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
  伊犁（本书指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行政区划范围）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东北面与俄罗斯、蒙古国为界，东南面与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接壤，西南面与阿克苏地区隔山相望，西北与哈萨克斯坦毗邻，面积达35万平方公里，约占新疆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清末以前的伊犁还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边界线长达432公里。新中国成立前，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属伊犁范围。伊犁自古以来是丝绸之路重要通道之一。
  本书所涉地区包括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奎屯市等地域。伊犁地区位于西南部。区内原辖伊宁县、霍城县、尼勒克县、新源县、巩留县、特克斯县、昭苏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伊宁市8县1市。还驻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农四师的21个团场。塔城地区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中西部，辖5县2市，即额敏县、裕民县、托里县、沙湾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塔城市和乌苏市。阿勒泰地区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北部，辖6县1市，即哈巴河县、布尔津县、吉木乃县、富蕴县、福海县、青河县和阿勒泰市。奎屯市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中部、奎屯河东岸。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因于1954年由伊犁析出成立州治，在此不予赘述，只在叙述历史情况时予以涉及。
  伊犁水系发达，水源丰富。伊犁河自古以来为伊犁的象征，为该地区第一大河流，由三大支流——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和喀什河汇合而成，而特克斯河为其主源。伊犁河全长约1500公里，经霍尔果斯河口流出我国伊犁，注入巴尔喀什湖。该河在我国境内全长442公里，流经巩留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伊宁市、伊宁县和霍城县。对伊犁河，自汉代以来就有不同音译的记载，如《前汉书》“伊列水”，《隋书》“伊列河”，《新唐书》“帝帝河”，耶律楚材《西游录》“亦列河”，另外还有“益离河”、“亦剌河”、“伊丽川”等。可见，现伊犁之称，系由伊犁河名演变而来，只是古籍记述中音译不同而已。除伊犁河外，还有几条河流以资介绍，如额敏河横贯塔城地区和哈萨克斯坦，注入阿拉湖；额尔齐斯河横贯阿勒泰地区大部分土地，注入北冰洋；乌伦古河贯通阿勒泰地区大部分沙漠戈壁，注入乌伦古湖。自古以来，是这些河流孕育着伊犁大地的生机，延续和谱写着伊犁大地的生命和历史。
  伊犁众多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历史遗迹，成为该地区重要的人文地理景点。例如：风景如画的乌—伊公路咽喉峡谷果子沟；地处伊宁市西北郊丘陵地带的火龙洞；特克斯河支流科克苏河上游海拔3200米高山峡谷间的通呼沙拉瀑布；新源那拉提草原；裕民县野巴旦杏自然保护区；乌苏梭梭自然保护区；乌尔禾“魔鬼城”；乌苏九莲泉；沙湾县热水泉子；布尔津县喀纳斯自然保护区；阿勒泰地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等自然景观已成为伊犁重要的旅游景点。伊犁历史悠久，古代部落、部族（民族的前身）活动频繁，留下了众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文化。如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乌孙古墓；反映古代游牧民族生活情景的丰富多彩的岩画；反映古代游牧民族石刻艺术的草原石人（也称突厥墓前石人）；距今2500年前的尼勒克县奴拉赛古铜矿遗址；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霍城县境内的阿力麻里故城；察合台汗国后王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霍城县境内的清代“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的幕府——伊犁将军府；清代修筑的惠远古城、惠远钟鼓楼；记录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重要战役的格登山纪功碑以及著名的藏传佛教（一般称喇嘛教）寺院昭苏圣佑庙和位于察布查尔县的靖远寺；塔城地区的肇丰城、绥靖城遗址、左公祠遗址、石棺墓群、那音乔卡山岩画等；阿勒泰地区的岩画、石刻、突厥石人雕像等，都成为世人瞩目的文化遗迹。
  伊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活动地区之一。自汉代前就有塞种人、大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游牧游猎。之后有柔然人、突厥人相继统治该地区。元朝以后，蒙古人据有西域大部地区。清代，随着我国大统一局面的最终形成，伊犁进一步成为各民族聚居的大家庭。目前，伊犁的民族成分已达到41个，主要有哈萨克、汉、维吾尔、回、锡伯、蒙古、柯尔克孜、乌孜别克、满、塔塔尔、俄罗斯、达斡尔、塔吉克等13个民族。另外，人数较多的还有藏、苗、壮、布依、朝鲜、白、土家、东乡、土、撒拉、鄂伦春、黎、高山、瑶、保安、裕固等民族。据2002年统计，伊犁州总人口401万（少数民族占220万，其中哈萨克族100多万），其中塔城地区86万（少数民族占38万），阿勒泰地区60万（少数民族占34万）。在伊犁世居的13个民族中，属于汉藏语系的有汉、回族；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有哈萨克、维吾尔、蒙古、乌孜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孜、满、锡伯、达斡尔族；属于印欧语系的有俄罗斯、塔吉克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哈萨克、维吾尔、回、柯尔克孜、塔塔尔、塔吉克、乌孜别克等族；信仰佛教（喇嘛教）的有汉（部分信仰基督教）、蒙古、锡伯、满、达斡尔等族；信仰东正教的有俄罗斯族。
  汉朝前后，在伊犁一带就有塞种人、大月氏人和乌孙人活动。公元前160年左右乌孙在伊犁建立了地方政权“乌孙国”。以后，汉朝派使者联络乌孙，于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乌孙归属西域都护府管辖。西汉以后，伊犁河流域为悦般所占据。北魏时，悦般、乌孙等臣属北魏王朝。隋代，西突厥据有乌孙故地，并向隋朝称臣。657年，唐朝在伊犁河上游地区设立嗢鹿都督府，在下游地区设立洁山都督府，在伊犁河流域附近又设立了盐泊都督府和双河都督府。1225年，成吉思汗将次子察合台分封在伊犁河流域等地。17世纪前期，蒙古准噶尔部以伊犁河为中心建立了地方政权。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彻底平定作乱多年的准噶尔部，于1762年在伊犁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伊犁成为全疆政治、军事中心。1882年清政府收复伊犁，1884年新疆建省，恢复伊犁将军，称“伊犁驻防将军”，但不再统管全疆军事和防务，而只管伊犁、塔城地区的军事和防务。此后，设置了伊塔道。伊犁辛亥革命后，清朝在伊犁的统治被推翻，成立伊犁临时政府——新伊大都督府，并设立伊犁镇边使。杨增新上台不久，将伊犁镇边使改为伊犁镇守使。1944年新疆爆发三区革命，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伊犁成立了三区革命临时政府。三区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伊犁同全疆一样和平解放。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伊犁各地不断的考古发现，并根据古籍文献的佐证，伊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如伊犁河谷发现了许多细石器文化遗址，该文化遗存与我国内地发现的细石器文化相一致。说明这一时期在伊犁活动的人类文化形态与内地的相似。
  秦汉以前，伊犁经历了漫长的无文字时代。对这些时代的历史，世人只能通过地下埋没的文化遗存去慢慢梳理和认识。汉代以后，伊犁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在汉籍《史记》、《汉书》中有了对伊犁地区人类活动的记录。据记载，先秦时期或之前（前3世纪前），在伊犁河谷及其流域有塞人活动。塞人在中外史籍中有不同的称呼。当时，塞人农牧并重，并掌握了冶炼技术。处在绿洲或适宜耕种地区的从事农业，而处在草原地区的则从事畜牧业。伊犁河流域既适于耕种，又适于游牧，故当时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农牧并重，而且还从事冶炼，制造铜、铁生产工具及兵器。尼勒克县发现的奴拉赛铜矿遗址，据专家学者考证，认为它就是塞人的炼铜遗址，距今约2500年。因没有文字记载，关于伊犁河流域塞人的人种、生产、生活、语言、风习及其他文化形态，无法进行详述。公元前3世纪后，游牧于今内蒙古中部的月氏强盛起来，并与中原保持来往。但是，冒顿单于统治匈奴之后，曾多次用兵月氏，迫使其向今天的甘肃武威地区迁徙。公元前177年，月氏出兵打败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的乌孙人，杀其王，占其地。次年，冒顿单于派其右贤王率兵出击月氏，月氏败绩，月氏王率其余众向伊犁河流域迁徙，并击灭已经衰弱的塞人政权，占有了其游牧之地，故汉籍有“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的记载，从侧面反映了月氏与塞人之间的这段历史。
  公元前177年曾被月氏人打败的乌孙人，在投靠匈奴后得以休养生息，经过30多年的休整、发展，势力又强大起来。公元前140年左右，乌孙昆莫领大兵西进攻击月氏，月氏王被杀，王后及王子率部分民众向西南逃奔，征服今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国，重建月氏国，而另一部分月氏人则归属乌孙，并逐渐融合于其中，乌孙占有了伊犁河流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就是汉文史籍中记载的所谓“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乌孙国”。
  乌孙被史学界认为是今哈萨克族主要祖源之一。乌孙建立“乌孙国”之后，因念“兴族”之恩，继续臣属于匈奴。但是，匈奴因势力强盛，不仅继续控制着西域广大地区，对乌孙等“国”进行控制、勒索，还经常对“汉边”不断进行侵扰，侵夺边民财物、家畜，对西汉王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使朝廷内对边境安全的问题开始予以关注。当时，西域各小政权（汉籍中的所谓“三十六国”）因势力弱小，基本都向匈奴称臣纳贡，其中乌孙和月氏对如此受制于人的状况，开始公开表示不满。因此，这两个小政权加紧发展自己的势力，其复兴之势已日渐明显。尤其是“乌孙国”乘匈奴东顾之机，加紧壮大力量、扩充势力，几十年内其“国”势大大加强，成为“西域三十六
  国”中的佼佼者，并开始欲脱离匈奴的统治。在伊犁范围的阿勒泰、塔城等地区，其地均与蒙古高原相连，在西汉以前至西汉初年，一直是匈奴的势力范围，是其游牧之地。
  公元前140年，汉朝皇帝武帝刘彻即位。此时汉朝内部安定，政权稳固，社会生产全面恢复和发展，国势变得强大，呈现出“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的繁荣局面。在此国势强大的情况下，汉武帝已将打击匈奴、消除边患的问题放到廷议之内，决定先派人去西域探明情况。公元前138年，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张骞以郎应募，与堂邑氏奴甘父等100多人携大量物品及奴婢等出使西域。当走到匈奴地时，被其扣留。匈奴对汉使既不让回汉朝，又不对其惩罚，而是安抚他们留在匈奴地生活，并给张骞娶匈奴女为妻，生儿育女，生活了十余年之久。但张骞始终保存着汉朝使者的节符，希望有朝一日完成汉之使命。后来，张骞和甘父乘机逃出匈奴地，继续西进，经过当时“西域三十六国”之内的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张以汉朝名义说服大月氏，希望联合汉朝对付匈奴。然而，这时的大月氏已臣服大夏国，社会呈现稳定，“殊无报胡之心”。张骞和甘父不得已，在大月氏地留待一年多时间后意欲回汉朝。当走到匈奴地时再次被其抓获，继续留在匈奴地。这一期间，匈奴对“汉边”的侵扰并未停止。
  公元前126年，匈奴单于病死，内部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匈奴内部开始动乱。趁此机会，张骞携妻儿、甘父及随从逃离匈奴，回归汉朝。汉廷拜张骞为大中大夫。前123年，封为博望侯。此时，汉朝政府通过张骞对西域的政治、军事、部族及地理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遂决定出兵匈奴。前121年，汉朝政府命李广利为总指挥，领大兵同张骞等从右北平进击匈奴，但兵败退回。张骞被赎为庶人。这一失利，助长了匈奴的气焰，“汉边”更不得安宁。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下，于前119年，汉朝政府重新起用张骞，拜其为中郎将，复率300多人，携带大量物资、丝绸、牛羊、奴婢及随从等，再次出使西域。经过千辛万苦，首先来到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乌孙昆莫热情欢迎他们，并欲与汉朝结好，张骞遂以乌孙为基地，先后派遣随行使者至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等“国”，以表示汉朝对这些“国家”的友好之意，并刻意了解情况，受到了他们的友好表示。这次出使，完成了张骞的外交使命，即与西域大“国”乌孙结盟，较全面了解了西域各“国”政治、军事、部族及地理情况。于是，张骞胜利返回长安（今西安）。乌孙昆莫为了表示本“国”对汉朝的友好和结盟，派使者同张骞一起赴长安，一方面表达政治意图，一方面想了解汉朝的真实情况。在此期间，汉朝政府不断出兵匈奴，并节节取得胜利。汉朝为了表示对乌孙结盟的诚意，先后将细君公主、解忧公主下嫁乌孙昆莫，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中原政府与西域地方政权的和亲政策。随两个公主还派遣了很多工匠、艺人、弁兵、农夫、奴婢等，带去了无数丝绸、牛羊、物资、生活用品以及其他贵重礼物，使乌孙昆莫对中原的物产等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更加稳固了两者之间的结盟基础。公元前104年，汉朝政府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大军同属国所遣6000骑进军西域，并设置河西四郡，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坎坷转战，先取大宛“国”之贰师城，随后西域各小政权纷纷惧威归顺。公元前101年，李广利胜利完成出兵西域的使命，即与大宛结盟，降服其他小“国”。打通了长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班师长安。从此，在西域各“国”有了不同数目的汉朝军队进驻。他们不仅守护这些地区，而且还择地垦荒，解决军需，开创了在西域屯垦之先河。同时，西域各“国”如乌孙、大宛等频繁与中原交往，为西域归入中国版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朝政府对匈奴的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数十年。后来汉与乌孙、大宛等结盟，其他西域小政权纷纷归服中原政权后，汉朝对匈奴的军事打击有了西域的支持，使打击匈奴战争取得了胜利。解除了腹背之敌的威胁，汉朝政府开始着力经营西域，西域迎来了其历史的崭新一页。
  公元前60年，汉朝政府经过充分准备，在距轮台不远的乌垒城（今轮台县东策大雅附近）创设西域都护府，以作为汉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最高军府管理机构。都护为最高军府长官，由中央委派的骑都尉或谏大夫充任。属官有丞、司马、侯、千人。都护代表中央政府行使在西域的主权，辖玉门关、阳关以西、天山南北，西包乌孙、大宛、葱岭范围内的西域诸“国”。这意味着包括伊犁河流域、塔城、阿勒泰地区在内的西域正式归入祖国的版图。
  伊犁河流域为北部新疆最富庶的地区，因此乌孙的经济比较发达。乌孙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汉书》描绘其饮食和居住形式为：“肉为食兮酪为浆，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他们虽以游牧为业，随季节而不断迁徙，但从有关考古资料得知，至汉朝中叶以后，他们有了城堡建筑，都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的赤谷城。但其主要游牧点今昭苏、察布查尔、特克斯、新源等地也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定居点。如据近20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今昭苏、察布查尔、特克斯、新源、巩留、尼勒克等县都分布着大小不等、呈南北向的封土墩墓冢，底周均在二三百米之内，高达七八米。考古学者和历史工作者认定它们是乌孙贵族的墓冢。这说明了他们定居生活的一个侧面。
  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乌孙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往后的三四百年，乌孙社会基本呈现安定局面，伊犁河流域仍然是其主要游牧地域。但是，从汉文史籍记载分析，在西汉时期，“乌孙国”的势力比较强大，在西域仍呈现为大“国”；东汉之后可能其势力渐趋衰弱，并开始受到来自其他部族的威胁，因而开始向帕米尔（葱岭）以西迁徙。从史籍记载来看，乌孙开始受到了柔然等部落的侵扰。
  柔然原游牧于蒙古高原南部。汉朝以后势力逐渐强大，并开始向四处扩展，与周围各部不断发生战争。后来为北魏所败，退守漠北，并进兵高车，先后征服高车各部、匈奴等，统一蒙古高原，创建柔然汗国。之后开始发兵西征，先后征服西部鲜卑、车师前后部、焉耆等，深入西域中部，即势力深入到今玛纳斯河流域。柔然通过各种渠道，早已对伊犁河流域的情况进行了了解，知道其为较富庶的游牧之地。因此，柔然西进之后，就将夺取伊犁河流域作为首选目标。410～414年间，柔然汗联合中亚悦般消灭了“乌孙国”，乌孙民众有的归属柔然，有的逃散另谋出路，从此乌孙之称消失于史籍。北魏使者董琬于437年西使时，在伊犁河流域已不存在乌孙了。
  柔然联兵悦般征服乌孙、占领伊犁河流域之后，两者共同划分各自的地域范围，伊犁河流域一直为柔然统治范围。在柔然鼎盛时期，其先后征服的西域各部落，如高车等均向其称臣纳贡。485年之后，柔然汗国因内部不断的争权夺利及外族的打击，逐渐结束了其往日的辉煌和鼎盛阶段，日渐衰落下去，曾向其称臣纳贡的属国及属部如■哒、高车等纷纷叛离，并且开始与柔然政权展开武装对抗，北魏统治者见机又插手其间，使柔然汗国势力大大减弱。高车首领正式与柔然决裂后，在车师前部西北，即在今玛纳斯河至伊犁河一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即所谓“高车国”），实行二王采邑分部制。到柔然汗国末代君阿那瑰时曾发兵讨伐高车，使高车势力从此急剧衰落下去。546年，突厥出兵消灭高车政权，收其部众5万户为属民，其余残部逃亡欧洲，至此，高车在伊犁河流域的统治势力彻底消失。
  高车政权退出历史舞台，柔然和悦般的同盟也已面临崩溃的边缘，他们共同面临着邻近兴起的突厥部落的威胁。早在突厥消灭高车政权的同时，突厥又打击柔然在阿尔泰山以西的势力，使柔然很快失去了该地区，其统治范围进一步缩小。552年突厥首领土门领大兵进军柔然本部，柔然不支兵败，其可汗阿那瑰自杀身亡，至此，柔然汗国灭亡。同时，悦般势力也基本退出西域。
  突厥原为活动于阿尔泰山以南的弱小部族。在柔然汗国兴盛时曾为其“锻奴”。到6世纪中叶，它通过征服周围其他弱小部落，日益强盛起来。到大叶护掌权后讨伐并收服邻近铁勒部落5万帐，势力进一步壮大。552年消灭柔然汗国，接着创建突厥汗国。突厥成为伊犁河流域及整个塔城、阿勒泰地区的新主。但是，突厥汗国成立不久，其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便日益激烈。至582年，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其中西突厥领有原柔然汗国的统治区域。到射匮可汗（612～617）和统叶护可汗（617～630）统治时期，西突厥汗国出现了盛世。他们将牙帐迁设于碎叶（今楚河岸边之托克马克），以楚河、伊犁河流域为中心游牧区域，其势力延伸到中亚诸国。统叶护可汗至其末世更加骄横起来，发动与东突厥汗国的战争。几年的战争，明显地削弱了西突厥汗国的势力，同时又引发了室点密——达头和阿波两大汗系、突厥两厢部落即左厢（东部）五咄陆诸部和右厢（西部）五弩失毕诸部之间的争斗，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639年，乙毗咄陆可汗击败政敌，统一了西突厥十姓。但他恃强坚持反唐，阻断丝绸之路通道，侵扰唐朝领地伊州。唐朝被迫派安西都护郭孝恪征讨西突厥，唐军第一次西征获胜。不久，新任西突厥可汗又起来叛唐。唐政府于648～649年派遣大将阿史那社尔和郭孝恪等率军第二次西征，将西突厥可汗逐至楚河以西地区，将楚河以东及伊犁河流域则交由阿史那贺鲁管辖。同时，在今赛里木湖附近（世称之莫贺城）设置瑶池都督府，任命阿史那贺鲁为都督。此为唐政府在西域设置的第一个羁縻都督府，伊犁河流域成为该都督府管辖的主要地区。
  阿史那贺鲁是个富具野心的突厥首领。他趁太宗死、唐高宗继位之机发动叛乱反唐。唐高宗为此发动了名为弓月道行军、葱山道行军和伊丽道行军的三次大规模军事征讨。其中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军事征讨都打到了伊犁河流域。尤其是第三次征讨，其目标就是伊犁。通过第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西突厥的十姓部落均被唐朝收服，伊犁河流域重归统一，唐朝的管辖范围延伸到帕米尔东西大部。为了加强对西域政治、军事管辖，唐政府将安西都护府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将治所自西州移至龟兹（今库车附近），并在西域新设昆陵都护府、濛池都护府和安西四镇。濛池都护府管辖伊犁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昆陵都护府管辖伊犁河流域的一部分。此外，唐政府改变了西突厥原来家族式的统治形式，设立了羁縻都督府和羁縻州，让西突厥各部头目任都督、刺史。在伊犁河流域的有嗢鹿州都督府、洁山都督府及颉利都督府。从此，伊犁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安宁的阶段。生产发展，各部族生活提高，各国、各地商人穿梭于伊犁及中亚各地之间，形成了较著名的碎叶城、弓月城、双河城等商业城镇。而且，这时伊犁的民族成分也起了变化，外来的粟特商人及从军或屯田的汉族人也先后定居于伊犁，西域多民族局面开始形成。
  西突厥在经过相对安宁的时期后，其内部又开始分化。8世纪初，西突厥左厢五咄陆部之一的突骑施逐渐强大崛兴。他们分属于嗢鹿州都督府和洁山都督府辖，西迁之后主要游牧于伊犁河至楚河流域。到其部首领娑葛时，势力十分强大，因此他成为十四姓贺猎毗伽可汗，表明突骑施汗国成立。710年突厥其他部落袭击突骑施，娑葛被杀，其汗国几近瓦解。716年汗国重建。唐朝遣使承认重建的汗国政权，并册封汗位，划分碎叶设突骑施牙帐。但过十几年后，因其势力大衰开始被大食国（今阿拉伯）左右，并采取反唐政策。734～736年发动反唐战争，744年唐军打败突骑施军队，杀其首领，另易可汗。之后，突骑施很快衰落下去，汗国不复存在，其部落退出伊犁地区。
  突骑施部落退出伊犁没有确切记载。但它们的势力衰落之后，与其同属于突厥汗国的一个部落葛逻禄崛兴。从此，有可能突骑施成为其属民。当葛逻禄各部统一后，其游牧范围大为扩展，东起阿尔泰山，西至伊犁河流域或七河流域，均成为其游牧之地。唐后期，唐政府退出西域，吐蕃（藏族先民）一度控制西域，但其势力没有真正达到北部新疆的伊犁，而对伊犁的实际统治权仍掌握在臣属吐蕃的葛逻禄部手里，这时，伊犁河流域成为其游牧中心。其历史一直延续至西辽初年。
  在辽朝行将灭亡之际，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八代孙——耶律大石，不忍皇朝灭亡，亲率十八部契丹、奚、汉族军民等西迁，于1130年在西域建立地方政权——西辽。接着先后征服高昌回鹘、喀喇汗朝、花剌子模政权、葛逻禄、乃蛮、康里等，统一西域。西辽首府原设于叶密力（今额敏县），1134年移都至八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附近之布拉纳废城），楚河与伊犁河流域是其游牧和统治中心。西辽政权的建立，标志着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部落轮换统治伊犁数百年历史的结束，蒙古语族部落在伊犁600多年唱主角历史的开始。
  西辽政权统治西域，采取了一些比较温和的政策，尤其是宽容的宗教政策，受到了广大突厥语部落的拥护，使这一时期西域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经济发展，部族和睦，社会安定，使伊犁地区也得以休养生息，天祥人和。
  13世纪初，兴起于我国北方的蒙古人建立蒙古汗国。1219年成吉思汗派大军统一天山南北，西辽势力退出伊犁，蒙古成为伊犁的统治者。1221年蒙古汗国在阿力麻里（今霍城县境内）设置名为达鲁花赤（即镇守者）的官职，以暂时治理西域各地。它是蒙古汗国在西域设置的首个行政建制。1227年成吉思汗将诸子分封各地，其中将次子分封西域，管理和统治包括伊犁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1251年汗国创立行尚书省制，将新疆全境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均划归别失八里行尚书省管辖，在别失八里设治所。这是新疆史上最早设置的行省。1271年元朝建立，忽必烈派皇子到西域调整行政机构，将行省治所由别失八里移至阿力麻里（有人说在亦力把里，即现伊宁市）。
  1275年元朝在伊犁设置阿力麻里行省，伊犁成为元朝政府统治西域的中心。
  元朝后期，其内部争权夺利和派系争斗日益加剧。后来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察合台作为势力较强的汗系，逐步将统治西域的实权握在了手中，其统治仍以伊犁为中心。但1340年以后，察合台汗国因内部矛盾重重，各派各自为政，汗国出现分裂，形成了东察合台汗国的政治实体。其治所原在阿克苏，后移至阿力麻里。伊犁又成为东察合台汗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以后随着伊斯兰教文化的大肆渗透，以及汗国自身内部的矛盾而逐步衰落下去，其民众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
  （三）
  明清之交，蒙古准噶尔部（自明始分别译为“瓦剌”、“卫拉特”、“厄鲁特”等）逐步强大起来，至17世纪40年代初，已控制了天山北部。清以前的游牧地在额尔齐斯河到博克河、萨里山一带。巴图尔珲台吉执政时，已据有天山北部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伊犁河流域、和布克赛尔、科布多成为其经常活动的场所。这时其牙帐设在和布克赛尔。1670年后噶尔丹执政，决定将牙帐（政治中心）自和布克赛尔移至伊犁河谷，伊犁成为其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在清代，准噶尔部后期数个贵族执政者对清朝始终叛服不定，成为康乾时期清朝最大的心腹之患。为平定叛乱，康熙皇帝曾三次西征，但始终未能彻底根除祸患。到了乾隆时期，又继续用兵。1755年2月，清军分两路西征，准噶尔官兵纷纷投降，清军占领伊犁。同年8月，阿睦尔撒纳再一次叛清，在伊犁攻杀班第、鄂容安所领500余处理伊犁善后的清军。1756年2月，清军第二次远征伊犁。当年，准噶尔部叛乱得以彻底平息，阿睦尔撒纳逃到俄国患病而死。1759年清军又平定南疆大小和卓之乱，新疆天山南北重归统一。
  清朝统一新疆后，于1762年在伊犁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并从内地调遣锡伯、索伦（鄂温克和达斡尔）、察哈尔、厄鲁特、满洲等携眷官兵驻防伊犁河南北地区，成立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史称伊犁四营），先后建成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瞻德、拱宸、熙春、塔勒奇、宁远九座著名城镇。并且在伊犁河流域开始大规模垦荒造田、屯垦耕种，在伊犁各处设置数十座卡伦、台站以加强政治、军事、经济和国防管理。伊犁成为全疆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伊犁形势安定以后，在中亚哈萨克草原游牧的哈萨克大中玉兹（部）牧民，因不堪忍受沙俄的压榨，开始纷纷进入伊犁，被清政府妥善安置于伊犁等地。1771年，一个多世纪在俄国流落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付出莫大的民族牺牲回归祖国，也被清政府妥善安置。
  在1864年新疆农民起义以前，伊犁已呈现出多民族杂居的局面，民族成分大为增加，哈萨克、汉、维吾尔、回、蒙古、锡伯、满、达斡尔等民族在伊犁共同生息，伊犁已成为农牧并重的地区。
  在全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影响下，1862年在绥定城三道河子回民杨三星和飞刀马二的领导下发动反清暴动，但因势单力薄而失败，杨三星和马二等26人被杀害。
  1864年年底，维吾尔族与回族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伊犁爆发，哈萨克族牧民、汉族旗丁等纷纷参加起义队伍，起义人数发展到3万余人。1866年3月初，起义军占领惠远城，年底伊犁全境被起义军占领。至此，清在伊犁的统治暂时被推翻。伊犁农民起义起初是一次反清的正义斗争，但起义中后期，一小撮封建地主、宗教上层、民族主义者及清朝官吏纷纷混入起义队伍，并扭转革命方向，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推行民族仇杀，使千万无辜各族贫苦群众死于战火。伊犁“苏丹汗国”成立后，为争夺“汗”位，统治者内部互相残杀，搞得各族人民无一宁日。他们的内讧和争斗，给沙俄侵入伊犁提供了可乘之机。
  1864年，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我国西北领土44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占伊犁地区面积五分之四的伊犁西部大部领土。伊犁苏丹政权成立后，沙俄对“苏丹汗”软硬兼施，妄图分裂中国领土，遭到苏丹政权的拒绝后，便开始使用武力手段。自1868年开始，沙俄频频使用武力向伊犁推进。至1871年7月初，沙俄全部占领伊犁。开始了伊犁各族人民十年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
  沙俄侵占伊犁后，即强行废除伊犁地区原有的行政建制，而将沙俄在哈萨克及中亚地区的殖民统治制度强加给伊犁各族人民。在伊犁派驻少校一名，作为最高殖民长官；在伊宁、博罗布尔噶苏、海努克、绥定四处派驻四名下属官员，管理伊犁各族民众。又在伊犁以西图尔根起，包北面至伊宁市，设台站五处。他们向伊犁各族索要银两、粮食、牲畜等，搞得民众贫困交加，无一宁日。但是，伊犁人民并未屈服，他们利用各种方法与其进行斗争，例如，锡伯营领队大臣、总管喀尔莽阿在民族危难之际，与沙俄当局进行周旋，并将伊犁情况经常向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禀报，使喀尔莽阿成为清在伊犁的唯一官方代表。喀尔莽阿的种种表现，引起沙俄当局的极度不满，最终将他及其眷属均押送出伊犁。他到塔城后，带领各族农民在博乐、车排子等地屯耕，为清军收复伊犁准备军粮，多次受到清政府的嘉奖。
  1881年中俄经多次谈判，签订《中俄伊犁条约》。1882年伊犁将军金顺进驻伊犁，伊犁正式被收复。1883年在惠远旧城西北5公里处开始筑新城，年底竣工，仍名惠远（民间称新城子）。1884年2月，伊犁将军长庚率官兵进驻新城。新疆建省后，伊犁的行政建制有较大变更，清政府决定将新疆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自伊犁移至乌鲁木齐。伊犁仍设伊犁将军，但不再统管全疆军务，而是尽管伊犁和塔城边防，塔城增设副都统一职。同时恢复伊犁八旗四营及其驻防制度。1883年，伊犁将军金顺奏请自锡伯营抽调闲散壮丁补充伊犁惠远城，在恢复原满营的同时组成伊犁新满营。1895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富勒铭额根据塔城地区内外形势的变化，奏请设立塔尔巴哈台新满营，以加强该地区的防务。1902年，清政府进一步调整新疆的行政建制，全疆共设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伊塔道四道，下辖六个府、十个厅、三个州、二十三个县和分县，伊犁为府。伊塔道仍由伊犁将军辖。但是，这一时期清朝统治已快走到尽头，对伊犁事宜经常是鞭长莫及、力不从心，使伊犁边防松弛、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八旗制名存实亡。
  1911年12月28日，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迪化发生革命党人起义。在迪化起义的促使和影响下，1912年1月7日，以李辅黄、冯特民、杨缵绪等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下，发动了伊犁辛亥革命，次日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并组建各民族参加的民军。新疆巡抚袁大化闻知起义，立即调动各路驻军围剿伊犁。民军迎战袁大化军队，数百人为共和献出了生命。后来袁大化退位，杨增新窃取新疆都督大权，开始与伊犁革命政权谈判。1912年5月将新伊大都督府改为伊犁镇边使，权限仍同伊犁将军。1914年年初将伊犁镇边使改为镇守使，直受新疆都督管辖；将伊犁四领队大臣改为领队官，直接归都督指挥，哈萨克族由镇守使兼管，新伊实现统一。
  新伊实现统一，摆在杨增新面前的问题是，用军事慑服、高官厚禄、调虎离山、收买等种种手段，将伊犁革命力量逐步进行瓦解和铲除，以解除其后顾之忧。因此，他起用广福等旧势力，排挤革命党人，给多数民军官兵路费令其入关，或解甲归田，或另调他处，以分散其力量。对有影响的革命党人和民军军官，或给以厚资回内地，或另调他处任职，如将杨缵绪调往喀什任职，使伊犁革命党人基本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基础。为了防止军队中又起异己，杨增新多次派遣其得力军官率官兵以送军费及物资装备的名义陆续进驻伊犁，最后完成了以省军取代伊犁民军的目的。接着又广泛从锡伯等原八旗招募新兵，先后有近万人被招入伍，杨增新统治时期，无休止的“挑兵”成为压在伊犁各族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自18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纷纷开始染指新疆，其中伊犁成为其掠夺中损失最大的地区。英、美、日等与新疆无接壤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也都曾渗透过新疆南部或伊犁地区，但他们只是企图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行贸易侵略。而沙俄则不同，它在划分势力范围、搞贸易侵略的同时，将掠夺和吞并中国西部领土作为始终不变的战略，并采取适时推进、步步为营、蚕食蚁啃的方法，对我国领土进行掠夺和吞并。
  1881年2月中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次年4月底，伊犁将军金顺进驻伊犁，标志着伊犁回到祖国的怀抱。此时的沙俄虽然退出了伊犁，但它利用《中俄伊犁条约》及其五个勘界子约，并通过各种手段，又强行割占了我国西部地区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使伊犁八旗四营自乾隆朝以来就驻守的伊犁大片版图均为其吞并。
  1912年伊犁辛亥革命爆发。沙俄以为机会来临，派出一支武装军队由霍尔果斯河侵入中国境内，后因误断起义军有备而暂时退回。但是它通过驻伊犁领事馆，一面承认新伊大都督府政权，一面收买社会闲散和不法人员自称长官，挑起是非，制造矛盾，以图分裂伊犁。伊犁将军志锐被处决后，沙俄驻伊领馆给其家眷送款吊唁，将志锐的老部下养在领馆内，作为日后的政治工具。要求伊犁政府承认其不平等条约，保护其在华特权。1912年5月初，沙俄以保护其使领馆及俄侨为名，派200余名官兵侵入宁远城，与前来阻截的革命军发生冲突。12月底，又派遣1100多名官兵携大炮侵入宁远一带，进占艾林巴克。1913年9月，沙俄又调动1500多名官兵携大炮等侵入阿勒泰。直至沙俄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撤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俄国白卫军在协约国的支持下与苏维埃政权抗争，失败后纷纷退入伊犁等地，以图将新疆作为其反苏反共基地。俄国驻伊领馆配合白卫军，制造事端，要白卫军借道伊犁反攻苏维埃，以图将新疆也卷入战争。在此危急关头，伊犁镇守使根据杨增新的密令，遵照国际公法，指挥民军解除白卫军武装，解除了白卫军对新疆伊犁的威胁。1918年5月～1920年1月，俄国难民约万人及白卫军阿连阔夫残部、赛得罗夫残部和杜托夫残部合计约6000人，先后窜入伊犁，新疆政府将他们分别安置在霍尔果斯、塔城、博乐等地。这些白卫军不甘失败，私埋武器，寻衅闹事，图谋不轨，给伊犁社会安定带来危害。1920年5月，苏维埃政府下令赦免这些人，约3000人回国。1921年1月9日，华侨雇佣军刘连科部在惠远城暴动，随即被镇压。1921年之后，滞留中国的俄罗斯人“归化”入籍，初称归化族，新疆和平解放后改称俄罗斯族，成为新疆世居13个民族之一。
  1928年迪化发生七·七政变，杨增新被刺杀，金树仁上台。1931年，张培元接替牛时任伊犁镇守使兼第五师师长。1933年迪化又发生四·一二政变，盛世才窃取新疆统治权。接着改组新疆省政府，任命张培元为省府委员兼伊犁屯垦使及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张培元对盛世才掌权极为不满，因此联合马仲英反盛。后来苏联出兵帮助盛世才。1934年1月3日，在苏联现代化军队西击，省军东击下，张培元兵败自杀。20日，盛世才军队开进伊犁，苏军撤回苏联。盛世才任命刘斌为伊犁屯垦使兼伊犁警备司令，宫振瀚为伊犁区行政长。在南疆等地取消乡约、千户长制，县下设区、村；将历史上沿袭的锡伯营和察哈尔营改为设治局，设立了特克斯、巩哈、恰克满、河南4个设治局。后来，盛世才以其岳父邱宗浚接替刘斌为伊犁屯垦使兼警备司令。伊犁初期设军队1100人，后来逐步裁减，最少时只有200人，致使边防无人守，国际间走私无人管。
  盛世才执政初期，采取进步政策，如在“八大宣言”、“九项任务”的基础上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并与中共建立统一战线，请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帮助他治理新疆财政、民政、教育、文化等。几年中，新疆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伊犁各族人民尝到了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经济改善所带来的甜头。这一时期，新疆社会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国内形势的紧张，盛世才开始与苏联反目，接着破坏与中共的统一战线，频频借所谓“阴谋暴动案”，大肆逮捕中共党员、爱国进步人士、民族上层、企业界人士、民主人士等，又请进国民党势力，使全疆处在了白色恐怖之中，其执政初期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新气象随之烟消云散，社会各种矛盾开始激化。到盛世才执政后期，伊犁各族人民对盛世才的黑暗独裁统治，由初期的不满逐步走向了武力反抗。
  1944年8月，以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牧民共同抵制省府发布的捐献1万匹军马命令为导火线，爆发了伊犁、塔城、阿山（阿勒泰）三个地区少数民族武装反抗盛世才、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武装斗争。10月上旬游击队占领巩哈县城。之后，由哈萨克、维吾尔、蒙古、锡伯等族组成的游击队分三路准备进取伊宁。11月7日开始进攻伊宁。12日成立三区革命临时政府。14日攻占伊宁全部中心区。1945年1月，游击队占领温泉县。2月23日，攻占博乐。至此，伊犁地区除精河外，其他10个县（包括宁西县）和1个设治局（新源）均被游击队占领。4月8日，成立民族军。接着制定了南北中三线作战计划。北线：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占领塔城、阿山两区；南线：旨在牵制国民党军队北调，一度占领拜城、温宿两县城，进围重镇阿克苏；中线：攻占战略要地精河和乌苏，使伊、塔、阿三区连成一片。截至1945年9月底，三区武装力量将国民党残余逐出玛纳斯河以东，与其在玛纳斯河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其间经过了永集湖、八家户、精河三大战役和乌苏会战等。10月，国民党政府开始与三区政府代表和平谈判，双方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1946年1月和6月，三区政府和国民党双方分别在《十一项和平条款》和“附文一”、“附文二”上签字。7月1日，改组后的省政府成立，省府委员25名，其中三区方面为8名，张治中任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任副主席。8月，参加省政府工作的三区官员鉴于无法工作而返回伊宁。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整顿三区政府内部，与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一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分子作斗争，纠正革命初期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的错误。1948年8月，成立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1949年8月邓力群到伊宁，代表中共与三区政府进行联络，促进了三区政府服从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不久，毛泽东正式邀请三区派代表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肯定了三区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三区政府接到毛泽东的邀请电，遂决定派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汗代表三区，再加迪化的罗志（汉族）共5人，作为新疆各民族代表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于8月22日离开伊犁，乘飞机转道苏联去北平，不幸于27日在贝加尔湖地区飞机失事遇难。为此，三区再次派出赛福鼎、阿里木江和涂治，于9月7日离开伊犁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5日和26日，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领衔国民党驻疆军队和新疆省政府，通电和平起义。9月28日，三区各族群众隆重集会，庆祝新疆和平解放。10月初，三区各族群众又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日，伊犁专署发布命令：自即日起伊犁专区所有机关、团体都要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伊犁专区各机关、团体的牌匾，都改为伊犁区专员公署、某县、某机关、某团体字样的牌匾。至此，三区政府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伊犁各族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4年成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四）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只要是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文化存在。伊犁自古以来就是多氏族部落、多部族、多民族活动之地。自汉代以来，在此活动过的各部落、部族和民族，不仅留下了各自的历史痕迹，而且还创造了各具特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从而给古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形成增添了更为浓重的色彩，也使新疆民族文化更加多样化。从结构上看，伊犁各民族文化聚合中，不仅有原始氏族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成分，还有东西文化的传播与交融。自汉代西域归入祖国版图以来，从伊犁历史沿革看，多氏族部落、多部族、多民族交错发展变化的历史，为伊犁历史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
  汉代前后活跃于伊犁等地的塞人、月氏、乌孙、匈奴以及后来兴起的柔然、突厥、突骑施、葛逻禄、契丹等部落和部族，其中有的氏族部落和部族，虽然其历史、文化因资料所限至今未能清晰而条理分明地予以展现和阐述，但通过相关资料，如考古资料、分布于伊犁各地的岩画资料及文物古迹等，可以基本了解他们的文化形态以及其生产方式所创造的文化模式等。例如塞人，可以根据出土物、岩画等推论他们是典型的草原游牧文化的部族。在用具、服饰、岩画上均留下了与该文化形式相吻合的各种动物形象和动物花纹；在小刀、剑把、斧柄及其他兵器上普遍雕刻有狮子、奔鹿、狮身鹰头像、狮头马身像、羊头狮身像、老虎、雪豹等；在饮食器具上雕刻或绘制有马、羊、驼、牦牛、狮子、熊等动物花纹；在岩画上留下了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舞蹈形象，如单人舞、双人舞、五人舞、六人舞等，并且绘有通过动物与动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交媾或展示性器官形象反映的生殖崇拜文化现象。
  月氏也是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的部族。其牧放的主要以马、牛、羊为主，兼养骆驼、驴、犬等。他们在伊犁河流域活动时便已掌握了金属加工技术。制造木、骨、铜等生活和生产工具，如弓箭、铜镞、铜矛、铜刀、铜剑、铜锄等。尤以制造金、银、铜装饰品最为拿手。月氏的陶器制造也较有名。月氏的风俗习惯与匈奴相同。月氏人中兴盛自然崇拜、灵魂崇拜、萨满教。其艺术文化在三个方面较著名，即装饰艺术、岩画艺术及佛教艺术。
  乌孙自河西走廊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后，其社会生产和文化有了较快发展。在从事畜牧业的同时，又开始从事少量农业和手工业，并出现定居，使其文化更加呈现多样化。他们制造的生活用品（包括陶制品）、生产工具、装饰品等，包括金、银、铜、铁、木、骨、毛等各种材料俱全，其制造技术趋于精细。如昭苏县出土的陶茧烛形壶、陶钵、陶烛台、陶盆、陶罐、铁铧、环首铁刀、铁钉、铜碗、铜锥、铜刀、各类金箔、金戒指、金耳环以及毛织物、石杯、刻木、骨镞等。从此可以看出，随着生产经济的发展，其文化也出现了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和手工业文化结合的形态，如氏族制度出现分化，婚姻以一夫一妻制为主，但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部分婚姻习俗；丧葬以土葬为主，讲究墓葬的形制、气派，并保持一定的等级观念，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罐、壶、釜、钵、碟、盘、烛台等，这与其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有关；宗教信仰方面兴盛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魂崇拜，并且萨满教在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浓厚的表现，萨满成为其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阶层，并产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乌孙的工艺美术也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从其出土文物上便可略知一斑。
  匈奴是游牧部族，它逞雄西域数百年之久。因其逐水草而徙，再加上其统治中心不在伊犁河流域，故他们在该地区没留下多少明显的文化痕迹。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可知，不仅匈奴的生产和经济与月氏、乌孙相同或相近，其风俗习惯等文化形态亦与月氏、乌孙等相同，这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生产方式、同处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祖源相近的缘故造成的。
  柔然曾对伊犁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它以游牧为生。历史上较长时间受制于鲜卑，其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基本鲜卑化，与上述塞人、月氏、乌孙、匈奴文化有一定的区别，这为伊犁古代文化增添了异彩。
  突厥是个较大的部落联盟，系由祖源相同、文化相近的许多部落组成的部族。突厥分裂后，其中的西突厥与伊犁历史密切相关，其文化也成为伊犁古代文化中较灿烂的部分。突厥文是该部族约5世纪创制的文字，完善于8世纪。被突厥人统治的不少古代民族也曾使用过突厥文。突厥人曾信仰萨满教，并且盛兴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佛教传入突厥地区，曾一度信仰小乘佛教，但萨满教一直为其主要的宗教信仰。突厥儒尼文写成的《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等，既是古突厥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又是反映突厥精神生活、语言特色的书面文学形式（用散文写成）。突厥的歌舞较发达，曾被汉族人引入中原，成为唐廷表演和欣赏的节目之一。乐器分弦乐器和打击乐器两类。在古突厥人岩画中，也有反映其舞蹈的部分。突厥主要以游牧为生，后来有了少量农业和手工业，尤其是其冶铁锻铁技术较著名，因此，在柔然汗国强盛时曾是它的“锻奴”。说明在突厥部族中手工业较发达。
  突骑施和葛逻禄在伊犁历史上也曾产生过较大影响，他们分别统治过伊犁。这两个部落分别都是异姓突厥部落之一。因而其文化与突厥文化较相近。
  西辽建立后，曾以楚河及伊犁河流域为其帝国的统治中心。这一时期，给古代伊犁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西辽的统治以十八部契丹、奚及部分汉族军民为基础。众所周知，契丹是阿尔泰语系古代民族，属于古代东北民族文化圈的系统。自古信仰萨满教，盛行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后来又信奉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有自己的文字——契丹文（分大字和小字两种），据文献记载，曾有不少契丹文文献流行于世，后失传而只存书目。契丹的风俗习惯，不少事项被达斡尔、蒙古、锡伯等族所继承。契丹文化与突厥等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民族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别。
  自13～18世纪中叶，蒙古人统治伊犁，并多以伊犁河流域为其统治中心。其间经历了蒙古汗国、元朝、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和准噶尔汗国。蒙古人的文化基本表现为典型的草原游牧文化。从目前新疆北疆地区和南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古代文化遗存来看，蒙古人数百年统治的文化痕迹处处可见，尤其在地名文化方面表现最为突出。另外，分布于伊犁各地的不少古迹也透露着蒙古人的文化气息。
  准噶尔蒙古人退出伊犁河流域后，伊犁逐步成为多民族文化荟萃之地。随着乾隆年间新疆重归统一，在伊犁地区先后有维吾尔、鄂温克、达斡尔、锡伯、满、察哈尔蒙古和厄鲁特蒙古、汉、哈萨克、回等民族迁入，他们或屯垦，或戍边，或经商。他们的到来，迎来了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的新阶段。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伊犁已成为新疆地区民族成分最多、民族文化表现最纷繁的地区。至此，在伊犁已形成了八旗文化、屯垦文化、戍边文化，完善并定型了农业定居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手工业文化、以小商品为主的商业文化、多民族语言文化、以萨满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等为内容的宗教文化、以各民族生产、服饰、饮食、居住等为内容的物质文化、以婚丧嫁娶、家族家庭、节庆礼仪、文学艺术、地名文化、社会文化、习惯法和心理素质等为内容的非物质文化以及以诸多古迹文物为内容的历史遗迹文化等。
  在清代100多年间，锡伯、蒙古、满、达斡尔、汉等民族，在清统治者创制的八旗制度社会中，创造了具有军事、行政、生产三项内容的伊犁八旗文化。他们始终在这一特殊文化氛围中，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平内御侮的历史使命，并塑造了民族性格，培养了爱家乡、爱国家、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直至目前，在锡伯、蒙古、达斡尔等民族中，该文化影响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哈萨克族是伊犁主体民族，与维吾尔、回等民族同奉伊斯兰教，但是，他们之间在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模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观念意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大多数民众同处草原游牧文化状态下的哈萨克和蒙古族，其同一生产方式塑造的牧业文化形态，也各有各的特点。遗留有萨满教文化、曾共同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锡伯、满、达斡尔族，在萨满教、藏传佛教与各自民族生产形式、风俗习惯结合过程中，又演绎出了信仰方式等方面的诸多不同。汉族和回族同用一种语言，而且又共居杂处，但其文化心态、观念意识、价值取向、心理素质等方面却存在较大差别。在文学艺术方面，哈萨克、维吾尔、蒙古、锡伯等少数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能歌、能舞、能诗，但是，无论从表现方式、表现内容、艺术体裁等方面，都各有特点和不同的欣赏价值。就以口头文学的诗歌、故事、唱词、谚语、格言来讲，就无法用同一理论标准去衡量、去评论。它们各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自民族的发展历史、文化特点和社会制度，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这些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领域。
  地名文化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伊犁各民族文化的一个亮点。伊犁的哈萨克、蒙古、维吾尔、锡伯、汉等民族，长期以来，各以自己民族的语言使用习惯、对自然环境的观察力以及起名文化习惯等，往往给自己居住或活动过的山脉、河湖、平原、定居点、戈壁沙漠、地片等，起以具有一定意义的民族语名称，形成了历史长短不一、语属语意不同、文化含量轻重不一的形形色色的各类地名文化，为伊犁文化历史留下了厚重的一笔。另外，伊犁旅游文化也带着伊犁悠久的历史文化气息，为世人所关注，名胜之中见古迹，通过古迹回顾历史，通过文物汲取文化营养。
  在伊犁文化中，俄罗斯文化具有一定的地位，其中尤以居住、饮食、服饰、娱乐和语言文化的影响较大。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讲，俄苏时期传入的这些俄罗斯文化，较当时伊犁各民族文化先进得多，因而陆续为各民族群众所引进和接受，使清末民初的伊犁成为国人心目中备受关注的地方，也塑造了不少带有中俄合璧文化色彩的各民族人士和阶层，直至目前，这种文化影响在伊犁仍有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