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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北庭二府行营入关勤王，虽然拯救了唐朝社稷，却严重削弱了二府的边防实力。安西节度使梁宰虽背了“逗师观变”的罪名，并为此付了代价，却为守土护境保存了相当实力，使吐蕃不敢轻犯，而北庭勤王兵的发遣者并非朝廷任命的北庭伊西节度使赵崇玼，而是暂摄府事的伊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及至赵崇玼履任之后，北庭的防御实力事实上已全被抽空，从而为附蕃势力的来犯创造了可乘之机。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玼似也于（庭州）上元元年（760）陷吐蕃 。①赵崇玭同年战殁。
  北庭陷蕃同年又为唐军收复，这意味着唐、蕃之间的西域争夺战自是全面展开。与此同时，唐廷正全力平叛，对蕃推行全面妥协政策。西域反击战的实施全靠河西兵力。正是这一形势，河西杨预（杨志烈）、杨休明兄弟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其后随着吐蕃攻占陇右，阻断东、西，唐朝创立了河已西副元帅，统一节制河西、北庭、镇西（安西）三道联防，唐之边政建置为之一变。
  杨预出身河西名门，祖父杨楷曾任河州大夏县令，父杨和是玄宗朝四镇节度副使、右金吾大将军，很可能同中宗朝所授首任北庭大都护杨何是同一个人。杨预为人“有霸王之略，好倜傥之奇。初以右武卫都郎将见于行在，天子美其谈说..特拜右卫将军，兼瓜州刺史、关西兵马使，又迁伊西庭都护。策茂勋也”。②联系当时历史背景，其经历是至德元年（756）谒见肃宗于灵武，至德二年（757）凉州发生了粟特胡的暴动，“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③杨预佐朔方留后杜鸿渐平定了凉州粟特胡的叛乱，事定后，杜鸿渐出任河西节度使，受任瓜州都督，寻即征集兵马于西域诸蕃部，即碑文中所记“西聚铁关之兵，北税坚昆之马”。乾元元年（758）吐蕃大军攻犯凉州，杜鸿渐并无军事才能，居然击退了此次强大攻势，必与这位 “有霸王之略 ”的杨预有关。则杨预出任“关西兵马使”应即此岁。自乾元二年（759）杜鸿渐离任后，河西节度使一职曾空缺，已实掌河西军府事务，虽然到了乾元三年闰四月初四日（760年5月23日）唐朝曾颁诏以彭王仅任河西节度大使，衮王僩兼任北庭节度大使，但亲王遥领纯属名义，实不视事。根据编号为P4698号的敦煌文书反映，正是在彭王仅遥领河西节度大使的760年（乾元二年，是岁闰四月十九日己卯，即公历6月7日改元上元），根据编号为 P4698号的敦煌文书，其署名是：
  副大使太常卿兼侍御史知留后事李秀璋
  使大（太）常卿兼御史大夫××××杨
  大使××彭王×××在内
  该文书是彭王仅领河西节度大使之后颁发的，而彭王受册、死亡都是此年。可知这一文书颁发于上元元年（760），其中附名于彭王仅之前的节度使杨姓将领只能是杨预。是岁北庭陷蕃，但很快就被唐军收复。其时安西兵力已虚，唯河西兵力尚强，以杨预的主政作风，断不会坐视不救。据此判断，光复北庭的伟业必为杨预率河西兵所为。碑文所记此人以 “策茂勋”得“迁伊西庭都护 ”必与收复北庭 有关。可见杨预于乾元元年（758）拜“关西兵马使”（疑为“河西兵马使”）之后，又于乾元二年至三年（759～760年）一度暂摄河西节度使，统兵收复北庭，迁伊西庭都护，北庭隶属河西应始于此人。
  肃宗元年（762，四月改元宝应），肃宗薨，代宗李豫立，而“预”与“豫”同音犯讳，杨预遂更名杨志烈，以故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建午月西州使衙榜》①，北庭主将已是杨志烈了。代宗继立后，安史之乱已基本上戡平，对蕃政策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承认鸿胪寺之盟，拒绝“输绢帛，割土地”②，吐蕃遂于大举入侵唐朝的同时，遣兵攻犯伊州，其时河西节度使已是敦煌文书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中“拥旄四载”的“河西节度使吕公”，亦即《旧唐书·杨炎传》中之“河西..节度使吕崇贲”。此人力主“愿奉安两塘之长计，论不侵之远谋”、“愍战仕之劳，不忍征伐，罐明主之国，谨守封疆。”③按兵不救，伊州失守。史载：“袁光庭为伊州刺史，禄山之乱，西北边戍兵入赴难，河陇郡邑皆为吐蕃所拔，然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虏乃百般诱说，终不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俱尽，粮储并竭，光庭手杀妻子，自焚而死。”参稽《沙州、西州地志残卷》明确记为：“我唐始置伊州，宝应中陷吐蕃。”宝应年号共使用二年（762～763年），而宝应元年肃宗犹存，两国会盟鸿胪寺，奉行以绢帛换和平的政策。代宗继立的消息至是年冬才传至蕃廷，“唐、蕃社稷失和，”则吐蕃攻伊州不可能早于宝应元年（762）十月。“累年”实指过了一年，伊州保卫战似进行于宝应元年十月至二年（763）七月之间，伊州陷蕃应为宝应二年七月之前，即肃、代二宗易代之际，于宝应二年陷于吐蕃，伊州刺史袁光庭全家殉难。宝应二年七月代宗改元广德，是岁，吐蕃一度攻陷长安，后来兵退后仍屯兵原、灵，唐、蕃关系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代宗遂大批罢免主和派官员，起用鹰派将领，杨志烈遂取代吕崇贲出任河西节度使，并加河已西副元帅的官衔，这一名号显然乃根据本为统一整体的唐朝领疆发生了东、西断裂的新形势下开创的。依例“元帅”应由亲王遥领，“副元帅”则乃手握实权的真正主将，从而标志着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体制正式建立，而归杨志烈统一节度。
  杨志烈就任河已西副元帅之初，为了加强西陲边防实力，曾奏请召回部分入关赴难的安西北庭勤王兵，有迹象表明，由北庭副都护高耀、镇西（即安西）节度使马璘所部安西第二批勤王军，以及于阗王尉迟胜所率于阗国兵都已接到西返的命令，但其中只有高耀一支部队重返北庭④，马璘所部第二批安西勤王军刚至河西，就因长安陷蕃，而中道返师，至尉迟胜一军受命时，河、陇交通业已完全为吐蕃切断，根本无法成行。在此危急形势下，全面加强了边防体制改革，所主政的西、庭二州发生了重大的建置变化，高昌县改名前庭县，金满县改名为后庭县，并于轮台之外，又创置了西海县。至此，庭州下属已由原来的三县变为四县。
  杨志烈任河已西副元帅期间，统一组织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连为一体，边防一度相当巩固，P2942号文书反映，梁宰免职后，河西军将朱某已领安西都护之职，却已不再加安西节度使衔，此人主政安西之后，敢于请接家口随军，应是安西和平安逸的指征。但由于东西交通断绝，自此西部三道都已成为唐朝飞地，因此，内地早已改用兴元、大历年号，而北庭、安西二府则对此一无所知，继续沿用广德年号不辍。杨志烈身在飞地，处境险恶，却仍不忘援救朝廷，广德二年（764）仆固怀恩叛，引吐蕃兵犯长安，杨志烈悉发河西精锐直捣灵武仆固怀恩老巢，迫叛军还师自救，京师虽因之解围，但河西主力却因此受损严重： “怀恩之南寇也，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卒万千，谓监军柏文达曰： ‘河西锐卒，尽于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怀恩有返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文达遂将其众击摧砂堡、灵武县，皆下之，进攻灵州。怀恩闻之，自永寿遽归，使蕃、浑二千骑夜袭文达，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达将余众归凉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伤。’士卒怨其言..不为用。”①此战之后，虽然保卫了京师，却吸引了吐蕃主力倾众攻河西，局势大变：“虏围凉州，杨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凉州亡。”②《元和郡县志》卷40明确记云：“凉州，广德二年（764）陷蕃。”为了弥补兵员的损失，永泰元年（765）十月，杨志烈亲赴北庭募兵，行至巴里坤一带的长泉，被沙陀部所杀。③P2942号文书则记为“伊西庭节度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说明这位伊西庭节度留后周逸所勾结的 “突厥 ”即游牧于巴里坤长泉一带的沙陀部，所“煞”（杀）之“使主”就是河已西副元帅杨志烈。
  杨预（杨志烈）死后，其族弟杨休明继为河已西副元帅、河西节度使，其事迹见于近年来敦煌发现的《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题名为《唐永泰元年一大历元年间河西巡抚使判集》的P2942的敦煌文书，及题名为《沙州僧尼道纳钱事》的P3952号文书。从中得知，其兄死后，周逸自邀河已西副元帅旌节，甘州守将未得朝廷诏命也自立旗号，这些都被唐朝视为叛逆。其中周逸指使沙陀部杀害杨志烈事件还被说成是投倚仆固怀恩，合谋反唐，以情理揆之，未必是事实，而很可能由于杨志烈只顾朝廷、不恤士卒的政策有关。周逸、张瓌等都是河西军将中有一定实力的人物，唐朝对他们并不放心。永泰元年（765）“闰十月，乙巳，郭子仪入朝。子仪以..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上皆从之”。④请设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就是为了夺取诸州兵权，开始了翦除周逸、张瓌等异己地方势力的先声，接着正式册拜原沙州刺史杨休明继其兄主政。
  《册府元龟》卷139《帝王部·旌表》三记建中三年赠杨休明官衔为：“故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简较（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赠太子太保杨休明。”休明孙《杨乾光墓志》载：“祖休明，河西、伊庭节度使。”①而河西、伊庭节度使亦即河已西副元帅。杨休明以其亡兄的声望，唐廷的支持，顺利地翦除了周逸、张瑰两支异己势力，移驻甘州，接管了河西军府大权。郭子仪族侄郭昕也是此年来到西域，接任安西留后，一去不返，很可能就是唐朝最后一任安西都护了。但是，杨休明所翦除的两大异己势力中，周逸固是咎有应得，张瓌自立名号的初衷也许志在讨逆，未必叛唐，以此遭诛，其部下未必心服。因此，尽管依旧拥有河西、伊庭节度使，即河已西副元帅的名号，北庭、安西二府似自此各自独立，不再听其号令，三道联防体制已荡然无存；不仅如此，河西诸州将士似乎也各有离心。故吐蕃来攻，张瓌旧部不为其用，甘州遂于“大历元年（766）陷蕃”。②是岁，“夏四月，河西节度使徙镇沙州”。③大历二年（767）另一河西重镇肃州又为吐蕃攻占，同岁，周鼎接主河西，说明杨休明的任期止于此年。其后任周鼎的官衔仅乃河西节度使，不再拥有河已西副元帅及伊、西、庭节度使名号，说明其权限止于管理本道，不复号令流沙以西，自是，安西、北庭又各自脱离河西军府，恢复了两都护东西分治的传统政治格局。
  自从广德二年凉州陷蕃后，二庭四镇与朝廷一度隔绝，不知改元。因此，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没有永泰元年、永泰二年和大历元年，只有广德三年、广德四年、永泰三年的年号，又“大历”年号本来只有十四年，但在西、庭二州及安西四镇中却用了十七年，说明安西、北庭二府已被切割为远离唐廷的碛外飞地。由于东西交通断绝，有关史料更加稀少，从断断续续的现存文献中得知，自大历二年直至德宗即立之初，安西主将先是朱某，后又变为尔朱某，官号是安西都护，其后由郭昕接任，官号是四镇留后。周逸曾领伊西庭节度留后官衔，显然是杨志烈任河已西副元帅时所授，及郭子仪遣使“巡抚河西”之后，必已不为唐朝所容，至杨休明继为河已西副元帅、河西节度使时期已为其翦除。继任北庭主将为曹令忠，后来赐名为李元忠，大约是个汉化的粟特人，官号为北庭都护，同周逸所领之伊西庭节度留后及安西主将所领安西四镇留后都有所不同。其北庭都护究竟是杨休明主政之初所任，还是拥兵自立呢，这一史书中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却被北庭古城出土的一枚粟特文开元通宝所解密。
  这种正面为汉文开元通宝，背面镌刻有粟特文的古钱是近年在北庭古城中发现的，且不止一枚。我在完成本书初稿时，曾广泛征求吉木萨尔县地方学者、名流、文物爱好者的意见。最先在已退休在昌吉的王秉诚家中得睹此钱，根据1981年在南开大学师从藤枝晃先生学得的粗浅粟特文、回鹘文知识，初步断定是一枚粟特文古币。此币并非其私藏，而仅为拓片和照片，慨然借我考释。后又承北庭 画院朱丹介绍，得以结识吉木萨尔画家兼古币收藏家张天铭，又见到同样的古币两枚，纯属其私人收藏，也得其允许，拍得照片。经扫描放大，确信定为粟特文无误。开元通宝乃唐代通行货币，本不足为奇。此钱的特殊处在于背面另镌有阿拉
  美字母系统文字，总四字，与正面汉文 “开元通宝 ”四字相互对应。这一特征无疑是迄今为止国内绝无仅有的发现。具体考释如下：
  第一字转写为 ta或tan（g）
  第二字转写为 miduγ
  第三字转写为 ilig
  第四字转写为 yθin
  按粟特文为记录粟特语的文字，起源于阿拉美字母，在我国境内发现的粟特文主要有三种字体，即佛经体（又称标准体）、古叙利亚体和摩尼体。佛经体与安息字体最相近，古叙利亚体为景教徒所用，与古叙利亚爱司特兰格勒体相似。摩尼体与中古波斯摩尼体相似，最近又在敦煌发现了一种老粟特体，乃更为古老的佛经体。其中佛经粟特文字母17个，摩尼体字母29个，古叙利亚体字母22个。一般自右向左横书，少数为自上而下竖书。粟特文的碑刻和文献，在吐鲁番、甘肃的敦煌、蒙古高原的中部、中亚的塔吉克斯坦都曾有所发现，著名文献有漠北的《卜古特碑》及敦煌发现的大量粟特文书信。该古钱所用粟特文应为佛经体，字母17个，与回鹘文字母大体相应。实质上后世通用的回鹘文就是由这种佛经体粟特文改制而成。在没有粟特文有关资料可资参考的情况下，只能借用回鹘文字母读音暂行转写，转写的结果发现该古钱上所镌之粟特字母拼写的语言并非粟特语，而是汉语。意译如下：
  唐摄都护 ilig（地方长官）（之）印
  意即唐朝摄都护地方长官之印。可以肯定就是粟特首领曹令忠自立为北庭都护之后所铸古钱。它的发现在进一步印证我对曹令忠具有粟特人身份的正确论断的同时，又修正了旧作《安西与北庭》中推测为杨休明任命的错误。方形圆孔的形制乃我国天圆地方哲学思想的反映，正面仍铸汉文开元通宝字样，表明仍以唐朝臣子自居。背面所镌粟特字母并非完全用以拼写粟特语，而是兼用以拼写汉语。所镌四字中有三个字都属汉语语音，仅第三字乃粟特人与突厥人同样使用的意为采邑之主，即执政官的本族语言。足以说明曹令忠所领官衔北庭都护乃是自立的。而自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到至贞元六年（790）北庭陷蕃的35年间，可考的北庭主将共为五人，先后是：
  赵崇玼，又作赵玼，赵光烈，本为疏勒镇守使，天宝十四载至上元元年（755760年）①任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杨预：上元元年至宝应二年（760～763年）在职，领伊西庭都护名号。②周逸：广德元年至永泰元年（763～765年）在职，领伊西庭节度使留后名号。③
  据此，曹令忠自立为北庭都护应在周逸被杀之后。考永泰元年（765）闰十月，郭子仪始遣使巡抚河西，当年周逸、张瓌犹未被杀，至永泰二年（766）原为沙州刺史的杨休明才弟承兄业，继为河西节度使兼河已西副元帅，周逸、张瓌相继被杀皆为此年。曹令忠初本北庭粟特富商首领，先曾追随周逸，反对杨志烈征兵救长安，志在聚众自保地方，无意反唐，却不服杨预号令。是岁四月十七日，北庭资深宿将北庭副都护、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高耀卒于北庭，群龙无首，因而自邀旌节，自立为北庭都护，不再加留后字样，并铸币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其具体时间应与周逸被杀，杨休明履任为同年事，易言之，乃永泰二年（766）。
  引人注目的是，曹令忠自立为北庭都护的时间，恰与唐朝同回鹘缔结彭原之盟的时间上下相衔。回鹘，又作回纥，即Ujγur的古译。源出九姓铁勒，操突厥语。早在唐贞观初年，已是漠北强部，漠北归唐时期，其酋长世袭瀚海都督爵号，成为唐朝安北大都护府的核心部落，天宝初年，后东突厥汗国灭亡，回纥代兴，创建了漠北回鹘汗国，是当时唯一可与吐蕃相抗衡的强大力量。不少学者援引唐朝数嫁公主与之和亲，以及回鹘派兵助平安史之乱为由，论证唐与回鹘的结盟关系早就存在。其实，上述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政治交易，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摩擦不断，曲折反复，双方关系并不稳定。唐与回鹘共抗吐蕃盟约的建立，实乃始于永泰元年（765）的彭原之盟。仆固怀恩叛唐之后，吐蕃、回鹘都曾遣兵相助，唐朝曾经再度危殆。而不久两国在唐朝境内发生严重摩擦，唐军主将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曾与回鹘密切合作，乘机单身进入回鹘营，进行离间分化活动，取得了成功。遂与回鹘南遣兵主将“可汗弟合胡禄都督药罗葛”及牟羽可汗朝宰相数人，巫师二人，共同签订了两国共同反蕃的盟约。这位主盟的回鹘大将胡禄都督，就是后来以政变夺取汗位的长寿天亲合骨咄禄毗伽顿莫贺可汗（tunbaγaalpqutluqbilgaqaγan，大历十四年至贞元五年在位，779～789年）。唐朝宰相李泌在同德宗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彭原，今可汗为胡禄都督，与今国相白婆帝，皆从叶护（太子）而来，臣待之颇亲厚。”①说明长寿天亲可汗顿莫贺达干本为牟羽可汗族弟，至德二年（759）已领胡禄都督，从叶护太子参加了入唐平叛，助收两京之役，永泰元年（765）这位“可汗弟合胡禄都督药罗葛”以回纥主将身份与郭子仪定盟反蕃。次岁，曹令忠自立为北庭都护，二者之间似乎也不乏因果关系。至大历十四年（779）顿莫贺杀牟羽可汗自立之后，开始全面履行同唐朝签署的彭原之盟，遣兵西域，曹令忠主政北庭之后，继续打着唐朝大旗，同当地汉军将士精诚合作，坚守地方，结好回鹘，北庭的防务得以巩固。正是在这位回鹘可汗主政期间，回鹘与吐蕃大战全方位展开，北庭面临吐蕃的军事压力有所减轻，而且每次遭遇吐蕃的来犯，都能得到回鹘的救助。北庭唐军也以绢帛、地方特产，给予回鹘一定的物质回报，迫使吐蕃不敢贸然发动军事入犯，只能发动政治诱降攻势。以故曹令忠主政期间，北庭地方安谧，堪称政绩斐然。大历七年（772）代宗发使赍诏，前往慰问二府守边将士，《唐大诏令集》卷116，所收《谕安西、北庭诸将制》即为此年所颁诏制，作为反映这一时期碛西二府面临严峻形势的唯一史料，有必要大段引录如下：
  敕：天下既定，万里宁一，岂王者独运使然耶？实赖文武将守，腹心之臣，宣力强任，捍御于外也。往以蕃戎并嚣，纵毒边表，乘舛伺隙，连兵累年，城门昼闭，王师遐阻，遮杀汉使，盗取节印，恣睢厉甚，横逆天理，而国朝未暇袭远，置于度外，实五京二庭存亡危急之秋也。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等义烈相感，贯于神明，各受方任，共奖王室，率辛李之将，用甘陈之谋，与羌骑校尉，王侯君长以下，自金河玉关，至于南北戊午，逾流沙，跨西海，□蒲类、破白山，战士致命，出于万死，赖天之灵，以战则克，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掖，棱振威于绝域，烈切于昔贤，微三臣之力，则度隍逾陇，不复有汉矣。每有使至，说令忠等忧国勤劳，诚彻骨髓，朝廷闻之，莫不酸鼻流涕，研究生况于腹心哉，遐想勤劳，耿叹何已。或恐凶丑狡谲，反复离间，妄说国难，摇动人心，今所以疏其事实，一一相报。
  从上引诏制中可知，当周鼎主河西、曹令忠主北庭、尔朱都护主安西时期，虽然同杨氏兄弟主持三道联防时期的形势大不相同，但吐蕃并未急于进攻，而是主要进行政治诱降，“反复离间，妄说国难，摇动人心”，唐朝之所以遣使赍诏，“疏其事实”就是向二府将士表白，绝不以放弃西部领疆为代价，与吐蕃议和，以坚定二府将士抗，蕃守土的决心。可见曹令忠主政期间北庭防务的巩固，除了回鹘的大力支持以外，代宗坚定不移地奉行结盟回鹘以抗吐蕃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