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仆固俊所率北庭回鹘早在唐朝后期已建国唐北庭伊、西、庭三州故境，与其同时建国西域的还有两个地方政权，一个是建国喀什噶尔绿洲的哈剌汗朝，“哈剌”在突厥语族词汇中具有黑色的涵义，后来又进一步衍生了“大”的意义，因此，又可称为黑汗王朝。辽应历五年（955）逝世的萨土克·布格拉汗在位时期，率领境内20余万人改宗伊斯兰教，哈剌汗朝成为新疆第一个伊斯兰化的王朝。另一个是千年佛国于阗，名王李圣天（尉迟娑缚波，Visasambhava）在位时期（约912～966年），自称大金玉国“大政大明天册金封至孝皇帝”，以佛教护法王自居，宗教的相互敌对导致不久爆发为长期的宗教战争。于阗在宗教信仰上同回鹘虽然一致，却因其称帝，难以平等交往，哈剌汗朝则在宗教上对回鹘形成威胁，更是互不通信使。因此，回鹘对这两个邻国关系都相当冷漠，并未介入这场武装冲突，成为西域宗教战争期间唯一相对太平的地区。
  北庭回鹘的领疆，东邻沙州，天山北麓西界轮台，天山南麓西界龟兹，大约在阿克苏以东与哈剌汗朝接界，西南邻于阗，北邻黠戛斯，东邻沙州归义军③，初本归属于归义军节制，后来势力逐渐强大，双方的关系也日益疏远。可见回鹘定居西域之初，主要忙于安抚内部和经济、文化转型，对外交往，相当封闭。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唐朝灭亡，朱温建国称梁，建元开平，其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短命王朝相继嬗代，合称五代。同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可汗，916年改称皇帝，建元天册，因此，《辽史》中也将907年视为辽朝的始建之年，追记为辽太祖元年。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予辽，辽的领土日益广大，出现了辽与五代对峙的局面。五代结束于赵氏家族建立的宋王朝，重新实现了内地的统一，建都汴梁（今开封），史称北宋。而收复燕云十六州失败，澶渊盟和，形成为辽与北宋的南、北对立。其后，女真建立的金朝兴起，灭辽，灭北宋，宋室南迁临安，以淮为界，进一步演变为金与南宋的对立。辽、金与五代、北宋、南宋诸王朝的建立者虽然族别不同，但都是以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组建的，以汉民为其基本臣民，都是具有号令全国意义的 正统王朝。其中仅金朝在西域的政治影响相对较小，两宋与辽都在西域享有名义上的宗主国的地位。其中对辽关系尤其紧密。
  辽朝（神册元年至保大五年，916～1125年）最先打破了回鹘的封闭自守的局面，辽天赞三年（924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十月，太祖耶律阿保机 “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 ①，俘获北庭回鹘守将毕离遏都督，传谕乌木主可汗降辽。 “浮图城 ”无疑指 “可汗浮图城 ”，亦即北庭古城，曾参加这次西征的辽朝将领耶律斜涅赤传中也留下了如下记载：“帝西征至流沙，威声大振，诸夷溃散，乃命斜涅赤抚集之。”②自此，回鹘开始臣属于辽。辽穆宗应历二年（952）又遣使遏铎至高昌，留监国少师，进一步巩固了辽在高昌的政治影响。辽圣宗之世，同北宋激烈争夺西域的宗主权，结果辽朝取得了胜利。于是扩建可敦城，置为镇州，作为节制西域的大本营。设有高昌大王府，主管北庭回鹘。进而遣公主取道别失八里和亲大食。这里的“大食”，就是指哈剌汗朝③，从而全面扩大了对西域的政治影响。近年来，北庭古城内发现了一种铁质古钱，方孔圆边，形制一同汉钱，上有铭文四字■■■■，不可识，字形结构属于汉字系统，但遍查巴思巴文及女真文资料，都不像这两种文字，又去信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所咨询，回答是非西夏文，排除了以上三种文字，初步判断为契丹文，而且不是西辽时期，似为辽朝初创文字时期的产物。但究竟上镌何字，何义，仍待方家辨识。④
  高昌大王府实质上乃是类似唐朝的羁縻建置，“因俗治理”，列置于“北面属国官”之列，职责为“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⑤关于辽朝的西北边政建置，《辽史·百官制》列有西北路招讨使司，西北路管押详稳司，西北路总领司，领西北路十二班军使司，西北路兵马都部署司，西北路总领司，西北路统军司，西北路镇抚司，西北路巡检司等等不同异名。这一机构始置于辽景宗保宁三年（971）名义上所任的招讨使是耶律贤适，实际上真正主持西北边务的大员乃耶律速撒，任，职至统和九年（991）。其后历任西北路招讨使或西北路镇抚使可考者有萧挞凛、萧楚玉、萧图玉、萧孝穆、耶律古昱、萧惠、萧孝友、耶律敌鲁古、韩涤鲁、萧阿剌、萧撒八、萧撒抹、萧术哲、萧胡睹、耶律仁先、萧余里也、耶律赵三、耶律挞不也、耶律何鲁扫右、耶律耶特剌、萧夺剌、萧得里底、萧敌里、耶律塔不也、耶律斡里朵、萧敌里、遥设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主边大员非出 自耶律氏，即出自萧氏，而前者乃辽朝王族，后者乃辽朝后族。可见辽朝所任命的历任西北路招讨使皆乃帝后亲族出任。至于西北路招讨使司的治所应即可敦城，或云镇州，距上京西北1500余公里，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南部喀鲁哈河下游之南，哈达桑之东20公里处，有一座名为青托罗盖辽古城的辽城遗址，似即镇州城所在地。后来西辽创业君主耶律大石就是由此西迁。
  回鹘臣属于辽朝以后，严格遵守三年一贡的制度，《契丹国志》记载回鹘使团多达400余人，贡品包括玉、珠、犀、乳香、琥珀、硇砂、玛瑙器、镔铁剑器、斜合里皮及褐里丝、门得丝、帕里阿褐里丝。这些商品虽名为丝，实际上都是细毛织物。辽朝的回赠也不下四十万贯，相当于40万两银子，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辽朝为接待回鹘商客，在辽上京专设了回鹘营。“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北庭回鹘王室严格遵循三年一朝的祖例，派遣约400人的使团赴上京贸易。因此，《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中记载，回鹘“凡百七十余载而至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臣于契丹”。这么长的年限，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已不仅限于辽朝，也应该包括后来的西辽帝国在内。回鹘同辽朝的密切往来，加强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契丹小字源自回鹘，西瓜的传入①则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北庭回鹘对于汉人所建北宋王朝也不敢怠慢，自宋朝建立之初的建隆三年（962）四月，北庭回鹘就派出了以都督为首的使团42人入贡。乾德三年（965）十一月，北庭回鹘又派遣僧人法渊进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太平兴国六年（981）再次遣使麦索温都督献礼，国书中自称“西州外生师子阿厮兰汗”，外生即外甥，漠北回鹘汗国历代与唐朝和亲，结有甥舅之谊，因此以甥舅相称。阿厮兰汗意即狮子王，似自突骑施黄姓王朝阿利施部承袭下来的称号。同年五月宋太宗正式遣使王延德、白勋出使高昌。这是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出使。王延德，北宋大名人，初任晋王府给事，晋王就是后来成为太宗的赵光义，太宗继位，升任殿前承旨、供奉官，是太宗的近臣。太平兴国六年（981）北庭回鹘王遣使向宋朝进贡。太宗以王延德、白勋为正、副使，率团回访。早在此年之前，北庭回鹘即已向辽称臣，王延德回访的真实意图是说服北庭回鹘王断绝同辽朝的宗藩关系，重新与宋结盟。王延德一行由夏州出宋境，经玉亭镇和黄羊平（坪），穿行今毛乌素沙漠，入河套，乘羊皮筏渡黄河，过腾格里沙漠、黑河，继续西行，过酒泉北的望乡岭，历托边城，小石城，抵伊州，即今哈密，然后经益都、纳职城，过一小沙漠，过鬼谷口，避风驿（今十三间房）等大风口地区，经泽田寺、宝庄，到达高昌王城，即今吐鲁番的高昌古城。而北庭回鹘有冬夏二都，当时高昌王正在天山北麓的夏都别失八里（北庭）避暑，仅仅会见了被委任监国高昌的王舅阿多于越。王延德在高昌略作休息，又取道今吐鲁番翻越天山至吉木萨尔的山间通道赴北庭，经交河州（即今交河古城）， 金岭口（天山入口处）、汉家寨，上金岭，翻小雪山，大雪山，度岭，一天后到达高台寺。这条路线就是从吐鲁番翻越天山，经六道桥、五道桥、四道桥、三道桥、二道桥、头道桥，出吉木萨尔南山口子，于高台寺安置停息，今大龙口千佛洞应即古高台寺所在地。至七月，国王正式接见宋使，履行了册封仪式，回鹘王东向拜受了诏书，并见了王妃及王子、公主，“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乐”。①宋使王延德西使的政治意图本为争取高昌回鹘不再向辽称臣，而专臣于宋。但不久党项族所建的西夏兴起，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形势，而且辽强宋弱，这一战略目的虽未实现，但双方贸易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庭回鹘王派出了由一百余人组成的 “谢恩使团”随王延德一起赴宋，雍熙二年（995）返回汴京。此后太平兴国八年（983）、雍熙元年（984）四月、雍熙四年（987）都有北庭回鹘的朝贡记录。可见这次出使仍然是成功的，虽然此后，西夏兴起，两国结盟共制契丹的战略目标始终没有实现，但宋朝对回鹘仍然拥有重大影响，表现为今新疆各地发现的宋代钱币数量极多，其内容包括太宗朝的太平通宝、淳化通宝、至道通宝；真宗朝的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元宝；英宗朝的治平通宝、皇宋元宝；仁宗朝的皇宋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至和通宝、嘉祐元宝、至和元宝；神宗朝的熙宁通宝、元丰通宝；哲宗朝的元祐通宝、绍圣元宝、祥符通宝；徽宗朝的圣宋元宝、崇宁通宝、崇宋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等。几乎北宋每朝都有，南宋则仅有高宗绍圣通宝一种。说明这种政治影响至南宋才全面衰退。
  近年来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清理中发现了《金藏》，即金朝所刻大藏经，这是史书中所漏记的，说明畏兀儿在臣于辽朝的同时，也同金朝秘密来往。
  西迁回鹘定居建国的“东部天山”地区，本为唐北庭所辖伊、西、庭三州故境，这一地区原本居住着数量众多的汉人，粟特人，西突厥人，以及高丽人，龙族人（焉耆人），“南突厥、北突厥、大僸熨、小僸熨、样磨、割禄、黠夬、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②所操语言除突厥语、汉语、粟特语以外，操羌藏语的族群也占一定比重。回鹘入主这一地区之后，以上诸族都已变为回鹘臣民，虽然中经吐蕃的短期占领，但这些族群本身不会消失。可见初建之高昌一别失八里回鹘地方政权，乃是一个多族群共居，多元文化共存的新兴政治实体。区别仅仅在于统治者已从唐朝委派的汉官，变为回鹘王族仆固氏所倚重的回鹘贵族，由于回鹘早已创立了自身的文字，回鹘文成为官方通行的文字，回鹘语上升为主流社会的交际语言，汉语文的地位则有所下降，汉语同其他族群的语言一样下降为一种民间社区语言，汉文仍然继续延习不辍，却已变为官方回鹘文的一种辅助文字，以及高僧、大儒传承学术的一种工具。这就是所谓回鹘化、回鹘语化的历史进程。原居这一带的突厥人，本来就与回鹘语言相同，很快与回鹘统治者融为一体，粟特人早就善操双语， 回鹘文又是以粟特文改制，也很快实现了全盘回鹘化。唯有汉人及久已汉化的高丽人，同回鹘人之间，语言、文字的区别较大，实现全盘回鹘化绝非一日一夕之功，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回鹘与汉人之间的区别虽然仍未完全泯灭，但回鹘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已是大势所趋。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书《定慧大师卖奴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1.龙年九月初四
  2.我定惠大师就阿体
  3.向薛赛卖奴隶
  4.的问题同薛赛
  5.谈妥。——交给薛赛
  6.我（就）走了。萨英从今以后属他（薛赛）自己
  7.（所有）。无论是谁来争
  8.执，我定惠大师
  9.负责。知见人：唐古忒 ·普化。我（背面）
  10.定惠大师：书写了（该文书）。 ①
  从名字上看，契约的主人必定是位汉人，却以回鹘文立约，说明昔日的汉人使用回鹘语文已成为时髦。但自身的生活习俗，命名习惯，仍然保持汉人那一套。历法上仍沿用十二生肖历，署约必须有知见人在场等也都同唐代北庭文书格式完全相同。吐鲁番还发现了回鹘文书写的《斌通卖身契》三件，也属同样汉人被卖的文书。
  《斌通卖身契》之一译文：
  1.龙年八月二十六 .我阿休把斌通
  2.卖掉的九锭钞从薛赛大师那儿
  3.全部点（清）拿到后。给了（他）这件文书。知见人：巴恰克、托合里利。
  4.知见人：亦剌卜这个图章是我阿休的。我（阿休）亲自书写了（该收条儿）。 ②
  《斌通卖身契》之二译文：
  1.龙年八月二十六日我阿体都统因需要通用的钱钞
  2.而把名叫斌通的男子，（即）我的奴隶（通过）向薛赛大师递交借契（的方式）， 汉人，
  3.合情合理地卖了九锭钞。出售该奴隶的九锭钞
  4.我薛赛大师在立文书之日，已全部数（清）支付了。我阿体都（统）
  5.也一个不少地全部，点（清）收到了。该奴隶将永远已归薛赛大师所有。如果合意，他就自己留用；如不合意，
  7.任其转卖与他人。我阿体都统的兄弟、亲
  8.朋、甥侄、伯叔，无论是谁都不得制造纠纷。
  9.如果谁依仗有权的官吏、女绅、异邦使者的势力想赎走（或）带走
  10.就得付给跟该奴隶相等的两个奴隶去赎买。赎买的
  11.人将受损失，薛赛大师将不＜受损火。知见人：雅皮克。知见人：巴恰克
  12.合里利，知见人：巴雅楚丸.知见人：陶井匠阿三，汉人这个印章是我阿体
  13.都统的。我腾里木 ·库提 ·赛温奇 ·卜群遵嘱而书。①
  以上两件文书中被卖的男子斌通明确写作汉人男子②，知见人中的阿三也明确记作汉人，乃至阿体都统、薛赛大师等似乎也都是汉人。足以证实汉人作为北庭回鹘时期一个重要的族群依然独立存在，但在语言、文字上已开始放弃汉语、汉文，改用回鹘文，而回鹘文的内容及约书必须有知见人在场等契约合同书写格式却是唐代汉文文书的一脉相承。直到蒙古成吉思汗西征时期，道士邱处机西过北庭古城的宴会上，仍见有僧、道、儒等汉人各界名流，列席此宴。说明这一回鹘化的历史进程延续时间很长，大约直到元畏兀儿亦都护政权时期才正式完成，而这时已进入了北庭古城的历史尾声了。
  作为多族群共居的北庭回鹘地方政权，适应这一漫长过渡时期的形势，绝不可能实行单一族群的高压统治，而是在全力推行回鹘化的同时，推行同唐朝、吐蕃统治时期的类似政策，即二重化的管理体制。高昌一别失八里回鹘建国之初，汉人仍然很多，直至元初长春真人西游，见其国官长虽以“诸色人为之”，而仍与“汉人工匠杂处”，刘郁《西使记》亦载“回纥与汉民杂居”。有迹象表明，在回鹘统治这一地区前期存在着回鹘、汉人两套职官系统。回鹘官制继承了漠北汗国的历史传统，而有所变通。有的斤（特勤）、尹尔奇（征税官）、断事官、阿多于越（ataüga）、颉于迦斯（ilügasi，il）、相温（sagun汉文“将军”的宋代音译）、伊难（inanc，近臣）、都信（tüzün，贵人）、梅录（近侍）、訇，（伯克）等，其中以匐为最基层的管理单位，汉官名称大约继承了唐西州时期的官号，诸如长史、御史大夫、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开国子、判官等，汉人自治的乡、坊似乎也称为匐。汉官的名号与其实际地位并不相符，说明汉人职官系统局限于基层。破格重用的汉人仍领回鹘官号，有的汉人还奉命出使，例如乾德三年（965）十一月，北庭回鹘赴宋使团正使法渊明明是 位汉僧。这种制度有力地加强了回鹘与汉人间的密切关系，收到了良好的政效。
  德人葛玛丽（即冯佳班或冯家班）最早注意到这一建置特征，北庭回鹘建国之初，吐鲁番地区的汉人仍然很多，直至元初长春真人西游，见其国官长虽以“诸色人为之”，而仍与“汉人工匠杂处”；刘郁《西使记》亦载“回纥与汉民杂居”。反映在壁画上，回鹘人的辫发，汉人的髻发共存，汉式宽袖与回鹘式窄袖共存，而两式又有别于传统，出现了某些变异。辫发垂背是男子的一种主要发饰，显然因袭了漠北回鹘的 “辫发 ”传统。北庭回鹘男子的另一类发饰则为髻发，即按汉人传统将头发在脑后打结王国时期的壁画中，梳髻发的多为一般百姓，这无疑受以前汉人发式的影响，是当地回鹘化后的汉人遗俗。并出现了由传统窄袖向宽衣方向发展的服装趋势。①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有一幅壁画，内容似为北庭上层的一次会议，皆胡服胡冠，而执笔记录的书吏仍保持幞头汉装的唐人传统，充分反映北庭回鹘统治时期存在着回鹘、汉人双重官制系统，汉官地位、权势虽低于回鹘，但仍保持着自身的发式、服装、语言、文字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建筑形式上则是回鹘的平顶房与汉人的高脊两面斜顶房共存，出土的回鹘文献反映，北庭回鹘还仿照汉人的里甲制度，形成为一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村社（yitiili，意为共同体）制度，同时期出土的汉文文书则称为“社”。出土的汉文文书都是没有年号的干支，回鹘人显然也是通用这种纪年，说明北庭回鹘不立年号。在生活上，回鹘人原本身穿圆领窄袖，不分男女，都革带佩刀，壁画中的回鹘贵族，还有的在腰带上佩挂筷子，以筷子进食显然受到汉人影响，唯不穿布鞋，而穿带有上翘靴鼻的皮靴，依然保持漠北的游牧祖俗。北庭回鹘治下的其他族群，种类很多，模仿唐人的羁縻制度，分立部落头人，各授印信，昌吉博物馆所藏北庭古城出土的一枚方形陶印大约就是北庭回鹘时代遗物。在土地制度上，唐代的官田、职田、寺田、民田分别演变为王田、官田、寺田、私田四种，本质上是唐制的一脉相承。租佃制已广泛发展，并以奴隶制相补充。农民分为卡兰奇（向官府直接纳税的农民）、英朱（佃农）、库瓦克（官田的农户）、图图克（债务奴）、卡达施（家生奴）等不同的等级。土地可以租佃、转让、买卖，出现了大量有关租佃、买卖葡萄园的回鹘文文书。引人注目的是，北庭回鹘的度量衡单位实与唐制保持一致，仅仅回鹘语名称有所不同。据冯家班研究，①其容量、长度、面积、重量和数字单位无不受到汉文化影响，例如“锭”改称为雅斯图克，“两”改称为萨迪尔，“钱”改称为巴克尔，并指出：“很有意义的是，大多数表示度量衡的术语是外来语，即是来自汉族，很少来自西方。”
  北庭回鹘所铸回鹘文铜钱，已在吉木萨尔三台六户地古城（唐凭洛守捉故址）发现。②近年来，北庭城中也出了一批圆形方孔，象征天圆地方的回鹘文铜钱，蒋其祥通过对回鹘钱拓片研究认为，从钱币实物观察，其铜质、色泽、文字、形制等，都不像元代钱币，而更接近于晚唐五代的钱币，反映出唐文化强烈影响。③
  回鹘本为草原游牧族群，漠北广阔的草原曾为其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徙居吐鲁番绿洲和北庭古城一带，面临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与迥然有异的生产、生活方式，高昌一一别失八里回鹘的创始者仆固俊及其后裔的非凡智慧就在于迅速适应了这一新形势、新环境，在通过推行回鹘化改造当地诸族的同时，改造了自身。在当地汉人、粟特人的影响下，西迁回鹘很快实现了由游牧到定居，全面的经济、社会化转型。漠北回鹘本来食肉饮湩，只有上层才兼食饼饵，至西迁定居之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书中出现了黍（qonuq）、小麦（buγday）、大麦（arpaapra）、豆类（bucaq）、大米（küiric）、芝麻（küncit）、棉花（kapaz）等众多的粮食作物，以及浑葱（soun）、蘑菇、胡萝卜、葡萄、杏（aruk）、石榴（nara）等蔬菜瓜果，而以大饼（otmak）为主食，馕的名称尚未出现。唐代以前，高昌就开始种植草棉，进入北庭回鹘时期，似乎木棉也开始传入。当地生产的白■布、花蕊布，驰名西域，远销中原。在瓜果中，葡萄和西瓜、甜瓜最引人注目，葡萄不仅用以食用，而且还用以酿造名为bor的葡萄酒，以供饮用。邱处机记今吐鲁番地区“其地大热，葡萄至多，”又记西瓜其重及秤，甘瓜（甜瓜）大如枕许，香味为中原所未有。《契丹国志》引胡峤《陷北记》云：“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鹘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西人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篇》中认为这里的“回鹘”也应指西州回鹘。西瓜这一品种就是先传入辽朝，后来才传入宋朝，开始在全国普遍种植。
  早在漠北时期，回鹘人已兴建了城市，定居高昌、别失八里以后，聚城室居已成为其基本生活模式，并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商业并重的社会经济结构。
  畜牧业原本是回鹘的祖业，定居以后，仍然兼营牧业，马匹多放牧深山，羊仍为日常肉食，体现了定居与游牧交融的特色。在手工业上以镔铁制造最具特色，并使用皮囊鼓风助燃，因此，宋人洪皓称回鹘“善造镔铁”，反映了冶金技术的新水平。在北庭回鹘国内贸易中，除流通内地货币以及外来的金、银币之外，也仿照中原的币形，铸造一种圆形方孔的本国铜钱。现已发现数枚，上有回鹘文“亦都护”字样。蒋其祥的研究成果表明，其铜质、色泽、文字、形制等，都不像元代钱币，而更接近于晚唐五代的钱币，认为钱币铭文的含义、排列反映出唐文化对当地的深远影响。①
  自19世纪至今，吐鲁番出土了大量北庭回鹘时代的回鹘文书，其内容除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文献之外，还有大量社会经济文书，内容涉及人口买卖、土地租佃、买卖、借银、借帛、借布、借酒、借驴、借芝麻等各类借贷文书，派工、课税、征徭、征粮、免税、换工、纳贡、纳税、纳徭等各类官府文书，以及过继儿子、遗嘱、遗赠、嫁女、婚约、结账、收条、婚葬账目、酒账、羊账、集资贸易等民间契约，从中全面反映了北庭回鹘建国时期的丰富社会经济内容。凡此种种，资料已很充足，但有关研究仍相对贫弱，有待进一步地深入发掘。

①《新唐书》，卷217。 ②《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一年四月。 ③关于高昌一别失八里回鹘的领疆，《辽史》没有记载，《宋史》、《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非常混乱，尤其是西州回鹘与龟兹回鹘的关系混淆不明，《王延德行记》中虽有记载，也非确指。约与王延德西使同时的波斯古籍《世界境域志》中称，这支回鹘地方政权为“九姓乌古斯国”，意即九姓铁勒国（toguzoghuz），记述此国城镇林立，有中国城（即高昌城）、北庭（Pankath）、交河、哈密等，东邻“东面中国 ”，北邻“黠戛斯”，与回鹘国境基本吻合。 ①《辽史》，卷 1《太祖纪》，同书卷七十（属国表）。 ②《辽史》，卷73《耶律斜涅赤传》。 ③《辽史》，卷16《圣宗七》记：开泰八年（1019）十月“壬寅，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又记太平元年（1021）三月，“是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而阿拉伯的历史学家马尔瓦兹书中明确记载，1024年契丹可汗曾遣嫁女配哈剌汗朝卡迪尔汗（Qadirkhan）之子察格利特勤（Cagritegin），可见《辽史》中的大食指哈剌汗朝，辽可老公主所嫁的册割王子，即察格利特勤 。 ④为此，我曾致书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所咨询，回函云全所主要人员均已看过此币文字，不识，无以回复。 ⑤《辽史》，卷36。 ①《长春真人西游记》述邱处机至昌八剌城，当地畏午儿“洎自其夫人劝蒲萄酒，且献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园蔬同中国 ”。可知西瓜源出西域，经契丹传入宋朝。 ①《宋史》，卷490，收王延德《西州行程记》。 ②《宋史》，卷490，收王延德《西州行程记》。 ①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30～31页。原译文之“证人”一律改写为 “知见人”。 ②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32～33页。原译文之“证人”一律改写为 “知见人”。 ①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35～36页。原译文之“证人”一律改写为“知见人”，又原译文之契丹，改译为汉人。 ②李经纬原书译文作“契丹男子”，薛宗正按：“qitay”此处不宜译为契丹，而应译为汉人。 ①冯家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邹如山译，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 ①冯家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邹如山译，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 ②杨富学：《吉木萨尔文管所收藏的一枚回鹘文钱币》，《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 ③蒋其祥：《试探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西域钱币文化》，载《中国历史货币大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①蒋其祥：《试探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西域钱币文化》，载《中国历史货币大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