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丝绸之路”是1887年（光绪十三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著《中国》一书中最先提出的名称，特指古代连接中国与中亚、南亚及欧洲的陆路通道，大体分为丝路南道、丝路中道、丝路北道等三条，现已为全世界普遍使用，其中发自漠北，穿行天山北麓的这条路线一般被称为 “草原丝路”。这一名称很容易被理解为这条道路自始至终都是穿行于天山北麓中部平原地带，然而，考古工作者多年的田野实践表明并非如此。已发现的先秦、两汉古代遗址几乎都是分布在山前地带，中部平原地带则绝无仅有。无论是金蒲城、疏勒城、且固城、于赖城等汉晋屯堡，还是疏榆谷、乾当谷、番渠类谷、务涂谷、于大谷、兑虚谷、丹渠谷、治内咄谷等游牧行国诸牙庭都是分布在这一线。说明早期的山北丝路实际上乃是一条山间通道，匈奴的西征、西迁，汉军的进出，乃至柔然汗国前期高车丁零铁勒等游牧族群的大规模迁徙，都是沿着这条狭窄的山间通道，反映这一族群迁徙和分布状况的草原石人足为印证。可见“草原丝路”这一命名并不科学，山北丝路实际上存在两条，一条是早期的山间丝路，另一条是位于天山北麓中部平原地带的丝路。凡是亲身参加过天山北麓考古文化 考察的人都有如下共同的认识，以今公路主干线为界，一切汉城，皆在其南，一切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城堡都在其北。这正是平原丝路北道与早期的山间丝路之间的本质区别，说明山北交通主干线确实存在着这一改道北徙的历史变迁。
  平原丝路的开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天山北麓的名川大河没有天山南麓那样多，在中部平原地带开辟交通干线远离水源，而古人的陆地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在没有发明马蹬和马蹄铁的上古时期，非常困难，只有负重任远、而又耐饥渴的骆驼才能胜任。骆驼胡人俑和张籍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证实，粟特商人就是主要以骆驼为其特有运载工具，因而这一商人集团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之后，就迅速成为丝路贸易的垄断者。种种迹象表明，横贯天山北麓的平原丝绸之路就是粟特商人最先开辟的。
  粟特（sogt）原居地本在葱岭西的索格底那亚，即乌浒水（阿姆河）与药杀水（锡尔河）之间肥沃的，“河中”地区。粟特人具有深目高鼻，多鬚髯的体质特征，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语言。经济、文化水平发展很高，早就创立了拼写自身语言的文字。《大唐西域记》对此有一段扼要的叙述：“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自随称矣。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粟特文导源于阿拉美字母，由前缀、词根、后缀三部分组成，存在着旁行和竖写两种变体。又由于历史上宗教信仰的不同，字体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种字体，即佛经体（又称标准体）、古叙利亚体和摩尼体。佛经体与安息字体最相近，古叙利亚体为景教徒所用，与古叙利亚爱司特兰格勒体相似。摩尼体与中古波斯摩尼体相似，最近又在敦煌发现了一种老粟特体，乃更为古老的佛经体，尚有待解读。粟特所居本佛教第二故乡贵霜故地，早期主要信仰佛教，佛经体粟特，又作标准体，字母17个，一般右向左横书，后受汉文化影响，也出现了自上而下的竖行拼读。粟特文的碑刻和文献，在新疆的吐鲁番、甘肃的敦煌、蒙古高原的中部、中亚的塔吉克斯坦都曾有所发现。流传至今新疆境内的粟特文以佛经体最多，其中篇幅最长者是《须达拏太子本生经》，共34页，1500行，直接译自梵文，又有《佛说善恶因果经》、《维摩诘经》乃译自汉文，可见佛教是粟特人初兴时的主要信仰。
  粟特，一作■利，贝利（Bailey）考证出古于阗塞语中的suli即窣利，亦即粟特，并指出其复数形式为suliya意即商人，说明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名，河中诸国因之致富。早在南北朝时期建立了康（samarkand）、安（boukhara）、米、曹、石、何等城邦，汉文载籍称为“昭武（sogt）九姓 ”。这些城邦位居亚洲腹地的中心，当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枢纽，乃是丝绸 —黄金贸易的最大转运站。初译粟弋①，始见于《晋书 ·西域传》中的康居附传，说明西晋时期开始活跃于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舞台，我国南北朝时期已蔚为一大势力，故至《北史》中粟特已被列为专传：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粟特王 遣使请赎之。”此乃粟特人从事远程商业活动在史书中的最早记录。虽然简短，却清晰地点明了粟特商人崛起的时间及其活动范围。 “魏克姑臧”所指显然是魏太武帝灭河西北凉王朝，具体时间为魏太延五年（439）九月，正属柔然敕连可汗吴提在位时期（429～444年）。进一步印证了粟特商人兴起的时间上限就是柔然汗国统治漠北、西域时期。粟特的发祥地乃是中亚内陆的河中地区，又译为索格底那亚，早在公元5世纪初，柔然名汗斛律就已率兵西征，占领了这一地区，很可能柔然同粟特的最初接触的时间更早。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和终点本来应当是长安或洛阳，然至十六国、南北朝乱世，丝路梗阻，难至中原，河西重镇凉州则取代了长安、洛阳的昔日地位。凉州自西晋末年张轨主政凉州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①，当时，晋室倾覆，中原士民大批避难河西，张轨全力保护丝路贸易，凉州遂空前繁荣起来。“是时，西胡致金胡饼皆拂菻，作奇状”，拂菻就是东罗马，这种奇怪的金饼，就是用以购买凉州丝路的东罗马金币。后来张氏子孙世袭凉州刺史名号，号令河西，史称前凉。凉州成为丝路贸易的大集散地，诸如汗血马、火浣布等各种西域珍贵商品都在凉州市场上公开交易。西域奇珍，咸集姑藏。张氏宫廷，名玩珍宝甲天下，珍珠帘箔、云母屏风、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黄金勒等无所不有。这些显然是通过商人的远程贸易所得。前凉亡，李氏西凉、沮渠氏北凉也相继主政凉州，继续保护丝路贸易，直至凉州为北魏占领之前，这种地位始终未变。北魏时期已有大批粟特商人沿丝路远至北凉统治下的凉州从事远程贸易，当时丝路中道重镇、丝路北道咽喉伊吾都在柔然的势力范围，无论取道伊吾，还是转道高昌都可通向凉州这一丝绸最大的集散地。从中无疑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为柔然汗国奠定了坚厚的经济基石。除凉州外，其余丝路重镇也无不存在粟特人的身影。
  北朝末年，因商业致富的粟特人已遍布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并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西魏初通突厥，所遣使臣即为酒泉胡安诺槃陀，说明肃州的粟特人数量也不在少。丝路中道重镇据瑟德城（今图木舒克）也有粟特人。新江在所谓tunshuqese语（图木舒克）文献中检索到gyazid一名，认为应即据失德的对音。当地发现法律文书中发现了sudaniu人，亦即粟特人，说明已有了粟特聚落。②伯希和在古龟兹境内的大其土尔遗址找到了粟特文残片，那里发现的汉文文书中题有“怀柔坊□丁安拂勤”，“和众坊正曹德德”，“负钱人安元俊”，“作人曹美俊”等大量粟特姓氏的人名。文弼在焉耆发现了一批粟特文书，而被误断为回鹘文，说明那里也有附籍的粟特人。至于丝路南道的粟特聚落尤多，丹丹乌里克乃其重要据点。唐代此地隶于阗六城之一的质逻州范围，古名杰谢斯略③，麻札塔格出土的于阗语文书中也提到粟特人在此从事商业活动。该地孤悬于沙漠边缘，当和阗河咽喉，足 见粟特人无孔不入。播仙镇即古且末国，乾陵蕃臣题衔中有“播仙城主何伏帝延”，就是一个原籍何国的粟特人。石城镇在今若羌，即古鄯善国都所在地，鄯善衰亡以后有粟特巨商康艳典率大批移民居此，建典合城，后又增建新城（弩支城）、蒲桃城、萨毗城，详见《沙州、伊州地志残卷》。由此往东，历沙州、肃州、甘州、凉州、金城、直迄长安，凡兹都邑，莫不有粟特人的踪迹。张籍诗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福乐智慧》云：“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石锦缎铺陈。”但吐鲁番发现的骆驼胡人俑表明，这些贩运丝绸的商队虽来自中原，却实皆粟特人，他们乃是丝路贸易的真正垄断者。
  粟特人是实现家族改革的前驱。穆格山出土的粟特文书表明，粟特人的姓名仅由父名加本名组成，说明其亲属认同关系仅限于父、子两代，祖父以上就很冷淡。说明不鼓励聚族而居，守乡恋土的大家族制度，男子成年后就须脱离家庭，远赴异国，以商为业，长途转贩，开辟新市场，利之所趋，无所不至。在多年的远程贸易实践中粟特人总结出以耐干渴、习于平原阔步的骆驼，而不是当时尚无鞍蹬、马蹄铁，又依赖水草的马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和运载工具；所选择的交通路线也不再是崎岖难行的山前地带，而是大胆地走向平原，开辟了平原丝路北道，并所在为家，在丝路沿线，兴建聚落、城堡，而不再迁行山区。新的平原丝路由此形成，平原上的城堡相继涌现，诸如七河流域的碎叶城、但逻斯城、俱兰城，天山北麓西段的弓月城、咽城，以及天山东段的可汗浮图城等，无不远离山谷，建立在平原地带。反映了粟特人在开辟这条平原丝路中的重要历史地位。随着粟特的东迁及其沿平原丝路的定居，粟特语言开始分化为东、西两种方言，西部方言的辅音d，在东部方言中则转变为辅音1。例如“粟特”一词，在西部方言中作Sogdak，在东部方言中则作Sulek。从中可知，一切汉文献中的“粟特”译名皆乃译自其东部方言Sulek，而同其西部方言的Sogdak较为疏远。
  关于粟特人的宗教信仰，《北史·粟特传》中没有记载，承袭贵霜王朝的文化传统，绝大多数粟特人都应信仰佛教。直至隋唐时期，佛教仍然很盛。《旧唐书·康国传》记粟特人“有婆罗门为之占星候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新唐书·康国传》中记其俗“尚浮图法，祠祆神”。《册府元龟》卷966记康国“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俗奉佛，为胡书”。康国，即撒马尔罕，是河中地区粟特各城邦的盟主，康国的信仰就应代表粟特人的信仰。阿拉伯人的记载也反映，屈底波入沛肯城，毁所供银质佛像，重达4000迪勒木，在佛眼中挖出两颗鸽蛋大小的珍珠。在南北朝时期，西域佛教正当全盛，粟特富商大贾，财大势雄，其丝路贸易额的大小，涉及漠北草原游牧汗国的财源供应，国力兴衰。因此，柔然、突厥都无不全力结好粟特，柔然伏图、丑奴二可汗都争相以信仰佛教相炫，突厥佗钵可汗更正式改宗了佛教，本质上都是结好粟特表现出的一种政治姿态。蒙古境内发现的粟特文《卜古特碑》就是为突厥佗钵可汗而立。内记佗钵可汗继位后，曾向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布民可汗祈祷，希望显灵，①结果修建了佛寺。该碑发现之初曾被蒙古学者误断为突厥儒尼文，后由前苏联学者克里普斯托尔内确定为粟特文，并进行了解读。可见佛教东弘漠北，就是资力于粟特，无论是柔然，还是突厥的佛教都是通过粟特人为中介而传入的。以此观察，柔然汗国中期之后的文化革新与佛教东弘，粟特人的文化影响不可忽视。虽然早在受罗部真可汗予成在位时期（464～485年）吐鲁番地区就已发现署为“永康五年岁在庚戌七月”的汉文《莲花经》抄本残卷，说明汉僧已在柔然境内及其属国弘法，但予成可汗本人并不信佛而仍坚持传统的巫教，说明佛教并未取代传统巫教的正统地位，至柔然汗国第九代君佗汗可汗伏图在位时期（506～508年）始风气一变。
  佗汗可汗于正始三年（506）继位，建号，改元始平，始倡导佛教，“伏图”之名似即“佛陀”（buda）的音转。其寓意就是佛可汗。这一重大变化很可能同柔然为争取西域佛教信徒政治上归心，以及结好粟特人有关。至柔然可汗第十代君豆罗伏跋豆伐可汗丑奴继立，改元建昌，永平四年（511，柔然建昌四年）派遣沙门洪宣赴北魏奉献珠像，说明佛教僧侣出任国师，出柄国政。佛教已取代了萨满教上升到国教的地位。柔然汗国末世还有一位名为“婆罗门”的可汗，佛教文化色彩更为浓厚，可见佛教自传入以来，一直传承至这一汗国的灭亡。这一柔然汗国的重大事件必然事出有源，其邻国北魏虽然早就改宗佛教，但北魏为柔然宿敌，尽管伏图、丑奴都曾先后向魏遣使，北魏的回应却相当冷淡，柔然可汗听从汉僧之言皈依佛教绝少可能。而粟特富商财大气雄，关系到汗国的财源，不能不结好重用，而佛教乃是当时粟特人的全民信仰，依此判断，柔然汗国的佛教就是通过粟特商人传入可汗牙庭，并进一步上升为国教的地位。柔然伏图可汗和突厥佗钵可汗皈依佛法，不仅是发生于草原游牧汗国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也是出于政治上拉拢粟特人的政治需要。
  粟特是定居族群，随着平原丝路的开辟，必定在沿线建立聚落、城堡。可汗浮图城乃庭州的前身，是天山北麓东部最大的城堡，在北庭建置史中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而其始建时间，迄今未明。此城初见于史册虽为唐初②，但任何一个宏大的古城，其始建时间必定早于始见于史册的时间。此城不同于金蒲、疏勒等位于天山北坡等所谓草原丝路上的早期城堡，而是建立于远离山谷的平原之上，是天山北麓平原丝路开拓的历史产物。前已述及，粟特商人的兴起，平原丝路的开辟都始于柔然汗国时期，至伏图可汗在位时期，粟特商人的聚落、商城的 兴建已沿途延伸至北庭古城所在的护堡子，临湖滨河，土地肥沃，周围是平坦的大平原，交通便利，正是适宜的建城地点。由于其地属柔然国境，建城必须得到柔然可汗的许可，暗示了此城的始建时间。
  可汗浮图的命名乃是反映此城存在上限的另一重要信息库。可汗浮图城是一个由“可汗”与“浮图”组成的复合词。日人■崎昌①最早对这个名称作了专题探讨，而忽略了“可汗”，重在探讨“浮图”之名的由来，且因未来过新疆，将可汗浮图城的地望误断为古城。孟凡人通过研究虽然肯定了可汗浮图与庭州、北庭同为一城，却认为“‘可汗’一称源于西突厥可汗在此设‘北庭’，‘浮图’一称可能是‘务涂’的音转”。②而统叶护建牙之北庭，与此城东西绝远，以相比附，已属牵强，以南山之务涂谷，强行音转为“浮图”，更属附会。这一解释无助于解决可汗浮图城的起源。可汗名号并非始于突厥，而是始于柔然，这一名号蕴涵的时间上限就包括了柔然汗国，“浮图”之名，乃佛塔的梵文音译，佛教色彩非常浓厚，反映出此城的始建时间不可能早于柔然汗国，并同柔然伏图可汗皈依佛教存在着密切联系，应是此城初建的指征。据此判断，这座城堡大约起初是信仰佛教的粟特商人常居聚落，后来逐渐扩建，成为天山北麓东段最大的商贸中心与佛教中心，就是唐朝北庭古城的前身。而如此重要城堡的兴建必定要得到柔然汗庭的准许，特以伏图可汗命名，以加强其政治保护色彩。据此判断，可汗浮图城似初建于柔然可汗伏图在位之北魏正始三年至永平元年间（506～508年）。
  可汗浮图虽为北庭古城的前身，但规模迥异。根据日本大谷探险队所留实测草图及相关介绍文字，现存之北庭古城主要为唐朝所扩建、定型化为三重城垣，都有自己的护城河环绕。即除现代公认的内城、外城等二重城垣之外，内城之中还别有小城。而此小城、内城与外城，虽然同为夯筑，但前二者夯层平整，没有夯窝，夯层厚度达12～14厘米，而外城则夯层较薄，不但充满夯窝，而且还有夹木，这是一种典型的唐朝建筑方法，说明外城是唐朝时期扩建的，内城中小城、小城的兴建时间应当在此之前，而不是在此之后。内城中又有小城，位于内城东部偏北，东西约250米，南北宽约 190米，北城墙较完整，墙基残宽约 3米，墙残高约 1米。南墙仅西部残存长约 30米，墙基残宽约 5米，残高约 1米。规模与南山的小西沟古城，奇台的石城子相类似，兴建时间显然很早。南、北墙均未见马面，东、西墙已残毁无存。虽处在全城的最内部，却仍有自身的护城河，残宽约18米，深约2～3米。在西墙外护城河残迹的南段形成几个大深坑，类似小湖泊。这一形制与北庭的现有形制又非常类似。北庭古城中发现过粟特人的五彩陶棺，看似一个彩色陶罐， 现藏自治区博物馆。佛教实行火葬，骨灰收入陶罐，故名陶棺。棺盖上特意烧出人形，以为陶罐盖钮，似仿死者生前形象，说明粟特人早已定居于此。据此判断，可汗浮图城就是在今北庭故址小城基础上逐渐扩大而成的，或者说，今北庭内城中的小城就是可汗浮图城的原型。

①参见白鸟库吉著、傅勤家译：《康居粟特考》，第三章，商务印书馆，民国 25年版。 ①薛宗正：《河西诸凉王朝与西域》，《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7期。 ②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 ③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 ①《卜古特碑》第9至第10行记载：“‘显灵吧！’于是，圣天布民可汗下诏曰：‘噢！圣天佗钵可汗，你须建造一座大且全的新寺院。’他于是传旨：‘建造一座大的新寺院’”见林梅村译文。录入薛宗正《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新唐书》卷110记，贞观二年（629）东突厥处罗可汗之子拓设阿史那社尔击薛延陀，兵败，“将余众西保可汗浮图城”。此为可汗浮图城在史书中之初见。《新唐书·地理志四》、《资治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四年条、《旧唐书·高昌传》、《通典》卷174州郡四，卷191高昌条等与此所记基本相同。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亦记载玄奘至伊吾，“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过，即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时间也是贞观二年。 ①《可汗浮图城考》，原载《东洋学报》第46卷，第2、3号。 ②孟凡人：《可汗浮图城略考》，见《北庭史地研究》，55～6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理由是“西突厥可汗浮图城（即唐之北庭城）与务涂谷相距不过三四十里，在同一个地区之内，故因务涂而转称浮图是完全可能的此外，务涂和浮图，与突厥语（bod（bud？）（王座之意）音相近，所以可汗浮图城也可能是qacanbod的音译”，主张“可汗浮图城的性质，是射匮可汗和统叶护时期设的‘北庭”，“可汗浮图城存在的时间，大约在公元 611～612年以后不久，直至公元 6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