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第一，语言、文字。
  突厥早期同柔然人一样，曾使用汉文和粟特文作为书面语言，现存最早出现的突厥文献都是汉文或粟特文，如隋开皇四年（584）沙钵略可汗致隋文帝书乃以汉文书写，达头可汗致东罗马皇帝书乃以粟特文写成，567年送抵拜占庭，其中粟特文一度被误认为突厥文，《北齐书》卷20记代人刘世清：“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敕中书侍郎李德林为其序。”其实，刘世清所通晓的并不是突厥语文，而是粟特文。立于突厥汗国第四代君佗钵可汗时代的《卜古特碑》，所使用的就是粟特文，刚刚发现时也曾一度被误断为突厥文。
  突厥儒尼文的发现曾经震动了整个世界学术界。1889年，俄国伊尔库茨克城地理学会由考古学家H.M雅德林采夫率领的探险队在今蒙古国境内的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唐开元二十年（732）建的《阙特勤碑》、开元二十三年建的《毗伽可汗碑》。石碑由汉文和尚未破译的文字镌写。从石碑汉文部分得知，属突厥人的遗物，那些后被破译的文字就被称为突厥儒尼文，儒尼（runic）本指一种北欧神秘文字。突厥文初发现时，曾被误认为这种北欧文字，因而沿用至今。早在17世纪末已被发现，直到1893年，丹麦语言学家V.L.P.汤姆森解读成功。确证就是后东突厥汗国时代所创突厥儒尼文。其文字形态属后期塞姆文，即阿拉美 文系统，由38个字母组成，包括八个元音，以及八对符号表达的辅音，属音节、音素混合文字，其中有些符号还具有象形写意性质。这时，作为主要儒尼文献的《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都已发现，在此基础上，他正确解读了tiingri（天）和ktiltegin（阙特勤）两个词，进而又解读了碑文中反复出现的Tirk（突厥）一词，较汤姆森稍后，俄籍德人拉德洛夫也宣布解读了突厥儒尼文，二人共同认定突厥儒尼文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这一发现证实了突厥人是最早发明文字的古代游牧族群。随着突厥儒尼文的全面释读，在比较语言学阿尔泰语系中出现了一个同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并列的新语族，命名为突厥语族。特点是语音上保持元音和谐律，具有粘着语形态的语法特征，谓语在后。词汇上在阿尔泰语共同生活基本用语基础上大量吸收周邻诸族借词。已知突厥语中汉语借词数量不少，诸如bit（笔）、luu（龙）、tutuq（都督）、quunchu（公主）等。
  突厥儒尼文虽然是突厥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这一文字发明的上限不会超过单于大都护府暴动，我曾推测这种文字是由反唐暴动期间的秘密联络符号进一步完备而成。主要使用于后东突厥汗国，曾遭受后东突厥汗国统治的剑河流域的黠戛斯也曾使用这种文字，但这一文字在西突厥的影响并不大。西突厥汗国时代这一文字尚未创制，后西突厥两厢汗国已归属于唐，其上层人物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汉文教育，多使用汉文作为交际语文。迄今仍难找到这种文字在北庭下属西突厥牧区流行的证据。至突骑施汗国崛兴，同唐朝结盟共抗大食，多次驰援河中，被粟特人视为护法神，不少粟特人在突骑施牙帐为之效力，出现了一种以粟特字母拼写突厥语的新文字系统，远比突厥儒尼文简洁、准确，共有尾三种不同的书写形式。早先自右向左横写，后来改为竖写右行，书写规格有草书和楷书两种，草书用于书写一般文书，楷书用于书写和印刷经典。因后来回鹘人广泛使用这种文字，通常被称为回鹘文。其实，这种文字最早出现于突骑施汗国时期的钱币上，因此，有学者建议这种文字应正名为突骑施文。
  第二，宗教观念。
  《北史》卷99记突厥“敬鬼神，信巫”。其原始信仰本为原始的巫教。其特点是：自然崇拜：（1）敬天拜日，突厥的核心部落阿史那氏原来崇拜日神，另一核心部落阿史德氏则崇拜天神，二部世代联姻，形成突厥族以后，天、日合一，两种信仰相互融合，日为神相，天为神名，突厥呼天为tangri，突厥儒尼碑文中多次出现颂赞此神的保佑。天神具有全智、全能的性质，并总是作为突厥的保护神出现，可汗则是天的儿子。只有东向跪拜才能瞻仰神的丰采，获得神的赐福，因此突厥人的住所和墓地总是选择高地。重大的祭祀活动则须在高台营建祭坛。（2）祭拜河神、山神。《北史》卷99记突厥“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参稽其他史料，突厥祭拜的不仅是他人水，而是所有高山大川，如金山、於都斤山、贪汗山，以及所居诸大河流。（3）火的崇拜。古突厥的心目中火是圣洁的，具有吉祥祛邪的净化功能，东罗马使臣进入突厥境，先引导绕火驱邪，始准入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记载： “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有人据以断定，突厥早期信仰过祆教，其实，突厥人之拜火与祆教徒的拜火异源殊趣，拜占庭史家狄奥菲拉特《历史》中明确记载，“突厥崇拜火，尊敬空气和水，颂扬大地和水，但仅奉天地唯一造物主为神，用马牛羊祭祀他，并有祭司预言未来之事”。突厥的拜火不同于祆教的拜火①，仅乃穹庐的保护神，有类于阿尔泰卡钦人作为穹庐之主的查巴克托司（Чaлбa、KToс）和汉人的灶神。（4）相信天谴。史载木杆可汗毁婚约于北周时：“会大雷风起，飘坏其穹庐等，旬日不止。俟斤·木杆可汗大惧，以为天谴，乃备礼送后。”②并有专业巫师实现天人沟通。
  祖先崇拜。突厥人像一切多鬼神信仰民族一样，相信祖先亡灵的存在，他们总是冥冥地默佑自己的子孙，参与人间一切事务，祖先亡灵理想的住宅是高地，最好是高山，因为那里较易接受天神。即日神的照耀，突厥有祭祖窟的习俗，如漠北突厥多祭于於都斤山东的阿史德窟，而拜山实即拜祖，因之山神在突厥的神灵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普通平民也各有家祭，祀奉各自的祖先。《北史》卷99记突厥二次下葬后“表为茔，立屋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历战阵状”，即为存在这种家祭证据。参稽现代民俗学资料，这种祖先灵位图画未必像汉人那样立木为牌位，当然，可汗、贵族的家祭非常排场，如阙特勤祠庙中专门自汉地延请了高手工匠为之图画战阵之像，至于普通平民则似乎只是画于一张皮革或毡片上，实行竿祭，“刻毡为形，盛于皮袋，以脂苏涂之，或系之于竿上四时祀”。③竿祭的宗教内涵大约类似。祖先崇拜的重要内容是还有狼祖、狼徽崇拜，突厥传说中狼是其母系祖先，她是始祖阿史那的妻子，又是伊质泥师都的母亲，因而“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④祭祖，或祭纛一般杀羊马，人祭则是最隆重的祭典，用于重大战役的誓师和重要人物的死亡。突厥敬重鹰鹫等勇鸷的猛禽，阙特勤碑上就雕有一只鹰，而人死谓之“飞去”，相信它也能实现天人的交通。并有专业巫师预卜凶吉，史载安禄山的母亲“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师，以卜为业”⑤，就是一位专业巫师，《突厥语大词典》中也记有以咒语驱邪和以羊肩胛骨占卜的巫术。
  第三，哲学。
  游牧为生的突厥人同它毗邻的定居农业民族一样，面临自然和人际的种种困惑，引起他们不断的思考，并给予独具特色、刚健有力的回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命题。
  宇宙和人类的起源问题。《阙特勤碑》东面第一行开宗明义追述： “当上面蓝 天，下面赭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也创造了人类之子。在人类之子上面生有我祖先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部众的国家和法制。”这段话包含着以下深刻思想：突厥人不像其他民族一样，认为天地造成后才产生了人类，而是天、地、人一起诞生的，三者本来浑然一体。用宋儒的语言说来，不是太极生两仪，而是混沌生三才。混沌分化以后，天的地位最高，人是受天派遣主宰大地的，大地则踩在人的脚下，人仅仅服从天的意旨，却可以向大地尽情索取。突厥原始信仰中土神位居最末就是例证。这同农业民族不但敬天（天的晴雨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丰歉），而且敬地（土地养育了庄稼）大不相同。突厥民族随水草迁徙，草场不佳立即弃之他去，因之并不产生对于固定土地的深厚感情，而大地出产的一切悉由牧民自由支配，牲畜是用鞭子驱赶的，粮食、丝帛、金银可以用武力劫夺，异民族可以靠矛箭屠戮，征服人，尤其是突厥人应该是天之骄子，主宰四方乃是上天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对于农业民族尤为轻蔑。希罗多德《历史》记载埃西欧匹王回答波斯王冈比西斯时曾说，吃粪的民族怎能征服吃肉的民族①，可见这种轻蔑乃是游牧民族的通例。在这种宇宙观支配下培育了突厥特有的人类庄严感与民族优越感。
  四要素说。突厥人戎马倥偬，奔驰于荒漠草原之上，面对种种严酷的现实，根本无暇冥想，因而产生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狄奥菲拉特（ThSophylacte）《历史》②中记载：“突厥拜火，亦敬空气、水、土。”火、气、水、土，合之即为构成宇宙的四大基本要素，而它们都是物质性的，同佛教哲学中的地（土）、水、火、风（气）完全相同。同汉文化体系中的五行学说相比勘，东北西南四方位之配色突厥与华夏完全相同，所异者在于：（1）四要素说较五行说短缺中央方位及其所配之色。（2）四方位所配之物质不同。（3）华夏五行说包含着相生、相克的循环制约关系，而突厥四要素说则只存在一种单向的尊卑等级关系，其中以气最尊（主东方，配蓝色），次为火（主南方，配红色），再次为土（主北方，黑色），最次为水（主西方，配白色）。其间存在着明显的尊卑关系，可见四要素说虽以朴素唯物主义为出发点，却以服务于等级森严的不平等制度为其归宿。
  七为圣数。每个古代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圣数字，如夏人的十二，殷人的十，周人的九。这些数字反映了各不同部族的不同文化渊源和思维习惯。依据我国文献所记，突厥的圣数似乎是十，其实这是很不可信的。对此，重要的记载有四处，一为《周书》卷50记突厥始祖阿谤步，伊质泥师都之裔：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讷都六设也。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所生也。二是《隋书》卷84突厥传所收沙钵略可汗致隋帝书，内称，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顺民望，二仪之所覆载，七曜之所照临。可见 “二仪 ”，“七曜 ”都
  是突厥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旧唐书》卷194记西突厥之始：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世统其众。四是《新唐书》卷215记十箭名称的来由：（1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部以一人统之，人授一箭，号十设，亦曰十箭，为左、右..其下称一箭曰一部落，号十姓部落云。以实核之，前两条记载都找不到相应的印证，而Theophvlactesimocatta所存录的突厥可汗（实为西面可汗达头）致东罗马皇帝书中自称“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主”①，又突厥儒尼碑文记阿史那骨咄禄（颉跌利施可汗）创业之初：我父可汗同十七人出走，在听到（他们）外走的消息后，城中的人上了山，山上的则走下来，聚集起来的是七十人。由于上天赋予力量，我父可汗的军队如狼，其敌人如羊，东西征战，（结果）集结起来的共是七百人。当有了七百人之后，（我父可汗）就按照我祖先的法制，组织和教导了曾丧失国家、丧失可汗的人民。②以上史料中涉及的数字七、十七、七十、七百皆有七字而无十字，而汉文之“七”，“十”二字形近易讹，据此足证突厥之圣数非十而乃七，参照世界各民族的通例，圣数的起源往往同天文历象的不同认识有关，突厥乃游牧民族，迁徙无定，辨识方位至关重要，因此，突厥人首先注意到的星宿乃辨位价值最高的北斗七星，即《突厥语大词典》土耳其文本第三卷所称之七兄弟星（jctigen），而把北极星叫作“tfmyrgazug”。据此现象判断，突厥人之所以把七视为圣数，即源于对北斗七星辨位的认识。至于西突厥简称为十姓或十箭（onoq），则是迟至呸利失可汗时代的事。以十易七，乃是受到中原华夏文化冲击的产物。
  第四，历法、医学、乐舞。
  十二生肖纪年法。乃以十二种动物分别命名十二个年份，而以十二年为一周期。《突厥语大词典》维吾尔文本卷一449页记录了如下一段传说：突厥人取十二动物之名来给年代以称呼，举凡孩童的年龄、战争的历史之类，均以此轮流计算。其来源是有一位突厥可汗想研究以前的一次战争的年份。因此，这位可汗与人民协商，在长老院上说，我们把历史的年份一弄错，子孙后代也会跟着错下去，因此，我们根据一年有十二月，天空有十二宫，可以给年份命名，以后就以此轮流计算年份，并永远流传下去，人民表示同意。于是可汗就去打围，吩咐把一切动物赶向伊丽河去了。这是一条很大的河..其中十二种游过了河，就以这十二种动物来称呼年份，第一个过河的是老鼠，就以鼠给第一个年份，命名叫做鼠年，其后陆续过河的就依次以它们的名称给以后的年份命名；牛年，虎年，兔年，鳄鱼年，蛇年，马年，羊年，猴年，鸡年，狗年，猪年，之后又从鼠年算起。这一传说的记录者虽是伊斯兰时代的作家，但此说的产生显然在前伊斯兰时代，因为猪是伊斯兰教的大忌，而鸡更是游牧民族根本不予理会的家禽，可见此一传说产生于西突厥亦不可信。
  因为不仅作为东突厥汗国继续的后东突厥汗国存在这一纪年，而且吐蕃也同样存在这一纪年。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此一纪年法同中原汉文化的扩散有关。
  《汉藏史集》记： “赤德松赞时由译师毗卢遮那延请四方名医，译其医著为藏文。”其时 “由突厥人森却钦波把金刚手菩萨所说的续部译为藏文 ”①，吐蕃十三种法中有葛逻禄疗法与突厥疗法，从中得知，突厥也有发达的医学，并对藏医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关于突厥歌舞。《旧唐书》卷183记则天朝“（武）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胡旋舞源出康国，盛于龟兹，此舞必由此二地传来，突厥也酷爱此舞，《悖弩儿》似突厥自创乐曲之一，其谱至今犹存。《资治通鉴》卷206记则天圣历元年（698）九月默啜扣押唐使阎知微，挟之犯唐，“默啜使阎知微招谕赵州，知微与虏连手踏歌《万岁乐》于城下”。万岁乐全名为鸟歌万岁乐，属坐部伎中第四首，《通典》记：“鸟歌万岁乐，舞三人，绯大袖，并画鸜鹆冠，作鸟像。”《唐音癸佥》鸟歌万岁乐条记：“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因为能乐象之。舞三人，画冠作鸟像。”这一记载未必可信，据我推测，此舞似为突厥代表舞蹈，特点是戴鸟冠，三人联手踏歌起舞，突厥人敬鹰，鸟冠实即鹰冠，象征雄鹰猎物，乃胜利示威之舞，故攻赵州时在城下舞之，志在示威。

①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本。 ②《周书》，卷50，《突厥传》。 ③《酉阳杂俎》，卷4。 ④《周书》，卷50。 ⑤《旧唐书》，卷200上。 ①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务馆，368～369页，1966年版。 ②沙畹：《西突厥史料》，171页，冯承钧译，中华书局本。 ①沙畹：《西突厥史料》，176页冯承钧译，中华书局本。 ②《阙特勤碑》，东第 11～13行。， ①《汉藏史集》，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