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北庭汉人主要由官员、士兵及随军家属、农民和手工业者等三大类别组成。也有少量商人。其来源主要有三：一是高昌国故境的土著汉人；二是由内地徙边的汉民、汉军、汉军家属，主要来自河西凉、甘、瓜、肃、沙诸州；也有少量来自秦、雍等关中诸州；三是自内地流放的大批遣犯，其籍贯天南海北，无所不有。唐朝奖励移民实边，同民户一视同仁，集中于北庭大都护府下属的伊、西、庭三州集中安置。遂成为西域最大的汉人聚居区。
  汉人是农业族群，华夏农业本以粟（小米）、黍为主，直至两汉时期仍然保持着这一特色，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华夏黍文化，唐代北庭三州发现的作物种类则日益复杂，除了稻米尚未发现之外，小麦、大麦（青稞）、粟（小米）、黍、高粱等主要粮食品种都已俱全。吐鲁番出土交易文书中“北庭面”、“轮台面”的赫然在目以及出土的面食品实物说明，小麦已跃居粮食作物首位。这是唐代农业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指征。豆类是华夏农业的传统优势作物，栽培极为普遍，出土实物有蚕豆、黑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多次出现豌豆。油料作物有胡麻、芝麻，纤维作物有草棉、蚕桑、麻，其中草棉乃新疆特产，土名白叠子，纺织品名为緤布。菜蔬瓜果品种也很齐全，蒲桃园遍布西州城乡各地，还有胡桃、甜瓜、枣、桃、杏、桑葚、酸梅、柰等。桃、杏皆为内地特产水果，西域地产水果本为李子，故桃、杏西传后桃被当地人称为 saft—al（大李子），杏被称为zard一alu（黄李子）。②蔬菜品种也非常齐全，有莱菔、蔓菁、韭菜、芫荽、葱、蒜、菠菜、白菜等，其中菠菜本名菠棱菜，始见于8世纪唐人著作《种树书》，云其出自菠棱国，显然来自西域，9世纪藏文文献《翻译名义大集》中也提到此菜。其时吐蕃已占领西域，此菜必是经由西域传入内地的。除种植粮食、蔬菜以外，在当地非汉人族群及周邻西域诸族的影响下，家畜、家禽的饲养也很发达，尤其是羊、马饲养业远远高 于内地州县，而且是粗放式饲养，任羊在野外自由觅草，马更远牧于山谷中，并存在着代人放牧的制度。说明在中原只在节日才能享用的肉食在北庭三州则很普遍。复据杜甫诗云：“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①大约鸡不是养在鸡舍里，而是依旧飞栖在树木上。早在《世说新语》中就有食蛋的故事，鸡蛋早已成为汉人食谱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两汉、魏晋时期汉人的食品仍以黍、粟制品为主，种类不过是“饭”②，包括黍饭、粟饭，“糜”③，即粥，亦即小米粥和粟米粥（黄米粥），饼（主要是黍面饼和粟米饼），都是未经发酵处理，阿斯塔那305墓1959年就发掘出一陶碗粟饭，可为证明。最讲究的食品也不过是肉糜，即加肉共煮的黍米粥或粟米粥。而以酱、豉、酢（醋）为主要调味品，加菜佐食。唐朝汉人的饮食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麦面成为主粮，面制食品内容大增。并学会了“起面”，即面粉发酵技术。出现了起面制作的饼，和烧饼（肉饼）、胡饼、锫输饼等区别，胡饼很可能就是烤制的馕，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了一块宽边，薄内，面上捣有许多细凹点的饼类食物，确属发酵面粉制成，但“馕”字出现甚迟，汉人统称之为胡饼。④锫输则乃加油烤饼，故慧琳《一切经音义》中释云：“此油饼，本是胡食。”以对面食品的创造性发展为扁食、馒头、餺飥、水引的相继发明。扁食，即饺子，本为唐人名称，至今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仍然保持这一称呼，阿斯塔那301墓1959年发掘出土有饺子三只，分盛于三个陶碗内，饺子长约5厘米，宽1.5厘米。形制十分完好，有两种包法，一种同今日相似的半月形，另一种则乃半月形饺子包成后，再弯成圆形，前留尖，《新疆考古三十年》图版277谓为馄饨，其实仍然是饺子。唐代的“馒头”即今蒸制的包子，至今日语的“馒头”仍然是这一含义。今之“蒸馒头”，另称炊饼，唐代似乎还没有这种食品，或者尚未普及化。据《齐民要术》所记餺飥乃“捋（捏）如大指许，二寸一断..盆中浸，宜以手向盆旁捋，使极薄，急水逐汤熟煮，涓美非常”。应即今之揪片子，水引乃“细绢筛面以成..捋如箸大，一尺一断..捋令薄如韭汁，逐汤沸 ”，亦即今之拉面，或名拉条子，这两种面食的起源都较面条要早。
  出土文物表明，西州汉人的炊饮工具除铁锅等金属制品外，主要使用陶制器皿。形制有釜、甑、罐、壶、盆、盘、盂、碗等，蒸、煮粟饭时常用釜、甑，平底釜则可用来烙饼。并大量使用木制餐具如木铲、木勺、木箸等。根据9世纪成书的藏文文献《翻译名义大集》，豆腐、粉条、“馒头”（包子）、 “蒸笼”等词都已出现，其中 “蒸笼”的出现标志着除煮、烤等传统方法外，蒸法也已进入汉人饮食文化的范畴。酒是唐人常用的饮料，由于蒸馏法尚未出现，度数一般不高，主要是曲麴蘖酒和葡萄酒，都是各家自己酿造。唐代已开始饮茶，《茶经》的作者陆羽就是唐朝后期人，但迄今北庭三州中尚未发现任何有关饮茶的文献记载和物质证据。
  发式、服饰乃古代区分不同族群的重要标志。西域当地操伊朗语诸族大都盛行剪发，突厥等草原诸族则为辫发。汉人则以椎发（髻发）为特征。汉人属椎发型民族，男子结发，上着冠，以幞头冠最为通行，幞头即折上巾，乃由汉晋幅巾或燕巾演化而来，至北周垂为定式，唐开元年间以皂罗制成，有圆顶方顶、软裹硬裹之别，不仅广泛见于吐鲁番出土唐俑，还见于中亚品治肯特壁画，其中士大夫多习用软裹幞头，开元以后开始流行一种硬壳冠前饰玉胜，左右两角如纺锤，名为乌纱帽，虽然名义上为天子与百官所共服，实际上戴此冠者皆属上层，宋朝以后演变为一种官帽。女子高髻为一般发式特征。结发乃蓄发结于顶上，形成一个短髻，上戴以冠，以笄固定。女子则以发多且高为美，耸立于头顶，形成千姿百态的发型。其中最通行者为高髻，乃汉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发型的继承与发展，阿斯塔那206号墓15木俑中就有二人梳高髻。抛家髻流行于开元天宝盛世，《新唐书·五行志》记其特征为：“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两鬓抱面，余发束于头顶。椎髻则乃一撮之发状如锥，下丰上锐，初唐盛行此髻。半翻髻则高耸如翼，向一边倾斜。螺髻模仿印度发型，顶中结髻，盘旋如螺。乌蛮髻则乃高髻软结，婀娜及额。宝髻乃在髻上、鬓间杂缀金玉，以饰取胜。还有类似鸳鸯腾起的双鬟望仙髻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并出现了纯装饰性的假髻。
  宽衣右衽乃汉人区别于窄衣左衽的西域诸族的主要服装标志。古代华夏族敬祖守俗，对于服装的开衽极为重视。故孔子对管仲的最高评价就是“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周书》卷50记高昌沦为突厥属邦之后，“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堸同华夏”。说明男子已一律改为左衽辫发。至麴伯雅改臣于隋，一度下令解辫削衽，受阻于铁勒、突厥，未能实行，直至入唐之后，才得以解辫削衽，恢复衣冠。唐人以 “衣冠之国 ”甲天下而自豪，可见唐装的华美。衣料多为丝绸，袖一般较胡装为长。女性除衣袴外，还外着裙，下摆很长，上层妇女及其侍女多长裙齐胸曳地，盛行六破或八破喇叭形裙以及四至五幅直缝裥折裙，质地多彩绢，非常讲究。上身还加半臂、帔等衣装附件，以为装饰。男性袍皆右衽，中系丝带或红色革带，尚宽大舒松，平民则麻衣短褐，一般不加袍。以软性丝带系腰，细而精巧，颜色鲜艳，女性则多结成形状复杂的蝴蝶结，男性多上着佩玉，行之丁当有声，故唐人诗曰：“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西域汉人虽然受当地影响也着革靴，但仍以布鞋为主，“朝会着靴，盖起于唐中叶以后”。①时尚着锦袜、锦履，鞋的形制有平头、翘头等不同形制，有的弯翘而上，状若船头，上饰锦绣，追求一种雍容、潇洒的审美情趣。吐鲁番出土的大量纸鞋样说明制鞋已成为一种家庭技艺。由于庭州入冬寒冷，还出现了面衣（一种棉帽，戴于首而仅露眼鼻口），手爪囊（即手套，仅区分大指与其余四指），怀袖囊（即一种棉或毛制圆筒，两手合置其中取暖）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唐装附件。①
  汉人所到之处不仅出现了众多的乡村聚落，而且兴起了许多繁荣的城镇，农民多居于乡村，手工工匠则多居于城镇，其中伊州、西州、庭州乃汉人聚居区中最大的城镇。据仁井田陞研究②，这些城市中的工匠专业化趋势已非常明显，出现了果子行、彩帛行、铛釜行、米面行、菜籽行、帛练行等名称，其中是否已存在行会组织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唐朝于州城、县城皆划分专区设市，筑坊墙同官署区、寺观区、居民区分隔开来，以击鼓、鸣钲为开市、收市之号：“凡市以日午时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以散。”③“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为，通判市④“事），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掌分行检查，州县市令各令准此。），仓督二人，史四人。”可见随着手工分工的精细，商品交换也进一步发展了。手工匠人兼营商业，史载唐代城镇中多“前店后坊”⑤，所指即此。它说明手工工匠多临街开店，后院设作坊，既是产品的生产者又是商品的出售者。市上买卖成交后盖上市印，谓之市券，可见政府仍在监督市易的进行。凡生产、生活所需，在市中都可自由交易。一切商品皆分上、中、下三等，明码定价，以钱帛为主要交换媒介，小件商品，现钱购买，大件商品则以帛或输布进行交易，价格更为昂贵的商品，还须签署买卖文书，须有买方、卖方和知见人三方共同画押，才能生效。奴婢和牛马一样，都是可以在市上公开交易的商品。通过日本学者周藤吉之对天宝年间吐鲁番出土市易文书的研究可知，北庭伊西节度使治下伊、西、庭三州诸县交易的商品，不仅来自本地，而且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外邦，出现了梓州小练、河南府生絁、蒲州纯、陕州纯、突厥敦马、草马、铁勒敦、波斯敦父驼等带有原产地名称的商品，其中西、庭二州之间的商品交易尤为频繁，诸如西州的“乾葡萄”（今名葡萄干）北运庭州，而“北庭面”、“轮台面”则屡见于交河郡（即西州）的交易市场上。说明北庭三县是当时著名的小麦产地，并且其面粉加工业也很发达。此外，交易文书中还出现了“新兴苇”、“苜蓿”、“春茭”、“禾草”等饲料名称。这些也都是庭州三县的特产。天山北麓牧场辽阔，牛马羊驼更是大宗交易商品。在市上，丝织品的品种都已折算成货币，又如 3083号文书：
  组（？）州布壹端，上直钱肆佰伍拾文
  次肆佰文 叁佰捌拾文
  火麻布壹端上直钱伍佰文
  次肆佰玖拾文下肆佰捌拾文
  ..
  赀布壹端
  次伍佰肆拾文下伍佰文
  小水布壹端
  次壹佰贰拾文 次叁佰文
  . .
  3097号文书：
  大练壹匹， 上直钱肆佰柒拾文
  次叁佰陆拾文下肆佰玖拾文
  漳州小练壹匹上直钱叁佰玖拾文
  次叁佰捌拾文下陆佰叁拾文
  ..
  生绢壹匹上直钱肆佰柒拾文
  次肆佰陆拾文下肆佰伍拾文
  以上商品皆为纺织物，皆明码标价，且依其质量优劣分为上、中、下三等，价格由官府裁定督察市场执行。可见铜币与丝绸之间是存在着法定比价的。唐朝销入今新疆地区的丝绸种类很多，且率多内地产品。如河南府生絁、蒲陕州絁、漳州小练等，足见丝路贸易的兴盛，而且明码标价的不仅是纺织品，余如生产、生活用具，乃至粮食、菜籽，无不可以用铜币购买。如3100号文书：
  釜壹孔重三斤，上直钱壹佰壹拾文
  次壹佰文下玖拾文
  三寸钉壹枚上直钱壹文贰分
  次壹文下捌分
  小锯靶壹上直钱叁拾文
  次贰拾伍文下贰拾文
  铜食刀一口上直钱玖拾文
  次捌拾文下柒拾文
  钢镰一口上直钱伍拾伍文
  次伍拾文上直钱肆拾伍文
  ..
  值得注意的是，当购买大件或贵重物品，以及购买牛、马、奴婢时，作为交换媒介的已非铜币而是丝绸了。例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所收阿斯塔那 188 号唐墓出土之市马文书：
  赤敦七岁，××直壹拾伍匹
  大练捌匹
  唐初玄奘西行求法，途经高昌，临行，高昌王麴文泰馈赠了“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所用之资”。①显然玄奘一行所带去的五百匹绢帛，其主要用途并非自身使用，而是作为交换媒介的。唐代绢帛具有货币的职能不仅表现在商品交易中，还反映为绢帛同钱币一样可以直接转变为借贷资本。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我们不仅看到大量的举钱契，还可看到大量的举练契。阿斯塔那4号墓出土唐龙朔元年龙惠奴举练契即为其例：
  龙朔元年八月三日安西乡人龙惠奴
  旋崇化乡人右幢熹（疑为左幢熹）边举练叁
  拾匹、月别生利练肆匹，其利若出
  月不还，月别罚壹练入左，如幢
  熹须练之月日并须酬还，若身
  东西无仰，妻儿收后者偿人有正
  法人无私契，两和立契，获指为信
  练主 ×左
  举练人龙惠奴
  保人男隆绪
  知见人魏石
  知见人樊石德
  保人 ×康文熹
  众所周知，举钱，即借钱，债主须向举钱人收取利息，举练亦即借绢，债主亦可向举练人收取练息。可见绢帛同货币一样，可以直接转化为高利贷资本。
  庭州自建置之后一直是唐朝流放罪犯的重地，遣犯乃是庭州诸县汉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仅有平民，还有朝廷重臣的后裔，如“杨德裔以阿党流庭州”，②又有记载，李义府的“诸子及婿并除名，流庭州”。③裴炎的从子裴仙先也曾在庭州度过流亡岁月。裴炎本来是唐太宗特加倚重的托孤大臣，被武则天杀害，裴仙先以此受到株连，原本流放瀼州，“岁余，逃归，为吏迹捕，流北庭。无复名检，专居贿，五年至数千万。娶降胡女为妻，妻有黄金、骏马、牛羊，以财自雄”。④说明也是以贩卖骏马、牛羊致富的。
  商品交易的繁荣，推动着专业商人的出现，唐代谓之“行客”。丝绸是贸易 的大宗，又是货币的一种形式，在唐代，采用金、帛兼用制，即金、银等硬通货，铜制钱币和帛练同样可以充任交换媒介的职能。汉人操行客之业者也大有人在，例如《新唐书·裴炎传》所附《裴仙先传》中记载，此人原本唐朝官员，因罪“流北庭”，乃“无复名检，专居贿，五年至数千万。娶降胡女为妻，妻有黄金、骏马、牛羊，以财自雄”。所谓“居贿”就是经商，资财至“数千万”，足证财力的雄厚。张籍诗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描写的就是丝路贸易繁盛的历史景观。《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留有汉商与胡商同行贸易、因事争讼的记载①，足以反映汉人充当“行客”者也大有人在，但因我国传统奉行重农轻商政策的影响，在法律上依旧限制汉商从事国际贸易。因之，总的来说，汉人经商者远比从事农业、手工业者为少，财力较之胡商却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引人注目的是，除汉人外，同汉人习俗相仿的汉化高丽人也在唐朝大批移民西域。高仙芝和高耀分别出任安西节度使和北庭副都护，足以说明这是唐朝有计划的整体部落移民。有必要顺便提及，据《旧唐书·高丽传》，高丽初因臣属突厥，引起隋、唐王朝的征讨，战争始于隋炀帝大业年间，至高宗显庆、龙朔年间始结束。高丽国一度归属唐朝治下，列置为羁縻州府。“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乃遣左武卫将军薛仁贵总兵镇之，其后颇有逃散。仪凤中，高宗授高藏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都督，封朝鲜王，居安东，镇本蕃为主。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至“仪凤中”，很可能是仪凤三年（678）李敬玄、刘审礼兵伐蕃兵战败之后，朝鲜王高藏叛唐，配流邛州，始遣发高丽部众内徙河南、陇右诸州。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当时，河西仍属陇右道统辖，可见高丽部落中的一支被安置于河西就是始于仪凤三年，其后，安西、北庭主将多由河西军将出任，高丽部落遂进一步西徙安西、北庭。其中高仙芝所属高丽部落明确记载是先由河西调遣安西的。见于其人本传：“高仙芝，本高丽人也。父舍鸡，初从河西军，累劳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少随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年二十余即拜将军，与父同班秩。事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未甚任用，后夫蒙灵察累拔擢之。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之父高舍鸡原任河西军将，后调遣安西，乃当时统率这支西徙高丽部众的首领，故被册拜为安西四镇十将军之一。以时间推算，这支高丽部众远徙安西的时间似发生在开元初年，很可能同唐朝组织对大食的全面反攻有关。徙居北庭的高丽人也绝不可能是高耀一人，说明也是作为整体部落西徙的。高耀先世就是这支高丽部落的世袭首领，以故官拜北庭副都护的高位。据此判断，高丽部众由陇右、河西徙居北庭、安西的时间皆在仪凤三年之后，早则始于中宗时期，晚则始于开元年间。①历史的演变表明，高丽部众乃是北庭、安西一支强大的精兵劲旅。

②〔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369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①杜甫：《羌村三首》。 ②刘熙：《释名》：“饭，分也，使其粒各自分也。”即干饭，主要指小米干饭和黄米干饭。 ③刘熙：《释名》：“糜，（煮米）使糜烂也。” ④对此，元人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中谓“胡饼，今之蒸饼”，明人钱谦益《初学记》卷 26记“胡饼，言以胡麻着之也”，皆非胡饼原意。 ①《陔余丛考·着靴条》。 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 1。 ②仁井田陞：《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交易法文书》，收入《敦煌学译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 ③《唐六典》，卷20，西京诸市署。 ④《唐会要》，卷86，“市”。 ⑤《唐会要》，卷86，“市”。 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 ②《资治通鉴》，卷201，龙朔三年。 ③《资治通鉴》，卷201，龙朔三年。 ④《新唐书》，卷117。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阿斯塔那 61号墓出土《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 ①参稽《旧唐书》，卷104：“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外祖死，常清孤贫，年三十余，属夫蒙灵察为四镇节度使，将军高仙芝为都知兵马使。”按封常清与高仙芝关系笃睦，根据封常清外祖父徙居安西的时间，同前所推算的高丽部落西徙时间，也是吻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