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北庭所属庭州诸县及牧区羁縻州府主要由三个大族组成：汉人、粟特人和突厥人。突厥人住在牧区，汉人和粟特人则住在城市和附近的乡村，是多族共居和多元文化共荣的边疆地区，反映了华夷一统的大唐帝国西北边陲的地方特色。
  粟特（sogt）人是庭州城内最古老的居民，入唐后仍然拥有很大势力，与汉人通婚，或附籍，或名列编户，精通农业和果园种植，尤擅长商业，粟特的重商特点深深渗入其生活习俗中。婴孩降生不久，就要举行一种特殊的礼仪；将有甜味的石蜜放在孩子的嘴里，希望长大后以甜言蜜语处理人际关系；将胶放在手心里，希望金钱、珍宝永远不断粘在他的手上。粟特人的特点是“善商贾，好利”①，乃至“父子计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富有的商人是他们最高的人生追求。“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②至及成丁更须独立生活。“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③开始与父母、兄弟别离分居，兄弟之间如发生利益纠纷，不耻诉于官府，敦煌出土柏3812号文书面背面《唐人判集》中记载胡商史婆陀“有亲弟颉利，久已别居，家贫壁立，兄亦不给，有邻人康莫鼻，借衣不得。”兄弟、邻居之间财产分得清清楚楚。尤善于审时度势，通过投倚权势，进行权钱交易，进入中原，则为投倚官府，进入漠北，则投倚可汗，这种趋势趋利的价值观促进了粟特人在商业上的辉煌，迅速成为丝路商业贸易的垄断者。
  出土文书和历史文献共同证明，粟特人是北庭商业的主要活动者。吐鲁番出土文书《米巡检求验公牒》反映，这位米巡检显然是一位附籍庭州的粟特人，复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④反映，与庭州同治之金满县境内“合当县管百姓、行客、兴胡，总一千七百六十人”。⑤而所谓行客、兴胡，绝大多数是粟特人，其中粟特豪酋还被唐朝授以显职。安史乱后一直率众坚守庭州，后为唐授以北庭大都护的曹令忠似即原籍曹国之粟特人。唐初举伊吾七城归降，授伊州刺史的石万年则乃原籍石国之粟特人。至于唐之西州本高昌国故境，康、安、何、曹等粟特大姓皆为州内豪族，崇化乡尤为粟特人集中之所。粟特人的主要商业活动内容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而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瑟瑟、美玉、玛瑙、珍珠等，因此，粟特胡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南部 新书》记长安“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粟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厥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这种以畜易绢的互市活动。《隋书》卷67裴矩传记载史国粟特胡史蜀胡悉驱六畜往马邑互市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则详载李渊起兵之初，康鞘利驱马千匹赴太原互市事，新疆境内作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较短途的牲畜生意，例如庭州米巡检就曾驱羊马赴河西。奴隶也是粟特人贩运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护这种交易的正常进行，粟特人还以非法手段抢掠或拐带中原妇女。唐振武军使张光晟就查获了一起回鹘境内粟特人拐卖汉女的案件：“建中元年（780），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胡等自京师返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橐颇多，潜令驿卒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①粟特商人几乎都是高利贷者，除贷钱外还贷放绢帛。吐鲁番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文书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内容是汉人李绍谨借练于粟特胡曹禄山，拖欠未还，引起的一起经济诉案。此案李绍谨于弓月城一次借练275匹之多②，可见粟特人资财之众，并以之牟利。又《册府元龟》，卷999记长庆二年“京师衣冠子弟”多“举蕃客本钱”，即借了粟特人的钱，偿还不起。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包括丝绸、珠宝、珍玩、牲畜、奴隶、举息等，几乎覆盖了一切重要市场领域，确已控制了丝路贸易的命脉。乃至“京师衣冠子弟”也不得不拜在他们的脚下。粟特人商业成功的奥秘，除了归功于精通业务，善于筹算，不畏艰险，谙熟各种语言以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善于投附一定政治势力，并取得一定政治地位，从而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例如粟特人马涅亚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东罗马，西魏酒泉胡安诺盘陀曾奉使突厥，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艳典、石万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拥有城主称号，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护，康感官拜凉州刺史，康进德安西大都护府果毅，其例不胜枚举。凭藉官员身份或投依官府，进行商业活动自然是得心应手了。
  第二，利用宗教活动掩护商业活动。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相当复杂，佛教、祆教、摩尼教皆拥有其信徒，例如华严宗第三代宗师贤首大师释法藏就是康国人，曾与玄奘同参译事。回鹘皈依摩尼教亦赖粟特人之力。而“摩尼至京师，岁往来东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③可见这些具有宗教人士身份的粟特人也在经商牟利。
  第三，利用隋、唐王朝推行胡、汉有别，各依其俗的政策，发展自身势力。这一政策对汉人推行重农抑商，严禁汉人从事国际贸易，从而为粟特人创造了独霸丝路贸易财源的有利条件。粟特人宁肯附籍或客籍，多不肯甘为编户，就是利用蕃、汉有别的空隙，由之成为巨富。例如 “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 ”。此乃敦煌出土文书《唐人判 集》中的虚拟判例，已可窥见粟特人的豪富。唐人小说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段成式《寺塔记》平康坊·菩萨寺条，记某人售货“携至西寺，示于商胡..一胡人曰：‘此值一千万。’遂与之”。《续玄怪录》记杜子春遇胡人于西寺，三次赠金，遂成巨富事，足以印证粟特人的资财皆在万金以上，非但中原普通商人难于望其项背，就是世代官宦的衣冠子弟，相形之下，也显得寒伧极了。
  粟特人“父子计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这种家庭的特征是一方面非常重视父系家世，穆格山文书中的粟特人皆冠以某某是某某的儿子，父名至关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计了。另一方面，男子成年后就须脱离家庭，自去经商谋生，“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宝若粘云”。①孩子一降生就进行经商教育，至“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②及成丁更须独立生活。开始与父母、兄弟别离分居，兄弟之间如发生利益纠纷，不耻诉于官府，敦煌出土伯3812号文书面背面《唐人判集》中记载胡商史婆陀“有亲弟颉利，久已别居，家贫壁立，兄亦不给，有邻人康莫鼻，借衣不得”。兄弟、邻居之间财产分得清清楚楚，但粟特式的 “小家庭”只是相对于数代同堂、兄弟分居的大家庭而言，规模并不算小，这是因为其婚姻乃建立在多妻制的基础上，粟特人的正妻多为同族联姻，如康阿义屈达干夫人石氏、安菩夫人康氏、米继芬夫人米氏，康、安、米、石皆为粟特姓氏，但也有异族通婚者，如安禄山生父本姓康，养父姓安，母为突厥阿史德氏，亦属异族豪宗大姓。正妻地位很高，可以与丈夫并坐胡床见客，法律上不但允许夫休妻，而且允许妻弃夫，拥有再嫁的权利。由于粟特人多去远地经商其性生活不可能为一夫一妻制束缚得很紧。因此，还另有侍妾、姘头，这些次妻皆为外族，有的还具奴隶身份。 “妇言是用，男子居下。”③无非反映正妻尚拥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且在交际场合男性推崇妇女以为骑士风度而已。
  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④反映，与庭州同治之金满县境内“合当县管百姓、行客、兴胡，总一千七百六十人”。而所谓行客、兴胡，绝大多数是粟特人。⑤汉人同粟特人联姻非常普遍，汉人富商裴伷先的发家经历，与所娶“胡女”有关，这位降胡之女显然是粟特人。雄厚的资财奠定了粟特人非凡的社会地位。唐初伊吾七城主石万年，武周时期的石城镇主康艳典，安史之乱的叛首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粟特人，或具有粟特血统，安史乱后率领唐军坚守孤城的北庭大都护曹令忠大约也是粟特人，此人后来被唐朝赐姓名为李元忠，一般被赐姓改名的大都不是汉人，粟特人本来只有父名，本名，没有姓氏，但他们都发祥于河中地区的康、安、史、曹、米、何诸国，因此多以其祖籍为其姓氏，自立为北庭都护的曹令 忠（李元忠）就是出身于曹国的粟特人，是北庭城中最有威望的粟特首领。
  因宗教信仰的不同，粟特文分为三种字体：佛经体字母17，摩尼体字母29，古叙利亚体字母22，摩尼文献有《巨人书》、《福音书》、《国名录》等，此外，还有大量世俗文书及碑碣等，著名文献有漠北的《卜古特碑》及敦煌发现的大量粟特文书信。这种先进的文字的流行，7世纪又形成了草体粟特文，成为广泛使用的商业交际语，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古代回鹘文、蒙文、满文实质上都是由粟特文脱胎而来。粟特文留下了许多重要文献，除佛教、祆教，摩尼教经典之外，还留有大量世俗文献，其中1934年出土于塔吉克斯坦的穆格山附近遗址的穆格山文书对于研究北庭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总共出土了89件文书，6枚钱币。文书中除两件阿拉伯文文书、3件汉文文书外，其余84件都是粟特文文书，但在汉文文书，所以实际上汉文文书为8件。这些文书或者写在纸、羊皮纸上，或者写在木简上，内容或为契约，或为政治性和经济性的文书。这些文书中提到的国名有安国、康国、史国、吐火罗国、拔贺那国；文件中提到的人名有康国王笃萨波提（696～726年在位）。6枚钱币中有 1枚无孔银币，其余 5枚为中国式的方孔铜币，其中打铸有康国世失毕（即《隋书 ·西域传 ·康国》中的“代失毕”，“代”字是 “世”的代字，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而改的）。以文书和钱币的内容勘比，应是7～8世纪粟特人遗物。其中《穆格山文书》第二卷所收B17号文书乃米王狄瓦什梯奇致哈赫塞尔帮主费伦的信，反映了唐将阿史那献西征，米国及哈赫塞尔一度筹划起兵响应，共击大食的史事，以及唐与大食在中亚地区的种种矛盾冲突。
  粟特人在历史上先后信仰过佛教、祆教和摩尼教，后来还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古族本身就是西域多元文化的集萃，并在传布这一多元文化的进程中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
  佛教在贵霜王朝时代曾为中亚地区的主体信仰，后来随着萨珊王朝政治影响的扩大和祆教的复兴，虽有所衰落，但仍存在一定势力。《新唐书》记康国“尚浮屠法，祀祆神”，《册府元龟》卷961记其国“俗奉佛”，“颇有佛法”，有史料记米国遭受西突厥肆叶护可汗侵扰，毁佛伽蓝，掠去大量金宝，安国佛教寺院规模宏大，佛像饰以金宝，大食攻入沛肯城，毁所供银质佛像，重达4000迪勒木，在佛眼中挖出鸽蛋大小的珍珠两颗，可见粟特人中佛教信徒依然不少。自波斯萨珊王朝复兴以后，祆教与摩尼教也逐渐在粟特人中流行开来，其中祆教一度势力很大，摩尼教传入的时间最迟，但传播速度也很快。
  祆教，又作拜火教，特点是拜火、拜天、天葬，世界上最古老的世界性宗教，发祥于波斯，创立者为公元6世纪前巴拉赫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又称为琐罗亚斯德教，《大唐西域记》卷11，波斯剌国之为提那跋外道，应即琐罗亚斯特的急读和音译。我国史书中一般称之为祆教。公元前 4世纪被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尊为波斯国教，萨珊王朝继续了这一历史传统。特点是奉善恶二元教义，崇拜天神阿拉胡·玛兹达，祭坛上燃烧着不熄的长明火，“祆”字从“示”从“天”，天神之意，即天神的省译，故称祆教，以《阿维斯塔（Avesta）》为经典。书于牛革上，一度佚失，阿尔达希尔在位时期（226～240年）重辑本总21卷，由天国书（伽萨尼克）、人世书（达蒂克）、天人关系书（哈塔克·曼斯里克）组成，共34.45万字，今又佚，今本《阿维斯塔》又经搜辑，仅存8.3万字，总九卷，由圣歌、颂歌、教仪、驱鬼术、教法学等六编组成。祆教徒佩戴三巾，象征善思、善言、善行。祆教圣山曰哈拉山，与我国古代圣山一一昆仑山古音相同。由波斯萨珊王朝传入河中。北朝末期传入关中，北周、北齐之世，为招徕胡贾，皇帝亲临，拜胡天，胡天即祆教天神阿胡达·马兹达，北魏灵太后下令废诸淫祠，而胡天神独不在其列。北周、北齐之世，为招徕胡贾，乃至朝廷设“拜胡天制，皇帝亲焉”。①隋朝祆教神职人员萨宝（萨甫）已正式备列国家职官，隶典客署，辖京邑萨甫一人，诸州萨甫二人，唐武德四年（621）已在京中置祆祠，贞观二年（628）又于京师设波斯寺，亦即祆教寺院，其神职人员竟纳入正式唐朝的官制体系。设萨宝府，其祆祝同四品，萨宝率府，五品，一位祆教神职人员竟然阶同刺史、郡守，纳入国家官制体系，可见唐朝对祆教的厚遇。碛西伊、西、庭三州也各设州萨宝。目的就是为了结好粟特人。
  《通典》卷193引《西蕃记》康国“俗事天神，崇敬甚重”，《新唐书》记康国“祀祆神”，《慧超行记》记“安国、曹国、史国、右骡国、米国、康国，此六国总事祆教，不识佛法”。可见祆教乃河中粟特诸城邦的主导信仰。及其东来负贩，这种宗教亦必随之东播于沿途粟特人聚落。《光启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伊州小伊吾城“祆教中有素书，形象天数，有祆主瞿盘陀”。唐时期的粟特人仍以信仰祆教为主，由之盛行天葬。《通典》卷193引韦节《西蕃记》述康国：“国城外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住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这已是一种经过改造的天葬风俗，波斯天葬原本视土为不洁，严忌置尸体于地，而粟特人则已不忌尸置土上。又粟特人葬俗无棺椁，实行瓮葬。“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置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②这种葬具就是瓮。王室用金瓮，平民则为陶瓮，这正是祆教徒殡葬的一大特点。北庭古城郊外的护堡子墓地就存在着这种墓葬。其中发现了一具瓮形陶器，实为粟特人二次葬的陶棺。粟特人的葬法并非只此一种，佛教徒行火葬，同汉人杂居的粟特人则改行土葬，且棺椁厚重，以夸其奢。
  摩尼教，又作牟尼教、忙你教、末尼教，又意译为“明教”。乃较为后起的宗教，创始人是波斯巴比伦库特哈河地区安息王裔摩尼（Mani，东汉建安二十一年至晋咸宁三年，216～277年）所创，冶铸诺斯提教、祆教、佛教、基督诸教教义为一炉，倡二宗三际说，很快成为一种国际性宗教，并乘佛、祆二教并衰之际代兴于中亚。
  “二宗”乃其神魔共存的二元化教义，认为最高天神大明尊与暗魔永远并存，“三际”乃宣传世界历史必经历初际混沌，中际明尊、暗魔互斗与后际明、暗各归其所等三个阶段。自大明尊创宇宙、初人，直至后际来临前都属“中际”，认为人性中寓有明（善）、暗（恶）二重因子，其中肉体为恶，灵魂为善，故先有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耶稣、摩尼等四位先知前来“劳身救性”。其中摩尼是最后一位先知，以“三封”、“十诫”修行自身，驱暗复明，共有七部基本经典，今皆全佚。243年为波斯沙卜尔一世定为国教，由之摩尼教在波斯大盛，建立了严密的教团，至瓦拉姆一世继位（晋泰始十年至咸宁三年，274～277年）后，祆教复兴，277年2月26日，摩尼被钉死剥皮，其信徒纷纷外出传教。摩尼教具有明确、雄辩的教理，华丽的颂神文、赞美诗，严密的教团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传教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并乘佛、祆二教并衰之际代兴于中亚。据摩尼教残片M2记载，摩尼弟子阿莫（Mana）大师欲渡乌浒水北上传教，曾受阻于此河守护神巴格德，由于诵念摩尼《净命宝藏经》，终使河神让路①，可见摩尼教先由乌浒水域传至河中，然后以粟特人为媒介，随着商业活动向西传入小亚细亚与欧洲，向东传入我国内地及漠北地区，迅速演变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和田出土的M/Tagha/0048号文书就是摩尼教残经，说明已传入于阗国中的粟特聚落，圣彼得堡收藏的粟特语文献中有一件是焉耆可敦致一位摩尼教法师的信，则又说明已传入焉耆，复据《佛祖统纪》，卷39，此教又于武周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土②，开元十九年（731）拂多诞在集贤院译出了《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和《下部赞》，但不久遭到佛教徒的攻击，其译经事业被搁置。其后，此教在中原禁绝，变为秘密宗教，即后世食菜事魔的明教。回鹘文残卷《牟羽可汗入教记》则又反映此教于牟羽可汗之世由粟特人传入漠北回鹘汗国。其间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至怀信可汗时代全面巩固了在漠北回鹘汗国中的国教地位。据梅林发现的K·BundarNo173号文书反映，此汗曾于羊年（贞元十九年，803）亲赴高昌，延请当地派三名摩尼教教士到漠北弘法，自此以后摩尼教才完全取代了原先巫教的位置，祆教与摩尼教在宗教理念上虽然势同水火，却同出于波斯文化传统，在历法上基本相同。
  粟特的历法直接源于波斯历。这种历法分全年为 365天，12月，每月一律 30天，余5天搁置，一年差 6小时，4年差 1天，因此，每4年岁首提前 1天，故我国史料对粟特岁首记载不一，杜环《经行记》云：“其俗汉五月为岁首。”韦书《西蕃记》说：“以六月一日为岁首。”《新唐书·康国传》则云：“以十二月为岁首。”这些记载差异正是由于岁首推移的结果。七曜日为一周也是粟特人的重要文献文化贡献。七曜指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合为一个周期，名曰星期，至今通行。
  此制同汉历难以比附。汉历实行旬休制，以十日为一旬，而粟特则依七曜之星期，休假日不依十日之旬。唐肃宗乾元二年（759）不空译《吉凶日善恶宿曜经》最先把七曜之制传入中土。此书七曜胡名的译名为1913年穆格山发现的A12号《历书》中粟特星曜名完全证实。唐开元七年（719），中亚康国通晓天文的摩尼教徒大慕（古波斯语，意为传教士）入唐献七曜历，敦煌出土的唐代后期历书残卷中，确实以七曜记日，日曜日下印有“密”（mir，粟特语）字朱印，其余6个曜日也名注粟特语译名，反映唐朝确实使用过七曜历。
  粟特人的节庆，主要有三，即岁首节、葡萄酒节、乞寒泼水节。①岁首节即年节，韦节《西蕃记》记此节连续庆祝七天，举行赛马及射箭游戏，射中者可为一日王，显示了金钱崇拜的力量。汉文史料记载粟特人有陈宝斗富的习俗：“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座上，其余以次分列。”②这同明代徽商以资财多少选祭酒，定座次的风俗完全一致③，反映了重商民族的本质特色，我推测似乎也是在岁首节举行的。岁首节还例行祭祖仪式，“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④民家大概也仿行之。年节又是求天儿骸骨节，这是个同祆教有关的宗教节日，《通典》卷193记粟特“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日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叠衣（黑色棉衣），徒跣，抚胸号泣，涕泪横流，丈夫、妇人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儿骸骨，七日便止”。这位失骸骨的天儿就是多尼 ·耽末子（Adonis-Tqmmuz）起源于古巴比伦时代，对于他的祈求反映了对作物生长枯而复生的复荣的愿望，，传至粟特，天儿演变为西耶乌什的英雄传说，这位英雄在安国建立捕喝城之后惨遭杀害，因于岁首凌晨野祭，胡男胡女赴郊外寻找天儿骸骨，既是郊游，又是对大地回春的祷祝；乞寒泼水节为十月三十日，原为波斯节日，相传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459～483年）在位时出现苦旱，幸得国王相救，因之每到此日，便以水相泼为戏。慧琳《一切经音义》记：“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趋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新唐书·康国传》：“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为乐。”《文献通考·乐考》卷21记“乞寒，本西国外康国之乐”。其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箜篌、笛，其乐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以乞寒也。这一节日对塔里木绿洲诸国影响甚巨。又有葡萄酒节，据阿里·比丘尔云五月十八日乃里巴巴花拉节，又作巴米花拉节，意即饮纯葡萄浆，二十六日卡林花拉节，意为品圣葡萄，此节一直延续至八月九日，后来演变为清代维吾尔人的收获节。粟特的绘画、音乐、舞蹈都非常发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盛赞北齐粟特画家曹仲达的“湿衣贴体”的画风，这种画风在品治肯特的大幅宏伟壁画中充分显示出来。粟特的乐舞也高度发达，且分化出康国乐、安国乐、石国乐等不同乐种，粟 ①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载《文史》，35辑，中华书局本。
  特琵琶高手曹婆罗门、曹僧奴、曹明达祖孙三代皆擅绝技，历仕西魏、北齐、隋三朝，皆大红大紫，其中曹明达还为北齐主封为郡王。著名歌手何满子誉满京师，元稹诗云：“何满能歌声婉转，天宝年中世称罕。”①曹刚善于右手琵琶，人谓其运拨“若风雨，”康昆仑更是号称弹琵琶“长安第一手”，歌手米嘉荣歌声凄楚动人，刘禹锡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又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故人唯数米嘉荣。”②音乐理论家何妥曾为隋朝正音律，出任国子监祭酒。在舞蹈方面康国粟特善胡旋舞，石国粟特善柘枝舞，白居易《柘枝舞》诗云： “红蜡烛移挑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胡旋舞以旋转快速，动作刚劲著称，柘枝舞则胡帽银带，帽上饰金铃，舞时抃转有声。又有胡腾舞，反手叉腰，首足如弓，倏然腾起，而又颇作醉态，李端《胡腾儿》诗曰：“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有人认为我国武术中的醉拳就承袭了胡腾舞的某些动作。

①《新唐书》，卷221，边防九，西戎五。 ②《通典》，卷 193，边防九，西戎五，引《西蕃记》。 ③《新唐书》，卷221，边防九，西戎五。 ④《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阿斯塔那 221号墓 3号文书。 ⑤转引自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城研究》，1993年，第2期。 ①《册府元龟》，卷448，将帅部，残酷。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470页。 ③《新唐书》，卷217。 ①《新唐书》，卷221，边防九，西戎五。 ②《通典》，卷 193，边防九，西戎五，引《西蕃记》。 ③《大唐西域记校注》，卷 1，中华书局本。 ④《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阿斯塔那 221号墓 3号文书。 ⑤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 ①《隋书》，卷7。 ②《隋书》，卷83。 ①编号 M2摩尼教残片。 ②《佛祖统纪》，卷39：“延载元年，波斯国人佛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 ①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载《文史》，35辑，中华书局本。 ②《太平广记》，卷403，魏生条引《原化记》。 ③薛宗正：《明代徽商及其商业经营》，见《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隋书》，卷83，西域传。 ①《全唐诗》，421-15〔六函十册〕，《何满子歌》。 ②《全唐诗》，365-30〔六函三册〕，《与歌者米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