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北庭回鹘的宗教信仰改宗，大体同安西回鹘相似。太平兴国六年（981）王延德、白勋率领的北宋使团出访高昌，这是自北庭回鹘建国以来首次到来的内地使团。从王延德《西州行程记》所记可知，北庭回鹘国中佛教继续传承，同唐西州佛教没有重大差异。王延德一行从汴梁出发，到达高昌，时已四月，留下的记载是佛教仍很隆盛。“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说明北庭回鹘建国以后，仍然回鹘文、汉文两种文字并存。赴北庭途中，“度岭一日至北廷，憩高台寺。其王烹羊马以具膳，尤丰洁”。到达别失八里大城，即北庭古城，“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太宁之寺”。①北庭回鹘一畏兀儿继承了北凉、麴氏高昌以来的汉传大乘佛教的传统，重视布施，以舍产造寺为最大的功德。如1912年在土峪沟发现的《土都木萨里造寺碑》，一作《亦都护布哈里噶造寺碑》，内容就是记述亦都护布哈里噶在位时，土都木萨里捐献土地、财物，供寺院修缮之资。碑高73厘米，宽60厘米，已残破，存回鹘文24行，原碑已佚，有黄文弼所留拓片传世。1965年1月在苏公塔北约1公里英沙古城地窖中发现的回鹘文木柱文，实为一件造寺奠基木发愿文。长62.3厘米，主干部分直径为5.5厘米，下端呈尖状。八棱八面，每面有两行回鹘文，共16行。墨书，多数字迹已漫漶不清。内容是比丘尼乌枕南公主捐资修建寺院、佛塔，布施功德的善行，也属北庭回鹘前期的遗物。原件今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充分反映北庭回鹘的佛教在历代亦都护和统治贵族的大力支持下，继续繁荣和发展。
  定居化之后的回鹘，继承了西州汉人的历史传统，佛教已成为高昌回鹘的主要信仰。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和北庭西大寺成为北庭回鹘的两大国寺。寺中的壁画明显具有汉传大乘佛教色彩和汉风艺术特征。由于吐蕃也曾统治过这一地区，藏传佛教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密宗的盛行就与此有关。回鹘绝大部分佛教经典都是译自汉文，如《金光明经》、《法华经》、《华严经》、《八阳神咒经》以及高僧玄奘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也有部分经典译自龟兹一焉耆文，如《弥勒会见记》，密宗经典中则有不少乃译自藏文。有些在内地译经的回鹘译经僧受到当地佛教界的推崇，西夏皇帝李元昊曾专门修建高台寺，邀请回鹘僧人将佛经译成西夏文。宋人洪皓《松漠纪闻》所记：“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像其中。”
  回鹘西迁之后，粟特文字母竖行书写的回鹘文取代了突厥儒尼文，这种文字书写的文献在吐鲁番各古代遗址中有大量发现，其中佛教文献占有很大的比重，足以反映西迁回鹘佛教的兴隆。其中大部分重要回鹘文佛经都是译自汉文佛典， 诸如《金光明经》、《俱舍论》、《玄奘传》、《八阳神咒经》等，这同北庭下属伊、西、庭三州原先汉传佛教的长期流行，以及回鹘高僧大部分都熟悉汉文有关。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回鹘佛教本质上就是汉传佛教的一个分支。但也有部分佛教文献译自相邻的焉耆、龟兹，在吐蕃统治时期又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例如回鹘文《弥勒会见剧本》跋文中记为“圣月大师从印度文制成古代焉耆语，普拉提亚拉克西提法师又从古代焉耆语译为突厥语”。这是从焉耆一龟兹文转译为回鹘文的例子。又如《胜军王问经》中记：“桑加西里又从藏语译为回鹘语。”则是译自藏文的例证。至少是大藏经（tripitaka）中的经、论两部分的主要著作都已先后被译成回鹘语。基本上大、小乘俱全，而以大乘为主，包括中原盛行的净土宗经典《阿弥陀经》。小乘经典中有甘肃额齐纳河流域出土的《阿含》部佛经残卷。密宗经典则多译自藏文。只有律部的回鹘文佛经迄今尚未发现。已出土了大量回鹘文手抄本，书写形式分写经体和草书体两种，梵荚装是主要装帧形式，正文主要以黑墨写成，有佛名处夹用朱笔。回鹘文之外，也夹用汉字或其他语文。进入元朝，又出现了一批木刻本，页码多用汉字表示，可能出自汉族工匠之手。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最晚回鹘文献属于14世纪，全国最后一部回鹘文佛经是1910年被俄国马洛夫在我国甘肃酒泉附近文殊沟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书中留有“康熙廿六年（1687）六月初八开始写，八月十五日写完”字样。 1913～1917年在圣彼得堡以回鹘文铅字重新排版刊布。
  出土回鹘文献中有大量佛经残卷，其中不少对佛的赞诗写得尤为优美。例如其中的一首：
  愿我们初生在莲花中
  看到佛奇异的曼茶罗
  在普照的无限光明之前
  愿我们得到真正的授记
  ... .
  愿十方所有国家
  全都繁荣昌盛
  愿他们在僧众的围绕下
  常列坐于菩提道场上
  让我们虔诚地传播佛法
  满怀圣洁的愿望
  让我们以常时不懈的膜拜
  来渡过无边的苦海
  佛教属多神教体系，所常拜的神不只限于佛陀，还有未来佛弥勒，慈悲纯洁的观世音等，这些都是大乘神祗，各自有其特殊形象，绘形造境都极为美丽，带有缥 缈醉意的遐想，这正是佛教文学一种特有的艺术魅力，例如密宗崇拜的观世音菩萨被描写得无限高贵而圣洁：
  他生自波头摩莲花
  他盘膝坐在
  有光轮的月中他有洁白的四臂
  他身上饰满珠宝
  他头戴宝冠
  腰系花色的锦带
  他作导入内的法印
  有如张开的莲花
  ..…………
  迄今国内外已刊布的佛教文献主要有：《阿含部》诸经，其中既有《长阿含》、《中阿含》，也有《增壹阿含》和《杂阿含》。毗婆娑教派剧本《弥勒会见记》以及大部头佛教故事集《十业佛譬喻鬘经》等，属于小乘佛教内容。《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花经》（普门品）、《阿弥陀经》、《华严经》、《金刚经》、《大方便佛报恩经》、《慈悲道场忏法经》、《般若波罗密多经》、《方广大庄严经》、《瑜伽师地论》、《俱舍论安慧实义疏》、《八阳神咒经》等都属汉传大乘佛经，还有高僧玄奘的名著《玄奘传》，全名为《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等。其中《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更属于汉地佛教兴起的一个特殊教派，为净土宗的基本经典。而以《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之写本、刻本为最多，计达186种。此书既有顿悟成佛的大乘内容，又有禳邪祈福的密咒色彩，是回鹘佛教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经典。《大云请雨经》、《大方便佛报恩经》、《七星经》、《十方平安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圣一切如来顶髻中出白伞盖佛母余无敌总持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佛说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顶尊阿陀罗尼经》、《佛顶心大陀罗尼经》、《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文殊师利成就法》、《转轮王曼茶罗》、《首楞严经》、《日来心经》、《胜军王问经》、《慈悲道场忏法经》等则属密宗佛典，不少译自藏文。此外，还有《吉祥轮律仪》、《无量寿宗要经》、《师事瑜伽》等佛教文献，也都是根据藏文翻译的。可见回鹘佛教除主要承袭高昌国以来的汉地佛教传统以外，由于经历了吐蕃时期的统治，藏传佛教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吐鲁番还出土了大量佛教的赞诗，文句都非常优美。如《佛顶礼赞》：“愿我们出生在莲花中，看到佛奇异的曼荼罗，在普照的无限光明之前，愿我们得到真正的授记。”“愿十方万邦，全都繁荣昌盛，愿他们在僧众的围绕下，常列坐于菩提道场上。”“愿普天下的众生，没有忧愁，常享快乐，愿人们得到正法的福祉，成为虔诚的善良信徒。”“让我们虔诚地传播佛法，满怀圣洁的愿望，让我们以常时不懈的膜拜，永渡过无边的苦海。”此外，还发现了属于大乘华 严宗的《十善行赞》、净土宗的《弥勒赞》以及密宗的《观世音赞》。其回鹘文原本今藏于大英博物馆。这一时期，高昌、北庭是西迁回鹘主要的佛教基地，名僧辈出，成为北庭回鹘佛教历史的黄金期。
  北庭回鹘时期，新开凿的石窟寺不多，特点是几乎对全部旧有的石窟寺进行改绘，原来麴氏高昌和西州的主寺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继续是高昌回鹘的主寺。不知宁戎寺旧名是否有所改变，学术界公认这千佛洞共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其中北庭回鹘时期占全石窟的半数以上。壁画上多有汉文和回鹘文双行并书榜题，及回鹘人供养人。20世纪末又在窟中坍土中发现了木质斗拱等建筑材料和数量可观的汉文、回鹘文、西夏文、梵文、婆罗蜜文、粟特文的佛教、摩尼教文献和世俗文书，以及塑像肢体碎块、壁画残片及珍贵雕版印刷物，证实这里除了石窟寺以外，还曾存在着高大的佛寺殿堂、回廊等地面建筑。由于财力不足，大量将原先的禅窟、僧房也改造为礼拜窟，是北庭回鹘一畏兀儿时期的重要特点。如纵券顶的第10号窟，室内一周原先凿出八个小禅室，本用于坐禅。编号为35、37等窟曾为僧房，都已改为礼拜窟。被确定为元代畏兀儿人使用的第16、39、40、41、42诸窟，似也未必属于新凿，不过是改造和大规模改绘的晚期洞窟。回鹘壁画继承了汉传大乘佛教的内容，誓愿画乃这座千佛洞中重要题材，就属大乘系统。第20窟还出现了以阿弥陀佛坐像为中心的壁画，第18窟又在窟门左侧壁绘有药师净土变，主尊药师如来坐于多角束腰形莲座上，右手结三界印，左手置于膝前。如来左右为日光、月光菩萨侍坐，并有侍立的诸菩萨、比丘等。前面右下侧立十二药叉大将，左下侧立九曜。中台下缘左半部绘“大愿”图，右半部绘“横死”图。明显属于汉地佛教特有的净土宗。密宗内容的壁画也为数不少，如41窟中四分之一属于密宗题材。第20窟小室后壁绘大悲变相，左右侧壁绘毗沙门天及其眷属，四隅绘四天王像。侧室全部绘四臂三面的吒枳大愤怒明王像，反映出回鹘佛教已面临危机，因此，迫切呼唤密宗中的护法神。此外，十一面观音、千手眼观音、如意轮观音、马头观音等观音像及愤怒明王壁画等密宗诸神都有发现。此外，胜金口千佛洞也是保存北庭回鹘画风较多的石窟寺群。洞窟中不但有不少回鹘文题词，并有同柏孜克里克相类似的誓愿画，构图较简单，立佛二侧人物较少。大乘誓愿画实源自小乘说法图，特点是将坐佛改为立佛。
  2005年6月9日，承鄯善县委赵文泉书记的邀请，我与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田卫疆博士，在县委马副书记亲自陪同下，乘坐东方地球物理公司的沙漠车，进入了鄯善县南端沙漠，考察了大、小阿萨遗址。属鄯善县达浪坎乡拜什塔木村西南地界，西为艾丁湖，初步判断，大阿萨即唐蒲昌县城故址，小阿萨更在大阿萨之南，地理坐标：38′，36′。北有一条宽河床浅渠，在东经89°42″北纬42°23″长满骆驼刺的波状沙丘地上建有宏大规模的佛寺，皆为土坯垒建而成，明显属于北庭回鹘风格，与夯筑而成的唐蒲昌县城不同。总有七处建筑，若断还连，遥相呼应。其中三处是吐鲁番地区保存最好的佛教遗址之一。都是长宽各约 100米，佛塔不高，皆为穹顶，穹顶和塔壁上现仍残存千佛壁画。我们重点考察了第二组佛塔，上面一圈莲花纹还很清晰，佛像虽已残毁，光轮仍存。在该塔底座上，因风扬浮土，还意外发现了一块长近2米，高不足0.5米的壁画，两个穿靴人的下半部犹清晰可见，与北庭西大寺所见略同，而颜色更为鲜艳，属于人尚罕知的佛教壁画残部。为防止进一步风化，我们拾附近地面土坯残块予以封存。
  北庭回鹘在佛教壁画的艺术风格、审美意趣追求、乃至都是使用软性毛笔作画而不使用硬性木笔等细节上，都与汉文化是同一血脉的流淌，直接继承了唐、宋画风，题材有许多即来自中原地区。画法以线描为主，色调以红为主，出现了众多回鹘供养人像，衣冠形制多为唐装的变异。人物造型丰肌秀骨，线条刚劲，色彩鲜丽，画面生动，与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的风格十分接近。所谓西域壁画艺术中的“回鹘风”实质上无非是汉风艺术的继承和变异。
  北庭回鹘时期，佛教鼎盛，名僧辈出。其中籍贯为别失八里的北庭僧都统僧伽萨里（SinguSalitutung）法师尤为其代表人物，又译详古舍利、僧古萨里等，精通回鹘文、汉文、梵文、焉耆一龟兹文，也许还懂藏文。译作宏丰，已知出自他的译笔的佛经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玄奘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观身经》、《俱舍安慧实义疏》（汉文原本已不传）、《八阳神咒经》等，都已在吐鲁番发现，在《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跋文中自述为：“幸福的东方伟大中国国中精通大小乘一切经的菩萨义净三藏法师从印度语译为汉语。又在此五浊恶世的后学者别失八里人僧古萨里再从汉语译为突厥—回鹘语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完。”
  《金光明经》的全称是《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古代西域最流行的佛教经典之一，现有数种回鹘文版本，其中最完整的一部木刻本为俄人马洛夫1910年得于甘肃酒泉裕固族佛寺，现存列宁格勒。1913～1917年由沙皇科学院重新排印出版。隋代高昌王麴伯雅入张掖听讲此经，以发被地，令主讲高僧登发而上法坛，唐玄奘在高昌为麴文泰讲法，也是主讲此经，可见僧伽萨里将此经译为回鹘文意义的重大。
  在回鹘文《玄奘传》（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译本第七卷末跋①中又云：“幸福、伟大的中国国中精通三藏经的慧立大师受命用汉语制作，名叫彦惊法师的经师加以扩充，又别失八里人僧伽萨里重新从汉语译为突厥语的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第七卷完。”从中得知，僧伽萨里生于北庭，曾任北庭回鹘佛教最高僧职僧都统，相当于基督教系统的的大主教。日本保存的一片回鹘文残叶，内叙古龟兹金花王故事，《大唐西域记》中也有相同内容，耿世民据此推测，僧伽萨里还曾翻译过《大唐西域记》。②
  法师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是中世纪研究印度和中亚诸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其中《大唐西域记》译本虽已久佚，回鹘文《玄奘传》写本仍存，1930年前后在南疆出土。梵荚装，长44厘米，高18厘米。现存部分共为378叶，756面。其中248叶现存我国北京图书馆。①余之23叶现存法国魁梅博物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也藏有此书残片。德国学者冯家班（A.V.Gabain）根据《玄奘传》的语言风格判断，此书乃译成于我国晚唐时期（公元923年之后）。据此，僧伽萨里应生活于10世纪，即蒙古兴起之前的北庭回鹘佛教鼎盛期。
  关于僧伽萨里的研究，主要有德国的冯家班、俄籍德人拉德洛夫、前苏联的马洛夫等人，我国最早撰写专文的学者为耿世民与伊不拉音·穆提依②，共同承认僧伽萨里的译文正确，优美。例如《玄奘传》第七卷玄奘致印度智光法师书，原文以六朝骈体写成，又无断读，经其翻译，畅然流利，可谓信、达、雅三绝。《金光明经》中存在着大量七言偈颂，这是对译者水平高低的严峻考验，例如下引四句：
  祸哉爱子端严相
  因何死苦先来逼
  若我得在汝前亡
  岂见如斯大苦事
  译文已变为八句，每一汉文七言偈变为回鹘语时都变为两个诗段：
  naadaardiatayYm这是什么灾祸，我的孩子
  kerkla—kiaegiikiim，我的漂亮的小儿子，
  elmakamgaknaqlikin死亡的痛苦为什么
  engrakalipartiirdi？先来把你夺去？
  sintidaongraelmakig我愿死在你的前面，
  bulayYnaykiln—kiaml啊，我的小太阳！
  kormayinartimunitag我不愿见到这样
  uluolaqY01amgakigl巨大的痛苦！
  僧伽萨里创造性地以古代回鹘七音节挽歌体进行翻译，在格式上又予增变诗段，取得了情采并茂，音韵俱佳的效果。
  依不拉音·穆提依乃是我国最早研究僧伽萨里的维吾尔族学者，其基本观点与耿世民基本一致，重点强调了以下两点，其一：“僧古萨里把我国当时的名称‘大唐国’这个词，译为‘uluγtawγaqili'，汉语中有时没有‘大’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僧古萨里也依然把‘uluγ’这个词加上，译作‘uluoltaxγaqili'。这一事实可反映出僧古萨里本人以及西域各民族人民，当时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敬爱之情。”其二：“迄 今为止，我们在研究维吾尔文学方面，总是较多的注意古代伊朗和阿拉伯文学的影响，而却不太重视汉族文学的影响。我认为认真对待僧古萨里翻译活动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填补这方面的空白。”①
  除僧伽萨里之外，北庭著名的佛经翻译家还有普拉提亚拉克西提法师，也是生活于9～10世纪，精通焉耆一龟兹语，宗尚小乘佛教，所译《弥勒会见记》，或称《弥勒三弥底经》，是一部长达二十七幕的佛教原始剧本，属小乘毗婆娑教派的作品，1959年出土于哈密。原本为梵文，先由圣月大师由印度文译为焉耆一龟兹文，普拉提亚拉克西提又转译为回鹘文，文笔流畅，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时间最早的剧本。书后还附有弥勒赞词，都属于小乘佛教内容。在所译《弥勒会见记》中经常提到胜光法师之名，有人认为这位胜光法师同僧伽萨里实际上是同为一人。

①王延德：《西州行程记》。 ①回鹘文《玄奘传》残卷北京图书馆影印本，23页。 ②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族汉文翻译家僧古萨里》。《图书评介》，1979年，第4期。 ① 1951年曾在北京影印出版。 ②依不拉音 ·穆提依：《维吾尔族古代翻译家僧古萨里评述》，《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 1期 ①依不拉音 ·穆提依：《维吾尔族古代翻译家僧古萨里评述》，《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 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