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唐朝是我国古代移民西域的高潮，北庭治下的西、伊、庭三州诸县是西域汉人最大的聚居区。其中西州的前身是高昌郡、高昌国，当地汉民皆出自汉、魏屯田将士遗黎，繁衍生息已历多代；伊州的前身是伊吾，也早就是汉军屯垦之地，自西凉李宝建国其地，后又成为北魏屯田之所，也早已成为碛外汉民的重要聚居区；庭州创置前天山北麓本为西突厥牧区，城内居民主要是经商定居的粟特人，汉人不多。置州后始由西州迁来一批高昌汉人。显庆中，来济任刺史期间，在原来可汗浮图城的基础上，始加增修，至龙朔三年（663）金山都护府创立以后，为加强本地区防务，“每岁调内地千人镇遏焉”，①主要来自沙州、肃州、甘州、凉州等河西诸州郡，也有不少西州土著汉民就近北徙安家，庭州也很快成为天山北麓新的汉人聚居区。
  随着汉民数量的增长，北庭三州又演变为西域汉文化的中心，并开始向周邻地区及共处诸族辐射。
  儒家是汉文化的主要载体与核心。儒家，一称儒教，在这一学术体系的背后还承载我国历时悠远的历史文化和奠基于魂魄不灭、鬼神祭祀、祖先崇拜理论基石上的宗教信仰和以父系大家长制家族为基础，推而广之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道，与天人、知行、华夷、王霸、义利之辨，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哲学、伦理规范、仪礼民俗等学术体系和生产、生活方式。这一切都凝聚在被称为儒家经典的五部最古老的文献中，即《诗》、《书》、《礼》、《易》、《春秋》中，合称五经。其中前四部都是周代官学中世代传承的韵文、散文和社会仪礼、祭祀占卜古老传统文献。官学罢废之后，因首开私学之风而被推崇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继承了这一周代官学传统，并补入了其本人所在国鲁国的史书《春秋》，合称五经。在五经传承的过程中，必定产生文献的增添与注释的歧义，作为儒家经典的《礼》出现了《礼记》、《周礼》、《仪礼》三种不同的古文献版本，合称三礼。《春秋》则因注释内容和使用文字的差异出现今、古文之别。今文指秦朝统一文字之后使用的小篆，古文则指秦朝焚书之前六国通行的籀文，即大篆，其区别大约相当于今之繁体字与简体字。由此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注疏流派，即今文中之公羊（齐学）、谷梁（鲁学）两家，后又添以古文写成的古文献《左传》，实乃同被孔子奉为经典的《春秋》平行的史书，也被曲解为古文经学派的《春秋》学注疏，合称三传。以上合之已成九经。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代流行的大经主要是《礼记》，中经主要是毛诗，小经主要是尚书。唐朝即以此九经取士，经书的字数多少，成为诵习难易的重要标准，由此又出现了大经、中经、小经之分，《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谷梁》为小经。唐兴之后废除了魏晋以来的乡邑选举制（即地方推荐制，“选举”的含义与今不同），改行分科考试擢拔官员的制度，简称科举制。其考试科目以儒家经典为准，其中以明经、策论为内容的考试就是科举制的主体。考中者立即平步青云，成为朝廷重臣。“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①出于传承儒学的政治、文化需要，唐朝非常重视汉文化教育，由官府出面，大办学校，国家明文规定，必须州办州学，县办县学，乡办乡学，都列入官府的正规编制，并以此作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指标。州衙中必须设有从九品上的经学博士二人，助教一人，负责教育勋官子弟、学生五十人；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金满等县以中下县计，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此外，各乡也设乡学，学生数量更不在此数。至于这些州学、县学、乡学教授的内容，主要都是儒家经典。吐鲁番出土书中儒家经典占有相当比重，高昌国时期流行的儒经主要是《孝经》、《论语》，入唐后《诗》、《书》、《礼》、《易》、《春秋》无不俱全，还发现了许多策论等科举书籍，以及《千字文》、《开蒙要训》等识字 课本，庭州与吐鲁番所在的西州只有一山之隔，且共隶于北庭节度使治下，流行的儒家经典必定相差无几。除儒学外，唐朝对医学教育也非常重视，除设儒学博士以外，官府还设有医学博士与医学助教，传授和普及汉方医学知识。但唐朝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享有教育权的只限于勋官子弟：品子；一般平民少年，依法须服杂徭，只有品子享有免除一切徭役的特权，这是在学校就读的基本条件。
  儒学西渡流沙并非自唐朝始，早在高昌国时期王宫中已绘有鲁哀公问道孔子的大幅画像，儒学已被奉为国学，设学校、聘博士、授弟子。入唐后这一历史传统仍在延续，成为北庭三州各级学校师资的主要来源。其重要表现就在于郑玄所注各种经书在内地已变得不太时尚，而在北庭三州仍继续研习不辍。但认真比较高昌国和唐北庭三州两个不同时代的儒学特征，仍能发现其重大区别就在于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性更为明确，就是为了科举考试。具体表现为：（1）《孝经》乃具体规范家族制度内部结构及其伦理关系的儒家经典之一，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国时期此经残片极多，说明曾极为盛行，但入唐后仅在个别墓室中出土了《感应》、《事君》二篇，数量锐减，渐遭冷落，其重要原因就是应考九经中并不包括此经。（2）阿斯塔那222号墓出土了唐写《礼记》郑氏注《檀弓》篇下残卷，存100行，乃咸亨二年抄本，由十一张残纸连缀拼合而成，正文、注文皆完备齐全。乃是高昌国时期从未发现的一部郑注儒家经典，汉末孔融传承此学，至郑玄为注成为定本，唐朝即以此考试，开元八年七月国司业李元瓘上书言：“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竟读。”①此经的出土足以反映唐北庭三州学子孜孜研习儒家经典的目的就在于适应科举制度的进身之需。（3）阿斯塔那27号墓还出土了《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残存九片，可以拼缀成文，分明是经义对策残卷。唐明经、进士二科取士皆加对策，十题之六回答无误即可及第。这种考试类似于今之百分制，以六十分为及格。②西州士子热衷学习对策，必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从而反映出碛西经学研究中的一种新思潮。学习儒家经典不仅在于学习汉文，而且有助于规范汉语的标准读音。语言学家龙晦据吐鲁番出土的卜天寿《论语·郑氏注》抄本中144对互注字的比较研究，仅发现了15对字有音变，只占互注字的十分之一，③说明北庭三州汉语的发音同内地基本保持一致。
  大唐西域汉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唐朝政治影响如日中天，出现了“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④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壮观，汉语开始在西域地区大普及、大传播。北庭下属三州诸县乃唐朝直辖的郡县化地区，各级官吏都以汉人为主，汉语文乃是这一地区普遍通用的官方语言，一切其他语言都须转换成汉语才能成 为官府文件。为适应语言翻译的需要，唐代官府中出现了译语人这一特殊职业，阿斯塔那188号墓中出土的《唐西州都督府牒为便钱酬北庭军事》和《唐译语人阿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等两件文书残片实际上是同一件文书，主要内容是北庭治下的突骑施部落小首领多亥达干向西州都督府卖马，突骑施首领不会汉文，专门聘用了译语人阿德力为其译为汉文。
  1.□钱贰拾贯肆佰文
  2.右酬首领多亥达干马叁疋直。
  3.十二月十一日付突骑施首领多亥达
  4.干领
  5.译语人阿德力①
  汉方医学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人是农耕族群，在同各种植物的密切接触中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形态，而且在历代经验积累中认识了各种植物的药用功能，在此基础上，同阴阳、五行等传统华夏哲学理念相结合，形成了汉方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包括四诊、八纲、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脉象）和独特的医疗力法，包括以动、植、矿物组成的药物体系，君臣佐使的药物配伍方法，以及沿经取穴的针灸术等，至今仍能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北庭三州就是汉方医学最盛的地区。早在高昌郡、高昌国时期，汉方医学就已传入碛西了，其传播途径是经河西输出的，《流沙坠简·小学术数方伎书类》收有大量汉代的医药竹简，显然是随军医生对患病士卒开列的药方，1972年武威汉墓出土七十八枚医药简册，内列药物达百味之多。我国古老的药书之一《神农本草经》中已经知道葡萄、胡麻的药用价值：“葡萄，味甘平，主筋骨，湿痹益气，倍力、强志，令人肥健，耐饥忍风寒。”“胡麻，味甘平，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脑髓。”而这两种植物的原产地都是西域。入唐以后，流沙东西整合为统一的政治实体，汉方医学开始大盛于西域。在西州市场上，药物种类复杂，有东北的人参，西藏的犀角，大勃律的郁金花，波斯天竺的河梨勒以及碎叶的羌活，天山的贯众等。阿斯塔那33S号墓出土了《唐人写疗咳嗽等病药方》相当完整，可知亦为高宗时代兽医学抄本。细辛有通窍通脑，祛风消疫，止头痛的作用，至今仍为中医治头风主药，但规定 “细辛不过钱 ”，此方用量颇大，可知并非疗人而是疗兽，且使用的是一种气熏疗法，技术相当先进。引人注目的是，内地药方使用的重量单位是两和钱，以钱为主，吐鲁番出土的药方中则几乎都是两，而有大两、小两之分，其中的 “小两”无疑就是 “钱”。
  唐代汉方医学的大发展也同朝廷重视医学有关。史载唐朝除兴办以传授儒学为业的学校以外，还招收了律学生（学习法律）、书学生（学习书法）、算学生（学习数学）和医学生（学习医学），都实行考试录取制度，并为之专置医博士，与经学 博士同列。《通典》卷33职官典十五总论郡佐记：
  医博士，一人，大唐开元十一年七月制置，阶品同录事，每州写《本草》百一（按，此即敦煌发现之《新修本草》）、《集验方》，与经、史同贮，其年九月撰《广济方》五卷颁天下。
  可见唐朝不仅已将医学列入分科考试的科举取士范围，而且还下令整理验方，辑为医典，
  颁行天下，以规范用药，治病疗伤。别有资料表明，不仅各州郡皆置医博士，令授生徒，军中也有随军医生，救疗战伤、罹病将士、兵卒。正是由于唐朝重视医学的政策，推动汉方医学取得了辉煌的进展。直到今日，从维吾尔医的某些理论、治疗方法，所用药物中都可看出同汉方医学的惊人类似，从中反映出汉方医学的强烈影响。汉方医学还对藏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藏文《丹珠尔》中保存的大量医书证实 “西藏的医明四续即传自汉地，它讲述医理不是印度的地、水、火、风、空等五大系统，而是汉家木、火、土、金、水等五行的系统；西藏切脉的寸、甘、甲等名称当即译自汉语的寸、关、尺”。①吐蕃医学中的经典著作如《四部医典》、《月王药珍》、《太医药诊紫函》等都诞生于唐朝，其中后两部医书中就有汉僧马哈金达、汉工使加楚尕布、汉医塔希 ·东瓦冈瓦与汉僧马巴拉、香蒂巴拉等参加。
  汉人拥有独具特色的历法体系。既不同于西方使用的太阳历（阳历），又不同于阿拉伯世界通用的月本位历（纯阴历），而是以木星环绕太阳一周为12年为基准的岁星历。《楚辞·离骚》中开篇第三、四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证实了这种历法的源远流长。以上以十二年为一周期的岁星历又名地支历，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别命名，并配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等同华夏族群关系特别密切的十二种动物相配，本已相当完善。而华夏文明在数学计算上，则是十进位制的发明者，这种数学上的十进位制不用汉字数学符号表示，而是用另一种文字专用符号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表示，名为天干。由于古华夏人常用这种名为“天干”的十进位计算法推算以12位为一周期的岁星历（地支历）运行轨迹以验证历法的准确性，进而形成了天干地支相配六十年一甲子，如此循环往复的历法体系。并有计算朔望、补闰的一整套方法、理论。吐蕃前期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等十二种动物命名的纪年法显然就源于汉历，仅仅抛弃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汉字岁名以及与之相配的天干名称。其后却又吸收汉文化中的五行学说，同上述十二动物历相配伍，衍生出阴木、阳木、阴火、阳火、阴土、阳土、阴铁（阴金）、阳铁（艚皓）、阴水、阳水等十项名称，以此十与十二相配，恰如汉历之天干与地支相配一样，也是六十年一循环（一甲子），区别仅在于名称的不同，反映出二者既存在着内在的血缘关系，又显现了自身的特色。著名的《唐蕃会盟碑》所使 用的就是这种纪年法。后来回鹘立国唐北庭故地，显然继承了这套以动物命名、十二年一循环的岁星历。突厥人也曾使用地支历，而十二地支中鼠、鸡、猪皆与农业民族有关，却为游牧民族很少见到，参稽《资治通鉴》卷 176，陈长城公至德四年 “春，正月..庚午，隋颁历于突厥 ”的记载，可以推断这种历法就是汉历的继承和变通。

①《通典》，卷 191，边防七，西戎三。 ①《通典》，卷15，选举三。 ①《通典》，卷 15，选举三。 ②《通典》，卷15，选举三：“能试策十条，得六以上者，奏听进止。”有的还加口试：“帖既通，而后试策，凡三条、三试，皆通者为及第。”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的说明，龙晦《唐西北方音与卜天寿〈论语写本）》，见《新疆考古三十年》。 ④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郎》。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8册，72 TAM188：87（a）。 ①《诸派渊源及其立论善说晶镜史》，引自《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编》，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