（89）北匈奴为汉将窦宪、耿秉所败，远迁西海，途经伊犁，乌孙首遭重创。东汉桓帝时期鲜卑首领檀石槐大举进犯伊犁水域，乌孙再遭重创。及洛鼎倾覆，晋室南迁之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又发生了鲜卑拓跋氏首领郁律（318）进军伊犁水域事件，后世统一北方的北魏王朝就是由这支拓跋氏鲜卑所创立的。乌孙三遭重创，经此三次打击国势已一蹶不振。至5世纪初，悦般崛兴于西，柔然隆盛于东，乌孙所据伊犁河故地已被两“国”东西瓜分，被迫迁入山中，艰难地生存到北魏太武帝在位时期。太延元年（435）乌孙使团仍同龟兹、疏勒、悦般、鄯善、焉耆、车师、粟特等九国一起向北魏朝贡。太延三年（437）董琬、高明西使，也是先到达乌孙，由乌孙派出向导和译员护送董琬和高明分别赴破洛那（今费尔干纳，即汉代的大宛）和者舌（今塔什干到七河流域的广袤地区，即汉代的康居国，唐代的石国国境）；此后又随同西域十六国使团入贡于魏，这已是乌孙在史书上留下的最后记录了。这时的乌孙已成为逃亡葱岭中的一个小山国，后来就完全消失了。

①《汉书》卷七十一，陈汤传。 ②《新唐书》卷二一五，西突厥传。 ①《参考消息》，1981年8月26日。 ②W.M.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62页；《哈萨克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35～36页。 ③W.M.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62页。 ①《汉书》卷九十六，乌孙传 ②《汉书》卷六十二，记汉建元中张骞首次西使，道为匈奴所获，解送王庭，单于谓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张骞以此羁留匈奴境内长达十余年。 ③《史记》卷五十，匈奴列传。 ④《史记》卷五十，匈奴列传。 ①《汉书》卷六十二，张骞传。 ②《汉书》卷六十二，张骞传。 ①《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