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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固俊为首的一支率先攻占西、庭二州，由游牧转为定居，创建了被日人称为西回鹘汗国，西方史学界称为高昌回鹘，《宋史》中的西州回鹘国，亦即蒙、元时期的畏兀儿王国。北庭 —别失八里古城就是这一王国的夏都，继续保持着天山北麓东段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北庭回鹘与仆固俊
回鹘西迁之初，本为以庬勒特勤为总首领的统一的十五帐部落，定居西域之后又进一步分化为分居安西和北庭的两支，开始分道扬镳。其中北庭回鹘日益强大，逐渐演变为西迁回鹘的主流，开辟了东部天山历史的新纪元。但这一政权初建的有关史料极为贫乏而零乱，学术界的看法也各自见仁见智，异说纷呈，有待研究的问题很多。其荦荦大者如下：
北庭回鹘同其他回鹘分支的关系及其正名问题。
北庭回鹘存在的五代、辽、宋、金时期，史料来源远没有唐朝丰富，加之辽、宋、金三史都是元代所修，其中《辽史》、《金史》内容太简，《宋史》虽篇幅宏巨，却章法紊乱，互无照应，辑本《宋会要》的内容也同样混乱、芜杂，难于理出头绪。例如《宋史》卷490开篇曰： “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明明叙述的是龟兹，却又说：“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将龟兹回鹘、安西回鹘同西州回鹘混淆不分，在另一些传文中乃至连沙州回鹘、甘州回鹘也同西州回鹘、龟兹回鹘搅作一团，导致学术界对此也混淆不明。西迁回鹘原本是庬勒特勤所率统一的一支，落户西域以后始分化为安西回鹘与北庭回鹘两支，分道扬镳，至于甘州回鹘则乃别取居延道南下河西，同西迁回鹘、北庭回鹘都没有什么关系，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其后安西回鹘日衰，一支东迁沙州，化为沙州回鹘，并入甘州回鹘，一支仍居安西故地，后来虽亦并入北庭回鹘，亦属北庭回鹘的旁支。本书研究的重点则乃迁至唐伊、西、庭三州故境的这支回鹘。对此，史书中出现了三个名称：北庭回鹘，又称西州回鹘、高昌回鹘。究竟应当采用哪个名称呢？学术界公认的正名规则有二，一是名从古译，二是都城所在。有必要先予正名。
先以名称出现的先后证之。西州回鹘与高昌回鹘二名皆渊源于《宋史》。即以今日学术界最为通行的名称高昌回鹘而言，所据无非《宋史 ·高昌传》中如下一段文字：“高昌国，汉车师前王之地。有高昌城..然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又加以变通、改造的结果，并非宋人原有的名称。而北庭回鹘则乃唐人的称谓，见于《新唐书》卷216，回传：“咸通..七年（866），北庭回鹘仆固俊击取西州，收诸部。”又见于《资治通鉴》卷250，咸通七年：“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在以上三名中出现最早，符合名从古译的原则。
次以都城证之。这支回鹘有二都：夏都北庭（别失八里），冬都高昌，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其中哪是正都，哪是陪都呢？目前国内流行的说法似乎高昌为正都，北庭仅为陪都，其说渊源于德国学者冯家班（即葛玛丽），以程溯洛①为代表，日人安部健夫则力主：“北庭就是国都：无须说明，北庭和别失八里所指都是同一个城市。它就是唐代设置北庭都护府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这一地区的名邑。就是这座名邑，才是我们所提到的那个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作为都城的地方。”又说：“其国都自西迁以来，直到元初的1270年为止的四百数十年间，是在北庭亦即别失八里。”②我也认为北庭是正都而非陪都。北庭不但是北庭回鹘的发祥地，而且历次重大事件无不发生在北庭，辽太祖天赞三年（924）西征，“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③此之古回鹘城即北庭古城，自此回鹘归降于辽，宋使王延德西行，会见回鹘王的地点并非高昌古城，而是北庭古城，同时到来的还有辽朝使臣。耶律大石西迁，回鹘王毕勒哥迎降的地点也是北庭。④元太祖四年（1209）高昌回鹘王国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率部众杀死西辽监国太师，归降蒙古事，同样发生于北庭古城。此外，北庭回鹘的最高宗教首领僧都统也是驻锡于北庭而非高昌，充分证实安部健夫的见解是对的，直至蒙元时期，在北庭古城创立了别失八里行尚书省、北庭都护府、北庭都元帅府等一系列军政机构，以北庭古城为中心的天山北麓东段划入蒙元中央政府的直辖区之后，畏兀儿的都城才由北庭南徙哈刺和卓，即高昌故城，在此之前，一直以北庭为正都。
最后，以王称证之。北庭回鹘的王称同周邻诸国都有所不同，其东邻甘州回鹘，西邻哈剌汗朝，首领悉依突厥、回鹘旧规称可汗，西南邻邦于阗则仿照中原王朝称大金玉国皇帝，沙州张氏、曹氏政权称节度使。北庭回鹘初兴时同沙州归义军关系密切，同以唐之属国自居，后始分道扬镳。其王称乃“亦都护”（ilduqut）这个由“il＋duqut”组成的合成词，西方学者解释为“圣福”之意，不像王称，似未得其正鹄。按回鹘和唐朝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官号中tutug（都督）、sangun（将军）、tarqan（达官）等等汉语借词见不鲜。这个名称是否同唐朝官号有关呢？北庭古城发现的汉、粟特二体文字开元通宝的发现说明此词即源于“miduγ”，实为以粟特字母拼写的汉官名称，拟都护或摄都护，改变为纯突厥语形态就成为“ilduqut”，其中il具有采邑、领地之意，duqut，即duγ突厥语词尾t，意为封地的都护，“都护”本唐朝统治安西、北庭之最高军政首长，回鹘入主高昌曾上奏唐廷，被视为中兴壮举，仆固俊对唐不称可汗而称亦都护，实以唐之地方官吏自居，意在结好当地仍占人口很大比例的汉民和内地王朝，有利于同以节度使名号的沙州归义军首领交往，从而为后世高昌回鹘及元代畏兀儿历代国君一直沿用下来。可见，封地的都护说更贴近本义。
综上所述，足以确证北庭回鹘应当确认为这支西迁回鹘的正称。以故本书不再使用高昌回鹘之名。
关于北庭回鹘的始祖仆固俊，尽管仍有不少学者存有异议，但已基本上得到海内外权威专家的公认。如哈密屯将仆固俊明确界定为“天山地区的回鹘首领”。①并指出仆固俊同庬勒特勤分属于别失八里集团和以焉耆为基地的安西集团，“前一个集团肯定是仆固汗和跌王朝的继承人，由跌王朝可汗（？）的姐姐之子一某一位庞特勒或庞勒率领的第二个集团可能形成了一个复兴的药罗葛王朝”。②安部健夫也认为庬勒特勤属药罗葛氏集团，仆固俊属跌氏集团。③张广达师与荣新江也认为仆固俊属北庭一高昌系回鹘首领。④尽管如此，有关仆固俊的原始史料实在太少，仅在正史中得其片鳞只爪，又在敦煌出土的《张淮深变文》中找到所谓“背叛回鹘”的记载，今综辑这些散乱汉文资料，见表。
下页表所引史料尚存在若干疑点，须作分析。
关于咸通七年（866）仆固俊收复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斩论恐热事，乃因沙州归义军首领张义潮的奏报而达唐廷。说明仆固俊初兴时同焉耆庬勒特勤一样，都是通过沙州归义军首领张义潮同唐朝取得联系，而自居为唐之臣民，张义潮的下属，此其一。以上被仆固俊占领的诸城并非一次性在咸通七年（866）攻占的，不过是张义潮一次性奏报。其中必有先后次第之别，先是占领天山北麓北庭、有关仆固俊的原始史料对照表
轮台、清镇等城，而后才攻克西州。参稽前引《西州回鹘授骁卫大将军制》①西州的争夺最为激烈，大中三年（849）最先收复西州者本是沙州归义军首领张义潮，寻为吐蕃夺回，大中四年（850）厖勒特勤遣将干（于）伽思重又夺回西州，成为西州牧首，五年（851）已为唐朝册拜为骁卫大将军、兼西州刺史，说明西州乃庬勒特勤部将于伽思自吐蕃手中夺得，其后必定又为吐蕃夺回。仆固俊占领西州已是第三次收复了。此其二。至于斩吐蕃大将论恐热事，则事属可疑。虽然已通过张义潮“传首京师，”但所传之首级究竟是真是假，犹不得而知，因为与此同年，还别有记载同为咸通七年“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吐蕃由是衰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 ”。②可见斩论恐热的头功究竟是仆固俊还是拓跋怀光，至今仍是不很清楚。
更重要的乃是仆固俊与变文中所谓“背叛回鹘”的关系。安西回鹘首领庬勒特勤与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原先都称臣于首任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并通过他同唐朝建立了联系。对于西迁回鹘这两大派势力，唐朝更为重视出自回鹘王族正统的庬勒特勤，早在大中三年（849）已颁诏册拜了厖勒特勤所遣攻占西州的部将颉于迦思为西州牧，加右骁卫大将军，③即为意在册拜庬勒特勤为回鹘可汗的前 兆，但不久吐蕃反攻，伊、西诸州又再度失陷，说明庬勒特勤战败，暂予搁置。大中十年（856）李德裕罢相后，册封厖勒特勤的呼声再度高涨，是年二月颁发了《议立回鹘可汗诏》。①至大中十一年（857）春正式发诏册封厖勒特勤为九姓回温禄登里罗汩没密施合俱录怀建可汗②，其汗号全称复原回鹘语当为onluqyangridaqutbolnmixalpqutluqqaγan，令卫尉卿王端章偕副使李浔赴安西，由沙州归义军张淮深派兵护送，遇阻而归。这时，北庭回鹘与安西回鹘之间显然已经反目，张义潮入朝不返，张淮深继主归义军之后，视安西之庬勒特勤为回鹘正统，视北庭回鹘为叛逆，进而诱发了北庭回鹘与沙州归义军之间的反目。唐朝册拜庬勒特勤为怀建可汗意味着仆固俊必须服从已同其反目的旧主，这是实力日益壮大的北庭回鹘所不能容忍的。参稽《资治通鉴》，卷249，大中十一年（851）冬十月，“王端章册立回鹘可汗，道为黑车子所阻，不至而还。辛卯，贬端章为贺州司马”。③《张淮深变文》所记年代有误，王端章一行册封遭劫事件不是发生于大中十年，而是发生于大中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李浔一行在河西归义军的护送下刚刚到达伊吾南山，就遇到背叛回鹘一千余骑阻拦，将使团所带唐朝敕书国信等全部劫走，对使者却毫无伤害。当时仆固俊所部正活动于北庭、伊吾之间，说明这支“背叛回鹘”的首领就是仆固俊，前来阻截并非与唐朝为敌，而是意在破坏庬勒可汗的受唐册封。以此判断，这支势力能到达伊州的 “背逆回鹘”就是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所遣。
事实证明，仆固俊这次劫夺册封印信事件是成功的。它终结了安西回鹘首领庬勒特勤的可汗称号合法化的美梦，随着北庭回鹘势力的日益强大，安西回鹘的正统地位逐渐边缘化。
汉文资料毕竟是有限的，单凭汉文史料难以解决仆固俊生平之谜。11世纪学者伽尔底兹（Gardizi）《纪闻花絮》（又译《记述的装饰》，此译无论在忠实俄语原文，还是在汉文语义表达上都有所缺陷）一书记载的个九姓铁勒（九姓乌古斯）首领传说则与之暗合：
说起九姓铁勒，该王自称九姓铁勒可汗，在他的一族中间有一个叫阙特勤（kultegin）的著名人物，他的母亲是Archin人，是个自由人，阙特勤的异母兄长是可汗，其兄要杀害阙特勤，把他的喉咙砍断后置于山上，阙特勤的乳母把他送到明教的经师那里，经过医治，逐渐好转，终于痊愈。后来，阙特勤到九姓铁勒的都城Azal隐居起来，派人尽量讨好可汗，让可汗心里高兴，可汗终于回心转意，答应了不再杀害他，但不准他进入王宫，派他当了五城（panjikath）的总督，他在那里积聚力量，与当地人交朋友，经常对他们施以恩惠，暗中等待时机。这时听到可汗要去狩猎的消息，于是便集合了大批队伍去袭击 可汗，阙特勤打败了可汗，可汗逃到城里固守，阙特勤命令放水淹城，城墙坍陷，阙特勤宣布凡投降者一律赦免，其余的人都被杀，只有九姓铁勒可汗仍待在城里，阙特勤命令部下把他绞死了。于是他就接管了可汗的宝位。
这一传说虽然未必尽是信史，但必定蕴涵着历史的投影。据此可知，这位庬勒特勤（kultegin）本为都于Azil城中九姓铁勒可汗的异母弟，曾出任五城（别失八里）总督，后来杀可汗而夺其位。按Azal即焉耆，则被杀之九姓铁勒可汗必即厖勒特勤。这位庬勒特勤同汉文史料中主政庭州的仆固俊身份非常相似。据此可知，阙特勤的异母兄长是可汗，易言之，仆固俊乃庬勒特勤的异母弟，则其父系出自跌氏，而母系有异，很可能出自回鹘的传统王族药罗葛氏。可见西迁回鹘占领焉耆之后开始分化，仆固俊本受厖勒特勤差遣，东取五城之地，至咸通七年（866）仆固俊已尽取唐伊、西、庭、轮台、清镇故境，日益强大，与安西旧主庬勒特勤形成为东、西对峙形势。
安西回鹘既未能得到唐朝的正式册封，又东阻于北庭回鹘，西阻于哈剌汗朝，沦为一个囿于焉耆、龟兹两地的小政权。此人在位期间，还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向唐通使记录，自咸通末年庬勒特勤逝世之后，双方联系就日渐减少了。虽然汉文史书中还备有龟兹回鹘或安西回鹘的专传，但对当地王统的传承、国势的兴衰已多所不明。其中明确记载为龟兹回鹘遣使的记录仅有寥寥数次，主要发生于太平兴国元年（976）五月，太平兴国六年（981）六月六日，咸平六年癸卯（1003）六月六日，景德元年（1004）十月，乾兴元年（1022）五月，天圣至景佑四年间（1023～1038年）入贡五次，绍圣三年（1096）特点为其所遣使臣都是佛教僧侣，说明当地佛教仍然隆盛。例如龟兹僧义修曾于，981年（太宗太平兴国六年）、1003年（真宗咸平六年）两次入宋，献梵夹、菩提印叶、念珠、舍利。1004年（真宗景德元年）十月，还出现了龟兹使臣石报进抵达宋朝之后，表请出家的记载，反映出安西回鹘已成功地完成了由摩尼教到佛教的信仰改宗。所留国君姓名中断多代，至宋咸平年间才出现了禄胜之名，自称为大回鹘龟兹安西州大都督府单于军克韩王；宋咸平四年（1001），遣枢密使曹万通出使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向宋朝进贡骏马、独峰驼、无峰驼、宝刀、镔铁剑甲、琉璃器、石瓶等，此人名为龟兹回鹘可汗，其活动地域已在河西敦煌一带，说明自禄胜起，这支原本出自跌氏王族的庬勒可汗后裔，已在龟兹站不住脚，改而东迁敦煌，并与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氏（即药罗葛氏）联兵，共同对付西夏，实为沙州回鹘首领。其后裔智海，北亭可汗镇国王子等虽然在名号上仍然保持龟兹回鹘的头衔，实质上早已同龟兹回鹘毫无关系了。
由此可见，至迟自宋咸平年间开始，龟兹、焉耆等原属安西回鹘的领疆都已并入高昌回鹘。因此，而《宋史·龟兹回鹘传》中记：“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衣黄衣，宝冠，与宰相九人同治国事。国城有市井而无钱货，以花蕊布博易。有米麦瓜果。西至大食国行六十日，东至夏州九十日。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对龟兹回鹘与西州回鹘已浑然不分，说明龟兹回鹘已全部并入高昌回鹘了。但直到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史》中又出现了“龟兹国王可汗遣使李延福、副使安福、监使翟进来进香药、花蕊布、名马、大尾羊、玉鞍勒、琥珀、输石等”的记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又有龟兹进奉使李延庆等三十六人入宋，献名马、弓箭、鞍勒、团玉、香药等，可见龟兹似乎仍属一个高昌回鹘境内一个拥有自治权的特殊地区。
关于仆固俊与阙特勤的关系固已建立，然其涵义为何，仍存在争议。对此，哈密屯的研究值得注意，他认为“仆固俊可能为突厥语Buquciri的对音”。①早期回鹘名君牟羽可汗即以Buqu译作牟羽。我认为应取此说。又“俊”字，与“阙”字也存在着对音关系②，同伽尔底兹所记之阙特勤（kultegin）有关。可见kulteginBuquciri（阙特勤仆固俊）实乃出身正统的回鹘可汗家族，而同回鹘下属的仆固部或仆骨部没有任何关系。以故北庭亦都护家族定居北庭、高昌之后，追溯其先世时，总是追至玉伦的斤之子葛励的斤，即葛勒可汗，《高昌王世勋之碑》③中所记卜可汗传说详细地叙述了唐配金莲公主和亲，其后又传若干国君，举国迁居交州、火州，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术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蕃。交州，即交河；火州，即高昌；阿术河，即乌伦古河；兀敦，乃于遁异译，即于阗；甲石哈即喀什噶尔的异译，西蕃指吐蕃。传说中的玉伦的斤即骨力裴罗，葛励的斤即葛勒可汗，金莲公主，即宁国公主。与回鹘汗国史事完全相符，传说中之卜可汗显然就是仆固可汗，亦即仆固俊。不少学者多援引这一传统论证仆固俊出自药罗葛家族。我却不敢盲从。其说疑点有三：自怀信可汗开创回鹘跌氏汗朝以来，立即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政治大清洗，其对象就是药罗葛氏，“自天亲可汗以下子孙幼稚者皆纳之阙庭。”④故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曰：“自怀信立，回鹘药罗葛氏绝矣。此后史皆书‘其嗣’以表怀信子孙也。”⑤可见旧王族药罗葛氏子孙早已少有幸存，更不可能加以特勤（王子）之号。此其一。跌汗朝创立之后，历代可汗及拥有王子（特勤）名号者皆应出“自怀信子孙”，其中不仅包括率领十五帐西迁的首领庬勒特勤，也应包括早已拥有阙特勤名号的仆固俊。理应出自跌氏，而不应出自药罗葛氏，此其二。伽尔底兹书中也证实这位拥有“特勤”名号的仆固俊乃可汗异母弟，说明二人同父，确乃出身王族的一位王子，其父系家族只能出自跌氏，而不可能出自药罗葛氏，此其三。然而史书中又有怀信可汗夺取政权之后，“以药罗葛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 ”①和“既为可汗，冒姓药罗葛氏 ”②的记载，可见仆固俊实乃出自冒姓药罗葛氏的跌氏家族。
第二节北庭回鹘的政治经济结构
仆固俊所率北庭回鹘早在唐朝后期已建国唐北庭伊、西、庭三州故境，与其同时建国西域的还有两个地方政权，一个是建国喀什噶尔绿洲的哈剌汗朝，“哈剌”在突厥语族词汇中具有黑色的涵义，后来又进一步衍生了“大”的意义，因此，又可称为黑汗王朝。辽应历五年（955）逝世的萨土克·布格拉汗在位时期，率领境内20余万人改宗伊斯兰教，哈剌汗朝成为新疆第一个伊斯兰化的王朝。另一个是千年佛国于阗，名王李圣天（尉迟娑缚波，Visasambhava）在位时期（约912～966年），自称大金玉国“大政大明天册金封至孝皇帝”，以佛教护法王自居，宗教的相互敌对导致不久爆发为长期的宗教战争。于阗在宗教信仰上同回鹘虽然一致，却因其称帝，难以平等交往，哈剌汗朝则在宗教上对回鹘形成威胁，更是互不通信使。因此，回鹘对这两个邻国关系都相当冷漠，并未介入这场武装冲突，成为西域宗教战争期间唯一相对太平的地区。
北庭回鹘的领疆，东邻沙州，天山北麓西界轮台，天山南麓西界龟兹，大约在阿克苏以东与哈剌汗朝接界，西南邻于阗，北邻黠戛斯，东邻沙州归义军③，初本归属于归义军节制，后来势力逐渐强大，双方的关系也日益疏远。可见回鹘定居西域之初，主要忙于安抚内部和经济、文化转型，对外交往，相当封闭。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唐朝灭亡，朱温建国称梁，建元开平，其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短命王朝相继嬗代，合称五代。同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可汗，916年改称皇帝，建元天册，因此，《辽史》中也将907年视为辽朝的始建之年，追记为辽太祖元年。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予辽，辽的领土日益广大，出现了辽与五代对峙的局面。五代结束于赵氏家族建立的宋王朝，重新实现了内地的统一，建都汴梁（今开封），史称北宋。而收复燕云十六州失败，澶渊盟和，形成为辽与北宋的南、北对立。其后，女真建立的金朝兴起，灭辽，灭北宋，宋室南迁临安，以淮为界，进一步演变为金与南宋的对立。辽、金与五代、北宋、南宋诸王朝的建立者虽然族别不同，但都是以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组建的，以汉民为其基本臣民，都是具有号令全国意义的 正统王朝。其中仅金朝在西域的政治影响相对较小，两宋与辽都在西域享有名义上的宗主国的地位。其中对辽关系尤其紧密。
辽朝（神册元年至保大五年，916～1125年）最先打破了回鹘的封闭自守的局面，辽天赞三年（924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十月，太祖耶律阿保机 “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 ①，俘获北庭回鹘守将毕离遏都督，传谕乌木主可汗降辽。 “浮图城 ”无疑指 “可汗浮图城 ”，亦即北庭古城，曾参加这次西征的辽朝将领耶律斜涅赤传中也留下了如下记载：“帝西征至流沙，威声大振，诸夷溃散，乃命斜涅赤抚集之。”②自此，回鹘开始臣属于辽。辽穆宗应历二年（952）又遣使遏铎至高昌，留监国少师，进一步巩固了辽在高昌的政治影响。辽圣宗之世，同北宋激烈争夺西域的宗主权，结果辽朝取得了胜利。于是扩建可敦城，置为镇州，作为节制西域的大本营。设有高昌大王府，主管北庭回鹘。进而遣公主取道别失八里和亲大食。这里的“大食”，就是指哈剌汗朝③，从而全面扩大了对西域的政治影响。近年来，北庭古城内发现了一种铁质古钱，方孔圆边，形制一同汉钱，上有铭文四字■■■■，不可识，字形结构属于汉字系统，但遍查巴思巴文及女真文资料，都不像这两种文字，又去信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所咨询，回答是非西夏文，排除了以上三种文字，初步判断为契丹文，而且不是西辽时期，似为辽朝初创文字时期的产物。但究竟上镌何字，何义，仍待方家辨识。④
高昌大王府实质上乃是类似唐朝的羁縻建置，“因俗治理”，列置于“北面属国官”之列，职责为“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⑤关于辽朝的西北边政建置，《辽史·百官制》列有西北路招讨使司，西北路管押详稳司，西北路总领司，领西北路十二班军使司，西北路兵马都部署司，西北路总领司，西北路统军司，西北路镇抚司，西北路巡检司等等不同异名。这一机构始置于辽景宗保宁三年（971）名义上所任的招讨使是耶律贤适，实际上真正主持西北边务的大员乃耶律速撒，任，职至统和九年（991）。其后历任西北路招讨使或西北路镇抚使可考者有萧挞凛、萧楚玉、萧图玉、萧孝穆、耶律古昱、萧惠、萧孝友、耶律敌鲁古、韩涤鲁、萧阿剌、萧撒八、萧撒抹、萧术哲、萧胡睹、耶律仁先、萧余里也、耶律赵三、耶律挞不也、耶律何鲁扫右、耶律耶特剌、萧夺剌、萧得里底、萧敌里、耶律塔不也、耶律斡里朵、萧敌里、遥设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主边大员非出 自耶律氏，即出自萧氏，而前者乃辽朝王族，后者乃辽朝后族。可见辽朝所任命的历任西北路招讨使皆乃帝后亲族出任。至于西北路招讨使司的治所应即可敦城，或云镇州，距上京西北1500余公里，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南部喀鲁哈河下游之南，哈达桑之东20公里处，有一座名为青托罗盖辽古城的辽城遗址，似即镇州城所在地。后来西辽创业君主耶律大石就是由此西迁。
回鹘臣属于辽朝以后，严格遵守三年一贡的制度，《契丹国志》记载回鹘使团多达400余人，贡品包括玉、珠、犀、乳香、琥珀、硇砂、玛瑙器、镔铁剑器、斜合里皮及褐里丝、门得丝、帕里阿褐里丝。这些商品虽名为丝，实际上都是细毛织物。辽朝的回赠也不下四十万贯，相当于40万两银子，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辽朝为接待回鹘商客，在辽上京专设了回鹘营。“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北庭回鹘王室严格遵循三年一朝的祖例，派遣约400人的使团赴上京贸易。因此，《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中记载，回鹘“凡百七十余载而至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臣于契丹”。这么长的年限，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已不仅限于辽朝，也应该包括后来的西辽帝国在内。回鹘同辽朝的密切往来，加强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契丹小字源自回鹘，西瓜的传入①则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北庭回鹘对于汉人所建北宋王朝也不敢怠慢，自宋朝建立之初的建隆三年（962）四月，北庭回鹘就派出了以都督为首的使团42人入贡。乾德三年（965）十一月，北庭回鹘又派遣僧人法渊进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太平兴国六年（981）再次遣使麦索温都督献礼，国书中自称“西州外生师子阿厮兰汗”，外生即外甥，漠北回鹘汗国历代与唐朝和亲，结有甥舅之谊，因此以甥舅相称。阿厮兰汗意即狮子王，似自突骑施黄姓王朝阿利施部承袭下来的称号。同年五月宋太宗正式遣使王延德、白勋出使高昌。这是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出使。王延德，北宋大名人，初任晋王府给事，晋王就是后来成为太宗的赵光义，太宗继位，升任殿前承旨、供奉官，是太宗的近臣。太平兴国六年（981）北庭回鹘王遣使向宋朝进贡。太宗以王延德、白勋为正、副使，率团回访。早在此年之前，北庭回鹘即已向辽称臣，王延德回访的真实意图是说服北庭回鹘王断绝同辽朝的宗藩关系，重新与宋结盟。王延德一行由夏州出宋境，经玉亭镇和黄羊平（坪），穿行今毛乌素沙漠，入河套，乘羊皮筏渡黄河，过腾格里沙漠、黑河，继续西行，过酒泉北的望乡岭，历托边城，小石城，抵伊州，即今哈密，然后经益都、纳职城，过一小沙漠，过鬼谷口，避风驿（今十三间房）等大风口地区，经泽田寺、宝庄，到达高昌王城，即今吐鲁番的高昌古城。而北庭回鹘有冬夏二都，当时高昌王正在天山北麓的夏都别失八里（北庭）避暑，仅仅会见了被委任监国高昌的王舅阿多于越。王延德在高昌略作休息，又取道今吐鲁番翻越天山至吉木萨尔的山间通道赴北庭，经交河州（即今交河古城）， 金岭口（天山入口处）、汉家寨，上金岭，翻小雪山，大雪山，度岭，一天后到达高台寺。这条路线就是从吐鲁番翻越天山，经六道桥、五道桥、四道桥、三道桥、二道桥、头道桥，出吉木萨尔南山口子，于高台寺安置停息，今大龙口千佛洞应即古高台寺所在地。至七月，国王正式接见宋使，履行了册封仪式，回鹘王东向拜受了诏书，并见了王妃及王子、公主，“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乐”。①宋使王延德西使的政治意图本为争取高昌回鹘不再向辽称臣，而专臣于宋。但不久党项族所建的西夏兴起，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形势，而且辽强宋弱，这一战略目的虽未实现，但双方贸易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庭回鹘王派出了由一百余人组成的 “谢恩使团”随王延德一起赴宋，雍熙二年（995）返回汴京。此后太平兴国八年（983）、雍熙元年（984）四月、雍熙四年（987）都有北庭回鹘的朝贡记录。可见这次出使仍然是成功的，虽然此后，西夏兴起，两国结盟共制契丹的战略目标始终没有实现，但宋朝对回鹘仍然拥有重大影响，表现为今新疆各地发现的宋代钱币数量极多，其内容包括太宗朝的太平通宝、淳化通宝、至道通宝；真宗朝的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元宝；英宗朝的治平通宝、皇宋元宝；仁宗朝的皇宋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至和通宝、嘉祐元宝、至和元宝；神宗朝的熙宁通宝、元丰通宝；哲宗朝的元祐通宝、绍圣元宝、祥符通宝；徽宗朝的圣宋元宝、崇宁通宝、崇宋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等。几乎北宋每朝都有，南宋则仅有高宗绍圣通宝一种。说明这种政治影响至南宋才全面衰退。
近年来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清理中发现了《金藏》，即金朝所刻大藏经，这是史书中所漏记的，说明畏兀儿在臣于辽朝的同时，也同金朝秘密来往。
西迁回鹘定居建国的“东部天山”地区，本为唐北庭所辖伊、西、庭三州故境，这一地区原本居住着数量众多的汉人，粟特人，西突厥人，以及高丽人，龙族人（焉耆人），“南突厥、北突厥、大僸熨、小僸熨、样磨、割禄、黠夬、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②所操语言除突厥语、汉语、粟特语以外，操羌藏语的族群也占一定比重。回鹘入主这一地区之后，以上诸族都已变为回鹘臣民，虽然中经吐蕃的短期占领，但这些族群本身不会消失。可见初建之高昌一别失八里回鹘地方政权，乃是一个多族群共居，多元文化共存的新兴政治实体。区别仅仅在于统治者已从唐朝委派的汉官，变为回鹘王族仆固氏所倚重的回鹘贵族，由于回鹘早已创立了自身的文字，回鹘文成为官方通行的文字，回鹘语上升为主流社会的交际语言，汉语文的地位则有所下降，汉语同其他族群的语言一样下降为一种民间社区语言，汉文仍然继续延习不辍，却已变为官方回鹘文的一种辅助文字，以及高僧、大儒传承学术的一种工具。这就是所谓回鹘化、回鹘语化的历史进程。原居这一带的突厥人，本来就与回鹘语言相同，很快与回鹘统治者融为一体，粟特人早就善操双语， 回鹘文又是以粟特文改制，也很快实现了全盘回鹘化。唯有汉人及久已汉化的高丽人，同回鹘人之间，语言、文字的区别较大，实现全盘回鹘化绝非一日一夕之功，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回鹘与汉人之间的区别虽然仍未完全泯灭，但回鹘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已是大势所趋。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书《定慧大师卖奴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1.龙年九月初四
2.我定惠大师就阿体
3.向薛赛卖奴隶
4.的问题同薛赛
5.谈妥。——交给薛赛
6.我（就）走了。萨英从今以后属他（薛赛）自己
7.（所有）。无论是谁来争
8.执，我定惠大师
9.负责。知见人：唐古忒 ·普化。我（背面）
10.定惠大师：书写了（该文书）。 ①
从名字上看，契约的主人必定是位汉人，却以回鹘文立约，说明昔日的汉人使用回鹘语文已成为时髦。但自身的生活习俗，命名习惯，仍然保持汉人那一套。历法上仍沿用十二生肖历，署约必须有知见人在场等也都同唐代北庭文书格式完全相同。吐鲁番还发现了回鹘文书写的《斌通卖身契》三件，也属同样汉人被卖的文书。
《斌通卖身契》之一译文：
1.龙年八月二十六 .我阿休把斌通
2.卖掉的九锭钞从薛赛大师那儿
3.全部点（清）拿到后。给了（他）这件文书。知见人：巴恰克、托合里利。
4.知见人：亦剌卜这个图章是我阿休的。我（阿休）亲自书写了（该收条儿）。 ②
《斌通卖身契》之二译文：
1.龙年八月二十六日我阿体都统因需要通用的钱钞
2.而把名叫斌通的男子，（即）我的奴隶（通过）向薛赛大师递交借契（的方式）， 汉人，
3.合情合理地卖了九锭钞。出售该奴隶的九锭钞
4.我薛赛大师在立文书之日，已全部数（清）支付了。我阿体都（统）
5.也一个不少地全部，点（清）收到了。该奴隶将永远已归薛赛大师所有。如果合意，他就自己留用；如不合意，
7.任其转卖与他人。我阿体都统的兄弟、亲
8.朋、甥侄、伯叔，无论是谁都不得制造纠纷。
9.如果谁依仗有权的官吏、女绅、异邦使者的势力想赎走（或）带走
10.就得付给跟该奴隶相等的两个奴隶去赎买。赎买的
11.人将受损失，薛赛大师将不＜受损火。知见人：雅皮克。知见人：巴恰克
12.合里利，知见人：巴雅楚丸.知见人：陶井匠阿三，汉人这个印章是我阿体
13.都统的。我腾里木 ·库提 ·赛温奇 ·卜群遵嘱而书。①
以上两件文书中被卖的男子斌通明确写作汉人男子②，知见人中的阿三也明确记作汉人，乃至阿体都统、薛赛大师等似乎也都是汉人。足以证实汉人作为北庭回鹘时期一个重要的族群依然独立存在，但在语言、文字上已开始放弃汉语、汉文，改用回鹘文，而回鹘文的内容及约书必须有知见人在场等契约合同书写格式却是唐代汉文文书的一脉相承。直到蒙古成吉思汗西征时期，道士邱处机西过北庭古城的宴会上，仍见有僧、道、儒等汉人各界名流，列席此宴。说明这一回鹘化的历史进程延续时间很长，大约直到元畏兀儿亦都护政权时期才正式完成，而这时已进入了北庭古城的历史尾声了。
作为多族群共居的北庭回鹘地方政权，适应这一漫长过渡时期的形势，绝不可能实行单一族群的高压统治，而是在全力推行回鹘化的同时，推行同唐朝、吐蕃统治时期的类似政策，即二重化的管理体制。高昌一别失八里回鹘建国之初，汉人仍然很多，直至元初长春真人西游，见其国官长虽以“诸色人为之”，而仍与“汉人工匠杂处”，刘郁《西使记》亦载“回纥与汉民杂居”。有迹象表明，在回鹘统治这一地区前期存在着回鹘、汉人两套职官系统。回鹘官制继承了漠北汗国的历史传统，而有所变通。有的斤（特勤）、尹尔奇（征税官）、断事官、阿多于越（ataüga）、颉于迦斯（ilügasi，il）、相温（sagun汉文“将军”的宋代音译）、伊难（inanc，近臣）、都信（tüzün，贵人）、梅录（近侍）、訇，（伯克）等，其中以匐为最基层的管理单位，汉官名称大约继承了唐西州时期的官号，诸如长史、御史大夫、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开国子、判官等，汉人自治的乡、坊似乎也称为匐。汉官的名号与其实际地位并不相符，说明汉人职官系统局限于基层。破格重用的汉人仍领回鹘官号，有的汉人还奉命出使，例如乾德三年（965）十一月，北庭回鹘赴宋使团正使法渊明明是 位汉僧。这种制度有力地加强了回鹘与汉人间的密切关系，收到了良好的政效。
德人葛玛丽（即冯佳班或冯家班）最早注意到这一建置特征，北庭回鹘建国之初，吐鲁番地区的汉人仍然很多，直至元初长春真人西游，见其国官长虽以“诸色人为之”，而仍与“汉人工匠杂处”；刘郁《西使记》亦载“回纥与汉民杂居”。反映在壁画上，回鹘人的辫发，汉人的髻发共存，汉式宽袖与回鹘式窄袖共存，而两式又有别于传统，出现了某些变异。辫发垂背是男子的一种主要发饰，显然因袭了漠北回鹘的 “辫发 ”传统。北庭回鹘男子的另一类发饰则为髻发，即按汉人传统将头发在脑后打结王国时期的壁画中，梳髻发的多为一般百姓，这无疑受以前汉人发式的影响，是当地回鹘化后的汉人遗俗。并出现了由传统窄袖向宽衣方向发展的服装趋势。①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有一幅壁画，内容似为北庭上层的一次会议，皆胡服胡冠，而执笔记录的书吏仍保持幞头汉装的唐人传统，充分反映北庭回鹘统治时期存在着回鹘、汉人双重官制系统，汉官地位、权势虽低于回鹘，但仍保持着自身的发式、服装、语言、文字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建筑形式上则是回鹘的平顶房与汉人的高脊两面斜顶房共存，出土的回鹘文献反映，北庭回鹘还仿照汉人的里甲制度，形成为一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村社（yitiili，意为共同体）制度，同时期出土的汉文文书则称为“社”。出土的汉文文书都是没有年号的干支，回鹘人显然也是通用这种纪年，说明北庭回鹘不立年号。在生活上，回鹘人原本身穿圆领窄袖，不分男女，都革带佩刀，壁画中的回鹘贵族，还有的在腰带上佩挂筷子，以筷子进食显然受到汉人影响，唯不穿布鞋，而穿带有上翘靴鼻的皮靴，依然保持漠北的游牧祖俗。北庭回鹘治下的其他族群，种类很多，模仿唐人的羁縻制度，分立部落头人，各授印信，昌吉博物馆所藏北庭古城出土的一枚方形陶印大约就是北庭回鹘时代遗物。在土地制度上，唐代的官田、职田、寺田、民田分别演变为王田、官田、寺田、私田四种，本质上是唐制的一脉相承。租佃制已广泛发展，并以奴隶制相补充。农民分为卡兰奇（向官府直接纳税的农民）、英朱（佃农）、库瓦克（官田的农户）、图图克（债务奴）、卡达施（家生奴）等不同的等级。土地可以租佃、转让、买卖，出现了大量有关租佃、买卖葡萄园的回鹘文文书。引人注目的是，北庭回鹘的度量衡单位实与唐制保持一致，仅仅回鹘语名称有所不同。据冯家班研究，①其容量、长度、面积、重量和数字单位无不受到汉文化影响，例如“锭”改称为雅斯图克，“两”改称为萨迪尔，“钱”改称为巴克尔，并指出：“很有意义的是，大多数表示度量衡的术语是外来语，即是来自汉族，很少来自西方。”
北庭回鹘所铸回鹘文铜钱，已在吉木萨尔三台六户地古城（唐凭洛守捉故址）发现。②近年来，北庭城中也出了一批圆形方孔，象征天圆地方的回鹘文铜钱，蒋其祥通过对回鹘钱拓片研究认为，从钱币实物观察，其铜质、色泽、文字、形制等，都不像元代钱币，而更接近于晚唐五代的钱币，反映出唐文化强烈影响。③
回鹘本为草原游牧族群，漠北广阔的草原曾为其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徙居吐鲁番绿洲和北庭古城一带，面临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与迥然有异的生产、生活方式，高昌一一别失八里回鹘的创始者仆固俊及其后裔的非凡智慧就在于迅速适应了这一新形势、新环境，在通过推行回鹘化改造当地诸族的同时，改造了自身。在当地汉人、粟特人的影响下，西迁回鹘很快实现了由游牧到定居，全面的经济、社会化转型。漠北回鹘本来食肉饮湩，只有上层才兼食饼饵，至西迁定居之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书中出现了黍（qonuq）、小麦（buγday）、大麦（arpaapra）、豆类（bucaq）、大米（küiric）、芝麻（küncit）、棉花（kapaz）等众多的粮食作物，以及浑葱（soun）、蘑菇、胡萝卜、葡萄、杏（aruk）、石榴（nara）等蔬菜瓜果，而以大饼（otmak）为主食，馕的名称尚未出现。唐代以前，高昌就开始种植草棉，进入北庭回鹘时期，似乎木棉也开始传入。当地生产的白■布、花蕊布，驰名西域，远销中原。在瓜果中，葡萄和西瓜、甜瓜最引人注目，葡萄不仅用以食用，而且还用以酿造名为bor的葡萄酒，以供饮用。邱处机记今吐鲁番地区“其地大热，葡萄至多，”又记西瓜其重及秤，甘瓜（甜瓜）大如枕许，香味为中原所未有。《契丹国志》引胡峤《陷北记》云：“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鹘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西人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篇》中认为这里的“回鹘”也应指西州回鹘。西瓜这一品种就是先传入辽朝，后来才传入宋朝，开始在全国普遍种植。
早在漠北时期，回鹘人已兴建了城市，定居高昌、别失八里以后，聚城室居已成为其基本生活模式，并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商业并重的社会经济结构。
畜牧业原本是回鹘的祖业，定居以后，仍然兼营牧业，马匹多放牧深山，羊仍为日常肉食，体现了定居与游牧交融的特色。在手工业上以镔铁制造最具特色，并使用皮囊鼓风助燃，因此，宋人洪皓称回鹘“善造镔铁”，反映了冶金技术的新水平。在北庭回鹘国内贸易中，除流通内地货币以及外来的金、银币之外，也仿照中原的币形，铸造一种圆形方孔的本国铜钱。现已发现数枚，上有回鹘文“亦都护”字样。蒋其祥的研究成果表明，其铜质、色泽、文字、形制等，都不像元代钱币，而更接近于晚唐五代的钱币，认为钱币铭文的含义、排列反映出唐文化对当地的深远影响。①
自19世纪至今，吐鲁番出土了大量北庭回鹘时代的回鹘文书，其内容除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文献之外，还有大量社会经济文书，内容涉及人口买卖、土地租佃、买卖、借银、借帛、借布、借酒、借驴、借芝麻等各类借贷文书，派工、课税、征徭、征粮、免税、换工、纳贡、纳税、纳徭等各类官府文书，以及过继儿子、遗嘱、遗赠、嫁女、婚约、结账、收条、婚葬账目、酒账、羊账、集资贸易等民间契约，从中全面反映了北庭回鹘建国时期的丰富社会经济内容。凡此种种，资料已很充足，但有关研究仍相对贫弱，有待进一步地深入发掘。
第三节北庭回鹘的多元文化
回鹘定居别失八里、高昌之后，广泛吸收了当地的汉文化、粟特文化，并同自身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为以汉传佛教为主体，摩尼教、儒家、道教共存，“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②的彩色缤纷的多元文化景观。
漠北回鹘汗国时期，主要使用突厥儒尼文，著名的《磨延啜碑》就是以这种文字写成的；兼用汉字及信仰摩尼教的粟特人习用的特种粟特文，著名的《牟羽可汗入教记》就使用这种文字。西迁后突厥儒尼文和粟特摩尼文一律废弃，改用突骑施雄主苏禄最早使用的一种以粟特字母拼写突厥语的文字，今已定名为回鹘文。字母有18～22个不等，前后期数目有所变化，书写分从右至左横写和从上到下直写两式，直体行次一般从左到右。字体分木刻印刷体与书写体两种，书写体又分楷书和草书，楷书用于写经，草书用于一般文书。广泛用于书写世俗公文、契约，以及佛教、摩尼教经典，产生了许多祷文、文约、医学文献、碑记、历法、诗歌、故事等，对后世蒙文、满文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回鹘与汉人聚居，汉语借词大量涌入回鹘语库。如taising（大乘）、busǐ（布施）、daoren（道人）等宗教词汇，quan一tai一qiu（皇太后）、kiün（君）、tutuq（都督）、siwcai（秀才）等政治词汇和mir（蜜）、tung（铜）、so（锁）、tincan（灯盏）、kuapu（课布）等生活、经济词汇。汉语、汉文则与回鹘文并存，而且使用这种文字的不仅限于当地汉人，不少回鹘上层，仍兼习汉语，并且大都拥有很高的汉文修养。因此，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城里的）回鹘人还有一种与秦人的文字相似的文字，正式函件、凭据就用它书写。这种文字，除了非穆斯林回鹘人和秦人，别人是不会读的。”这种文字显然就是汉文。直至元朝，出土的回鹘文佛经的页码仍以汉文数字表示。
漠北回鹘本来信仰摩尼教，西迁定居之初，摩尼教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据《册府元龟》卷972记载，五代时期，北庭回鹘曾向后周入贡牦牛尾、红盐、胡桐泪（胡杨树胶）及草棉织物白氍布、白褐等，为首使者就是一位摩尼僧，入宋以后，改以佛教僧侣为赴宋使者，说明开始改宗了佛教。摩尼教虽继续存在，但却改称原来信仰的摩尼为摩尼光佛，摩尼教改以佛教中一个独立的教派面目出现，与佛教和谐共存，甚至在同一千佛洞中毗邻而居，各宗其法，成为北庭回鹘佛教一个重要特征。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旗幡，画有精致的摩尼像，色彩鲜艳，惜已流失国外。20世纪末鄯善县吐峪沟又发现了一尊高8厘米、宽6厘米的铜质摩尼像，神像头戴波斯山字形宝冠，脑后和背部有锦帔下垂。狭长脸、高鼻、深目，颔下留有长须，双耳垂有大耳环，坐于折腰莲台之上，双手已折。佛像内部中空，塞满棉花、头发及胡须，后被掏除，今仅留头部所塞须发。隐喻被杀剥皮后身内塞满稻草的摩尼，属于高昌回鹘国前期遗物。王延德行纪中也记载当地“并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阿拉伯旅行家塔米姆（TanimIbnBahr）曾见到9～10世纪的北庭回鹘国王仍信仰摩尼教。知其名者如“交河摩尼寺”、“高昌摩尼寺”、“唆里迷摩尼寺”等。出土的一份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寺院占有大量田产、葡萄园和牲畜，有大量农奴以供差役，寺院经济有一定规模。摩尼教徒所创作的多种赞歌都已发现，内容皆讴歌太阳，讴歌黎明，文词非常优美。如：
黎明之神来了！
黎明之神自己来了！（重复两次）
起来吧，众官员和弟兄们
让我们赞颂黎明之神
无所不见的日神
你保护了我们
无所不见的日神
愿你拯救我们！
黎明之神
馥香芬芳
光芒四射的
黎明之神！（重复十次）
旋律简单但节奏鲜明，气象雄浑，音节亢亮，诗宇开阔，具有宗教颂诗中典型的庄严肃穆风格，有类于古埃及《亡灵书》中的《太阳神颂》。摩尼教和佛教本来是互相敌对的，回纥助平安史之乱时曾火烧洛阳白马寺，火数旬不息，很可能出于对佛教的敌视，悟空自印度归，不敢携带经由回鹘道返国，而寄存于北庭隆兴寺，原因也在于回鹘不容佛法，然而高昌建国以后这两大宗教非但和平共存，而且互相渗透，其中摩尼教吸收佛教术语最为普遍。以最称巨制的回鹘文《摩尼大赞美诗》为例，该诗共123段，触目皆乃“嗔思”、“智慧”、“六贼”、“解脱”、“正果”、“功德”、“彼岸”、“阿弥陀佛”等，反映了随着回鹘人的农业化、定居化，佛教的地位日益升高，而摩尼教的光辉则相对黯淡。
唐北庭故境本来还有祆教存在，回鹘西迁定居之后，景教代兴，取代了祆教原来的地位。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景”，意为大，景教即大教，唐朝此派教徒都以此自称。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反映这一宗教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已由叙利亚景教僧阿罗本等传入我国内地。因传自东罗马帝国，故称大秦教，又因其创立者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Nestorius），又称为聂斯脱利教，以此派独立后的总教会建于波斯报达（巴格达），又称波斯教，或“弥施诃教”本东正教教派之一，创始人是428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聂斯脱利。此人出任教区大主教以后，宣扬“基督二性二位说”的新教义，即基督具有神、人二重本体，圣母玛利亚只是作为人性的基督之母，而非神性基督之母，反对圣母玛利亚崇拜，否认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的统一，431年被革职流放。其所创新教义已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广泛传播并东传波斯，建立了独立的教团“迦尔底教会”（又称“阿述利亚教会”）。唐建中二年（781）立碑纪念大秦景教流行中国。武宗灭佛后一度绝迹，元代复传中原，与天主教统称“也里可温教”。最早传入新疆的基督教派也是景教，时间更早于中原。疏勒（喀什噶尔）属景教25个教区中第19教区。中朝使臣记高昌国有“波斯教”，元代马可·波罗途经西域各地都见到景教教堂和景教徒。畏兀儿、克烈、乃蛮部都已出现了景教徒。为蒙古人创制文字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被景教大总管委任为巡察总监的拉班·巴扫马，先后受任契丹（中国）总主教和景教“东方教会大总管”的雅巴拉哈三世马可斯，都是景教徒，是基督教传入我国和西域的历史先驱。景教传入回鹘的时间晚于祆教和摩尼教，特点是同祆教密切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三个波斯僧朝拜伯利恒的故事》取材于《马太福音》第二章，内叙三个波斯僧自耶路撒冷启程赴伯利恒朝拜“国王弥斯哈救世主”，献上黄金、香料、草药等三件贡物，都被国王收下，还赠三人一块圆石头。僧侣们接过石头，怎么也搬不动，牲畜也驮不动，他们商议这块石头为何这么重，这是块圆石头..为什么我们搬不动，牲畜也驮不动呢？看来，我们无法带走了。他们发现一口井，于是把石头推进井里，顿时（他们）看到，从井里喷出一股可怕的火光和烈焰，冲上蓝天，僧侣目视耳闻这一奇异征候之后，恐惧地跪倒在地，叩首忏悔：“（救世主）赐给我们的是可崇拜的宝石，我们不配接受这种礼品，不知道（宝石的珍贵），将它推进井里。”迄今为止，僧侣们拜火的原因（根源）就在于此。这时僧侣们才醒悟到，天使把他们领向了另外一条路。①对照《马太福音》，前文中的“国王弥斯哈救世主”即福音书中的希律王，但原文却没有这一拜火情节，可见景教在回鹘的发展同原来这一地区盛行的祆教已实现了部分融合。②
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故事与鄯善吐峪沟口麻扎（全称“吐峪沟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札”）的七圣人传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艾苏哈卜·凯赫夫”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洞中人”。据传，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麦加以西某国的叶木乃哈等5人来东方寻求“天意”，行至吐鲁番遇本地牧羊人及所携一犬，遂结伴同行。至火焰山南麓之吐峪沟，见一石洞，即入而修行。300年后始出洞，旋又入洞，此后不再复出，六人一犬终修行为圣，传说中的时间早于哈剌汗朝诸麻札，被尊为新疆诸麻札之首。经考证，此传说系由基督教“七眠子”故事和《古兰经》第18章“山洞人”故事附会而成。新疆伊斯兰教的传入不可能早于哈剌汗朝发动的于阗宗教战争，则又进一步说明七圣人传说产生时间的不可信。参稽该麻札至今仍有点长明灯的习俗，明显是祆教遗风，麻札前还有两块莲花纹石础，则又说明当地应有佛教寺院旧址，而故事则又具有明显的景教内容。很可能其原始形态属于景教，而后始逐渐附会为伊斯兰教的什叶派霍加传说。
漠北回鹘汗国时代世俗文学受古突厥儒尼碑文的影响，基本上都是英雄纪功文学，这是同游牧奴隶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回鹘早期作品《磨延啜碑》、《九姓回鹘可汗碑》等几乎同突厥《暾欲谷碑》、《阙特勤碑》等同一套路。西迁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回鹘的民族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异，由粗犷勇悍变为细腻聪睿，涌现出阿普林啜特勤等一批卓越诗人，诗句精炼，意趣含蓄，非常近似于唐宋诗风，咏写主题涉及各个方面。③其中《在这块地方》④是一首幽美恬静的风景诗：
在层层的群山中，
在那安静的阿兰若处，
在松柏树下，
在潺潺的小河旁，
在欢快的小鸟
聚栖处，
在那无牵无挂
令人愉快的
这块地方，
在葱郁的风景如画的山中，
在令人心旷神怡的这块地方，
在繁茂的树林里，
在奔腾而下的山溪边，
排除六贼的侵扰。
在一切都了如指掌处，
在那无所希求的，令人愉快的
这块地方！
此诗蕴旨绝肖唐人王维《过融上人兰若》：“山头禅室挂僧衣，窗外无人溪鸟飞，黄昏半在下山路，却听钟声过翠微。”皆立意颂赞自然，颂赞山林，悠然自得地描绘小溪、飞鸟、佛寺以及无形、无声的肃穆、幽静，富有返璞归真、弃世入定的佛教哲理，化禅入景，触目成趣，韵在象外，情味无穷。而王维诗中主人公是局外人，此诗中主人公却乃局中人，诗的境界又更胜一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曾经指出，一首好诗的画面：“应当像太阳一样，来得自然，满照头上，然后堂皇却又清醒地下降，把人们逗留在黄昏的富丽景色之中。”这首短诗，正像太阳一样具有这种迷离朦胧、空山灵雨的神韵。
想起我的未婚妻，我感到忧伤。
越是忧伤，啊，眉毛漂亮的姑娘，
我越想和你见面！
想看我的爱人，
想着、想着，
真想吻她千百遍。
亲爱的，我想去你那里，
但我去不成。
我心中的人！
这首娓娓自陈、表达浓烈爱情的短诗出自北庭回鹘贵族青年阿普林啜特勤手笔，诗中一再表白：“愿光明之神保佑，我和我的爱人，结成良缘永不分离”，“愿强有力的天使帮助，我想我黑眸子姑娘，白头偕老”。灼情如炽，腾跃纸上，但终于“去不成”。语意闪烁，明有难言之隐。这一爱情悲剧的酿成绝非其他因素，而是战争破坏了和平生活。联系他的另一诗篇《怀念亲人》①，可以洞悉悲剧形成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
白云翻滚，
是四方要下雨吗？
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
是因悲伤而流泪吗？
春云滚滚，
是要落雨吗？
我那年轻的妻子
是在落泪吗？
秋云翻滚，
是要下大雨吗？
我那心爱的两个幼子
是在流眼泪吗？
我的宝贝儿，好逃跑的马驹
是要寻找自己的爸爸吗？
我亲爱的胞弟和弟媳
是要寻找自己的哥哥吗？
我贴身的五十壮士
是要寻找自己的主人吗？
别则克里克的妇女
将要悲痛心碎吗？
…………
诗中反映的内容似乎是北庭回鹘与其邻邦哈剌汗朝之间的一场边境战争，从《突厥语大词典》保存的“圣战”诗歌和别失八里条的注释可知，哈剌汗朝的穆斯林极端敌视北庭回鹘，因之边境紧张，战士远戍，家人不得团聚，和平生活受到严重威胁。诗中武士坐骑已死，孤驹徬徨，部曲失散，只身幸存，显然陷于战败的窘境。阴云低压，雨雪霏霏，敌在咫尺，险象四伏，遥想故乡老母思子，爱妻思夫，幼儿思父，亲人和同乡都由于这一噩耗而惊恐，悲泣。分明是一幅战祸离乱图，诗人以暗色调的气氛烘托和真幻交融的精细心理描写，成功地传达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戏剧艺术是北庭回鹘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依赖当地浓郁的佛教文化氛围的襄助，这种文学和舞台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十分繁荣。每逢节庆之日，多在寺院附近搭台表演，戏剧内容多为佛本生故事。21世纪初，德国考古队曾在吐鲁番发现回鹘文佛教原始剧本一一《弥勒会见记》抄本的残卷。1959年哈密又出土《弥勒会见记》写本，共293项，由一幕序文和25幕正文构成，内容是讲述弥勒佛的生平事迹。库车地区也出土过一些戏剧场面的文物。
漠北草原操突厥系、蒙古系语言，各族大多采用12兽（12生肖）纪年，回鹘在漠北也是如此。高昌遗址曾出土一份用粟特语书写的历书残简，该历书每日同时记有粟特、华夏、突厥三种称呼，即每日先用粟特语记七曜日名称，次用粟特语译中国甲、乙、丙、丁十天干之音，再记鼠、牛、虎、兔等十二兽的粟特语名称，后在其上的每隔二日用粟特语译出中国的木、火、土、金、水等五行名称。以七日为一周，分别以日、月及火、水、木、金、土五星命名之法，肇始于西亚，后来广为流传，可看做历书中粟特文化的反映：十天干纪日则属中国特有，十二兽为回鹘的历法传统，穆勒根据吐鲁番的两件木杵上的回鹘文研究，还发现畏兀儿人还广泛以五行与十二属相配纪年，出现了诸如“土兔年”的记载，而这正是吐蕃人对汉式历法的新发展，必定是伴随藏传佛教的影响传入畏兀儿境内。吐鲁番发现的历书残简中也见到了七曜的名称，即日曜日（密，myγ）、月曜日（莫，mγ）、火曜日（云汉，wrγn）、水曜日（咥，tyr）、木曜日（温没司，wrmγt）、金曜日（那颉，nryδ）、土曜日（鸡缓，kaivan）。这种历书融三种历法特征为一体，正是王国境内各种文化荟萃、交融的反映，代表着北庭回鹘文化的特质。
回鹘的医学在北庭三州原来盛行的汉方医学基础上，吸收西亚、印度以及本地特产药物等，重加改组，形成为独具特色的回鹘医方。吐鲁番小桃沟石窟出土了汉文、回鹘文合写的药方。内容包括疗眼法、治腹痛法、止鼻血法、治疮患法、治头痛法、堕胎法等多种医疗方法，利用动植物药物制成各种药丸和汤剂。汉方医学中的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被北庭回鹘医师普遍采用，五代、北宋时期西域药材胡桐律、乳香、胡黄连等大量输入内地。
回鹘的音乐继承了唐代的高昌乐、伊州乐，粟特乐，进一步恢弘。王延德记其人出游 “必抱乐器 ”；其王接见宋使王延德时，先是“张乐饮宴 ”，饮后泛舟池中，池边“四面作鼓乐”。吉木萨尔西大寺和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中的壁画都有戴三尖冠、莲花冠等贵族冠饰的人在演奏乐器。
回鹘文木刻活字： 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的一个地窖中发现了装在一个木桶中的木刻回鹘文活字，达数百枚之多。斯坦因认为是 13世纪元朝统治时期的遗物。经我国专家详细考证，认为它是16～17世纪前期的东西。吐鲁番、敦煌曾大量发现13世纪的木刻本回鹘文佛经，从刻印的情况看，不是活字印刷，因此，敦煌发现的木刻回鹘文活字，产生的年代不可能早至 13世纪。
北庭回鹘人还保留着某些萨满教的习俗。王延德曾见当地入“用本国（指北庭回鹘国）法设祭，出诏神御风，风乃息”。《突厥语大词典》更明确记载，他们求雨、祭风的法器就是一种叫做“砟答”的髀石类物品。“砟答能让老天下雨、下雪、刮风，这是突厥人中人人皆知的事。”可见，萨满教巫术仍然十分流行。宋人洪皓记回鹘奉佛虔诚，“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这种独特的供佛仪式即是受萨满教的影响。按萨满教习惯，信徒多在家中供奉代表自然神灵之偶像，饭前均要先将食物抹在偶像嘴上，以示供奉。北庭回鹘将以前信奉萨满教的一些习惯融会在礼佛仪式中，就形成了这种独特方式。
第四节北庭佛教与僧伽萨里都统
北庭回鹘的宗教信仰改宗，大体同安西回鹘相似。太平兴国六年（981）王延德、白勋率领的北宋使团出访高昌，这是自北庭回鹘建国以来首次到来的内地使团。从王延德《西州行程记》所记可知，北庭回鹘国中佛教继续传承，同唐西州佛教没有重大差异。王延德一行从汴梁出发，到达高昌，时已四月，留下的记载是佛教仍很隆盛。“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说明北庭回鹘建国以后，仍然回鹘文、汉文两种文字并存。赴北庭途中，“度岭一日至北廷，憩高台寺。其王烹羊马以具膳，尤丰洁”。到达别失八里大城，即北庭古城，“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太宁之寺”。①北庭回鹘一畏兀儿继承了北凉、麴氏高昌以来的汉传大乘佛教的传统，重视布施，以舍产造寺为最大的功德。如1912年在土峪沟发现的《土都木萨里造寺碑》，一作《亦都护布哈里噶造寺碑》，内容就是记述亦都护布哈里噶在位时，土都木萨里捐献土地、财物，供寺院修缮之资。碑高73厘米，宽60厘米，已残破，存回鹘文24行，原碑已佚，有黄文弼所留拓片传世。1965年1月在苏公塔北约1公里英沙古城地窖中发现的回鹘文木柱文，实为一件造寺奠基木发愿文。长62.3厘米，主干部分直径为5.5厘米，下端呈尖状。八棱八面，每面有两行回鹘文，共16行。墨书，多数字迹已漫漶不清。内容是比丘尼乌枕南公主捐资修建寺院、佛塔，布施功德的善行，也属北庭回鹘前期的遗物。原件今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充分反映北庭回鹘的佛教在历代亦都护和统治贵族的大力支持下，继续繁荣和发展。
定居化之后的回鹘，继承了西州汉人的历史传统，佛教已成为高昌回鹘的主要信仰。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和北庭西大寺成为北庭回鹘的两大国寺。寺中的壁画明显具有汉传大乘佛教色彩和汉风艺术特征。由于吐蕃也曾统治过这一地区，藏传佛教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密宗的盛行就与此有关。回鹘绝大部分佛教经典都是译自汉文，如《金光明经》、《法华经》、《华严经》、《八阳神咒经》以及高僧玄奘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也有部分经典译自龟兹一焉耆文，如《弥勒会见记》，密宗经典中则有不少乃译自藏文。有些在内地译经的回鹘译经僧受到当地佛教界的推崇，西夏皇帝李元昊曾专门修建高台寺，邀请回鹘僧人将佛经译成西夏文。宋人洪皓《松漠纪闻》所记：“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像其中。”
回鹘西迁之后，粟特文字母竖行书写的回鹘文取代了突厥儒尼文，这种文字书写的文献在吐鲁番各古代遗址中有大量发现，其中佛教文献占有很大的比重，足以反映西迁回鹘佛教的兴隆。其中大部分重要回鹘文佛经都是译自汉文佛典， 诸如《金光明经》、《俱舍论》、《玄奘传》、《八阳神咒经》等，这同北庭下属伊、西、庭三州原先汉传佛教的长期流行，以及回鹘高僧大部分都熟悉汉文有关。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回鹘佛教本质上就是汉传佛教的一个分支。但也有部分佛教文献译自相邻的焉耆、龟兹，在吐蕃统治时期又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例如回鹘文《弥勒会见剧本》跋文中记为“圣月大师从印度文制成古代焉耆语，普拉提亚拉克西提法师又从古代焉耆语译为突厥语”。这是从焉耆一龟兹文转译为回鹘文的例子。又如《胜军王问经》中记：“桑加西里又从藏语译为回鹘语。”则是译自藏文的例证。至少是大藏经（tripitaka）中的经、论两部分的主要著作都已先后被译成回鹘语。基本上大、小乘俱全，而以大乘为主，包括中原盛行的净土宗经典《阿弥陀经》。小乘经典中有甘肃额齐纳河流域出土的《阿含》部佛经残卷。密宗经典则多译自藏文。只有律部的回鹘文佛经迄今尚未发现。已出土了大量回鹘文手抄本，书写形式分写经体和草书体两种，梵荚装是主要装帧形式，正文主要以黑墨写成，有佛名处夹用朱笔。回鹘文之外，也夹用汉字或其他语文。进入元朝，又出现了一批木刻本，页码多用汉字表示，可能出自汉族工匠之手。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最晚回鹘文献属于14世纪，全国最后一部回鹘文佛经是1910年被俄国马洛夫在我国甘肃酒泉附近文殊沟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书中留有“康熙廿六年（1687）六月初八开始写，八月十五日写完”字样。 1913～1917年在圣彼得堡以回鹘文铅字重新排版刊布。
出土回鹘文献中有大量佛经残卷，其中不少对佛的赞诗写得尤为优美。例如其中的一首：
愿我们初生在莲花中
看到佛奇异的曼茶罗
在普照的无限光明之前
愿我们得到真正的授记
... .
愿十方所有国家
全都繁荣昌盛
愿他们在僧众的围绕下
常列坐于菩提道场上
让我们虔诚地传播佛法
满怀圣洁的愿望
让我们以常时不懈的膜拜
来渡过无边的苦海
佛教属多神教体系，所常拜的神不只限于佛陀，还有未来佛弥勒，慈悲纯洁的观世音等，这些都是大乘神祗，各自有其特殊形象，绘形造境都极为美丽，带有缥 缈醉意的遐想，这正是佛教文学一种特有的艺术魅力，例如密宗崇拜的观世音菩萨被描写得无限高贵而圣洁：
他生自波头摩莲花
他盘膝坐在
有光轮的月中他有洁白的四臂
他身上饰满珠宝
他头戴宝冠
腰系花色的锦带
他作导入内的法印
有如张开的莲花
..…………
迄今国内外已刊布的佛教文献主要有：《阿含部》诸经，其中既有《长阿含》、《中阿含》，也有《增壹阿含》和《杂阿含》。毗婆娑教派剧本《弥勒会见记》以及大部头佛教故事集《十业佛譬喻鬘经》等，属于小乘佛教内容。《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花经》（普门品）、《阿弥陀经》、《华严经》、《金刚经》、《大方便佛报恩经》、《慈悲道场忏法经》、《般若波罗密多经》、《方广大庄严经》、《瑜伽师地论》、《俱舍论安慧实义疏》、《八阳神咒经》等都属汉传大乘佛经，还有高僧玄奘的名著《玄奘传》，全名为《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等。其中《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更属于汉地佛教兴起的一个特殊教派，为净土宗的基本经典。而以《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之写本、刻本为最多，计达186种。此书既有顿悟成佛的大乘内容，又有禳邪祈福的密咒色彩，是回鹘佛教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经典。《大云请雨经》、《大方便佛报恩经》、《七星经》、《十方平安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圣一切如来顶髻中出白伞盖佛母余无敌总持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佛说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顶尊阿陀罗尼经》、《佛顶心大陀罗尼经》、《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文殊师利成就法》、《转轮王曼茶罗》、《首楞严经》、《日来心经》、《胜军王问经》、《慈悲道场忏法经》等则属密宗佛典，不少译自藏文。此外，还有《吉祥轮律仪》、《无量寿宗要经》、《师事瑜伽》等佛教文献，也都是根据藏文翻译的。可见回鹘佛教除主要承袭高昌国以来的汉地佛教传统以外，由于经历了吐蕃时期的统治，藏传佛教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吐鲁番还出土了大量佛教的赞诗，文句都非常优美。如《佛顶礼赞》：“愿我们出生在莲花中，看到佛奇异的曼荼罗，在普照的无限光明之前，愿我们得到真正的授记。”“愿十方万邦，全都繁荣昌盛，愿他们在僧众的围绕下，常列坐于菩提道场上。”“愿普天下的众生，没有忧愁，常享快乐，愿人们得到正法的福祉，成为虔诚的善良信徒。”“让我们虔诚地传播佛法，满怀圣洁的愿望，让我们以常时不懈的膜拜，永渡过无边的苦海。”此外，还发现了属于大乘华 严宗的《十善行赞》、净土宗的《弥勒赞》以及密宗的《观世音赞》。其回鹘文原本今藏于大英博物馆。这一时期，高昌、北庭是西迁回鹘主要的佛教基地，名僧辈出，成为北庭回鹘佛教历史的黄金期。
北庭回鹘时期，新开凿的石窟寺不多，特点是几乎对全部旧有的石窟寺进行改绘，原来麴氏高昌和西州的主寺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继续是高昌回鹘的主寺。不知宁戎寺旧名是否有所改变，学术界公认这千佛洞共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其中北庭回鹘时期占全石窟的半数以上。壁画上多有汉文和回鹘文双行并书榜题，及回鹘人供养人。20世纪末又在窟中坍土中发现了木质斗拱等建筑材料和数量可观的汉文、回鹘文、西夏文、梵文、婆罗蜜文、粟特文的佛教、摩尼教文献和世俗文书，以及塑像肢体碎块、壁画残片及珍贵雕版印刷物，证实这里除了石窟寺以外，还曾存在着高大的佛寺殿堂、回廊等地面建筑。由于财力不足，大量将原先的禅窟、僧房也改造为礼拜窟，是北庭回鹘一畏兀儿时期的重要特点。如纵券顶的第10号窟，室内一周原先凿出八个小禅室，本用于坐禅。编号为35、37等窟曾为僧房，都已改为礼拜窟。被确定为元代畏兀儿人使用的第16、39、40、41、42诸窟，似也未必属于新凿，不过是改造和大规模改绘的晚期洞窟。回鹘壁画继承了汉传大乘佛教的内容，誓愿画乃这座千佛洞中重要题材，就属大乘系统。第20窟还出现了以阿弥陀佛坐像为中心的壁画，第18窟又在窟门左侧壁绘有药师净土变，主尊药师如来坐于多角束腰形莲座上，右手结三界印，左手置于膝前。如来左右为日光、月光菩萨侍坐，并有侍立的诸菩萨、比丘等。前面右下侧立十二药叉大将，左下侧立九曜。中台下缘左半部绘“大愿”图，右半部绘“横死”图。明显属于汉地佛教特有的净土宗。密宗内容的壁画也为数不少，如41窟中四分之一属于密宗题材。第20窟小室后壁绘大悲变相，左右侧壁绘毗沙门天及其眷属，四隅绘四天王像。侧室全部绘四臂三面的吒枳大愤怒明王像，反映出回鹘佛教已面临危机，因此，迫切呼唤密宗中的护法神。此外，十一面观音、千手眼观音、如意轮观音、马头观音等观音像及愤怒明王壁画等密宗诸神都有发现。此外，胜金口千佛洞也是保存北庭回鹘画风较多的石窟寺群。洞窟中不但有不少回鹘文题词，并有同柏孜克里克相类似的誓愿画，构图较简单，立佛二侧人物较少。大乘誓愿画实源自小乘说法图，特点是将坐佛改为立佛。
2005年6月9日，承鄯善县委赵文泉书记的邀请，我与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田卫疆博士，在县委马副书记亲自陪同下，乘坐东方地球物理公司的沙漠车，进入了鄯善县南端沙漠，考察了大、小阿萨遗址。属鄯善县达浪坎乡拜什塔木村西南地界，西为艾丁湖，初步判断，大阿萨即唐蒲昌县城故址，小阿萨更在大阿萨之南，地理坐标：38′，36′。北有一条宽河床浅渠，在东经89°42″北纬42°23″长满骆驼刺的波状沙丘地上建有宏大规模的佛寺，皆为土坯垒建而成，明显属于北庭回鹘风格，与夯筑而成的唐蒲昌县城不同。总有七处建筑，若断还连，遥相呼应。其中三处是吐鲁番地区保存最好的佛教遗址之一。都是长宽各约 100米，佛塔不高，皆为穹顶，穹顶和塔壁上现仍残存千佛壁画。我们重点考察了第二组佛塔，上面一圈莲花纹还很清晰，佛像虽已残毁，光轮仍存。在该塔底座上，因风扬浮土，还意外发现了一块长近2米，高不足0.5米的壁画，两个穿靴人的下半部犹清晰可见，与北庭西大寺所见略同，而颜色更为鲜艳，属于人尚罕知的佛教壁画残部。为防止进一步风化，我们拾附近地面土坯残块予以封存。
北庭回鹘在佛教壁画的艺术风格、审美意趣追求、乃至都是使用软性毛笔作画而不使用硬性木笔等细节上，都与汉文化是同一血脉的流淌，直接继承了唐、宋画风，题材有许多即来自中原地区。画法以线描为主，色调以红为主，出现了众多回鹘供养人像，衣冠形制多为唐装的变异。人物造型丰肌秀骨，线条刚劲，色彩鲜丽，画面生动，与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的风格十分接近。所谓西域壁画艺术中的“回鹘风”实质上无非是汉风艺术的继承和变异。
北庭回鹘时期，佛教鼎盛，名僧辈出。其中籍贯为别失八里的北庭僧都统僧伽萨里（SinguSalitutung）法师尤为其代表人物，又译详古舍利、僧古萨里等，精通回鹘文、汉文、梵文、焉耆一龟兹文，也许还懂藏文。译作宏丰，已知出自他的译笔的佛经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玄奘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观身经》、《俱舍安慧实义疏》（汉文原本已不传）、《八阳神咒经》等，都已在吐鲁番发现，在《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跋文中自述为：“幸福的东方伟大中国国中精通大小乘一切经的菩萨义净三藏法师从印度语译为汉语。又在此五浊恶世的后学者别失八里人僧古萨里再从汉语译为突厥—回鹘语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完。”
《金光明经》的全称是《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古代西域最流行的佛教经典之一，现有数种回鹘文版本，其中最完整的一部木刻本为俄人马洛夫1910年得于甘肃酒泉裕固族佛寺，现存列宁格勒。1913～1917年由沙皇科学院重新排印出版。隋代高昌王麴伯雅入张掖听讲此经，以发被地，令主讲高僧登发而上法坛，唐玄奘在高昌为麴文泰讲法，也是主讲此经，可见僧伽萨里将此经译为回鹘文意义的重大。
在回鹘文《玄奘传》（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译本第七卷末跋①中又云：“幸福、伟大的中国国中精通三藏经的慧立大师受命用汉语制作，名叫彦惊法师的经师加以扩充，又别失八里人僧伽萨里重新从汉语译为突厥语的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第七卷完。”从中得知，僧伽萨里生于北庭，曾任北庭回鹘佛教最高僧职僧都统，相当于基督教系统的的大主教。日本保存的一片回鹘文残叶，内叙古龟兹金花王故事，《大唐西域记》中也有相同内容，耿世民据此推测，僧伽萨里还曾翻译过《大唐西域记》。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大唐西域记》皆为我国古代名著，这不仅因为玄奘 法师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是中世纪研究印度和中亚诸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其中《大唐西域记》译本虽已久佚，回鹘文《玄奘传》写本仍存，1930年前后在南疆出土。梵荚装，长44厘米，高18厘米。现存部分共为378叶，756面。其中248叶现存我国北京图书馆。①余之23叶现存法国魁梅博物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也藏有此书残片。德国学者冯家班（A.V.Gabain）根据《玄奘传》的语言风格判断，此书乃译成于我国晚唐时期（公元923年之后）。据此，僧伽萨里应生活于10世纪，即蒙古兴起之前的北庭回鹘佛教鼎盛期。
关于僧伽萨里的研究，主要有德国的冯家班、俄籍德人拉德洛夫、前苏联的马洛夫等人，我国最早撰写专文的学者为耿世民与伊不拉音·穆提依②，共同承认僧伽萨里的译文正确，优美。例如《玄奘传》第七卷玄奘致印度智光法师书，原文以六朝骈体写成，又无断读，经其翻译，畅然流利，可谓信、达、雅三绝。《金光明经》中存在着大量七言偈颂，这是对译者水平高低的严峻考验，例如下引四句：
祸哉爱子端严相
因何死苦先来逼
若我得在汝前亡
岂见如斯大苦事
译文已变为八句，每一汉文七言偈变为回鹘语时都变为两个诗段：
naadaardiatayYm这是什么灾祸，我的孩子
kerkla—kiaegiikiim，我的漂亮的小儿子，
elmakamgaknaqlikin死亡的痛苦为什么
engrakalipartiirdi？先来把你夺去？
sintidaongraelmakig我愿死在你的前面，
bulayYnaykiln—kiaml啊，我的小太阳！
kormayinartimunitag我不愿见到这样
uluolaqY01amgakigl巨大的痛苦！
僧伽萨里创造性地以古代回鹘七音节挽歌体进行翻译，在格式上又予增变诗段，取得了情采并茂，音韵俱佳的效果。
依不拉音·穆提依乃是我国最早研究僧伽萨里的维吾尔族学者，其基本观点与耿世民基本一致，重点强调了以下两点，其一：“僧古萨里把我国当时的名称‘大唐国’这个词，译为‘uluγtawγaqili'，汉语中有时没有‘大’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僧古萨里也依然把‘uluγ’这个词加上，译作‘uluoltaxγaqili'。这一事实可反映出僧古萨里本人以及西域各民族人民，当时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敬爱之情。”其二：“迄 今为止，我们在研究维吾尔文学方面，总是较多的注意古代伊朗和阿拉伯文学的影响，而却不太重视汉族文学的影响。我认为认真对待僧古萨里翻译活动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填补这方面的空白。”①
除僧伽萨里之外，北庭著名的佛经翻译家还有普拉提亚拉克西提法师，也是生活于9～10世纪，精通焉耆一龟兹语，宗尚小乘佛教，所译《弥勒会见记》，或称《弥勒三弥底经》，是一部长达二十七幕的佛教原始剧本，属小乘毗婆娑教派的作品，1959年出土于哈密。原本为梵文，先由圣月大师由印度文译为焉耆一龟兹文，普拉提亚拉克西提又转译为回鹘文，文笔流畅，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时间最早的剧本。书后还附有弥勒赞词，都属于小乘佛教内容。在所译《弥勒会见记》中经常提到胜光法师之名，有人认为这位胜光法师同僧伽萨里实际上是同为一人。
第五节北庭回鹘王家佛寺与民间佛寺
著名的北庭西大寺是北庭回鹘的国寺，天山北麓佛教的中心。很可能总管北庭佛教事务的僧都统就驻锡在这座宏大的寺院。这座寺院在今吉木萨尔县境内，东南距县城12公里，东距北庭古城约600米，在今西坝河东岸的台地上。遗址四面环水，除西坝河以外，东、北两面又临人工挖成的深沟，与护城河相连。南面也有东与北庭古城西城墙外护城河相通的壕沟，有一条东西向大道由南面壕沟之北直通北庭古城西城门，四周皆平原，现为农田或居民点。原来是矗立在北庭古城西门外的一座大土墩，高14.5米，底周约250米，当地人称为西大墩（图138、139）。1979～1980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对西大寺遗址进行两次发掘，证明是一座被掩埋的佛寺。参稽《长春真人西游记》：“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命名为高昌北庭回鹘佛寺。我以为宜正名为北庭回鹘西寺。根据木料、芦苇标本碳 14测定的年代数据共有五个。以树轮校正年代为准，年代的上限在960～1090年，下限在1100～1270年；年代最大跨度在960～1270年之间。佛寺建造的时代大致在10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左右，即相当于宋初至元代初期前后。现有回鹘佛寺大都因袭唐代佛寺旧制，仅在壁画上重加改绘，这却是一座少有的回鹘人新建的佛寺，为唐代所无。其研究价值由之倍增。
北庭回鹘西寺坐北朝南，由山门、正殿、配殿、僧房、库房、庭院等组成，长方形，南北长70.5米，东西宽48.8米，建筑面积近3500平方米，寺庙全部用大型土坯顺丁平砌于夯土台基之上，远远望去，宛如一座建在高丘上的宏伟三层洞穴式楼群，气象十分宏伟。山门已毁，正殿残高14.3米，整个建筑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部包括正殿和四面的洞龛，南部则是配殿、庭院和僧房。平面呈长方形，北部正殿呈方塔形，由正殿、分层洞龛和踏道三部分组成，佛寺的山门已毁，正殿残高14.3米，殿中有一座残高约6米的坐佛泥塑像，正殿北部的东西两侧有排列整齐的佛洞，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每面有7个洞室，下层每面有8个洞室，每个洞室依后壁供奉菩萨塑像一尊，佛像台座上和洞顶洞壁都绘有彩色壁画，形象生动。洞前有围廊环绕，人可通行。东西三座配殿泥塑众多，少的六七尊，多的二十余尊，或坐或立，佛、菩萨、罗汉、天王、狮子的形象都可辨认。东殿中有一尊长约11米的卧佛，右侧卧，头部绘彩色光轮，券顶和窟壁画有千佛，明显属于汉传佛教风格。西殿有一尊菩萨，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肩披璎珞，腰束锦带，立在半圆形的莲花台上。殿北还残留着两尊护法神泥塑立像，头部虽都已残毁，但身姿挺拔，衣纹清晰，其中一尊除头部外基本上全身完整，明显武士装扮，千年之后仍然可以感受到其飒爽英姿。
这座佛寺整体建筑形制呈长方形，南北残长70.5米，宽43.8米。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面是高大的正殿，外观呈方塔形，南北长15米，东西宽11米，残高14.3米。正殿的东、北、西三面外侧分层环筑洞窟式大龛，东、北、西三面残存上、下两层洞龛，南面仅上层筑洞龛。南面建筑以庭院为中轴线，东西两侧分置有配殿、僧房和库房，基本对称分布，殿堂设置也与一般汉式殿堂相类：洞窟内均依后壁或侧壁砌一个或三个台座，每个台座上供有一尊塑像，或佛或菩萨，窟内两侧壁及穹顶上有的有壁画，内容或为千佛，或为供养菩萨、护法，或为经变、本生故事，或为供养比丘、供养人像。而无壁画的洞窟中则有少量回鹘文或汉文题记，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漫漶难辨。这种无壁画洞窟与千佛壁画洞窟的主要功能是禅定窟，其他窟形则为礼拜或供养功德窟。
197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先后发掘了东面下层8个洞龛，上层7个洞龛；南部6座配殿、2座小型配殿、4座库房、5座僧房，以及庭院和平台等遗迹。同时还清理出正殿及其西、北、南三面洞龛的轮廓。东面洞龛平面长方形，券顶，发现台座、塑像和壁画。南部配殿平面长方形，发现佛坛、台座、塑像、壁画和木建筑构件。在库房还发现玉器、陶器等遗物。规模宏伟，塑像壁画精美，高昌正等贵族供养像栩栩如生，回鹘文题记随处可见。因此，参加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队的报告中就惊奇地发现“这种佛寺平面配置形制”，不仅为全国所无，而且“在新疆地区至今尚未发现与之完全相同的例证”。①通过同高台寺的比较研究发现，这一佛寺还具有仿石窟寺建筑同殿堂庭院式相结合的特征。其中仿石窟寺形制显然源自高台寺，殿堂庭院式则是这座佛寺的新发展。
佛寺以正殿为中心，主要分为两区，一是正殿东面的建筑和遗迹，二是正殿南面的建筑和遗迹，至于正殿之西、正殿之北，因尚未发掘，不太清楚。正殿之南，庭院位于正中部，呈南北长方形。其南端中部开院门，北端中部与北部正殿踏道口相通。以庭院为中轴线，东西两侧置配殿、僧房和库房。院内地面铺一层粗草泥，地面上平行铺置两条纵贯南北的木地板。院门呈八字形，门外侧地面上横置有木 门槛。院门之南是平台，其南端已残断，平台面较庭院地面略高，上铺红色方砖。配殿共有8座，其中较大的6座分列于庭院之东西两侧，每侧各3座，基本对称；另外2座较小者分别位于整个南面建筑群之东南角和西南角，亦相互对称。配殿均呈长方形，墙壁内有木柱和维木，殿门呈八字形，其中4座开向庭院，另两座与邻殿相通。每座配殿内均设长方形佛坛，或依殿壁，或位于殿中心而与四壁形成参道。在殿中心的佛坛上均置有佛座。佛座有大、小两种，大者每坛1座，位于坛之中心或略偏一侧；小者每坛少则6座，多则达16座，均围绕大佛座分列于佛坛之边缘处，佛坛和佛座之立面及束腰处多有壁画，每个佛座和沿壁佛坛上均有塑像。僧房共有5座，东西成一线分列于庭院之南的平台两侧。东侧2座，西侧3座，均为长方形，狭小低矮，无采光措施，承袭了苦修的历史传统。库房4座，分别位于庭院南部东西两侧配殿和僧房之间，每侧两座，相互对称。有陶瓮、陶盆、陶碗、玉饰件等遗物和一些红色颜料痕迹，另外在壁面上发现有多处火烧痕迹。正殿之东的建筑及遗迹，有上下两层洞窟，在两层洞窟之间，又筑有一层空洞。空洞的设置，目的在于减轻重荷。其中下层共有8个洞窟，其平面呈长方形或八字形，均由门道和洞室两部分组成。门向东开，门道或呈长方形，或呈八字形，或呈喇叭口形，其南北两壁均立有暗柱，顶部多已坍塌。洞室均为长方形，券顶。每个洞窟内均依后壁或南北壁砌1个或3个台座，其上都有一尊塑像。上层洞窟共有7个洞窟，其平面呈梯形或长方形，门向东开。顶部全部塌毁，仅个别洞窟尚残存有券顶痕迹，洞窟壁面结构基本上与下层洞窟相同。每个洞窟在洞口前部都有一层或两层台阶。在所有洞窟中，除一座在南、北、后壁各砌一个台座外，其余各窟仅在后壁设一个台座，有的台座上绘有壁画，每个台座上均有一尊塑像。
北部建筑群的布局：北部的正殿和洞龛建筑，南北长45.8米，东西宽43.8米，残高14.3米。该建筑群是由正殿、正殿外面四周分层环筑的洞龛和踏道三部分构成。正殿位于塔式建筑中部，未发掘，只清理出轮廓。正殿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5米，东西宽11米。殿门开在南壁正中，南有斜坡式踏道与庭院相接。踏道南北长12米，东西宽2.1米。殿内北壁有一尊大型塑像，胸部以下已毁。塑像外露部分胸部残径5.5米，右臂径2.2米。在正殿外侧东、西、北三面各残存上下两层洞龛，下层每面有8个毗连的洞龛，上层每面有7个毗连的洞龛。南面下层与配殿、庭院连接；上层残存两个洞龛，分别位于正殿踏道之东、西两侧。上述洞龛仅东面经正式发掘，下层洞龛从南向北编号为E101～108；上层洞龛从南向北编号为 E201～207。其他三面只大致清出上层洞龛及下层部分洞龛的轮廓。
此外，在东、西、北三面上、下层洞龛之间还各有一层空洞，每面8个，位置均在下层洞龛龛顶之上。除上所述，在东、西两面上层洞龛南端，均有与下层地面相连接的踏道。
南部建筑群的布局：南部配殿建筑群，总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3.8米，南北残宽24.7米。北高南低。由庭院、平台、八座配殿、四座库房、五座僧房五部分构成；并以庭院、平台为中轴线，分成东西对称排列的两部分。正殿南面建筑主要有庭院、平台、配殿、库房和僧房等，其北与正殿建筑群连为一体，都是用模制土坯砌成。墙基均不挖槽，直接砌筑于夯土台基面上。墙壁土坯顺丁平砌，用泥勾缝；有的在墙壁中间加填碎土坯块。配殿檐墙室内一侧有木质暗柱，下有木础。配殿各壁内都有方或圆形横木，室内墙壁拐角部位往往有垂直交叉的横椎木互相连接。配殿遗址墙壁残高一般多在两米以上，无窗。砖砌平台，各殿残存五至二十余尊不等。种类有佛、菩萨、罗汉、天王、供养人、狮子像等等。主尊像置于佛坛上或佛坛的大台座上；辅像置于佛坛的次要位置或佛坛的小台座上。还发现一尊木雕残佛像。配殿内各壁均有壁画，大台座立面都有绘画。各类画经营位置大致有定，如经变画和供养画绘于殿内两侧壁及后壁；供养人绘于大型壁画下缘或大台座的座体部位；供养人行列多绘于门内两侧壁上；供养菩萨和供养比丘多绘于大台座的座体部位。壁画乃分铺、分栏绘制，同类壁画构图基本一致。如供养画主尊立于中间，两侧绘各种供养形象。经变画主图在中间，辅图绘于主图两侧或下缘呈连环画式；各图之间一般以双红线或窄条形纹带作边线。在绘画技法方面，一般以浅墨线起稿，浓墨或土红线定线；线条以铁线描为主，间用兰叶描（线条有粗细变化）和游丝描。设色以平涂为主，兼用勾填和渲染。色调以红、蓝、绿等为主色，赭、黑、白等为辅色，贴金较多。
在塑像和壁画方面，南面各配殿中的佛像数量较多，少者六七尊，多者有二十余尊。都是主尊像位于殿中佛坛之大佛座上，众像围绕主像排列于佛坛边缘及沿壁佛坛上；或是主尊像位于沿壁佛坛之中央，两侧配列其他众像。塑像类别有佛、菩萨、罗汉、天王、狮子等。佛像多结跏坐。头部或胸腹以上皆已残毁，背光无存。项光为桃形或圆形。菩萨像上身亦毁，腰部以下可见交脚坐姿，腰系短裙，绕有巾带，足穿草鞋，交脚。南面配殿中的壁画场面较大，内容有经变画、供养画、供养菩萨和比丘、供养人等。经变画和供养画，一般绘于两侧壁及后壁，供养菩萨和比丘多绘于佛座之束腰处，供养人则多绘于门内两侧壁或大型壁画之下方及佛座束腰两侧。各类壁画的构图形式也基本一致。所塑人像，剑眉，斜目，很像京剧中的人物，身装方领袍，具有蒙古人种特征。现仍有一尊残存泥塑护法神立像，虽头部已毁，身体尚存，手臂有力，身着铠甲，非常威武。
壁画方面，以殿东、殿南建筑群保存最为完好，分别以E和S编号。其中以S105殿所绘壁画最有价值。该龛西壁所绘王子出巡图，一名王者出巡图是最精彩的一幅：王子年纪尚轻，交脚坐于华丽的骑鞍上，花冠束发，顶露发髻，冠下垂发披肩，脸型肥硕，敷肉红色“相粉”。曲眉、大眼，高鼻，小髭、朱唇，大耳，头后有圆形项光，身着圆领铠甲，外有红色披帛，足穿尖头赭靴。其坐骑四腿有异于马，爪趾伸张，不是有蹄动物，有人说是白象，但象的脚趾也不是这个样子，而且其高度与马相类。后有五位骑士，全身铠胄，各骑红、白、褐、棕等颜色各异的高头骏马，旌旗飘扬，正在出巡于山峦之间，一派威武雄壮的气象。其下侧即长史、公主图，绘有一对供养人像，都身穿锦绣衣衫，头戴高冠，脸型富态、肥硕，仍存唐人时尚，形象十分生动，头侧男性头旁回鹘文题记是“这（是）英雄如长史巴尔楚克托呼邻之像”，女性头旁的回鹘文题记是“这（是）依婷盖赤公主之像”。殿西攻战图长4米，高2.5米，众多人马，浩浩荡荡，主要人物与普通骑士，大、小悬殊，色彩鲜艳，尤其是马的形象，非常逼真。城门中间立婆罗门像，光头，面微北侧，昂眉立目，高鼻大口。有项饰，臂、腕饰钏。右手在胸前托钵，左手举至肩部。下身袒，斜披赭墨色络腋，着短裾，小腿敷豹皮，跣足分立，攻城图中城堞高耸，战士云集，弓矢盾矛，剑光血影，攻防十分激烈。这幅攻防图的内容虽然取材于佛经中的八王分舍利故事，似乎也同北庭回鹘时代西域正在进行的宗教战争有关，来争舍利的诸王，都是圆脸大眼，具有蒙古人种的鲜明特征。同这幅名画相匹配的还有S101殿东壁绘制的护法像（图144），E108龛南壁也保存着一幅护法像，护法神身着红绿相间的战袍，怒目圆睁（图145）。护法神的大量出现反映出北庭回鹘的佛教信仰正面临着伊斯兰教的严重威胁。此外，S103殿右还有一幅绘有人物、殿阁的壁画（图 146），似在征战，当中所绘物件，我怀疑是伏法用具金刚杵。后面所绘殿堂皆平顶无瓦，不似汉风建筑，气势也相当恢弘。S103殿西壁出现了一个象征十二生肖的畜头人身形象（图148）尤引人注目。身着圆领绿袍，手指作念佛状，原始发掘报告中说它是羊头人，仔细辨认，发现其两耳极大，而且下垂，头上无角，鼻孔很大，结合原始报告中的线描图，据此判断，这个畜头人，应当是生肖猪。题有回鹘文的西殿还有一尊菩萨保存较完好，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肩披络缨，腰束锦带，立在半圆形的莲花台上。S105顶的千佛像（图149）一律以红色为底，以黄色绘头光，衣领，僧衣也都是红色。S103殿北壁绘画虽然侵蚀较为严重，但有一幅菩萨像仍较完整地被保存下来，这位菩萨的脸孔早已远离西域风，没有一点印度人的特征，分明以汉人的形象为其现实生活摹本。北庭西寺最称长篇巨制的壁画当推E107龛北壁所绘主尊菩萨像，宝相庄严，彩色至今鲜艳（图153）。参稽线描图，更加深了此画绘制精美，气象宏伟的印象。
在这些洞龛中龛南、龛北壁上都有供养菩萨像，头有光圈，璎珞垂珠，宝相庄严，龛南壁上有供养比丘像，都穿红色僧衣，发未全剃，袒胸，更接近于今藏传佛教的喇嘛装束。僧人不像王者、长史，公主那样肥硕，都是长形瘦削脸庞，突出了严持戒律，虔诚苦修的特征。东殿有一尊长约 11米的卧佛，为涅槃塑像，右侧卧，头部绘有彩色光轮。此外，龛南还有伎乐天女像，明显汉女装束，龛北壁画中的千佛，形象各异，绘制精工，属于一种汉风工笔画风格。其中第一排西数第五躯、第六躯菩萨像，皆作闭目深思状，画风又别具一格。龛南还有供养天女像，西侧、东侧还各有天女像一幅，特点是一群天女集拢于一片祥云之内，仅见人头，而面容秀美。东部下层洞龛外的堆积层中出土了迄今少见的古币日月光金，圆形方孔，大小同于开元通宝，正面镌有汉文“日月光金”四字，背面为回鹘文。此外，较有特色的还有几尊弥勒塑像及其侧壁上的弥勒经变图。如窟内东侧上层3号洞窟中存留较完整，轮廓清晰可辨的弥勒坐像，细腰交脚，腰系短裙，绕有巾带，以左脚压于右脚之上，并有裙纱下垂，遮盖脚面。弥勒佛传说是继释迦之后度化众生的佛；弥勒信仰是对唯礼释迦正统佛教教义的否定。其画面中诸多的回鹘装供养人及供养比丘像，则与当地当时佛教中强烈的功德意识相关。顶部多绘有千佛图像，例如E107龛顶部千佛像（图153）皆为髻发，人的长相也是中原人模样，E108龛顶部千佛（图155）也是这样，不同的是人物娇美，似皆女性，名为千佛，实为供养人的形象摹本，说明密宗已在回鹘人中广泛流行。别失八里城回鹘佛寺遗址发现了许多回鹘供养人像，它是古代畏兀儿人信仰佛教的显证，南踏道口堆积物中有一件较大壁画残片。残高1.06米，残宽0.87米。上绘回鹘王供养像，所住宫殿以蓝瓦砌顶，红柱撑檐，柱间垂红色幔帷，国王像绘于殿门门帘之外，头戴贴金桃形高冠，赭色绶带前持贴金长茎花。墨书回鹘文题名三行，意为“此为像日月神一样的..持有国家的..阿厮兰（狮子）毗伽（睿智的）神圣亦都护之像”。北庭西寺壁画中还有许多世俗生活的描写，以E204龛南壁殿阁画最称长篇巨制，此画现已漫漶不清，幸有原始线描保存下来（图156）。根据这个线描图，可以复原当年北庭城中殿宇辉煌，人文荟萃，衣冠风貌，瓦顶飞檐，通衢四出的雄浑气象。其中的男性仍然大多为汉式髻发，女性的发式也与唐人大同小异。说明北庭回鹘的汉文化色彩很浓。E202线描图中的市井生活（图158）虽然只是一幅小画，却生动地再现了北庭平民生活的一角。
北庭西寺中壁画多有回鹘文题记，这些题记均墨书，或写于壁画之中，或写于塑像之侧旁，有的则书于未做壁画的墙面和台座上。文字少则一两行，多则可达数十行，所绘供养人也多是回鹘人，因此，学术界普遍称之为天山北麓回鹘画风的代表，特点是以浅墨线起稿，浓墨或土红线定线；线条以铁线描为主，间用兰叶描（线条有粗细变化）和游丝描。设色以平涂为主，兼用勾填和渲染。色调以红、蓝、绿等为主色，赭、黑、白等为辅色，贴金现象较多。但所谓回鹘风，实质上就是汉风的变种。大都是用软性毛笔所绘，无论是用笔、设彩、意境追求，都与唐朝的画风一脉相承，是库木吐拉汉风艺术的继续，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画风基本一致，直接继承了唐、宋画风，题材有许多即来自中原地区。画法以线描为主，色调以红为主，出现了众多回鹘供养人像，是古代畏兀儿人信仰佛教的显证，衣冠形制多为唐装的变异。人物造型丰肌秀骨，线条刚劲，色彩鲜丽，画面生动，与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的风格十分接近。这座佛寺中出土物十分丰富。仅据第一次发掘，所获陶器已达53件，器型有瓮、盆、钵、碟、灯、纺轮等，还出土了大量瓷片，应为高级僧侣所用，有青瓷、月白瓷、天蓝瓷等不同色彩。出土玉器 24件，内有圭、珠、环等（图 160），并有料珠、骨梳以及各种铜器，包括
一座做工精巧的铜狮，并出土了开元通宝等重要文物，足以印证是一座回鹘官方寺院。
随着伊斯兰教的东渐，佛教逐渐没落，这座佛寺相对而言，破坏还不算很大，很可能是宗教战争还没有完全波及别失八里时，由本寺僧人自己封存的，多年来以大土堆的形式出现，因而幸免于难。至歪思汗西迁，随着别失八里古城的全面废弃，沉睡至今，才重见天日，成为天山北麓千载仅存的西域佛教文化瑰宝。
与此回鹘王家寺院南北辉映，天山南麓的鄯善南沙漠中濒临艾丁湖的小阿萨又发现了一座规模可观的回鹘民间佛寺群，也是世所罕见。该寺乃1987年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承鄯善县委赵文泉书记大力支持，笔者曾于2005年两次深入鄯善南沙漠考查了这座遗址。遗址坐落在达浪坎乡拜什塔木村西南。地理坐标：东经89°42″北纬42°23″北角不远处有一38′，36′。遗址四周全为波状沙丘地，条宽河床浅渠，长满骆驼刺、芦苇等耐寒植物，本属唐蒲昌县故境，回鹘亦都护政权继续在此行使管辖权。遗址由 7组互不相连的佛教建筑组成，普查报告中说是佛塔，其实是佛寺（图159）。因位于人迹罕至的沙漠深处，一般破坏不大，其中三处保存最好，长宽各约100米，皆为土坯砌成，穹形顶，顶上皆留有千佛壁画，因多年风蚀，多已难辨形状。遗址范围很大，地表上散布着夹砂粗红陶片和灰陶片，且有方砖残块，厚约 5厘米。我们无意中在一佛寺底座上浮土中发现了被掩埋的壁画，内容似为供养人像，可以断定为北庭回鹘的民间佛教遗址。小阿萨回鹘古寺壁画中绘有回鹘人脚穿黑色皮靴，而同一座废寺中又发现了汉式麻鞋实物，说明寺中另有穿麻鞋的僧人，穿这种麻鞋的僧人只能是汉人。可见回鹘僧、汉僧同居一寺，殆无疑义。其北即大阿萨遗址，似为城堡，又有烽燧，烽燧为土坯垒成，城垣残段则有夯筑痕迹，兆示着使用时间或始自唐朝乃至更为古老的时期，而其下限亦为回鹘时期。足以印证回鹘时期佛教的繁荣，不仅限于王家寺院，民间佛教也很盛行。笔者在鄯善考察期间，还到达库普访问，据当地老人回忆，该地曾存在一座佛塔，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当地村委会因佛塔倾斜，担心伤及村民，予以拆除，有幸保存了一张外国人所拍的照片。
第六节西辽帝国统—西域
西辽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动乱，西域重又归于政治统一。耶律大石西迁之前，伊斯兰化的哈剌汗朝已吞并了千年佛国于阗，雄霸葱岭东西，以圣战为名，武力推行宗教输出，北庭回鹘面临严重威胁。辽朝皇统的移植西域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
哈剌汗朝是新疆伊斯兰教的策源地，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是，这一汗朝究竟是由哪支操突厥语的族群所创立的，涉及到对于最早西域穆斯林的族群辨识，迄今仍然是一个学术悬案。汉文史料中对哈剌汗朝没有专门的记载，有关这一王朝的基本史料都来自伊斯兰学者加玛勒汗哈尔希（JamalQarshi）《苏拉赫词典补编》中存录的两部11世纪佚书残卷，一是阿不都·卡费尔的《喀什噶尔史》，另一是佚名作者的《布格拉汗事辑》。这两部佚书共同记载哈剌汗朝（约940～1211年），本朝人都自称为“Haqanija”（哈罕尼耶），其语言亦称为哈罕尼耶语，与东部天山的畏兀儿语并为西域流行的两大突厥语方言。并详细地记载了哈剌汗朝的最初活动地区是在七河流域的白水胡城、怛逻斯城，后来才迁徙到喀什噶尔。但是，这两部书也都没有提及率先皈依伊斯兰教的布格拉汗及其所率“20万突厥人”的族属。在汉文史书中，那里原本是西突厥右厢弩失毕诸部的游牧范围，接着是黑姓突骑施的主要活动地，后来则乃葛逻禄部族联盟政治中心所在地。曾经有人认为哈剌汗朝是西迁回鹘中的一支一一“葱岭西回鹘”所建，这种说法迄今找不出充足的证据。《突厥语大词典》提及回鹘或畏兀儿人时，总是将他们看作居住在别失八里和高昌一带的“异教徒”，即特指一种信仰佛教或摩尼教的突厥语族群。《九姓回鹘可汗碑》中虽提及回鹘人确曾在远征葛逻禄时到达过这一地区，但时间却是西迁前而不是西迁后，正好反衬出这一地区属于葛逻禄的游牧范围。藏文和阿拉伯文史料也表明，早在拉飞起义期间，葛逻禄就追随吐蕃同阿拉伯人及萨曼尼家族先祖在此激战，失败后仍游牧于七河流域。《世界境域志》征引阿拉伯史家Masudi在伊斯兰历332年（943，后晋天福八年）的一段记载，反映这时的葛逻禄国君已不再称叶护，而是占有了“Mulk”，即对草原的统治权。并“从他们可汗中间产生了众汗之汗（HaqanalHawaqin），这位众汗之汗统一了所有的突厥部落，所有的突厥统治者都臣服于他”。这一时间正与吐蕃国势衰落，哈剌汗朝兴起的时间上下相承，也同建国于河中的毗邻政权萨曼尼王朝兴起的时间相符。且中外文献共同印证，葛逻禄人数众多，广泛分布于七河地区、伊犁河谷、塔里木盆地西部、费尔干那和吐火罗斯坦，敦煌写本《西天路竟》所记的割鹿国也是葛逻禄人所建，地在龟兹西三日程。而葛逻禄部族联盟的构成基本上都是原先西突厥治下被蔑称为“黑民”，在名著《从葛逻禄到哈剌汗朝》（VondenKarlukzudenKarachaniden，）中推断葛逻禄部族联盟就是哈剌汗朝的前身。葛逻禄西迁之后，早已由早期的三姓葛逻禄发展为突骑施汗国全盛时期的规模，即由十四姓部落组成，常以QaraYaγma自称（意即黑样磨）的样磨人也属于葛逻禄联盟中的加盟部落之一，这同巴尔托里德所记名哈剌汗人“持铁剑，服黑衣”①，手举黑色军旗的风俗一致。可见所谓哈罕尼耶语也应当指以样磨语为标准方言的葛逻禄十四姓联盟的语言。唐大顺二年（891）萨曼尼王子阿布·纳斯尔·萨曼尼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失败，逃亡到哈剌汗朝避难，成为萨图克·布格拉汗的教父，伊斯兰教自此正式传入，哈剌汗朝成为新疆境内第一个伊斯兰化的地方王朝。哈剌汗朝故境巴拉沙衮（与碎叶故城所在的阿克·贝希姆遗址基本上都在同一地区，今吉尔吉斯境内）、喀什噶尔东、西对峙，双方宗教敌意非常明显。《突厥语大词典》中的有关词条反映，在哈剌汗朝使用的哈卡尼耶语方言中，“畏兀儿”虽然操纯正的突厥语，却被视为“凶恶的异教徒”。有迹象表明，于阗战争结束以后，哈剌汗朝的穆斯林已开始披挂东征，前引吐鲁番诗歌中有一首就是描写一位丢失了战马的回鹘战士的悲怆心态，说明战争有利于哈剌汗朝的穆斯林，而不利于北庭回鹘。哈剌汗朝圣战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北庭回 鹘，西辽帝国的崛兴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
历史上的西辽帝国是辽朝的政治继续，本质上是中原辽朝移植到西域的政权，应当视为我国西徙的正统王朝。辽朝始创于梁开平元年（907），与我国五代、北宋同时，后晋石敬塘在位时期，汉人聚居的燕、云十六州都被划归辽朝版图，自此，汉人成为辽朝人数最多的居民之一。辽朝领有东北三省和内蒙、河北、山西的大部分地区。自澶渊之盟后与北宋议和，南北分疆。推行契丹、汉人双重官制，契丹官员称北面官，汉人官员称南面官，通行契丹、汉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字，使用汉式纪年和科举选士制度。西辽帝国的创始人耶律大石，字重德，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八世孙，生于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正当辽道宗在位盛世。当时西域三国中的高昌回鹘和佛国于阗都是辽朝的藩属，哈剌汗朝也同辽朝存在着密切的商贸往来。耶律大石精文墨、善骑射，是个文武全才。天庆五年（1115）考中进士，殿试第一名，相当于宋朝“状元”。任翰林应奉，契丹语称翰林为林牙，因此，耶律大石又被称为大石林牙。金天会四年（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建国200余年（907～1125年）的辽朝被女真人创建的金朝灭亡，辽朝末代国君天祚帝兵败被俘。同年，金兵南下攻宋，徽宗退位，钦宗新立。当时驻师今内蒙可敦城的耶律大石率所领契丹、奚、汉等三军、十八部军民“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①先致书一直臣属辽朝的畏兀儿王毕勒哥，进入北庭回鹘境内，受到热情款待②，显然就是毕勒哥。由此西进吉利吉思（即黠戛斯，今吉尔吉斯），这些地区先都属于辽西北路招讨使司的辖境，一路畅通无阻，占领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在西域初步站稳脚跟。金天会五年（1127，南宋建炎元年）金兵攻陷汴京开封，徽宗、钦宗被俘，北宋亡，高宗渡江，创建南宋王朝。出现了金与南宋、西辽三个王朝共存的局面。耶律大石在水草丰美，宜农宜牧的今额敏县叶密里城停留了下来，初步创建政权③，金天会九年（1131）散居各地的契丹人1.6万帐纷纷前来投奔。西辽人马增至4万户、开始扩建叶密立城。金天会十年（1132）二月五日甲辰耶律大石在叶密立举行了登基大典，上尊号天辅皇帝④改元延庆、正式创建西辽帝国，但周邻操突厥语诸族则另称这一政权为哈剌契丹，将耶律大石称为菊儿汗，意即英勇的可汗。继承了辽朝的典章制度，正式揭开了西辽历史的首页。拓地东至今奇台县，西至伊犁河流域；对当地居民推行招抚政策，1.6万帐突厥部落脱离东哈剌汗朝，耶律大石将西辽原由契丹、奚、汉等三族组成的三军，改组为契丹、汉、突厥等三军，契丹人与奚人并为一军。延庆三年（1134，金天会十二年）耶律大石率西辽三军再次进攻东哈剌汗朝，取得胜利，伊卜拉欣归降西辽。将北部草原地带为西辽帝国的直辖 地，建都巴拉沙衮，迫使哈剌汗朝移都喀什噶尔，东哈剌汗朝成为西辽的属国。同年，改延庆三年为康国元年，颁布敕令，宗教信仰各依其俗，严禁宗教战争与宗教仇杀，相互攻讦。西辽皇族传统上一直信仰佛教，对伊斯兰教长老的特权也全力保护，取得了穆斯林的效忠。康国二年（1135，天会十三年）三月任命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为主帅，率兵七万人东征，沿途沙漠广垠，水草不丰，战马死去很多，被迫退师。康国四年（1137，金天会十五年）应信仰原始宗教的哈剌鲁（葛逻禄）的请援，耶律大石亲率大军进攻西哈剌汗朝，大败马哈木德汗于忽毡城下，马哈木德汗西保撒马尔罕，求援呼罗珊苏丹桑扎尔，号召组成西域穆斯林联兵，发动针对西辽的圣战。联军中包括锡吉斯坦、哥疾宁、杩赞答儿、古尔等国，总兵力多达10万。康国八年（1141，金皇统元年）九月九日，耶律大石率契丹、奚、突厥等三军约5万人，与桑札尔统率的西域穆斯林联军战于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草原，《辽史》记此役为寻思干之战。桑扎尔以艾米尔库马兹为右翼，左翼是锡吉斯坦王，自己率勇敢而有经验的老兵为中军核心，整个阵线长达二里许，阵列严整，兵马众多。耶律大石命令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招讨使耶律松山等率兵2500人进攻右军，枢密副使萧剌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等率兵2500人攻左军，自率辽军精锐直攻对方中军，“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①联军主帅桑扎尔和西部哈剌汗王马哈木德侥幸逃往捷尔梅兹；桑扎尔的妻子、右翼指挥官库马兹和左翼指挥官锡吉斯坦王皆成了俘虏。忽毡战役和卡特万决战的胜利，是西域穆斯林遭遇的第一次惨败，耶律大石乘胜进驻撒马尔罕，驻跸90天，河中诸城邦纷纷归降，成为西辽帝国的领土。得到中亚多元文化信徒的热烈支持。此年，耶律大石派大将额尔布思降葛逻禄、康里诸游牧部落，乘胜西进里海，花拉子模归降西辽。康国九年（1142，金皇统二年）春，耶律大石西巡至起儿漫，凯旋返师巴拉沙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耶律大石“把一支军队遣往可失哈耳和忽炭，也征服了该地区。他下一步派一支军队到吉利吉思人的国土，以报他在他们手中受辱之仇”。②“他还占领了别失八里，从那里出兵拔汗那和河中 ”。拉施德《史集》也记耶律大石 “占领了整个突厥斯坦，获得菊尔汗，即伟大的君主的称号 ”。③自此，西辽帝国的领疆东起别失八里、和州，西至咸海，北自塔尔巴哈台山西端，南抵兴都库什山，都已纳入西辽帝国的版图，再度结束了西域的分裂，实现了西域的政治统一。虽然这种统一还是松懈的，原来哈剌汗朝与北庭回鹘各自的国祚仍然继续，但却必须服从西辽皇帝的政治号令，这种松懈的统一无疑也是一种进步和福音。
西辽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类型都带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原先在中原实行的一切制度大都搬到了西域。而辽朝虽是契丹人创建，却早已汉化很深，属于汉文化圈中的典型王朝。汉语文是西辽帝国的官方语言、文字，使用汉式纪年，以干 支相配的十二生肖历，通行圆形方孔的汉式货币，如耶律大石时代的康国通宝，感天皇后的感天元宝等都属这种形制。汉人在西辽帝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刘郁西行所留下的记载中还明白表明，汉人的分布地域西至邪米干城、阿里麻里城，南至赤木儿城、铁木儿忏察关，东至别失八里，到处都有他们聚居或与当地人错居，而且其籍贯多为并州、汾州人。契丹人保持着游猎、尚武习俗，以保持武力的长盛不衰。春夏都须外出游牧、围猎，但冬天都回城居，主操汉语文，俄罗斯等东正教诸国都已很难发现契丹与汉人的区别，径直以кцTaй（契丹）作为汉人或中国的同义语。这表明，西辽治下的中亚及新疆乃是继汉、唐以来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新恢弘。有人推测，今“奇台 ”之名，就同 “契丹 ”读音十分相似，说明西辽曾在今奇台唐朝墩古城留有驻军，以监控北庭回鹘。
耶律大石的最大愿望是东征复国，重建君临我国北方和西域的大辽帝国，但始终未能实现。1143年（金皇统三年）遗憾地逝世，享年57岁。西辽共传五君，为三男两女。延庆十二年（1143）耶律大石病逝，子夷列年幼，皇后萧·塔不烟执政，号感天皇后，金遣使粘割韩奴出使，感天皇后命杀之，在位七年，子夷列亲政，建号绍兴，绍兴元年（1151）人口普查，另又下令东哈剌汗朝支援西哈剌汗朝，共同镇压葛逻禄，菊尔汗夷列在位十三年，宋隆兴元年（1163）去世，妹普速完柄国，号承天太后，在位时解除了葛逻禄的武装，进攻花拉子模，也取得巨大的胜利。宋淳熙五年（1178），西辽内乱，普速完被杀，立夷列次子直古鲁为帝。西辽诸君的正式称号都是皇帝，女主则称皇后，且各有庙号（德宗、仁宗、感天皇后、承天皇后等）、年号（延庆、康国、承天、天禧等），例如西辽创建者耶律大石，称“天辅”皇帝，庙号德宗，以延庆、康国为年号，各历十年；感天皇后塔不烟用咸清年号，历七年；仁宗夷列用绍兴，历十五年；仁宗之妹普速完以崇福为年号，历十五年；末主直鲁古用天禧，历时三十四年。
西辽领土分王朝直辖地和附属国、附属部族领地两部分。契丹统治者对西域被征服政权，均采取羁縻政策，除每年征税和派驻监临官之外，保留了附属国的原有统治和领地。作为西辽直接行使行政权的直辖地，则主要包括锡尔河上游两岸的农耕地区和自首都巴拉沙衮起沿东北向延伸的辽阔草原地带，具体地界则南接锡尔河上游，北含整个伊犁河谷，西起塔剌斯河，东北向则达额敏河，囊括今新疆西北角和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这一地域成为西辽契丹人新的生存空间。西辽废止了伊克塔分封制，不再对权贵进行分封，而按汉地更进步的封建生产关系构建西辽的统治基础。官吏的俸禄由国家统一支付。这样，直辖地居民成为向国家缴纳农、牧赋税的编户，是自由的农、牧民。对各属国除派驻监临官和征收贡赋外，保持了各国的原有统治。西辽王朝是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和新疆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一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非伊斯兰教政权，具有地域辽阔，族群众多，而统治族群人数极少的特点。包斯窝尔斯记载，1151年西辽的户口统计，契丹人总共8.45万户，在整个西辽王朝入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决定了西辽王朝的统治方式和基本国策。契丹和随迁的晋、汾汉人的传统信仰都是佛教，同伊斯兰教是对立的。西辽故境出土的泥雕佛像和寺院遗址证实了西迁之后仍然坚持这一信仰。在西辽的直辖领地内，发现了许多具有汉风艺术特征的西辽寺院。西辽首府巴拉沙衮还发现了石佛和泥塑像的断块，其历代王子的突厥语教师大都聘自北庭回鹘，说明在宗教上本来是同这一率先迎降西辽的附庸政权更为亲近；但是，西辽建国于哈剌汗朝故境，其直辖地的赋税都由广大穆斯林提供，加之受中原的儒家文化兼容并包，宗教宽容政策的影响，制定了禁止宗教冲突，允许传教自由，信教自便的方针，进一步巩固了西辽的统治。花剌子模沙赫塔克什在位时期（1172～1200年）曾以圣战为名，多次起兵反对西辽，但回应很弱，反映了这一宗教政策的成功。
西辽的统一西域解除了北庭回鹘面临的战争威胁，保证了人民的安居乐业。但是，亦都护政权的独立地位开始消失，必须接受西辽派来的监国少师，监其国政，自此沦为西辽的政治附庸地位。这一时期可考的北庭回鹘亦都护有二，一是率先迎降西辽的毕勒哥，其名似为bilga（毗伽）音译，意为“智慧”。二是率先迎降蒙古成吉思汗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之父月仙帖木儿，在位时兼臣于西辽与西夏，曾助夏攻杀灭里棘（蔑儿乞）部的脱脱伯吉。约死于12世纪末。西辽推行的自由传教政策，客观上为伊斯兰传教士自由进出畏兀儿佛教领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回鹘、哈剌汗朝东西对峙时期，伊斯兰教等新兴宗教基本上不得进入北庭回鹘领疆。哈剌汗王朝的伊斯兰教多次凭借军事力量都未能突破这道防线，至西辽帝国建国西域，哈剌汗朝、回鹘都成为其属国，名义上西域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这种划疆而治的国界壁垒轰然倒塌，东、西不相往来的局面被打破。原来生活在天山西部的“西域回回”，即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开始被准许进入回鹘境内，自由传教。鲁布鲁克在高昌回鹘王国境内看到，在所有畏吾儿人的城中，都有聂斯脱里派信徒和伊斯兰教信徒。①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说，罗布淖尔附近地区的居民也已信奉伊斯兰教，甚至在沙州（即敦煌）也有伊斯兰教徒。②记13世纪初邱处机（1148～1227年）新疆和中亚之行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屑头日来迎。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剌城。其干畏兀儿与镇海有旧，率众部族及回纥僧众皆远迎。”“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师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回纥但礼西方耳。”③
这表明13世纪初，伊斯兰教的影响已自日益向东扩散。伊斯兰教信仰真神唯一，对于信仰多神的佛教和二元化信仰的祆教、摩尼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导致信徒较少的祆教、摩尼教相继衰落，对于本为回鹘主流信仰的佛教也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而为后世别失八里教案埋下了导火索。
第一节北庭回鹘与仆固俊
回鹘西迁之初，本为以庬勒特勤为总首领的统一的十五帐部落，定居西域之后又进一步分化为分居安西和北庭的两支，开始分道扬镳。其中北庭回鹘日益强大，逐渐演变为西迁回鹘的主流，开辟了东部天山历史的新纪元。但这一政权初建的有关史料极为贫乏而零乱，学术界的看法也各自见仁见智，异说纷呈，有待研究的问题很多。其荦荦大者如下：
北庭回鹘同其他回鹘分支的关系及其正名问题。
北庭回鹘存在的五代、辽、宋、金时期，史料来源远没有唐朝丰富，加之辽、宋、金三史都是元代所修，其中《辽史》、《金史》内容太简，《宋史》虽篇幅宏巨，却章法紊乱，互无照应，辑本《宋会要》的内容也同样混乱、芜杂，难于理出头绪。例如《宋史》卷490开篇曰： “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明明叙述的是龟兹，却又说：“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将龟兹回鹘、安西回鹘同西州回鹘混淆不分，在另一些传文中乃至连沙州回鹘、甘州回鹘也同西州回鹘、龟兹回鹘搅作一团，导致学术界对此也混淆不明。西迁回鹘原本是庬勒特勤所率统一的一支，落户西域以后始分化为安西回鹘与北庭回鹘两支，分道扬镳，至于甘州回鹘则乃别取居延道南下河西，同西迁回鹘、北庭回鹘都没有什么关系，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其后安西回鹘日衰，一支东迁沙州，化为沙州回鹘，并入甘州回鹘，一支仍居安西故地，后来虽亦并入北庭回鹘，亦属北庭回鹘的旁支。本书研究的重点则乃迁至唐伊、西、庭三州故境的这支回鹘。对此，史书中出现了三个名称：北庭回鹘，又称西州回鹘、高昌回鹘。究竟应当采用哪个名称呢？学术界公认的正名规则有二，一是名从古译，二是都城所在。有必要先予正名。
先以名称出现的先后证之。西州回鹘与高昌回鹘二名皆渊源于《宋史》。即以今日学术界最为通行的名称高昌回鹘而言，所据无非《宋史 ·高昌传》中如下一段文字：“高昌国，汉车师前王之地。有高昌城..然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又加以变通、改造的结果，并非宋人原有的名称。而北庭回鹘则乃唐人的称谓，见于《新唐书》卷216，回传：“咸通..七年（866），北庭回鹘仆固俊击取西州，收诸部。”又见于《资治通鉴》卷250，咸通七年：“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在以上三名中出现最早，符合名从古译的原则。
次以都城证之。这支回鹘有二都：夏都北庭（别失八里），冬都高昌，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其中哪是正都，哪是陪都呢？目前国内流行的说法似乎高昌为正都，北庭仅为陪都，其说渊源于德国学者冯家班（即葛玛丽），以程溯洛①为代表，日人安部健夫则力主：“北庭就是国都：无须说明，北庭和别失八里所指都是同一个城市。它就是唐代设置北庭都护府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这一地区的名邑。就是这座名邑，才是我们所提到的那个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作为都城的地方。”又说：“其国都自西迁以来，直到元初的1270年为止的四百数十年间，是在北庭亦即别失八里。”②我也认为北庭是正都而非陪都。北庭不但是北庭回鹘的发祥地，而且历次重大事件无不发生在北庭，辽太祖天赞三年（924）西征，“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③此之古回鹘城即北庭古城，自此回鹘归降于辽，宋使王延德西行，会见回鹘王的地点并非高昌古城，而是北庭古城，同时到来的还有辽朝使臣。耶律大石西迁，回鹘王毕勒哥迎降的地点也是北庭。④元太祖四年（1209）高昌回鹘王国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率部众杀死西辽监国太师，归降蒙古事，同样发生于北庭古城。此外，北庭回鹘的最高宗教首领僧都统也是驻锡于北庭而非高昌，充分证实安部健夫的见解是对的，直至蒙元时期，在北庭古城创立了别失八里行尚书省、北庭都护府、北庭都元帅府等一系列军政机构，以北庭古城为中心的天山北麓东段划入蒙元中央政府的直辖区之后，畏兀儿的都城才由北庭南徙哈刺和卓，即高昌故城，在此之前，一直以北庭为正都。
最后，以王称证之。北庭回鹘的王称同周邻诸国都有所不同，其东邻甘州回鹘，西邻哈剌汗朝，首领悉依突厥、回鹘旧规称可汗，西南邻邦于阗则仿照中原王朝称大金玉国皇帝，沙州张氏、曹氏政权称节度使。北庭回鹘初兴时同沙州归义军关系密切，同以唐之属国自居，后始分道扬镳。其王称乃“亦都护”（ilduqut）这个由“il＋duqut”组成的合成词，西方学者解释为“圣福”之意，不像王称，似未得其正鹄。按回鹘和唐朝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官号中tutug（都督）、sangun（将军）、tarqan（达官）等等汉语借词见不鲜。这个名称是否同唐朝官号有关呢？北庭古城发现的汉、粟特二体文字开元通宝的发现说明此词即源于“miduγ”，实为以粟特字母拼写的汉官名称，拟都护或摄都护，改变为纯突厥语形态就成为“ilduqut”，其中il具有采邑、领地之意，duqut，即duγ突厥语词尾t，意为封地的都护，“都护”本唐朝统治安西、北庭之最高军政首长，回鹘入主高昌曾上奏唐廷，被视为中兴壮举，仆固俊对唐不称可汗而称亦都护，实以唐之地方官吏自居，意在结好当地仍占人口很大比例的汉民和内地王朝，有利于同以节度使名号的沙州归义军首领交往，从而为后世高昌回鹘及元代畏兀儿历代国君一直沿用下来。可见，封地的都护说更贴近本义。
综上所述，足以确证北庭回鹘应当确认为这支西迁回鹘的正称。以故本书不再使用高昌回鹘之名。
关于北庭回鹘的始祖仆固俊，尽管仍有不少学者存有异议，但已基本上得到海内外权威专家的公认。如哈密屯将仆固俊明确界定为“天山地区的回鹘首领”。①并指出仆固俊同庬勒特勤分属于别失八里集团和以焉耆为基地的安西集团，“前一个集团肯定是仆固汗和跌王朝的继承人，由跌王朝可汗（？）的姐姐之子一某一位庞特勒或庞勒率领的第二个集团可能形成了一个复兴的药罗葛王朝”。②安部健夫也认为庬勒特勤属药罗葛氏集团，仆固俊属跌氏集团。③张广达师与荣新江也认为仆固俊属北庭一高昌系回鹘首领。④尽管如此，有关仆固俊的原始史料实在太少，仅在正史中得其片鳞只爪，又在敦煌出土的《张淮深变文》中找到所谓“背叛回鹘”的记载，今综辑这些散乱汉文资料，见表。
下页表所引史料尚存在若干疑点，须作分析。
关于咸通七年（866）仆固俊收复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斩论恐热事，乃因沙州归义军首领张义潮的奏报而达唐廷。说明仆固俊初兴时同焉耆庬勒特勤一样，都是通过沙州归义军首领张义潮同唐朝取得联系，而自居为唐之臣民，张义潮的下属，此其一。以上被仆固俊占领的诸城并非一次性在咸通七年（866）攻占的，不过是张义潮一次性奏报。其中必有先后次第之别，先是占领天山北麓北庭、有关仆固俊的原始史料对照表
轮台、清镇等城，而后才攻克西州。参稽前引《西州回鹘授骁卫大将军制》①西州的争夺最为激烈，大中三年（849）最先收复西州者本是沙州归义军首领张义潮，寻为吐蕃夺回，大中四年（850）厖勒特勤遣将干（于）伽思重又夺回西州，成为西州牧首，五年（851）已为唐朝册拜为骁卫大将军、兼西州刺史，说明西州乃庬勒特勤部将于伽思自吐蕃手中夺得，其后必定又为吐蕃夺回。仆固俊占领西州已是第三次收复了。此其二。至于斩吐蕃大将论恐热事，则事属可疑。虽然已通过张义潮“传首京师，”但所传之首级究竟是真是假，犹不得而知，因为与此同年，还别有记载同为咸通七年“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吐蕃由是衰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 ”。②可见斩论恐热的头功究竟是仆固俊还是拓跋怀光，至今仍是不很清楚。
更重要的乃是仆固俊与变文中所谓“背叛回鹘”的关系。安西回鹘首领庬勒特勤与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原先都称臣于首任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并通过他同唐朝建立了联系。对于西迁回鹘这两大派势力，唐朝更为重视出自回鹘王族正统的庬勒特勤，早在大中三年（849）已颁诏册拜了厖勒特勤所遣攻占西州的部将颉于迦思为西州牧，加右骁卫大将军，③即为意在册拜庬勒特勤为回鹘可汗的前 兆，但不久吐蕃反攻，伊、西诸州又再度失陷，说明庬勒特勤战败，暂予搁置。大中十年（856）李德裕罢相后，册封厖勒特勤的呼声再度高涨，是年二月颁发了《议立回鹘可汗诏》。①至大中十一年（857）春正式发诏册封厖勒特勤为九姓回温禄登里罗汩没密施合俱录怀建可汗②，其汗号全称复原回鹘语当为onluqyangridaqutbolnmixalpqutluqqaγan，令卫尉卿王端章偕副使李浔赴安西，由沙州归义军张淮深派兵护送，遇阻而归。这时，北庭回鹘与安西回鹘之间显然已经反目，张义潮入朝不返，张淮深继主归义军之后，视安西之庬勒特勤为回鹘正统，视北庭回鹘为叛逆，进而诱发了北庭回鹘与沙州归义军之间的反目。唐朝册拜庬勒特勤为怀建可汗意味着仆固俊必须服从已同其反目的旧主，这是实力日益壮大的北庭回鹘所不能容忍的。参稽《资治通鉴》，卷249，大中十一年（851）冬十月，“王端章册立回鹘可汗，道为黑车子所阻，不至而还。辛卯，贬端章为贺州司马”。③《张淮深变文》所记年代有误，王端章一行册封遭劫事件不是发生于大中十年，而是发生于大中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李浔一行在河西归义军的护送下刚刚到达伊吾南山，就遇到背叛回鹘一千余骑阻拦，将使团所带唐朝敕书国信等全部劫走，对使者却毫无伤害。当时仆固俊所部正活动于北庭、伊吾之间，说明这支“背叛回鹘”的首领就是仆固俊，前来阻截并非与唐朝为敌，而是意在破坏庬勒可汗的受唐册封。以此判断，这支势力能到达伊州的 “背逆回鹘”就是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所遣。
事实证明，仆固俊这次劫夺册封印信事件是成功的。它终结了安西回鹘首领庬勒特勤的可汗称号合法化的美梦，随着北庭回鹘势力的日益强大，安西回鹘的正统地位逐渐边缘化。
汉文资料毕竟是有限的，单凭汉文史料难以解决仆固俊生平之谜。11世纪学者伽尔底兹（Gardizi）《纪闻花絮》（又译《记述的装饰》，此译无论在忠实俄语原文，还是在汉文语义表达上都有所缺陷）一书记载的个九姓铁勒（九姓乌古斯）首领传说则与之暗合：
说起九姓铁勒，该王自称九姓铁勒可汗，在他的一族中间有一个叫阙特勤（kultegin）的著名人物，他的母亲是Archin人，是个自由人，阙特勤的异母兄长是可汗，其兄要杀害阙特勤，把他的喉咙砍断后置于山上，阙特勤的乳母把他送到明教的经师那里，经过医治，逐渐好转，终于痊愈。后来，阙特勤到九姓铁勒的都城Azal隐居起来，派人尽量讨好可汗，让可汗心里高兴，可汗终于回心转意，答应了不再杀害他，但不准他进入王宫，派他当了五城（panjikath）的总督，他在那里积聚力量，与当地人交朋友，经常对他们施以恩惠，暗中等待时机。这时听到可汗要去狩猎的消息，于是便集合了大批队伍去袭击 可汗，阙特勤打败了可汗，可汗逃到城里固守，阙特勤命令放水淹城，城墙坍陷，阙特勤宣布凡投降者一律赦免，其余的人都被杀，只有九姓铁勒可汗仍待在城里，阙特勤命令部下把他绞死了。于是他就接管了可汗的宝位。
这一传说虽然未必尽是信史，但必定蕴涵着历史的投影。据此可知，这位庬勒特勤（kultegin）本为都于Azil城中九姓铁勒可汗的异母弟，曾出任五城（别失八里）总督，后来杀可汗而夺其位。按Azal即焉耆，则被杀之九姓铁勒可汗必即厖勒特勤。这位庬勒特勤同汉文史料中主政庭州的仆固俊身份非常相似。据此可知，阙特勤的异母兄长是可汗，易言之，仆固俊乃庬勒特勤的异母弟，则其父系出自跌氏，而母系有异，很可能出自回鹘的传统王族药罗葛氏。可见西迁回鹘占领焉耆之后开始分化，仆固俊本受厖勒特勤差遣，东取五城之地，至咸通七年（866）仆固俊已尽取唐伊、西、庭、轮台、清镇故境，日益强大，与安西旧主庬勒特勤形成为东、西对峙形势。
安西回鹘既未能得到唐朝的正式册封，又东阻于北庭回鹘，西阻于哈剌汗朝，沦为一个囿于焉耆、龟兹两地的小政权。此人在位期间，还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向唐通使记录，自咸通末年庬勒特勤逝世之后，双方联系就日渐减少了。虽然汉文史书中还备有龟兹回鹘或安西回鹘的专传，但对当地王统的传承、国势的兴衰已多所不明。其中明确记载为龟兹回鹘遣使的记录仅有寥寥数次，主要发生于太平兴国元年（976）五月，太平兴国六年（981）六月六日，咸平六年癸卯（1003）六月六日，景德元年（1004）十月，乾兴元年（1022）五月，天圣至景佑四年间（1023～1038年）入贡五次，绍圣三年（1096）特点为其所遣使臣都是佛教僧侣，说明当地佛教仍然隆盛。例如龟兹僧义修曾于，981年（太宗太平兴国六年）、1003年（真宗咸平六年）两次入宋，献梵夹、菩提印叶、念珠、舍利。1004年（真宗景德元年）十月，还出现了龟兹使臣石报进抵达宋朝之后，表请出家的记载，反映出安西回鹘已成功地完成了由摩尼教到佛教的信仰改宗。所留国君姓名中断多代，至宋咸平年间才出现了禄胜之名，自称为大回鹘龟兹安西州大都督府单于军克韩王；宋咸平四年（1001），遣枢密使曹万通出使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向宋朝进贡骏马、独峰驼、无峰驼、宝刀、镔铁剑甲、琉璃器、石瓶等，此人名为龟兹回鹘可汗，其活动地域已在河西敦煌一带，说明自禄胜起，这支原本出自跌氏王族的庬勒可汗后裔，已在龟兹站不住脚，改而东迁敦煌，并与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氏（即药罗葛氏）联兵，共同对付西夏，实为沙州回鹘首领。其后裔智海，北亭可汗镇国王子等虽然在名号上仍然保持龟兹回鹘的头衔，实质上早已同龟兹回鹘毫无关系了。
由此可见，至迟自宋咸平年间开始，龟兹、焉耆等原属安西回鹘的领疆都已并入高昌回鹘。因此，而《宋史·龟兹回鹘传》中记：“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衣黄衣，宝冠，与宰相九人同治国事。国城有市井而无钱货，以花蕊布博易。有米麦瓜果。西至大食国行六十日，东至夏州九十日。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对龟兹回鹘与西州回鹘已浑然不分，说明龟兹回鹘已全部并入高昌回鹘了。但直到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史》中又出现了“龟兹国王可汗遣使李延福、副使安福、监使翟进来进香药、花蕊布、名马、大尾羊、玉鞍勒、琥珀、输石等”的记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又有龟兹进奉使李延庆等三十六人入宋，献名马、弓箭、鞍勒、团玉、香药等，可见龟兹似乎仍属一个高昌回鹘境内一个拥有自治权的特殊地区。
关于仆固俊与阙特勤的关系固已建立，然其涵义为何，仍存在争议。对此，哈密屯的研究值得注意，他认为“仆固俊可能为突厥语Buquciri的对音”。①早期回鹘名君牟羽可汗即以Buqu译作牟羽。我认为应取此说。又“俊”字，与“阙”字也存在着对音关系②，同伽尔底兹所记之阙特勤（kultegin）有关。可见kulteginBuquciri（阙特勤仆固俊）实乃出身正统的回鹘可汗家族，而同回鹘下属的仆固部或仆骨部没有任何关系。以故北庭亦都护家族定居北庭、高昌之后，追溯其先世时，总是追至玉伦的斤之子葛励的斤，即葛勒可汗，《高昌王世勋之碑》③中所记卜可汗传说详细地叙述了唐配金莲公主和亲，其后又传若干国君，举国迁居交州、火州，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术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蕃。交州，即交河；火州，即高昌；阿术河，即乌伦古河；兀敦，乃于遁异译，即于阗；甲石哈即喀什噶尔的异译，西蕃指吐蕃。传说中的玉伦的斤即骨力裴罗，葛励的斤即葛勒可汗，金莲公主，即宁国公主。与回鹘汗国史事完全相符，传说中之卜可汗显然就是仆固可汗，亦即仆固俊。不少学者多援引这一传统论证仆固俊出自药罗葛家族。我却不敢盲从。其说疑点有三：自怀信可汗开创回鹘跌氏汗朝以来，立即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政治大清洗，其对象就是药罗葛氏，“自天亲可汗以下子孙幼稚者皆纳之阙庭。”④故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曰：“自怀信立，回鹘药罗葛氏绝矣。此后史皆书‘其嗣’以表怀信子孙也。”⑤可见旧王族药罗葛氏子孙早已少有幸存，更不可能加以特勤（王子）之号。此其一。跌汗朝创立之后，历代可汗及拥有王子（特勤）名号者皆应出“自怀信子孙”，其中不仅包括率领十五帐西迁的首领庬勒特勤，也应包括早已拥有阙特勤名号的仆固俊。理应出自跌氏，而不应出自药罗葛氏，此其二。伽尔底兹书中也证实这位拥有“特勤”名号的仆固俊乃可汗异母弟，说明二人同父，确乃出身王族的一位王子，其父系家族只能出自跌氏，而不可能出自药罗葛氏，此其三。然而史书中又有怀信可汗夺取政权之后，“以药罗葛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 ”①和“既为可汗，冒姓药罗葛氏 ”②的记载，可见仆固俊实乃出自冒姓药罗葛氏的跌氏家族。
第二节北庭回鹘的政治经济结构
仆固俊所率北庭回鹘早在唐朝后期已建国唐北庭伊、西、庭三州故境，与其同时建国西域的还有两个地方政权，一个是建国喀什噶尔绿洲的哈剌汗朝，“哈剌”在突厥语族词汇中具有黑色的涵义，后来又进一步衍生了“大”的意义，因此，又可称为黑汗王朝。辽应历五年（955）逝世的萨土克·布格拉汗在位时期，率领境内20余万人改宗伊斯兰教，哈剌汗朝成为新疆第一个伊斯兰化的王朝。另一个是千年佛国于阗，名王李圣天（尉迟娑缚波，Visasambhava）在位时期（约912～966年），自称大金玉国“大政大明天册金封至孝皇帝”，以佛教护法王自居，宗教的相互敌对导致不久爆发为长期的宗教战争。于阗在宗教信仰上同回鹘虽然一致，却因其称帝，难以平等交往，哈剌汗朝则在宗教上对回鹘形成威胁，更是互不通信使。因此，回鹘对这两个邻国关系都相当冷漠，并未介入这场武装冲突，成为西域宗教战争期间唯一相对太平的地区。
北庭回鹘的领疆，东邻沙州，天山北麓西界轮台，天山南麓西界龟兹，大约在阿克苏以东与哈剌汗朝接界，西南邻于阗，北邻黠戛斯，东邻沙州归义军③，初本归属于归义军节制，后来势力逐渐强大，双方的关系也日益疏远。可见回鹘定居西域之初，主要忙于安抚内部和经济、文化转型，对外交往，相当封闭。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唐朝灭亡，朱温建国称梁，建元开平，其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短命王朝相继嬗代，合称五代。同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可汗，916年改称皇帝，建元天册，因此，《辽史》中也将907年视为辽朝的始建之年，追记为辽太祖元年。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予辽，辽的领土日益广大，出现了辽与五代对峙的局面。五代结束于赵氏家族建立的宋王朝，重新实现了内地的统一，建都汴梁（今开封），史称北宋。而收复燕云十六州失败，澶渊盟和，形成为辽与北宋的南、北对立。其后，女真建立的金朝兴起，灭辽，灭北宋，宋室南迁临安，以淮为界，进一步演变为金与南宋的对立。辽、金与五代、北宋、南宋诸王朝的建立者虽然族别不同，但都是以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组建的，以汉民为其基本臣民，都是具有号令全国意义的 正统王朝。其中仅金朝在西域的政治影响相对较小，两宋与辽都在西域享有名义上的宗主国的地位。其中对辽关系尤其紧密。
辽朝（神册元年至保大五年，916～1125年）最先打破了回鹘的封闭自守的局面，辽天赞三年（924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十月，太祖耶律阿保机 “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 ①，俘获北庭回鹘守将毕离遏都督，传谕乌木主可汗降辽。 “浮图城 ”无疑指 “可汗浮图城 ”，亦即北庭古城，曾参加这次西征的辽朝将领耶律斜涅赤传中也留下了如下记载：“帝西征至流沙，威声大振，诸夷溃散，乃命斜涅赤抚集之。”②自此，回鹘开始臣属于辽。辽穆宗应历二年（952）又遣使遏铎至高昌，留监国少师，进一步巩固了辽在高昌的政治影响。辽圣宗之世，同北宋激烈争夺西域的宗主权，结果辽朝取得了胜利。于是扩建可敦城，置为镇州，作为节制西域的大本营。设有高昌大王府，主管北庭回鹘。进而遣公主取道别失八里和亲大食。这里的“大食”，就是指哈剌汗朝③，从而全面扩大了对西域的政治影响。近年来，北庭古城内发现了一种铁质古钱，方孔圆边，形制一同汉钱，上有铭文四字■■■■，不可识，字形结构属于汉字系统，但遍查巴思巴文及女真文资料，都不像这两种文字，又去信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所咨询，回答是非西夏文，排除了以上三种文字，初步判断为契丹文，而且不是西辽时期，似为辽朝初创文字时期的产物。但究竟上镌何字，何义，仍待方家辨识。④
高昌大王府实质上乃是类似唐朝的羁縻建置，“因俗治理”，列置于“北面属国官”之列，职责为“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⑤关于辽朝的西北边政建置，《辽史·百官制》列有西北路招讨使司，西北路管押详稳司，西北路总领司，领西北路十二班军使司，西北路兵马都部署司，西北路总领司，西北路统军司，西北路镇抚司，西北路巡检司等等不同异名。这一机构始置于辽景宗保宁三年（971）名义上所任的招讨使是耶律贤适，实际上真正主持西北边务的大员乃耶律速撒，任，职至统和九年（991）。其后历任西北路招讨使或西北路镇抚使可考者有萧挞凛、萧楚玉、萧图玉、萧孝穆、耶律古昱、萧惠、萧孝友、耶律敌鲁古、韩涤鲁、萧阿剌、萧撒八、萧撒抹、萧术哲、萧胡睹、耶律仁先、萧余里也、耶律赵三、耶律挞不也、耶律何鲁扫右、耶律耶特剌、萧夺剌、萧得里底、萧敌里、耶律塔不也、耶律斡里朵、萧敌里、遥设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主边大员非出 自耶律氏，即出自萧氏，而前者乃辽朝王族，后者乃辽朝后族。可见辽朝所任命的历任西北路招讨使皆乃帝后亲族出任。至于西北路招讨使司的治所应即可敦城，或云镇州，距上京西北1500余公里，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南部喀鲁哈河下游之南，哈达桑之东20公里处，有一座名为青托罗盖辽古城的辽城遗址，似即镇州城所在地。后来西辽创业君主耶律大石就是由此西迁。
回鹘臣属于辽朝以后，严格遵守三年一贡的制度，《契丹国志》记载回鹘使团多达400余人，贡品包括玉、珠、犀、乳香、琥珀、硇砂、玛瑙器、镔铁剑器、斜合里皮及褐里丝、门得丝、帕里阿褐里丝。这些商品虽名为丝，实际上都是细毛织物。辽朝的回赠也不下四十万贯，相当于40万两银子，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辽朝为接待回鹘商客，在辽上京专设了回鹘营。“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北庭回鹘王室严格遵循三年一朝的祖例，派遣约400人的使团赴上京贸易。因此，《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中记载，回鹘“凡百七十余载而至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臣于契丹”。这么长的年限，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已不仅限于辽朝，也应该包括后来的西辽帝国在内。回鹘同辽朝的密切往来，加强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契丹小字源自回鹘，西瓜的传入①则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北庭回鹘对于汉人所建北宋王朝也不敢怠慢，自宋朝建立之初的建隆三年（962）四月，北庭回鹘就派出了以都督为首的使团42人入贡。乾德三年（965）十一月，北庭回鹘又派遣僧人法渊进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太平兴国六年（981）再次遣使麦索温都督献礼，国书中自称“西州外生师子阿厮兰汗”，外生即外甥，漠北回鹘汗国历代与唐朝和亲，结有甥舅之谊，因此以甥舅相称。阿厮兰汗意即狮子王，似自突骑施黄姓王朝阿利施部承袭下来的称号。同年五月宋太宗正式遣使王延德、白勋出使高昌。这是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出使。王延德，北宋大名人，初任晋王府给事，晋王就是后来成为太宗的赵光义，太宗继位，升任殿前承旨、供奉官，是太宗的近臣。太平兴国六年（981）北庭回鹘王遣使向宋朝进贡。太宗以王延德、白勋为正、副使，率团回访。早在此年之前，北庭回鹘即已向辽称臣，王延德回访的真实意图是说服北庭回鹘王断绝同辽朝的宗藩关系，重新与宋结盟。王延德一行由夏州出宋境，经玉亭镇和黄羊平（坪），穿行今毛乌素沙漠，入河套，乘羊皮筏渡黄河，过腾格里沙漠、黑河，继续西行，过酒泉北的望乡岭，历托边城，小石城，抵伊州，即今哈密，然后经益都、纳职城，过一小沙漠，过鬼谷口，避风驿（今十三间房）等大风口地区，经泽田寺、宝庄，到达高昌王城，即今吐鲁番的高昌古城。而北庭回鹘有冬夏二都，当时高昌王正在天山北麓的夏都别失八里（北庭）避暑，仅仅会见了被委任监国高昌的王舅阿多于越。王延德在高昌略作休息，又取道今吐鲁番翻越天山至吉木萨尔的山间通道赴北庭，经交河州（即今交河古城）， 金岭口（天山入口处）、汉家寨，上金岭，翻小雪山，大雪山，度岭，一天后到达高台寺。这条路线就是从吐鲁番翻越天山，经六道桥、五道桥、四道桥、三道桥、二道桥、头道桥，出吉木萨尔南山口子，于高台寺安置停息，今大龙口千佛洞应即古高台寺所在地。至七月，国王正式接见宋使，履行了册封仪式，回鹘王东向拜受了诏书，并见了王妃及王子、公主，“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乐”。①宋使王延德西使的政治意图本为争取高昌回鹘不再向辽称臣，而专臣于宋。但不久党项族所建的西夏兴起，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形势，而且辽强宋弱，这一战略目的虽未实现，但双方贸易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庭回鹘王派出了由一百余人组成的 “谢恩使团”随王延德一起赴宋，雍熙二年（995）返回汴京。此后太平兴国八年（983）、雍熙元年（984）四月、雍熙四年（987）都有北庭回鹘的朝贡记录。可见这次出使仍然是成功的，虽然此后，西夏兴起，两国结盟共制契丹的战略目标始终没有实现，但宋朝对回鹘仍然拥有重大影响，表现为今新疆各地发现的宋代钱币数量极多，其内容包括太宗朝的太平通宝、淳化通宝、至道通宝；真宗朝的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元宝；英宗朝的治平通宝、皇宋元宝；仁宗朝的皇宋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至和通宝、嘉祐元宝、至和元宝；神宗朝的熙宁通宝、元丰通宝；哲宗朝的元祐通宝、绍圣元宝、祥符通宝；徽宗朝的圣宋元宝、崇宁通宝、崇宋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等。几乎北宋每朝都有，南宋则仅有高宗绍圣通宝一种。说明这种政治影响至南宋才全面衰退。
近年来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清理中发现了《金藏》，即金朝所刻大藏经，这是史书中所漏记的，说明畏兀儿在臣于辽朝的同时，也同金朝秘密来往。
西迁回鹘定居建国的“东部天山”地区，本为唐北庭所辖伊、西、庭三州故境，这一地区原本居住着数量众多的汉人，粟特人，西突厥人，以及高丽人，龙族人（焉耆人），“南突厥、北突厥、大僸熨、小僸熨、样磨、割禄、黠夬、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②所操语言除突厥语、汉语、粟特语以外，操羌藏语的族群也占一定比重。回鹘入主这一地区之后，以上诸族都已变为回鹘臣民，虽然中经吐蕃的短期占领，但这些族群本身不会消失。可见初建之高昌一别失八里回鹘地方政权，乃是一个多族群共居，多元文化共存的新兴政治实体。区别仅仅在于统治者已从唐朝委派的汉官，变为回鹘王族仆固氏所倚重的回鹘贵族，由于回鹘早已创立了自身的文字，回鹘文成为官方通行的文字，回鹘语上升为主流社会的交际语言，汉语文的地位则有所下降，汉语同其他族群的语言一样下降为一种民间社区语言，汉文仍然继续延习不辍，却已变为官方回鹘文的一种辅助文字，以及高僧、大儒传承学术的一种工具。这就是所谓回鹘化、回鹘语化的历史进程。原居这一带的突厥人，本来就与回鹘语言相同，很快与回鹘统治者融为一体，粟特人早就善操双语， 回鹘文又是以粟特文改制，也很快实现了全盘回鹘化。唯有汉人及久已汉化的高丽人，同回鹘人之间，语言、文字的区别较大，实现全盘回鹘化绝非一日一夕之功，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回鹘与汉人之间的区别虽然仍未完全泯灭，但回鹘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已是大势所趋。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书《定慧大师卖奴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1.龙年九月初四
2.我定惠大师就阿体
3.向薛赛卖奴隶
4.的问题同薛赛
5.谈妥。——交给薛赛
6.我（就）走了。萨英从今以后属他（薛赛）自己
7.（所有）。无论是谁来争
8.执，我定惠大师
9.负责。知见人：唐古忒 ·普化。我（背面）
10.定惠大师：书写了（该文书）。 ①
从名字上看，契约的主人必定是位汉人，却以回鹘文立约，说明昔日的汉人使用回鹘语文已成为时髦。但自身的生活习俗，命名习惯，仍然保持汉人那一套。历法上仍沿用十二生肖历，署约必须有知见人在场等也都同唐代北庭文书格式完全相同。吐鲁番还发现了回鹘文书写的《斌通卖身契》三件，也属同样汉人被卖的文书。
《斌通卖身契》之一译文：
1.龙年八月二十六 .我阿休把斌通
2.卖掉的九锭钞从薛赛大师那儿
3.全部点（清）拿到后。给了（他）这件文书。知见人：巴恰克、托合里利。
4.知见人：亦剌卜这个图章是我阿休的。我（阿休）亲自书写了（该收条儿）。 ②
《斌通卖身契》之二译文：
1.龙年八月二十六日我阿体都统因需要通用的钱钞
2.而把名叫斌通的男子，（即）我的奴隶（通过）向薛赛大师递交借契（的方式）， 汉人，
3.合情合理地卖了九锭钞。出售该奴隶的九锭钞
4.我薛赛大师在立文书之日，已全部数（清）支付了。我阿体都（统）
5.也一个不少地全部，点（清）收到了。该奴隶将永远已归薛赛大师所有。如果合意，他就自己留用；如不合意，
7.任其转卖与他人。我阿体都统的兄弟、亲
8.朋、甥侄、伯叔，无论是谁都不得制造纠纷。
9.如果谁依仗有权的官吏、女绅、异邦使者的势力想赎走（或）带走
10.就得付给跟该奴隶相等的两个奴隶去赎买。赎买的
11.人将受损失，薛赛大师将不＜受损火。知见人：雅皮克。知见人：巴恰克
12.合里利，知见人：巴雅楚丸.知见人：陶井匠阿三，汉人这个印章是我阿体
13.都统的。我腾里木 ·库提 ·赛温奇 ·卜群遵嘱而书。①
以上两件文书中被卖的男子斌通明确写作汉人男子②，知见人中的阿三也明确记作汉人，乃至阿体都统、薛赛大师等似乎也都是汉人。足以证实汉人作为北庭回鹘时期一个重要的族群依然独立存在，但在语言、文字上已开始放弃汉语、汉文，改用回鹘文，而回鹘文的内容及约书必须有知见人在场等契约合同书写格式却是唐代汉文文书的一脉相承。直到蒙古成吉思汗西征时期，道士邱处机西过北庭古城的宴会上，仍见有僧、道、儒等汉人各界名流，列席此宴。说明这一回鹘化的历史进程延续时间很长，大约直到元畏兀儿亦都护政权时期才正式完成，而这时已进入了北庭古城的历史尾声了。
作为多族群共居的北庭回鹘地方政权，适应这一漫长过渡时期的形势，绝不可能实行单一族群的高压统治，而是在全力推行回鹘化的同时，推行同唐朝、吐蕃统治时期的类似政策，即二重化的管理体制。高昌一别失八里回鹘建国之初，汉人仍然很多，直至元初长春真人西游，见其国官长虽以“诸色人为之”，而仍与“汉人工匠杂处”，刘郁《西使记》亦载“回纥与汉民杂居”。有迹象表明，在回鹘统治这一地区前期存在着回鹘、汉人两套职官系统。回鹘官制继承了漠北汗国的历史传统，而有所变通。有的斤（特勤）、尹尔奇（征税官）、断事官、阿多于越（ataüga）、颉于迦斯（ilügasi，il）、相温（sagun汉文“将军”的宋代音译）、伊难（inanc，近臣）、都信（tüzün，贵人）、梅录（近侍）、訇，（伯克）等，其中以匐为最基层的管理单位，汉官名称大约继承了唐西州时期的官号，诸如长史、御史大夫、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开国子、判官等，汉人自治的乡、坊似乎也称为匐。汉官的名号与其实际地位并不相符，说明汉人职官系统局限于基层。破格重用的汉人仍领回鹘官号，有的汉人还奉命出使，例如乾德三年（965）十一月，北庭回鹘赴宋使团正使法渊明明是 位汉僧。这种制度有力地加强了回鹘与汉人间的密切关系，收到了良好的政效。
德人葛玛丽（即冯佳班或冯家班）最早注意到这一建置特征，北庭回鹘建国之初，吐鲁番地区的汉人仍然很多，直至元初长春真人西游，见其国官长虽以“诸色人为之”，而仍与“汉人工匠杂处”；刘郁《西使记》亦载“回纥与汉民杂居”。反映在壁画上，回鹘人的辫发，汉人的髻发共存，汉式宽袖与回鹘式窄袖共存，而两式又有别于传统，出现了某些变异。辫发垂背是男子的一种主要发饰，显然因袭了漠北回鹘的 “辫发 ”传统。北庭回鹘男子的另一类发饰则为髻发，即按汉人传统将头发在脑后打结王国时期的壁画中，梳髻发的多为一般百姓，这无疑受以前汉人发式的影响，是当地回鹘化后的汉人遗俗。并出现了由传统窄袖向宽衣方向发展的服装趋势。①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有一幅壁画，内容似为北庭上层的一次会议，皆胡服胡冠，而执笔记录的书吏仍保持幞头汉装的唐人传统，充分反映北庭回鹘统治时期存在着回鹘、汉人双重官制系统，汉官地位、权势虽低于回鹘，但仍保持着自身的发式、服装、语言、文字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建筑形式上则是回鹘的平顶房与汉人的高脊两面斜顶房共存，出土的回鹘文献反映，北庭回鹘还仿照汉人的里甲制度，形成为一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村社（yitiili，意为共同体）制度，同时期出土的汉文文书则称为“社”。出土的汉文文书都是没有年号的干支，回鹘人显然也是通用这种纪年，说明北庭回鹘不立年号。在生活上，回鹘人原本身穿圆领窄袖，不分男女，都革带佩刀，壁画中的回鹘贵族，还有的在腰带上佩挂筷子，以筷子进食显然受到汉人影响，唯不穿布鞋，而穿带有上翘靴鼻的皮靴，依然保持漠北的游牧祖俗。北庭回鹘治下的其他族群，种类很多，模仿唐人的羁縻制度，分立部落头人，各授印信，昌吉博物馆所藏北庭古城出土的一枚方形陶印大约就是北庭回鹘时代遗物。在土地制度上，唐代的官田、职田、寺田、民田分别演变为王田、官田、寺田、私田四种，本质上是唐制的一脉相承。租佃制已广泛发展，并以奴隶制相补充。农民分为卡兰奇（向官府直接纳税的农民）、英朱（佃农）、库瓦克（官田的农户）、图图克（债务奴）、卡达施（家生奴）等不同的等级。土地可以租佃、转让、买卖，出现了大量有关租佃、买卖葡萄园的回鹘文文书。引人注目的是，北庭回鹘的度量衡单位实与唐制保持一致，仅仅回鹘语名称有所不同。据冯家班研究，①其容量、长度、面积、重量和数字单位无不受到汉文化影响，例如“锭”改称为雅斯图克，“两”改称为萨迪尔，“钱”改称为巴克尔，并指出：“很有意义的是，大多数表示度量衡的术语是外来语，即是来自汉族，很少来自西方。”
北庭回鹘所铸回鹘文铜钱，已在吉木萨尔三台六户地古城（唐凭洛守捉故址）发现。②近年来，北庭城中也出了一批圆形方孔，象征天圆地方的回鹘文铜钱，蒋其祥通过对回鹘钱拓片研究认为，从钱币实物观察，其铜质、色泽、文字、形制等，都不像元代钱币，而更接近于晚唐五代的钱币，反映出唐文化强烈影响。③
回鹘本为草原游牧族群，漠北广阔的草原曾为其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徙居吐鲁番绿洲和北庭古城一带，面临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与迥然有异的生产、生活方式，高昌一一别失八里回鹘的创始者仆固俊及其后裔的非凡智慧就在于迅速适应了这一新形势、新环境，在通过推行回鹘化改造当地诸族的同时，改造了自身。在当地汉人、粟特人的影响下，西迁回鹘很快实现了由游牧到定居，全面的经济、社会化转型。漠北回鹘本来食肉饮湩，只有上层才兼食饼饵，至西迁定居之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书中出现了黍（qonuq）、小麦（buγday）、大麦（arpaapra）、豆类（bucaq）、大米（küiric）、芝麻（küncit）、棉花（kapaz）等众多的粮食作物，以及浑葱（soun）、蘑菇、胡萝卜、葡萄、杏（aruk）、石榴（nara）等蔬菜瓜果，而以大饼（otmak）为主食，馕的名称尚未出现。唐代以前，高昌就开始种植草棉，进入北庭回鹘时期，似乎木棉也开始传入。当地生产的白■布、花蕊布，驰名西域，远销中原。在瓜果中，葡萄和西瓜、甜瓜最引人注目，葡萄不仅用以食用，而且还用以酿造名为bor的葡萄酒，以供饮用。邱处机记今吐鲁番地区“其地大热，葡萄至多，”又记西瓜其重及秤，甘瓜（甜瓜）大如枕许，香味为中原所未有。《契丹国志》引胡峤《陷北记》云：“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鹘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西人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篇》中认为这里的“回鹘”也应指西州回鹘。西瓜这一品种就是先传入辽朝，后来才传入宋朝，开始在全国普遍种植。
早在漠北时期，回鹘人已兴建了城市，定居高昌、别失八里以后，聚城室居已成为其基本生活模式，并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商业并重的社会经济结构。
畜牧业原本是回鹘的祖业，定居以后，仍然兼营牧业，马匹多放牧深山，羊仍为日常肉食，体现了定居与游牧交融的特色。在手工业上以镔铁制造最具特色，并使用皮囊鼓风助燃，因此，宋人洪皓称回鹘“善造镔铁”，反映了冶金技术的新水平。在北庭回鹘国内贸易中，除流通内地货币以及外来的金、银币之外，也仿照中原的币形，铸造一种圆形方孔的本国铜钱。现已发现数枚，上有回鹘文“亦都护”字样。蒋其祥的研究成果表明，其铜质、色泽、文字、形制等，都不像元代钱币，而更接近于晚唐五代的钱币，认为钱币铭文的含义、排列反映出唐文化对当地的深远影响。①
自19世纪至今，吐鲁番出土了大量北庭回鹘时代的回鹘文书，其内容除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文献之外，还有大量社会经济文书，内容涉及人口买卖、土地租佃、买卖、借银、借帛、借布、借酒、借驴、借芝麻等各类借贷文书，派工、课税、征徭、征粮、免税、换工、纳贡、纳税、纳徭等各类官府文书，以及过继儿子、遗嘱、遗赠、嫁女、婚约、结账、收条、婚葬账目、酒账、羊账、集资贸易等民间契约，从中全面反映了北庭回鹘建国时期的丰富社会经济内容。凡此种种，资料已很充足，但有关研究仍相对贫弱，有待进一步地深入发掘。
第三节北庭回鹘的多元文化
回鹘定居别失八里、高昌之后，广泛吸收了当地的汉文化、粟特文化，并同自身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为以汉传佛教为主体，摩尼教、儒家、道教共存，“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②的彩色缤纷的多元文化景观。
漠北回鹘汗国时期，主要使用突厥儒尼文，著名的《磨延啜碑》就是以这种文字写成的；兼用汉字及信仰摩尼教的粟特人习用的特种粟特文，著名的《牟羽可汗入教记》就使用这种文字。西迁后突厥儒尼文和粟特摩尼文一律废弃，改用突骑施雄主苏禄最早使用的一种以粟特字母拼写突厥语的文字，今已定名为回鹘文。字母有18～22个不等，前后期数目有所变化，书写分从右至左横写和从上到下直写两式，直体行次一般从左到右。字体分木刻印刷体与书写体两种，书写体又分楷书和草书，楷书用于写经，草书用于一般文书。广泛用于书写世俗公文、契约，以及佛教、摩尼教经典，产生了许多祷文、文约、医学文献、碑记、历法、诗歌、故事等，对后世蒙文、满文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回鹘与汉人聚居，汉语借词大量涌入回鹘语库。如taising（大乘）、busǐ（布施）、daoren（道人）等宗教词汇，quan一tai一qiu（皇太后）、kiün（君）、tutuq（都督）、siwcai（秀才）等政治词汇和mir（蜜）、tung（铜）、so（锁）、tincan（灯盏）、kuapu（课布）等生活、经济词汇。汉语、汉文则与回鹘文并存，而且使用这种文字的不仅限于当地汉人，不少回鹘上层，仍兼习汉语，并且大都拥有很高的汉文修养。因此，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载：“（城里的）回鹘人还有一种与秦人的文字相似的文字，正式函件、凭据就用它书写。这种文字，除了非穆斯林回鹘人和秦人，别人是不会读的。”这种文字显然就是汉文。直至元朝，出土的回鹘文佛经的页码仍以汉文数字表示。
漠北回鹘本来信仰摩尼教，西迁定居之初，摩尼教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据《册府元龟》卷972记载，五代时期，北庭回鹘曾向后周入贡牦牛尾、红盐、胡桐泪（胡杨树胶）及草棉织物白氍布、白褐等，为首使者就是一位摩尼僧，入宋以后，改以佛教僧侣为赴宋使者，说明开始改宗了佛教。摩尼教虽继续存在，但却改称原来信仰的摩尼为摩尼光佛，摩尼教改以佛教中一个独立的教派面目出现，与佛教和谐共存，甚至在同一千佛洞中毗邻而居，各宗其法，成为北庭回鹘佛教一个重要特征。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旗幡，画有精致的摩尼像，色彩鲜艳，惜已流失国外。20世纪末鄯善县吐峪沟又发现了一尊高8厘米、宽6厘米的铜质摩尼像，神像头戴波斯山字形宝冠，脑后和背部有锦帔下垂。狭长脸、高鼻、深目，颔下留有长须，双耳垂有大耳环，坐于折腰莲台之上，双手已折。佛像内部中空，塞满棉花、头发及胡须，后被掏除，今仅留头部所塞须发。隐喻被杀剥皮后身内塞满稻草的摩尼，属于高昌回鹘国前期遗物。王延德行纪中也记载当地“并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阿拉伯旅行家塔米姆（TanimIbnBahr）曾见到9～10世纪的北庭回鹘国王仍信仰摩尼教。知其名者如“交河摩尼寺”、“高昌摩尼寺”、“唆里迷摩尼寺”等。出土的一份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寺院占有大量田产、葡萄园和牲畜，有大量农奴以供差役，寺院经济有一定规模。摩尼教徒所创作的多种赞歌都已发现，内容皆讴歌太阳，讴歌黎明，文词非常优美。如：
黎明之神来了！
黎明之神自己来了！（重复两次）
起来吧，众官员和弟兄们
让我们赞颂黎明之神
无所不见的日神
你保护了我们
无所不见的日神
愿你拯救我们！
黎明之神
馥香芬芳
光芒四射的
黎明之神！（重复十次）
旋律简单但节奏鲜明，气象雄浑，音节亢亮，诗宇开阔，具有宗教颂诗中典型的庄严肃穆风格，有类于古埃及《亡灵书》中的《太阳神颂》。摩尼教和佛教本来是互相敌对的，回纥助平安史之乱时曾火烧洛阳白马寺，火数旬不息，很可能出于对佛教的敌视，悟空自印度归，不敢携带经由回鹘道返国，而寄存于北庭隆兴寺，原因也在于回鹘不容佛法，然而高昌建国以后这两大宗教非但和平共存，而且互相渗透，其中摩尼教吸收佛教术语最为普遍。以最称巨制的回鹘文《摩尼大赞美诗》为例，该诗共123段，触目皆乃“嗔思”、“智慧”、“六贼”、“解脱”、“正果”、“功德”、“彼岸”、“阿弥陀佛”等，反映了随着回鹘人的农业化、定居化，佛教的地位日益升高，而摩尼教的光辉则相对黯淡。
唐北庭故境本来还有祆教存在，回鹘西迁定居之后，景教代兴，取代了祆教原来的地位。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景”，意为大，景教即大教，唐朝此派教徒都以此自称。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反映这一宗教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已由叙利亚景教僧阿罗本等传入我国内地。因传自东罗马帝国，故称大秦教，又因其创立者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Nestorius），又称为聂斯脱利教，以此派独立后的总教会建于波斯报达（巴格达），又称波斯教，或“弥施诃教”本东正教教派之一，创始人是428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聂斯脱利。此人出任教区大主教以后，宣扬“基督二性二位说”的新教义，即基督具有神、人二重本体，圣母玛利亚只是作为人性的基督之母，而非神性基督之母，反对圣母玛利亚崇拜，否认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的统一，431年被革职流放。其所创新教义已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广泛传播并东传波斯，建立了独立的教团“迦尔底教会”（又称“阿述利亚教会”）。唐建中二年（781）立碑纪念大秦景教流行中国。武宗灭佛后一度绝迹，元代复传中原，与天主教统称“也里可温教”。最早传入新疆的基督教派也是景教，时间更早于中原。疏勒（喀什噶尔）属景教25个教区中第19教区。中朝使臣记高昌国有“波斯教”，元代马可·波罗途经西域各地都见到景教教堂和景教徒。畏兀儿、克烈、乃蛮部都已出现了景教徒。为蒙古人创制文字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被景教大总管委任为巡察总监的拉班·巴扫马，先后受任契丹（中国）总主教和景教“东方教会大总管”的雅巴拉哈三世马可斯，都是景教徒，是基督教传入我国和西域的历史先驱。景教传入回鹘的时间晚于祆教和摩尼教，特点是同祆教密切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三个波斯僧朝拜伯利恒的故事》取材于《马太福音》第二章，内叙三个波斯僧自耶路撒冷启程赴伯利恒朝拜“国王弥斯哈救世主”，献上黄金、香料、草药等三件贡物，都被国王收下，还赠三人一块圆石头。僧侣们接过石头，怎么也搬不动，牲畜也驮不动，他们商议这块石头为何这么重，这是块圆石头..为什么我们搬不动，牲畜也驮不动呢？看来，我们无法带走了。他们发现一口井，于是把石头推进井里，顿时（他们）看到，从井里喷出一股可怕的火光和烈焰，冲上蓝天，僧侣目视耳闻这一奇异征候之后，恐惧地跪倒在地，叩首忏悔：“（救世主）赐给我们的是可崇拜的宝石，我们不配接受这种礼品，不知道（宝石的珍贵），将它推进井里。”迄今为止，僧侣们拜火的原因（根源）就在于此。这时僧侣们才醒悟到，天使把他们领向了另外一条路。①对照《马太福音》，前文中的“国王弥斯哈救世主”即福音书中的希律王，但原文却没有这一拜火情节，可见景教在回鹘的发展同原来这一地区盛行的祆教已实现了部分融合。②
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故事与鄯善吐峪沟口麻扎（全称“吐峪沟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札”）的七圣人传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艾苏哈卜·凯赫夫”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洞中人”。据传，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麦加以西某国的叶木乃哈等5人来东方寻求“天意”，行至吐鲁番遇本地牧羊人及所携一犬，遂结伴同行。至火焰山南麓之吐峪沟，见一石洞，即入而修行。300年后始出洞，旋又入洞，此后不再复出，六人一犬终修行为圣，传说中的时间早于哈剌汗朝诸麻札，被尊为新疆诸麻札之首。经考证，此传说系由基督教“七眠子”故事和《古兰经》第18章“山洞人”故事附会而成。新疆伊斯兰教的传入不可能早于哈剌汗朝发动的于阗宗教战争，则又进一步说明七圣人传说产生时间的不可信。参稽该麻札至今仍有点长明灯的习俗，明显是祆教遗风，麻札前还有两块莲花纹石础，则又说明当地应有佛教寺院旧址，而故事则又具有明显的景教内容。很可能其原始形态属于景教，而后始逐渐附会为伊斯兰教的什叶派霍加传说。
漠北回鹘汗国时代世俗文学受古突厥儒尼碑文的影响，基本上都是英雄纪功文学，这是同游牧奴隶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回鹘早期作品《磨延啜碑》、《九姓回鹘可汗碑》等几乎同突厥《暾欲谷碑》、《阙特勤碑》等同一套路。西迁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回鹘的民族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异，由粗犷勇悍变为细腻聪睿，涌现出阿普林啜特勤等一批卓越诗人，诗句精炼，意趣含蓄，非常近似于唐宋诗风，咏写主题涉及各个方面。③其中《在这块地方》④是一首幽美恬静的风景诗：
在层层的群山中，
在那安静的阿兰若处，
在松柏树下，
在潺潺的小河旁，
在欢快的小鸟
聚栖处，
在那无牵无挂
令人愉快的
这块地方，
在葱郁的风景如画的山中，
在令人心旷神怡的这块地方，
在繁茂的树林里，
在奔腾而下的山溪边，
排除六贼的侵扰。
在一切都了如指掌处，
在那无所希求的，令人愉快的
这块地方！
此诗蕴旨绝肖唐人王维《过融上人兰若》：“山头禅室挂僧衣，窗外无人溪鸟飞，黄昏半在下山路，却听钟声过翠微。”皆立意颂赞自然，颂赞山林，悠然自得地描绘小溪、飞鸟、佛寺以及无形、无声的肃穆、幽静，富有返璞归真、弃世入定的佛教哲理，化禅入景，触目成趣，韵在象外，情味无穷。而王维诗中主人公是局外人，此诗中主人公却乃局中人，诗的境界又更胜一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曾经指出，一首好诗的画面：“应当像太阳一样，来得自然，满照头上，然后堂皇却又清醒地下降，把人们逗留在黄昏的富丽景色之中。”这首短诗，正像太阳一样具有这种迷离朦胧、空山灵雨的神韵。
想起我的未婚妻，我感到忧伤。
越是忧伤，啊，眉毛漂亮的姑娘，
我越想和你见面！
想看我的爱人，
想着、想着，
真想吻她千百遍。
亲爱的，我想去你那里，
但我去不成。
我心中的人！
这首娓娓自陈、表达浓烈爱情的短诗出自北庭回鹘贵族青年阿普林啜特勤手笔，诗中一再表白：“愿光明之神保佑，我和我的爱人，结成良缘永不分离”，“愿强有力的天使帮助，我想我黑眸子姑娘，白头偕老”。灼情如炽，腾跃纸上，但终于“去不成”。语意闪烁，明有难言之隐。这一爱情悲剧的酿成绝非其他因素，而是战争破坏了和平生活。联系他的另一诗篇《怀念亲人》①，可以洞悉悲剧形成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
白云翻滚，
是四方要下雨吗？
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
是因悲伤而流泪吗？
春云滚滚，
是要落雨吗？
我那年轻的妻子
是在落泪吗？
秋云翻滚，
是要下大雨吗？
我那心爱的两个幼子
是在流眼泪吗？
我的宝贝儿，好逃跑的马驹
是要寻找自己的爸爸吗？
我亲爱的胞弟和弟媳
是要寻找自己的哥哥吗？
我贴身的五十壮士
是要寻找自己的主人吗？
别则克里克的妇女
将要悲痛心碎吗？
…………
诗中反映的内容似乎是北庭回鹘与其邻邦哈剌汗朝之间的一场边境战争，从《突厥语大词典》保存的“圣战”诗歌和别失八里条的注释可知，哈剌汗朝的穆斯林极端敌视北庭回鹘，因之边境紧张，战士远戍，家人不得团聚，和平生活受到严重威胁。诗中武士坐骑已死，孤驹徬徨，部曲失散，只身幸存，显然陷于战败的窘境。阴云低压，雨雪霏霏，敌在咫尺，险象四伏，遥想故乡老母思子，爱妻思夫，幼儿思父，亲人和同乡都由于这一噩耗而惊恐，悲泣。分明是一幅战祸离乱图，诗人以暗色调的气氛烘托和真幻交融的精细心理描写，成功地传达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戏剧艺术是北庭回鹘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依赖当地浓郁的佛教文化氛围的襄助，这种文学和舞台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十分繁荣。每逢节庆之日，多在寺院附近搭台表演，戏剧内容多为佛本生故事。21世纪初，德国考古队曾在吐鲁番发现回鹘文佛教原始剧本一一《弥勒会见记》抄本的残卷。1959年哈密又出土《弥勒会见记》写本，共293项，由一幕序文和25幕正文构成，内容是讲述弥勒佛的生平事迹。库车地区也出土过一些戏剧场面的文物。
漠北草原操突厥系、蒙古系语言，各族大多采用12兽（12生肖）纪年，回鹘在漠北也是如此。高昌遗址曾出土一份用粟特语书写的历书残简，该历书每日同时记有粟特、华夏、突厥三种称呼，即每日先用粟特语记七曜日名称，次用粟特语译中国甲、乙、丙、丁十天干之音，再记鼠、牛、虎、兔等十二兽的粟特语名称，后在其上的每隔二日用粟特语译出中国的木、火、土、金、水等五行名称。以七日为一周，分别以日、月及火、水、木、金、土五星命名之法，肇始于西亚，后来广为流传，可看做历书中粟特文化的反映：十天干纪日则属中国特有，十二兽为回鹘的历法传统，穆勒根据吐鲁番的两件木杵上的回鹘文研究，还发现畏兀儿人还广泛以五行与十二属相配纪年，出现了诸如“土兔年”的记载，而这正是吐蕃人对汉式历法的新发展，必定是伴随藏传佛教的影响传入畏兀儿境内。吐鲁番发现的历书残简中也见到了七曜的名称，即日曜日（密，myγ）、月曜日（莫，mγ）、火曜日（云汉，wrγn）、水曜日（咥，tyr）、木曜日（温没司，wrmγt）、金曜日（那颉，nryδ）、土曜日（鸡缓，kaivan）。这种历书融三种历法特征为一体，正是王国境内各种文化荟萃、交融的反映，代表着北庭回鹘文化的特质。
回鹘的医学在北庭三州原来盛行的汉方医学基础上，吸收西亚、印度以及本地特产药物等，重加改组，形成为独具特色的回鹘医方。吐鲁番小桃沟石窟出土了汉文、回鹘文合写的药方。内容包括疗眼法、治腹痛法、止鼻血法、治疮患法、治头痛法、堕胎法等多种医疗方法，利用动植物药物制成各种药丸和汤剂。汉方医学中的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被北庭回鹘医师普遍采用，五代、北宋时期西域药材胡桐律、乳香、胡黄连等大量输入内地。
回鹘的音乐继承了唐代的高昌乐、伊州乐，粟特乐，进一步恢弘。王延德记其人出游 “必抱乐器 ”；其王接见宋使王延德时，先是“张乐饮宴 ”，饮后泛舟池中，池边“四面作鼓乐”。吉木萨尔西大寺和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中的壁画都有戴三尖冠、莲花冠等贵族冠饰的人在演奏乐器。
回鹘文木刻活字： 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的一个地窖中发现了装在一个木桶中的木刻回鹘文活字，达数百枚之多。斯坦因认为是 13世纪元朝统治时期的遗物。经我国专家详细考证，认为它是16～17世纪前期的东西。吐鲁番、敦煌曾大量发现13世纪的木刻本回鹘文佛经，从刻印的情况看，不是活字印刷，因此，敦煌发现的木刻回鹘文活字，产生的年代不可能早至 13世纪。
北庭回鹘人还保留着某些萨满教的习俗。王延德曾见当地入“用本国（指北庭回鹘国）法设祭，出诏神御风，风乃息”。《突厥语大词典》更明确记载，他们求雨、祭风的法器就是一种叫做“砟答”的髀石类物品。“砟答能让老天下雨、下雪、刮风，这是突厥人中人人皆知的事。”可见，萨满教巫术仍然十分流行。宋人洪皓记回鹘奉佛虔诚，“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这种独特的供佛仪式即是受萨满教的影响。按萨满教习惯，信徒多在家中供奉代表自然神灵之偶像，饭前均要先将食物抹在偶像嘴上，以示供奉。北庭回鹘将以前信奉萨满教的一些习惯融会在礼佛仪式中，就形成了这种独特方式。
第四节北庭佛教与僧伽萨里都统
北庭回鹘的宗教信仰改宗，大体同安西回鹘相似。太平兴国六年（981）王延德、白勋率领的北宋使团出访高昌，这是自北庭回鹘建国以来首次到来的内地使团。从王延德《西州行程记》所记可知，北庭回鹘国中佛教继续传承，同唐西州佛教没有重大差异。王延德一行从汴梁出发，到达高昌，时已四月，留下的记载是佛教仍很隆盛。“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说明北庭回鹘建国以后，仍然回鹘文、汉文两种文字并存。赴北庭途中，“度岭一日至北廷，憩高台寺。其王烹羊马以具膳，尤丰洁”。到达别失八里大城，即北庭古城，“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太宁之寺”。①北庭回鹘一畏兀儿继承了北凉、麴氏高昌以来的汉传大乘佛教的传统，重视布施，以舍产造寺为最大的功德。如1912年在土峪沟发现的《土都木萨里造寺碑》，一作《亦都护布哈里噶造寺碑》，内容就是记述亦都护布哈里噶在位时，土都木萨里捐献土地、财物，供寺院修缮之资。碑高73厘米，宽60厘米，已残破，存回鹘文24行，原碑已佚，有黄文弼所留拓片传世。1965年1月在苏公塔北约1公里英沙古城地窖中发现的回鹘文木柱文，实为一件造寺奠基木发愿文。长62.3厘米，主干部分直径为5.5厘米，下端呈尖状。八棱八面，每面有两行回鹘文，共16行。墨书，多数字迹已漫漶不清。内容是比丘尼乌枕南公主捐资修建寺院、佛塔，布施功德的善行，也属北庭回鹘前期的遗物。原件今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充分反映北庭回鹘的佛教在历代亦都护和统治贵族的大力支持下，继续繁荣和发展。
定居化之后的回鹘，继承了西州汉人的历史传统，佛教已成为高昌回鹘的主要信仰。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和北庭西大寺成为北庭回鹘的两大国寺。寺中的壁画明显具有汉传大乘佛教色彩和汉风艺术特征。由于吐蕃也曾统治过这一地区，藏传佛教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密宗的盛行就与此有关。回鹘绝大部分佛教经典都是译自汉文，如《金光明经》、《法华经》、《华严经》、《八阳神咒经》以及高僧玄奘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也有部分经典译自龟兹一焉耆文，如《弥勒会见记》，密宗经典中则有不少乃译自藏文。有些在内地译经的回鹘译经僧受到当地佛教界的推崇，西夏皇帝李元昊曾专门修建高台寺，邀请回鹘僧人将佛经译成西夏文。宋人洪皓《松漠纪闻》所记：“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像其中。”
回鹘西迁之后，粟特文字母竖行书写的回鹘文取代了突厥儒尼文，这种文字书写的文献在吐鲁番各古代遗址中有大量发现，其中佛教文献占有很大的比重，足以反映西迁回鹘佛教的兴隆。其中大部分重要回鹘文佛经都是译自汉文佛典， 诸如《金光明经》、《俱舍论》、《玄奘传》、《八阳神咒经》等，这同北庭下属伊、西、庭三州原先汉传佛教的长期流行，以及回鹘高僧大部分都熟悉汉文有关。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回鹘佛教本质上就是汉传佛教的一个分支。但也有部分佛教文献译自相邻的焉耆、龟兹，在吐蕃统治时期又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例如回鹘文《弥勒会见剧本》跋文中记为“圣月大师从印度文制成古代焉耆语，普拉提亚拉克西提法师又从古代焉耆语译为突厥语”。这是从焉耆一龟兹文转译为回鹘文的例子。又如《胜军王问经》中记：“桑加西里又从藏语译为回鹘语。”则是译自藏文的例证。至少是大藏经（tripitaka）中的经、论两部分的主要著作都已先后被译成回鹘语。基本上大、小乘俱全，而以大乘为主，包括中原盛行的净土宗经典《阿弥陀经》。小乘经典中有甘肃额齐纳河流域出土的《阿含》部佛经残卷。密宗经典则多译自藏文。只有律部的回鹘文佛经迄今尚未发现。已出土了大量回鹘文手抄本，书写形式分写经体和草书体两种，梵荚装是主要装帧形式，正文主要以黑墨写成，有佛名处夹用朱笔。回鹘文之外，也夹用汉字或其他语文。进入元朝，又出现了一批木刻本，页码多用汉字表示，可能出自汉族工匠之手。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最晚回鹘文献属于14世纪，全国最后一部回鹘文佛经是1910年被俄国马洛夫在我国甘肃酒泉附近文殊沟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书中留有“康熙廿六年（1687）六月初八开始写，八月十五日写完”字样。 1913～1917年在圣彼得堡以回鹘文铅字重新排版刊布。
出土回鹘文献中有大量佛经残卷，其中不少对佛的赞诗写得尤为优美。例如其中的一首：
愿我们初生在莲花中
看到佛奇异的曼茶罗
在普照的无限光明之前
愿我们得到真正的授记
... .
愿十方所有国家
全都繁荣昌盛
愿他们在僧众的围绕下
常列坐于菩提道场上
让我们虔诚地传播佛法
满怀圣洁的愿望
让我们以常时不懈的膜拜
来渡过无边的苦海
佛教属多神教体系，所常拜的神不只限于佛陀，还有未来佛弥勒，慈悲纯洁的观世音等，这些都是大乘神祗，各自有其特殊形象，绘形造境都极为美丽，带有缥 缈醉意的遐想，这正是佛教文学一种特有的艺术魅力，例如密宗崇拜的观世音菩萨被描写得无限高贵而圣洁：
他生自波头摩莲花
他盘膝坐在
有光轮的月中他有洁白的四臂
他身上饰满珠宝
他头戴宝冠
腰系花色的锦带
他作导入内的法印
有如张开的莲花
..…………
迄今国内外已刊布的佛教文献主要有：《阿含部》诸经，其中既有《长阿含》、《中阿含》，也有《增壹阿含》和《杂阿含》。毗婆娑教派剧本《弥勒会见记》以及大部头佛教故事集《十业佛譬喻鬘经》等，属于小乘佛教内容。《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花经》（普门品）、《阿弥陀经》、《华严经》、《金刚经》、《大方便佛报恩经》、《慈悲道场忏法经》、《般若波罗密多经》、《方广大庄严经》、《瑜伽师地论》、《俱舍论安慧实义疏》、《八阳神咒经》等都属汉传大乘佛经，还有高僧玄奘的名著《玄奘传》，全名为《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等。其中《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更属于汉地佛教兴起的一个特殊教派，为净土宗的基本经典。而以《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之写本、刻本为最多，计达186种。此书既有顿悟成佛的大乘内容，又有禳邪祈福的密咒色彩，是回鹘佛教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经典。《大云请雨经》、《大方便佛报恩经》、《七星经》、《十方平安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圣一切如来顶髻中出白伞盖佛母余无敌总持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佛说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顶尊阿陀罗尼经》、《佛顶心大陀罗尼经》、《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文殊师利成就法》、《转轮王曼茶罗》、《首楞严经》、《日来心经》、《胜军王问经》、《慈悲道场忏法经》等则属密宗佛典，不少译自藏文。此外，还有《吉祥轮律仪》、《无量寿宗要经》、《师事瑜伽》等佛教文献，也都是根据藏文翻译的。可见回鹘佛教除主要承袭高昌国以来的汉地佛教传统以外，由于经历了吐蕃时期的统治，藏传佛教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吐鲁番还出土了大量佛教的赞诗，文句都非常优美。如《佛顶礼赞》：“愿我们出生在莲花中，看到佛奇异的曼荼罗，在普照的无限光明之前，愿我们得到真正的授记。”“愿十方万邦，全都繁荣昌盛，愿他们在僧众的围绕下，常列坐于菩提道场上。”“愿普天下的众生，没有忧愁，常享快乐，愿人们得到正法的福祉，成为虔诚的善良信徒。”“让我们虔诚地传播佛法，满怀圣洁的愿望，让我们以常时不懈的膜拜，永渡过无边的苦海。”此外，还发现了属于大乘华 严宗的《十善行赞》、净土宗的《弥勒赞》以及密宗的《观世音赞》。其回鹘文原本今藏于大英博物馆。这一时期，高昌、北庭是西迁回鹘主要的佛教基地，名僧辈出，成为北庭回鹘佛教历史的黄金期。
北庭回鹘时期，新开凿的石窟寺不多，特点是几乎对全部旧有的石窟寺进行改绘，原来麴氏高昌和西州的主寺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继续是高昌回鹘的主寺。不知宁戎寺旧名是否有所改变，学术界公认这千佛洞共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其中北庭回鹘时期占全石窟的半数以上。壁画上多有汉文和回鹘文双行并书榜题，及回鹘人供养人。20世纪末又在窟中坍土中发现了木质斗拱等建筑材料和数量可观的汉文、回鹘文、西夏文、梵文、婆罗蜜文、粟特文的佛教、摩尼教文献和世俗文书，以及塑像肢体碎块、壁画残片及珍贵雕版印刷物，证实这里除了石窟寺以外，还曾存在着高大的佛寺殿堂、回廊等地面建筑。由于财力不足，大量将原先的禅窟、僧房也改造为礼拜窟，是北庭回鹘一畏兀儿时期的重要特点。如纵券顶的第10号窟，室内一周原先凿出八个小禅室，本用于坐禅。编号为35、37等窟曾为僧房，都已改为礼拜窟。被确定为元代畏兀儿人使用的第16、39、40、41、42诸窟，似也未必属于新凿，不过是改造和大规模改绘的晚期洞窟。回鹘壁画继承了汉传大乘佛教的内容，誓愿画乃这座千佛洞中重要题材，就属大乘系统。第20窟还出现了以阿弥陀佛坐像为中心的壁画，第18窟又在窟门左侧壁绘有药师净土变，主尊药师如来坐于多角束腰形莲座上，右手结三界印，左手置于膝前。如来左右为日光、月光菩萨侍坐，并有侍立的诸菩萨、比丘等。前面右下侧立十二药叉大将，左下侧立九曜。中台下缘左半部绘“大愿”图，右半部绘“横死”图。明显属于汉地佛教特有的净土宗。密宗内容的壁画也为数不少，如41窟中四分之一属于密宗题材。第20窟小室后壁绘大悲变相，左右侧壁绘毗沙门天及其眷属，四隅绘四天王像。侧室全部绘四臂三面的吒枳大愤怒明王像，反映出回鹘佛教已面临危机，因此，迫切呼唤密宗中的护法神。此外，十一面观音、千手眼观音、如意轮观音、马头观音等观音像及愤怒明王壁画等密宗诸神都有发现。此外，胜金口千佛洞也是保存北庭回鹘画风较多的石窟寺群。洞窟中不但有不少回鹘文题词，并有同柏孜克里克相类似的誓愿画，构图较简单，立佛二侧人物较少。大乘誓愿画实源自小乘说法图，特点是将坐佛改为立佛。
2005年6月9日，承鄯善县委赵文泉书记的邀请，我与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田卫疆博士，在县委马副书记亲自陪同下，乘坐东方地球物理公司的沙漠车，进入了鄯善县南端沙漠，考察了大、小阿萨遗址。属鄯善县达浪坎乡拜什塔木村西南地界，西为艾丁湖，初步判断，大阿萨即唐蒲昌县城故址，小阿萨更在大阿萨之南，地理坐标：38′，36′。北有一条宽河床浅渠，在东经89°42″北纬42°23″长满骆驼刺的波状沙丘地上建有宏大规模的佛寺，皆为土坯垒建而成，明显属于北庭回鹘风格，与夯筑而成的唐蒲昌县城不同。总有七处建筑，若断还连，遥相呼应。其中三处是吐鲁番地区保存最好的佛教遗址之一。都是长宽各约 100米，佛塔不高，皆为穹顶，穹顶和塔壁上现仍残存千佛壁画。我们重点考察了第二组佛塔，上面一圈莲花纹还很清晰，佛像虽已残毁，光轮仍存。在该塔底座上，因风扬浮土，还意外发现了一块长近2米，高不足0.5米的壁画，两个穿靴人的下半部犹清晰可见，与北庭西大寺所见略同，而颜色更为鲜艳，属于人尚罕知的佛教壁画残部。为防止进一步风化，我们拾附近地面土坯残块予以封存。
北庭回鹘在佛教壁画的艺术风格、审美意趣追求、乃至都是使用软性毛笔作画而不使用硬性木笔等细节上，都与汉文化是同一血脉的流淌，直接继承了唐、宋画风，题材有许多即来自中原地区。画法以线描为主，色调以红为主，出现了众多回鹘供养人像，衣冠形制多为唐装的变异。人物造型丰肌秀骨，线条刚劲，色彩鲜丽，画面生动，与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的风格十分接近。所谓西域壁画艺术中的“回鹘风”实质上无非是汉风艺术的继承和变异。
北庭回鹘时期，佛教鼎盛，名僧辈出。其中籍贯为别失八里的北庭僧都统僧伽萨里（SinguSalitutung）法师尤为其代表人物，又译详古舍利、僧古萨里等，精通回鹘文、汉文、梵文、焉耆一龟兹文，也许还懂藏文。译作宏丰，已知出自他的译笔的佛经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玄奘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观身经》、《俱舍安慧实义疏》（汉文原本已不传）、《八阳神咒经》等，都已在吐鲁番发现，在《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跋文中自述为：“幸福的东方伟大中国国中精通大小乘一切经的菩萨义净三藏法师从印度语译为汉语。又在此五浊恶世的后学者别失八里人僧古萨里再从汉语译为突厥—回鹘语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完。”
《金光明经》的全称是《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古代西域最流行的佛教经典之一，现有数种回鹘文版本，其中最完整的一部木刻本为俄人马洛夫1910年得于甘肃酒泉裕固族佛寺，现存列宁格勒。1913～1917年由沙皇科学院重新排印出版。隋代高昌王麴伯雅入张掖听讲此经，以发被地，令主讲高僧登发而上法坛，唐玄奘在高昌为麴文泰讲法，也是主讲此经，可见僧伽萨里将此经译为回鹘文意义的重大。
在回鹘文《玄奘传》（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译本第七卷末跋①中又云：“幸福、伟大的中国国中精通三藏经的慧立大师受命用汉语制作，名叫彦惊法师的经师加以扩充，又别失八里人僧伽萨里重新从汉语译为突厥语的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第七卷完。”从中得知，僧伽萨里生于北庭，曾任北庭回鹘佛教最高僧职僧都统，相当于基督教系统的的大主教。日本保存的一片回鹘文残叶，内叙古龟兹金花王故事，《大唐西域记》中也有相同内容，耿世民据此推测，僧伽萨里还曾翻译过《大唐西域记》。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大唐西域记》皆为我国古代名著，这不仅因为玄奘 法师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是中世纪研究印度和中亚诸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其中《大唐西域记》译本虽已久佚，回鹘文《玄奘传》写本仍存，1930年前后在南疆出土。梵荚装，长44厘米，高18厘米。现存部分共为378叶，756面。其中248叶现存我国北京图书馆。①余之23叶现存法国魁梅博物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也藏有此书残片。德国学者冯家班（A.V.Gabain）根据《玄奘传》的语言风格判断，此书乃译成于我国晚唐时期（公元923年之后）。据此，僧伽萨里应生活于10世纪，即蒙古兴起之前的北庭回鹘佛教鼎盛期。
关于僧伽萨里的研究，主要有德国的冯家班、俄籍德人拉德洛夫、前苏联的马洛夫等人，我国最早撰写专文的学者为耿世民与伊不拉音·穆提依②，共同承认僧伽萨里的译文正确，优美。例如《玄奘传》第七卷玄奘致印度智光法师书，原文以六朝骈体写成，又无断读，经其翻译，畅然流利，可谓信、达、雅三绝。《金光明经》中存在着大量七言偈颂，这是对译者水平高低的严峻考验，例如下引四句：
祸哉爱子端严相
因何死苦先来逼
若我得在汝前亡
岂见如斯大苦事
译文已变为八句，每一汉文七言偈变为回鹘语时都变为两个诗段：
naadaardiatayYm这是什么灾祸，我的孩子
kerkla—kiaegiikiim，我的漂亮的小儿子，
elmakamgaknaqlikin死亡的痛苦为什么
engrakalipartiirdi？先来把你夺去？
sintidaongraelmakig我愿死在你的前面，
bulayYnaykiln—kiaml啊，我的小太阳！
kormayinartimunitag我不愿见到这样
uluolaqY01amgakigl巨大的痛苦！
僧伽萨里创造性地以古代回鹘七音节挽歌体进行翻译，在格式上又予增变诗段，取得了情采并茂，音韵俱佳的效果。
依不拉音·穆提依乃是我国最早研究僧伽萨里的维吾尔族学者，其基本观点与耿世民基本一致，重点强调了以下两点，其一：“僧古萨里把我国当时的名称‘大唐国’这个词，译为‘uluγtawγaqili'，汉语中有时没有‘大’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僧古萨里也依然把‘uluγ’这个词加上，译作‘uluoltaxγaqili'。这一事实可反映出僧古萨里本人以及西域各民族人民，当时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敬爱之情。”其二：“迄 今为止，我们在研究维吾尔文学方面，总是较多的注意古代伊朗和阿拉伯文学的影响，而却不太重视汉族文学的影响。我认为认真对待僧古萨里翻译活动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填补这方面的空白。”①
除僧伽萨里之外，北庭著名的佛经翻译家还有普拉提亚拉克西提法师，也是生活于9～10世纪，精通焉耆一龟兹语，宗尚小乘佛教，所译《弥勒会见记》，或称《弥勒三弥底经》，是一部长达二十七幕的佛教原始剧本，属小乘毗婆娑教派的作品，1959年出土于哈密。原本为梵文，先由圣月大师由印度文译为焉耆一龟兹文，普拉提亚拉克西提又转译为回鹘文，文笔流畅，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时间最早的剧本。书后还附有弥勒赞词，都属于小乘佛教内容。在所译《弥勒会见记》中经常提到胜光法师之名，有人认为这位胜光法师同僧伽萨里实际上是同为一人。
第五节北庭回鹘王家佛寺与民间佛寺
著名的北庭西大寺是北庭回鹘的国寺，天山北麓佛教的中心。很可能总管北庭佛教事务的僧都统就驻锡在这座宏大的寺院。这座寺院在今吉木萨尔县境内，东南距县城12公里，东距北庭古城约600米，在今西坝河东岸的台地上。遗址四面环水，除西坝河以外，东、北两面又临人工挖成的深沟，与护城河相连。南面也有东与北庭古城西城墙外护城河相通的壕沟，有一条东西向大道由南面壕沟之北直通北庭古城西城门，四周皆平原，现为农田或居民点。原来是矗立在北庭古城西门外的一座大土墩，高14.5米，底周约250米，当地人称为西大墩（图138、139）。1979～1980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对西大寺遗址进行两次发掘，证明是一座被掩埋的佛寺。参稽《长春真人西游记》：“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命名为高昌北庭回鹘佛寺。我以为宜正名为北庭回鹘西寺。根据木料、芦苇标本碳 14测定的年代数据共有五个。以树轮校正年代为准，年代的上限在960～1090年，下限在1100～1270年；年代最大跨度在960～1270年之间。佛寺建造的时代大致在10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左右，即相当于宋初至元代初期前后。现有回鹘佛寺大都因袭唐代佛寺旧制，仅在壁画上重加改绘，这却是一座少有的回鹘人新建的佛寺，为唐代所无。其研究价值由之倍增。
北庭回鹘西寺坐北朝南，由山门、正殿、配殿、僧房、库房、庭院等组成，长方形，南北长70.5米，东西宽48.8米，建筑面积近3500平方米，寺庙全部用大型土坯顺丁平砌于夯土台基之上，远远望去，宛如一座建在高丘上的宏伟三层洞穴式楼群，气象十分宏伟。山门已毁，正殿残高14.3米，整个建筑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部包括正殿和四面的洞龛，南部则是配殿、庭院和僧房。平面呈长方形，北部正殿呈方塔形，由正殿、分层洞龛和踏道三部分组成，佛寺的山门已毁，正殿残高14.3米，殿中有一座残高约6米的坐佛泥塑像，正殿北部的东西两侧有排列整齐的佛洞，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每面有7个洞室，下层每面有8个洞室，每个洞室依后壁供奉菩萨塑像一尊，佛像台座上和洞顶洞壁都绘有彩色壁画，形象生动。洞前有围廊环绕，人可通行。东西三座配殿泥塑众多，少的六七尊，多的二十余尊，或坐或立，佛、菩萨、罗汉、天王、狮子的形象都可辨认。东殿中有一尊长约11米的卧佛，右侧卧，头部绘彩色光轮，券顶和窟壁画有千佛，明显属于汉传佛教风格。西殿有一尊菩萨，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肩披璎珞，腰束锦带，立在半圆形的莲花台上。殿北还残留着两尊护法神泥塑立像，头部虽都已残毁，但身姿挺拔，衣纹清晰，其中一尊除头部外基本上全身完整，明显武士装扮，千年之后仍然可以感受到其飒爽英姿。
这座佛寺整体建筑形制呈长方形，南北残长70.5米，宽43.8米。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面是高大的正殿，外观呈方塔形，南北长15米，东西宽11米，残高14.3米。正殿的东、北、西三面外侧分层环筑洞窟式大龛，东、北、西三面残存上、下两层洞龛，南面仅上层筑洞龛。南面建筑以庭院为中轴线，东西两侧分置有配殿、僧房和库房，基本对称分布，殿堂设置也与一般汉式殿堂相类：洞窟内均依后壁或侧壁砌一个或三个台座，每个台座上供有一尊塑像，或佛或菩萨，窟内两侧壁及穹顶上有的有壁画，内容或为千佛，或为供养菩萨、护法，或为经变、本生故事，或为供养比丘、供养人像。而无壁画的洞窟中则有少量回鹘文或汉文题记，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漫漶难辨。这种无壁画洞窟与千佛壁画洞窟的主要功能是禅定窟，其他窟形则为礼拜或供养功德窟。
197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先后发掘了东面下层8个洞龛，上层7个洞龛；南部6座配殿、2座小型配殿、4座库房、5座僧房，以及庭院和平台等遗迹。同时还清理出正殿及其西、北、南三面洞龛的轮廓。东面洞龛平面长方形，券顶，发现台座、塑像和壁画。南部配殿平面长方形，发现佛坛、台座、塑像、壁画和木建筑构件。在库房还发现玉器、陶器等遗物。规模宏伟，塑像壁画精美，高昌正等贵族供养像栩栩如生，回鹘文题记随处可见。因此，参加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队的报告中就惊奇地发现“这种佛寺平面配置形制”，不仅为全国所无，而且“在新疆地区至今尚未发现与之完全相同的例证”。①通过同高台寺的比较研究发现，这一佛寺还具有仿石窟寺建筑同殿堂庭院式相结合的特征。其中仿石窟寺形制显然源自高台寺，殿堂庭院式则是这座佛寺的新发展。
佛寺以正殿为中心，主要分为两区，一是正殿东面的建筑和遗迹，二是正殿南面的建筑和遗迹，至于正殿之西、正殿之北，因尚未发掘，不太清楚。正殿之南，庭院位于正中部，呈南北长方形。其南端中部开院门，北端中部与北部正殿踏道口相通。以庭院为中轴线，东西两侧置配殿、僧房和库房。院内地面铺一层粗草泥，地面上平行铺置两条纵贯南北的木地板。院门呈八字形，门外侧地面上横置有木 门槛。院门之南是平台，其南端已残断，平台面较庭院地面略高，上铺红色方砖。配殿共有8座，其中较大的6座分列于庭院之东西两侧，每侧各3座，基本对称；另外2座较小者分别位于整个南面建筑群之东南角和西南角，亦相互对称。配殿均呈长方形，墙壁内有木柱和维木，殿门呈八字形，其中4座开向庭院，另两座与邻殿相通。每座配殿内均设长方形佛坛，或依殿壁，或位于殿中心而与四壁形成参道。在殿中心的佛坛上均置有佛座。佛座有大、小两种，大者每坛1座，位于坛之中心或略偏一侧；小者每坛少则6座，多则达16座，均围绕大佛座分列于佛坛之边缘处，佛坛和佛座之立面及束腰处多有壁画，每个佛座和沿壁佛坛上均有塑像。僧房共有5座，东西成一线分列于庭院之南的平台两侧。东侧2座，西侧3座，均为长方形，狭小低矮，无采光措施，承袭了苦修的历史传统。库房4座，分别位于庭院南部东西两侧配殿和僧房之间，每侧两座，相互对称。有陶瓮、陶盆、陶碗、玉饰件等遗物和一些红色颜料痕迹，另外在壁面上发现有多处火烧痕迹。正殿之东的建筑及遗迹，有上下两层洞窟，在两层洞窟之间，又筑有一层空洞。空洞的设置，目的在于减轻重荷。其中下层共有8个洞窟，其平面呈长方形或八字形，均由门道和洞室两部分组成。门向东开，门道或呈长方形，或呈八字形，或呈喇叭口形，其南北两壁均立有暗柱，顶部多已坍塌。洞室均为长方形，券顶。每个洞窟内均依后壁或南北壁砌1个或3个台座，其上都有一尊塑像。上层洞窟共有7个洞窟，其平面呈梯形或长方形，门向东开。顶部全部塌毁，仅个别洞窟尚残存有券顶痕迹，洞窟壁面结构基本上与下层洞窟相同。每个洞窟在洞口前部都有一层或两层台阶。在所有洞窟中，除一座在南、北、后壁各砌一个台座外，其余各窟仅在后壁设一个台座，有的台座上绘有壁画，每个台座上均有一尊塑像。
北部建筑群的布局：北部的正殿和洞龛建筑，南北长45.8米，东西宽43.8米，残高14.3米。该建筑群是由正殿、正殿外面四周分层环筑的洞龛和踏道三部分构成。正殿位于塔式建筑中部，未发掘，只清理出轮廓。正殿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5米，东西宽11米。殿门开在南壁正中，南有斜坡式踏道与庭院相接。踏道南北长12米，东西宽2.1米。殿内北壁有一尊大型塑像，胸部以下已毁。塑像外露部分胸部残径5.5米，右臂径2.2米。在正殿外侧东、西、北三面各残存上下两层洞龛，下层每面有8个毗连的洞龛，上层每面有7个毗连的洞龛。南面下层与配殿、庭院连接；上层残存两个洞龛，分别位于正殿踏道之东、西两侧。上述洞龛仅东面经正式发掘，下层洞龛从南向北编号为E101～108；上层洞龛从南向北编号为 E201～207。其他三面只大致清出上层洞龛及下层部分洞龛的轮廓。
此外，在东、西、北三面上、下层洞龛之间还各有一层空洞，每面8个，位置均在下层洞龛龛顶之上。除上所述，在东、西两面上层洞龛南端，均有与下层地面相连接的踏道。
南部建筑群的布局：南部配殿建筑群，总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3.8米，南北残宽24.7米。北高南低。由庭院、平台、八座配殿、四座库房、五座僧房五部分构成；并以庭院、平台为中轴线，分成东西对称排列的两部分。正殿南面建筑主要有庭院、平台、配殿、库房和僧房等，其北与正殿建筑群连为一体，都是用模制土坯砌成。墙基均不挖槽，直接砌筑于夯土台基面上。墙壁土坯顺丁平砌，用泥勾缝；有的在墙壁中间加填碎土坯块。配殿檐墙室内一侧有木质暗柱，下有木础。配殿各壁内都有方或圆形横木，室内墙壁拐角部位往往有垂直交叉的横椎木互相连接。配殿遗址墙壁残高一般多在两米以上，无窗。砖砌平台，各殿残存五至二十余尊不等。种类有佛、菩萨、罗汉、天王、供养人、狮子像等等。主尊像置于佛坛上或佛坛的大台座上；辅像置于佛坛的次要位置或佛坛的小台座上。还发现一尊木雕残佛像。配殿内各壁均有壁画，大台座立面都有绘画。各类画经营位置大致有定，如经变画和供养画绘于殿内两侧壁及后壁；供养人绘于大型壁画下缘或大台座的座体部位；供养人行列多绘于门内两侧壁上；供养菩萨和供养比丘多绘于大台座的座体部位。壁画乃分铺、分栏绘制，同类壁画构图基本一致。如供养画主尊立于中间，两侧绘各种供养形象。经变画主图在中间，辅图绘于主图两侧或下缘呈连环画式；各图之间一般以双红线或窄条形纹带作边线。在绘画技法方面，一般以浅墨线起稿，浓墨或土红线定线；线条以铁线描为主，间用兰叶描（线条有粗细变化）和游丝描。设色以平涂为主，兼用勾填和渲染。色调以红、蓝、绿等为主色，赭、黑、白等为辅色，贴金较多。
在塑像和壁画方面，南面各配殿中的佛像数量较多，少者六七尊，多者有二十余尊。都是主尊像位于殿中佛坛之大佛座上，众像围绕主像排列于佛坛边缘及沿壁佛坛上；或是主尊像位于沿壁佛坛之中央，两侧配列其他众像。塑像类别有佛、菩萨、罗汉、天王、狮子等。佛像多结跏坐。头部或胸腹以上皆已残毁，背光无存。项光为桃形或圆形。菩萨像上身亦毁，腰部以下可见交脚坐姿，腰系短裙，绕有巾带，足穿草鞋，交脚。南面配殿中的壁画场面较大，内容有经变画、供养画、供养菩萨和比丘、供养人等。经变画和供养画，一般绘于两侧壁及后壁，供养菩萨和比丘多绘于佛座之束腰处，供养人则多绘于门内两侧壁或大型壁画之下方及佛座束腰两侧。各类壁画的构图形式也基本一致。所塑人像，剑眉，斜目，很像京剧中的人物，身装方领袍，具有蒙古人种特征。现仍有一尊残存泥塑护法神立像，虽头部已毁，身体尚存，手臂有力，身着铠甲，非常威武。
壁画方面，以殿东、殿南建筑群保存最为完好，分别以E和S编号。其中以S105殿所绘壁画最有价值。该龛西壁所绘王子出巡图，一名王者出巡图是最精彩的一幅：王子年纪尚轻，交脚坐于华丽的骑鞍上，花冠束发，顶露发髻，冠下垂发披肩，脸型肥硕，敷肉红色“相粉”。曲眉、大眼，高鼻，小髭、朱唇，大耳，头后有圆形项光，身着圆领铠甲，外有红色披帛，足穿尖头赭靴。其坐骑四腿有异于马，爪趾伸张，不是有蹄动物，有人说是白象，但象的脚趾也不是这个样子，而且其高度与马相类。后有五位骑士，全身铠胄，各骑红、白、褐、棕等颜色各异的高头骏马，旌旗飘扬，正在出巡于山峦之间，一派威武雄壮的气象。其下侧即长史、公主图，绘有一对供养人像，都身穿锦绣衣衫，头戴高冠，脸型富态、肥硕，仍存唐人时尚，形象十分生动，头侧男性头旁回鹘文题记是“这（是）英雄如长史巴尔楚克托呼邻之像”，女性头旁的回鹘文题记是“这（是）依婷盖赤公主之像”。殿西攻战图长4米，高2.5米，众多人马，浩浩荡荡，主要人物与普通骑士，大、小悬殊，色彩鲜艳，尤其是马的形象，非常逼真。城门中间立婆罗门像，光头，面微北侧，昂眉立目，高鼻大口。有项饰，臂、腕饰钏。右手在胸前托钵，左手举至肩部。下身袒，斜披赭墨色络腋，着短裾，小腿敷豹皮，跣足分立，攻城图中城堞高耸，战士云集，弓矢盾矛，剑光血影，攻防十分激烈。这幅攻防图的内容虽然取材于佛经中的八王分舍利故事，似乎也同北庭回鹘时代西域正在进行的宗教战争有关，来争舍利的诸王，都是圆脸大眼，具有蒙古人种的鲜明特征。同这幅名画相匹配的还有S101殿东壁绘制的护法像（图144），E108龛南壁也保存着一幅护法像，护法神身着红绿相间的战袍，怒目圆睁（图145）。护法神的大量出现反映出北庭回鹘的佛教信仰正面临着伊斯兰教的严重威胁。此外，S103殿右还有一幅绘有人物、殿阁的壁画（图 146），似在征战，当中所绘物件，我怀疑是伏法用具金刚杵。后面所绘殿堂皆平顶无瓦，不似汉风建筑，气势也相当恢弘。S103殿西壁出现了一个象征十二生肖的畜头人身形象（图148）尤引人注目。身着圆领绿袍，手指作念佛状，原始发掘报告中说它是羊头人，仔细辨认，发现其两耳极大，而且下垂，头上无角，鼻孔很大，结合原始报告中的线描图，据此判断，这个畜头人，应当是生肖猪。题有回鹘文的西殿还有一尊菩萨保存较完好，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肩披络缨，腰束锦带，立在半圆形的莲花台上。S105顶的千佛像（图149）一律以红色为底，以黄色绘头光，衣领，僧衣也都是红色。S103殿北壁绘画虽然侵蚀较为严重，但有一幅菩萨像仍较完整地被保存下来，这位菩萨的脸孔早已远离西域风，没有一点印度人的特征，分明以汉人的形象为其现实生活摹本。北庭西寺最称长篇巨制的壁画当推E107龛北壁所绘主尊菩萨像，宝相庄严，彩色至今鲜艳（图153）。参稽线描图，更加深了此画绘制精美，气象宏伟的印象。
在这些洞龛中龛南、龛北壁上都有供养菩萨像，头有光圈，璎珞垂珠，宝相庄严，龛南壁上有供养比丘像，都穿红色僧衣，发未全剃，袒胸，更接近于今藏传佛教的喇嘛装束。僧人不像王者、长史，公主那样肥硕，都是长形瘦削脸庞，突出了严持戒律，虔诚苦修的特征。东殿有一尊长约 11米的卧佛，为涅槃塑像，右侧卧，头部绘有彩色光轮。此外，龛南还有伎乐天女像，明显汉女装束，龛北壁画中的千佛，形象各异，绘制精工，属于一种汉风工笔画风格。其中第一排西数第五躯、第六躯菩萨像，皆作闭目深思状，画风又别具一格。龛南还有供养天女像，西侧、东侧还各有天女像一幅，特点是一群天女集拢于一片祥云之内，仅见人头，而面容秀美。东部下层洞龛外的堆积层中出土了迄今少见的古币日月光金，圆形方孔，大小同于开元通宝，正面镌有汉文“日月光金”四字，背面为回鹘文。此外，较有特色的还有几尊弥勒塑像及其侧壁上的弥勒经变图。如窟内东侧上层3号洞窟中存留较完整，轮廓清晰可辨的弥勒坐像，细腰交脚，腰系短裙，绕有巾带，以左脚压于右脚之上，并有裙纱下垂，遮盖脚面。弥勒佛传说是继释迦之后度化众生的佛；弥勒信仰是对唯礼释迦正统佛教教义的否定。其画面中诸多的回鹘装供养人及供养比丘像，则与当地当时佛教中强烈的功德意识相关。顶部多绘有千佛图像，例如E107龛顶部千佛像（图153）皆为髻发，人的长相也是中原人模样，E108龛顶部千佛（图155）也是这样，不同的是人物娇美，似皆女性，名为千佛，实为供养人的形象摹本，说明密宗已在回鹘人中广泛流行。别失八里城回鹘佛寺遗址发现了许多回鹘供养人像，它是古代畏兀儿人信仰佛教的显证，南踏道口堆积物中有一件较大壁画残片。残高1.06米，残宽0.87米。上绘回鹘王供养像，所住宫殿以蓝瓦砌顶，红柱撑檐，柱间垂红色幔帷，国王像绘于殿门门帘之外，头戴贴金桃形高冠，赭色绶带前持贴金长茎花。墨书回鹘文题名三行，意为“此为像日月神一样的..持有国家的..阿厮兰（狮子）毗伽（睿智的）神圣亦都护之像”。北庭西寺壁画中还有许多世俗生活的描写，以E204龛南壁殿阁画最称长篇巨制，此画现已漫漶不清，幸有原始线描保存下来（图156）。根据这个线描图，可以复原当年北庭城中殿宇辉煌，人文荟萃，衣冠风貌，瓦顶飞檐，通衢四出的雄浑气象。其中的男性仍然大多为汉式髻发，女性的发式也与唐人大同小异。说明北庭回鹘的汉文化色彩很浓。E202线描图中的市井生活（图158）虽然只是一幅小画，却生动地再现了北庭平民生活的一角。
北庭西寺中壁画多有回鹘文题记，这些题记均墨书，或写于壁画之中，或写于塑像之侧旁，有的则书于未做壁画的墙面和台座上。文字少则一两行，多则可达数十行，所绘供养人也多是回鹘人，因此，学术界普遍称之为天山北麓回鹘画风的代表，特点是以浅墨线起稿，浓墨或土红线定线；线条以铁线描为主，间用兰叶描（线条有粗细变化）和游丝描。设色以平涂为主，兼用勾填和渲染。色调以红、蓝、绿等为主色，赭、黑、白等为辅色，贴金现象较多。但所谓回鹘风，实质上就是汉风的变种。大都是用软性毛笔所绘，无论是用笔、设彩、意境追求，都与唐朝的画风一脉相承，是库木吐拉汉风艺术的继续，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画风基本一致，直接继承了唐、宋画风，题材有许多即来自中原地区。画法以线描为主，色调以红为主，出现了众多回鹘供养人像，是古代畏兀儿人信仰佛教的显证，衣冠形制多为唐装的变异。人物造型丰肌秀骨，线条刚劲，色彩鲜丽，画面生动，与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的风格十分接近。这座佛寺中出土物十分丰富。仅据第一次发掘，所获陶器已达53件，器型有瓮、盆、钵、碟、灯、纺轮等，还出土了大量瓷片，应为高级僧侣所用，有青瓷、月白瓷、天蓝瓷等不同色彩。出土玉器 24件，内有圭、珠、环等（图 160），并有料珠、骨梳以及各种铜器，包括
一座做工精巧的铜狮，并出土了开元通宝等重要文物，足以印证是一座回鹘官方寺院。
随着伊斯兰教的东渐，佛教逐渐没落，这座佛寺相对而言，破坏还不算很大，很可能是宗教战争还没有完全波及别失八里时，由本寺僧人自己封存的，多年来以大土堆的形式出现，因而幸免于难。至歪思汗西迁，随着别失八里古城的全面废弃，沉睡至今，才重见天日，成为天山北麓千载仅存的西域佛教文化瑰宝。
与此回鹘王家寺院南北辉映，天山南麓的鄯善南沙漠中濒临艾丁湖的小阿萨又发现了一座规模可观的回鹘民间佛寺群，也是世所罕见。该寺乃1987年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承鄯善县委赵文泉书记大力支持，笔者曾于2005年两次深入鄯善南沙漠考查了这座遗址。遗址坐落在达浪坎乡拜什塔木村西南。地理坐标：东经89°42″北纬42°23″北角不远处有一38′，36′。遗址四周全为波状沙丘地，条宽河床浅渠，长满骆驼刺、芦苇等耐寒植物，本属唐蒲昌县故境，回鹘亦都护政权继续在此行使管辖权。遗址由 7组互不相连的佛教建筑组成，普查报告中说是佛塔，其实是佛寺（图159）。因位于人迹罕至的沙漠深处，一般破坏不大，其中三处保存最好，长宽各约100米，皆为土坯砌成，穹形顶，顶上皆留有千佛壁画，因多年风蚀，多已难辨形状。遗址范围很大，地表上散布着夹砂粗红陶片和灰陶片，且有方砖残块，厚约 5厘米。我们无意中在一佛寺底座上浮土中发现了被掩埋的壁画，内容似为供养人像，可以断定为北庭回鹘的民间佛教遗址。小阿萨回鹘古寺壁画中绘有回鹘人脚穿黑色皮靴，而同一座废寺中又发现了汉式麻鞋实物，说明寺中另有穿麻鞋的僧人，穿这种麻鞋的僧人只能是汉人。可见回鹘僧、汉僧同居一寺，殆无疑义。其北即大阿萨遗址，似为城堡，又有烽燧，烽燧为土坯垒成，城垣残段则有夯筑痕迹，兆示着使用时间或始自唐朝乃至更为古老的时期，而其下限亦为回鹘时期。足以印证回鹘时期佛教的繁荣，不仅限于王家寺院，民间佛教也很盛行。笔者在鄯善考察期间，还到达库普访问，据当地老人回忆，该地曾存在一座佛塔，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当地村委会因佛塔倾斜，担心伤及村民，予以拆除，有幸保存了一张外国人所拍的照片。
第六节西辽帝国统—西域
西辽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动乱，西域重又归于政治统一。耶律大石西迁之前，伊斯兰化的哈剌汗朝已吞并了千年佛国于阗，雄霸葱岭东西，以圣战为名，武力推行宗教输出，北庭回鹘面临严重威胁。辽朝皇统的移植西域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
哈剌汗朝是新疆伊斯兰教的策源地，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是，这一汗朝究竟是由哪支操突厥语的族群所创立的，涉及到对于最早西域穆斯林的族群辨识，迄今仍然是一个学术悬案。汉文史料中对哈剌汗朝没有专门的记载，有关这一王朝的基本史料都来自伊斯兰学者加玛勒汗哈尔希（JamalQarshi）《苏拉赫词典补编》中存录的两部11世纪佚书残卷，一是阿不都·卡费尔的《喀什噶尔史》，另一是佚名作者的《布格拉汗事辑》。这两部佚书共同记载哈剌汗朝（约940～1211年），本朝人都自称为“Haqanija”（哈罕尼耶），其语言亦称为哈罕尼耶语，与东部天山的畏兀儿语并为西域流行的两大突厥语方言。并详细地记载了哈剌汗朝的最初活动地区是在七河流域的白水胡城、怛逻斯城，后来才迁徙到喀什噶尔。但是，这两部书也都没有提及率先皈依伊斯兰教的布格拉汗及其所率“20万突厥人”的族属。在汉文史书中，那里原本是西突厥右厢弩失毕诸部的游牧范围，接着是黑姓突骑施的主要活动地，后来则乃葛逻禄部族联盟政治中心所在地。曾经有人认为哈剌汗朝是西迁回鹘中的一支一一“葱岭西回鹘”所建，这种说法迄今找不出充足的证据。《突厥语大词典》提及回鹘或畏兀儿人时，总是将他们看作居住在别失八里和高昌一带的“异教徒”，即特指一种信仰佛教或摩尼教的突厥语族群。《九姓回鹘可汗碑》中虽提及回鹘人确曾在远征葛逻禄时到达过这一地区，但时间却是西迁前而不是西迁后，正好反衬出这一地区属于葛逻禄的游牧范围。藏文和阿拉伯文史料也表明，早在拉飞起义期间，葛逻禄就追随吐蕃同阿拉伯人及萨曼尼家族先祖在此激战，失败后仍游牧于七河流域。《世界境域志》征引阿拉伯史家Masudi在伊斯兰历332年（943，后晋天福八年）的一段记载，反映这时的葛逻禄国君已不再称叶护，而是占有了“Mulk”，即对草原的统治权。并“从他们可汗中间产生了众汗之汗（HaqanalHawaqin），这位众汗之汗统一了所有的突厥部落，所有的突厥统治者都臣服于他”。这一时间正与吐蕃国势衰落，哈剌汗朝兴起的时间上下相承，也同建国于河中的毗邻政权萨曼尼王朝兴起的时间相符。且中外文献共同印证，葛逻禄人数众多，广泛分布于七河地区、伊犁河谷、塔里木盆地西部、费尔干那和吐火罗斯坦，敦煌写本《西天路竟》所记的割鹿国也是葛逻禄人所建，地在龟兹西三日程。而葛逻禄部族联盟的构成基本上都是原先西突厥治下被蔑称为“黑民”，在名著《从葛逻禄到哈剌汗朝》（VondenKarlukzudenKarachaniden，）中推断葛逻禄部族联盟就是哈剌汗朝的前身。葛逻禄西迁之后，早已由早期的三姓葛逻禄发展为突骑施汗国全盛时期的规模，即由十四姓部落组成，常以QaraYaγma自称（意即黑样磨）的样磨人也属于葛逻禄联盟中的加盟部落之一，这同巴尔托里德所记名哈剌汗人“持铁剑，服黑衣”①，手举黑色军旗的风俗一致。可见所谓哈罕尼耶语也应当指以样磨语为标准方言的葛逻禄十四姓联盟的语言。唐大顺二年（891）萨曼尼王子阿布·纳斯尔·萨曼尼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失败，逃亡到哈剌汗朝避难，成为萨图克·布格拉汗的教父，伊斯兰教自此正式传入，哈剌汗朝成为新疆境内第一个伊斯兰化的地方王朝。哈剌汗朝故境巴拉沙衮（与碎叶故城所在的阿克·贝希姆遗址基本上都在同一地区，今吉尔吉斯境内）、喀什噶尔东、西对峙，双方宗教敌意非常明显。《突厥语大词典》中的有关词条反映，在哈剌汗朝使用的哈卡尼耶语方言中，“畏兀儿”虽然操纯正的突厥语，却被视为“凶恶的异教徒”。有迹象表明，于阗战争结束以后，哈剌汗朝的穆斯林已开始披挂东征，前引吐鲁番诗歌中有一首就是描写一位丢失了战马的回鹘战士的悲怆心态，说明战争有利于哈剌汗朝的穆斯林，而不利于北庭回鹘。哈剌汗朝圣战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北庭回 鹘，西辽帝国的崛兴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
历史上的西辽帝国是辽朝的政治继续，本质上是中原辽朝移植到西域的政权，应当视为我国西徙的正统王朝。辽朝始创于梁开平元年（907），与我国五代、北宋同时，后晋石敬塘在位时期，汉人聚居的燕、云十六州都被划归辽朝版图，自此，汉人成为辽朝人数最多的居民之一。辽朝领有东北三省和内蒙、河北、山西的大部分地区。自澶渊之盟后与北宋议和，南北分疆。推行契丹、汉人双重官制，契丹官员称北面官，汉人官员称南面官，通行契丹、汉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字，使用汉式纪年和科举选士制度。西辽帝国的创始人耶律大石，字重德，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八世孙，生于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正当辽道宗在位盛世。当时西域三国中的高昌回鹘和佛国于阗都是辽朝的藩属，哈剌汗朝也同辽朝存在着密切的商贸往来。耶律大石精文墨、善骑射，是个文武全才。天庆五年（1115）考中进士，殿试第一名，相当于宋朝“状元”。任翰林应奉，契丹语称翰林为林牙，因此，耶律大石又被称为大石林牙。金天会四年（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建国200余年（907～1125年）的辽朝被女真人创建的金朝灭亡，辽朝末代国君天祚帝兵败被俘。同年，金兵南下攻宋，徽宗退位，钦宗新立。当时驻师今内蒙可敦城的耶律大石率所领契丹、奚、汉等三军、十八部军民“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①先致书一直臣属辽朝的畏兀儿王毕勒哥，进入北庭回鹘境内，受到热情款待②，显然就是毕勒哥。由此西进吉利吉思（即黠戛斯，今吉尔吉斯），这些地区先都属于辽西北路招讨使司的辖境，一路畅通无阻，占领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在西域初步站稳脚跟。金天会五年（1127，南宋建炎元年）金兵攻陷汴京开封，徽宗、钦宗被俘，北宋亡，高宗渡江，创建南宋王朝。出现了金与南宋、西辽三个王朝共存的局面。耶律大石在水草丰美，宜农宜牧的今额敏县叶密里城停留了下来，初步创建政权③，金天会九年（1131）散居各地的契丹人1.6万帐纷纷前来投奔。西辽人马增至4万户、开始扩建叶密立城。金天会十年（1132）二月五日甲辰耶律大石在叶密立举行了登基大典，上尊号天辅皇帝④改元延庆、正式创建西辽帝国，但周邻操突厥语诸族则另称这一政权为哈剌契丹，将耶律大石称为菊儿汗，意即英勇的可汗。继承了辽朝的典章制度，正式揭开了西辽历史的首页。拓地东至今奇台县，西至伊犁河流域；对当地居民推行招抚政策，1.6万帐突厥部落脱离东哈剌汗朝，耶律大石将西辽原由契丹、奚、汉等三族组成的三军，改组为契丹、汉、突厥等三军，契丹人与奚人并为一军。延庆三年（1134，金天会十二年）耶律大石率西辽三军再次进攻东哈剌汗朝，取得胜利，伊卜拉欣归降西辽。将北部草原地带为西辽帝国的直辖 地，建都巴拉沙衮，迫使哈剌汗朝移都喀什噶尔，东哈剌汗朝成为西辽的属国。同年，改延庆三年为康国元年，颁布敕令，宗教信仰各依其俗，严禁宗教战争与宗教仇杀，相互攻讦。西辽皇族传统上一直信仰佛教，对伊斯兰教长老的特权也全力保护，取得了穆斯林的效忠。康国二年（1135，天会十三年）三月任命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为主帅，率兵七万人东征，沿途沙漠广垠，水草不丰，战马死去很多，被迫退师。康国四年（1137，金天会十五年）应信仰原始宗教的哈剌鲁（葛逻禄）的请援，耶律大石亲率大军进攻西哈剌汗朝，大败马哈木德汗于忽毡城下，马哈木德汗西保撒马尔罕，求援呼罗珊苏丹桑扎尔，号召组成西域穆斯林联兵，发动针对西辽的圣战。联军中包括锡吉斯坦、哥疾宁、杩赞答儿、古尔等国，总兵力多达10万。康国八年（1141，金皇统元年）九月九日，耶律大石率契丹、奚、突厥等三军约5万人，与桑札尔统率的西域穆斯林联军战于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草原，《辽史》记此役为寻思干之战。桑扎尔以艾米尔库马兹为右翼，左翼是锡吉斯坦王，自己率勇敢而有经验的老兵为中军核心，整个阵线长达二里许，阵列严整，兵马众多。耶律大石命令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招讨使耶律松山等率兵2500人进攻右军，枢密副使萧剌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等率兵2500人攻左军，自率辽军精锐直攻对方中军，“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①联军主帅桑扎尔和西部哈剌汗王马哈木德侥幸逃往捷尔梅兹；桑扎尔的妻子、右翼指挥官库马兹和左翼指挥官锡吉斯坦王皆成了俘虏。忽毡战役和卡特万决战的胜利，是西域穆斯林遭遇的第一次惨败，耶律大石乘胜进驻撒马尔罕，驻跸90天，河中诸城邦纷纷归降，成为西辽帝国的领土。得到中亚多元文化信徒的热烈支持。此年，耶律大石派大将额尔布思降葛逻禄、康里诸游牧部落，乘胜西进里海，花拉子模归降西辽。康国九年（1142，金皇统二年）春，耶律大石西巡至起儿漫，凯旋返师巴拉沙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耶律大石“把一支军队遣往可失哈耳和忽炭，也征服了该地区。他下一步派一支军队到吉利吉思人的国土，以报他在他们手中受辱之仇”。②“他还占领了别失八里，从那里出兵拔汗那和河中 ”。拉施德《史集》也记耶律大石 “占领了整个突厥斯坦，获得菊尔汗，即伟大的君主的称号 ”。③自此，西辽帝国的领疆东起别失八里、和州，西至咸海，北自塔尔巴哈台山西端，南抵兴都库什山，都已纳入西辽帝国的版图，再度结束了西域的分裂，实现了西域的政治统一。虽然这种统一还是松懈的，原来哈剌汗朝与北庭回鹘各自的国祚仍然继续，但却必须服从西辽皇帝的政治号令，这种松懈的统一无疑也是一种进步和福音。
西辽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类型都带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原先在中原实行的一切制度大都搬到了西域。而辽朝虽是契丹人创建，却早已汉化很深，属于汉文化圈中的典型王朝。汉语文是西辽帝国的官方语言、文字，使用汉式纪年，以干 支相配的十二生肖历，通行圆形方孔的汉式货币，如耶律大石时代的康国通宝，感天皇后的感天元宝等都属这种形制。汉人在西辽帝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刘郁西行所留下的记载中还明白表明，汉人的分布地域西至邪米干城、阿里麻里城，南至赤木儿城、铁木儿忏察关，东至别失八里，到处都有他们聚居或与当地人错居，而且其籍贯多为并州、汾州人。契丹人保持着游猎、尚武习俗，以保持武力的长盛不衰。春夏都须外出游牧、围猎，但冬天都回城居，主操汉语文，俄罗斯等东正教诸国都已很难发现契丹与汉人的区别，径直以кцTaй（契丹）作为汉人或中国的同义语。这表明，西辽治下的中亚及新疆乃是继汉、唐以来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新恢弘。有人推测，今“奇台 ”之名，就同 “契丹 ”读音十分相似，说明西辽曾在今奇台唐朝墩古城留有驻军，以监控北庭回鹘。
耶律大石的最大愿望是东征复国，重建君临我国北方和西域的大辽帝国，但始终未能实现。1143年（金皇统三年）遗憾地逝世，享年57岁。西辽共传五君，为三男两女。延庆十二年（1143）耶律大石病逝，子夷列年幼，皇后萧·塔不烟执政，号感天皇后，金遣使粘割韩奴出使，感天皇后命杀之，在位七年，子夷列亲政，建号绍兴，绍兴元年（1151）人口普查，另又下令东哈剌汗朝支援西哈剌汗朝，共同镇压葛逻禄，菊尔汗夷列在位十三年，宋隆兴元年（1163）去世，妹普速完柄国，号承天太后，在位时解除了葛逻禄的武装，进攻花拉子模，也取得巨大的胜利。宋淳熙五年（1178），西辽内乱，普速完被杀，立夷列次子直古鲁为帝。西辽诸君的正式称号都是皇帝，女主则称皇后，且各有庙号（德宗、仁宗、感天皇后、承天皇后等）、年号（延庆、康国、承天、天禧等），例如西辽创建者耶律大石，称“天辅”皇帝，庙号德宗，以延庆、康国为年号，各历十年；感天皇后塔不烟用咸清年号，历七年；仁宗夷列用绍兴，历十五年；仁宗之妹普速完以崇福为年号，历十五年；末主直鲁古用天禧，历时三十四年。
西辽领土分王朝直辖地和附属国、附属部族领地两部分。契丹统治者对西域被征服政权，均采取羁縻政策，除每年征税和派驻监临官之外，保留了附属国的原有统治和领地。作为西辽直接行使行政权的直辖地，则主要包括锡尔河上游两岸的农耕地区和自首都巴拉沙衮起沿东北向延伸的辽阔草原地带，具体地界则南接锡尔河上游，北含整个伊犁河谷，西起塔剌斯河，东北向则达额敏河，囊括今新疆西北角和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这一地域成为西辽契丹人新的生存空间。西辽废止了伊克塔分封制，不再对权贵进行分封，而按汉地更进步的封建生产关系构建西辽的统治基础。官吏的俸禄由国家统一支付。这样，直辖地居民成为向国家缴纳农、牧赋税的编户，是自由的农、牧民。对各属国除派驻监临官和征收贡赋外，保持了各国的原有统治。西辽王朝是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和新疆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一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非伊斯兰教政权，具有地域辽阔，族群众多，而统治族群人数极少的特点。包斯窝尔斯记载，1151年西辽的户口统计，契丹人总共8.45万户，在整个西辽王朝入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决定了西辽王朝的统治方式和基本国策。契丹和随迁的晋、汾汉人的传统信仰都是佛教，同伊斯兰教是对立的。西辽故境出土的泥雕佛像和寺院遗址证实了西迁之后仍然坚持这一信仰。在西辽的直辖领地内，发现了许多具有汉风艺术特征的西辽寺院。西辽首府巴拉沙衮还发现了石佛和泥塑像的断块，其历代王子的突厥语教师大都聘自北庭回鹘，说明在宗教上本来是同这一率先迎降西辽的附庸政权更为亲近；但是，西辽建国于哈剌汗朝故境，其直辖地的赋税都由广大穆斯林提供，加之受中原的儒家文化兼容并包，宗教宽容政策的影响，制定了禁止宗教冲突，允许传教自由，信教自便的方针，进一步巩固了西辽的统治。花剌子模沙赫塔克什在位时期（1172～1200年）曾以圣战为名，多次起兵反对西辽，但回应很弱，反映了这一宗教政策的成功。
西辽的统一西域解除了北庭回鹘面临的战争威胁，保证了人民的安居乐业。但是，亦都护政权的独立地位开始消失，必须接受西辽派来的监国少师，监其国政，自此沦为西辽的政治附庸地位。这一时期可考的北庭回鹘亦都护有二，一是率先迎降西辽的毕勒哥，其名似为bilga（毗伽）音译，意为“智慧”。二是率先迎降蒙古成吉思汗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之父月仙帖木儿，在位时兼臣于西辽与西夏，曾助夏攻杀灭里棘（蔑儿乞）部的脱脱伯吉。约死于12世纪末。西辽推行的自由传教政策，客观上为伊斯兰传教士自由进出畏兀儿佛教领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回鹘、哈剌汗朝东西对峙时期，伊斯兰教等新兴宗教基本上不得进入北庭回鹘领疆。哈剌汗王朝的伊斯兰教多次凭借军事力量都未能突破这道防线，至西辽帝国建国西域，哈剌汗朝、回鹘都成为其属国，名义上西域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这种划疆而治的国界壁垒轰然倒塌，东、西不相往来的局面被打破。原来生活在天山西部的“西域回回”，即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开始被准许进入回鹘境内，自由传教。鲁布鲁克在高昌回鹘王国境内看到，在所有畏吾儿人的城中，都有聂斯脱里派信徒和伊斯兰教信徒。①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说，罗布淖尔附近地区的居民也已信奉伊斯兰教，甚至在沙州（即敦煌）也有伊斯兰教徒。②记13世纪初邱处机（1148～1227年）新疆和中亚之行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屑头日来迎。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剌城。其干畏兀儿与镇海有旧，率众部族及回纥僧众皆远迎。”“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师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回纥但礼西方耳。”③
这表明13世纪初，伊斯兰教的影响已自日益向东扩散。伊斯兰教信仰真神唯一，对于信仰多神的佛教和二元化信仰的祆教、摩尼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导致信徒较少的祆教、摩尼教相继衰落，对于本为回鹘主流信仰的佛教也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而为后世别失八里教案埋下了导火索。
附注
①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论证》，刊《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认为高昌（今吐鲁番东50里亦都护城，元代称哈喇和卓）作为首府“从866年后仆固俊建设起，直到1277年王国第十二世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1266～1277年）卒年为止，前后四百年左右之间，从未迁移过”。
②安部健夫著，宋肃瀛、徐伯夫、刘美崧译：《西回鹘国史之研究》，1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辽史》，卷2。
④《辽史》，卷30。
①哈密屯：《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哈密屯：《敦煌回鹘文写本的历史背景》，《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 1期。
③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文献》，《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①《樊川文集》，卷32。
②《资治通鉴》，卷250，咸通七年。
③杜牧：《西州回鹘授骁卫大将军制》，见《樊川文集》，卷32。
①《唐大诏令集》，卷 123。
②《唐大诏令集》，卷 129，《大中十一年册回鹘可汗文》。
③以上《资治通鉴》中所记内容也有错误，所记之“黑车子 ”实为 “背叛回鹘”。
①哈密屯著、耿升译：《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说见薛宗正：《回鹘西迁新考》，《新疆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对此，钱伯泉先后提出了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所撰《回鹘西迁与安西回鹘国》中主张“仆固俊当是‘固俊’之误”，‘固俊’是‘遏俊’的异译，‘遇粉’是‘遇俊’的误写”，则仆固俊即遇粉特勤。见于《回鹘西迁与安西回鹘国》，刊《西域史论丛》，3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其另一文章《试解仆固俊之谜》中又说：“仆固俊不是人名，而是甘州回鹘国创始可汗的尊号，意为‘圣明的’和‘强壮的’，简译之，即是‘圣文神武’。”见《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
③元人虞集：《道园学古录》。
④《旧唐书》，卷 195 。
⑤《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一年胡注。
①《新唐书》，卷217。
②《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一年四月。
③关于高昌一别失八里回鹘的领疆，《辽史》没有记载，《宋史》、《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非常混乱，尤其是西州回鹘与龟兹回鹘的关系混淆不明，《王延德行记》中虽有记载，也非确指。约与王延德西使同时的波斯古籍《世界境域志》中称，这支回鹘地方政权为“九姓乌古斯国”，意即九姓铁勒国（toguzoghuz），记述此国城镇林立，有中国城（即高昌城）、北庭（Pankath）、交河、哈密等，东邻“东面中国 ”，北邻“黠戛斯”，与回鹘国境基本吻合。
①《辽史》，卷 1《太祖纪》，同书卷七十（属国表）。
②《辽史》，卷73《耶律斜涅赤传》。
③《辽史》，卷16《圣宗七》记：开泰八年（1019）十月“壬寅，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又记太平元年（1021）三月，“是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而阿拉伯的历史学家马尔瓦兹书中明确记载，1024年契丹可汗曾遣嫁女配哈剌汗朝卡迪尔汗（Qadirkhan）之子察格利特勤（Cagritegin），可见《辽史》中的大食指哈剌汗朝，辽可老公主所嫁的册割王子，即察格利特勤 。
④为此，我曾致书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所咨询，回函云全所主要人员均已看过此币文字，不识，无以回复。
⑤《辽史》，卷36。
①《长春真人西游记》述邱处机至昌八剌城，当地畏午儿“洎自其夫人劝蒲萄酒，且献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园蔬同中国 ”。可知西瓜源出西域，经契丹传入宋朝。
①《宋史》，卷490，收王延德《西州行程记》。
②《宋史》，卷490，收王延德《西州行程记》。
①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30～31页。原译文之“证人”一律改写为 “知见人”。
②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32～33页。原译文之“证人”一律改写为 “知见人”。
①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35～36页。原译文之“证人”一律改写为“知见人”，又原译文之契丹，改译为汉人。
②李经纬原书译文作“契丹男子”，薛宗正按：“qitay”此处不宜译为契丹，而应译为汉人。
①冯家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邹如山译，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
①冯家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邹如山译，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
②杨富学：《吉木萨尔文管所收藏的一枚回鹘文钱币》，《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
③蒋其祥：《试探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西域钱币文化》，载《中国历史货币大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①蒋其祥：《试探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西域钱币文化》，载《中国历史货币大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②《宋史》，卷490，收王延德《西州行程记》。
①该回鹘文残卷 1908版最先为米勒尔（Muller）解读，1951年马洛夫收入《古突厥文献》，131～138页。
②阿里木 ·朱玛什：《北庭回鹘王国时代景教残卷研究》，《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 18期
③薛宗正：《北庭回鹘诗体文学的艺术风格》，《新疆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
④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①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①王延德：《西州行程记》。
①回鹘文《玄奘传》残卷北京图书馆影印本，23页。
②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族汉文翻译家僧古萨里》。《图书评介》，1979年，第4期。
① 1951年曾在北京影印出版。
②依不拉音 ·穆提依：《维吾尔族古代翻译家僧古萨里评述》，《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 1期。
①依不拉音 ·穆提依：《维吾尔族古代翻译家僧古萨里评述》，《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 1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庭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①《巴尔托里德文集》（俄文）第 i卷，《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第二章《十二世纪以前的中亚》。
①《辽史》，卷30，《天祚帝本纪》附《西辽本末》。
②《圣武亲征录》所记年代则乃南宋建炎三年，“己巳（1209），春，畏吾儿国王亦都护，闻上威名，遂杀契丹所置监国少监，欲求议和”。此之“畏吾儿国王亦都护”指巴而术阿而忒的斤。
③一说此事发生于天会八年（1130）。
④一说天祐皇帝，但是这个帝号已存，耶律大石不可能使用这个帝号。
①《辽史》，卷 30 “天祚皇帝纪四”附“西辽本末”。
②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4 1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③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99～10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①《鲁布鲁克东游记》，见《出使蒙古记》，1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②《马可·波罗游记》，47～49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
③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建新等编著《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见杨，
知识出处
相关地名
新疆地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