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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绘画有自身独特的传统，同曾经接受西方文明和波斯、印度文明光照的西域文明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古代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神权至上，君权低于神权，表现在绘画上，基本上是宗教画，世俗画很少，且脱胎于宗教画。而中原的汉人则与之相反，更加重视实践理性，相信“天道远，人道迩，敬鬼神而远之”。①君权至上，重视世俗，以世俗画为主，即使宗教画也充满世俗色彩。在绘画技法上，美术史家公认色彩是西方绘画的生命，而线条则是中原汉风绘画的灵魂。而汉人的传统绘画则是以软性毛笔作画，以单线平描为特色，构成画面的主要因素不是色彩明暗透视，而是线条的刚柔相济，唐代这种刚柔相济的线条艺术尤有特殊的发展，显现的质感不是屈铁盘丝，而是刚柔兼备、骨肉丰匀，凹凸法经吸收以后，又改变染低不染高为染高不染低，与传统的线描法获得和谐的统一。因此，西域自古以来就很少出现真正意义的世俗画，却在西州的汉人墓室中的壁画和绢画中出现了。②其中绢画发现最多在绘画布局上出现了横长方的中堂式画面，两侧配以立轴式条幅，体现了追求平衡、稳定的汉人思维审美心态。
  阿斯塔那曾出土了一幅绢画《侍马图》，绘一青年马夫手牵一匹骏马，鞍鞯俱全，马蹄高翘，状极神骏，而体型较肥，与唐人韩幹名画《照夜白图》中的马形相似，可见唐人对马的审美趣味也是重肥不重瘦。大谷探险队劫走的《树下宫人图》，也是条幅状，中绘一树，枝叶扶疏，上绘一宫人，一侍者，袍带笔触细密，画面重视飞白，虚实相映，引人遐想。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还出土了不少以美女为题材的作品，其中230号墓（张礼臣墓）所出绢画《舞乐图》屏风六扇，应属初唐时期作品，屏风上画二舞伎、四乐伎，每扇一人。舞伎头挽高髻、额抹红，身着黄蓝色卷草纹白袄，红裳锦袖，右手已残，左手拈披帛，全身随帛舞动，与之相对的舞伎则仅存双履，皆为高头青絇履，其残失部分恰好为日本学者大谷光瑞所获同一绢画得到补足，此画被命名为胡服美人图，红衣、锦领、锦袖，以手作舞状，显然也是一个舞番出土仕女弈棋图伎，实与《舞乐图》是同一幅画面。
  阿斯塔那187号张氏家族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乃是另一唐画精品。该画出土时虽已破碎，但经过修复已重现了大体完整的十一个妇女形象，画面中心为二对弈的贵妇，右方妇女高髻如云，眉心抹红，宽袍大袖，左手抚胸，右手拈子入盘，后立一双手托茶的侍女，左方贵妇已残损，后立二侍女，一人正从盘中取子，另一人左手执棋，正注视棋局变化，为主人参谋。右边是前来观局的少女、侍儿，左边是林间领儿嬉戏的少妇与二侍女。此墓有武周新字，又有天宝三载（744）文书，画面和谐统一，表现女性肌肤、眉目、神情都独擅胜场，反映了盛唐绘画的高水平发展。类似这样的绘画还有不少。如绢画《仕女图》，上绘一立姿仕女，亦眉心抹红，上着锦袄，下穿长裙，雍容华贵，仪态万方；还有大谷探险队自阿斯塔那劫走的《树下美人图》内绘唐装仕女，立于树下，旁有二仕女，其一尚完整，面目姣好，绘制极为精美。其中绘制女子衣饰，神情以及白胖雍容的体态都反映了唐代的时代精神，所绘童子像更是天真、可爱。此外，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壁画《贵妇礼佛图》等都是其中精品。
  唐代是当时世界上服饰衣冠最为华美的国家，不论男女，都身穿柔软的丝绸，宽袍大袖，女尚高髻，男戴幞头，追求飘逸的审美情趣，女性还有帔与半臂等富有装饰特色的服装附件。吐鲁番出土仕女画中就有这种帔。①从以上世俗画中对人物细致的衣冠描绘，充分反映了大唐盛世时期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
  汉风美术的西传还表现在雕塑艺术上。吐鲁番发现的大量陪葬泥俑，更是全 然出自西州工匠之手，他们创作了不少艺术精品。如戴纱骑马女俑，是唐装贵妇，端坐马上，髻上有帷帽，正是初唐、中唐盛行的装束，吐鲁番出土的唐彩骑马泥俑，面孔纯系汉人，头着盔、身着甲，甲片掩至上腿，手臂袒露，骑手持矛，威风凛凛。同地出土的唐代泥头木身女俑，高髻着披帛画粗眉额上描红，下着胡裙，穿窄袖衣，典型唐代汉人仕女装束，非常传神。那里还出土一件唐彩泥马俑，头部神俊，一身青鬃，马鞍华丽，颈缀红缨。还有两个戴幔头的宦俑，神情滑稽，说明泥雕已成为一种出色的艺术。又如出土的女俑头像，虽发型变化多端，皆眉心点红，眉长涂黛，丰颊长颈，给人以肌肤如玉的感觉，女舞俑长袍遮足而两臂轻盈欲活；宦者俑袍带威仪，而面容阴郁；文丈俑肘夹纸卷，一幅公事繁忙神态；皆可谓传神、传情，足以再现唐代社会生活。至于动物泥俑更制作精妙，如彩绘打马球俑中的骏马驰跃神态；骆驼胡人俑中的沙漠之舟高大驯顺的形象，陕西西安出土的乐俑和硕大耕牛都给人以一种生动、立体的难忘感受。我国早在秦代就出现了兵马俑那样壮观的泥塑人物群像，号称世界七大奇迹。汉画像石的广泛发现更证实了石雕艺术也早已绽开了蓓蕾。进至唐朝，汉风雕塑早已形成自身的传统，它以世俗性、精巧性和贯注了东方审美趣味而有别于西方、印度和西域本地的雕塑艺术，带有自身独特的印记。
  庭州所在的天山北麓东段地区，出土物远没有西州所在的吐鲁番那么丰富。直至最近，北庭文物始不断出土，除了大批生活器皿以外，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艺术品。其中护法神铜像乃近年来在北庭城内出土，显然是一种佩饰，所铸乃一尊武士形象，面容似粟特人，而身着唐军铠
  甲。《唐六典》卷16：“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山文甲、五曰乌锥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领子甲、十有三曰马甲。”其中明光甲是主要甲型，分铁、皮、木等几种，铁甲最精，皮甲最普遍，另外还有木甲，在中亚昭武九姓影响下，锁子甲也有一定的发展。①这一铜像身着的就是这种明光甲。我初以为是位唐军中粟特武士的现实摹本，但何以如此小型的武士变为人们的佩饰呢？进一步深究，粟特人虔信佛教，这一铜佩饰的真正性质似乎并非现实的武士，而是以粟特武士形象改铸的佛教护法神。军人佩此，意在祈求佛的保佑。铜坐佛像一尊铸为释迦牟尼像，双目半闭，大耳双垂至颈，袈裟半袒，盘腿而坐，一手朝上，一手朝下，其服装、坐姿犹存印度佛像的特征，但佛的五官轮廓已逐渐远离印度，更为接近汉人。衣褶纹非常清楚，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佛像之二似为罗汉，大眼、大鼻、大口、搧风大耳，但没有佛像那么长，长仅至颔。面貌不像印度人，而是半胡半汉，肌肉骨相俱出，虽然意在刻画其虔志苦修，而男性化很突出，形象更为人性化。所着僧衣与佛像不同，不是半袒，领、袖、衣褶无不显现，艺术的精美更超过前述佛像。玉佛缀已发现二枚，皆出土于北庭古城，皆属个人收藏①，玉质晶莹，做工精细，式样如一。似为寺中生产，供应重要施主。放大观察，丰乳巨肚，而笑容可掬，似为弥勒像。这些佛像都出自北庭古城，而不是在城外，说明城中仍有一大型佛寺。北庭古城中还出土了一件陶人头像，造型非常特殊，以黑褐色陶制成，精美绝伦。人物虽仅为面部与颈部，但眼睛有神，眼、鼻、唇周围肌肉凹凸合度，额上皱纹，历历可见，显然透视法的掌握非常熟练，不似出自汉人工匠之手，而是另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北庭古城中还发现石狮一座，造型同后世内地盛行的看门石狮类似，狮子原产非洲，波斯、印度都很重视这种猛兽，佛教中初以狮子作为镇寺之兽。这头石狮的用途同官署无关，而同佛教寺院存在着密切联系。其造型的特点是较现在常见的石狮更为野性化，毫无驯顺之象。两眼圆睁，正视前方，直鼻挺拔，巨口高张，鬃毛披拂至胸、背之上，十分威猛。似在执行护法、护寺的重任。唐代盛行的狮子舞似乎也是起源于寺院的一种祛灾祈福仪式，后来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出现了专门以舞五方狮子为业的狮子郎。内地的舞狮子则乃传自凉州。唐代诗人白居易为赋《西凉伎》：“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作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钻齿。”元稹的同名诗亦云：“狮子摇光毛彩坚，胡姬醉舞筋骨柔。”吐鲁番出土《狮子舞俑》由二人扮一头狮子，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据《乐府杂录 ·龟兹部》记名曰狮子郎，传自龟兹，西州地区亦很盛行。
  唐代佛教深入人心，不仅表现在宗教用品上，即使官衙所用的砖、瓦等建筑器 材上，也无不显示出它的影响。北庭古城和昌吉古城各发现完整的莲花砖一块，显然分别是北庭节度府、庭州衙署和轮台县衙的专用建筑用品。所烧制的莲花纹非常精美，说明其工艺达到相当水平。而莲花乃是佛教圣花，莲花纹取代我国汉代盛行的卷云纹，反映佛教已开始同政治凝为一体。
  西域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音乐、舞蹈就开始绽放蓓蕾。至唐已形成了许多驰名的地方乐种。如安西大都护府境内的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葱岭西粟特聚居区的康国乐、安国乐、石国乐等，传入中原，导致雅乐渐衰，胡乐渐渐跃居宫廷九部乐或十部乐班首之位。北庭作为胡汉共居之地，境内也出现了西州流行的高昌乐和伊州流行的伊州乐。其中高昌乐出现的时间最早，是高昌汉人将中原的雅乐与西域的胡乐融会而成的一种胡汉混合新乐种，其特征是把汉族传统乐器钟、磬、筝、笙、箫、鼗、鼓等与龟兹乐中的琵琶、竖箜篌等同时编入一个统一乐队中演奏，伊州乐是唐代伊州流行的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音乐，乃龟兹乐、疏勒乐等西域乐种与汉土音乐的相互交融产生的新乐种，类似西凉乐，常与之并提。特点是以琵琶、弹筝、箜篌等西域乐器与钟、磬中原乐器混合演奏，规模巨大，又称伊州大曲。《容斋随笔》卷14《大曲伊凉》记：“老去将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学管弦声款逐，侧商调里唱伊州。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大起大落，旋律相当悲壮苍凉。北庭并没有形成自身独立乐种，流行的乐舞必然就是高昌乐与伊州乐，由于同西州的关系更为紧密，高昌乐应当就是北庭境内的主导乐种，入唐后已备列宫廷十部乐名单。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大曲中就有《北庭子》、《古轮台》等，还有《伊州歌》。此外还有高昌乐更名列唐之十部乐，名曲更多。反映了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进一步交融，并进一步影响到唐朝的宫廷乐，其中玄宗时代的著名宫廷乐舞《霓裳羽衣曲》就是明显接受了粟特胡旋舞的影响。①
  北庭作为大唐帝国天山北麓的军政中心，与天山南麓的安西大都护府南北辉映，光照史册。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曾先后佐幕于名将高仙芝与封常清帐下，两次进出西域，其中第二次佐幕的时间更长，主要生活于北庭、轮台二城，留下了许多传唱千古的名篇，为这两座历史名城留下了珍贵的影照。
  岑参（715～769年），江陵人，出身将门世家，唐朝宰相岑文本曾孙，伯父岑长倩，唐代名将，曾受任金方，主持伐吐蕃，堂伯父岑羲，也官至中枢。但经历了武周时期的政治清洗，家道已经中落。岑参自幼丧父，从兄受书，志慷慨，工诗善文，而弱冠进京，希望一展宏图，劳而无功，直至三十岁才应考及第，所授也不过右内府兵曹参军这一小小官职。在京难以施展抱负，遂投笔从戎，振辔西域，天宝八载至天宝十载（749～751年）投幕于当时正受命主持西域反攻大业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帐下。天宝八载（749）他第一次西渡流沙，前往安西（龟兹）赴任，一路吟诗，渡过了滴水难觅，只能靠骷髅导路的莫贺延碛，见识了 “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 ”的火焰山，驰过了终年“苦热无雨雪”的西州（今吐鲁番），穿越了“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横亘于焉耆东部的铁门关，题诗城楼，继续西行，暂息于安西馆驿。这时，正是唐与大食两大帝国怛逻斯决战的历史前夜。大食，即阿拉伯的唐代译名。自从高宗永徽二年（651）初次向唐遣使以来，一直同唐朝政治上对立，不断进行河外扩张，进入玄宗时期，已占领了乌浒水流域与河中诸国，兵逼唐朝安西大都护府的西界。高仙芝，高丽人，自从天宝六载出任安西节度使以来，曾取得了多次对外战争的辉煌胜利，创造了常胜不败的战绩，这时正肩负着唐朝令其主持西域反攻的重任，当岑参到达安西驿馆时，高仙芝已率兵西征，当年破大食属邦石国，擒其国王，又与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联兵，攻破反唐的黑姓突骑施可汗，也将其俘获，献俘长安。这些胜利令诗人兴奋不已。但更大的战争已迫在眉睫。大食很快调集兵马，筹备反攻。刚刚到达安西的岑参，因主将高仙芝在取得这次胜利之后，就已东归献捷，也随之返回了凉州，而消息传来，高仙芝又千里驰还，迅速组织兵力，准备迎战。动员的阵容空前强大。紧张的战争气氛已呼之欲出。岑参的名篇《武威送行军判官赴安西行营呈高开府》，就是这场世纪决战所留的史诗记录。
  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
  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
  扬旗拂昆仑，战鼓震蒲昌。
  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
  西望云似蛇，戎夷知丧亡。
  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
  诗中“开府”乃开府仪同三司的简称，指此时已得此殊荣称号的高仙芝。“大宛”、“楼兰”皆非实指，而是用以借代敌军，即大食及其属国兵，此诗实乃祝愿唐军旗开得胜的战歌。诗中所咏正是受命西赴怛逻斯前线的唐军，所击的“胡”，明显指的是大食，对于这场反击大食的战争，岑参本来充满希望和信心，但这次历史性的决战以唐朝的惨败告终①，高仙芝应召入朝，岑参也随之东返，从而结束了第一次佐幕生活。
  怛逻斯之战以后，西域形势已经大变。号称天下精兵之最的安西劲旅，损失殆半，药杀水（锡尔河）以西地区都为大食势力接管。原已臣属唐朝的葛逻禄及播仙镇一带粟特降部又纷纷发生反唐叛乱，唐的西疆，风雨飘摇。天宝十一载（752）封常清受命于危难之际，继为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不久又加北庭节度使，节度两道，委以全权主持天山南北军政事务的重任。封常清，蒲州猗氏人，随外祖父遣流安西，从一名普通士卒 一步步升为军官，高仙芝主安西，超资擢用，委主仓库、屯田、甲仗、度支事，精干过人。仙芝出征，每留主后方军府事。至此成为收拾残局，重安西陲的中流砥柱。封常清在任期间，实现了与大食息兵罢战，约和分界，全面调整了边防布局，重点加强了天山北麓地区的边防。主要驻节于北庭、轮台二地，岑参第二次出塞就是佐幕于封常清帐下。天宝十三载，诗人自临洮出发，到达北庭。《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也似乎是初到北庭时所赋：
  尝读《西域传》，汉家得轮台。
  古塞千年空，阴山独崔嵬。
  二庭近西海，六月秋风来。
  日暮上北楼，杀气凝不开。
  大荒无鸟飞，但见白龙堆。
  旧国渺天末，归心日悠哉。
  上将新破胡，西郊绝烟埃。
  边城寂无事，抚剑空徘徊。
  幸得趋幕中，托身厕群才。
  早知安边计，未尽平生怀。
  岑参在北庭写作了大量诗篇。其中歌颂受任于危难之际，只手力挽狂澜的将军封常清的诗篇尤多。这时已是怛逻斯之战以后，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夜，西域各地叛乱丛生，封常清受任主边以后，几乎甲不夜脱，马不停蹄，四出平叛。他从不单纯迷信武力，总是兼用武力威慑与和平安抚两手，一场场叛乱都被迅速平息下来。岑参所赋《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重点在于渲染唐军出师的宏大气势，金戈铁马，威动山河：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
  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
  上将拥旆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岑参另有《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二诗，所咏都是同一战役。足以说明双方实未交兵，大军一到，即受降而还。如前一首说：
  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
  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
  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
  囊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
  阴山烽火灭，剑水羽书稀。
  却笑霍嫖姚，区区徒尔为。
  西郊候中军，平沙悬落晖。
  驿马从西来，双节夹路驰。
  喜鹊捧金印，蛟龙盘画旗。
  对于这场招降葛逻禄的军事行动，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诗中提到的 “金山”、“剑水 ”、”阴山 ”、“渠黎 ”诸西域地名都同葛逻禄部有关。 “金山”，即今阿尔泰山，乃葛逻禄部牙帐所在地；西域的“阴山”就是今昌吉、乌鲁木齐至吉木萨尔（轮台至庭州）之间的天山，发生的范围应在金山南、剑水东南、渠黎北、阴山西，正属葛逻禄部的游牧地域。而史书透露，直至天宝十二载（754）四月，仍有葛逻禄朝贡的记载，至十三载（755）却突然绝贡了。足以兆示此年葛逻禄部发生反唐叛乱是实。封常清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巧妙地以军事胁迫与和平安抚双重手段平息这场叛乱，其大将风范可以概见。
  岑参写西域的寒冷、风雪也很有特色，所赋一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写得更有气势，千古传诵：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千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全诗以七言古诗形式写成，初用入声急促的韵，引出西域寒风冻雪，继转平声，极力烘托，极尽错落跌宕风致。结构上环环相套而又波澜迭生，大起大落。在语言运用，遣词造句，画面设计，光色配合诸方面无不巧具匠心，浑然天成。结尾戛然顿止而又余韵隽永。岑参不但善于写宏大的场景，还善于以小衬大，以动衬静，以虚衬实，以低衬高。茫茫大碛，点缀以匹马、飞鸿，愈显茫茫无际，点染几笔天山雪景，则更觉辽阔空灵。其所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写戈壁沙漠中飞沙走石，衬以在此大漠行军的唐朝雄师尤令人惊心动魄，击节叫绝。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
  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
  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
  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
  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
  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
  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此诗中飞舞的暴风雪、骇人心魄的飞沙走石和旗旆如云的威武行军同出现在一个画面上，而以“汉家大将”封常清居于画面的中心，仿佛是一尊动态的无敌战神塑像。
  岑参第二次佐幕的时间，从天宝十三载（754）直到至德二年（757）春，其中住在轮台的时候不少，其《轮台即事》描写了这一天山北麓重镇的秋景：
  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
  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
  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
  愁见流沙北，天西海一隅。
  岑参在轮台写作时间最晚的诗似乎是下面这首《首秋轮台》，作于至德元载（756）秋七月，这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封常清前已受召入京，北庭暂由司马李栖筠摄事，他仍滞留边城，心中逐渐急躁起来了。
  异域阴山外，孤城雪海边。
  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
  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膻。
  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
  此年，叛军已攻入长安，玄宗奔蜀，太子李亨别奔灵武，为众臣推立为皇帝，是为唐肃宗，传诏安西、北庭各遣兵入关助平安史之乱，二府都应诏派出了勤王兵，其中安西派出了李嗣业所率步骑五千人，北庭则派出了七千人，这两路勤王兵，入关后合组为镇西、北庭行营。岑参很可能就是此年随同北庭勤王兵东返内地。而自他东返不久，东西交通完全断绝。岑参的边塞诗，不仅见证了大唐帝国的辉煌，也见证了大唐帝国的日落。
  岑参的诗素以“雄奇”著称，“雄”应指美学上的崇高。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在《著作残篇》中指出一切伟大的美来自“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下所做的一切诗句”。①罗马文论家郎加纳斯在《论崇高》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表现为“风格的庄重、恢弘和遒劲”。②“奇”则是同 “正”相对而言的。意大利哲学家马佐尼说： “诗的目的在于引起惊奇感。”③它凭藉想象，而想 象则是 “做梦和进行诗一样逼真所公用的一种心理能力 ”。①我国清代著名文学家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文贵奇..文贵变。《易》曰： ‘虎变文炳，豹变文蔚’。”②讲究字奇、意奇、笔奇、气奇、神奇、丘壑奇：“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③岑参的诗恰恰具有崇高和神奇、气奇、意奇、文句奇的特点。因而这一艺术风格是在他两次出塞佐幕，铁马金戈的生活锤炼和西域边塞风光的陶冶下逐渐形成的。
  岑参 35岁以前的诗作已显示出“语奇体峻，意亦造奇”④的特色，追求清新、俊逸的风格和奇警的艺术神韵，但由于未能摆脱中州文人平淡、单调、狭窄、贫乏的生活圈子，尚难称“雄”。自从出塞以后，生活圈子大变，整天与之来往的都是将军，壮士，所经所历，都是中原未见的奇景，怎能不雄、怎能不奇？
  怀着这样一颗壮士的心，以一位壮士的眼去看世界，自然充满壮伟的风光，吐鲁番火焰山乃西域奇观之一。山为红砂岩构成，通体赤红，加之当地气候炎热，日光曝照，给人以强烈印象。贞观初年，玄奘西行求法曾历其地，其弟子记之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早已名闻遐迩。天宝八载（749）岑参第一次出塞就途经其地，果然名不虚传，留下了五古《经火山》一首：
  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
  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
  不知阴阳炭，何独燃此中。
  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
  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功。
  第二次出塞后又写出了《火山云歌送别》：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
  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
  缭绕斜吞铁关树，氤氲半掩交河戍。
  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
  二诗皆咏火山奇景，不同的是第一首运用静景动化的手法写热；第二首则用烘托法以热云和飞鸟写热；前诗实写，后诗虚写，共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雄、奇”二字，确可以概括岑参的美学风格。在我国文学史上称得上“雄”字者，倒还不少，配得上“奇”字者则属凤毛麟角。李白之奇乃神奇，李贺之奇乃瑰奇，钟惺之奇乃怪奇，独岑参的诗融“雄”、“奇”二字于一体，标然独秀，另张一帜。真正无愧于唐代西陲边塞诗的辉煌顶峰。

①《论语》。 ②《西域文化研究》（日本法藏馆刊印），第五卷。 ①《中央■■■佛教美术》，“西域文化研究之五”，日本西域研究会编，法藏倌刊行，1962年。 ①参阅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增订本）。 ①照片中二玉佛缀的主人一为张天铭，一为朱丹，承其允许拍为照片。 ①薛宗正：《西域乐舞与唐朝的宫廷乐》，《文史知识》，2004年，第5期。 ①李白有一首名诗，至今费解：“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按《全唐诗·李白卷》中既收有怛逻斯战前歌颂唐朝所委主持迎战大食的主将高仙芝名马的诗作，又存录了李白送族弟参军击大食的诗作，此诗之悲凉苍劲必有所指，其所指绝非吐蕃，而是大食。 ①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②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③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①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②《中国历代文论选》，第 3册，《论文偶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③《中国历代文论选》，第 3册，《论文偶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④《中国历代文论选》，第 3册，4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