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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庭古城，规模宏伟，一般认为，这座古城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可汗浮图城、庭州、北庭和别失八里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依此，可汗浮图城名最早出现，次为庭州、次为北庭、别失八里之名出现最迟。我也曾长期沿袭这一传统说法。近年来，通过仔细对勘汉文、突厥儒尼文资料，对北庭古城有关记录的重新整理和实地踏勘，越来越对这一传统说法表示怀疑。其中可汗浮图之名出现最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别失八里之名与庭州、北庭之名的关系有必要重加审视。对此，可以列举出以下证据。
  第一，《旧唐书》卷40，地理志记：“金满..后汉车师后王庭。故（胡）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唐金满城亦即庭州故城或北庭古城，而古汉语简赅，意指唐金满城位于后汉车师后王庭故境，而不是确指即后汉车师后王庭故址。其下 “故（胡）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 ”同前句的车师后部没有任何关系，所指之胡应是粟特人，末句 “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 ”中之“故”应为“胡”字传抄之误，也是指粟特人。则这段文字明显透露出早在庭州、北庭建置之前，护堡子乡就已存在了五座粟特人兴建的城堡了。或许可汗浮图城仅是此粟特五城之一，而别失八里之名并非胡语而是粟特语，则又说明，这是突厥人对可汗浮图等粟特五城的特殊称谓。以此判断，自从隋朝至唐初可汗浮图城成为突厥、铁勒王庭之后，此城就存在两种不同的名称，粟特人继续称可汗浮图，而突厥人已改称为别失八里，意即五城之地。这两个名称都早于庭州或北庭。
  第二，“胡（原文误作“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说明北庭古城初由粟特五城构成。粟特人在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同时兴建多座城堡，后来演变为统一大城的例证并非鲜见。河西首府凉州（武威）也是粟特人聚居之所，《资治通鉴》，卷219记至德二载凉州发生了大规模粟特叛乱，“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河西）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说明凉州城实由七座小城组成，亦可谓之七城之地了。可见直至唐朝创置庭州、扩建为统一的北庭古城之前，即“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 ”。可汗浮图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城堡，而是合聚一地的五座分散小城。故突厥人另外创立了别失八里的名称。
  第三，唐人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志》卷40记：“庭州，因王庭以为名也。”北庭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北庭节度府、北庭道的命名也显然同“因王庭以为名”有关。这里所指的王庭绝不是邈远的汉代车师后王庭，而应指自隋朝以来，一直在可汗浮图城建牙的突厥王庭。说明无论是庭州或是北庭等汉语名称都不仅晚于粟特人的传统城名可汗浮图，而且晚于早与粟特人共居此城的突厥人，当然也就晚于突厥语名称别失八里。进入唐朝时期，虽然汉文名称庭州、北庭已非常显赫，但与唐为敌的后东突厥汗国仍然不承认这个名称，继续称之为别失八里。
  第四，突厥儒尼碑铭中明确记载，突厥人对北庭古城另称别失八里。例如《毗伽可汗碑》28行记：“年三十，我出征别失巴里（bisbaliq），经六战，歼其全军，因（当地）部族求救（呼叫..）别失八里得免。”《阙啜碑》第11行亦记：“在别失八里（basbaliq）的四次战役中，阙利啜冲乱了（敌人）。，”可见，北庭的命名乃因西突厥以可汗浮图城为王庭而得的汉名，与此同时的突厥人另有自己的名称：别失八里（Bishbalik）。突厥语中“别失”（Bjsh）是“五”“八里”（balik）是“城”，别失八里之名意为“五城”或五城之地。因此，尽管北庭、别，失八里二名在历史上同样辉煌，尽管在汉文史料中北庭在先、别失八里在后，以同时期汉文、突厥儒尼文相互勘较的结果却是这两个名称实际上并无先后之分，而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名称。汉人称北庭，而突厥人则另称为别失八里。
  第五，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也留有如下记载：“其地筑五城，而名之曰别失八里。别失八里者，犹言五城也。”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北庭古城是由五座粟特城堡演变而成，起初名为可汗浮图，后来又增建四城，合为五城，“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胡（粟特）及突厥常居之”所，隋朝至唐初，曾为突厥、铁勒、西突厥、东突厥诸汗的王庭所在地。突厥人另称之为别失八里，与粟特人的传统城名可汗浮图并存。唐朝接管此城之后，因突厥王庭之名，先后在此创立了庭州和北庭都护府、大都护
  府、节度府、北庭道等军政建置，可见庭州、北庭诸汉名实际上出现最晚，不仅晚于粟特人的名称可汗浮图，而且晚于突厥名称别失八里。因此，直到唐朝盛世，仍然存在着北庭与别失八里两个名称的共存现象，唐人及附唐诸城邦、部落称北庭，而与唐为敌的后东突厥汗国继续沿用突厥语的名称别失八里。直至宋元时代的北庭一高昌回鹘的畏兀儿亦都护政权，仍然沿袭着这双重城名的历史传统。可见别失八里的城名绝不是回鹘西迁之后的产物，而是阅时悠久的历史存在。①反映了以可汗浮图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北庭大城乃是入唐后多次增修、扩建的结果。
  北庭古城的全面考察始于20世纪初年，1908年10月由橘瑞超等人主持的大谷光瑞考察队在调查北庭时绘制了第一个示意图②；1914年10月斯坦因去北庭调查盗掘，又正式绘制了平面图③；1928年由斯文·赫定和徐旭生为团长的中国、瑞典西北考察团赴北庭，参加考察的袁复礼也绘制了古城图，未见公开发表，图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④；1954年新疆文物调查工作组赴吉木萨尔考察了这座古城⑤《新疆日报》1957年1月1日公布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于1980年10月，对古城进行了实测并作了初步踏查。 195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筹备处负责人李遇春到此考察。⑥1983年4～5月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炳华等人赴东疆考察，对北庭古城进行了调查。笔者于1977年、1987年、2004年三次考察了此城。1979年我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北庭的学术论文⑦根据以上有关北庭古城的调查报告，以及 1977年我的初勘记录及照片。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叶，北庭外城、内城、子城、北庭南城墙（图
  49、64、65、67）、北庭外城北门（图66）、北庭内城北墙、北庭古城版筑层（图69）仍然都清晰可辨。当时我的判断，北庭是三重城，因英人斯坦因、日人橘瑞超及国内学术界重量级人物都说北庭是二重城，本书写作时已改宗主流说。但发现力主二重城说的斯坦因和孟凡人，实际上都承认除了外城、内城之外，还有一个内城的小城，实际上仍然是三重城说，而北庭古城的形制中的内城中小城，内城与外城的建筑风格迥异，明显属于两种建筑方法，两种文化的产物。其中小城、内城（亦即理解为中城）是同一系文化，而外城及其附属建筑外城子城（羊马城），北庭西延城则是另一系文化，即典型的汉文化或唐文化。以上两种文化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夯筑，但内城、中城的夯层都很厚，夯层平整，没有夯窝，而唐人筑城，却是夯层不厚，充满夯窝，且有夹木现象，以增加其坚牢度。作为统一诸小城为一体的
  图64北庭内城外城就是用这种方式建筑的。足以说明北庭古城的前身是可汗浮图城，只是意味着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城是在可汗浮图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却不可互相等同。可汗浮图城最初只不过是北庭古城中的小城，内城的兴建应在小城之后，而现存的北庭古城却是唐朝时期重加扩建的结果。参阅前人所测北庭草图，结合我多次对北庭古城的实地踏勘，可对此城的历史演变作出如下推测。
  内城中的小城（亦可谓为内城），即柔然汗国时代的可汗浮图城，内城（亦可谓为中城）则是可汗浮图城发展为粟特五城之后的产物。它们对于庭州的初置与北庭发展为天山北麓的军政中枢仍然是属于建城的史前期。位于内城东部偏北，即在内城北城墙东部，向南约80米处，小城的有关数据是东西长约 230米，南北宽约 190米。城墙夯筑，无夯窝，夯面平整，厚而不坚，现仅北城墙残存长约 200米左右，墙基残宽约 3米，墙残高约1米。南墙仅西部残存长约30米，墙基残宽约5米，残高约1米。南、北墙均未见马面，东、西墙已残毁无存。在小城外有护城河残迹，残宽约 18米，深约 2～3米。外有护城河，在西墙外护城河残迹的南段形成几个大深坑，类似小湖泊。
  内城，修建时间应晚于小城，建筑方式相同。都不会夯窝夹木式建城。周长
  约3003米，位于外城内中部略偏北。城墙均系夯筑，夯层建于原生土上。夯层大多厚为1015厘米，个别的厚达20厘米左右。平夯，无夯窝，内夹杂有不少小颗粒，不如外城墙那样坚硬结实。内城东城墙与外城东城墙合一，东墙基本呈一直线，即外城东墙的上段，全长560米。绝大部分已残毁。西墙直线长 1015米。墙基残宽约 5～7米，大多只存低矮的墙垣。北端距外城西城墙约城西城门相对。南墙自东南角楼向西 60米又向南拐出 60米，然后直往西，全长 610米。中段保存稍好，其余仅存低矮的残垣。西端距外城南城墙约 355米，东端距外城南城墙约 570米，未见城门遗迹。北城墙自西向东略内收，长860米，保存较好，墙基残宽约 5～7米，墙残高约2.5米。自西北角楼往东300米，往南拐进 168米，然后东行70米，有城门残迹，残宽约6米；继续一直向东，与东墙相接。除南拐的一段城墙残毁外，余皆保存较好。内城除东墙外，其余三面墙外均有马面，除东北角外其余三隅都有角楼台基，有城门残迹。其东城墙外临河，其余三墙外均有宽约10～30米，深约1～3米的残干沟。干沟互通，并与东坝河相连，应为护城河遗迹。
  内城中部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沟槽，西通内城西门，东通内城东墙下。宽约15～30米，深约1米。在外城南部，正对着外城南门有一条南北向的大沟槽，向北直到
  内城南墙下。宽约12～25米，深约1米。它们可能是内外城中的主要通路。在内城东半部，有一条纵贯南北的沟槽。北和北墙外的护城壕相接，南和南墙外的护城壕相连。宽约10～20米，深2～3米；在9号基址之北，有一条东西向的沟槽，东和上述沟槽之北端相连，其西又向南折并和几个大深坑相接。沟宽约18米，深约2～3米。另外，敌台2座，位于东、西墙中部，东西遥相对峙，可瞭望全城。西敌台北距西北角楼405米，东西残长24米，南北残宽19.5米，残高5.6米。东敌台南距东南角楼410米，东西残长25米，南北宽25米，高约8米。顶部由土坯砌垒，角楼现存3座。东南角楼北距东敌台110米，东西残长11米，南北宽约8米，残高3米，西南角楼南北残长10米、东西宽8米，残高3米。西北角楼保存较好，南北残长14米，东西残宽1.1米，残高4.3米。东北角楼已残毁无存。马面仅存14个，其中东墙无存，北、西墙各4个，南墙6个。城门北门和西门保存较好，东、南两门已残毁无存。北门位于北墙中部，西距城墙拐角处约45米。城门已成一缺口，门洞宽5.5～6米，系一个门道。门洞两侧有城墩台基，夯层坚硬结实，西墩台基残高约7米，顶宽5.6米；东墩台残高约7米，顶宽4.86米。在门洞的两壁上有东西对称的凹竖槽，西侧7个，在两壁竖槽中都有圆形木孔，属过梁式的木构门洞。这种竖槽结构和唐两京城城门洞的排叉柱槽相同。这座古城延续时间很长，除了出现在夯筑基础上以土坯修补的痕迹之外，还有纯土坯式建筑，这些显然都是北庭回鹘时代的产物（图70）。2004年冬，我冒雪与吉木萨尔县文管所郭夏、李功仁结束了对这座古城的重新勘察。
  可汗浮图归唐至庭州创立，金山、北庭等都护府相继建立，后又演变为北庭大都护府、北庭节度府，北庭道的军政中枢，开始重另规划，将原先散建而互不相属的五城合并为一。其始建者似为曾为朝廷重臣，后被贬流庭州的刺史来济。此人显庆五年至龙朔二年（660～662年）任庭州刺史，《元和郡县志》卷40庭州条记载：“明（显）庆中重修置，以来济为刺史，理完葺焉。”当时，庭州的汉民还不算多，粟特人仍然是城中居民的主体，这次修缮，似乎还仅限于内城。
  北庭古城的真正大规模扩建，似发生于北庭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初建之时，亦即解琬主北庭与杨何主北庭的时期。史载：“瀚海军，本烛龙军，长安二年置，三年更名。”①时当解琬在任时期（长安二年十二月至神龙元年末，703～705
  图70北庭古城土坯墩年）。瀚海军地在北庭外城，说明至北庭都护府创建之后，唐朝才开始全面扩建外城，接着中宗复辟，废周兴唐，策划北伐默啜可汗，为此，张仁亶在朔方兴建了三受降城，杨何在北庭大约也有相应的行动，蒙元尚存的杨公德政碑，应当也同北庭城的扩建有关。至开元二十一至二十四年间，唐与突骑施战争爆发，北庭多次遭受攻击、围困，仍岿然不动，说明这时的北庭五城已被扩建为统一的大城。至战争结束后，盖嘉运又重加修缮，形成了北庭古城的现有规模。直至西迁回鹘据以为都，仍继续沿用，自此没有大的变化。以上判断，与大谷探险队所留古城草图，以及我们的实地踏勘结论完全相符。
  庭州建置之前的粟特五城，今存者已仅余小城和内城（中城），其余三城大约都在唐朝扩建北庭城时夷平，痕迹无存。现存北庭古城，仍为五城。增筑的城池不仅外城，还有外城外的子城与西延城。其中外城是扩建的主体。原有的内城、小城都纳入其中，变为统一的整体。古城的基本形制是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约长1500米，东西约宽1000米，周长约4596米。土夯版筑于原生土上，城墙厚达7～10米。夯层则较薄，密布夯窝，内有夹木，属典型的唐人建筑风格。每面城墙都有城门、马面，城墙四隅有角楼台基。其中东城墙沿河修筑，弯曲不直，破坏极为严重。东城墙直线距离长约1625米，实际长度1686米。城门大致与西城门相对，已残毁。沿河而筑，形制弯曲，分北、中、南三段，仅中段较直，实即内城东墙，长约560米，北段500米，至内城北墙的东端而止，南段沿河为墙。西城墙保存较好，全长1575米，墙基残宽5～8米，墙残高4～6米。西墙自西南角楼往北685米处往东拐进115米，然后端直向北，在第三、四马面之间和第九、十马面之间，各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车道西通胜利大队部；在第十二、十三马面之间有一条南北向的公路穿过。南城墙略向东南斜，成一直线，全长850米，墙基残宽5～8米，墙残高5～7米，城墙断断续续保存不好。东半部已无存，西半部虽有断缺，仍有城垣，自南城墙西端向东行360米处有城门残迹（已毁）。北城墙呈一直线，全长485米，墙基残宽7～8米，墙残高约5～6米。东西两端皆有残缺，中段保存较好。自北城墙西端东行180米为瓮城门，瓮城门卫口宽约7.4米，里口西侧为瓮城西墙，长5米，残宽6米，残高约6.5米。瓮城北墙长约30米，残宽约4～6米，残高约6.5米。瓮城北和西墙衔接处略呈弧形，瓮城门外口开在东侧，宽约6米。外城四面城墙各有城门1座。我们调查时仅有北门保存较好，西、南两门已遭破坏，但痕迹尚存，东门已无存，马面凸出于城墙外部，除个别马面外，都是夯土筑成。夯层土质和结构与相邻的城墙相同，坚硬结实。其间距多数在 60米左右。现北墙、东墙尚各存 7个、南墙 6个、西墙 14个，共34个。如按各墙马面间距的平均值推算，原有马面应大大超过此数。敌台现存 1座，凸出于城墙外部，形制和马面相近而更大。位于西墙中部稍偏南处，即西墙第二、三号马面之间，南距西南角楼约430米。平面呈南北长方形，东西宽16米，南北长22米，残高6米。夯筑，坚硬结实。顶部尚有房址残迹，南北两排，每排三间，中间用土坯墙隔断。墙宽0.9米，用土坯顺丁砌
  成。房址已破坏。角楼4座，西南角楼残高2～3米。西北角楼台基残高约11.5米。分上下两部分，距地面高8.6米以下夯筑，坚硬结实，皆为薄夯层，小夯窝，和外城墙的土质、夯层结构全同，东南角楼处仅存一个孤立的小夯土台，现已压在民房院墙之中。东墙北半部及羊马城北濒临东坝河，形胜天然，其余各面城墙，都挖土成壕，与东坝河相通形成为护城河。护城壕宽30～40米，最宽处达60米左右，深23米。自北城墙西端东行180米为瓮城门。瓮城门卫口宽约7.4米，里口西侧为瓮城西墙，长5米，残宽6米，残高约6.5米。瓮城北墙长30米，残宽约4～6米，残高约6.5米。瓮城北和西墙衔接处略呈弧形，瓮城门外口开在东侧，宽约6米。源出天山的长山沟，在古城南约3公里处分为东西两支，当地称为东西河坝。两水至古城后绕城东西两侧环流，至城北约5公里处合聚为一苇湖，墙垣中断，倚湖为险，至今仍芦苇丛生，应即宋使王延德与回鹘王泛舟之处。规模之大，不但冠绝天山北麓，而且在全疆也属罕见，仅吐鲁番的高昌古城与之相埒，而保护状况，已不如此城。交河古城的遗存虽然比这座城堡要好一些，其规模却有所逊色。清代出土的金满县碑证实这里就是与唐金满县同治的庭州故城，亦即北庭大都护府驻地。
  子城，又作羊马城，“羊马城..亦开一门，与瓮城门相背，若瓮城门在左，即羊马城门在右也。”①在外城之北。北墙第4～7号马面北侧。平面近似长方形，西、北墙均呈一直线，东墙略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墙长约100米，基宽3米，残高2米。距外城北城墙西端140米，南端和外城北墙第四马面相对。其间有缺口，北庭外城北瓮城门向右开，羊马城门应向左开。可能系城门所在。北墙保存较好，基本与外城北城墙平行，长170米，基宽 3米，残高 2米左右。东墙长 117米，基宽 2～3米，残高不及 1米。似为瀚海军护卫战马所筑。
  西延城指外城西城门向外（西）突出部分，自西城门到中城西城墙之间，南北长约690米，东西宽约310米。②外突部分地势平坦，并无河水等自然障碍，应属故意设计。在日本大谷探险队测绘的草图中，外突部分与中城相接处的隔断墙仍隐约可见，今已痕迹无存。自此可通西距北庭古城20余公里的双岔河古城，即唐沙钵城守捉，与史书所载“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③地望相符，属于北庭古城建筑群的独立单元之一。“西延城”的名称本身就寓有北庭大城的西部延伸部分之意。④参稽王方翼扩建碎叶城，有的城垣故意隐没，有的则故意突出，具“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 ”⑤，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构筑方法上看，外城、子城与“西延城”属于一个系统，内城、小城及城内建筑基址属于一个系统。外城墙的修补或增筑部分，除少数与外城墙属于一个系统外，余者均与内城墙或城内建筑基址相同。其中内城、中城与外城的建筑风格迥异，明显属于两种建筑方法，两种文化的产物。其中内城、中城是同一系文化，而外城及其附属建筑外城子城，北庭西延城则是另一系文化，即典型的汉文化或唐文化。以上两种文化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夯筑，但小城、内城的夯层都很厚，夯层平整，没有夯窝；而唐人筑城，却是夯层不厚，充满夯窝，且有夹木现象，以增加其坚牢度。作为统一诸小城为一体的外城就是用这种方式建筑的。足以说明北庭古城的前身是可汗浮图城，只是意味着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城是在可汗浮图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却不可互相等同。可汗浮图城最初只不过是北庭古城中的内城，中城的兴建应在内城之后，而现存的北庭古城却是唐朝时期重加扩建的结果。
  北庭城内建筑遗存：现仅残存 12处基址。其中外城 7处，编号为 1～7号，内城 5处，编号为 8～12号。其中有残墙基3处（7、9、11号），残长 30～200米不等，基宽2～3米，残高约1米。都为夯筑，夯层厚12～14厘米。平夯，无夯窝。夯层土质及结构和内城墙相同。可能是大型建筑遗址的院墙。残台基9处，用夯土筑成的4处（3、4、10、1.2号），用土坯砌筑的2处（1、5号），用土坯及土筑成的3处（2、6、8号）。这些现存台基平面的形状、大小不一，小的9～11米，大的达40～50米，残高为1.5～5米。用夯土筑成的台基除6号的夯层为薄夯层，圆芳窝，夯层土质及结构同外城墙相同外，其余3处都为厚夯层，平夯，无夯窝，夯层土质及结构和内城墙相同。砌筑台基的土坯也不尽一致，1、5号用大土坯（长50厘米，宽20厘米，厚10～11厘米），2、8号用中土坯（长40～44厘米，宽21～22厘米，厚11～12厘米），6号用上述的中土坯及小土坯（长37厘米，宽20厘米，厚11厘米）。如1号基址东西残长约 35米，南北残宽约 25米，残高 1.5～2米。全部用长 50厘米、宽20厘米、厚 10～11厘米的土坯砌成。从地表看两半部似有房子，但坍毁较甚，情况不明；东半部似有两条东西向的过道，宽1.5～2米，残长13米，墙厚约 1.3米。在其周围还有夯筑院墙，夯层厚10～12厘米，平分，无夯窝。墙宽1.5～2米，残高0.3～0.7米。西墙保存较好，残长60米，北、南两墙残长分别为16、18米，东墙已残毁无存。分层土质及结构和内城墙相同。5号全用大土坯砌成，略呈多角形。径约8米，残高5米。在其周围采集到陶佛像残块和莲瓣及璎珞等多件，可能为一座佛塔。
  以上北庭五城由于未经正规发掘，同文献记载的府、州、军、县衙署，以及寺、观、坊、市还难于形成精确的比对关系。但大致仍可肯定，北庭都护府衙、庭州衙署、金满县衙（或后庭县衙）大约都在内城，其中北庭府衙、庭州衙署应在内城北部或中央，金满县衙（或后庭县衙）应在它的南部，城中曾有佛像出土，说明大宁寺和龙兴寺就建于城内，地址待考。瀚海军府应在外城北部。
  作为北庭古城的附属建筑，原来城西还有一座高大土墩，旧名西大墩，经挖掘，即今北庭西大寺。
  北庭大型墓葬群：位于北庭偏东约1.5公里处，地属护堡子村，东临小水河，地势平坦，原为耕地与生产队队部办公室，地表无任何迹象。近年社员修建房屋时揭露出部分墓葬。所见的墓葬形制有两种，一种为瓮棺葬，墓室不明，一般距地表 50～60厘米，瓮棺为素面灰陶，口径约 25厘米，腹径 50～55厘米，高55厘米，内盛人骨，有单个体者，亦有双个体者，不见随葬物。另一种为斜坡墓道土洞室，墓道宽约90厘米，长约4米，南北向，洞口距地表约2米，墓室呈纵券顶式，长2米，宽1.5米，内有尸体多具，有少数殉葬品，这种斜坡墓道的墓葬与吐鲁番地区的相似，为唐时期的墓葬。县文管所抢救性地清理过两座。有可能是北庭的阿斯塔那墓地，应划入北庭古城的保护范围之内，并有待进一步发掘证实。
  综上所述，北庭古城是由可汗浮图等粟特五城演变而成，入唐后，始进行大规模的重修和扩建，定型为今日规模。其中庭州时期主要重修了中城，基本上泯灭了原粟特五城的余痕，北庭都护府创立及其晋级为大都护府之后，又将原有诸城统一为外城，并兴建了子城和西延城；进入北庭节度府或北庭道时期，盖嘉运又进行了最后一次重修。仍然保存了五个城堡，唐之五城虽然已非粟特五城原貌，但仍与别失八里的五城之地寓意相符。因此，北庭之名遂开始与别失八里之名长期共存，这两个不同的城名，反映同这座名城辉煌历史相联系的两大西域古族，一是汉人，二是突厥人和回鹘人，他们分别以自身的语言称呼这座城堡，并相互认同。以故记载西迁回鹘先世的重要文献《高昌偰氏家传》中，仍然述及，回鹘“后徙北庭。北庭者，今之别失八里城也 ”。同时承认北庭、别失八里这两种语言的城名。
  北庭古城既未经大规模人为破坏，也未经西方探险家大规模盗掘，城内仍然保存着许多重要古代文物是不言而喻的。仅据吉木萨尔文管所历年收集的古城出土物就已非常丰富。见下表：
  以上出土文物中既有玉器印章，石制艺术品、铜雕艺术与铜制生活器皿、日用陶器，又有砖瓦等建筑器材，以及汉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各种文字铸成的古币，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厚。有关艺术品的品评姑且不论，仅以实用性文物而言，足以窥见盛唐时期北庭古城的物质生活面貌的一斑。其中莲花纹大砖是唐代高级府衙典型的建筑器材。已知天山北麓北庭故境出土过这类大砖的城堡除北庭古城外，仅有昌吉古城一处。人形瓦当与花形瓦当的出土也是引人注目的事件，迄今尚未发现有关出土的报道。北庭出土的铜镜及雕花铜器以及铜盆等生活器具的出土，反映了唐代铜器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铜镜分有柄、无柄两类，是妇女必备的照容用具。唐代还没有真正的瓷器，陶器仍是人们生活不可须臾或离的器皿，现已发现存在着黑陶、青陶、灰陶、红陶等四个主要品种，精致的陶器逐渐减少，说明陶器已基本上趋于生活化。值得注意的是北庭城中还发现了陶水管一段，发现地点是通向城外苇湖的外城边沿上，与库车皮朗古城所见相似，说明城中水系有严格的管理与维护。
  唐朝继承了汉半两钱、五铢钱的历史传统，仍然使用以丝帛保值的铜币，皆为圆形方孔，寓有天圆地方的中国哲学理念。同时也蕴涵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观念。唐朝钱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还是中央政治主权的象征。开元通宝是唐代最通行的古币，自高祖李渊时期始铸，历代增铸不辍。①乾元重宝则是安史之乱爆发后，通货膨胀的历史产物。②这一时期流行的唐代古币本来还有大历通宝，我曾在奇台东地唐朝疙疸遗址夯筑夹缝中取得半枚残破的大历通宝，似为该地失陷的最后指标，北庭城中也应有这类古币发现，可惜吉木萨尔县境内尚无这种古币发现。

①孟凡人：《论别失八里》称：“别失八里一称正是因为回鹘时期营建了皇城和宫城以后，才与‘五城”名副其实起来；而在此以前的唐代，所谓‘五城’则是‘侯城，或‘古城’传称之讹，它与‘别失八里’一称，虽然文义相同，但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或为后人附会之说而已。”原载《新疆 社会科学》 1984年，第 1期，收入《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新西域记》，下卷，49 1～492页，有光社，1937年版。 ③见 A. Stein：Innermosi Asia。Vol，558页，Vol，Ⅲ，23页。 Oxford，1928。 ④参见向达：《新疆考古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 12期。 ⑤《介绍新疆文物调查工作组发现的几种文物古迹》，《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 3期。 ⑥李遇春：《新疆吐鲁番、吉木萨尔勘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 11期 ⑦薛宗正：《北庭城和北庭大都护府》，《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已收入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①《新唐书》，卷40。 ①《武经总要》，前集，卷 12守城条。 ②孟凡人在其所著《北庭史地研究》中最先提出西延城为北庭外城突出部分说，极为精彩，应予采信 。 ③《新唐书》，卷40。 ④孟凡人：《论别失八里》。 ⑤《册府元龟》，卷410，将帅部，壁垒。 ①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1930页，引洪遵曰：开元通宝并非玄宗朝钱币，而乃高祖李渊所铸，“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其文以八分篆隶..二开元钱既非一代所铸，形制亦异，有左挑钱，双挑钱，篆字钱之别 ”。 ②《新唐书》卷54记：“肃宗乾元元年，经费不给，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亦号乾元十当钱。” ③《元和郡县志》，卷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