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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755年12月16日）由粟特、突厥混血儿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怀义两姓父子发动的大规模反唐叛乱爆发，史称安史之乱，熄灭了大唐盛世的辉煌光焰。在镇压这场叛乱的过程中北庭、安西二节度各自遣兵入关“勤王”，自此出现了入关勤王的镇西（安西）、北庭行营与戍守飞地的安西、北庭留后两大支唐军的分化，并一分不再复合。
  至德宗朝推行和吐蕃、排回鹘政策，继兴元元年（784）二庭行营覆灭之后，北庭飞地也于贞元六年（790）陷蕃，此后进入了回鹘、吐蕃、葛逻禄三大势力西域角逐时期，并以回鹘重返安西、北庭为归宿，这已是大唐北庭的历史尾声了。
  第一节北庭将士入关平叛
  安史之乱何以爆发？显然同唐朝对大食组织的中亚反攻失败有关。天宝九载（750）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应东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的请求，率兵进攻石国，俘大食册立的石国王，天宝十载大食将齐雅德·伊本·喀里所率阿拉伯精锐及其中亚诸属国兵犯唐，高仙芝率安西精兵及拔汗那、葛逻禄二属国兵迎战怛逻斯，大败，根本破坏了唐朝边防军事力量的制衡关系。①高仙芝应召入朝，封常清被迫同大食议和分界，唐朝势力退缩葱岭以东。身兼范阳（幽州）、河东、平卢三道节度使的安禄山遂无所忌惮，渐萌反意。四年之后的天宝十四载（755）遂起兵范阳，长驱南 下。玄宗时期精兵劲卒都部署于边疆，内无武备，加之事起仓促，最先委以平叛重任的大将就是刚刚解职入朝不久的前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时值入朝的北庭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及前任北庭都护程千里。其中封、程二将都是北庭系军将。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庚午（755年12月22日）安禄山起兵仅四天之后，玄宗即颁诏任命“特进毕思琛诣东京，金吾将军程千里诣河东，备各简募数万人，随便团结以拒之”。①其时河东已在安禄山统治下，这一任命无疑是令程千里只身潜入敌境，募众成军；封常清则乃身兼安西、北庭两道节度使之在职人员，其时恰入朝奏事，玄宗又觉毕思琛不得力，改委之洛阳募兵，十一月十七日壬申（12月24日）又改颁诏令“以（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②与此同时，又以河东节度使授程千里，这意味着以封、程二将取代了安禄山所领范阳、平卢、河东等三道节度使的全部职务。然所授皆为虚衔，仅一纸诏令，实不遣一兵一卒。二将身负重命却皆须自募兵应敌，是月二十二日丁丑（12月30日）又颁诏：“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诸军出征。出内府钱币，于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③荣王琬名为元帅，实为虚衔，高仙芝所领之天下兵马副元帅实为全军统帅。“十二月丙戌（初一，756年1月7日）高仙芝将飞骑、扩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者，合五万人，发长安。上遣宦者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其军，屯于陕。”④然所授兵力亦不过戍卫京师的数万飞骑、彍骑，余皆临时招募，未经任何训练的长安“新募兵”了。这些由两京子弟仓促组成的所谓“新募兵”实皆乌合之众。封常清虽乃主边名将，以洛阳新募兵迎战安禄山的河朔劲旅，仍是连战皆败，乃弃洛阳，与高仙芝会。建议退守潼关，坚壁不出，转攻为守，确保关中，“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这本是根据敌强我弱形势所作出的唯一明智战略抉择，高仙芝完全赞同这一意见。监军边令诚多次促战，高仙芝总是岿然不动。边令诚为迎合玄宗急欲见功的意旨，乃奏言高、封二将怯敌，糜饷，贪赃，十二月十八日癸卯（756年1月24日）诏下，即军中斩之。诏下之日，军中皆呼“枉”，声殷震地。不惜抽空西北边备，另调时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继为平叛主帅，哥舒翰主军之后，也是英雄所见略同，仍然是固守潼关，拒不出战，关中得以保全近一年光景，后仍抗不住玄宗的连诏督促出战，天宝十五载，恸哭出关，决战大败，六月十三日乙未（7月14日）叛军陷长安，玄宗率太子李亨等仓皇出逃，玄宗奔蜀，太子李亨中道北上灵武，投奔由汉将主边的朔方军，七月十二日甲子（8月12日）为臣下推立，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八月十二日癸巳（9月 10日）遣使诣蜀，十六日丁酉（9月 14日）玄宗传位，十八日乙亥（9月 10日）遣使送玺于灵武， 完成了政权移交的全过程。肃宗初继位之至德元载七月十二日甲子（756年8月12日）立即组成了以当地朔方军为主力的兵团，组织反攻，与此同时，传诏天下勤王。不惜抽空边防兵备，解救李氏社稷之危，号称“天下精兵之最”的北庭、安西就是肃宗征召勤王兵的重点。正是在这一政治历史背景下安西、北庭出现了行营与留后两大支脉的分化。
  史载朝廷征召勤王兵的使者至安西，时任安西四镇节度使的梁宰仍一度“逗留观变”①，兼顾守土、勤王的实际需要，仅分兵五千，由宿将李嗣业统率入关，北庭诏下之日，继封常清出任伊西节度使、北庭都护的原疏勒镇守使赵崇玼（又作赵玼，赵光烈）似仍在赶赴履任途中，北庭府事一度由时任伊西节度司马的李栖筠暂时代理。此人正好借机东归，竟不顾边将有守土之责，尽发北庭精锐七千人悉众东出，对此，史书中留下的记载是：“肃宗驻灵武，发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难，擢殿中侍御史。”②“上又征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上述记载明显同安西节度使梁宰“出步骑五千，令嗣业统赴朔方”相矛盾，因为勤王诏是同一年发出，二庭勤王兵也必是同时发出，安西既为五千，另之七千人必发自北庭，可见上述记载中对李栖筠的身份认定显然存在错误。此人所任之行军司马并非安西节度府之行军司马，而是伊西节度府之行军司马，“安西”乃“伊西”讹写，而伊西节度府即北庭。可见北庭入关勤王兵总数实已超过安西。其主要将领如北庭副都护高耀、北庭兵马使王惟良、宿将荔非元礼等都随军东去，可谓倾其精锐，参加了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
  “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虢、凤翔；北庭历怀、绛、鄜，然后至邠。”③安西、北庭虽然同出碛西，却属于不同军府，初本沿不同路线入关赴难。其中北庭大约走的是伊吾路，即东出伊州，取道沙州，经河西，历怀州、绛州、鄜州，至邠州与安西四镇勤王兵会合。安西兵人数少于北庭，却似乎到达内地的时间更早一些，曾参加过怛逻斯之战的安西主将李嗣业，最先在凤翔谒见了唐肃宗，当年将北庭、安西二部勤王兵合编为一，组建了安西、北庭行营，以李嗣业为镇西、北庭“行军兵马使”④，寻又升级为首任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行营将士所过之处万众夹道，争睹军容。杜甫所留诗句就是其生动写照：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
  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
  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⑤
  四镇、北庭行营组成之后，立即投入平叛战争。至德二年（757）九月，“庚子，诸军俱发；壬寅，至长安城西，陈于香积寺北澧水之东。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贼众十万陈于其北，李归仁出挑战，官军逐之，逼于其阵，贼军齐进，官军却，为贼所乘，军中惊乱，贼争趣辎重。李嗣业..肉袒，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奋击，当其刀者，人马俱碎，杀数十人，阵乃稍定。于是嗣业帅前军各执长刀，如墙而进，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贼由是气索。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阵后，与大军交击，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堑死者甚众，贼遂大溃..癸卯，大军入西京”①，光复长安。这是光复长安的决战，此役由北庭勤王兵七千，安西勤王兵五千组成，在镇西、北庭行营为唐军前军（先锋），实夺首功，建勋之著，远远超过郭子仪统率的唐军主力 ——朔方军。
  此战之后，北庭、镇西行营兵力损耗也最大，从而降低了行营自身的地位。加之肃宗继位全凭朔方军的支持，恃为嫡系主力，对各路勤王兵厚薄有异。乾元元年二月“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癸巳，北庭兵马使王惟良谋作乱，嗣业与裨将荔非元礼讨诛之”。②这一简短的记载却蕴涵着一场兵变。安史之乱以后，国库空虚，各路唐军给养全凭自己就地解决，镇西北庭行营在香积寺决战中尽管功勋卓著，却被迫移驻贫苦的河内，引起北庭将士的不满，其代表人物北庭兵马使王惟良率先为将士请命，被唐朝视为兵变，行营主帅李嗣业受迫于朝廷，不得不予镇压，王惟良被杀，兵变失败。荔非元礼初露头角就在李嗣业平王惟良之时，这实际上是安西军系火并北庭军系，而二系初并，不可能纯由安西军系一支独揽军权，其后荔非元礼突然跃居第二号人，安西军系中知名将领尚有白孝德、段秀实等皆资深望重，以理揆之，除去王惟良势非借重北庭军系中人的倒戈不可，可见这位“裨将”必非安西军系，而应原属北庭军系。因此，当安西军系出身的行营节度使李嗣业死殁后，北庭军系出身的荔非元礼就接为第二任行营节度使。
  乾元二年（759）史思明建号大圣燕王，代为叛军盟主，唐令郭子仪统九节度之兵以击之，会战相州，李嗣业血战，中流矢，血流数升卒。荔非元礼继为行营主将（乾元二年至上元二年在职，758～761年）。《旧唐书·肃宗纪》：“（乾元二年三月）以卫尉卿荔非元礼为怀州刺史，权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条引《姓谱》：“荔非，西羌种。”说明是一位羌族将领，似原出北庭系军将，平王惟良有功，因而代李嗣业主行营。乾元二年（759）十月率本部兵马从李光弼守河阳，屯兵城外，筑栅拒敌，叛军填堑而进，坐视不动，敌已过堑逼栅，主帅李光弼屡督其出战，皆不应，直至候至敌攻栅势疲，突然下令全军，“鼓噪出栅门，奋击”③，大破敌军，取得了此战的全胜。可见荔非元礼也是一位老于行阵的智将，然资望不高，且以北庭系军将而兼主安西，似未尽使众折服，故至乾元二年十二月复 析镇西、北庭行营为二，荔非元礼仅主北庭行营，而别调陇右系将领神策军兵马使“（卫）伯玉为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①神策军为天宝十三载（754）哥舒翰破吐蕃所置，隶临洮郡，位于关西磨环州，此军之设一度使胡马（蕃马）“不敢窥临洮”，及安史乱发，卫伯玉率千人东出勤王，破叛军于疆子阪，声威大震，因擢令主镇西行营。但陇右、安西派系之异又大于安西、北庭，因至上元元年八月（760年9月）又颁册命，以“（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②，这意味着神策军独立，镇西、北庭行营分而复合，其节度使自然仍是荔非元礼。上元二年（761）李光弼、仆固怀恩督诸路大军与史思明鏖战于洛阳邙山，而二帅指挥不一，史思明乘唐军阵列未定，麾兵击之，唐军大败，“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尽弃之，光弼、怀恩渡河走保闻喜，（鱼）朝恩、卫伯玉奔还陕，（李）抱玉亦弃河阳走，河阳、怀州，皆没于贼”。③这段史料虽未明确提及荔非元礼参战，但怀州即镇西、北庭行营驻地，荔非元礼时兼怀州刺史。怀州既失，说明亦必兵败。《旧唐书 ·段秀实传》记载： “荔非元礼为麾下所杀..推白孝德为节度使。”这必是安西军人此时乘乱所为，故唐朝亦未予深究，北庭将士在行营中的地位开始陨落。自此之后，历代行营节度使已都由出身安西的将领出任，尽管如此，镇西、安西行营仍是一个统一整体，自肃宗至德元年二庭行营入关勤王，至代宗年安史之乱荡平，作为行营组成人数最多的北庭将士的确功不可没。
  安史之乱爆发的天宝十四载（755），吐蕃赞普弃隶缩赞（藏文作墀德祖赞）遇弑，雄主乞黎苏笼猎赞（藏文名作墀松德赞）继位，利用哥舒翰东出勤王之后，陇右边备空虚，大举东进，至德元载（756）连“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④九曲地尽失。至德二载（757）“冬十月乙己朔（11月16日）吐蕃陷西平郡”。⑤西平，郡即鄯州，乃陇右节度使治所，亦即藏文史料中的大宗喀。唐陇右节度使治所移治廓州，上元元年（760）廓州又陷。陇右节度使下领鄯、廓、秦、成、兰、渭、临、河、武、洮、岷、叠、宕诸州，至此已沦蕃大半。肃宗元年（上元二年，761）吐蕃又进军剑南，攻占大渡河西重镇松州，在此强大军事威胁下，肃宗被迫承认现实，于肃宗元年建寅月正月廿四日甲辰（762年2月22日）遣重臣郭子仪等与盟鸿胪寺，约定向吐蕃“输绢帛，割土地”，承认吐蕃对陇右全境的占领。至宝应二年七月（763年8月）代宗即位，改元广德，安史之乱已近尾声，藏文史料记载，当年“冬末，唐廷皇帝崩，新君立，不愿再‘输帛绢，割土地’，唐蕃社稷失和”。⑥自是吐蕃向唐大举进攻，连陷临洮、成州、河州诸城堡。此年史朝义之乱未平，代宗虽有志御侮，却抽不出兵力，吐蕃的边界已同唐之腹心地带关中 妾壤。763年2月（广德元年正月）史朝义传首京师，意味着连绵8年（755～763年，天宝十四载至广德元年）的安史之乱已被彻底荡平。这本是唐朝复兴的大好良机，然而，由于朝臣派系倾轧，平叛功臣、原朔方军铁勒将领仆固怀恩成为猜忌的目标，仆固怀恩乃朔方军三大主将之一，“寇难已来，一门之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再收两京，皆导引回纥，摧灭强敌”。①女嫁回鹘可汗，借兵平叛，历收复两京、相州等各场恶战，皆建殊勋，官至天下兵马副元帅，而功成谤集，安史之乱后就被夺去兵权，由怨成忿，因拒命汾州，后又公张叛帜。唐朝内战再度爆发，反而为吐蕃大举侵唐找到了裂隙。至七月：“吐蕃大寇河、陇，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关，陷兰、河、鄯、洮、岷等州，盗有陇右之地。”②其实秦、成、渭、河、鄯、廓、洮州早已陷蕃。这次进攻的特点实乃出大震关（陇山山口）向唐朝的政治中心关中挺进。冬十月丙子，代宗逃出长安。戊寅，吐蕃进陷京师，立金城公主胞弟、嗣雍王守礼之子广武王承宏为帝，署立百官。虽然吐蕃占领长安不久就又退出，所立傀儡政权也不过昙花一现，但退出关中后仍屯驻于平凉以西，将唐朝领疆纵切为二。本来，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代宗有意遣令二府行营，各返旧封，马璘、北庭副都护高耀、于阗王尉迟胜等都已接到率领本部兵马，重返旧封的命令，以加强边备，出自安西军系，时任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马璘曾受诏统兵至河西，以吐蕃陷京师，中道返回。旧史记此事但云，“自河西救杨志烈”③，恐怕未必，其真实目的大约是取道河西，返安西旧封履职。以得知长安危殆，中道返师，遂受命主军行营。这时灵、原二州以西地区都已为吐蕃相继攻陷，本为统一整体的唐朝领疆分割为东西两部。马璘所部始正式与原来的镇西、北庭行营合并。“永泰初，拜四镇行营节度使”马璘，而这时第一批二府勤王兵组成的镇西、北庭行营已改称为邠宁节度使，以白孝德为节度使，可见直到此年，这两批勤王兵仍未合并。到了大历元年
  （766）白孝德离职④此二支二府勤王兵才整合为一，擢璘为四镇、北庭行营，兼邠宁节度使。二年（767），代宗以安史乱平，下诏“复以镇西为安西”⑤，同年四镇、北庭行营更名为安西、北行营。大历三年十二月初九己酉（769年1月21日）正式颁诏：“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马璘先至泾州，以都虞侯段秀实知邠州留后。”⑥受命移驻密迩吐蕃的邠泾二州，去承担屏卫唐之西门，抗拒吐蕃的使命。此后万里勤王的安西、北庭行营已长留中原，再也不能返回西域旧土了。 1984年12月在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区发现的《安西副都护高耀墓志》⑦的主 人高耀是唯一参加了入关平叛全过程，而又安全返回故地的北庭将领。根据著名吐鲁番学家吴震的经典解读①，已完整复原了高耀的辉煌一生。
  高耀是久已在西州定居的高丽人后裔，从军北庭，参加了天宝三载（744）五月安西节度使未蒙灵詧击杀突骑施莫贺达干之战，天宝五到六年讨小勃律之战。积功“领二都尉”，至“太原王公”，即王正见任北庭节度使时期，发动了天宝七年攻黑姓突骑施的战争，摧毁了碎叶城，高耀就是在此战中大显身手，深得赏识，先是“授朝议郎”，任“北庭都护府司马，专知仓库，赐紫金鱼袋”。后又升至北庭副都护。天宝十五载（至德元年，756）55岁时以北庭副都护随安西、北庭镇兵入关勤王靖难，次年正月抵于凉、鄯间。至德，二年（757）56岁时，被编入镇（安）西北庭节度行营。从广平椒（即以后的代宗李豫）参加了收复两京的香积寺决战，以功“除朝散大夫、守太子率更令，充行营管内勾覆仓库使”。其中“守太子率更令”只是虚衔，实任乃镇西、北庭行营中的勾覆仓库使，亦即检督审核该管内的军资军需仓库出纳。乾元元年（758），57岁，随镇西北庭行营屯河内怀州（今河南沁阳）。时李嗣业以卫尉卿兼怀州刺史，充行营节度使。同年九月，李嗣业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等九节度，将步骑二十万讨安庆绪等于相州（今河南安川）。次年二月，李嗣业因伤卒于相州行营。三月，荔非元礼继之，因兵溃，退保东都。高耀倘未随军与此役于相州，必留屯河内。上元二年（761），高耀似乎一度离开行营，升迁为朝议大夫和将作监大匠，这是在长安或洛阳负责工程的高级官员。宝应二年（763）年，62岁，“特加银青光禄大夫、试卫尉卿，充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此年七月改为广德元年，高耀的任命乃是在改元之前，说明此年升任的“银青光禄大夫、试卫尉卿”都是虚衔，只有“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是实任，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荡平，说明就在广德改元的当年，高耀已由京师重新返回了北庭履任。其后，北庭与内地交通断绝，内地早已改用永泰年号，北庭、西州仍沿用广德年号不变，广德四年（永泰二年，767）四月十七日，卒于北庭，终年65岁，后又移墓故里西州，成为唯一参加入关勤王而又安全返回北庭故封的唐朝官员。高耀是高丽人，则又说明有一支高丽部落降唐后被安置在北庭境内。
  第二节从三道联防到结盟回鹘
  安西、北庭二府行营入关勤王，虽然拯救了唐朝社稷，却严重削弱了二府的边防实力。安西节度使梁宰虽背了“逗师观变”的罪名，并为此付了代价，却为守土护境保存了相当实力，使吐蕃不敢轻犯，而北庭勤王兵的发遣者并非朝廷任命的北庭伊西节度使赵崇玼，而是暂摄府事的伊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及至赵崇玼履任之后，北庭的防御实力事实上已全被抽空，从而为附蕃势力的来犯创造了可乘之机。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玼似也于（庭州）上元元年（760）陷吐蕃 。①赵崇玭同年战殁。
  北庭陷蕃同年又为唐军收复，这意味着唐、蕃之间的西域争夺战自是全面展开。与此同时，唐廷正全力平叛，对蕃推行全面妥协政策。西域反击战的实施全靠河西兵力。正是这一形势，河西杨预（杨志烈）、杨休明兄弟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其后随着吐蕃攻占陇右，阻断东、西，唐朝创立了河已西副元帅，统一节制河西、北庭、镇西（安西）三道联防，唐之边政建置为之一变。
  杨预出身河西名门，祖父杨楷曾任河州大夏县令，父杨和是玄宗朝四镇节度副使、右金吾大将军，很可能同中宗朝所授首任北庭大都护杨何是同一个人。杨预为人“有霸王之略，好倜傥之奇。初以右武卫都郎将见于行在，天子美其谈说..特拜右卫将军，兼瓜州刺史、关西兵马使，又迁伊西庭都护。策茂勋也”。②联系当时历史背景，其经历是至德元年（756）谒见肃宗于灵武，至德二年（757）凉州发生了粟特胡的暴动，“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③杨预佐朔方留后杜鸿渐平定了凉州粟特胡的叛乱，事定后，杜鸿渐出任河西节度使，受任瓜州都督，寻即征集兵马于西域诸蕃部，即碑文中所记“西聚铁关之兵，北税坚昆之马”。乾元元年（758）吐蕃大军攻犯凉州，杜鸿渐并无军事才能，居然击退了此次强大攻势，必与这位 “有霸王之略 ”的杨预有关。则杨预出任“关西兵马使”应即此岁。自乾元二年（759）杜鸿渐离任后，河西节度使一职曾空缺，已实掌河西军府事务，虽然到了乾元三年闰四月初四日（760年5月23日）唐朝曾颁诏以彭王仅任河西节度大使，衮王僩兼任北庭节度大使，但亲王遥领纯属名义，实不视事。根据编号为P4698号的敦煌文书反映，正是在彭王仅遥领河西节度大使的760年（乾元二年，是岁闰四月十九日己卯，即公历6月7日改元上元），根据编号为 P4698号的敦煌文书，其署名是：
  副大使太常卿兼侍御史知留后事李秀璋
  使大（太）常卿兼御史大夫××××杨
  大使××彭王×××在内
  该文书是彭王仅领河西节度大使之后颁发的，而彭王受册、死亡都是此年。可知这一文书颁发于上元元年（760），其中附名于彭王仅之前的节度使杨姓将领只能是杨预。是岁北庭陷蕃，但很快就被唐军收复。其时安西兵力已虚，唯河西兵力尚强，以杨预的主政作风，断不会坐视不救。据此判断，光复北庭的伟业必为杨预率河西兵所为。碑文所记此人以 “策茂勋”得“迁伊西庭都护 ”必与收复北庭 有关。可见杨预于乾元元年（758）拜“关西兵马使”（疑为“河西兵马使”）之后，又于乾元二年至三年（759～760年）一度暂摄河西节度使，统兵收复北庭，迁伊西庭都护，北庭隶属河西应始于此人。
  肃宗元年（762，四月改元宝应），肃宗薨，代宗李豫立，而“预”与“豫”同音犯讳，杨预遂更名杨志烈，以故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建午月西州使衙榜》①，北庭主将已是杨志烈了。代宗继立后，安史之乱已基本上戡平，对蕃政策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承认鸿胪寺之盟，拒绝“输绢帛，割土地”②，吐蕃遂于大举入侵唐朝的同时，遣兵攻犯伊州，其时河西节度使已是敦煌文书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中“拥旄四载”的“河西节度使吕公”，亦即《旧唐书·杨炎传》中之“河西..节度使吕崇贲”。此人力主“愿奉安两塘之长计，论不侵之远谋”、“愍战仕之劳，不忍征伐，罐明主之国，谨守封疆。”③按兵不救，伊州失守。史载：“袁光庭为伊州刺史，禄山之乱，西北边戍兵入赴难，河陇郡邑皆为吐蕃所拔，然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虏乃百般诱说，终不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俱尽，粮储并竭，光庭手杀妻子，自焚而死。”参稽《沙州、西州地志残卷》明确记为：“我唐始置伊州，宝应中陷吐蕃。”宝应年号共使用二年（762～763年），而宝应元年肃宗犹存，两国会盟鸿胪寺，奉行以绢帛换和平的政策。代宗继立的消息至是年冬才传至蕃廷，“唐、蕃社稷失和，”则吐蕃攻伊州不可能早于宝应元年（762）十月。“累年”实指过了一年，伊州保卫战似进行于宝应元年十月至二年（763）七月之间，伊州陷蕃应为宝应二年七月之前，即肃、代二宗易代之际，于宝应二年陷于吐蕃，伊州刺史袁光庭全家殉难。宝应二年七月代宗改元广德，是岁，吐蕃一度攻陷长安，后来兵退后仍屯兵原、灵，唐、蕃关系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代宗遂大批罢免主和派官员，起用鹰派将领，杨志烈遂取代吕崇贲出任河西节度使，并加河已西副元帅的官衔，这一名号显然乃根据本为统一整体的唐朝领疆发生了东、西断裂的新形势下开创的。依例“元帅”应由亲王遥领，“副元帅”则乃手握实权的真正主将，从而标志着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体制正式建立，而归杨志烈统一节度。
  杨志烈就任河已西副元帅之初，为了加强西陲边防实力，曾奏请召回部分入关赴难的安西北庭勤王兵，有迹象表明，由北庭副都护高耀、镇西（即安西）节度使马璘所部安西第二批勤王军，以及于阗王尉迟胜所率于阗国兵都已接到西返的命令，但其中只有高耀一支部队重返北庭④，马璘所部第二批安西勤王军刚至河西，就因长安陷蕃，而中道返师，至尉迟胜一军受命时，河、陇交通业已完全为吐蕃切断，根本无法成行。在此危急形势下，全面加强了边防体制改革，所主政的西、庭二州发生了重大的建置变化，高昌县改名前庭县，金满县改名为后庭县，并于轮台之外，又创置了西海县。至此，庭州下属已由原来的三县变为四县。
  杨志烈任河已西副元帅期间，统一组织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连为一体，边防一度相当巩固，P2942号文书反映，梁宰免职后，河西军将朱某已领安西都护之职，却已不再加安西节度使衔，此人主政安西之后，敢于请接家口随军，应是安西和平安逸的指征。但由于东西交通断绝，自此西部三道都已成为唐朝飞地，因此，内地早已改用兴元、大历年号，而北庭、安西二府则对此一无所知，继续沿用广德年号不辍。杨志烈身在飞地，处境险恶，却仍不忘援救朝廷，广德二年（764）仆固怀恩叛，引吐蕃兵犯长安，杨志烈悉发河西精锐直捣灵武仆固怀恩老巢，迫叛军还师自救，京师虽因之解围，但河西主力却因此受损严重： “怀恩之南寇也，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卒万千，谓监军柏文达曰： ‘河西锐卒，尽于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怀恩有返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文达遂将其众击摧砂堡、灵武县，皆下之，进攻灵州。怀恩闻之，自永寿遽归，使蕃、浑二千骑夜袭文达，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达将余众归凉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伤。’士卒怨其言..不为用。”①此战之后，虽然保卫了京师，却吸引了吐蕃主力倾众攻河西，局势大变：“虏围凉州，杨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凉州亡。”②《元和郡县志》卷40明确记云：“凉州，广德二年（764）陷蕃。”为了弥补兵员的损失，永泰元年（765）十月，杨志烈亲赴北庭募兵，行至巴里坤一带的长泉，被沙陀部所杀。③P2942号文书则记为“伊西庭节度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说明这位伊西庭节度留后周逸所勾结的 “突厥 ”即游牧于巴里坤长泉一带的沙陀部，所“煞”（杀）之“使主”就是河已西副元帅杨志烈。
  杨预（杨志烈）死后，其族弟杨休明继为河已西副元帅、河西节度使，其事迹见于近年来敦煌发现的《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题名为《唐永泰元年一大历元年间河西巡抚使判集》的P2942的敦煌文书，及题名为《沙州僧尼道纳钱事》的P3952号文书。从中得知，其兄死后，周逸自邀河已西副元帅旌节，甘州守将未得朝廷诏命也自立旗号，这些都被唐朝视为叛逆。其中周逸指使沙陀部杀害杨志烈事件还被说成是投倚仆固怀恩，合谋反唐，以情理揆之，未必是事实，而很可能由于杨志烈只顾朝廷、不恤士卒的政策有关。周逸、张瓌等都是河西军将中有一定实力的人物，唐朝对他们并不放心。永泰元年（765）“闰十月，乙巳，郭子仪入朝。子仪以..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上皆从之”。④请设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就是为了夺取诸州兵权，开始了翦除周逸、张瓌等异己地方势力的先声，接着正式册拜原沙州刺史杨休明继其兄主政。
  《册府元龟》卷139《帝王部·旌表》三记建中三年赠杨休明官衔为：“故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简较（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赠太子太保杨休明。”休明孙《杨乾光墓志》载：“祖休明，河西、伊庭节度使。”①而河西、伊庭节度使亦即河已西副元帅。杨休明以其亡兄的声望，唐廷的支持，顺利地翦除了周逸、张瑰两支异己势力，移驻甘州，接管了河西军府大权。郭子仪族侄郭昕也是此年来到西域，接任安西留后，一去不返，很可能就是唐朝最后一任安西都护了。但是，杨休明所翦除的两大异己势力中，周逸固是咎有应得，张瓌自立名号的初衷也许志在讨逆，未必叛唐，以此遭诛，其部下未必心服。因此，尽管依旧拥有河西、伊庭节度使，即河已西副元帅的名号，北庭、安西二府似自此各自独立，不再听其号令，三道联防体制已荡然无存；不仅如此，河西诸州将士似乎也各有离心。故吐蕃来攻，张瓌旧部不为其用，甘州遂于“大历元年（766）陷蕃”。②是岁，“夏四月，河西节度使徙镇沙州”。③大历二年（767）另一河西重镇肃州又为吐蕃攻占，同岁，周鼎接主河西，说明杨休明的任期止于此年。其后任周鼎的官衔仅乃河西节度使，不再拥有河已西副元帅及伊、西、庭节度使名号，说明其权限止于管理本道，不复号令流沙以西，自是，安西、北庭又各自脱离河西军府，恢复了两都护东西分治的传统政治格局。
  自从广德二年凉州陷蕃后，二庭四镇与朝廷一度隔绝，不知改元。因此，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没有永泰元年、永泰二年和大历元年，只有广德三年、广德四年、永泰三年的年号，又“大历”年号本来只有十四年，但在西、庭二州及安西四镇中却用了十七年，说明安西、北庭二府已被切割为远离唐廷的碛外飞地。由于东西交通断绝，有关史料更加稀少，从断断续续的现存文献中得知，自大历二年直至德宗即立之初，安西主将先是朱某，后又变为尔朱某，官号是安西都护，其后由郭昕接任，官号是四镇留后。周逸曾领伊西庭节度留后官衔，显然是杨志烈任河已西副元帅时所授，及郭子仪遣使“巡抚河西”之后，必已不为唐朝所容，至杨休明继为河已西副元帅、河西节度使时期已为其翦除。继任北庭主将为曹令忠，后来赐名为李元忠，大约是个汉化的粟特人，官号为北庭都护，同周逸所领之伊西庭节度留后及安西主将所领安西四镇留后都有所不同。其北庭都护究竟是杨休明主政之初所任，还是拥兵自立呢，这一史书中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却被北庭古城出土的一枚粟特文开元通宝所解密。
  这种正面为汉文开元通宝，背面镌刻有粟特文的古钱是近年在北庭古城中发现的，且不止一枚。我在完成本书初稿时，曾广泛征求吉木萨尔县地方学者、名流、文物爱好者的意见。最先在已退休在昌吉的王秉诚家中得睹此钱，根据1981年在南开大学师从藤枝晃先生学得的粗浅粟特文、回鹘文知识，初步断定是一枚粟特文古币。此币并非其私藏，而仅为拓片和照片，慨然借我考释。后又承北庭 画院朱丹介绍，得以结识吉木萨尔画家兼古币收藏家张天铭，又见到同样的古币两枚，纯属其私人收藏，也得其允许，拍得照片。经扫描放大，确信定为粟特文无误。开元通宝乃唐代通行货币，本不足为奇。此钱的特殊处在于背面另镌有阿拉
  美字母系统文字，总四字，与正面汉文 “开元通宝 ”四字相互对应。这一特征无疑是迄今为止国内绝无仅有的发现。具体考释如下：
  第一字转写为 ta或tan（g）
  第二字转写为 miduγ
  第三字转写为 ilig
  第四字转写为 yθin
  按粟特文为记录粟特语的文字，起源于阿拉美字母，在我国境内发现的粟特文主要有三种字体，即佛经体（又称标准体）、古叙利亚体和摩尼体。佛经体与安息字体最相近，古叙利亚体为景教徒所用，与古叙利亚爱司特兰格勒体相似。摩尼体与中古波斯摩尼体相似，最近又在敦煌发现了一种老粟特体，乃更为古老的佛经体。其中佛经粟特文字母17个，摩尼体字母29个，古叙利亚体字母22个。一般自右向左横书，少数为自上而下竖书。粟特文的碑刻和文献，在吐鲁番、甘肃的敦煌、蒙古高原的中部、中亚的塔吉克斯坦都曾有所发现，著名文献有漠北的《卜古特碑》及敦煌发现的大量粟特文书信。该古钱所用粟特文应为佛经体，字母17个，与回鹘文字母大体相应。实质上后世通用的回鹘文就是由这种佛经体粟特文改制而成。在没有粟特文有关资料可资参考的情况下，只能借用回鹘文字母读音暂行转写，转写的结果发现该古钱上所镌之粟特字母拼写的语言并非粟特语，而是汉语。意译如下：
  唐摄都护 ilig（地方长官）（之）印
  意即唐朝摄都护地方长官之印。可以肯定就是粟特首领曹令忠自立为北庭都护之后所铸古钱。它的发现在进一步印证我对曹令忠具有粟特人身份的正确论断的同时，又修正了旧作《安西与北庭》中推测为杨休明任命的错误。方形圆孔的形制乃我国天圆地方哲学思想的反映，正面仍铸汉文开元通宝字样，表明仍以唐朝臣子自居。背面所镌粟特字母并非完全用以拼写粟特语，而是兼用以拼写汉语。所镌四字中有三个字都属汉语语音，仅第三字乃粟特人与突厥人同样使用的意为采邑之主，即执政官的本族语言。足以说明曹令忠所领官衔北庭都护乃是自立的。而自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到至贞元六年（790）北庭陷蕃的35年间，可考的北庭主将共为五人，先后是：
  赵崇玼，又作赵玼，赵光烈，本为疏勒镇守使，天宝十四载至上元元年（755760年）①任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杨预：上元元年至宝应二年（760～763年）在职，领伊西庭都护名号。②周逸：广德元年至永泰元年（763～765年）在职，领伊西庭节度使留后名号。③
  据此，曹令忠自立为北庭都护应在周逸被杀之后。考永泰元年（765）闰十月，郭子仪始遣使巡抚河西，当年周逸、张瓌犹未被杀，至永泰二年（766）原为沙州刺史的杨休明才弟承兄业，继为河西节度使兼河已西副元帅，周逸、张瓌相继被杀皆为此年。曹令忠初本北庭粟特富商首领，先曾追随周逸，反对杨志烈征兵救长安，志在聚众自保地方，无意反唐，却不服杨预号令。是岁四月十七日，北庭资深宿将北庭副都护、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高耀卒于北庭，群龙无首，因而自邀旌节，自立为北庭都护，不再加留后字样，并铸币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其具体时间应与周逸被杀，杨休明履任为同年事，易言之，乃永泰二年（766）。
  引人注目的是，曹令忠自立为北庭都护的时间，恰与唐朝同回鹘缔结彭原之盟的时间上下相衔。回鹘，又作回纥，即Ujγur的古译。源出九姓铁勒，操突厥语。早在唐贞观初年，已是漠北强部，漠北归唐时期，其酋长世袭瀚海都督爵号，成为唐朝安北大都护府的核心部落，天宝初年，后东突厥汗国灭亡，回纥代兴，创建了漠北回鹘汗国，是当时唯一可与吐蕃相抗衡的强大力量。不少学者援引唐朝数嫁公主与之和亲，以及回鹘派兵助平安史之乱为由，论证唐与回鹘的结盟关系早就存在。其实，上述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政治交易，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摩擦不断，曲折反复，双方关系并不稳定。唐与回鹘共抗吐蕃盟约的建立，实乃始于永泰元年（765）的彭原之盟。仆固怀恩叛唐之后，吐蕃、回鹘都曾遣兵相助，唐朝曾经再度危殆。而不久两国在唐朝境内发生严重摩擦，唐军主将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曾与回鹘密切合作，乘机单身进入回鹘营，进行离间分化活动，取得了成功。遂与回鹘南遣兵主将“可汗弟合胡禄都督药罗葛”及牟羽可汗朝宰相数人，巫师二人，共同签订了两国共同反蕃的盟约。这位主盟的回鹘大将胡禄都督，就是后来以政变夺取汗位的长寿天亲合骨咄禄毗伽顿莫贺可汗（tunbaγaalpqutluqbilgaqaγan，大历十四年至贞元五年在位，779～789年）。唐朝宰相李泌在同德宗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彭原，今可汗为胡禄都督，与今国相白婆帝，皆从叶护（太子）而来，臣待之颇亲厚。”①说明长寿天亲可汗顿莫贺达干本为牟羽可汗族弟，至德二年（759）已领胡禄都督，从叶护太子参加了入唐平叛，助收两京之役，永泰元年（765）这位“可汗弟合胡禄都督药罗葛”以回纥主将身份与郭子仪定盟反蕃。次岁，曹令忠自立为北庭都护，二者之间似乎也不乏因果关系。至大历十四年（779）顿莫贺杀牟羽可汗自立之后，开始全面履行同唐朝签署的彭原之盟，遣兵西域，曹令忠主政北庭之后，继续打着唐朝大旗，同当地汉军将士精诚合作，坚守地方，结好回鹘，北庭的防务得以巩固。正是在这位回鹘可汗主政期间，回鹘与吐蕃大战全方位展开，北庭面临吐蕃的军事压力有所减轻，而且每次遭遇吐蕃的来犯，都能得到回鹘的救助。北庭唐军也以绢帛、地方特产，给予回鹘一定的物质回报，迫使吐蕃不敢贸然发动军事入犯，只能发动政治诱降攻势。以故曹令忠主政期间，北庭地方安谧，堪称政绩斐然。大历七年（772）代宗发使赍诏，前往慰问二府守边将士，《唐大诏令集》卷116，所收《谕安西、北庭诸将制》即为此年所颁诏制，作为反映这一时期碛西二府面临严峻形势的唯一史料，有必要大段引录如下：
  敕：天下既定，万里宁一，岂王者独运使然耶？实赖文武将守，腹心之臣，宣力强任，捍御于外也。往以蕃戎并嚣，纵毒边表，乘舛伺隙，连兵累年，城门昼闭，王师遐阻，遮杀汉使，盗取节印，恣睢厉甚，横逆天理，而国朝未暇袭远，置于度外，实五京二庭存亡危急之秋也。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等义烈相感，贯于神明，各受方任，共奖王室，率辛李之将，用甘陈之谋，与羌骑校尉，王侯君长以下，自金河玉关，至于南北戊午，逾流沙，跨西海，□蒲类、破白山，战士致命，出于万死，赖天之灵，以战则克，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掖，棱振威于绝域，烈切于昔贤，微三臣之力，则度隍逾陇，不复有汉矣。每有使至，说令忠等忧国勤劳，诚彻骨髓，朝廷闻之，莫不酸鼻流涕，研究生况于腹心哉，遐想勤劳，耿叹何已。或恐凶丑狡谲，反复离间，妄说国难，摇动人心，今所以疏其事实，一一相报。
  从上引诏制中可知，当周鼎主河西、曹令忠主北庭、尔朱都护主安西时期，虽然同杨氏兄弟主持三道联防时期的形势大不相同，但吐蕃并未急于进攻，而是主要进行政治诱降，“反复离间，妄说国难，摇动人心”，唐朝之所以遣使赍诏，“疏其事实”就是向二府将士表白，绝不以放弃西部领疆为代价，与吐蕃议和，以坚定二府将士抗，蕃守土的决心。可见曹令忠主政期间北庭防务的巩固，除了回鹘的大力支持以外，代宗坚定不移地奉行结盟回鹘以抗吐蕃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节大唐北庭的悲剧前奏
  大历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癸酉（779年6月10日）夜，代宗薨，五月二十三日癸亥（6月12日）太子李适登上皇帝宝座，是为唐德宗。继位之初就不惜以牺牲唐朝飞地和为之效忠的北庭将士的利益，断然抛弃了前朝二帝所奉行的传统国策，改而推行和吐蕃、排回鹘、大力削藩的政策，不仅对苦守飞地的士气起了摧毁性的影响，而且直接导致二庭行营覆灭。入关勤王的四镇、北庭行营同苦守二庭飞地的唐军虽然因安史之乱的爆发而分化为二，原本一支，其相继发生的历史悲剧，本质上都是这套德宗新政酿成的严重恶果。
  结好吐蕃、重开和议是德宗在位初年第一个政策特征。继位之初的大历十四年八月就发使韦伦押吐蕃战俘500人遣返本国，向吐蕃释放议和的信息。建中元年四月，唐使韦伦归报会见赞普，乞黎苏笼猎赞亦作出相应的政治姿态，召回犯蜀诸军，其时德宗擢韦伦为太常卿，五月，令其“复使吐蕃，十二月，伦至自吐蕃，与其宰相论钦思明等五十五人皆至，献其方物”。①这意味着唐、蕃和平谈判又已恢复。建中三年（782）九月唐使崔汉衡赴蕃，许诺割让已被吐蕃占领的陇右、河西地，建中四年正月（783）唐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大相尚结赞等盟于清水西，升坛杀牲，歃血而盟，正式签署了边界条约，规定 “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水东为汉界 ”，“兰、渭、原、会，西至临洮；又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②双方矛盾的症结仅在于北庭、安西等唐朝飞地的归属。为此，又作了如下补充条款，“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不得侵越”。③说明此时德宗虽已决心割让陇右、河西，却对割让碛西二府心存犹豫。德宗已批准了这一盟约，由于吐蕃赞普乞黎苏笼猎赞仍不同意上述补充条款，盟约并未生效。唐、蕃使者往来的频繁与议和进度的加快，无论对于位居抗蕃第一线的泾州二庭行营，还是苦守飞地的北庭守军都起着瓦解士气的作用。
  仇视回鹘是德宗继位初年的第二个政策特征：德宗为太子时，曾以天下兵马元帅名义赴回鹘营会见牟羽可汗，大受其辱。至其继位，“使中官梁文秀告哀于回纥，且修旧好，可汗移地健不为礼”。④再次受辱，当年，在粟特胡的怂恿下，牟羽可汗统兵南伐，回鹘宿将顿莫贺达干劝阻不纳，起兵杀之，自为可汗。关于这场政变的爆发时间，《唐会要》系于大历十四年（779），《资治通鉴》则系于建中元年（780）六月条下，然又补充“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而代宗崩，德宗立皆乃大历十四年（779）事，足证政变乃发生于此年下半年度。牟羽可汗重用粟特胡，皈依摩尼教，压制传统巫教的政治措施早就引起同传统巫教紧密联系的军勋贵族的不满。早在永泰元年（785）今之顿莫贺可汗及其大相颉于迦斯等早与唐将郭子仪私下签署了共抗吐蕃的彭原之盟，看来由于粟特胡的阻挠，并未得到牟羽可汗的首肯，其后两派斗争日益激烈，至此总爆发。对于这场有利于唐的政变，唐朝原本表态支持，建中元年六月二十二日乙卯（780年7月28日）已遣使前往册封，令“京兆尹临漳源休册顿莫贺英武义成功可汗”。①至八月唐犹未出境，振武军边防哨卡已发生了一场劫杀回纥商团的血案。振武军主将张光晟一贯主张对回鹘奉行强硬政策，以此为德宗擢为边镇主将。史载：“张光晟为单于都护，振武军使，建中元年（780）回纥突僮梅录领众并杂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橐颇多，潜令驿吏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乃使突僮及所领徒悉赴宴，酒酣，光晟伏甲尽拘而杀之，死者千余人，唯留二胡，归国复命，遂部其妇人，给粮还京，收其金帛，赏赍军士。”②张光晟缉察走私汉人奴婢当然无可厚非，但以此为由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却绝非张光晟所敢擅为，必是在德宗授意下进行的，是唐朝即将抛出绝回纥、和吐蕃基本国策的信号。振武军血案发生后引起举国的震惊。自安史之乱以后的总体政治形势考察，唐朝的主要威胁毕竟来自吐蕃而非回纥，因之德宗的意旨根本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皆群起反对。本来，振武军事件发生后，德宗已决定召回吊册使源休，自此与回纥决裂，“源休为京兆尹，吊册回纥使。德宗建中初，休奉使至振武，军使张光晟已杀回纥突董等，帝初欲绝其使，令休还，待命于太原”。③但朝议一致反对这一做法，德宗不得已勉从朝议，复令源休出使，“归其突董、翳密施、大、小梅录等四尸”。④这一看似会导致回鹘与唐朝关系决裂的血案，却意外地并未导致顿莫贺可汗的报复，可汗不过故作姿态，拒见汉使，仅由其大相颉于迦斯踞礼相见，委婉地透露出回鹘仍珍惜同唐朝的同盟关系，不愿以血洗血，而是以水洗血。其主要原因在于被杀回鹘使团的人员构成实际上都是信仰摩尼教的粟特商胡，并非真正的回鹘人。而这些粟特胡正是前可汗的羽翼和政变者志在兴巫灭胡，所要打击的对象。且顿莫贺可汗乃以政变得国，主要忙于对付国内政敌，不肯开罪唐朝所致。史载：“会可汗顿莫贺新立，尽杀九姓胡人，皆畏惧不敢还。”⑤所谓“尽杀”虽有些言过其实，但信奉明教的粟特人已尽遭裁抑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与此同时，本民的军勋贵族已重新得到重用，从而巩固了自身的政权基础，乃“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 ”。⑥而《九姓回鹘可 汗碑》中又称此人为顿莫贺可汗，则其汗号全称应为顿莫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复原回鹘语似为Tunbaγaalpkutuqbilgaqaγan，有学者注意到自牟羽可汗以来，回纥历代国君汗号中皆有“爱”（ay，月）或“君”（kun，日）字，被认为是信奉“日月兼资敬”的明教特征。①唯此汗独无，可见顿莫贺可汗非但不信此教，而且与之不共戴天。曾遭罢黜的巫教则又死灰复燃，予以大力扶植，以填补汗国的信仰真空。当张光晟调离振武军后，就匆匆和平了结了这一血案。东、西交通断绝之后，二庭的防务全恃回鹘的支援，德宗推行的这一排回鹘政策，无异于自己动手拆除西部领土的牢固长城。
  加强君权，全力削藩是德宗继位初年第三个政策特征。议和势必以牺牲抗蕃将士多年苦守的边地为代价，引起许多主兵将领的反对，引起德宗的反感，开始大批罢黜抗蕃名将。就在德宗初立之大历十四年七月，没收、拆除了已故抗蕃名将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马璘在京宅第②，九月，罢黜了剑南抗蕃名将崔宁，征其入朝③，向吐蕃递送志在谈判议和的信息。为唐戍守抗蕃西大门的安西、北庭行营将士也成为其对蕃议和的负担，毫无理由地下令，令驻泾州的安西、北庭行营举众西徙，移镇唐、蕃交界的中间地带原州。这一建议的首倡者本为前朝宰臣元载，原州即今平凉，地形确较泾州险要，但旧城早废，移镇原州须重建新城，劳师动役，且当时唐朝府库空虚，驻军皆就地屯垦，自赡军食，原州人口稀少，土地贫瘠，战士移此，难得温饱。代宗以其战略可行，实不可行，未纳其策。德宗却强令推行，行营节度使段秀实持异议，奏言“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④结果被免官，改任司农卿，“丁未（二月十二日，3月22日），（以）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使移军原州，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⑤安西、北庭行营乃由碛西二府所遣勤王兵合并组成，其历任主帅皆乃与战士同甘共苦，千里转战的本系旧将，李怀光则乃朔方系番将，渤海族人，刚戾好杀，主朔方以后曾连杀有功战将数人，且李怀光受任后立即雷厉风行，“居前督作”，⑥移师筑城，由之激起厘米兵变。“将士皆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⑦四镇、北庭留后别驾刘文喜为将士请命，不肯服从，“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不则朱泚⑧。德宗迫于压力， 癸亥（二月二十八日，4月7日），以朱泚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代怀光”。①“刘文喜又不受诏，欲自邀旌节；夏，四月，乙未朔（5月9日），据泾州叛。”当时朝议都同情这支被激反的忠义之师，“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不可胜纪”②，德宗皆予拒绝，坚持武装镇压，结局是刘文喜被杀，“传首，而原州竟不果城”。③二庭行营将士携带口，自西域万里驰援中原，历任行营主将都是安西或北庭宿将，彼此知根知底，故上下和睦。至刘文喜被杀，德宗已不再信任二庭系军将，改任朔方军系的李怀光又遭抵制，不得已勉从众议，任命以仁厚主军著名的幽州系军将朱泚为下任二庭行营节度使。朱泚到任后，对事涉刘文喜案的人员尽量从宽处理，取得将士的支持，军心暂安。这次兵变虽被镇压下去，却在主兵将领中造成了人人自危的连锁反应，加之刘文喜的遭遇引起广泛的同情，接着各地主兵将领田悦、李正已、李惟岳、朱滔、李希烈相继叛乱，继刘文喜主军行营的朱泚尽管很得将士的支持，在任也未多久，建中三年（782）亦因其弟朱滔谋反株连，罢废长安。同年八月十一日辛酉（9月22日）任命泾原留后姚令言出任节度使。
  建中四年（783）因李希烈叛乱扩大，德宗颁诏令姚令言率二庭行营前往镇压，途经长安。依礼须厚加犒师，结果却遭冷遇，于是积怒爆发，不可收拾，激起了四镇、北庭行营的兵变，史称泾原兵变。“冬，十月，丙午（二日，11月1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丁未（三日，11月2日），发至滻水，诏京兆尹王拥犒师，惟粝食菜馁。”④行营将士对唐廷早怀愤怨，至此大爆发，由之激起了兵变，“众怒，蹴而覆之，因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⑤长驱入城，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小民聚观者以万计”。⑥德宗狼狈出宫逃走，长安迅速被行营兵占领。因此，兵变者拥立已被罢官、在长安闲居的前任行营节度使朱泚为主。朱泚虽非二府旧将，但为政宽仁，主行营期间（建中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癸亥至建中三年十月二日丙午，780年4月7日～781年11月1日）深得将士拥戴，因建帝号，改国号为秦，改元应天。由于这场兵变一度使德宗又变成了逃亡皇帝。
  为了对付泾原兵变，德宗使出了浑身解数：一方面调集李怀光、浑碱等各路大军，包围长安；另一方面于德宗兴元元年正月廿八日（784年2月23日）再“遣秘书监崔汉衡使吐蕃，发其兵 ”。⑦很快得到政治反响，“二月戊寅，吐蕃遣使来朝，请兵助国讨逆”。①德宗许诺“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与之”②，作出了不惜割让领土的让步。同月又遣“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于颀往泾州已来宣慰吐蕃，仍与州府计会顿递。时吐蕃款塞请以兵助平国难，故遣使焉”。③四月又“命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沈房为入蕃计会及安西、北庭宣慰使”。④意味着准备正式出卖二府主权。但似乎朝臣、大将中反对声浪很高，蕃军进至邡南即扎营停进。德宗又遣崔汉衡持敕催发，蕃相尚结赞回答：“蕃法发兵，以主兵大臣为信；今制书无（李）怀光署名，故不敢进。”⑤德宗传谕李怀光署名，却遭到坚决抵制，“固执以为不可”⑥，指出借兵吐蕃有三害：“若克京城，吐蕃必纵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敕求赏，五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虏骑虽来，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谲诈多端，不可亲信。”⑦“竟不肯署敕；尚结赞亦不进军。”⑧可见主兵大将多坚决反对借兵吐蕃，李怀光以此开罪唐廷，不久也被逼反，与朱泚联兵，但德宗镇压叛乱的决心是坚决的，又调来李晟所统神策军，终于以血腥的手段平息了叛乱，朱泚、姚令言等叛将亦大多惨遭屠戮，即使那些留戍泾州，未参加兵变的行营将士也受到迫害，“李晟以泾州倚边，屡害军帅，常为乱根。奏请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积粟以攘吐蕃”。⑨事实上，经此祸变，二庭老卒业已凋零殆尽，尽管此后主军泾、原二州将领仍加“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的称号，不过徒具名义而已，这一行营实已不复存在了。这些由碛外远赴中原的忠贞将士，不是毁于叛军，毁于蕃军，而恰恰是被自身效忠的对象一一唐廷所消灭的，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历史悲剧。
  在镇压四镇、北庭行营的兵变中，唐朝曾借兵吐蕃，并已遣使许诺割让北庭，乱平之后，吐蕃立即遣使要求德宗实践割让安西、北庭的领土承诺，修改界约，重新会盟。德宗本拟发敕 “召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还朝，以其地与之 ”。⑩但朝中将相，都反对割让。宰臣李泌指出： “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且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 功，受赂而去，何功之有！”①李晟等将领亦不愿吐蕃分功，“众议亦以为然，上遂不与”。②贞元二年二月十一日丁未（786年3月15日）“以水部员外郎赵聿为仓部郎中兼侍御史、入蕃使”③，正式拒绝了吐蕃的改约要求。④至贞元三年（787）吐蕃策划了平凉劫盟事件，标志着唐蕃议和以全部失败告终，自此唐蕃关系完全决裂，迫使德宗重新检讨自继位以来奉行的错误政策，谋臣李泌乃乘机提出了所精心设计的“结回纥、大食、云南（南诏），与共图吐蕃”⑤的总体战略，并迅速同已生嫌隙的回纥重修旧好，进一步建议：“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⑥虽为德宗采纳，却已为时过晚了。
  包括唐朝在内的我国历代王朝都具有马克思《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中定义的“古代东方”社会共同的特征，即国家既是最高所有者，又是实际占有者，仅仅不是具体使用者。这类国家基本上都属于家产式国家，王族利益总是高于族群的利益。尽管儒家思想家早就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但实际执行中的顺序恰恰是颠倒的。上述思想的真正实践者霍光、范滂、于谦、袁崇焕无不以惨死为结局。以此观察，这一历史悲剧正是家产式国家制度下的历史必然。
  第四节大唐北庭的历史尾声
  曹令忠主政北庭之后，依靠同回鹘的结盟，北庭虽早已陷为飞地，边防仍相当巩固。至德宗立，形势大变。建中元年（780）在遣使韦伦赴蕃，送去善意的同时，却在振武军制造了屠杀回鹘商团的事件，唐与回鹘间初次出现了阴云。建中二年（781）唐蕃议和谈判开始，德宗急欲割让西部领土的意愿更加明朗化，引起碛西二府留守将士的严重不安。当时正当回鹘长寿天亲可汗顿莫贺达干主政时期，也担心吐蕃与唐朝的和解，遂开放回鹘路任碛西二府与朝廷间自由通使，此年，北庭曹令忠、四镇郭昕各发专使取此路入京奏事。史载：“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阿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⑦引起举朝的重视。
  对此，德宗不得不暂时隐瞒其对蕃妥协的真面目，作出了相应姿态，传谕嘉奖，各予加官晋爵，赐曹令忠李姓，改名元忠。 “秋七月，戊午朔（初一，7月26日）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①参稽《全唐文》卷50所收诏制全文：“二庭四镇，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率奉职，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尊朝法，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其将吏以下叙官可超十资。”李元忠除北庭大都护以外，还授予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的名号，并在安西、北庭二府所属将士，普遍提拔七级，以资嘉奖。安西、北庭本来各为大都护府，而自开元四年（716）创立亲王、宰相遥领安西大都护以来，安西虽保留大都护府建置，但安西主将已只能领安西副大都护官号，北庭则已降为都护府。至杨氏兄弟组织三道联防以来，安西、北庭皆受河已西副元帅节制，其建置级别都已降为都护府，二府主将所领节度使名号也予废除。至是，又各自升级为大都护府，而且二府主将各封郡王。表面上荣宠已极，实则徒具名义。是月十九日丙子，唐廷又根据安西、北庭奏事官的反映，追赠了抗蕃战争中殉节的伊州刺史袁光庭；至建中三年（782）五月，唐廷又遣使赍诏，取回鹘路，追赠了抗蕃死难将士杨休明、周鼎、李秀璋、张诜诸人②，说明德宗即位之初，虽力主对蕃议和，尚不公然割让北庭、安西。追赠上述守土有功的死难唐臣就是这一政策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追赠死难将士名单中却独无杨志烈之名。杨志烈力主抗蕃，首创三道联防，多次救援唐廷于危难之中，无疑对唐朝建有大功，对此唐朝不会视若不见，郭子仪之侄安西主将郭昕也必密表以闻。但此人不恤士卒，触怒的不仅是汉军将士，还有许多突厥、粟特部众，曾经追随周逸的北庭都护曹令忠就是一位激烈的反对者，为了北庭的防务，唐朝不能不予妥协。可见杨志烈是一个功过兼备的复杂历史人物，对于周逸、张瓌叛唐谋反事件也值得重加审视和反思。
  李元忠（曹令忠）的下任北庭主将杨袭古究竟何时履职，虽史无明载，但肯定是在泾原兵变之后，入关勤王的安西、北庭行营早已覆灭，民心、军心早已瓦解，北庭形势实已危若悬卵，仍维持着表象上的平静，西、庭二州仍在大兴佛事，唐代最后一位取经高僧悟空归途还曾在北庭译经，这已是大唐北庭的历史尾声了。
  关于杨袭古在任事迹，上世纪末吐鲁番发现的《杨公重修寺院碑》有所反映，此碑虽然缺年缺月，碑中所记“节度使、御史大夫”杨公，无疑就是伊西庭节度使、御史大夫杨袭古。此人原任伊西庭节度留后，贞元二年始升任节度使，徙治庭州，但仍对西州非常关心。其中记载了他主政期间修造官厅、栽种葡萄林木的政绩，柏孜克里克发现的另一营造佛窟功德碑，立于 “贞元敦牂岁 ”，即贞元六年庚午，北 庭古城就是此年陷蕃，此碑之立显然在此之前，直到这时，杨袭古仍然在西州主持“创营宠窟，”崇饰“殿堂彩画尊像”。吐鲁番出土的建中七年（即贞元二年）西州蒲昌县文书也证明，当地政府仍在依例科配寺家人作染布花的课役，说明北庭治下西、庭二州境内一切依然有序进行，社会秩序仍然平静稳定。其时大战将临，杨袭古主持这些佛事实质上乃是一种抚民活动，从中体现了一种处乱不惊的大将风度。
  北庭古城位居天山北麓交通孔道，早在贞观初年高僧玄奘偷度关塞，到达伊州后，原计划取道可汗浮图，“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过。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①遂与庭州擦肩而过。悟空是唐朝最后一个西行取经僧，是唯一到达过北庭古城的高僧。在《西游记》中，他是唐僧的弟子，神通广大的金猴。其实，他与玄奘的时代相隔很远。俗姓车，名奉朝，拓跋氏后裔，京兆云阳人（治所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原本是唐朝一名官员，阶至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唐天宝十载（750）作为以张韬光为首的四十人使团成员之一，出使罽宾（今克什米尔）。其所取路线是出长安，经河西走廊，出伊州、西州，沿银山道（今库米什山麓），过焉耆、龟兹、疏勒，越葱岭，至罽宾，天宝十二载（753），因病不能随使团回国，逗留此国东都犍陀罗。病中发愿，痊愈愿落发为僧。病愈后遂拜舍利越摩三藏出家，法号达摩驮都，意为法界。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他29岁时在迦湿弥罗受具足戒，留居印度十数年，遍游北天竺、中天竺各地，觐礼佛迹，访师问道，是玄奘之后，在天竺影响很大的一位唐朝高僧。后来因客居日久，“怀念祖国和父母、亲人，像火烧心一样急切”，遂决心归国。临行时，其师舍利越摩给他梵本三部，即《十地经》、《回向轮经》、《十力经》共11卷，佛牙舍利一枚。由今阿富汗越兴都库什山经瓦罕谷地进入安西大都护府治下的疏勒都督府，记载了“疏勒（一名沙勒）时王裴冷冷、镇守使鲁阳。留住五月”的记载。接着又南下于阗，又被国王尉迟曜、镇守使郑据延住六月；又经威戎城，又名钵浣国、怖汗国，会见了唐军镇守使苏岑；又过据瑟得城（据失德城），城使名为贾诠，由此到达安西，记载：“至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右散骑常侍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龟兹国王名白环”，挂锡于龟兹西门外的莲花寺。当地名僧勿提犀鱼，意为莲花精进，精通梵、汉文字，译出了所携梵本《十力经》，以三张纸，写为一卷。悟空在安西（龟兹）住了一年有余，留下了安西境内前践山、前践寺以及以滴水成音闻名的耶婆瑟鸡山等记载，山上的耶婆瑟鸡寺，寺中主持将这种滴水成音的美景谱成了乐曲，又参观游览了东、西拓厥寺（即今苏巴什东西大寺）、阿遮哩贰寺等，东行至乌耆国（焉耆），当时焉耆王名龙如林，镇守使名杨日佑，延留三月，自焉耆翻越天山，贞元五年（789）到达北庭，住龙兴寺，在北庭节度使杨袭古的主持下，延请在北庭弘法的于阗高僧尸罗达摩（意为戒法）在北庭龙兴寺将所携梵文《十地经》、《回向轮经》译成汉文，由该寺僧人大 震笔录，法超润文，普信证义，法界校对。可见悟空所携三经的汉译本乃汉僧与龟兹、于阗高僧共同合作的结晶，可惜至此年，西域风云突变，次岁北庭已陷于吐蕃。悟空恰于陷落之前的贞元五年（789）与安西、北庭入朝奏事使臣一同取道回鹘路转赴长安。因回鹘可汗信仰摩尼教，不信佛法，所带梵经，都寄存在龙兴寺内，即今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西大寺中。自携汉译本，取回鹘路东返长安。归国任章敬寺主持。改法界旧名，赐法号为悟空。至圆照奉敕修《贞元释教录》，悟空及其所译三部佛经都在必收之列。当时悟空还在世，圆照即亲自访问其生平事迹，特别对其游历西域57国的活动，进行了采访，写成了这部《悟空入竺记》，录入《贞元释教录》，今已全文收入《大藏经》，成为佛教史和西域史的重要文献。
  北庭的陷落：贞元初年北庭的平静不过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由于德宗采纳了李泌的建议，北庭等西陲领土的交割并未实现。自此唐蕃关系全面破裂，吐蕃开始对唐朝西陲诸飞地发动了全面进攻。贞元二年（786）河西最后一个据点沙州陷落。吐蕃即将进军北庭，已是箭在弦上。北庭防务的唯一外援就是回鹘，长寿天亲顿莫贺可汗乃是唐与回鹘共抗吐蕃同盟的主要缔造者。即使在德宗制造振武军血案的时代，仍然坚持“以水洗血”的睦唐政策，至贞元三年（787）平凉劫盟事件之后，德宗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是岁九月十三日“癸亥（10月28日）遣回纥使者阙将军约，许以咸安公主妻可汗 ”。①说明回鹘与唐朝重新恢复了和亲关系。四年（788）回鹘发使隆重迎亲，同年十一月己巳（788年 12月3日）咸安公主出塞。然顿莫贺以政变得国，在位时期忙于内部镇压，又由于取缔摩尼教，裁抑粟特人，国内宗教矛盾、族群矛盾日益激烈。虽然忠实履行同唐朝的盟约，但实力已在内部斗争中有很大消耗，国势早非昔比。贞元五年（789）七月咸安公主到达回纥衙帐，至九月天亲顿莫贺可汗已死。②十二月戊寅（十一日，12月31日），子多逻斯嗣立，受唐封为登里罗没施俱录忠贞毗伽可汗。③参稽其他资料，其汗号中尚有一“爱”字，回鹘语汗号全称应为aytangridaqutbormixhotlugbilgaqaγan，意为受命自月神，幸福伟大圣智可汗。ay（月），这一词汇在汗号中的再现，说明顿莫贺可汗复兴巫教的企图已归于失败④摩尼教势力又开始抬头。前朝重臣大相颉于迦斯虽仍继续执掌兵权，内政似已另，委新擢次相掌管。据《旧唐书》卷196吐蕃传记载：“初，北庭、安西既假道回纥朝奏，因附庸焉。蕃性贪狠，征求无度..又有沙陀部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亦属于回纥，回纥肆其抄夺，尤所厌苦，其葛逻部及白服突厥等素与回纥通和，亦厌其夺掠，因吐蕃厚赂，见谤，遂附之。于是吐蕃率葛逻、白服之众，去岁各来寇北庭。”这段文字记述的内容发生于贞元六年的“去岁”，即贞元五年。据此，当年葛逻禄、沙陀、白服突厥等唐朝属部已纷纷发生暴乱，以 故北庭发使赴京，悟空及于阗高僧尸罗达摩（戒法）也各自返国。其中葛逻禄、白服突厥二部叛唐原因就是吐蕃“厚赂”、重金收买的结果。贞元六年（790）回鹘国内政变爆发，先是“可汗为少可敦叶（护）公主所毒死，可敦亦仆固怀恩之孙，怀恩子为回鹘叶护，故女号叶（护）公主云，可汗弟乃自立”。①少可敦指非可汗正妻而领可敦名号者，相当于唐之嫔妃。可见这是忠贞可汗弟勾结少可敦，并得到九姓强部仆固氏大力支持的一场夺权斗争。按长寿天亲顿莫贺可汗以禁止摩尼教，复兴巫教著称，而忠贞可汗继位后摩尼教又有所复兴，则这位篡逆者及少可敦应当都属传统巫教信徒，实为巫教信徒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忠贞可汗在位时间仅有一年（贞元五年至六年，789～790年），不久又一场政变发生：“及四月，其次相率国人杀篡者，而立忠之子（阿啜）为可汗，年方十六七。”②国内频繁发生政变的信息绝不可能不为前线将士所知，并且必定发生消极影响，因而大败，北庭遂陷于吐蕃：
  （贞元）六年，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北庭之人既苦回纥，是岁，乃举城降于吐蕃。沙陀部落亦降焉。北庭节度使杨袭古与麾下二千余人来奔西州，颉于迦斯不利而还。③
  北庭的陷蕃并非完全是唐、蕃两国实力对比形势的自然推移，归咎于回纥“征求无度”的记载也未必全面，而应是德宗继位之后对蕃推行全面妥协政策，摇动西陲人心、人气的历史产物。“北庭之人..乃举城降于吐蕃。”一句更明确透露北庭的失陷实乃当地军民开门迎降的结果。长寿天亲顿莫贺可汗贞元五年（789）死后，回鹘内部连续发生政变也对此战的失败发生重大影响。复据日本石井光雄藏《神会语录》写本题记： “唐贞元八年，岁在未申，沙门宝珍共判官赵秀琳，于北庭奉张大夫处分令勘讫，其年冬十月廿日记。唐癸巳年十月廿三日比丘记。”即为北庭仍有降唐将领活动，此年北庭业已陷蕃，他们继续使用唐朝年号，必已得到吐蕃的允许。这不但说明北庭唐军中存在着一支亲蕃势力④，而且反映出吐蕃占领北庭之后，继续准许汉人自治，不同的仅乃委任亲蕃派官员进行统治而已。至此，庭州这座天山北麓名城重镇，自贞观十四年（640）归唐，二十三年（649）置为庭州，长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戊申（703年1月7日）创立北庭都护府，景龙三年（709）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开元二十九年（741）独为一节度，作为唐朝治理碛西东部地区的军政中枢，存在了近一个半世纪之久。自天宝十四载（755）至贞元六年（790）北庭将士苦守飞地也达三十五年之久。

①《石国考述》、《唐与大食百年关系述略》，载薛宗正：《中亚内陆：大唐帝国》，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①《资治通鉴》，卷 2 17，天宝十四载。 ②《资治通鉴》，卷 2 17，天宝十四载。 ③《资治通鉴》，卷 2 17，天宝十四载。 ④《资治通鉴》，卷 2 17，天宝十四载。 ①《新唐书》，卷 153。 ②《新唐书》，卷 146记李栖筠。 ③《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 ④《新唐书》，卷 138。 ⑤《全唐诗》，卷225，《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 ①《资治通鉴》，卷 220，至德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 220，乾元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 22 1，乾元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211，乾元二年。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 485～490页。 ③《资治通鉴》，卷222，肃宗上元二年。 ④《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 。 ⑤《旧唐书》，卷 10，肃宗本纪，《新唐书》卷6作“十月壬子，吐蕃陷西平郡”。 ⑥《吐蕃大事纪年》虎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21页。 ①《旧唐书》，卷 121。 ②《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 ③《旧唐书》，卷216。 ④《旧唐书》，卷 109记白孝德：“以家难去职”，可知龟兹王白孝节应于此年卒。故云“家难” ⑤《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三年。 ⑥《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二年。 ⑦《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发掘简报》，《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①吴震：《唐〈高耀墓志〉补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①《旧唐书》，卷40，北庭都护府条。 ②《文苑英华》，卷917，《杨和神道碑》。 ③《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年。 ①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录文，234。 ②《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 ③戴密：《吐蕃僧诤记》，耿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 ④吴震：《唐高耀墓志补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①《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 ②《新唐书》，卷215，吐蕃传。 ③《新唐书》，卷6，代宗本纪。 P2942号文书 “伊西庭节度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条。 ④《资治通鉴》，卷224，永泰元年。 ①《杨乾光墓志》，载《千唐志斋藏石》。 ②《元和郡县志》，卷40，甘州。 ③《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元年。 ①艾尚连：《北庭节度使赵玼及其在职期限》，《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柴剑虹：《岑参边塞诗系年补订》《文学遗产》，增刊14辑。 ②《文苑，英华》，卷917，《杨和神道碑》。 ③ P2942号文书“伊西庭节度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条。 ①《资治通鉴》，卷235，贞元三年。 ①《册府元龟》，卷 980，外臣部，通好。 ②《册府元龟》，卷 98 1外臣部，盟誓。 ③《册府元龟》，卷 98 1，外原部，盟誓。 ④《旧唐书》，卷 195。 ①《新唐书》，卷 12。 ②《册府元龟》，卷448，将帅部，残酷。 ③《册府元龟》，卷663，奉使部，羁留。 ④《旧唐书》，卷 127。 ⑤《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 ⑥《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 ①陈俊谋：《顿莫贺与摩尼教》，《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 ②《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七月：“壬中，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 ③《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 ④《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 ⑤《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 ⑥《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 ⑦《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 ⑧《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 ④《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 ⑤《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 ⑥《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 ⑦《资治通鉴》，卷229，兴元元年。 ①《旧唐书》，卷 12。 ②《资治通鉴》，卷 229，兴元元年。 ③《旧唐书》，卷 196，吐蕃传下。 ④《旧唐书》，卷 196。 ⑤《资治通鉴》，卷 230，兴元元年。 ⑥《资治通鉴》，卷 230，兴元元年。 ⑦《资治通鉴》，卷 230，兴元元年。 ⑧《资治通鉴》，卷 230，兴元元年。 ⑨《资治通鉴》，卷 230，兴元元年。 ⑩《资治通鉴》，卷 23 1，兴元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 ③《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 ④《册府元龟》，卷981，外原部，盟誓 ⑤《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 ⑥《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 ⑦《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224，建中二年。 ②《册府元龟》，卷130，帝王部，旌表三，收有此诏。 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 1，中华书局本。 ①《册府元龟》，卷978，外臣部，和亲二。 ②《唐会要》，卷98，回鹘： “九月，天亲可汗卒。” ③《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五年。 ④陈俊谋：《顿莫贺与摩尼教》，《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 ①《唐会要》，卷 98，回鹘。 ②《唐会要》，卷 98，回鹘。 ③《旧唐书》，卷 196。 ④转引自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唐研究》第二集，435～4 16页，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