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第五章 柔然、突厥与可汗浮图城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北庭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662 |
| 颗粒名称： | 第五章 柔然、突厥与可汗浮图城 |
| 分类号： | K294.5 |
| 页数： | 39 |
| 页码： | 93-131 |
| 摘要： | 本篇记述了新疆地区鲜卑的漠北、西域霸主地位只是昙花一现，晋鼎倾覆之后，很快加入了逐鹿中原的行列，本为鲜卑奴隶的“塞外杂虏”柔然代兴，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草原游牧汗国。 |
| 关键词： | 新疆地区 柔然突厥 可汗浮图城 |
内容
鲜卑的漠北、西域霸主地位只是昙花一现，晋鼎倾覆之后，很快加入了逐鹿中原的行列，本为鲜卑奴隶的“塞外杂虏”柔然代兴，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草原游牧汗国。柔然汗国时期原居漠北的高车丁零、铁勒等操突厥语诸部大规模西迁，催化了突厥的诞生，天山北麓山前地带广泛分布的石人雕像与石堆墓就是这一历史巨变的遗迹。传统山间丝路的废弃、平原丝路的形成与粟特聚落、城堡的兴建，出现了可汗浮图城的雏形。它就是北庭古城的前身。柔然汗国实为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转折期。
第一节 柔然汗国霸权的兴衰
柔然汗国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可汗（qaγan）①为王称的草原游牧政权，建国于十六国末、南北朝初期，建牙于“敦煌、张掖之北”。②凡传十五代君，共存在150年（北魏天兴五年至西魏废帝元年，402～552年）。其历代可汗悉出自柔然的核心部落郁久闾氏。柔然，一作蠕蠕、茹茹、芮芮，皆为他称，其中蠕蠕还是北魏鲜卑贵族所用的蔑称，唯柔然反映本族自称的正确对音。③有学者认为乃因其漠北故乡盛鲜卑雄霸漠北、西域时期，以郁久闾氏为核心的柔然先世曾经被鲜卑征服，沦为拓跋鲜卑奴隶，半髡其头，改操鲜卑语言。后来拓跋鲜卑南下逐鹿中原，漠北一度陷入没有强权统治的政治真空时期。
北魏天兴五年（402），郁久闾氏出身的社仑率领同样沦为鲜卑奴隶的“塞外杂虏”发起暴动，返迁漠北。当时生活在漠北的游牧部落虽人数众多，却大都散居各地，部落之间互不统属。为此社仑将其分别击破，并归为属部，一统漠北。从此，社仑自立为丘豆伐可汗，创建汗国。
柔然建国之初正是世界性气候巨变的公元四五世纪之交，漠北气候寒冷，牧草锐减，不宜人居，迫使其拓宇西域，向天山北麓发展势力，并成为历代相沿的基本国策。其西域经略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第一，蔼苦盖可汗斛律（410～414年在位）的西方远征：斛律为丘豆伐可汗社仑子，柔然汗国第二代君，此人继位之后立即统兵西征，先与七河流域的大国悦般联兵，攻灭伊犁河流域的古国乌孙，瓜分其地，《魏书·乌孙传》记载了这次西征：“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中，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自此，曾为西域大国的乌孙残部已被赶到葱岭深处，沦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国，逐渐消失于时间的逝水之中，标志着柔然的西部领疆已推进到伊犁河流域。接着又渡过锡尔河，远至粟特人的故乡一一索格底那亚，亦即肥沃、富庶的中亚河中地区，一度兵临乌浒水，即今阿姆河。《魏书·大月氏传》明确记载：“大月氏国，都庐监氏城，在雳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大月氏即建国于乌浒水的寄多罗贵霜王朝，本来北邻索格底那亚（河中地）粟特诸城邦，索格底那亚之北就是悦般和乌孙盛世故境，由北邻粟特到北邻柔然，说明柔然已于占领乌孙之后，又入侵寄多罗贵霜王朝，这一事件必定发生在同悦般联兵瓜分乌孙故境之后，亦即蔼苦盖可汗斛律在位年间。
有资料证实柔然确已占领了巴鲁库②控制了索格底那亚，即汉文史书中的河中地，并进一步入侵吐火罗。蔼苦盖可汗斛，律主持的这次西方远征，显然发自漠北，越金山（阿尔泰山）南下，沿天山北麓的草原丝路长驱西进，自七河流域攻入中亚内陆的河中地，直至阿姆河流域的吐火罗。这条天山北麓的草原丝路自匈奴衰落之后，壅塞已久，柔然西征的胜利标志着草原丝路的复通。斛律返师之后，河中地区交由其属部嚈哒主宰，委可汗家族郁久闾氏出身的大檀主政伊犁河，与悦般分疆。柔然汗国的领土一度东至漠北，西至中亚，西南濒临乌浒水，与寄多罗贵霜王朝分界，包括天山北麓直至七河流域乃至河中地区在内的广大领疆都并入柔然汗国的领疆，成为西域的新霸主。
第二，自第四代君大檀开始基本上停止了丝路北道的攻势，转而全力经营天山南麓，控制丝路中道。斛律死后，初本传位其子步鹿真（414～415年在位），无力御国，悦般反目，■哒叛乱，大檀以主兵边将被拥立为君（415～429年在位），建号牟汗纥升盖可汗，改奉西守南进政策，这时恰值北凉灭西凉，西凉王裔李宝在其舅唐契、唐和拥戴下西迁伊吾，臣于柔然，仍奉西凉正朔，可以称为后西凉，这一政权存在了整整二十年（422～442年），自此柔然取得了伊吾路的控制权。第五代君敕连可汗吴提继立（429～444年）之初，与北魏约和联姻，全力经营丝路中道，西方拓宇，取得了焉耆、姑墨、龟兹等天山南麓各主要城邦的臣服，自太延元年（435）五月北魏遣使通西域起，柔然与北魏开始交恶，太延二年（436）八月魏主又“遣使六辈使西域”①，柔然乃“绝和犯塞”。②双方战争爆发，太延四年（438）大败北魏军，魏主弟乐平王丕被擒，引起北凉降柔然，其后北魏进军河西报复，陷姑臧，北凉王裔沮渠无讳起兵复国失败，退守高昌，臣于柔然，西凉李氏乃北凉沮渠氏世仇，李宝遂弃伊吾，重返敦煌，改降北魏，吴提虽然失去李宝，却又进一步控制了碛口雄镇高昌，意味着已基本上控制了天山南麓和丝路中道。敕连可汗吴提可说是继斛律之后的又一柔然雄主。及吴提死，处可汗吐贺真（444～464年在位）继立，北魏派遣成周公万度归两次统兵西征，迫柔然处于防守地位，战事空前激烈，反复。
第三，柔然开始进行经济、文化改革，经济、文化面貌为之一新。和平五年（464）处可汗吐贺真死，受罗部真可汗予成继立（464～485年在位），全面引入汉文化，借用汉字为书写符号，使用汉式历法，始建汉式年号，改元永康，自此历代柔然可汗都继承这一文化传统，直至汗国灭亡。与此同时，汉传佛教也已传入柔然，吐鲁番曾发现署为“永康五年岁在庚戌七月”的《莲花经》抄本残卷，永康是柔然予成可汗年号，永康五年即470年。这一发现将佛教传入柔然的时间大大提前。但是，柔然同漠北其他古族一样，本来信仰巫教，有专业巫师，能呼风唤雨。予成本人似乎仍以信仰巫教为主，《梁书》卷54芮芮传记：“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前对皎日，后则泥潦横流，故其战败莫能追及。或于中夏为之，则曀而不雨，问其故，以暖云。”与梁朝密切交往的柔然可汗即予成，可见他所派往交好南朝的使臣仍然是传统的巫师而不是佛教僧侣。予成遣使南朝，志在进窥中原，同北魏全面对抗。予成的文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政效。这一时期，龟兹、焉耆等天山南麓城郭诸国对北魏的朝贡关系全部中断，说明柔然势力又恢复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皇兴四年（470）柔然攻于阗，其王尉迟秋仁向北魏求救。魏无力发师，自是于阗绝贡，兆示着已改附柔然，接着鄯善也为柔然攻占。予成之世又夺回了西域的控制权。太和元年（477）阚阙首归杀弟阚义成，自立。③这场政变很可能也是予成操纵的，旨在牢牢地控制这一碛口重镇，升明二年（478）（梁）太祖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轨使芮 芮，兙期共伐北魏。“建元元年（476）八月，芮芮主发三十万骑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虏拒守长城不敢战，芮芮主于燕然山纵猎而归。”①是岁南朝易代，未如约出兵，予成因于建元二年（479）、三年（480）频发使通南齐，敦其出兵践约，其国相致齐主，强调“虽吴汉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扫殄凶丑，枭翦元恶，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②以助梁规复中原相许，反映出予成逐鹿夏鼎的野心，对北魏起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柔然汗国再次恢复了武功盛世景象。但是，柔然汗国以少量郁久闾氏为核心的柔然贵族统治数量众多的操突厥语的丁零、铁勒属部，本身就蕴涵着巨大的离心力，至予成卒，伏古敦可汗豆仑继立（485～492年），建元太平元年。此汗刚愎自用，驭众无术，与北魏作战，败多胜少，引起属部高车的叛离，太和十一年（487）高车首领阿伏至罗“至车师前部西北，自立为王”，③称汗建国，历代国君都出自副伏罗氏，高车国号应即副伏罗，古音作ukbietr，或Abiata，即西方载籍中的Avares，或Abares，今人误译为阿哇尔，其实，依名从古译的原则，应当复原其古名副伏罗。④所定居之“车师前部西北”，与柔然分疆，包括今吉木萨尔、奇台以东地区属柔然，阜康或米泉以西则已属于高车丁零汗国的地界。
太和十五年（491）高车进军高昌，废阚氏，立张氏。⑤高昌阚氏王朝的终结与张氏王朝的代兴标志着高，昌的控制权也已由柔然转移至高车。太和十六年（492）魏军步骑十万，三道并出，“军过大碛，大破柔然而还”。⑥豆仑连遭惨败，威信丧尽，为国人所杀。侯其伏代库者可汗那盖继立（492～506年在位）后，利用北魏孝文帝全面推行汉化的有利时期，扶立麴嘉为高昌王，重新夺回了碛口的控制权，又同宿敌高车化敌为友，国势稍稍恢复。正始三年（506）伏代库者可汗那盖死，“子伏图立，号佗汗可汗，改元始平”。⑦佗汗可汗在位时期（506～508年）始倡导佛教，“伏图”之名似即“浮图”或“佛陀”的音转，复据《大藏经·高僧传》卷8释法瑷传记，法瑷之二兄法爱“亦为沙门，解经论，兼数术，为芮芮国师，俸以三千户”。这一记载没有具体时间，很可能也是发生于佗汗可汗伏图在位时期，他企图奖掖这一城邦诸国共同信仰的宗教来争取西域的归心。但在武功上无所建树，伏图本人在迎战高车时被杀，柔然国势复衰。
第四，豆罗伏跋豆伐可汗丑奴的复兴。此汗在位时期（508～520年）力挽狂 澜，巧妙地推行一系列政策以孤立和对付高车，一是继续坚持使用汉式纪年。二是继续倡导佛教（如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于北魏），以争取信仰佛教的北魏与西域诸国的支持。三是同时结好南梁、北魏，旨在缓和东线形势（如515年4月通梁，7月贡魏）。这时北魏也担心蠕蠕全灭以后，“高车跋扈之计，岂易可知？”①也乐于使之同高车相互削弱，从而解除了柔然的后顾之优，全力复仇。“熙平元年（516）西征高车，大破之，禽其王弥俄突，杀之，尽并其众，国遂强盛。”②弥俄突死状甚惨，“系其足于驽马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③《册府元龟》卷995亦记：“梁天监中，芮芮国破丁零，复其旧国。”所谓“尽平叛者”，“国遂强盛”，所指必乃焉耆、龟兹诸国复臣于柔然。此汗继位之初，本来崇信佛法，而至其柄政后期，重又受惑于女巫豆浑地万，“信用其言，乱其国政”。④国内巫教势力复活，激化了国内的宗教矛盾与王族、豪酋间的内部矛盾，国势日衰，兵败于高车新主伊匐，威信荡然，为其母后侯吕陵氏联合诸大臣所杀，从而结束了柔然汗国的中兴伟业。
第五，阿那瓌两次主政柔然：正光元年（520）柔然国中业已大乱，太后侯吕陵氏联合诸大臣杀丑奴，而立其弟阿那瓌，在位仅10，天，就被族兄示发推翻，杀侯吕陵氏，阿那瓌轻骑奔魏。其从父兄起兵攻示发，柔然内战爆发，示发不久也为推翻，婆罗门继为柔然可汗，但迎战高车兵败，也被迫赴凉州降魏。但高车王伊匐击败婆罗门以后，又出现了一位身份是阿那瓌兄的“蠕蠕后主久闾匿代”⑤，似乎也无力回天，柔然汗国一度濒于危亡。但北魏的政策却在于维持柔然、高车共存，相互制衡。正光元年（520）九月，阿那瓌降魏后，受到隆重礼遇。封“朔方郡公，蠕蠕王，赐以衣冕，加之轺车，禄从仪卫，同于戚藩”。⑥旨在扶植柔然，以遏制高车势力的东进。二年（521）正月就打算武装护送其还国柄政，但其时，婆罗门已登汗位，为其所阻，不果行，七月，婆罗门降魏，九月，柔然后主闾匿代亦奔怀朔镇降魏，国内业已无主，乃决心遣返阿那瓌。十月，在北魏大军的武装护送下阿那瓌重返漠北，并帮助他恢复经济，仅正光三年（522）就贷种万石，同年，婆罗门叛，为魏平灭，俘送洛阳，阿那瓌已无有力的竞争政敌，四年（523）柔然后主久闾匿代也召留洛阳不遣，阿那瓌在柔然汗国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始完全巩固。孝昌元年（525）又击败了高车王伊匐⑦，阿那瓌遂自加敕连头兵豆伐可汗尊号，开始与北魏分庭抗礼，并迫使北魏承认了这一现实。永安元年（528）：“魏诏头兵（按即阿那瓌）参拜不名， 上书为称臣。”①意味着两国已由宗藩关系演变为平等的“敌国”关系。阿那瓌遂再次进军西域，连败高车。史载：“高车士马虽众，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盗为资，陵夺为业。”②政治制度相对滞后，不是柔然的对手。终为阿那瓌所灭：“天平中（524～536年），越居（君？）复为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适复杀越居而自立。”③可见至迟536年越居已死，比适继立后，高车国势更一蹶不振，“兴和中（539～542年），比适又为蠕蠕所破，越居子去宾自蠕蠕来奔..封去宾为高车王，拜安北将军，肆州刺史，既而病死”。④从而结束了高车汗国的历史。这时东、西魏分立，中原纷扰不断，柔然汗国重又恢复了在漠北、西域霸主的地位，但是这已经是柔然汗国灭亡前的回光返照了。
柔然继承了匈奴、鲜卑游牧奴隶制的历史传统。“逐水草，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⑤畜牧业是柔然汗国的经济基础，牲畜种类有马、牛、羊、驼等，这些都同匈奴、突厥等其他游牧族群大同小异，特点在于社仑之世以母牛驾车，兆示着牛曾在柔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后来马的作用日益显著，数量很大，根据北魏方面的记录，其犯魏兵力动辄十万骑，乃至三十万骑，北魏天赐四年（407）社仑“献马八千匹于姚兴”。⑥永兴三年（411）律求与冯跋和亲，送马三千匹。⑦阿那瓌长女嫁西魏文帝时，带来“马万匹”⑧，牛、羊、驼的数量也很可观。晋太元十年（385）刘眷伐柔然，一次“获牛、羊数十万头”。⑨阿那瓌长女陪嫁之“驼万头”。⑩牛供乳用，兼作驮畜，驼为涉碛所必资，羊则是肉食和毛绩所出。狩猎业是畜牧业的主要补充。据《魏书·蠕蠕传》所记早在车鹿会时代，柔然已向北魏“岁贡马、畜、貂、扠皮”。《南齐书·芮芮虏传》记建元“二年（480）、三年（481）芮主频遣使献貂皮杂物”。又“献师子皮裤，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扠皮也”。不管是狮子皮，抑或扶扠皮，总之是珍贵毛皮，可见狩猎品不但可以补充肉食，而且可以作为贵重商品出售或馈赠。
柔然的手工业主要服务于畜牧业和战争的需要。根据前苏联考古学家沃罗夫卡（Г.■.BOPOBKA）1925年在蒙古土拉河畔的诺颜歹斯木发掘的一处公元4～5世纪贵族墓，出土了铁刀、箭镞、马辔、马蹬等，很可能即属柔然汗国遗物，柔然本身似乎并不善于冶铁，但役使着不少“锻奴”部落，按期征收金属制品，以为贡赋，凡战争、畜牧所需，皆资于此类贡品，柔然以车为主要运载工具，非常重视车的 制造，《北史》记阿那瓌长女嫁西文帝，随行车辆达七百乘，北魏太武帝神?二年（429）魏军深入漠北，得牲畜、穹庐、车，为数甚多，《魏书·临淮王潭附孚传》记元孚慰问阿那瓌□“载以輼车，日给酪一斤，肉一段”。辒车，即匈奴使用的车名，柔然用此车，显然继承匈奴遗制，但驾车不用马而用牛，且其初世仅用母牛而不用公牛，这是柔然一大特色。重视商业贸易，是柔然汗国另一特征。诺颜歹斯穆贵族墓地中出土了一批汉式铜镜、汉式丝织品，显然是同北魏商业交换所得，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魏遣使王恩生、许纲使西域，柔然主吴提全力阻截，使之未能成行，表明柔然丝路贸易已采取垄断手段，不允许作为丝绸原产地的中原同西域直接进行商贸联系，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元孚在请赈柔然表中说：“贸迁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汉与胡通，亦立关市，今北人阻饥，命悬于沟壑，公给之外，必求市易，彼若愿求，宜见听许。”①可见柔然与北魏之间还存在着以粮食换马畜的边境贸易。
柔然同其他游牧族群一样，“皮服之人，未尝粒食..毛血之利，惠及衣食”。②基本上以肉乳为食，魏使元孚至柔然，得到的款待也是“载以輼车，日给酪一升，肉一段”。③直至汗国末年，在北魏的影响下才兼进粒食。其服饰特征是“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鞾”。④可知柔然同匈奴、鲜卑一样属于辫族群，然因其先祖曾髡首为奴，蓄发是后来的事，可知亦非全结辫而是髡前，后结辫，“衣锦”者乃上层贵族，普通牧民必仍衣裘皮，左衽，袖、裤皆为小口，便于骑射，穿长筒革靴。在婚姻制度方面，柔然与鲜卑大体类似，早已禁绝了氏族内婚，如其王族郁久闾氏就同侯吕邻氏等姓联姻，并盛行烝报婚，即存在妻后母，续寡嫂的风俗。如高欢死后，其子继立，“从蠕蠕国法烝（柔然）公主，产一女焉”。⑤又《魏书·蠕蠕传》记豆仑死后，其弟伏图“纳豆仑之妻侯吕邻氏，生丑奴、阿那瓌等六人”。这一婚制的立旨在于“恶神姓之失也”，以保证本家族血统的纯洁和经济利益的不致流失。
柔然实行土葬，墓葬中有大量的陪葬物品，葬式为直肢，以东为贵，“蠕蠕俗以东为贵，后之来营幕户，席一皆东向”。⑥大约葬俗是如此，此与突厥相同，然所包孕的文化内涵却未必一致。突厥敬东乃源于敬天拜日的宗教信仰，柔然敬东却似同其他东胡民族一样，反映其敬祖追先的观念。柔然还同匈奴一样，杀仇敌之头以为饮器，《北史·高车传》记柔然可汗丑奴擒高车王弥俄突，杀之，“漆其头为饮器”，这一风俗的背后蕴涵着人祭、血祭的遗风。又悦般王入其国境，“见其部人不浣衣，不绊发，不洗手，妇人舌舔器物，”⑦痛骂柔然人不知清洁，是为“狗国”，其实，它所反映的 乃是柔然人对保护水源的高度重视，认为污染水、浪费水是一种罪恶。这一习俗的背后蕴涵着柔然特有的敬天畏天观念。
第二节 丁零—铁勒西迁与突厥
柔然历代可汗所出的郁久闾氏并非人数众多的漠北强部，且一度沦为鲜卑奴隶，其首领社仑居然率领这些好不容易脱离鲜卑统治的逃亡者，统一漠北，创建汗国，这已是一大奇迹，仅仅传至其第二代君斛律之世，就又连破乌孙、贵霜等大国，取得西方远征的辉煌胜利，更是绝非仅凭这些人数不多的嫡系部曲所能完成，必定发动已臣服柔然的漠北大批属部从征、参战。柔然人操鲜卑语，其从征属部的种族、语言归属虽然复杂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从征属部主体的高车丁零和铁勒散部都共操突厥语族语言。可见斛律主持的柔然西征辉煌胜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从征属部高车丁零与九姓铁勒，说明斛律的西征与大批柔然属部的从征助战，西迁定居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不同侧面。柔然西征所蕴涵的历史内容绝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高车丁零、九姓铁勒等突厥语部落从漠北赴西域定居的一场空前规模族群大迁徙。
丁零、铁勒，实际上都是Til的音译，因Til河（土拉河、古译独乐水，今Tula河）而得名，临北海（贝加尔湖），汉使苏武牧羊北海，丁零人曾盗其牛羊，说明丁零的原居地本为漠北，南北朝以后，丁零之名大都改译为铁勒，唯高车丁零仍然保持旧译名，后来又进一步简称为高车①，是铁勒诸部中较为先进，较有组织性的部落。《汉书》、《后汉书》中西域还很少丁零人的踪迹，《魏略·西戎传》中始初步出现了北丁零和西丁零的分化，但西丁零的游牧地区也不过在剑水流域，直至西晋王朝时期这一分布格局不变。西域出现大量高车丁零和铁勒部落，始见于记录南北朝史事的《北史》和《魏书》，这两部史书所记大体相同。高车丁零原本只有漠北一支，而进入北朝，却已出现了高车六氏②和高车十二姓③的区别。据我判断，都与此次西征引起的分化有关：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奇异斤氏..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干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斛律、袁纥等高车六氏皆居于漠北，又称之为东支高车，副伏罗氏等十二姓则后来在车师前部西北建国，又可称之为西支高车。而高车的原居地本来都在漠北，以上东、西两支的历史分化必然同是否追随社仑西征有关，其中十二姓必定都参加了西征，说明占高车的三分之二的部众后来都已远迁西域，定居于“高昌西北”即天山北麓西段，今乌鲁木齐以西地区。《北史》、《魏书》所述史事发生时代与柔然汗国存在的上、下限相符，据此判断，柔然可汗斛律西征很可能就是高车丁零发生东、西两支的分化的动因，则高车十二姓西迁定居的时间应始于公元 5世纪初年。《魏书·高车传》明确记载西迁后的高车丁零居地在“车师前部西北”。车师前部即今吐鲁番盆地，车师前部西北的地域外延非常广阔，自玛纳斯河直至伊犁河流域都可包括在这这一地域外延之内，则恰与乌孙故境的外延相重合，据此判断，高车丁零应即斛律攻取乌孙时所率主力。事定之后遂在那一带定居，防戍柔然西境。至于攻取河中，击败贵霜则似资力于另一属部■哒，因此，后来就定居在阿姆河北至河中一带。
复据《北史》卷99，铁勒传，正是北朝时期，西域操阿尔泰语的铁勒部落突然增多。铁勒实即丁零的异称，原居于漠北，显然兆示着这些西徙的铁勒部落也是作为柔然从征劲旅而在西域定居落户的：
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苏、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护、纥骨、也咥、於尼护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儿、十槃、达契等一万余兵。
此外，康国北、傍阿得水、得嶷海东西，乃至拂菻东都有铁勒部落的马蹄印，出现了“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语言结构。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实证，山北六国存在的先秦、西汉时期印欧语系的塞语曾经是这一地区的主导语言，其后匈奴语、车师语（月氏语）、汉语的传入似仍未能改变塞语为主导的基本语言结构。而柔然西征引发的高车丁零、九姓铁勒的西迁，则根本改变了这一传统语言结构，导致此后整个天山北麓印欧系的塞语渐成绝响，突厥语则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出现了 “万里牧垌换新声 ”的语言新动向。
由柔然西征引发的高车丁零、九姓铁勒自漠北到西域大规模族群迁徙在政治历史进程中的影响更为巨大。应当承认，以郁久闾氏可汗家族为核心的柔然人虽然曾沦为鲜卑奴隶，但在文化视野和组织能力上无疑超过了所役使的属部高车丁零与九姓铁勒。当时的九姓铁勒人数虽众，却是一盘散沙，高车丁零的发展水平和组织状态虽然较高一筹，得以西迁后创建了独立的高车汗国（副伏罗汗国），却始终保留着许多原始民主制的残余，政治制度相对滞后，“高车士马虽众，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盗为资，陵夺为业”。①未能取代柔然汗国，而是结局为柔然所消灭。而同操突厥语，却组织形态先进得多的突厥存在着质的判别。可见这场族群大迁徙更为深远的影响就是孕育了突厥族的诞生。
自柔然第五代君敕连可汗吴提在位时期（429～444年），突厥王族所出的阿史那氏部落开始浮现于史册。现存有关突厥始祖的传说都是有关这一历代突厥王统所出部落的先世事迹。总为五种，而时间相衔，事迹相续，串联起来就是其先世命运浮沉的信史。大体内容是阿史那远祖本是具有塞人血统和狼祖崇拜的古老部落。自西海辗转流落漠北，与具有海神血统的阿史德氏世代联姻，衍生的后代仍称阿史那氏。这个神话中的漠北之海，显然是贝加尔湖，作为海神后裔的阿史德氏显然是当地的原住民操突厥语族语言的丁零人，自此阿史那氏改操突厥语族语言，在五胡逐鹿的十六国时期，曾经作为平凉杂胡的一支，随沮渠氏北凉西渡流沙，来到高昌，即今吐鲁番盆地，后已改臣于柔然，这个传说见于李延寿父子所撰《北史》卷99：“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这是第一个有关突厥阿史那先世曾为柔然属部的记载。基本上真实可信，不应笼统地视为神话传说，应当属于突厥先世信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结合正史所记，沮渠氏，乃指沮渠蒙逊所建北凉王朝，本来建都河西姑臧（凉州），突厥先世平凉杂胡阿史那氏部落曾为沮渠氏麾下骑兵劲旅。沮渠氏北凉初本臣属于北魏，太延三年（437）曾护送北魏使臣董琬、高明成功地出使西域，到达破洛那、者舌等国。然至太延四年（438），魏主亲统大军，分四道伐柔然，大败而归。王弟乐平王丕被擒，形势大变。北凉沮渠牧犍改臣于柔然，引起北魏的报复。太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439）魏师大举西征，九月姑臧城陷，沮提在位时期（429～444年）。
吴提死，处可汗吐贺真继位，此汗在位时期（444～464年），北凉王族沮渠无讳于太平真君三年（442）自敦煌渡流沙，举众退守高昌，高昌本为诸凉王朝版图的一个郡，据以为都，仍行北凉正朔，兼臣于柔然与南朝，史称后北凉（442～460年）。高昌王沮渠无讳死，子沮渠乾寿继立，有意降于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沮渠无讳弟沮渠“安周乃夺其子乾寿兵，统领部曲因而自立”。①柔然必然插手了这一政争，并保住了高昌的控制权。和平三年（460）又因沮渠安周不够驯服，“柔然攻高昌，杀沮渠安周，灭沮渠氏，以阚伯周为高昌王”。②后北凉所据的高昌就在今吐鲁番，与柔然控制的吉木萨尔县只有一山之隔，据此判断，《北史》所记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事，乃发生于北魏和平元年（460，宋大明四年）。这是突厥臣于柔然的最早历史记录，也是突厥王族先世阿史那氏时间可考的最早记录。与上述记载相衔接，令狐德棻等纂修之《周书》卷50有一段记载，清楚地记载了阿史那氏自高昌北徙，臣属柔然之后，“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为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高昌即今吐鲁番盆地，高昌北山，亦即吉木萨尔南山，传说中说的那个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的地方显然不是洞穴，而应是吉木萨尔南山中的一处山谷。至阿史那部落再次繁衍至数百家时，迁出山谷，臣于柔然。又北迁金山，即今阿尔泰山。这个阿史那氏走出高昌北山之后的后续故事，见于《册府元龟》卷956，外臣部，种族条：“突厥之先..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若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突厥的核心部落不过是阿史那、阿史德氏几个为数不多的部落，北魏和平三年（460）突厥先祖阿史那氏从沮渠氏高昌北迁高昌北山时人数不过五百家，以一家五口计，不过2500人，经过高昌北山的休养生息，北上金山时，人数仍在千家以下徘徊，至多一二万人，柔然汗国盛世徙居金山，“为其锻奴”③，以交纳铁器为贡赋，看来势力也不大。其周邻则是同操突厥语的众多高车丁零与九姓铁勒部落，阿史那氏的发展、壮大全在于铁勒诸部的归附。
突厥先世阿史那氏以狼祖崇拜为特征，高车丁零也有类似的崇拜，《魏书》卷103高车传记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 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可见高车丁零人也存在着狼祖传说，区别仅在于突厥的狼，是出自母系，而高车丁零的狼则是出自父系。突厥丧礼中有剺面、割耳、剪短辫子以志哀的风俗。这些风俗九姓铁勒也同样存在。故《北史》卷99，铁勒传记：“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而历史上的突厥正是以阿史那氏为核心，以同操突厥语的广大高车丁零、九姓铁勒部落为主体构成的新族群。
其中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助柔然击破铁勒五万帐乃突厥兴起的重要关键，是岁 “铁勒将伐茹茹，土门率所部邀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部 ”。①以上“五万余部”一作“五万余帐”，一帐即一户，仍以五口计，“五万余帐”已达25万人，实力可观。于是蔚然成一地方势力。除阿史那、阿史德氏是突厥特有的部落之外，许多著名突厥部落都可在南北朝时期的高车丁零或铁勒诸部名单找到其先世踪迹。例如漠北突厥强部中的仆骨、同罗、拔也古、斯结、浑、斛薛等部早就见于《北史·铁勒传》，游牧于独洛水流域，一直没有变化，西突厥诸部名单中也大都由西迁的铁勒部落组成，例如入唐分别译为契苾或车鼻施的西突厥部落，应即《北史·铁勒传》中的活动于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的契弊部，三姓葛逻禄之一的俟炽似即铁勒传中的职乙部，谋落部应即原铁勒薄落部，处木昆部似即原铁勒蒙陈部，有些突厥部落名称还见于《北史 ·高车传》，如突骑施部似即高车六氏中的解批氏，西突厥胡禄屋部应即高车六氏中的斛律氏，乌护部即高车护骨氏，三姓葛逻禄中的踏实力似即高车十二姓中的大连氏，这些部名语音都很接近，分明是同名异译。说明大部分铁勒、高车丁零部落都已采用突厥的共名融入突厥共同体中。至大统六年（540），突厥已扩展至西魏北部，其时柔然结好于东魏，西魏自感孤危，因于大统十一年（545）遣使安诺槃陀通突厥，于是土门开始不再安于柔然属部的身份，开始与柔然分庭抗礼，正式向可汗求婚，“恃其强盛，乃求婚于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骂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亦怒，杀其使者，遂与之绝”。②转而求婚西魏，十七年（551）西魏许嫁常乐公主于突厥首领土门，与结和亲，以金帛资之，共制柔然，“魏废帝元年（552），正月，土门发兵击茹茹，大破之于怀荒北，阿那瓌自杀”③，土门遂建号伊利可汗，创建了突厥汗国，一统漠北，柔然汗国的灭亡正是自掘坟墓的必然结局。
第三节 石堆墓、草原石人与高昌北山
柔然汗国是一个游牧奴隶政权，在这一汗国统治时期，两汉时期兴建的定居城堡统统从地平面上消失了、废弃了，而同柔然人本身相联系的考古遗物迄今仍未发现，在山前地带却广泛分布着大量形制类似的石堆墓以及其旁矗立草原石人，这一考古文化现象是否同柔然汗国存在联系，应当怎样理解其性质呢？
石堆墓与草原石人，被认为存在着渊源关系，其中石堆墓存在的时间更早于草原石人。吉木萨尔县境内石堆墓分布很广，诸如葫芦圩子、新地沟等地都广泛分布着这种墓葬，其中县城以南约8公里的大龙口村的西台子古墓地引起了我们的特殊关切。其东侧即为源于博格达山的东大龙口河。古墓葬就分布在村内及其北端南北长约1公里范围南北走向的卵石滩上。残存10座，呈南北向排列为3排。其中6座为小型石冢，皆为椭圆形竖穴土坑，位于马启文房后的树园子，1989年7月发现，1990年6月挖出。 1993年9月新疆考古研究所进行了部分墓葬的发掘，葬式有仰身直肢或二次葬，而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死者头西脚东，随葬品很少，但大都在墓室口外的西侧或西北侧放置1件或2件陶器。自7号墓至10号墓等4座为大型封堆，最大的一处有一座占地约0.067公顷的墓葬堆，地面上用卵石砌成半圆形。在距该墓葬约300米处，有一个已经塌陷了的10号大墓，墓深2米，经清理，内有一具完整的尸体骨骼，头西足东，仰身直肢，还有铜镜1、金饰珠4克，铜饰0.6克、铁剑（已碎）、金箔50克（已售予县银行），头盔金质碎片、马叉、口铁、金环、玛瑙珠10件等物（皆存吉木萨尔县文管所）。铜镜周廓折卷边，边高1厘米，镜背置弓形纽，镜面直径20.5厘米、厚0.2厘米，墓葬中的随葬品有陶器、铁器、铜器、玛瑙饰件、银器等。随葬品的位置大多置于死者的头部附近，以及墓室口外西北一侧。陶器分夹砂红陶和彩陶，皆手制，其中素面陶器有双耳罐、单耳罐、釜、盆、钵等。双耳罐多为圜底，单耳罐则为平底。彩陶器均为单耳罐。多为鼓腹。与陶器一同出土的还有铜制双翼镞 1枚，三棱镞 1枚，铁锥1件，以及银耳环、玛瑙珠等。有报道9号大墓中还出土了刻画有简单人形图案的石刻品1件，似为塞人特有的鹿石，该县新地沟石人子滩石堆墓中也有类似鹿石发现。吉木萨尔文管所藏有这一古墓群出土的一批精美铜饰件，包括两件铜饰件，一铸人形，大耳中鼻圆眼，另铸为兽形，其状若猫，两耳竖立，两眼圆睁，其所铸必为虎，然状甚和善，无威猛之气。另有数件铜饰件铸造也相当精美，虽然尚难断定其用途，却足以反映当地居民已拥有成熟的冶铜技术。大有乡石堆墓中则出土了铜斧，乃塞人使用的武器，名为萨伽利思。同墓还有铜车具发现圜底双耳罐本是木垒县四道沟遗址和奇台县半截沟遗址的特点。9号墓在这处墓地中封堆规模最大，并有大型石圈和小型石围环绕。封堆之下有竖穴木椁墓室，但除在木椁椁沿上见几节人骨外，木椁内一无所有。新疆考古所张玉忠将它推断为2500～2000年前的塞人墓。大龙口小型坟冢中出土的双耳陶罐的形制，不仅同其近邻的奇台半截沟遗址、木垒四道沟遗址同类器形相近，而且还同木垒以东的巴里坤南湾墓地、哈密焉不拉克文化墓地中的双耳罐风格相似。当地居民告知附近还有类似的未发掘墓群。以我判断，该墓葬所在大龙口一带很可能就是卑陆人的政治中心番渠类谷。与此相距不远的吉木萨尔大有乡也发现了类似的铜饰件，风格非常相似。
草原石人是一种矗立石堆墓旁的石质立体雕像，所雕人像有男、有女，雕刻手法有平雕，有圆雕，有的雕刻全身像，有的半身像，有的仅仅头部像。甚至还有一种兀立于草原上的大青石桩，所雕人的体质特征也不尽相同，形态各异，但都竖立在石堆墓或石棺墓附近，且大都面向日出的东方。显然是一种古代游牧族群的墓前标志。游牧族群不像定居的农业族群那样生活在固定的地域上，而是逐水草而居，死后所在立墓，刻石像形，石冢的大小与雕像的精美程度决定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对于石人的认识，学术界经历了漫长的求索过程。自19世纪末到上世纪，突厥说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证据是：（1）石人一律面向东方，与突厥敬天拜日，牙帐东开的风俗一致。（2）不论男、女，大都腰带上佩有匕首，同《周书》所记突厥“佩饰兼有伏突”（伏突即匕首），二者一致。（3）有的男性石人臂袖上常套有称为“韦鞲”的皮套，可架猎鹰，特显骁悍。这种“韦鞲”也是突厥人的一大特点。（4）绝大多数石人的袍服、冠帽，形制同《阙特勤碑》上的冠服相类似，阙特勤正是典型的突厥人。（5）根据小洪那海石人背后粟特文的解读，镌有西突厥开国君主泥利可汗名字，说明石人确与突厥有关。（6）根据已发掘的石棺墓或石堆墓，多是内盛骨灰的陶罐。一般已是二次葬的历史产物，同突厥人的葬俗完全吻合。可见突厥同草原石人密切相关，不容否定。但是，历史上的突厥仅仅存在于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至多可以延长至公元9世纪。但随着中、外有关草原石人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日益深入，又出现了许多传统突厥说所难以解释的新问题。（1）在空间上，北起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西至里海，乃至南俄草原，都相继发现了石人，分布范围之广阔，远远超越了古突厥汗国、包括分裂后的东、西突厥版图。（2）在时间上，草原石人存在的上限可达公元前5～4世纪，其下限又超过了公元8世纪①，都远远超越了历史上以阿史那为历代可汗的鄂尔浑叶尼塞突厥存在的上、下限。我国学者王博在其专著《丝绸之路与草原石人研究》一书中最先注意到以上问题，功不可没。但所提出的四期分类法，实质上在于尽量回避草原石人的族属，在没有碳 14准确年代测定和大量墓地发掘报告的详细比勘条件下，其分期标准也很难令人信服。
显然，草原石人乃突厥历史文化遗迹的传统说法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突厥的外延却应予修正和扩大，不可再仅仅局限于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鄂尔浑突厥，而应包括历史更为古老的丁零、铁勒等同操突厥语部落在内。事实上早在阿史那突厥出现之前，高车丁零、铁勒等其他操突厥语族的部落、部族早已存在了。这些族群的历史都可以追溯至先秦、两汉、魏晋时期。后来又都加入了突厥汗国，成为以阿史那氏为核心形成的蓝突厥（kθktürk）或鄂尔浑突厥的属部。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风俗上，同阿史那氏为核心的蓝突厥（kθktirk）或鄂尔浑突厥都大同小异。例如突厥存在狼祖传说，高车也有类似传说，区别在于，其狼祖不是父系而是母系。突厥人葬俗隆重，胜过婚礼。遇丧事必须由全部落举办，反映对人类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突厥实行二次葬法，第一次火葬，第二次土葬，相隔半年，且有剺面、割耳、立标等特有的风俗，并且葬礼已非一家一户的私事，而得到全部落的关注，一般死后须停灵，杀羊马致祭，“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前，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②然后择吉日火焚，“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 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后坎而瘗之”。①
依此，草原石人这一考古文化现象，实质上也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柔然汗国存在的时间正为其中期，显然同草原石人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存在这种文化联系的却并非柔然人本身，而是同突厥存在着渊源关系的高车丁零和九姓铁勒。正是在柔然汗国时期发生了如此众多的高车丁零、铁勒等操突厥语部落大规模西迁，草原石人的分布地域恰恰反映了这次大规模族群迁徙的历史轨迹。从而对草原石人的性质找到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新疆是我国草原石人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不仅分布在天山北麓，而且分布于阿尔泰山南麓。其中阿尔泰山南麓石人主要有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乡的阿克土白墓葬石人，阿拉哈克乡塔尔浪村的阿克塔木墓葬石人2尊，阿苇滩乡石人1尊，阿拉哈克乡塔尔浪村西北的塔勒德布拉克墓地女性石人，布尔津县杜来提乡的阿勒帕布拉克石人，夏牧场伊曲塔斯石人2尊，布尔津县都来提乡拜依格托别森塔斯石棺墓石人，富蕴县库额尔齐斯镇东额尔齐斯河北岸低矮的山梁上的水泥厂石人，库尔特乡苏普特村的苏普特墓地石人，苏普特沟冲积扇面的坡地石人，青河县阿热勒托别乡阿斯克阿克喀仁村的阿斯克阿克喀仁墓地石人，阿尕什敖包乡唐巴勒玉孜尔村的萨木特墓地石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别斯特牧场的色仍喀拉盖墓地石人，托斯特乡森塔斯湖畔墓地石人，托斯特乡塔斯特村的塔斯特墓地石人，哈巴河县萨尔塔木乡阿克托尔村的森塔斯石人，加依勒玛乡的托干拜石人，库勒拜乡姜居勒克村西北的塔斯巴斯陶墓地石人数量最多，石人立处，多有标准的石棺墓。时间却有早有晚，有的还是由鹿石改刻，或同鹿石文化存在着某种联系。天山北麓东段的石人自东而西依次是巴里坤石人子乡石人，伊吾县盐池乡东南科托果勒沟石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博斯坦牧场冬刚加依拉克山顶的冬刚加依拉克石人，博斯坦牧场夏哈古力沟的夏哈古力沟石人，照壁山南闸三组村山梁上的南闸石人，木垒县城附近的木垒石人，奇台县半截沟乡的半截沟石人，西地乡的西地石人，老奇台石人子乡石人，吉木萨尔县城西南的苇湖沟石人，新地沟石人，呼图壁县雀儿沟镇南乔鲁布尔呼沟的乔鲁布尔呼墓地石人等。天山北麓西段有新源县野果林改良场石人，那拉提山脉山谷恰合博沟石人，良繁场石人，塔勒德乡斯木塔斯石人，特克斯县有喀拉托海乡塔勒德布拉克石人，喀拉托海乡吉得泊沟石人，尼勒克县有库居尔沟石人，霍城县有城郊的霍城石人，小玛札东北库鲁斯石人，乌苏市有红山煤矿南山谷的奥瓦特石人，马吉克牧场莫托萨拉沟石人，巴音乐观牧场小安集海石人，托里县有县城附近的托里石人，多拉特图乡朱玛拜村僧塔斯墓地石人，铁厂沟镇西南翁古尔塔斯石人，库普乡浪果特沟石人，额敏县有巴依木札山口石人，乌日可下也山的阔克塔勒石人，乌什水石人，裕民县有新地乡的札勒帕 克塔勒石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有洪古尔沃楞山石人，阿吾斯奇石人，国营牧场的萨斯布拉克墓地石人，沙尔托马尔墓地石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有乌拉斯塔石人，阿尔卡特石人群，米里其克木呼尔石人群，穷科斯台石人，精河县有托里乡察汗莫墩石人，博乐市有青得里乡二牧场穷科克沟石人。伊宁县有伊宁石人，昭苏县阿克牙孜沟石人，特克斯河北岸的恰博特沟墓地石人，县种马场南的小洪那海石人，下部所刻粟特文“泥利可汗”文字尤引人注目。如果再详细标注草原石人的发现地点，地图上就会出现一条一条从漠北越过今阿尔泰山南下，经今天山北麓，穿越伊犁河流域、七河流域，横穿河中，而达里海、南俄草原的一条漫长的迁徙路线。这一草原石人分布图也就是高车丁零、铁勒等操突厥语诸部的西迁路线图。
柔然汗国时代不仅发生了高车丁零、九姓铁勒等操突厥语诸族的族群大迁徙，而且作为古代重要游牧族群的突厥正是在这一汗国晚期孕育成型的，其发祥地就在高昌北山，高昌就是今吐鲁番，与之隔山相望今吉木萨尔县，可见高昌北山应即吉木萨尔县或奇台县的南山。文献中明确记载突厥始祖阿史那氏自沮渠氏高昌被柔然所灭后，就越过天山，隐匿此地，在这里生息、繁衍，吸收周邻诸铁勒部落，日益发展、壮大，成为突厥的重要发祥地。传说中记阿史那氏先祖藏身在一个“洞穴”之中，而钻进这个“洞穴”之内就是为大山包围的一片方圆数百里平壤茂草，可见传说中的“洞穴”实际上是一个山谷，那么这个位于吉木萨尔、奇台山前地带的突厥发祥的圣山，究竟在哪里呢。以下两个条件应是其重要航标。其一，草原石人是突厥的文化遗存，这个山谷中必须有石堆墓与石人雕像；其二，史书中明确记载初兴的突厥始祖阿史那氏原为柔然“锻奴”，即以冶铁为业，以铁器为贡品的柔然属部，这个山谷中应当存在铁矿资源与古代冶炼遗址。找到了这些的山谷，应当就是突厥的发祥地之一的高昌北山。
根据符合高昌北山条件的吉木萨尔、奇台二县已知草原石人分布地点如下：
半截沟石人：1972年我参加奇台文物普查中发现于奇台县半截沟公社门前，花岗岩质阴雕，通高46厘米、面宽39厘米、石厚20厘米。刻画较为精细、脸形宽圆，下颊部稍尖凸，似山羊胡。眼近圆形。鼻下现两撇小须。右手持杯上举至胸前，左手下抚剑柄。衣饰未刻画，原在供销社对面大车路边，曾被车户供奉为油神，初发现时仍油污满身，同年乘驴车移藏奇台县文化馆，今藏奇台县文管所。奇台县石人，截至目前唯此一尊。
吉木萨尔县已发现石人有三：（1）牛庄子石人：在吉木萨尔南山他地道口泉子街乡金蒲城故址附近。石人原在牛庄子村。石人近旁，有大石墓一座，直径20多米，老乡浇地时，发现这里跑水严重，经发掘，见大石棺。后重又掩埋，未开棺清理。石人现已移至一马厩墙边。高80厘米（地面以上）、顶宽40厘米、下宽60厘米。花岗岩质，青黑色。面部形象尚清楚，眉、眼、鼻、嘴位置准确。眉弓曲，眼鼓成圆形，鼻直，小嘴，脸形稍圆，头、肩分隔处，稍内收，肩部以下则为自然形状，未经刻画。（2）苇湖沟石人：在县城西南，与新地沟东西并列，相距约8公里。名为苇湖，毫无水迹，又作大有乡石人，石人初立于一条地势较高的土梁上，今移至于苇湖村一土埂边。以青灰色花岗岩石质雕成，较扁平。地面以上的高度为116厘米、宽62厘米、厚20厘米。长脸，大眼，高鼻，尖颏，大耳，闭唇，八字上翘山羊鬚，嘴紧闭向下，神态威严。耳下垂环，颏下有左右向对称张开的斜缦六道，似为须髯。其下衣服、武器、手势及持物等，均未见刻画。以上石人都未经正规的发掘，从形态学上观察，其存在时间似乎早于典型的突厥石人，推测为柔然汗国时期西迁的铁勒部落，后来都已并入突厥。其中唯一属于突厥时代的草原石人乃新地石人。因此，这一石人的分布地点格外引人注目。
新地沟石人位于吉木萨尔县西南，县林场所在的新地沟，当地称为“石人滩”，因为这里曾经伫立多个石人，故相沿成俗。据老人回忆，至少有五六个以上，与水西沟前后相连，其中水西沟中富有铁矿资源，早在清代就已在此冶铁。光绪年间所纂《孚远县乡土志》中记载：“县治西南七十里，地名水西沟，是处产铁，历经开办，铁质亦佳，今冶房矿洞犹存，炉灶尘封，无人经理。”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时，不仅吉木萨尔县，而且奇台县城镇的大部居民，包括我曾任职的奇台中学师生都曾集中到此建造土高炉炼铁。新地上小份子石人墓位于吉木萨尔县新地乡西偏北约1公里处，新地沟河西岸的梯级坡地上，地属上小份子村，其周围长满野玫瑰等丛生植物，北部与西部稍远处有耕地。地理坐标：东经 38°56′07″，北纬 43°51′05″，海拔 1440米。该处丛生植物甚多，或许有些墓被遮掩。目前可见墓一座，土石丘状，大致为圆形，直径约 2. 5米，高约40厘米。墓东约1.5米处有石人一通，利用自然条石为胚，修前头部，眼、鼻、口等脸部特征帽，八字胡，通高 1. 1米，最宽 47厘米、厚22厘米。①
与新地石人相联系的还有新地冶炼遗址及石堆墓。遗址与石堆墓位于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南约2公里，南距县林场约400米处的荒地中，左右有水渠，北部为耕地。地理坐标：东经88°51，49′″海拔1490米。遗址位于新地沟56′″北纬43°51，口北面的冲积扇面上，地势较为平坦，地表散布一些碎石与炼渣。在一处直径约10米、高约40厘米的小土包上，碎石与炼渣较多，土包中部被挖一坑，坑面及剖面上可见矿渣、碎石和灰褐色的灰层。询问过当地老人，1958年是否在此炼过钢铁，回答未曾。则为何时之遗址，所见有限，无可推断。冶炼遗址的东北侧有些石堆墓，共约20座，有些为稍高的土堆置石头；有些石头已没于土层，仅露出部分，且中部塌陷，其形制大小仍可辨别。大者直径约3.5米，高40～50厘米，小者1.5～2.5米，高10～25厘米。新地沟石堆墓：位于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北偏西约6公里处，新地沟支流与大东沟支流交汇相夹的黄土梁上，山梁呈南北走向，相对高度20～30米，二沟中均有流水。地理坐标：56′北纬43°59″东经88°29″53′，海拔1330米。墓葬主要分布在二卜梁顶部和阳坡面，共约30余座，，多为石堆墓，亦有石圈墓，多数中部塌陷。大者直径约7米，高15～30厘米，小者直径1米许。部分墓葬东侧或边缘处竖立石。其中有一座长方形石圈墓，大致为东西向，长约5米，宽4米，中部塌陷，四角竖有立石，其东约50厘米处有用数块石头垒起的石台。西部的梁顶上亦有数座较大的石堆墓，直径约3.5米，高0.5米。墓区的北部，即二卜梁北端的三角地段，有数十座近现代的哈萨克坟墓，地表有少数夹砂灰陶片。坟区南有一条横亘山梁的二垣，中部有豁口，东、西为沟，西沿有些稍高的土堆与土埂。1983年区考古所调查时认为是古城遗址，然南垣东段有掘土留下的断面，不见夯层，而由堆积而成。
早在20世纪80年代《突厥史》成书时，我就努力寻找突厥发祥地高昌北山的具体位置，初步定在今吉木萨尔县水西沟，2004年末至2005年间我又多次深入吉木萨尔南山寻找这处遗址，其中水西沟确实存在铁矿资源，但并没有发现石人雕像，冶铁遗址虽多处发现，大都是清末或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历史遗留，将水西沟定为高昌北山并不正确。而水西沟的后沟现名新地沟，山谷更为深邃，既有石人，又有古代冶矿遗址，进而判断，新地沟就是突厥起源的高昌北山。理由是：
1据王炳华：《天山东段的石人雕像》所记新地沟石人与我在吉木萨尔县所得资料不同，不知是否同一地点。王文记称该石人位于林场稍南地方。“我们踏查遗址时，仅见扑倒的二座。其中之一，即由县文化馆李功仁同志主持运回县城，存县文化馆石人所在山梁，调查中曾采集到骨片。有关石人的具体情况是：其一，高152厘米、宽42厘米、厚22厘米，花岗岩质。头部特征刻画较细：宽圆脸型，颧骨较高，浓眉，眼、鼻、嘴轮廓清楚。嘴唇上方，有两撇八字胡。双耳垂饰耳环，颈部刻圆环一道衣纹未刻画，也不见一般石人常有持杯、抚剑的特征。脑后，刻斜线两道，环带一道止于耳后，其下，有小刀一把。其二，块石高150厘米、宽50厘米，厚16～40厘米，花岗岩质，青色，块石成不规则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块石并未清楚刻画出人物面部形象，只是在相当于人的头部，刻画平行斜线五道，延及块石的两侧面在其一侧，斜线是复刻一圆环，相当于上身躯干；部位，刻画一圆环、一短刀，一条弧线能上能下围绕两条平行线这在新疆，还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刻石资料。 ”
（1）地望相符。高昌，即今吐鲁番，高昌北山，所指绝非吐鲁番以北的天山，而应指今吉木萨尔南山，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族群的生息地。（2）突厥先世阿史那氏初仅为柔然锻奴，以锻铁著称。新地沟与水西沟一沟相连，都富产铁矿。清代唯一仅存的《孚远县乡土志》物产条中记：“孚远动物、植物，皆系随处所有，并无著名特别物产，无可笔之于书。唯矿物一条，县治西南七十里，地名水西沟，是处产铁，历经开办，铁质亦佳。”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吉木萨尔、奇台二镇干部、学生都集中到水西沟炼铁，因此地貌破坏严重，已分不清古代矿址与上世纪新挖矿址的区别。新地沟较水西沟更深，古代矿址相对保存较好。（3）值得注意的是，在吉木萨尔县新地沟（石人滩）所见一件刻石：不见人面形象，但见斜线，圆环，配刀，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新资料。这种刻石，苏联学者称之为“鹿石”，他们认为这种“鹿石”是一种公式化了的石人形象：在头的部位刻两条或三条斜线，就是代替人面。虽然，它们的含义至今并不完全清楚。躯干部分的刀或其他刻画图案，则表示着武士身上佩系的武器等物。西方学者认为是古代塞人的墓葬前标志①，而突厥阿史那氏正是源出塞人 Saka-Tigrahauda。②
第四节 特与山北平原丝路
“丝绸之路”是1887年（光绪十三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著《中国》一书中最先提出的名称，特指古代连接中国与中亚、南亚及欧洲的陆路通道，大体分为丝路南道、丝路中道、丝路北道等三条，现已为全世界普遍使用，其中发自漠北，穿行天山北麓的这条路线一般被称为 “草原丝路”。这一名称很容易被理解为这条道路自始至终都是穿行于天山北麓中部平原地带，然而，考古工作者多年的田野实践表明并非如此。已发现的先秦、两汉古代遗址几乎都是分布在山前地带，中部平原地带则绝无仅有。无论是金蒲城、疏勒城、且固城、于赖城等汉晋屯堡，还是疏榆谷、乾当谷、番渠类谷、务涂谷、于大谷、兑虚谷、丹渠谷、治内咄谷等游牧行国诸牙庭都是分布在这一线。说明早期的山北丝路实际上乃是一条山间通道，匈奴的西征、西迁，汉军的进出，乃至柔然汗国前期高车丁零铁勒等游牧族群的大规模迁徙，都是沿着这条狭窄的山间通道，反映这一族群迁徙和分布状况的草原石人足为印证。可见“草原丝路”这一命名并不科学，山北丝路实际上存在两条，一条是早期的山间丝路，另一条是位于天山北麓中部平原地带的丝路。凡是亲身参加过天山北麓考古文化 考察的人都有如下共同的认识，以今公路主干线为界，一切汉城，皆在其南，一切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城堡都在其北。这正是平原丝路北道与早期的山间丝路之间的本质区别，说明山北交通主干线确实存在着这一改道北徙的历史变迁。
平原丝路的开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天山北麓的名川大河没有天山南麓那样多，在中部平原地带开辟交通干线远离水源，而古人的陆地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在没有发明马蹬和马蹄铁的上古时期，非常困难，只有负重任远、而又耐饥渴的骆驼才能胜任。骆驼胡人俑和张籍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证实，粟特商人就是主要以骆驼为其特有运载工具，因而这一商人集团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之后，就迅速成为丝路贸易的垄断者。种种迹象表明，横贯天山北麓的平原丝绸之路就是粟特商人最先开辟的。
粟特（sogt）原居地本在葱岭西的索格底那亚，即乌浒水（阿姆河）与药杀水（锡尔河）之间肥沃的，“河中”地区。粟特人具有深目高鼻，多鬚髯的体质特征，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语言。经济、文化水平发展很高，早就创立了拼写自身语言的文字。《大唐西域记》对此有一段扼要的叙述：“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自随称矣。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粟特文导源于阿拉美字母，由前缀、词根、后缀三部分组成，存在着旁行和竖写两种变体。又由于历史上宗教信仰的不同，字体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种字体，即佛经体（又称标准体）、古叙利亚体和摩尼体。佛经体与安息字体最相近，古叙利亚体为景教徒所用，与古叙利亚爱司特兰格勒体相似。摩尼体与中古波斯摩尼体相似，最近又在敦煌发现了一种老粟特体，乃更为古老的佛经体，尚有待解读。粟特所居本佛教第二故乡贵霜故地，早期主要信仰佛教，佛经体粟特，又作标准体，字母17个，一般右向左横书，后受汉文化影响，也出现了自上而下的竖行拼读。粟特文的碑刻和文献，在新疆的吐鲁番、甘肃的敦煌、蒙古高原的中部、中亚的塔吉克斯坦都曾有所发现。流传至今新疆境内的粟特文以佛经体最多，其中篇幅最长者是《须达拏太子本生经》，共34页，1500行，直接译自梵文，又有《佛说善恶因果经》、《维摩诘经》乃译自汉文，可见佛教是粟特人初兴时的主要信仰。
粟特，一作■利，贝利（Bailey）考证出古于阗塞语中的suli即窣利，亦即粟特，并指出其复数形式为suliya意即商人，说明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名，河中诸国因之致富。早在南北朝时期建立了康（samarkand）、安（boukhara）、米、曹、石、何等城邦，汉文载籍称为“昭武（sogt）九姓 ”。这些城邦位居亚洲腹地的中心，当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枢纽，乃是丝绸 —黄金贸易的最大转运站。初译粟弋①，始见于《晋书 ·西域传》中的康居附传，说明西晋时期开始活跃于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舞台，我国南北朝时期已蔚为一大势力，故至《北史》中粟特已被列为专传：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粟特王 遣使请赎之。”此乃粟特人从事远程商业活动在史书中的最早记录。虽然简短，却清晰地点明了粟特商人崛起的时间及其活动范围。 “魏克姑臧”所指显然是魏太武帝灭河西北凉王朝，具体时间为魏太延五年（439）九月，正属柔然敕连可汗吴提在位时期（429～444年）。进一步印证了粟特商人兴起的时间上限就是柔然汗国统治漠北、西域时期。粟特的发祥地乃是中亚内陆的河中地区，又译为索格底那亚，早在公元5世纪初，柔然名汗斛律就已率兵西征，占领了这一地区，很可能柔然同粟特的最初接触的时间更早。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和终点本来应当是长安或洛阳，然至十六国、南北朝乱世，丝路梗阻，难至中原，河西重镇凉州则取代了长安、洛阳的昔日地位。凉州自西晋末年张轨主政凉州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①，当时，晋室倾覆，中原士民大批避难河西，张轨全力保护丝路贸易，凉州遂空前繁荣起来。“是时，西胡致金胡饼皆拂菻，作奇状”，拂菻就是东罗马，这种奇怪的金饼，就是用以购买凉州丝路的东罗马金币。后来张氏子孙世袭凉州刺史名号，号令河西，史称前凉。凉州成为丝路贸易的大集散地，诸如汗血马、火浣布等各种西域珍贵商品都在凉州市场上公开交易。西域奇珍，咸集姑藏。张氏宫廷，名玩珍宝甲天下，珍珠帘箔、云母屏风、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黄金勒等无所不有。这些显然是通过商人的远程贸易所得。前凉亡，李氏西凉、沮渠氏北凉也相继主政凉州，继续保护丝路贸易，直至凉州为北魏占领之前，这种地位始终未变。北魏时期已有大批粟特商人沿丝路远至北凉统治下的凉州从事远程贸易，当时丝路中道重镇、丝路北道咽喉伊吾都在柔然的势力范围，无论取道伊吾，还是转道高昌都可通向凉州这一丝绸最大的集散地。从中无疑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为柔然汗国奠定了坚厚的经济基石。除凉州外，其余丝路重镇也无不存在粟特人的身影。
北朝末年，因商业致富的粟特人已遍布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并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西魏初通突厥，所遣使臣即为酒泉胡安诺槃陀，说明肃州的粟特人数量也不在少。丝路中道重镇据瑟德城（今图木舒克）也有粟特人。新江在所谓tunshuqese语（图木舒克）文献中检索到gyazid一名，认为应即据失德的对音。当地发现法律文书中发现了sudaniu人，亦即粟特人，说明已有了粟特聚落。②伯希和在古龟兹境内的大其土尔遗址找到了粟特文残片，那里发现的汉文文书中题有“怀柔坊□丁安拂勤”，“和众坊正曹德德”，“负钱人安元俊”，“作人曹美俊”等大量粟特姓氏的人名。文弼在焉耆发现了一批粟特文书，而被误断为回鹘文，说明那里也有附籍的粟特人。至于丝路南道的粟特聚落尤多，丹丹乌里克乃其重要据点。唐代此地隶于阗六城之一的质逻州范围，古名杰谢斯略③，麻札塔格出土的于阗语文书中也提到粟特人在此从事商业活动。该地孤悬于沙漠边缘，当和阗河咽喉，足 见粟特人无孔不入。播仙镇即古且末国，乾陵蕃臣题衔中有“播仙城主何伏帝延”，就是一个原籍何国的粟特人。石城镇在今若羌，即古鄯善国都所在地，鄯善衰亡以后有粟特巨商康艳典率大批移民居此，建典合城，后又增建新城（弩支城）、蒲桃城、萨毗城，详见《沙州、伊州地志残卷》。由此往东，历沙州、肃州、甘州、凉州、金城、直迄长安，凡兹都邑，莫不有粟特人的踪迹。张籍诗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福乐智慧》云：“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石锦缎铺陈。”但吐鲁番发现的骆驼胡人俑表明，这些贩运丝绸的商队虽来自中原，却实皆粟特人，他们乃是丝路贸易的真正垄断者。
粟特人是实现家族改革的前驱。穆格山出土的粟特文书表明，粟特人的姓名仅由父名加本名组成，说明其亲属认同关系仅限于父、子两代，祖父以上就很冷淡。说明不鼓励聚族而居，守乡恋土的大家族制度，男子成年后就须脱离家庭，远赴异国，以商为业，长途转贩，开辟新市场，利之所趋，无所不至。在多年的远程贸易实践中粟特人总结出以耐干渴、习于平原阔步的骆驼，而不是当时尚无鞍蹬、马蹄铁，又依赖水草的马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和运载工具；所选择的交通路线也不再是崎岖难行的山前地带，而是大胆地走向平原，开辟了平原丝路北道，并所在为家，在丝路沿线，兴建聚落、城堡，而不再迁行山区。新的平原丝路由此形成，平原上的城堡相继涌现，诸如七河流域的碎叶城、但逻斯城、俱兰城，天山北麓西段的弓月城、咽城，以及天山东段的可汗浮图城等，无不远离山谷，建立在平原地带。反映了粟特人在开辟这条平原丝路中的重要历史地位。随着粟特的东迁及其沿平原丝路的定居，粟特语言开始分化为东、西两种方言，西部方言的辅音d，在东部方言中则转变为辅音1。例如“粟特”一词，在西部方言中作Sogdak，在东部方言中则作Sulek。从中可知，一切汉文献中的“粟特”译名皆乃译自其东部方言Sulek，而同其西部方言的Sogdak较为疏远。
关于粟特人的宗教信仰，《北史·粟特传》中没有记载，承袭贵霜王朝的文化传统，绝大多数粟特人都应信仰佛教。直至隋唐时期，佛教仍然很盛。《旧唐书·康国传》记粟特人“有婆罗门为之占星候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新唐书·康国传》中记其俗“尚浮图法，祠祆神”。《册府元龟》卷966记康国“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俗奉佛，为胡书”。康国，即撒马尔罕，是河中地区粟特各城邦的盟主，康国的信仰就应代表粟特人的信仰。阿拉伯人的记载也反映，屈底波入沛肯城，毁所供银质佛像，重达4000迪勒木，在佛眼中挖出两颗鸽蛋大小的珍珠。在南北朝时期，西域佛教正当全盛，粟特富商大贾，财大势雄，其丝路贸易额的大小，涉及漠北草原游牧汗国的财源供应，国力兴衰。因此，柔然、突厥都无不全力结好粟特，柔然伏图、丑奴二可汗都争相以信仰佛教相炫，突厥佗钵可汗更正式改宗了佛教，本质上都是结好粟特表现出的一种政治姿态。蒙古境内发现的粟特文《卜古特碑》就是为突厥佗钵可汗而立。内记佗钵可汗继位后，曾向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布民可汗祈祷，希望显灵，①结果修建了佛寺。该碑发现之初曾被蒙古学者误断为突厥儒尼文，后由前苏联学者克里普斯托尔内确定为粟特文，并进行了解读。可见佛教东弘漠北，就是资力于粟特，无论是柔然，还是突厥的佛教都是通过粟特人为中介而传入的。以此观察，柔然汗国中期之后的文化革新与佛教东弘，粟特人的文化影响不可忽视。虽然早在受罗部真可汗予成在位时期（464～485年）吐鲁番地区就已发现署为“永康五年岁在庚戌七月”的汉文《莲花经》抄本残卷，说明汉僧已在柔然境内及其属国弘法，但予成可汗本人并不信佛而仍坚持传统的巫教，说明佛教并未取代传统巫教的正统地位，至柔然汗国第九代君佗汗可汗伏图在位时期（506～508年）始风气一变。
佗汗可汗于正始三年（506）继位，建号，改元始平，始倡导佛教，“伏图”之名似即“佛陀”（buda）的音转。其寓意就是佛可汗。这一重大变化很可能同柔然为争取西域佛教信徒政治上归心，以及结好粟特人有关。至柔然可汗第十代君豆罗伏跋豆伐可汗丑奴继立，改元建昌，永平四年（511，柔然建昌四年）派遣沙门洪宣赴北魏奉献珠像，说明佛教僧侣出任国师，出柄国政。佛教已取代了萨满教上升到国教的地位。柔然汗国末世还有一位名为“婆罗门”的可汗，佛教文化色彩更为浓厚，可见佛教自传入以来，一直传承至这一汗国的灭亡。这一柔然汗国的重大事件必然事出有源，其邻国北魏虽然早就改宗佛教，但北魏为柔然宿敌，尽管伏图、丑奴都曾先后向魏遣使，北魏的回应却相当冷淡，柔然可汗听从汉僧之言皈依佛教绝少可能。而粟特富商财大气雄，关系到汗国的财源，不能不结好重用，而佛教乃是当时粟特人的全民信仰，依此判断，柔然汗国的佛教就是通过粟特商人传入可汗牙庭，并进一步上升为国教的地位。柔然伏图可汗和突厥佗钵可汗皈依佛法，不仅是发生于草原游牧汗国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也是出于政治上拉拢粟特人的政治需要。
粟特是定居族群，随着平原丝路的开辟，必定在沿线建立聚落、城堡。可汗浮图城乃庭州的前身，是天山北麓东部最大的城堡，在北庭建置史中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而其始建时间，迄今未明。此城初见于史册虽为唐初②，但任何一个宏大的古城，其始建时间必定早于始见于史册的时间。此城不同于金蒲、疏勒等位于天山北坡等所谓草原丝路上的早期城堡，而是建立于远离山谷的平原之上，是天山北麓平原丝路开拓的历史产物。前已述及，粟特商人的兴起，平原丝路的开辟都始于柔然汗国时期，至伏图可汗在位时期，粟特商人的聚落、商城的 兴建已沿途延伸至北庭古城所在的护堡子，临湖滨河，土地肥沃，周围是平坦的大平原，交通便利，正是适宜的建城地点。由于其地属柔然国境，建城必须得到柔然可汗的许可，暗示了此城的始建时间。
可汗浮图的命名乃是反映此城存在上限的另一重要信息库。可汗浮图城是一个由“可汗”与“浮图”组成的复合词。日人■崎昌①最早对这个名称作了专题探讨，而忽略了“可汗”，重在探讨“浮图”之名的由来，且因未来过新疆，将可汗浮图城的地望误断为古城。孟凡人通过研究虽然肯定了可汗浮图与庭州、北庭同为一城，却认为“‘可汗’一称源于西突厥可汗在此设‘北庭’，‘浮图’一称可能是‘务涂’的音转”。②而统叶护建牙之北庭，与此城东西绝远，以相比附，已属牵强，以南山之务涂谷，强行音转为“浮图”，更属附会。这一解释无助于解决可汗浮图城的起源。可汗名号并非始于突厥，而是始于柔然，这一名号蕴涵的时间上限就包括了柔然汗国，“浮图”之名，乃佛塔的梵文音译，佛教色彩非常浓厚，反映出此城的始建时间不可能早于柔然汗国，并同柔然伏图可汗皈依佛教存在着密切联系，应是此城初建的指征。据此判断，这座城堡大约起初是信仰佛教的粟特商人常居聚落，后来逐渐扩建，成为天山北麓东段最大的商贸中心与佛教中心，就是唐朝北庭古城的前身。而如此重要城堡的兴建必定要得到柔然汗庭的准许，特以伏图可汗命名，以加强其政治保护色彩。据此判断，可汗浮图城似初建于柔然可汗伏图在位之北魏正始三年至永平元年间（506～508年）。
可汗浮图虽为北庭古城的前身，但规模迥异。根据日本大谷探险队所留实测草图及相关介绍文字，现存之北庭古城主要为唐朝所扩建、定型化为三重城垣，都有自己的护城河环绕。即除现代公认的内城、外城等二重城垣之外，内城之中还别有小城。而此小城、内城与外城，虽然同为夯筑，但前二者夯层平整，没有夯窝，夯层厚度达12～14厘米，而外城则夯层较薄，不但充满夯窝，而且还有夹木，这是一种典型的唐朝建筑方法，说明外城是唐朝时期扩建的，内城中小城、小城的兴建时间应当在此之前，而不是在此之后。内城中又有小城，位于内城东部偏北，东西约250米，南北宽约 190米，北城墙较完整，墙基残宽约 3米，墙残高约 1米。南墙仅西部残存长约 30米，墙基残宽约 5米，残高约 1米。规模与南山的小西沟古城，奇台的石城子相类似，兴建时间显然很早。南、北墙均未见马面，东、西墙已残毁无存。虽处在全城的最内部，却仍有自身的护城河，残宽约18米，深约2～3米。在西墙外护城河残迹的南段形成几个大深坑，类似小湖泊。这一形制与北庭的现有形制又非常类似。北庭古城中发现过粟特人的五彩陶棺，看似一个彩色陶罐， 现藏自治区博物馆。佛教实行火葬，骨灰收入陶罐，故名陶棺。棺盖上特意烧出人形，以为陶罐盖钮，似仿死者生前形象，说明粟特人早已定居于此。据此判断，可汗浮图城就是在今北庭故址小城基础上逐渐扩大而成的，或者说，今北庭内城中的小城就是可汗浮图城的原型。
第五节 汗山王庭与可汗浮图城
“庭州，因王庭以为名也。”①北庭命名也是相同的含义，都同突厥王庭有关。作为庭州、庭州前身的可汗浮图城在历史上先后也曾成为突厥汗国、铁勒汗国、西突厥汗国的诸王庭所在地之一。虽然可汗浮图这一城名正式出现于史册已迟至唐贞观二年（628），但早在北朝至隋朝时期就有在贪汗山建牙的记载，“贪汗山”之名，特指界分今吐鲁番盆地与吉木萨尔、奇台之间的天山，贪汗山北突厥王庭存在本身就足以印证可汗浮图城存在的时间远远早于史书的记载，并在此后天山北麓的历史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魏废帝元年（552）突厥汗国建立之后，柔然余众的抵抗仍很激烈，伊利可汗土门在位仅一年，第二代君阿逸可汗乙息记（Isitsiqaγan）在位也很短，真正将突厥汗国推向盛世的雄主是汗国第三代君木杆可汗（Mahanqaolan，553～572年在位）。《北史》卷99记载木杆，“一名燕都，状貌奇异，面广尺余，其色赤甚，眼若琉璃，刚暴，勇而多知，务于征伐..西破咴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其中西征■哒乃是确立突厥西域霸权地位的决定性战役。此役木杆亲任统帅，沿天山北麓西进，最先到达了可汗浮图城所在的今吉木萨尔县境，“属突厥雄强，威振朔方，治兵练卒，侵我北鄙”。时任高昌新兴县令、折冲将军的麴斌先曾受命北上迎战，“鹰扬阃外，虎步敌境”。高昌新兴县就在今吐鲁番胜金口，越他地道北，就是今吉木萨尔泉子街乡，可见所谓高昌“北鄙”和“虎步敌境”都是指今吉木萨尔县境。但却“兵锋暂交，应机退散”，发现不是对手，很快“见机而作，乃欲与之交好，永固邦疆”。果断地做主议和，率先臣属突厥。高昌本为柔然属国，此举必引起王室的内争和政局的巨变，以故高昌和平年号仅仅使用四年就戛然而止，结束了那位和平王的麴某统治，而并非出自麴氏王统正支的田地公麴宝茂正式入继王统。次岁改元建昌，在承袭西魏所授西平郡王等传统封号的同时，又接受了突厥所授新封号。当时突厥与西魏交好，共反柔然，高昌是突厥汗国时期主动臣服的第一个西域城邦。充分反映突厥木杆可汗西征初期已到达今吉木萨尔县境，并进而取得了今吐鲁番境的西域汉人政权高昌麴氏王朝的臣服。这正是突厥西征中亚的起点。接 着长驱西进，灭亡了中亚强国■哒，将突厥汗国的西南边界推进到乌浒水，南与波斯为邻《旧唐书·西突厥传》中明确记载木杆可汗又亲自主持了这次西征。“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这段文字中的“单于”原为匈奴国君名号，此处应指西征时的突厥大可汗，必为木杆可汗。西征胜利后，留弟室点密率兵防戍，进一步完成了统一西域的伟业。返师金山，自此，突厥汗国才完全取代了柔然汗国昔日的地位，成为漠北、西域草原的新霸主。返师以后又完善了汗国的行政组织，创立了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在国君大可汗之下，又分别册拜了主兵东面、北面、西面的三位小可汗，可见突厥汗国的创始者虽是伊利可汗土门，其完成者却是木杆可汗阿史那燕都。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以为既已册拜了西面可汗，包括高昌、贪汗山以北地区在内的整个西域都应该属于西面可汗室点密的封地和管辖范围①，其实并非如此。包括葱岭东西在内的整个西域地区都是木杆可汗亲自平定的，当其在位时期，突厥汗国的大牙仍在其金山，即今阿尔泰山，室点密原为木杆西征时的副将，平定嚈哒之后始册拜为西面可汗，主管嚈哒所据的中亚内陆及葱岭东的疏勒、龟兹一带，包括高昌、贪汗山（今吐鲁番地区和吉木萨尔县）等西域的东部地区仍然属于木杆可汗的直属领疆，不受西面可汗室点密号令，仅对“西面可汗”望文生义，遽作解释很难成为科学结论。木杆可汗死后，其弟佗钵可汗继位后，突厥大牙虽已东移漠北于都斤山，仍然保持木杆汗、室点密两大汗系东、西分疆而治的政治格局。佗钵可汗非常尊重木杆可汗的功绩，乃至死前遗言，要将突厥大汗位传于木杆之子大逻便，虽受挠于国人会议，及后来成为沙钵略可汗的摄图，未能实现。但沙钵略可汗取得大汗之位之后，为了缓和同木杆汗裔的矛盾，在原有的三小可汗之外，又增置了三位小可汗，将大、小可汗四部分国制变为大、小可汗七部分国制。其中新增置的三位小可汗中，就有两位是木杆可汗后裔：一是木杆的庶长子大逻便，册封为阿波可汗，袭封其父金山故牙；二是贪汗可汗，建牙贪汗山北。史载：“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关系极近，说明是兄弟，应当也是出自木杆之裔。吐鲁番出土文书也充分证明阿波、贪汗总是同时遣使高昌，在这些文书中，可汗写作珂寒，阿波可汗写作阿博珂寒，贪汗可汗写作贪旱珂寒，又作贪汗可汗。当时高昌与中原断绝通使，因而对突厥名号各有各的写法，而文字虽异，译音全同，说明高昌汉语方言与内地大同小异。其中1960年阿斯塔那307号墓出土的几件供食账尤引人注目。该墓为夫妻合葬墓，无墓表及随葬衣物疏，所出文书亦无纪年。其中出土的《高昌□善等传供食账》（一）片记有： 3.面五斗，供阿博珂寒铁师居（织）（下缺）
4...七斛五斗。此畦少何传，面五斗，供栈头大官
（下缺）
这是高昌为阿博珂寒，即阿波可汗所遣使臣供食的记录。
例2，同墓出土的《高昌竺佛图等传供食账》第三片记有：
1.先。上三人，中三人，尽卅日，合用三百一十五斤。次传九斤，供贪■提懃
使（使） ××
2.廿二日半，合用六十七斤半。次传十四斤，供栈头大官使炎畔陀，中七人，尽尽十七日合用廿八斤（次）
3.传八斤供栈头大官使脾婆，中四人，尽廿二日，合用五十六斤。次传七斤，供阿博珂寒使口
（后略）
该文书同时记有阿博珂寒使（阿波可汗使）与贪■提懃使的供食记录。“贪■提懃”应即贪汗特勤。汉文史籍载阿波、贪汗二可汗乃580年沙钵略可汗登位之初同时册封的，这片文书中阿波已为可汗，贪汗却依旧称特勤，很可能贪汗可汗的受册迟于阿波，似为581年，即开皇元年，延昌二十一年事。史载： “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 ”①足证二人必皆出自木杆汗系，互为兄弟。以故同时遣使高昌。又如 1973年在阿斯，塔那 517号墓中出土的《高昌都子等传供食账》（二）中也出现了有关贪汗可汗的记载：也是被写作 “贪■珂寒 ”。
（前缺）
2 . 迎贪 ■珂寒使。
3 . 传，五升，供朱阿祐一人。次传，二斗一升，木作阴
4 . 贪 ■珂寒孤艮贪 ■，上五人，尽廿
（后缺）
此外，同一文书中还另有“贪旱珂寒”之名，也应是贪汗可汗的异写。
与此相互印证的重要实物证据还有高昌吉利钱（图57、58），在今吉木萨尔县山前地带的不断发现。高昌吉利钱过去发现很少，且局限于高昌国所在的今吐鲁番地区，曾被解释为仅用于重大祭祀活动，而非实际用于交易的厌胜钱。21世纪初，吉木萨尔钱币收藏家张天铭、王秉诚等人却相继在本县境内收购到这种钱币，而且其发现地点都是在山前地带。显然用于实际商品交换并同贪汗可汗下属部落就游牧于吉木萨尔山前地带有关。
木杆可汗庶长子大逻便受册为阿波可汗乃580年（开皇元年，高昌延昌三十年），至迟581年其弟贪汗特勤也受册为贪汗可汗。582、583年受大可汗沙钵略征召，两次发兵犯隋，皆败，沙钵略将战败的原因归咎于阿波的率先退兵，“因其先归，袭击其部，大破之，杀阿波之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达头可汗。达头..遣阿波率兵而东，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又有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亡奔达头..复以众叛归阿波，至是连兵不已”。①阿波虽曾借兵达头，实为突厥内战前期西部联盟的盟主。结果击败了大汗沙钵略，迫其南徙降隋，至开皇五年（585，高昌延昌二十五年）已攻占漠北於都斤山大牙，自立为突厥大可汗。②至六月“阿波浸强，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疏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号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将军元契使于阿波以抚之”。高昌地在龟兹东、伊吾西，正属阿波可汗号令的西域诸国之一。至587年（开皇七年，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兵败漠北，为时任突厥大可汗处罗侯所擒，俘献于隋。贪汗可汗的命运则与阿波相始终。可见阿波可汗（阿博珂寒）支配高昌的时间长达8年（579～587年，高昌延昌十九年至延昌二十七年），以上文书应即这一时间高昌臣属于阿波可汗所留的实物见证。③足证木杆汗系的强大，直到突厥内战时期仍与西面可汗室点密系分领西域东西，且其威势压倒后者。值得注意的是，贪汗可汗（贪旱珂寒）的牙庭何在，虽然史无明载，但今天横亘新疆东西的天山在我国古代史书中是分段命名的，其中分割吉木萨尔与吐鲁番的天山就被称为贪汗山，见于《北史》卷97高昌传和《隋书》卷83高昌传，两传文字悉同：（高昌）“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贪汗山，夏有积雪。此山之北，铁勒界也。”这件题为《高昌都子等传供食账》的吐鲁番文书写于开皇元年（581），说明自从隋朝初年，贪汗山北就已成为突厥方面小可汗贪旱（贪汗）可汗的王庭了。而此汗受封为贪汗可汗之前，早就领有贪旱特勤的名号。至迟大象元年（579）木杆逝世之后，就已领有这一名号，拥有了自身的封地，其建牙地点必定仍是贪汗山，则又进一步说明贪汗山成为木杆汗系的牙庭所在地之一可以追溯至北周建德元年（572），与可汗浮图城的历史相承接。
早期突厥汗国本来是奠基于大、小可汗分国制度的政治统一体，但是大、小可汗制度本身蕴涵着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由于沙钵略可汗联兵诸方面可汗两次犯隋的失败，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于阿波，袭其金山大牙，杀其母，引起阿波、贪汗联兵西面可汗室点密之子达头可汗，延亘整整20年的突厥全面内战爆发（隋开皇三年至仁寿三年，503～603年）。在这场内战中，西部叛乱阵营实质上也是由木杆汗系的阿波可汗、贪汗可汗与室点密汗系的达头可汗、潘那可汗共同组成的。山突厥汗国内战中的西部阵营脱胎而来的定型化的西突厥汗国也是由此两大汗系共同组成。不同的仅在于，大可汗之位有所变化。前期二君泥利可汗、泥橛处罗可汗皆出自木杆汗系，后期则逐渐向室点密汗系转移，但木杆汗系后裔仍在东部地区拥有重大影响。吐鲁番文书对此也有充分的反映。阿斯塔那122号墓出土的《高昌崇保等传寺院使人供奉客使文书》①中，发现了“尼利珂寒”之名，显然就是我国正史中的泥利可汗。此墓虽无墓表与随葬衣物疏，无纪年，却无疑是麴氏高昌的墓葬。该供食文书总二片，其（一）除记有尼利珂寒的使臣卑失虵婆护之名外，还有“公主客”字样。
1.崇保传范寺使人供尼利珂寒（原作“蜜”）使，次二日，阴阿保传
2.马寺使人伍塔使人供卑失虵婆护使，即日，竺惠儿传，政明寺使人□
3.信使人供珂摩至大官，即日，史阿愿传波演寺使人供□□珂寒使，即日
4 . 董寺使人供公主客，即
5 . 老斌传，尚乐寺
6. 使人供卑失虵婆护
7 . 虎牙迦子传麴寺使
8. 次九日，白保儿传
（后缺）69TAM122：3/ 2
以上文书说明这位尼利珂寒使是公主招待的客人。这位“公主”显然是和亲高昌的突厥公主，亦即先后成为麴宝茂、麴乾固、麴伯雅夫人的木杆可汗之女。其所遣赴高昌使臣“卑失虵婆护”已被学术界考证为《隋书》中之“婆实特勤”，即泥橛处罗可汗亲母向氏之后夫。根据这件供食文书，泥利可汗（尼利珂寒）仍然牢牢地控制高昌，说明其祖先所领的金山、贪汗山一带旧疆仍由其继承，并继续同高昌保持着和亲关系。参稽近年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高昌不仅续纳木杆公主，而且麴乾固还曾遣嫁一女予突厥，很可能就是许配此汗。
近年来，日本学者在解读新疆伊犁地区昭苏县城东南种马场小洪那海石人粟特铭文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小洪那海石人乃用赤褐色花岗岩雕成，通高230厘米，地上部183厘米，体宽50厘米。1956年我国学者王子云最先注意到小洪那海石人身躯下半衣襟上，刻有似古回鹘鹘文（？）的铭文。 1960年史树青最先识别为粟 特文。 196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正式公布了小洪那海石人粟特铭文的照片。其后，L.克拉克也明确肯定该铭文为粟特文而非回鹘文。
1990年9月至10月，神户外国语大学吉田丰副教授访问新疆博物馆，仔细辨识了当地研究者提供的清晰照片，1991年发表部分解读成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已解读的第6行“mwx' nx' γ' nnpy～4nβγy'（后残）”为“木杆可汗之孙，神圣的”，和已识别字母，未解读文义的第7行“nryx＇■n' βsy”。日本学者大泽孝在吉田丰解读的基础上，参稽1992年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所摄小洪那海石人实地照片，再次对铭文进行了全面解读，指出吉田丰先生对第7行解读有误。大泽孝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此行复原粟特文尚有“srwmzyxx'γ'nβ'y.……年成为大可汗”，并参稽英国学者N.SimsWilliams见解，将7行“nrx～nwYts'βsy”中的“nryxγn”解读为泥利可汗，①亦即吐鲁番文书中的“尼利珂寒”。至此，突厥史一大疑谜终于澄清，即神圣的泥利可汗或泥利汗（nryxyn）确为“木杆可汗之孙”。从而确证了泥利可汗之父鞅素特勤确乃木杆可汗之子。理所当然地继承其祖先金山至天山北麓的世袭领地以及对贪汗山南高昌国的控制权，不许室点密汗系染指这一地区。
在泥利可汗（尼利珂寒）在位时期（587～603年，高昌延昌二十七年至延和二年）突厥内战仍未结束，但内战双方已变为中面大可汗与西面达头可汗之间争夺大汗之位的斗争。史载沙钵略之弟处罗侯于击灭阿波可汗，重返漠北之后，又于588年（隋开皇八年，高昌延昌二十八年）率兵西征，中流矢身亡，沙钵略之子雍虞闾继为大可汗，建号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南结好于隋，岁贡羊马②，在其鲜卑妻大义公主参谋下，结好泥利可汗，可见泥利可汗在突厥内战中一度站在大汗都蓝可汗一边。《隋书》，卷83记（590，高昌延昌三十年）“开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高昌乃泥利可汗属邦，可证此兴兵伐高昌的“突厥”必为室点密汗系的“突厥”③，很可能就是达头可汗。591年，都蓝弟钦羽设谋反，乃返师回击，斩之于阵。是年复大举西征。开皇十一年“二月..己卯，突厥遣使献七宝盌”④，《册府元龟》卷970亦记是年“突厥都蓝可汗遣其母弟褥但特勒（勤）献于阗玉杖”。七宝盌、玉杖等皆西域特产，于阗更是西面可汗的传统属部，今都蓝转献于阗玉杖，说明都蓝西征告捷，一度政治影响西播于阗。参稽西方史书记载：“当（达头）可汗建功于外之时，突厥内乱遂起，可汗亲属名Touroum者，聚兵以叛，窃居汗位，可汗攻之不胜”⑤，Touroum无疑就是都蓝的译音，二者正相契合。这一局面的出现同达头忙于对付另一强大对手波斯有关。①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域已尽为其所有。但是，时至594年，突厥的内战形势似发生逆转，是年“突厥达头可汗与都蓝可汗相攻，各遣使请援，高祖使（长孙）平持节言谕，令其和解……..平至突厥所..……为陈利害，遂各解兵，（都蓝）可汗赠平马二百匹”。②这表明都蓝境况已经不佳。都蓝可汗西征的失利同突厥可敦大义公主密交流人杨钦策划反隋活动，隋与都蓝可汗交恶，转而支持亲隋的北面小可汗突利可汗染干有关。③善于审时度势的泥利可汗随即叛离都蓝，改而同达头可汗结盟。西史载达头可汗曾与波斯王KhoutouQarwiz恶战乌浒水南，大破波斯，后顾之优已解，遂麾军东指，全线进击都蓝，征Sparzeugoun、Rounxola、Touldikh三可汗之兵，援军既集，在大平原Ikar地方作战，敌人初颇顽抗，旋伪汗殁于阵，敌军遂溃，可汗肆行屠杀，复得其国。④此战闻于东罗马乃588年，必发生于587年，正同隋朝调停双方战事之年相合。以上Sparzeugoun应指潘那可汗，Rounxola似即泥利可汗，Touldikh，即Tourxanthos，乃出自室点密系的咄陆设，皆为达头助战，说明都蓝已众叛亲离。至于“伪汗殁于阵”之说虽乃出自讹传，并非事实，但达头战胜则是确定无疑的了。Theophyiacte书中还提到达头已于598年自立为“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主”，又宣称都蓝是“伪汗”，足证其人不再满足于偏主一隅的西面小可汗，已僭立为大汗，决心一统漠北、西域，开皇十八年（588，延昌三十八年）达头可汗进军漠北，联兵都蓝可汗击败隋朝全力支持的突利可汗染干。十九年（589，延昌三十九年）达头可汗已攻占于漠北大牙，正式称步迦可汗（Bilgaqaγan）即受天命的大可汗，都蓝被杀⑤，一统漠北。同年，隋朝册立本为北面小可汗的处罗侯之子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亦即突厥儒尼碑文中的Yamiqaγan，其后历史上的东突厥汗国皆出自此系，而与原突厥汗国正统大汗的传承无关，启民可汗的册立标志着东突厥汗国的正式诞生。
在这场主要在达头和都蓝两汗之间进行的突厥内战中，泥利可汗虽难绝对置身事外，却乘虚西向拓宇。木杆一阿波汗系的传统疆域本来在金山、贪汗山之间，昭苏县城东南种马场小洪那海石人下半衣襟上所刻粟特铭文中所留 “nryx■n”字 样，被日本学者大泽孝解读为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木杆可汗后裔泥利可汗①，足以证实其势力已扩张至伊犁河流域的昭苏一带。1997年发现的波马西突厥古墓也在昭苏县境内，位于今县城西南100公里的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是迄今唯一正式发掘的西突厥大型土墩墓。出土了包括大量金、银器和丝织品等珍贵文物，其中金面具高17厘米，宽16.5厘米，重245.5克，锤镂而成，抛光，眉毛和八字髭用黄金镶嵌多处，再铆合而成，两眼镶嵌两颗大型圆红玛瑙，面具色泽光艳夺目，面容威严庄重。还有工艺精致的镶嵌红玛瑙虎柄金杯、镶嵌红宝不带盖金罐、红宝石金戒指，都具有豪华的王家气派。同墓还出土了富昌锦、方纹绫、缀金珠绣锦等贵重织品。其豪华程度绝不亚于东罗马使臣谒见室点密可汗牙帐时的见闻。昭苏古墓或即泥利可汗的陵寝，小洪那海石人铭刻或即此王的纪功碑，这座石人雕像或即泥利可汗本人形象的摹本。
隋仁寿四年（604年，高昌延和三年）泥利可汗之名已消失于史册，其子泥橛处罗可汗继承了西突厥汗位。理所当然地继承了木杆汗系所统领疆、部落等全部政治遗产以及同高昌之间建立的传统甥舅关系与宗藩关系。
泥橛处罗可汗本名达漫，虽然确乃泥利可汗之子，但是，关于其生平的记载及其继承汗位却存在着不少疑点。例如《隋书·西突厥传》一方面记载：“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另一方面却又记：“其母向氏，本中国人，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勤。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乱，遂留京师，每舍之鸿胪寺。”内容明显矛盾，其中向氏“生达漫而泥利卒”明显是错的，此其一。泥利之卒，泥橛处罗之立，史书中并未系其年代。按603年（仁寿三年）泥利初建西突厥汗国，605年（大业元年）泥橛处罗已逼反铁勒，则此二汗嬗代之岁必为604年（仁寿四年）。此其二。泥橛处罗可汗继承汗位亦殊值怀疑。突厥立君兼重双亲血统，阿波、阿史那思摩都以母贱不得备君位之选，就是例证。泥橛处罗之母的汉人身份与此相仿，根本没有继承汗位的资格。由此推断，其汗位之得，必出自政变。此其三。婆实特勤乃泥利可汗弟，亦即曾出使高昌的卑失虵婆护。此人与向氏双双走奔京师，云是达头之乱使然，亦足令人生疑。泥利可汗（Rounxola）597年（开皇十七年，延昌三十七年）参加了Ikar平原联兵破都蓝可汗（Touroumqaγan）之战，说明自此年之后，已同达头可汗（Tartouqaγan）站在一起，所谓“达头之乱”应指此587～603年间（延昌三十七年至延和二年），其时泥利犹为可汗，婆实特勤、向氏夫妇根本没有亡奔京师的理由。此其四。据《隋书》卷84突厥传，只有“父兄死”，其“子弟”才可“妻其后母及嫂”。而且突厥乃兄终弟及制与父死子继制并存，据此判断，很可能泥利可汗死后，婆实特勤一度继承了其兄汗位，继纳其小妻向氏。泥橛处罗可汗很可能就是从他手中夺取了汗位，婆实特勤遂携其汉妻，亡奔隋朝避难。
所谓 “遇达头之乱 ”不过托词而已。①
泥橛处罗可汗不仅是西突厥汗国第二代可汗，而且是一度将西突厥汗国推向武功盛世之汗。其父难于镇压的铁勒暴动在他的统治下曾经平定下来，包括契芯、薛延陀等强悍部落皆向其臣服。达头一系的咄六叶护之子射匮可汗亦已失势，“附隶于处罗”。《新唐书》卷221《石国传》记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勒（勒乃“勤”之误）匐职统其国，说明泥橛处罗可汗还不以据有伊丽水域为满足，进而远征石国，杀其王，而有其国。创立独具西突厥特色的大、小可汗分国制度，自为大可汗，“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地名应娑”。②以上二小可汗中就包括室点密系的后裔，建牙于龟兹北的鹰娑川上，即今大裕勒斯河谷。至于由原驻石国之匐职特勤晋册之小可汗，则乃出自木杆汗系的阿史那氏。③可见泥橛处罗可汗武功盛世，木杆汗系的统治范围已东至金山，南抵贪汗山，西越伊犁草原而至七河流域的石国，即赭时、赭支，今之塔什干。
吐鲁番出土的供食文书证明，麴伯雅初继高昌王位时，同泥橛处罗可汗也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宗藩关系。在阿斯塔那329号墓出土的《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账》④中出现了 “恕逻珂寒”之名，应即泥橛处罗可汗。阿斯塔那 329号墓亦无纪年，该文书之（一）文字如下：
（前略）
8.供恕逻珂寒都伦大官
9.次虎牙元治传
10.尽。次
11.不六多取妻。次康元相
12 .供北厢珂寒使吐别贪旱，上一人，尽。
13.传，二斗，供卑失移浮孤使乌庾延伊利
14 .次上一人，中二人，尽。五斗，供射尼
15.珂寒使吐屯四人，尽。
（后略）
此外，这一文书中还出现了“北厢珂寒使吐别贪旱”（12行）、“珂寒使吐屯××四人”（15行）、“吐屯大官别”（16行）等字样。按泥橛处罗可汗治下共有大、小三可汗，其中处罗可汗建牙伊丽水域，余二小可汗一在石国，一在鹰娑川，皆在其南，可见恕逻珂寒（处罗可汗）本人亦即北厢珂寒。与之相对的南厢珂寒在本文书中没有出现，应指在鹰娑川建牙的室点密系后裔。与阿波、贪汗兄弟之北厢珂寒、南厢珂寒不同。因此，对于不同时期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的北厢珂寒、南厢珂寒应区别对待，不可作统一的理解。吐屯（turtun）乃突厥汗国派向属国的监税官。凡突厥治下的属邦、属部，一般都须进驻吐屯。高昌因乃最先归降的西域城邦，结有甥舅和亲之谊，其礼遇有异于其他诸国。因而历木杆、阿波，泥利三代，都未见向其国派遣吐屯，至泥橛处罗可汗时代也已出现了，说明此汗在位时期开始对高昌加强了政治经济的全面控制。
泥橛处罗可汗（恕逻珂寒）主政作风强悍，以此形成了武功盛世，却也因此埋下了衰亡的火种。“炀帝大业元年（605，麴伯雅延和四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招致了无可挽回的恶果：“由是一时俱叛，拒处罗，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复立薛延陀内俟斤也咥为小可汗。”①“居燕末山北”②创立了西域第一个非阿史那氏突厥语族政权一一以契芯、薛延陀氏为核心的铁勒汗国。自此，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的西域统治发生动摇，原来臣属于他的西面小可汗室点密一一一头汗系后裔射匮可汗开始拥兵自重，不再听从他的号令。西突厥汗国故境出现了鼎足三分的形势：建牙金山的泥橛处罗可汗，建牙鹰娑川（大裕勒斯河谷）的射匮可汗和建牙贪汗山（今吉木萨尔县南山）的铁勒国易勿真莫何可汗契芯歌楞，相互攻战。高昌原本接受泥橛处罗可汗派来的吐屯监国，内政、外交都受其制约，至此，这种来自外界的控制渐趋松弛化。铁勒汗国继承了高车汗国的双王制度，以契芯歌楞为大可汗，建牙贪汗山，即今吉木萨尔南山，很可能以可汗浮图城（今北庭古城）为牙庭。以薛延陀·也咥为小可汗，建牙燕末山，有学者认为即今阿尔泰山中段主峰“义和山”，③可见铁勒汗国兴起，已夺取了木杆汗系的世袭领疆，自金山至贪汗山一带故地。阿斯塔那三三号墓出土的《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账》之（二）记有“延壂珂顿”及“浑珂顿”之名：“珂顿”无疑即可敦的音译，突厥汗国时期，“延壂 ”及“浑”等铁勒部落首领之妻不可能称为可敦。以此判断，这件文书，应即是高昌同铁勒汗国来往的物证：
（前缺）
1.五斗，麨五斗，供延壂珂顿□
2 . 七斛五斗，麨七斛五斗，供赐离兜折。
3 . 耆遮殖二人道粮。
4 . 桧子传，面五斗，麨一斛，供浑珂顿使
（下略）①
“延壂”即“延陀，”乃铁勒汗国的主体部落之一，其首领也咥即为这一汗国的北厢小可汗，则延壂珂顿应即也咥可汗之妻②，唯浑珂顿究竟何指，尚未得到完满的解释，铁勒汗国的南厢大可汗应是莫何可汗契芯歌楞，依理宜有鸡弊（契芯）珂顿，但却独独没有，是否这位浑珂顿即为契芯歌楞之妻，而依其妻所出部落称呼，沿突厥仆固小可敦之例呢，有待进一步验证。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次叛乱的铁勒部落，见于有关《吐鲁番出土文书》则有婆瓠（仆骨）、乌浑（乌护，Arγu，今译阿尔胡）③、鸡弊（契芯）、思纥（思结）、阿都纥或阿都瓠（阿嘀、阿跌）④，这些部落以前也曾见于木杆、阿波、泥利诸汗时代的吐鲁番文书，并同603年漠北、西域铁勒暴动中出现的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部落名相一致，说明这些部落就是活动于木杆一阿波一泥利可汗封地附近，时叛时降的部落。至此，已聚合为西域一大政治势力。史载，“处罗可汗既败，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⑤“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⑥出现了天山北麓契芯铁勒汗国与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东、西分治的局面。铁勒汗国的地盘是金山至贪汗山一带，此外，东起鹰娑川，西至葱岭外中亚草原，还有一支室点密系的西突厥小可汗。实为三足鼎立的形势。
大业五年（高昌延和八年，609）隋灭吐谷浑之后，原为铁勒属地的伊吾降隋⑦，隋与铁勒汗国的关系恶化。同年，隋朝委任名将薛世雄为玉门道大将军，从铁勒占领下攻取了伊吾，创立了伊吾郡。《隋书》卷65，薛世雄传记云：“以（薛）世雄为玉门道大将（军）..孤军渡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及闻世雄兵已渡碛，大惧请降，诣军门上牛酒，世雄遂于汉旧伊吾城东筑城，号新伊吾，留银紫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人戍之而还。”《资治通鉴》卷181系此于大业四年（608）是错误的，《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明确记载了该郡的创立时间： “伊吾郡..隋大业六年（610）置。”可见唐朝册立射匮可汗，招抚泥橛处罗可汗都是为了攻取伊吾，创立伊吾郡，这已是隋朝在西域创立的第三个郡县化建置。它的建立乃是隋军重创铁勒的历史产物。在此期间，隋朝又秘密遣使册拜原为泥橛处罗可汗小可汗的室点 密系后裔射匮为西突厥大可汗，“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附隶于处罗 ”①，“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赐射匮 ”，册拜为西突厥大可汗，令射匮可汗“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状”②，隋朝遣兵迎纳，遂东徙降隋，自此木杆可汗的后裔遂失去了西突厥的统治权。此后室点密汗系的射匮可汗势力日盛，志在重新统一西突厥全境，于击灭泥橛处罗可汗，迫其奔隋之后，必定向铁勒发动进攻，从而结束了铁勒汗国在东部天山的霸权，渐趋衰亡：“西突厥射匮可汗强盛，延陀、契芯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于始毕，乙失钵所部在金山者，西臣于叶护。”③这一变化都发生于大业七年（611）。
综上所述，突厥贪汗特勤，贪汗可汗与铁勒易勿真莫何可汗契芯歌楞都相继建牙于贪汗山。贪汗山与高昌北山都在今吉木萨尔县境，但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并不一致。“高昌北山”之名出现于北朝前期，其时平原丝路北道还未正式开辟，乃确指今吉木萨尔南山。“贪汗山”之名则似可汗浮图城出现之后的历史产物。此城始建于柔然伏图可汗在位之506～508年间，572～587年间成为贪汗可汗牙庭，605～611年间又成为铁勒汗国的王庭。据此判断，这个作为突厥、铁勒王庭的贪汗山，未必像高昌北山那样确指吉木萨尔南山某一山谷，应当就是位居天山北麓平原丝路之上，交通便捷，地处形胜的可汗浮图城。
自隋大业六年（610）隋朝册立射匮可汗为大可汗之后，实现了西突厥王统由木杆汗系到室点密汗系的历史性转移，可汗浮图城依其政治归属，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期。先是归隶于室点密汗系的射匮可汗与统叶护可汗统治（大业六年至武德九年，610～626年），统叶护可汗曾经创造了西突厥的武功盛世，征服河中，南距罽宾，北并铁勒，移牙千泉，东与已实现中原统一的唐朝交好，与东突厥为敌。高祖武德八年（625）遣使入唐求和亲，高祖遣使高平王李道立还聘，结成了东、西夹击漠北，共同消灭东突厥汗国的政治同盟。④而至武德九年（626）爆发了玄武门事变，太宗与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盟于灞桥之上，实未履行对西突厥的军事承诺，东、西突厥战争以统叶护可汗的失败告终，可汗浮图城、伊吾七城等原属西突厥的西域名城都转归东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统治可汗浮图城的时间似为武德九年至贞观九年（626～635年），其实际统治者为东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东突厥汗国于武德九年同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约和分界的同年，漠北强部薛延陀首领夷男已率回纥等铁勒九姓发起暴动，至贞观二年武德九年已成燎原之势，是岁阿史那社尔受命与薛延陀战，兵败，“将余众西保可汗浮图城”现于史书的最早记录。贞观四年（630）唐朝大将李靖率师北伐，灭亡了漠北的东突厥汗国。阿史那社尔仍以可汗浮图城为据点，窥测时机，图谋复国。贞观八年（634）西突厥发生了“奚利邲咄陆可汗兄弟争国”事件，所指内容就是唐朝册拜的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阿史那泥孰为其胞弟同娥设串通族兄阿史那步真推翻，同娥设夺取汗位后称咥利失可汗，阿史那步真受册为西突厥叶护。“社尔扬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袭破西蕃，半有其国，得众十余万，自称都布可汗。”①阿史那社尔这次军事冒险成功以后，又欲凭藉在西突厥征集的兵力，再一次进行军事冒险，不听臣下劝阻，北上进击薛延陀，志在复国，与薛延陀大战百余日，大败，再次西返时，可汗浮图城也非复所有，率领残众万余人，退入高昌国境，贞观九年（635）东徙降唐。②结束了可汗浮图城隶属东突厥的历史。阿史那泥孰据有可汗浮图城（635～639年），史书中的有关记载虽明查无据，却暗访有踪。咥利失可汗虽然在阿史那步真的拥戴下，夺取了西突厥大可汗之位，并通过唐朝遣使桑弘延的册封，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前国君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阿史那泥孰仍然得到西突厥东方五部处月、处密、卑失、姑苏、葛逻禄的支持，其核心部落处月就游牧于以吉木萨尔为中心的天山北麓东部地区，说明可汗浮图城就在阿史那泥孰的控制之下。并以此为据点，坚持了为时六年的复国斗争，试看这一时期该二部的活动年表：
贞观九年（635），即弥射甫失汗位之次年，“冬，十月，乙亥，处月初遣使入贡，处月、处蜜皆西突厥之别部也”。③处月、处蜜既为西突厥部落，理应属西突厥可汗管辖而无须独立遣使贡唐，其独立向唐遣使则说明该二部不服当时西突厥可汗管辖。此年咥利失可汗登位，岁三遣使请婚，且于八月、十二月两次“遣使来朝，贡方物”。④处月、处蜜等于同年入贡，同咥利失可汗唱对台戏。说明阿史那社尔降唐之后，失位的前可汗阿史那泥孰东山再起，依凭旧部处月、处密等部落的支持，重新占领了可汗浮图城以东的地区。
贞观十年（636）利失划全国为两厢十姓，授权、授箭，处月、处蜜既为西突厥部落，理应属西突厥可汗管辖而无须独立遣使贡唐。其独立向唐遣使则说明该二部不服当时西突厥可汗咥利失管辖，而且同它处于对抗地位。
贞观十一年（637）咥利失粉碎了统吐屯等人策划的政变，乘胜恢复。史载：“统吐屯为人所杀，欲谷设兵又为俟斤所败，咥利失复得旧地。弩失毕（据《通典》，此应为畀失）、处蜜等并归咥利失。”⑤畀失、处蜜皆为东方部落，原属多逻斯川大牙旧部，至此记其归降咥利失，说明此前该二部另有独立的政权系统，且证以他文，归降之处蜜仅为该部的一支。
贞观十二年（638），正当咥利失同乙毗咄陆大战伊列河上而东、西分国之际，《旧唐书·焉耆传》上出现了下述记载：“（咥利失）可汗既立，素善焉耆..十二年，处月、处蜜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咥利失既善焉耆，则攻掠处月、处蜜部落，显为其仇所遣，乙毗咄陆既为咥利失之仇，然其国于伊列水西。对此，二部实为鞭长莫及，由此可知当另有所主，且此主使人在焉耆之东，攻焉耆意在打击咥利失。
贞观十三年（639）乙毗咄陆可汗击平咥利失，统一西突厥全境，任命阿史那贺鲁为叶护，进驻多逻斯川以代步真。就在此时，《旧唐书》卷 194出现了下述记载：“弥射..以贞观十三年率处月、处蜜入朝，授右监门大将军。”可见领导处月、处蜜二部（一个时期还包括畀失等部）长期同咥利失政权相对抗的领袖人物并非别人，他就是前可汗阿史那弥射（泥孰）。咄陆可汗失位至降唐的行踪，不但澄清了阿史那弥射生平中的另一重大疑点，而且印证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即634～639年间西突厥汗国的政治形势并非像史书中所记的那样二分其国，而是三分其国。伊列水西有乙毗咄陆可汗，伊列水东有咥利失可汗，天山东北麓的可汗浮图一带则有依托处月、处蜜二部，且同高昌结盟的阿史那弥射。直至贞观十三年（639）乙毗咄陆可汗先后击败其两大劲敌，成为君临西突厥的大汗，阿史那弥射复国无望，于是其名在史书中隐而复现，化作大唐将领，而其旧日政敌阿史那步真先于咥利失可汗政权崩溃后，一度降于乙毗咄陆可汗，受命于可汗浮图监视高昌，阻击唐军，而至贞观十四年（640）唐军伐高昌，兵临可汗浮图，灭高昌，亦踵步弥射后尘，举城降唐。两政敌先后归唐，同朝列侍，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巧合。
据此判断，当贞观八年（634）东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利用阿史那泥孰与咥利失可汗、阿史那步真兄弟内政之际，攻占西突厥半部领土，自立为汗，但阿史那泥孰却仍然坚持着复国斗争，至贞观九年（635）阿史那社尔降唐之后，立即夺回可汗浮图城，依凭西突厥东偏处密、处月等五部的支持，占有西突厥半壁江山。直至贞观十三年弃城降唐，成为大唐将领，改译为阿史那弥射。①这已是可汗浮图城归唐的历史前夜了。
第一节 柔然汗国霸权的兴衰
柔然汗国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可汗（qaγan）①为王称的草原游牧政权，建国于十六国末、南北朝初期，建牙于“敦煌、张掖之北”。②凡传十五代君，共存在150年（北魏天兴五年至西魏废帝元年，402～552年）。其历代可汗悉出自柔然的核心部落郁久闾氏。柔然，一作蠕蠕、茹茹、芮芮，皆为他称，其中蠕蠕还是北魏鲜卑贵族所用的蔑称，唯柔然反映本族自称的正确对音。③有学者认为乃因其漠北故乡盛鲜卑雄霸漠北、西域时期，以郁久闾氏为核心的柔然先世曾经被鲜卑征服，沦为拓跋鲜卑奴隶，半髡其头，改操鲜卑语言。后来拓跋鲜卑南下逐鹿中原，漠北一度陷入没有强权统治的政治真空时期。
北魏天兴五年（402），郁久闾氏出身的社仑率领同样沦为鲜卑奴隶的“塞外杂虏”发起暴动，返迁漠北。当时生活在漠北的游牧部落虽人数众多，却大都散居各地，部落之间互不统属。为此社仑将其分别击破，并归为属部，一统漠北。从此，社仑自立为丘豆伐可汗，创建汗国。
柔然建国之初正是世界性气候巨变的公元四五世纪之交，漠北气候寒冷，牧草锐减，不宜人居，迫使其拓宇西域，向天山北麓发展势力，并成为历代相沿的基本国策。其西域经略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第一，蔼苦盖可汗斛律（410～414年在位）的西方远征：斛律为丘豆伐可汗社仑子，柔然汗国第二代君，此人继位之后立即统兵西征，先与七河流域的大国悦般联兵，攻灭伊犁河流域的古国乌孙，瓜分其地，《魏书·乌孙传》记载了这次西征：“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中，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自此，曾为西域大国的乌孙残部已被赶到葱岭深处，沦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国，逐渐消失于时间的逝水之中，标志着柔然的西部领疆已推进到伊犁河流域。接着又渡过锡尔河，远至粟特人的故乡一一索格底那亚，亦即肥沃、富庶的中亚河中地区，一度兵临乌浒水，即今阿姆河。《魏书·大月氏传》明确记载：“大月氏国，都庐监氏城，在雳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大月氏即建国于乌浒水的寄多罗贵霜王朝，本来北邻索格底那亚（河中地）粟特诸城邦，索格底那亚之北就是悦般和乌孙盛世故境，由北邻粟特到北邻柔然，说明柔然已于占领乌孙之后，又入侵寄多罗贵霜王朝，这一事件必定发生在同悦般联兵瓜分乌孙故境之后，亦即蔼苦盖可汗斛律在位年间。
有资料证实柔然确已占领了巴鲁库②控制了索格底那亚，即汉文史书中的河中地，并进一步入侵吐火罗。蔼苦盖可汗斛，律主持的这次西方远征，显然发自漠北，越金山（阿尔泰山）南下，沿天山北麓的草原丝路长驱西进，自七河流域攻入中亚内陆的河中地，直至阿姆河流域的吐火罗。这条天山北麓的草原丝路自匈奴衰落之后，壅塞已久，柔然西征的胜利标志着草原丝路的复通。斛律返师之后，河中地区交由其属部嚈哒主宰，委可汗家族郁久闾氏出身的大檀主政伊犁河，与悦般分疆。柔然汗国的领土一度东至漠北，西至中亚，西南濒临乌浒水，与寄多罗贵霜王朝分界，包括天山北麓直至七河流域乃至河中地区在内的广大领疆都并入柔然汗国的领疆，成为西域的新霸主。
第二，自第四代君大檀开始基本上停止了丝路北道的攻势，转而全力经营天山南麓，控制丝路中道。斛律死后，初本传位其子步鹿真（414～415年在位），无力御国，悦般反目，■哒叛乱，大檀以主兵边将被拥立为君（415～429年在位），建号牟汗纥升盖可汗，改奉西守南进政策，这时恰值北凉灭西凉，西凉王裔李宝在其舅唐契、唐和拥戴下西迁伊吾，臣于柔然，仍奉西凉正朔，可以称为后西凉，这一政权存在了整整二十年（422～442年），自此柔然取得了伊吾路的控制权。第五代君敕连可汗吴提继立（429～444年）之初，与北魏约和联姻，全力经营丝路中道，西方拓宇，取得了焉耆、姑墨、龟兹等天山南麓各主要城邦的臣服，自太延元年（435）五月北魏遣使通西域起，柔然与北魏开始交恶，太延二年（436）八月魏主又“遣使六辈使西域”①，柔然乃“绝和犯塞”。②双方战争爆发，太延四年（438）大败北魏军，魏主弟乐平王丕被擒，引起北凉降柔然，其后北魏进军河西报复，陷姑臧，北凉王裔沮渠无讳起兵复国失败，退守高昌，臣于柔然，西凉李氏乃北凉沮渠氏世仇，李宝遂弃伊吾，重返敦煌，改降北魏，吴提虽然失去李宝，却又进一步控制了碛口雄镇高昌，意味着已基本上控制了天山南麓和丝路中道。敕连可汗吴提可说是继斛律之后的又一柔然雄主。及吴提死，处可汗吐贺真（444～464年在位）继立，北魏派遣成周公万度归两次统兵西征，迫柔然处于防守地位，战事空前激烈，反复。
第三，柔然开始进行经济、文化改革，经济、文化面貌为之一新。和平五年（464）处可汗吐贺真死，受罗部真可汗予成继立（464～485年在位），全面引入汉文化，借用汉字为书写符号，使用汉式历法，始建汉式年号，改元永康，自此历代柔然可汗都继承这一文化传统，直至汗国灭亡。与此同时，汉传佛教也已传入柔然，吐鲁番曾发现署为“永康五年岁在庚戌七月”的《莲花经》抄本残卷，永康是柔然予成可汗年号，永康五年即470年。这一发现将佛教传入柔然的时间大大提前。但是，柔然同漠北其他古族一样，本来信仰巫教，有专业巫师，能呼风唤雨。予成本人似乎仍以信仰巫教为主，《梁书》卷54芮芮传记：“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前对皎日，后则泥潦横流，故其战败莫能追及。或于中夏为之，则曀而不雨，问其故，以暖云。”与梁朝密切交往的柔然可汗即予成，可见他所派往交好南朝的使臣仍然是传统的巫师而不是佛教僧侣。予成遣使南朝，志在进窥中原，同北魏全面对抗。予成的文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政效。这一时期，龟兹、焉耆等天山南麓城郭诸国对北魏的朝贡关系全部中断，说明柔然势力又恢复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皇兴四年（470）柔然攻于阗，其王尉迟秋仁向北魏求救。魏无力发师，自是于阗绝贡，兆示着已改附柔然，接着鄯善也为柔然攻占。予成之世又夺回了西域的控制权。太和元年（477）阚阙首归杀弟阚义成，自立。③这场政变很可能也是予成操纵的，旨在牢牢地控制这一碛口重镇，升明二年（478）（梁）太祖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轨使芮 芮，兙期共伐北魏。“建元元年（476）八月，芮芮主发三十万骑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虏拒守长城不敢战，芮芮主于燕然山纵猎而归。”①是岁南朝易代，未如约出兵，予成因于建元二年（479）、三年（480）频发使通南齐，敦其出兵践约，其国相致齐主，强调“虽吴汉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扫殄凶丑，枭翦元恶，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②以助梁规复中原相许，反映出予成逐鹿夏鼎的野心，对北魏起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柔然汗国再次恢复了武功盛世景象。但是，柔然汗国以少量郁久闾氏为核心的柔然贵族统治数量众多的操突厥语的丁零、铁勒属部，本身就蕴涵着巨大的离心力，至予成卒，伏古敦可汗豆仑继立（485～492年），建元太平元年。此汗刚愎自用，驭众无术，与北魏作战，败多胜少，引起属部高车的叛离，太和十一年（487）高车首领阿伏至罗“至车师前部西北，自立为王”，③称汗建国，历代国君都出自副伏罗氏，高车国号应即副伏罗，古音作ukbietr，或Abiata，即西方载籍中的Avares，或Abares，今人误译为阿哇尔，其实，依名从古译的原则，应当复原其古名副伏罗。④所定居之“车师前部西北”，与柔然分疆，包括今吉木萨尔、奇台以东地区属柔然，阜康或米泉以西则已属于高车丁零汗国的地界。
太和十五年（491）高车进军高昌，废阚氏，立张氏。⑤高昌阚氏王朝的终结与张氏王朝的代兴标志着高，昌的控制权也已由柔然转移至高车。太和十六年（492）魏军步骑十万，三道并出，“军过大碛，大破柔然而还”。⑥豆仑连遭惨败，威信丧尽，为国人所杀。侯其伏代库者可汗那盖继立（492～506年在位）后，利用北魏孝文帝全面推行汉化的有利时期，扶立麴嘉为高昌王，重新夺回了碛口的控制权，又同宿敌高车化敌为友，国势稍稍恢复。正始三年（506）伏代库者可汗那盖死，“子伏图立，号佗汗可汗，改元始平”。⑦佗汗可汗在位时期（506～508年）始倡导佛教，“伏图”之名似即“浮图”或“佛陀”的音转，复据《大藏经·高僧传》卷8释法瑷传记，法瑷之二兄法爱“亦为沙门，解经论，兼数术，为芮芮国师，俸以三千户”。这一记载没有具体时间，很可能也是发生于佗汗可汗伏图在位时期，他企图奖掖这一城邦诸国共同信仰的宗教来争取西域的归心。但在武功上无所建树，伏图本人在迎战高车时被杀，柔然国势复衰。
第四，豆罗伏跋豆伐可汗丑奴的复兴。此汗在位时期（508～520年）力挽狂 澜，巧妙地推行一系列政策以孤立和对付高车，一是继续坚持使用汉式纪年。二是继续倡导佛教（如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于北魏），以争取信仰佛教的北魏与西域诸国的支持。三是同时结好南梁、北魏，旨在缓和东线形势（如515年4月通梁，7月贡魏）。这时北魏也担心蠕蠕全灭以后，“高车跋扈之计，岂易可知？”①也乐于使之同高车相互削弱，从而解除了柔然的后顾之优，全力复仇。“熙平元年（516）西征高车，大破之，禽其王弥俄突，杀之，尽并其众，国遂强盛。”②弥俄突死状甚惨，“系其足于驽马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③《册府元龟》卷995亦记：“梁天监中，芮芮国破丁零，复其旧国。”所谓“尽平叛者”，“国遂强盛”，所指必乃焉耆、龟兹诸国复臣于柔然。此汗继位之初，本来崇信佛法，而至其柄政后期，重又受惑于女巫豆浑地万，“信用其言，乱其国政”。④国内巫教势力复活，激化了国内的宗教矛盾与王族、豪酋间的内部矛盾，国势日衰，兵败于高车新主伊匐，威信荡然，为其母后侯吕陵氏联合诸大臣所杀，从而结束了柔然汗国的中兴伟业。
第五，阿那瓌两次主政柔然：正光元年（520）柔然国中业已大乱，太后侯吕陵氏联合诸大臣杀丑奴，而立其弟阿那瓌，在位仅10，天，就被族兄示发推翻，杀侯吕陵氏，阿那瓌轻骑奔魏。其从父兄起兵攻示发，柔然内战爆发，示发不久也为推翻，婆罗门继为柔然可汗，但迎战高车兵败，也被迫赴凉州降魏。但高车王伊匐击败婆罗门以后，又出现了一位身份是阿那瓌兄的“蠕蠕后主久闾匿代”⑤，似乎也无力回天，柔然汗国一度濒于危亡。但北魏的政策却在于维持柔然、高车共存，相互制衡。正光元年（520）九月，阿那瓌降魏后，受到隆重礼遇。封“朔方郡公，蠕蠕王，赐以衣冕，加之轺车，禄从仪卫，同于戚藩”。⑥旨在扶植柔然，以遏制高车势力的东进。二年（521）正月就打算武装护送其还国柄政，但其时，婆罗门已登汗位，为其所阻，不果行，七月，婆罗门降魏，九月，柔然后主闾匿代亦奔怀朔镇降魏，国内业已无主，乃决心遣返阿那瓌。十月，在北魏大军的武装护送下阿那瓌重返漠北，并帮助他恢复经济，仅正光三年（522）就贷种万石，同年，婆罗门叛，为魏平灭，俘送洛阳，阿那瓌已无有力的竞争政敌，四年（523）柔然后主久闾匿代也召留洛阳不遣，阿那瓌在柔然汗国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始完全巩固。孝昌元年（525）又击败了高车王伊匐⑦，阿那瓌遂自加敕连头兵豆伐可汗尊号，开始与北魏分庭抗礼，并迫使北魏承认了这一现实。永安元年（528）：“魏诏头兵（按即阿那瓌）参拜不名， 上书为称臣。”①意味着两国已由宗藩关系演变为平等的“敌国”关系。阿那瓌遂再次进军西域，连败高车。史载：“高车士马虽众，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盗为资，陵夺为业。”②政治制度相对滞后，不是柔然的对手。终为阿那瓌所灭：“天平中（524～536年），越居（君？）复为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适复杀越居而自立。”③可见至迟536年越居已死，比适继立后，高车国势更一蹶不振，“兴和中（539～542年），比适又为蠕蠕所破，越居子去宾自蠕蠕来奔..封去宾为高车王，拜安北将军，肆州刺史，既而病死”。④从而结束了高车汗国的历史。这时东、西魏分立，中原纷扰不断，柔然汗国重又恢复了在漠北、西域霸主的地位，但是这已经是柔然汗国灭亡前的回光返照了。
柔然继承了匈奴、鲜卑游牧奴隶制的历史传统。“逐水草，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⑤畜牧业是柔然汗国的经济基础，牲畜种类有马、牛、羊、驼等，这些都同匈奴、突厥等其他游牧族群大同小异，特点在于社仑之世以母牛驾车，兆示着牛曾在柔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后来马的作用日益显著，数量很大，根据北魏方面的记录，其犯魏兵力动辄十万骑，乃至三十万骑，北魏天赐四年（407）社仑“献马八千匹于姚兴”。⑥永兴三年（411）律求与冯跋和亲，送马三千匹。⑦阿那瓌长女嫁西魏文帝时，带来“马万匹”⑧，牛、羊、驼的数量也很可观。晋太元十年（385）刘眷伐柔然，一次“获牛、羊数十万头”。⑨阿那瓌长女陪嫁之“驼万头”。⑩牛供乳用，兼作驮畜，驼为涉碛所必资，羊则是肉食和毛绩所出。狩猎业是畜牧业的主要补充。据《魏书·蠕蠕传》所记早在车鹿会时代，柔然已向北魏“岁贡马、畜、貂、扠皮”。《南齐书·芮芮虏传》记建元“二年（480）、三年（481）芮主频遣使献貂皮杂物”。又“献师子皮裤，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扠皮也”。不管是狮子皮，抑或扶扠皮，总之是珍贵毛皮，可见狩猎品不但可以补充肉食，而且可以作为贵重商品出售或馈赠。
柔然的手工业主要服务于畜牧业和战争的需要。根据前苏联考古学家沃罗夫卡（Г.■.BOPOBKA）1925年在蒙古土拉河畔的诺颜歹斯木发掘的一处公元4～5世纪贵族墓，出土了铁刀、箭镞、马辔、马蹬等，很可能即属柔然汗国遗物，柔然本身似乎并不善于冶铁，但役使着不少“锻奴”部落，按期征收金属制品，以为贡赋，凡战争、畜牧所需，皆资于此类贡品，柔然以车为主要运载工具，非常重视车的 制造，《北史》记阿那瓌长女嫁西文帝，随行车辆达七百乘，北魏太武帝神?二年（429）魏军深入漠北，得牲畜、穹庐、车，为数甚多，《魏书·临淮王潭附孚传》记元孚慰问阿那瓌□“载以輼车，日给酪一斤，肉一段”。辒车，即匈奴使用的车名，柔然用此车，显然继承匈奴遗制，但驾车不用马而用牛，且其初世仅用母牛而不用公牛，这是柔然一大特色。重视商业贸易，是柔然汗国另一特征。诺颜歹斯穆贵族墓地中出土了一批汉式铜镜、汉式丝织品，显然是同北魏商业交换所得，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魏遣使王恩生、许纲使西域，柔然主吴提全力阻截，使之未能成行，表明柔然丝路贸易已采取垄断手段，不允许作为丝绸原产地的中原同西域直接进行商贸联系，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元孚在请赈柔然表中说：“贸迁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汉与胡通，亦立关市，今北人阻饥，命悬于沟壑，公给之外，必求市易，彼若愿求，宜见听许。”①可见柔然与北魏之间还存在着以粮食换马畜的边境贸易。
柔然同其他游牧族群一样，“皮服之人，未尝粒食..毛血之利，惠及衣食”。②基本上以肉乳为食，魏使元孚至柔然，得到的款待也是“载以輼车，日给酪一升，肉一段”。③直至汗国末年，在北魏的影响下才兼进粒食。其服饰特征是“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鞾”。④可知柔然同匈奴、鲜卑一样属于辫族群，然因其先祖曾髡首为奴，蓄发是后来的事，可知亦非全结辫而是髡前，后结辫，“衣锦”者乃上层贵族，普通牧民必仍衣裘皮，左衽，袖、裤皆为小口，便于骑射，穿长筒革靴。在婚姻制度方面，柔然与鲜卑大体类似，早已禁绝了氏族内婚，如其王族郁久闾氏就同侯吕邻氏等姓联姻，并盛行烝报婚，即存在妻后母，续寡嫂的风俗。如高欢死后，其子继立，“从蠕蠕国法烝（柔然）公主，产一女焉”。⑤又《魏书·蠕蠕传》记豆仑死后，其弟伏图“纳豆仑之妻侯吕邻氏，生丑奴、阿那瓌等六人”。这一婚制的立旨在于“恶神姓之失也”，以保证本家族血统的纯洁和经济利益的不致流失。
柔然实行土葬，墓葬中有大量的陪葬物品，葬式为直肢，以东为贵，“蠕蠕俗以东为贵，后之来营幕户，席一皆东向”。⑥大约葬俗是如此，此与突厥相同，然所包孕的文化内涵却未必一致。突厥敬东乃源于敬天拜日的宗教信仰，柔然敬东却似同其他东胡民族一样，反映其敬祖追先的观念。柔然还同匈奴一样，杀仇敌之头以为饮器，《北史·高车传》记柔然可汗丑奴擒高车王弥俄突，杀之，“漆其头为饮器”，这一风俗的背后蕴涵着人祭、血祭的遗风。又悦般王入其国境，“见其部人不浣衣，不绊发，不洗手，妇人舌舔器物，”⑦痛骂柔然人不知清洁，是为“狗国”，其实，它所反映的 乃是柔然人对保护水源的高度重视，认为污染水、浪费水是一种罪恶。这一习俗的背后蕴涵着柔然特有的敬天畏天观念。
第二节 丁零—铁勒西迁与突厥
柔然历代可汗所出的郁久闾氏并非人数众多的漠北强部，且一度沦为鲜卑奴隶，其首领社仑居然率领这些好不容易脱离鲜卑统治的逃亡者，统一漠北，创建汗国，这已是一大奇迹，仅仅传至其第二代君斛律之世，就又连破乌孙、贵霜等大国，取得西方远征的辉煌胜利，更是绝非仅凭这些人数不多的嫡系部曲所能完成，必定发动已臣服柔然的漠北大批属部从征、参战。柔然人操鲜卑语，其从征属部的种族、语言归属虽然复杂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从征属部主体的高车丁零和铁勒散部都共操突厥语族语言。可见斛律主持的柔然西征辉煌胜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从征属部高车丁零与九姓铁勒，说明斛律的西征与大批柔然属部的从征助战，西迁定居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不同侧面。柔然西征所蕴涵的历史内容绝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高车丁零、九姓铁勒等突厥语部落从漠北赴西域定居的一场空前规模族群大迁徙。
丁零、铁勒，实际上都是Til的音译，因Til河（土拉河、古译独乐水，今Tula河）而得名，临北海（贝加尔湖），汉使苏武牧羊北海，丁零人曾盗其牛羊，说明丁零的原居地本为漠北，南北朝以后，丁零之名大都改译为铁勒，唯高车丁零仍然保持旧译名，后来又进一步简称为高车①，是铁勒诸部中较为先进，较有组织性的部落。《汉书》、《后汉书》中西域还很少丁零人的踪迹，《魏略·西戎传》中始初步出现了北丁零和西丁零的分化，但西丁零的游牧地区也不过在剑水流域，直至西晋王朝时期这一分布格局不变。西域出现大量高车丁零和铁勒部落，始见于记录南北朝史事的《北史》和《魏书》，这两部史书所记大体相同。高车丁零原本只有漠北一支，而进入北朝，却已出现了高车六氏②和高车十二姓③的区别。据我判断，都与此次西征引起的分化有关：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奇异斤氏..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干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斛律、袁纥等高车六氏皆居于漠北，又称之为东支高车，副伏罗氏等十二姓则后来在车师前部西北建国，又可称之为西支高车。而高车的原居地本来都在漠北，以上东、西两支的历史分化必然同是否追随社仑西征有关，其中十二姓必定都参加了西征，说明占高车的三分之二的部众后来都已远迁西域，定居于“高昌西北”即天山北麓西段，今乌鲁木齐以西地区。《北史》、《魏书》所述史事发生时代与柔然汗国存在的上、下限相符，据此判断，柔然可汗斛律西征很可能就是高车丁零发生东、西两支的分化的动因，则高车十二姓西迁定居的时间应始于公元 5世纪初年。《魏书·高车传》明确记载西迁后的高车丁零居地在“车师前部西北”。车师前部即今吐鲁番盆地，车师前部西北的地域外延非常广阔，自玛纳斯河直至伊犁河流域都可包括在这这一地域外延之内，则恰与乌孙故境的外延相重合，据此判断，高车丁零应即斛律攻取乌孙时所率主力。事定之后遂在那一带定居，防戍柔然西境。至于攻取河中，击败贵霜则似资力于另一属部■哒，因此，后来就定居在阿姆河北至河中一带。
复据《北史》卷99，铁勒传，正是北朝时期，西域操阿尔泰语的铁勒部落突然增多。铁勒实即丁零的异称，原居于漠北，显然兆示着这些西徙的铁勒部落也是作为柔然从征劲旅而在西域定居落户的：
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苏、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护、纥骨、也咥、於尼护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儿、十槃、达契等一万余兵。
此外，康国北、傍阿得水、得嶷海东西，乃至拂菻东都有铁勒部落的马蹄印，出现了“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语言结构。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实证，山北六国存在的先秦、西汉时期印欧语系的塞语曾经是这一地区的主导语言，其后匈奴语、车师语（月氏语）、汉语的传入似仍未能改变塞语为主导的基本语言结构。而柔然西征引发的高车丁零、九姓铁勒的西迁，则根本改变了这一传统语言结构，导致此后整个天山北麓印欧系的塞语渐成绝响，突厥语则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出现了 “万里牧垌换新声 ”的语言新动向。
由柔然西征引发的高车丁零、九姓铁勒自漠北到西域大规模族群迁徙在政治历史进程中的影响更为巨大。应当承认，以郁久闾氏可汗家族为核心的柔然人虽然曾沦为鲜卑奴隶，但在文化视野和组织能力上无疑超过了所役使的属部高车丁零与九姓铁勒。当时的九姓铁勒人数虽众，却是一盘散沙，高车丁零的发展水平和组织状态虽然较高一筹，得以西迁后创建了独立的高车汗国（副伏罗汗国），却始终保留着许多原始民主制的残余，政治制度相对滞后，“高车士马虽众，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盗为资，陵夺为业”。①未能取代柔然汗国，而是结局为柔然所消灭。而同操突厥语，却组织形态先进得多的突厥存在着质的判别。可见这场族群大迁徙更为深远的影响就是孕育了突厥族的诞生。
自柔然第五代君敕连可汗吴提在位时期（429～444年），突厥王族所出的阿史那氏部落开始浮现于史册。现存有关突厥始祖的传说都是有关这一历代突厥王统所出部落的先世事迹。总为五种，而时间相衔，事迹相续，串联起来就是其先世命运浮沉的信史。大体内容是阿史那远祖本是具有塞人血统和狼祖崇拜的古老部落。自西海辗转流落漠北，与具有海神血统的阿史德氏世代联姻，衍生的后代仍称阿史那氏。这个神话中的漠北之海，显然是贝加尔湖，作为海神后裔的阿史德氏显然是当地的原住民操突厥语族语言的丁零人，自此阿史那氏改操突厥语族语言，在五胡逐鹿的十六国时期，曾经作为平凉杂胡的一支，随沮渠氏北凉西渡流沙，来到高昌，即今吐鲁番盆地，后已改臣于柔然，这个传说见于李延寿父子所撰《北史》卷99：“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这是第一个有关突厥阿史那先世曾为柔然属部的记载。基本上真实可信，不应笼统地视为神话传说，应当属于突厥先世信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结合正史所记，沮渠氏，乃指沮渠蒙逊所建北凉王朝，本来建都河西姑臧（凉州），突厥先世平凉杂胡阿史那氏部落曾为沮渠氏麾下骑兵劲旅。沮渠氏北凉初本臣属于北魏，太延三年（437）曾护送北魏使臣董琬、高明成功地出使西域，到达破洛那、者舌等国。然至太延四年（438），魏主亲统大军，分四道伐柔然，大败而归。王弟乐平王丕被擒，形势大变。北凉沮渠牧犍改臣于柔然，引起北魏的报复。太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439）魏师大举西征，九月姑臧城陷，沮提在位时期（429～444年）。
吴提死，处可汗吐贺真继位，此汗在位时期（444～464年），北凉王族沮渠无讳于太平真君三年（442）自敦煌渡流沙，举众退守高昌，高昌本为诸凉王朝版图的一个郡，据以为都，仍行北凉正朔，兼臣于柔然与南朝，史称后北凉（442～460年）。高昌王沮渠无讳死，子沮渠乾寿继立，有意降于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沮渠无讳弟沮渠“安周乃夺其子乾寿兵，统领部曲因而自立”。①柔然必然插手了这一政争，并保住了高昌的控制权。和平三年（460）又因沮渠安周不够驯服，“柔然攻高昌，杀沮渠安周，灭沮渠氏，以阚伯周为高昌王”。②后北凉所据的高昌就在今吐鲁番，与柔然控制的吉木萨尔县只有一山之隔，据此判断，《北史》所记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事，乃发生于北魏和平元年（460，宋大明四年）。这是突厥臣于柔然的最早历史记录，也是突厥王族先世阿史那氏时间可考的最早记录。与上述记载相衔接，令狐德棻等纂修之《周书》卷50有一段记载，清楚地记载了阿史那氏自高昌北徙，臣属柔然之后，“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为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高昌即今吐鲁番盆地，高昌北山，亦即吉木萨尔南山，传说中说的那个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的地方显然不是洞穴，而应是吉木萨尔南山中的一处山谷。至阿史那部落再次繁衍至数百家时，迁出山谷，臣于柔然。又北迁金山，即今阿尔泰山。这个阿史那氏走出高昌北山之后的后续故事，见于《册府元龟》卷956，外臣部，种族条：“突厥之先..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若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突厥的核心部落不过是阿史那、阿史德氏几个为数不多的部落，北魏和平三年（460）突厥先祖阿史那氏从沮渠氏高昌北迁高昌北山时人数不过五百家，以一家五口计，不过2500人，经过高昌北山的休养生息，北上金山时，人数仍在千家以下徘徊，至多一二万人，柔然汗国盛世徙居金山，“为其锻奴”③，以交纳铁器为贡赋，看来势力也不大。其周邻则是同操突厥语的众多高车丁零与九姓铁勒部落，阿史那氏的发展、壮大全在于铁勒诸部的归附。
突厥先世阿史那氏以狼祖崇拜为特征，高车丁零也有类似的崇拜，《魏书》卷103高车传记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 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可见高车丁零人也存在着狼祖传说，区别仅在于突厥的狼，是出自母系，而高车丁零的狼则是出自父系。突厥丧礼中有剺面、割耳、剪短辫子以志哀的风俗。这些风俗九姓铁勒也同样存在。故《北史》卷99，铁勒传记：“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而历史上的突厥正是以阿史那氏为核心，以同操突厥语的广大高车丁零、九姓铁勒部落为主体构成的新族群。
其中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助柔然击破铁勒五万帐乃突厥兴起的重要关键，是岁 “铁勒将伐茹茹，土门率所部邀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部 ”。①以上“五万余部”一作“五万余帐”，一帐即一户，仍以五口计，“五万余帐”已达25万人，实力可观。于是蔚然成一地方势力。除阿史那、阿史德氏是突厥特有的部落之外，许多著名突厥部落都可在南北朝时期的高车丁零或铁勒诸部名单找到其先世踪迹。例如漠北突厥强部中的仆骨、同罗、拔也古、斯结、浑、斛薛等部早就见于《北史·铁勒传》，游牧于独洛水流域，一直没有变化，西突厥诸部名单中也大都由西迁的铁勒部落组成，例如入唐分别译为契苾或车鼻施的西突厥部落，应即《北史·铁勒传》中的活动于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的契弊部，三姓葛逻禄之一的俟炽似即铁勒传中的职乙部，谋落部应即原铁勒薄落部，处木昆部似即原铁勒蒙陈部，有些突厥部落名称还见于《北史 ·高车传》，如突骑施部似即高车六氏中的解批氏，西突厥胡禄屋部应即高车六氏中的斛律氏，乌护部即高车护骨氏，三姓葛逻禄中的踏实力似即高车十二姓中的大连氏，这些部名语音都很接近，分明是同名异译。说明大部分铁勒、高车丁零部落都已采用突厥的共名融入突厥共同体中。至大统六年（540），突厥已扩展至西魏北部，其时柔然结好于东魏，西魏自感孤危，因于大统十一年（545）遣使安诺槃陀通突厥，于是土门开始不再安于柔然属部的身份，开始与柔然分庭抗礼，正式向可汗求婚，“恃其强盛，乃求婚于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骂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亦怒，杀其使者，遂与之绝”。②转而求婚西魏，十七年（551）西魏许嫁常乐公主于突厥首领土门，与结和亲，以金帛资之，共制柔然，“魏废帝元年（552），正月，土门发兵击茹茹，大破之于怀荒北，阿那瓌自杀”③，土门遂建号伊利可汗，创建了突厥汗国，一统漠北，柔然汗国的灭亡正是自掘坟墓的必然结局。
第三节 石堆墓、草原石人与高昌北山
柔然汗国是一个游牧奴隶政权，在这一汗国统治时期，两汉时期兴建的定居城堡统统从地平面上消失了、废弃了，而同柔然人本身相联系的考古遗物迄今仍未发现，在山前地带却广泛分布着大量形制类似的石堆墓以及其旁矗立草原石人，这一考古文化现象是否同柔然汗国存在联系，应当怎样理解其性质呢？
石堆墓与草原石人，被认为存在着渊源关系，其中石堆墓存在的时间更早于草原石人。吉木萨尔县境内石堆墓分布很广，诸如葫芦圩子、新地沟等地都广泛分布着这种墓葬，其中县城以南约8公里的大龙口村的西台子古墓地引起了我们的特殊关切。其东侧即为源于博格达山的东大龙口河。古墓葬就分布在村内及其北端南北长约1公里范围南北走向的卵石滩上。残存10座，呈南北向排列为3排。其中6座为小型石冢，皆为椭圆形竖穴土坑，位于马启文房后的树园子，1989年7月发现，1990年6月挖出。 1993年9月新疆考古研究所进行了部分墓葬的发掘，葬式有仰身直肢或二次葬，而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死者头西脚东，随葬品很少，但大都在墓室口外的西侧或西北侧放置1件或2件陶器。自7号墓至10号墓等4座为大型封堆，最大的一处有一座占地约0.067公顷的墓葬堆，地面上用卵石砌成半圆形。在距该墓葬约300米处，有一个已经塌陷了的10号大墓，墓深2米，经清理，内有一具完整的尸体骨骼，头西足东，仰身直肢，还有铜镜1、金饰珠4克，铜饰0.6克、铁剑（已碎）、金箔50克（已售予县银行），头盔金质碎片、马叉、口铁、金环、玛瑙珠10件等物（皆存吉木萨尔县文管所）。铜镜周廓折卷边，边高1厘米，镜背置弓形纽，镜面直径20.5厘米、厚0.2厘米，墓葬中的随葬品有陶器、铁器、铜器、玛瑙饰件、银器等。随葬品的位置大多置于死者的头部附近，以及墓室口外西北一侧。陶器分夹砂红陶和彩陶，皆手制，其中素面陶器有双耳罐、单耳罐、釜、盆、钵等。双耳罐多为圜底，单耳罐则为平底。彩陶器均为单耳罐。多为鼓腹。与陶器一同出土的还有铜制双翼镞 1枚，三棱镞 1枚，铁锥1件，以及银耳环、玛瑙珠等。有报道9号大墓中还出土了刻画有简单人形图案的石刻品1件，似为塞人特有的鹿石，该县新地沟石人子滩石堆墓中也有类似鹿石发现。吉木萨尔文管所藏有这一古墓群出土的一批精美铜饰件，包括两件铜饰件，一铸人形，大耳中鼻圆眼，另铸为兽形，其状若猫，两耳竖立，两眼圆睁，其所铸必为虎，然状甚和善，无威猛之气。另有数件铜饰件铸造也相当精美，虽然尚难断定其用途，却足以反映当地居民已拥有成熟的冶铜技术。大有乡石堆墓中则出土了铜斧，乃塞人使用的武器，名为萨伽利思。同墓还有铜车具发现圜底双耳罐本是木垒县四道沟遗址和奇台县半截沟遗址的特点。9号墓在这处墓地中封堆规模最大，并有大型石圈和小型石围环绕。封堆之下有竖穴木椁墓室，但除在木椁椁沿上见几节人骨外，木椁内一无所有。新疆考古所张玉忠将它推断为2500～2000年前的塞人墓。大龙口小型坟冢中出土的双耳陶罐的形制，不仅同其近邻的奇台半截沟遗址、木垒四道沟遗址同类器形相近，而且还同木垒以东的巴里坤南湾墓地、哈密焉不拉克文化墓地中的双耳罐风格相似。当地居民告知附近还有类似的未发掘墓群。以我判断，该墓葬所在大龙口一带很可能就是卑陆人的政治中心番渠类谷。与此相距不远的吉木萨尔大有乡也发现了类似的铜饰件，风格非常相似。
草原石人是一种矗立石堆墓旁的石质立体雕像，所雕人像有男、有女，雕刻手法有平雕，有圆雕，有的雕刻全身像，有的半身像，有的仅仅头部像。甚至还有一种兀立于草原上的大青石桩，所雕人的体质特征也不尽相同，形态各异，但都竖立在石堆墓或石棺墓附近，且大都面向日出的东方。显然是一种古代游牧族群的墓前标志。游牧族群不像定居的农业族群那样生活在固定的地域上，而是逐水草而居，死后所在立墓，刻石像形，石冢的大小与雕像的精美程度决定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对于石人的认识，学术界经历了漫长的求索过程。自19世纪末到上世纪，突厥说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证据是：（1）石人一律面向东方，与突厥敬天拜日，牙帐东开的风俗一致。（2）不论男、女，大都腰带上佩有匕首，同《周书》所记突厥“佩饰兼有伏突”（伏突即匕首），二者一致。（3）有的男性石人臂袖上常套有称为“韦鞲”的皮套，可架猎鹰，特显骁悍。这种“韦鞲”也是突厥人的一大特点。（4）绝大多数石人的袍服、冠帽，形制同《阙特勤碑》上的冠服相类似，阙特勤正是典型的突厥人。（5）根据小洪那海石人背后粟特文的解读，镌有西突厥开国君主泥利可汗名字，说明石人确与突厥有关。（6）根据已发掘的石棺墓或石堆墓，多是内盛骨灰的陶罐。一般已是二次葬的历史产物，同突厥人的葬俗完全吻合。可见突厥同草原石人密切相关，不容否定。但是，历史上的突厥仅仅存在于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至多可以延长至公元9世纪。但随着中、外有关草原石人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日益深入，又出现了许多传统突厥说所难以解释的新问题。（1）在空间上，北起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西至里海，乃至南俄草原，都相继发现了石人，分布范围之广阔，远远超越了古突厥汗国、包括分裂后的东、西突厥版图。（2）在时间上，草原石人存在的上限可达公元前5～4世纪，其下限又超过了公元8世纪①，都远远超越了历史上以阿史那为历代可汗的鄂尔浑叶尼塞突厥存在的上、下限。我国学者王博在其专著《丝绸之路与草原石人研究》一书中最先注意到以上问题，功不可没。但所提出的四期分类法，实质上在于尽量回避草原石人的族属，在没有碳 14准确年代测定和大量墓地发掘报告的详细比勘条件下，其分期标准也很难令人信服。
显然，草原石人乃突厥历史文化遗迹的传统说法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突厥的外延却应予修正和扩大，不可再仅仅局限于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鄂尔浑突厥，而应包括历史更为古老的丁零、铁勒等同操突厥语部落在内。事实上早在阿史那突厥出现之前，高车丁零、铁勒等其他操突厥语族的部落、部族早已存在了。这些族群的历史都可以追溯至先秦、两汉、魏晋时期。后来又都加入了突厥汗国，成为以阿史那氏为核心形成的蓝突厥（kθktürk）或鄂尔浑突厥的属部。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风俗上，同阿史那氏为核心的蓝突厥（kθktirk）或鄂尔浑突厥都大同小异。例如突厥存在狼祖传说，高车也有类似传说，区别在于，其狼祖不是父系而是母系。突厥人葬俗隆重，胜过婚礼。遇丧事必须由全部落举办，反映对人类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突厥实行二次葬法，第一次火葬，第二次土葬，相隔半年，且有剺面、割耳、立标等特有的风俗，并且葬礼已非一家一户的私事，而得到全部落的关注，一般死后须停灵，杀羊马致祭，“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前，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②然后择吉日火焚，“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 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后坎而瘗之”。①
依此，草原石人这一考古文化现象，实质上也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柔然汗国存在的时间正为其中期，显然同草原石人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存在这种文化联系的却并非柔然人本身，而是同突厥存在着渊源关系的高车丁零和九姓铁勒。正是在柔然汗国时期发生了如此众多的高车丁零、铁勒等操突厥语部落大规模西迁，草原石人的分布地域恰恰反映了这次大规模族群迁徙的历史轨迹。从而对草原石人的性质找到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新疆是我国草原石人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不仅分布在天山北麓，而且分布于阿尔泰山南麓。其中阿尔泰山南麓石人主要有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乡的阿克土白墓葬石人，阿拉哈克乡塔尔浪村的阿克塔木墓葬石人2尊，阿苇滩乡石人1尊，阿拉哈克乡塔尔浪村西北的塔勒德布拉克墓地女性石人，布尔津县杜来提乡的阿勒帕布拉克石人，夏牧场伊曲塔斯石人2尊，布尔津县都来提乡拜依格托别森塔斯石棺墓石人，富蕴县库额尔齐斯镇东额尔齐斯河北岸低矮的山梁上的水泥厂石人，库尔特乡苏普特村的苏普特墓地石人，苏普特沟冲积扇面的坡地石人，青河县阿热勒托别乡阿斯克阿克喀仁村的阿斯克阿克喀仁墓地石人，阿尕什敖包乡唐巴勒玉孜尔村的萨木特墓地石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别斯特牧场的色仍喀拉盖墓地石人，托斯特乡森塔斯湖畔墓地石人，托斯特乡塔斯特村的塔斯特墓地石人，哈巴河县萨尔塔木乡阿克托尔村的森塔斯石人，加依勒玛乡的托干拜石人，库勒拜乡姜居勒克村西北的塔斯巴斯陶墓地石人数量最多，石人立处，多有标准的石棺墓。时间却有早有晚，有的还是由鹿石改刻，或同鹿石文化存在着某种联系。天山北麓东段的石人自东而西依次是巴里坤石人子乡石人，伊吾县盐池乡东南科托果勒沟石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博斯坦牧场冬刚加依拉克山顶的冬刚加依拉克石人，博斯坦牧场夏哈古力沟的夏哈古力沟石人，照壁山南闸三组村山梁上的南闸石人，木垒县城附近的木垒石人，奇台县半截沟乡的半截沟石人，西地乡的西地石人，老奇台石人子乡石人，吉木萨尔县城西南的苇湖沟石人，新地沟石人，呼图壁县雀儿沟镇南乔鲁布尔呼沟的乔鲁布尔呼墓地石人等。天山北麓西段有新源县野果林改良场石人，那拉提山脉山谷恰合博沟石人，良繁场石人，塔勒德乡斯木塔斯石人，特克斯县有喀拉托海乡塔勒德布拉克石人，喀拉托海乡吉得泊沟石人，尼勒克县有库居尔沟石人，霍城县有城郊的霍城石人，小玛札东北库鲁斯石人，乌苏市有红山煤矿南山谷的奥瓦特石人，马吉克牧场莫托萨拉沟石人，巴音乐观牧场小安集海石人，托里县有县城附近的托里石人，多拉特图乡朱玛拜村僧塔斯墓地石人，铁厂沟镇西南翁古尔塔斯石人，库普乡浪果特沟石人，额敏县有巴依木札山口石人，乌日可下也山的阔克塔勒石人，乌什水石人，裕民县有新地乡的札勒帕 克塔勒石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有洪古尔沃楞山石人，阿吾斯奇石人，国营牧场的萨斯布拉克墓地石人，沙尔托马尔墓地石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有乌拉斯塔石人，阿尔卡特石人群，米里其克木呼尔石人群，穷科斯台石人，精河县有托里乡察汗莫墩石人，博乐市有青得里乡二牧场穷科克沟石人。伊宁县有伊宁石人，昭苏县阿克牙孜沟石人，特克斯河北岸的恰博特沟墓地石人，县种马场南的小洪那海石人，下部所刻粟特文“泥利可汗”文字尤引人注目。如果再详细标注草原石人的发现地点，地图上就会出现一条一条从漠北越过今阿尔泰山南下，经今天山北麓，穿越伊犁河流域、七河流域，横穿河中，而达里海、南俄草原的一条漫长的迁徙路线。这一草原石人分布图也就是高车丁零、铁勒等操突厥语诸部的西迁路线图。
柔然汗国时代不仅发生了高车丁零、九姓铁勒等操突厥语诸族的族群大迁徙，而且作为古代重要游牧族群的突厥正是在这一汗国晚期孕育成型的，其发祥地就在高昌北山，高昌就是今吐鲁番，与之隔山相望今吉木萨尔县，可见高昌北山应即吉木萨尔县或奇台县的南山。文献中明确记载突厥始祖阿史那氏自沮渠氏高昌被柔然所灭后，就越过天山，隐匿此地，在这里生息、繁衍，吸收周邻诸铁勒部落，日益发展、壮大，成为突厥的重要发祥地。传说中记阿史那氏先祖藏身在一个“洞穴”之中，而钻进这个“洞穴”之内就是为大山包围的一片方圆数百里平壤茂草，可见传说中的“洞穴”实际上是一个山谷，那么这个位于吉木萨尔、奇台山前地带的突厥发祥的圣山，究竟在哪里呢。以下两个条件应是其重要航标。其一，草原石人是突厥的文化遗存，这个山谷中必须有石堆墓与石人雕像；其二，史书中明确记载初兴的突厥始祖阿史那氏原为柔然“锻奴”，即以冶铁为业，以铁器为贡品的柔然属部，这个山谷中应当存在铁矿资源与古代冶炼遗址。找到了这些的山谷，应当就是突厥的发祥地之一的高昌北山。
根据符合高昌北山条件的吉木萨尔、奇台二县已知草原石人分布地点如下：
半截沟石人：1972年我参加奇台文物普查中发现于奇台县半截沟公社门前，花岗岩质阴雕，通高46厘米、面宽39厘米、石厚20厘米。刻画较为精细、脸形宽圆，下颊部稍尖凸，似山羊胡。眼近圆形。鼻下现两撇小须。右手持杯上举至胸前，左手下抚剑柄。衣饰未刻画，原在供销社对面大车路边，曾被车户供奉为油神，初发现时仍油污满身，同年乘驴车移藏奇台县文化馆，今藏奇台县文管所。奇台县石人，截至目前唯此一尊。
吉木萨尔县已发现石人有三：（1）牛庄子石人：在吉木萨尔南山他地道口泉子街乡金蒲城故址附近。石人原在牛庄子村。石人近旁，有大石墓一座，直径20多米，老乡浇地时，发现这里跑水严重，经发掘，见大石棺。后重又掩埋，未开棺清理。石人现已移至一马厩墙边。高80厘米（地面以上）、顶宽40厘米、下宽60厘米。花岗岩质，青黑色。面部形象尚清楚，眉、眼、鼻、嘴位置准确。眉弓曲，眼鼓成圆形，鼻直，小嘴，脸形稍圆，头、肩分隔处，稍内收，肩部以下则为自然形状，未经刻画。（2）苇湖沟石人：在县城西南，与新地沟东西并列，相距约8公里。名为苇湖，毫无水迹，又作大有乡石人，石人初立于一条地势较高的土梁上，今移至于苇湖村一土埂边。以青灰色花岗岩石质雕成，较扁平。地面以上的高度为116厘米、宽62厘米、厚20厘米。长脸，大眼，高鼻，尖颏，大耳，闭唇，八字上翘山羊鬚，嘴紧闭向下，神态威严。耳下垂环，颏下有左右向对称张开的斜缦六道，似为须髯。其下衣服、武器、手势及持物等，均未见刻画。以上石人都未经正规的发掘，从形态学上观察，其存在时间似乎早于典型的突厥石人，推测为柔然汗国时期西迁的铁勒部落，后来都已并入突厥。其中唯一属于突厥时代的草原石人乃新地石人。因此，这一石人的分布地点格外引人注目。
新地沟石人位于吉木萨尔县西南，县林场所在的新地沟，当地称为“石人滩”，因为这里曾经伫立多个石人，故相沿成俗。据老人回忆，至少有五六个以上，与水西沟前后相连，其中水西沟中富有铁矿资源，早在清代就已在此冶铁。光绪年间所纂《孚远县乡土志》中记载：“县治西南七十里，地名水西沟，是处产铁，历经开办，铁质亦佳，今冶房矿洞犹存，炉灶尘封，无人经理。”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时，不仅吉木萨尔县，而且奇台县城镇的大部居民，包括我曾任职的奇台中学师生都曾集中到此建造土高炉炼铁。新地上小份子石人墓位于吉木萨尔县新地乡西偏北约1公里处，新地沟河西岸的梯级坡地上，地属上小份子村，其周围长满野玫瑰等丛生植物，北部与西部稍远处有耕地。地理坐标：东经 38°56′07″，北纬 43°51′05″，海拔 1440米。该处丛生植物甚多，或许有些墓被遮掩。目前可见墓一座，土石丘状，大致为圆形，直径约 2. 5米，高约40厘米。墓东约1.5米处有石人一通，利用自然条石为胚，修前头部，眼、鼻、口等脸部特征帽，八字胡，通高 1. 1米，最宽 47厘米、厚22厘米。①
与新地石人相联系的还有新地冶炼遗址及石堆墓。遗址与石堆墓位于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南约2公里，南距县林场约400米处的荒地中，左右有水渠，北部为耕地。地理坐标：东经88°51，49′″海拔1490米。遗址位于新地沟56′″北纬43°51，口北面的冲积扇面上，地势较为平坦，地表散布一些碎石与炼渣。在一处直径约10米、高约40厘米的小土包上，碎石与炼渣较多，土包中部被挖一坑，坑面及剖面上可见矿渣、碎石和灰褐色的灰层。询问过当地老人，1958年是否在此炼过钢铁，回答未曾。则为何时之遗址，所见有限，无可推断。冶炼遗址的东北侧有些石堆墓，共约20座，有些为稍高的土堆置石头；有些石头已没于土层，仅露出部分，且中部塌陷，其形制大小仍可辨别。大者直径约3.5米，高40～50厘米，小者1.5～2.5米，高10～25厘米。新地沟石堆墓：位于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北偏西约6公里处，新地沟支流与大东沟支流交汇相夹的黄土梁上，山梁呈南北走向，相对高度20～30米，二沟中均有流水。地理坐标：56′北纬43°59″东经88°29″53′，海拔1330米。墓葬主要分布在二卜梁顶部和阳坡面，共约30余座，，多为石堆墓，亦有石圈墓，多数中部塌陷。大者直径约7米，高15～30厘米，小者直径1米许。部分墓葬东侧或边缘处竖立石。其中有一座长方形石圈墓，大致为东西向，长约5米，宽4米，中部塌陷，四角竖有立石，其东约50厘米处有用数块石头垒起的石台。西部的梁顶上亦有数座较大的石堆墓，直径约3.5米，高0.5米。墓区的北部，即二卜梁北端的三角地段，有数十座近现代的哈萨克坟墓，地表有少数夹砂灰陶片。坟区南有一条横亘山梁的二垣，中部有豁口，东、西为沟，西沿有些稍高的土堆与土埂。1983年区考古所调查时认为是古城遗址，然南垣东段有掘土留下的断面，不见夯层，而由堆积而成。
早在20世纪80年代《突厥史》成书时，我就努力寻找突厥发祥地高昌北山的具体位置，初步定在今吉木萨尔县水西沟，2004年末至2005年间我又多次深入吉木萨尔南山寻找这处遗址，其中水西沟确实存在铁矿资源，但并没有发现石人雕像，冶铁遗址虽多处发现，大都是清末或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历史遗留，将水西沟定为高昌北山并不正确。而水西沟的后沟现名新地沟，山谷更为深邃，既有石人，又有古代冶矿遗址，进而判断，新地沟就是突厥起源的高昌北山。理由是：
1据王炳华：《天山东段的石人雕像》所记新地沟石人与我在吉木萨尔县所得资料不同，不知是否同一地点。王文记称该石人位于林场稍南地方。“我们踏查遗址时，仅见扑倒的二座。其中之一，即由县文化馆李功仁同志主持运回县城，存县文化馆石人所在山梁，调查中曾采集到骨片。有关石人的具体情况是：其一，高152厘米、宽42厘米、厚22厘米，花岗岩质。头部特征刻画较细：宽圆脸型，颧骨较高，浓眉，眼、鼻、嘴轮廓清楚。嘴唇上方，有两撇八字胡。双耳垂饰耳环，颈部刻圆环一道衣纹未刻画，也不见一般石人常有持杯、抚剑的特征。脑后，刻斜线两道，环带一道止于耳后，其下，有小刀一把。其二，块石高150厘米、宽50厘米，厚16～40厘米，花岗岩质，青色，块石成不规则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块石并未清楚刻画出人物面部形象，只是在相当于人的头部，刻画平行斜线五道，延及块石的两侧面在其一侧，斜线是复刻一圆环，相当于上身躯干；部位，刻画一圆环、一短刀，一条弧线能上能下围绕两条平行线这在新疆，还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刻石资料。 ”
（1）地望相符。高昌，即今吐鲁番，高昌北山，所指绝非吐鲁番以北的天山，而应指今吉木萨尔南山，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族群的生息地。（2）突厥先世阿史那氏初仅为柔然锻奴，以锻铁著称。新地沟与水西沟一沟相连，都富产铁矿。清代唯一仅存的《孚远县乡土志》物产条中记：“孚远动物、植物，皆系随处所有，并无著名特别物产，无可笔之于书。唯矿物一条，县治西南七十里，地名水西沟，是处产铁，历经开办，铁质亦佳。”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吉木萨尔、奇台二镇干部、学生都集中到水西沟炼铁，因此地貌破坏严重，已分不清古代矿址与上世纪新挖矿址的区别。新地沟较水西沟更深，古代矿址相对保存较好。（3）值得注意的是，在吉木萨尔县新地沟（石人滩）所见一件刻石：不见人面形象，但见斜线，圆环，配刀，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新资料。这种刻石，苏联学者称之为“鹿石”，他们认为这种“鹿石”是一种公式化了的石人形象：在头的部位刻两条或三条斜线，就是代替人面。虽然，它们的含义至今并不完全清楚。躯干部分的刀或其他刻画图案，则表示着武士身上佩系的武器等物。西方学者认为是古代塞人的墓葬前标志①，而突厥阿史那氏正是源出塞人 Saka-Tigrahauda。②
第四节 特与山北平原丝路
“丝绸之路”是1887年（光绪十三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著《中国》一书中最先提出的名称，特指古代连接中国与中亚、南亚及欧洲的陆路通道，大体分为丝路南道、丝路中道、丝路北道等三条，现已为全世界普遍使用，其中发自漠北，穿行天山北麓的这条路线一般被称为 “草原丝路”。这一名称很容易被理解为这条道路自始至终都是穿行于天山北麓中部平原地带，然而，考古工作者多年的田野实践表明并非如此。已发现的先秦、两汉古代遗址几乎都是分布在山前地带，中部平原地带则绝无仅有。无论是金蒲城、疏勒城、且固城、于赖城等汉晋屯堡，还是疏榆谷、乾当谷、番渠类谷、务涂谷、于大谷、兑虚谷、丹渠谷、治内咄谷等游牧行国诸牙庭都是分布在这一线。说明早期的山北丝路实际上乃是一条山间通道，匈奴的西征、西迁，汉军的进出，乃至柔然汗国前期高车丁零铁勒等游牧族群的大规模迁徙，都是沿着这条狭窄的山间通道，反映这一族群迁徙和分布状况的草原石人足为印证。可见“草原丝路”这一命名并不科学，山北丝路实际上存在两条，一条是早期的山间丝路，另一条是位于天山北麓中部平原地带的丝路。凡是亲身参加过天山北麓考古文化 考察的人都有如下共同的认识，以今公路主干线为界，一切汉城，皆在其南，一切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城堡都在其北。这正是平原丝路北道与早期的山间丝路之间的本质区别，说明山北交通主干线确实存在着这一改道北徙的历史变迁。
平原丝路的开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天山北麓的名川大河没有天山南麓那样多，在中部平原地带开辟交通干线远离水源，而古人的陆地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在没有发明马蹬和马蹄铁的上古时期，非常困难，只有负重任远、而又耐饥渴的骆驼才能胜任。骆驼胡人俑和张籍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证实，粟特商人就是主要以骆驼为其特有运载工具，因而这一商人集团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之后，就迅速成为丝路贸易的垄断者。种种迹象表明，横贯天山北麓的平原丝绸之路就是粟特商人最先开辟的。
粟特（sogt）原居地本在葱岭西的索格底那亚，即乌浒水（阿姆河）与药杀水（锡尔河）之间肥沃的，“河中”地区。粟特人具有深目高鼻，多鬚髯的体质特征，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语言。经济、文化水平发展很高，早就创立了拼写自身语言的文字。《大唐西域记》对此有一段扼要的叙述：“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自随称矣。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粟特文导源于阿拉美字母，由前缀、词根、后缀三部分组成，存在着旁行和竖写两种变体。又由于历史上宗教信仰的不同，字体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种字体，即佛经体（又称标准体）、古叙利亚体和摩尼体。佛经体与安息字体最相近，古叙利亚体为景教徒所用，与古叙利亚爱司特兰格勒体相似。摩尼体与中古波斯摩尼体相似，最近又在敦煌发现了一种老粟特体，乃更为古老的佛经体，尚有待解读。粟特所居本佛教第二故乡贵霜故地，早期主要信仰佛教，佛经体粟特，又作标准体，字母17个，一般右向左横书，后受汉文化影响，也出现了自上而下的竖行拼读。粟特文的碑刻和文献，在新疆的吐鲁番、甘肃的敦煌、蒙古高原的中部、中亚的塔吉克斯坦都曾有所发现。流传至今新疆境内的粟特文以佛经体最多，其中篇幅最长者是《须达拏太子本生经》，共34页，1500行，直接译自梵文，又有《佛说善恶因果经》、《维摩诘经》乃译自汉文，可见佛教是粟特人初兴时的主要信仰。
粟特，一作■利，贝利（Bailey）考证出古于阗塞语中的suli即窣利，亦即粟特，并指出其复数形式为suliya意即商人，说明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名，河中诸国因之致富。早在南北朝时期建立了康（samarkand）、安（boukhara）、米、曹、石、何等城邦，汉文载籍称为“昭武（sogt）九姓 ”。这些城邦位居亚洲腹地的中心，当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枢纽，乃是丝绸 —黄金贸易的最大转运站。初译粟弋①，始见于《晋书 ·西域传》中的康居附传，说明西晋时期开始活跃于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舞台，我国南北朝时期已蔚为一大势力，故至《北史》中粟特已被列为专传：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粟特王 遣使请赎之。”此乃粟特人从事远程商业活动在史书中的最早记录。虽然简短，却清晰地点明了粟特商人崛起的时间及其活动范围。 “魏克姑臧”所指显然是魏太武帝灭河西北凉王朝，具体时间为魏太延五年（439）九月，正属柔然敕连可汗吴提在位时期（429～444年）。进一步印证了粟特商人兴起的时间上限就是柔然汗国统治漠北、西域时期。粟特的发祥地乃是中亚内陆的河中地区，又译为索格底那亚，早在公元5世纪初，柔然名汗斛律就已率兵西征，占领了这一地区，很可能柔然同粟特的最初接触的时间更早。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和终点本来应当是长安或洛阳，然至十六国、南北朝乱世，丝路梗阻，难至中原，河西重镇凉州则取代了长安、洛阳的昔日地位。凉州自西晋末年张轨主政凉州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①，当时，晋室倾覆，中原士民大批避难河西，张轨全力保护丝路贸易，凉州遂空前繁荣起来。“是时，西胡致金胡饼皆拂菻，作奇状”，拂菻就是东罗马，这种奇怪的金饼，就是用以购买凉州丝路的东罗马金币。后来张氏子孙世袭凉州刺史名号，号令河西，史称前凉。凉州成为丝路贸易的大集散地，诸如汗血马、火浣布等各种西域珍贵商品都在凉州市场上公开交易。西域奇珍，咸集姑藏。张氏宫廷，名玩珍宝甲天下，珍珠帘箔、云母屏风、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黄金勒等无所不有。这些显然是通过商人的远程贸易所得。前凉亡，李氏西凉、沮渠氏北凉也相继主政凉州，继续保护丝路贸易，直至凉州为北魏占领之前，这种地位始终未变。北魏时期已有大批粟特商人沿丝路远至北凉统治下的凉州从事远程贸易，当时丝路中道重镇、丝路北道咽喉伊吾都在柔然的势力范围，无论取道伊吾，还是转道高昌都可通向凉州这一丝绸最大的集散地。从中无疑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为柔然汗国奠定了坚厚的经济基石。除凉州外，其余丝路重镇也无不存在粟特人的身影。
北朝末年，因商业致富的粟特人已遍布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并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西魏初通突厥，所遣使臣即为酒泉胡安诺槃陀，说明肃州的粟特人数量也不在少。丝路中道重镇据瑟德城（今图木舒克）也有粟特人。新江在所谓tunshuqese语（图木舒克）文献中检索到gyazid一名，认为应即据失德的对音。当地发现法律文书中发现了sudaniu人，亦即粟特人，说明已有了粟特聚落。②伯希和在古龟兹境内的大其土尔遗址找到了粟特文残片，那里发现的汉文文书中题有“怀柔坊□丁安拂勤”，“和众坊正曹德德”，“负钱人安元俊”，“作人曹美俊”等大量粟特姓氏的人名。文弼在焉耆发现了一批粟特文书，而被误断为回鹘文，说明那里也有附籍的粟特人。至于丝路南道的粟特聚落尤多，丹丹乌里克乃其重要据点。唐代此地隶于阗六城之一的质逻州范围，古名杰谢斯略③，麻札塔格出土的于阗语文书中也提到粟特人在此从事商业活动。该地孤悬于沙漠边缘，当和阗河咽喉，足 见粟特人无孔不入。播仙镇即古且末国，乾陵蕃臣题衔中有“播仙城主何伏帝延”，就是一个原籍何国的粟特人。石城镇在今若羌，即古鄯善国都所在地，鄯善衰亡以后有粟特巨商康艳典率大批移民居此，建典合城，后又增建新城（弩支城）、蒲桃城、萨毗城，详见《沙州、伊州地志残卷》。由此往东，历沙州、肃州、甘州、凉州、金城、直迄长安，凡兹都邑，莫不有粟特人的踪迹。张籍诗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福乐智慧》云：“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石锦缎铺陈。”但吐鲁番发现的骆驼胡人俑表明，这些贩运丝绸的商队虽来自中原，却实皆粟特人，他们乃是丝路贸易的真正垄断者。
粟特人是实现家族改革的前驱。穆格山出土的粟特文书表明，粟特人的姓名仅由父名加本名组成，说明其亲属认同关系仅限于父、子两代，祖父以上就很冷淡。说明不鼓励聚族而居，守乡恋土的大家族制度，男子成年后就须脱离家庭，远赴异国，以商为业，长途转贩，开辟新市场，利之所趋，无所不至。在多年的远程贸易实践中粟特人总结出以耐干渴、习于平原阔步的骆驼，而不是当时尚无鞍蹬、马蹄铁，又依赖水草的马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和运载工具；所选择的交通路线也不再是崎岖难行的山前地带，而是大胆地走向平原，开辟了平原丝路北道，并所在为家，在丝路沿线，兴建聚落、城堡，而不再迁行山区。新的平原丝路由此形成，平原上的城堡相继涌现，诸如七河流域的碎叶城、但逻斯城、俱兰城，天山北麓西段的弓月城、咽城，以及天山东段的可汗浮图城等，无不远离山谷，建立在平原地带。反映了粟特人在开辟这条平原丝路中的重要历史地位。随着粟特的东迁及其沿平原丝路的定居，粟特语言开始分化为东、西两种方言，西部方言的辅音d，在东部方言中则转变为辅音1。例如“粟特”一词，在西部方言中作Sogdak，在东部方言中则作Sulek。从中可知，一切汉文献中的“粟特”译名皆乃译自其东部方言Sulek，而同其西部方言的Sogdak较为疏远。
关于粟特人的宗教信仰，《北史·粟特传》中没有记载，承袭贵霜王朝的文化传统，绝大多数粟特人都应信仰佛教。直至隋唐时期，佛教仍然很盛。《旧唐书·康国传》记粟特人“有婆罗门为之占星候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新唐书·康国传》中记其俗“尚浮图法，祠祆神”。《册府元龟》卷966记康国“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俗奉佛，为胡书”。康国，即撒马尔罕，是河中地区粟特各城邦的盟主，康国的信仰就应代表粟特人的信仰。阿拉伯人的记载也反映，屈底波入沛肯城，毁所供银质佛像，重达4000迪勒木，在佛眼中挖出两颗鸽蛋大小的珍珠。在南北朝时期，西域佛教正当全盛，粟特富商大贾，财大势雄，其丝路贸易额的大小，涉及漠北草原游牧汗国的财源供应，国力兴衰。因此，柔然、突厥都无不全力结好粟特，柔然伏图、丑奴二可汗都争相以信仰佛教相炫，突厥佗钵可汗更正式改宗了佛教，本质上都是结好粟特表现出的一种政治姿态。蒙古境内发现的粟特文《卜古特碑》就是为突厥佗钵可汗而立。内记佗钵可汗继位后，曾向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布民可汗祈祷，希望显灵，①结果修建了佛寺。该碑发现之初曾被蒙古学者误断为突厥儒尼文，后由前苏联学者克里普斯托尔内确定为粟特文，并进行了解读。可见佛教东弘漠北，就是资力于粟特，无论是柔然，还是突厥的佛教都是通过粟特人为中介而传入的。以此观察，柔然汗国中期之后的文化革新与佛教东弘，粟特人的文化影响不可忽视。虽然早在受罗部真可汗予成在位时期（464～485年）吐鲁番地区就已发现署为“永康五年岁在庚戌七月”的汉文《莲花经》抄本残卷，说明汉僧已在柔然境内及其属国弘法，但予成可汗本人并不信佛而仍坚持传统的巫教，说明佛教并未取代传统巫教的正统地位，至柔然汗国第九代君佗汗可汗伏图在位时期（506～508年）始风气一变。
佗汗可汗于正始三年（506）继位，建号，改元始平，始倡导佛教，“伏图”之名似即“佛陀”（buda）的音转。其寓意就是佛可汗。这一重大变化很可能同柔然为争取西域佛教信徒政治上归心，以及结好粟特人有关。至柔然可汗第十代君豆罗伏跋豆伐可汗丑奴继立，改元建昌，永平四年（511，柔然建昌四年）派遣沙门洪宣赴北魏奉献珠像，说明佛教僧侣出任国师，出柄国政。佛教已取代了萨满教上升到国教的地位。柔然汗国末世还有一位名为“婆罗门”的可汗，佛教文化色彩更为浓厚，可见佛教自传入以来，一直传承至这一汗国的灭亡。这一柔然汗国的重大事件必然事出有源，其邻国北魏虽然早就改宗佛教，但北魏为柔然宿敌，尽管伏图、丑奴都曾先后向魏遣使，北魏的回应却相当冷淡，柔然可汗听从汉僧之言皈依佛教绝少可能。而粟特富商财大气雄，关系到汗国的财源，不能不结好重用，而佛教乃是当时粟特人的全民信仰，依此判断，柔然汗国的佛教就是通过粟特商人传入可汗牙庭，并进一步上升为国教的地位。柔然伏图可汗和突厥佗钵可汗皈依佛法，不仅是发生于草原游牧汗国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也是出于政治上拉拢粟特人的政治需要。
粟特是定居族群，随着平原丝路的开辟，必定在沿线建立聚落、城堡。可汗浮图城乃庭州的前身，是天山北麓东部最大的城堡，在北庭建置史中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而其始建时间，迄今未明。此城初见于史册虽为唐初②，但任何一个宏大的古城，其始建时间必定早于始见于史册的时间。此城不同于金蒲、疏勒等位于天山北坡等所谓草原丝路上的早期城堡，而是建立于远离山谷的平原之上，是天山北麓平原丝路开拓的历史产物。前已述及，粟特商人的兴起，平原丝路的开辟都始于柔然汗国时期，至伏图可汗在位时期，粟特商人的聚落、商城的 兴建已沿途延伸至北庭古城所在的护堡子，临湖滨河，土地肥沃，周围是平坦的大平原，交通便利，正是适宜的建城地点。由于其地属柔然国境，建城必须得到柔然可汗的许可，暗示了此城的始建时间。
可汗浮图的命名乃是反映此城存在上限的另一重要信息库。可汗浮图城是一个由“可汗”与“浮图”组成的复合词。日人■崎昌①最早对这个名称作了专题探讨，而忽略了“可汗”，重在探讨“浮图”之名的由来，且因未来过新疆，将可汗浮图城的地望误断为古城。孟凡人通过研究虽然肯定了可汗浮图与庭州、北庭同为一城，却认为“‘可汗’一称源于西突厥可汗在此设‘北庭’，‘浮图’一称可能是‘务涂’的音转”。②而统叶护建牙之北庭，与此城东西绝远，以相比附，已属牵强，以南山之务涂谷，强行音转为“浮图”，更属附会。这一解释无助于解决可汗浮图城的起源。可汗名号并非始于突厥，而是始于柔然，这一名号蕴涵的时间上限就包括了柔然汗国，“浮图”之名，乃佛塔的梵文音译，佛教色彩非常浓厚，反映出此城的始建时间不可能早于柔然汗国，并同柔然伏图可汗皈依佛教存在着密切联系，应是此城初建的指征。据此判断，这座城堡大约起初是信仰佛教的粟特商人常居聚落，后来逐渐扩建，成为天山北麓东段最大的商贸中心与佛教中心，就是唐朝北庭古城的前身。而如此重要城堡的兴建必定要得到柔然汗庭的准许，特以伏图可汗命名，以加强其政治保护色彩。据此判断，可汗浮图城似初建于柔然可汗伏图在位之北魏正始三年至永平元年间（506～508年）。
可汗浮图虽为北庭古城的前身，但规模迥异。根据日本大谷探险队所留实测草图及相关介绍文字，现存之北庭古城主要为唐朝所扩建、定型化为三重城垣，都有自己的护城河环绕。即除现代公认的内城、外城等二重城垣之外，内城之中还别有小城。而此小城、内城与外城，虽然同为夯筑，但前二者夯层平整，没有夯窝，夯层厚度达12～14厘米，而外城则夯层较薄，不但充满夯窝，而且还有夹木，这是一种典型的唐朝建筑方法，说明外城是唐朝时期扩建的，内城中小城、小城的兴建时间应当在此之前，而不是在此之后。内城中又有小城，位于内城东部偏北，东西约250米，南北宽约 190米，北城墙较完整，墙基残宽约 3米，墙残高约 1米。南墙仅西部残存长约 30米，墙基残宽约 5米，残高约 1米。规模与南山的小西沟古城，奇台的石城子相类似，兴建时间显然很早。南、北墙均未见马面，东、西墙已残毁无存。虽处在全城的最内部，却仍有自身的护城河，残宽约18米，深约2～3米。在西墙外护城河残迹的南段形成几个大深坑，类似小湖泊。这一形制与北庭的现有形制又非常类似。北庭古城中发现过粟特人的五彩陶棺，看似一个彩色陶罐， 现藏自治区博物馆。佛教实行火葬，骨灰收入陶罐，故名陶棺。棺盖上特意烧出人形，以为陶罐盖钮，似仿死者生前形象，说明粟特人早已定居于此。据此判断，可汗浮图城就是在今北庭故址小城基础上逐渐扩大而成的，或者说，今北庭内城中的小城就是可汗浮图城的原型。
第五节 汗山王庭与可汗浮图城
“庭州，因王庭以为名也。”①北庭命名也是相同的含义，都同突厥王庭有关。作为庭州、庭州前身的可汗浮图城在历史上先后也曾成为突厥汗国、铁勒汗国、西突厥汗国的诸王庭所在地之一。虽然可汗浮图这一城名正式出现于史册已迟至唐贞观二年（628），但早在北朝至隋朝时期就有在贪汗山建牙的记载，“贪汗山”之名，特指界分今吐鲁番盆地与吉木萨尔、奇台之间的天山，贪汗山北突厥王庭存在本身就足以印证可汗浮图城存在的时间远远早于史书的记载，并在此后天山北麓的历史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魏废帝元年（552）突厥汗国建立之后，柔然余众的抵抗仍很激烈，伊利可汗土门在位仅一年，第二代君阿逸可汗乙息记（Isitsiqaγan）在位也很短，真正将突厥汗国推向盛世的雄主是汗国第三代君木杆可汗（Mahanqaolan，553～572年在位）。《北史》卷99记载木杆，“一名燕都，状貌奇异，面广尺余，其色赤甚，眼若琉璃，刚暴，勇而多知，务于征伐..西破咴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其中西征■哒乃是确立突厥西域霸权地位的决定性战役。此役木杆亲任统帅，沿天山北麓西进，最先到达了可汗浮图城所在的今吉木萨尔县境，“属突厥雄强，威振朔方，治兵练卒，侵我北鄙”。时任高昌新兴县令、折冲将军的麴斌先曾受命北上迎战，“鹰扬阃外，虎步敌境”。高昌新兴县就在今吐鲁番胜金口，越他地道北，就是今吉木萨尔泉子街乡，可见所谓高昌“北鄙”和“虎步敌境”都是指今吉木萨尔县境。但却“兵锋暂交，应机退散”，发现不是对手，很快“见机而作，乃欲与之交好，永固邦疆”。果断地做主议和，率先臣属突厥。高昌本为柔然属国，此举必引起王室的内争和政局的巨变，以故高昌和平年号仅仅使用四年就戛然而止，结束了那位和平王的麴某统治，而并非出自麴氏王统正支的田地公麴宝茂正式入继王统。次岁改元建昌，在承袭西魏所授西平郡王等传统封号的同时，又接受了突厥所授新封号。当时突厥与西魏交好，共反柔然，高昌是突厥汗国时期主动臣服的第一个西域城邦。充分反映突厥木杆可汗西征初期已到达今吉木萨尔县境，并进而取得了今吐鲁番境的西域汉人政权高昌麴氏王朝的臣服。这正是突厥西征中亚的起点。接 着长驱西进，灭亡了中亚强国■哒，将突厥汗国的西南边界推进到乌浒水，南与波斯为邻《旧唐书·西突厥传》中明确记载木杆可汗又亲自主持了这次西征。“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这段文字中的“单于”原为匈奴国君名号，此处应指西征时的突厥大可汗，必为木杆可汗。西征胜利后，留弟室点密率兵防戍，进一步完成了统一西域的伟业。返师金山，自此，突厥汗国才完全取代了柔然汗国昔日的地位，成为漠北、西域草原的新霸主。返师以后又完善了汗国的行政组织，创立了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在国君大可汗之下，又分别册拜了主兵东面、北面、西面的三位小可汗，可见突厥汗国的创始者虽是伊利可汗土门，其完成者却是木杆可汗阿史那燕都。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以为既已册拜了西面可汗，包括高昌、贪汗山以北地区在内的整个西域都应该属于西面可汗室点密的封地和管辖范围①，其实并非如此。包括葱岭东西在内的整个西域地区都是木杆可汗亲自平定的，当其在位时期，突厥汗国的大牙仍在其金山，即今阿尔泰山，室点密原为木杆西征时的副将，平定嚈哒之后始册拜为西面可汗，主管嚈哒所据的中亚内陆及葱岭东的疏勒、龟兹一带，包括高昌、贪汗山（今吐鲁番地区和吉木萨尔县）等西域的东部地区仍然属于木杆可汗的直属领疆，不受西面可汗室点密号令，仅对“西面可汗”望文生义，遽作解释很难成为科学结论。木杆可汗死后，其弟佗钵可汗继位后，突厥大牙虽已东移漠北于都斤山，仍然保持木杆汗、室点密两大汗系东、西分疆而治的政治格局。佗钵可汗非常尊重木杆可汗的功绩，乃至死前遗言，要将突厥大汗位传于木杆之子大逻便，虽受挠于国人会议，及后来成为沙钵略可汗的摄图，未能实现。但沙钵略可汗取得大汗之位之后，为了缓和同木杆汗裔的矛盾，在原有的三小可汗之外，又增置了三位小可汗，将大、小可汗四部分国制变为大、小可汗七部分国制。其中新增置的三位小可汗中，就有两位是木杆可汗后裔：一是木杆的庶长子大逻便，册封为阿波可汗，袭封其父金山故牙；二是贪汗可汗，建牙贪汗山北。史载：“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关系极近，说明是兄弟，应当也是出自木杆之裔。吐鲁番出土文书也充分证明阿波、贪汗总是同时遣使高昌，在这些文书中，可汗写作珂寒，阿波可汗写作阿博珂寒，贪汗可汗写作贪旱珂寒，又作贪汗可汗。当时高昌与中原断绝通使，因而对突厥名号各有各的写法，而文字虽异，译音全同，说明高昌汉语方言与内地大同小异。其中1960年阿斯塔那307号墓出土的几件供食账尤引人注目。该墓为夫妻合葬墓，无墓表及随葬衣物疏，所出文书亦无纪年。其中出土的《高昌□善等传供食账》（一）片记有： 3.面五斗，供阿博珂寒铁师居（织）（下缺）
4...七斛五斗。此畦少何传，面五斗，供栈头大官
（下缺）
这是高昌为阿博珂寒，即阿波可汗所遣使臣供食的记录。
例2，同墓出土的《高昌竺佛图等传供食账》第三片记有：
1.先。上三人，中三人，尽卅日，合用三百一十五斤。次传九斤，供贪■提懃
使（使） ××
2.廿二日半，合用六十七斤半。次传十四斤，供栈头大官使炎畔陀，中七人，尽尽十七日合用廿八斤（次）
3.传八斤供栈头大官使脾婆，中四人，尽廿二日，合用五十六斤。次传七斤，供阿博珂寒使口
（后略）
该文书同时记有阿博珂寒使（阿波可汗使）与贪■提懃使的供食记录。“贪■提懃”应即贪汗特勤。汉文史籍载阿波、贪汗二可汗乃580年沙钵略可汗登位之初同时册封的，这片文书中阿波已为可汗，贪汗却依旧称特勤，很可能贪汗可汗的受册迟于阿波，似为581年，即开皇元年，延昌二十一年事。史载： “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 ”①足证二人必皆出自木杆汗系，互为兄弟。以故同时遣使高昌。又如 1973年在阿斯，塔那 517号墓中出土的《高昌都子等传供食账》（二）中也出现了有关贪汗可汗的记载：也是被写作 “贪■珂寒 ”。
（前缺）
2 . 迎贪 ■珂寒使。
3 . 传，五升，供朱阿祐一人。次传，二斗一升，木作阴
4 . 贪 ■珂寒孤艮贪 ■，上五人，尽廿
（后缺）
此外，同一文书中还另有“贪旱珂寒”之名，也应是贪汗可汗的异写。
与此相互印证的重要实物证据还有高昌吉利钱（图57、58），在今吉木萨尔县山前地带的不断发现。高昌吉利钱过去发现很少，且局限于高昌国所在的今吐鲁番地区，曾被解释为仅用于重大祭祀活动，而非实际用于交易的厌胜钱。21世纪初，吉木萨尔钱币收藏家张天铭、王秉诚等人却相继在本县境内收购到这种钱币，而且其发现地点都是在山前地带。显然用于实际商品交换并同贪汗可汗下属部落就游牧于吉木萨尔山前地带有关。
木杆可汗庶长子大逻便受册为阿波可汗乃580年（开皇元年，高昌延昌三十年），至迟581年其弟贪汗特勤也受册为贪汗可汗。582、583年受大可汗沙钵略征召，两次发兵犯隋，皆败，沙钵略将战败的原因归咎于阿波的率先退兵，“因其先归，袭击其部，大破之，杀阿波之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达头可汗。达头..遣阿波率兵而东，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又有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亡奔达头..复以众叛归阿波，至是连兵不已”。①阿波虽曾借兵达头，实为突厥内战前期西部联盟的盟主。结果击败了大汗沙钵略，迫其南徙降隋，至开皇五年（585，高昌延昌二十五年）已攻占漠北於都斤山大牙，自立为突厥大可汗。②至六月“阿波浸强，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疏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号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将军元契使于阿波以抚之”。高昌地在龟兹东、伊吾西，正属阿波可汗号令的西域诸国之一。至587年（开皇七年，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兵败漠北，为时任突厥大可汗处罗侯所擒，俘献于隋。贪汗可汗的命运则与阿波相始终。可见阿波可汗（阿博珂寒）支配高昌的时间长达8年（579～587年，高昌延昌十九年至延昌二十七年），以上文书应即这一时间高昌臣属于阿波可汗所留的实物见证。③足证木杆汗系的强大，直到突厥内战时期仍与西面可汗室点密系分领西域东西，且其威势压倒后者。值得注意的是，贪汗可汗（贪旱珂寒）的牙庭何在，虽然史无明载，但今天横亘新疆东西的天山在我国古代史书中是分段命名的，其中分割吉木萨尔与吐鲁番的天山就被称为贪汗山，见于《北史》卷97高昌传和《隋书》卷83高昌传，两传文字悉同：（高昌）“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贪汗山，夏有积雪。此山之北，铁勒界也。”这件题为《高昌都子等传供食账》的吐鲁番文书写于开皇元年（581），说明自从隋朝初年，贪汗山北就已成为突厥方面小可汗贪旱（贪汗）可汗的王庭了。而此汗受封为贪汗可汗之前，早就领有贪旱特勤的名号。至迟大象元年（579）木杆逝世之后，就已领有这一名号，拥有了自身的封地，其建牙地点必定仍是贪汗山，则又进一步说明贪汗山成为木杆汗系的牙庭所在地之一可以追溯至北周建德元年（572），与可汗浮图城的历史相承接。
早期突厥汗国本来是奠基于大、小可汗分国制度的政治统一体，但是大、小可汗制度本身蕴涵着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由于沙钵略可汗联兵诸方面可汗两次犯隋的失败，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于阿波，袭其金山大牙，杀其母，引起阿波、贪汗联兵西面可汗室点密之子达头可汗，延亘整整20年的突厥全面内战爆发（隋开皇三年至仁寿三年，503～603年）。在这场内战中，西部叛乱阵营实质上也是由木杆汗系的阿波可汗、贪汗可汗与室点密汗系的达头可汗、潘那可汗共同组成的。山突厥汗国内战中的西部阵营脱胎而来的定型化的西突厥汗国也是由此两大汗系共同组成。不同的仅在于，大可汗之位有所变化。前期二君泥利可汗、泥橛处罗可汗皆出自木杆汗系，后期则逐渐向室点密汗系转移，但木杆汗系后裔仍在东部地区拥有重大影响。吐鲁番文书对此也有充分的反映。阿斯塔那122号墓出土的《高昌崇保等传寺院使人供奉客使文书》①中，发现了“尼利珂寒”之名，显然就是我国正史中的泥利可汗。此墓虽无墓表与随葬衣物疏，无纪年，却无疑是麴氏高昌的墓葬。该供食文书总二片，其（一）除记有尼利珂寒的使臣卑失虵婆护之名外，还有“公主客”字样。
1.崇保传范寺使人供尼利珂寒（原作“蜜”）使，次二日，阴阿保传
2.马寺使人伍塔使人供卑失虵婆护使，即日，竺惠儿传，政明寺使人□
3.信使人供珂摩至大官，即日，史阿愿传波演寺使人供□□珂寒使，即日
4 . 董寺使人供公主客，即
5 . 老斌传，尚乐寺
6. 使人供卑失虵婆护
7 . 虎牙迦子传麴寺使
8. 次九日，白保儿传
（后缺）69TAM122：3/ 2
以上文书说明这位尼利珂寒使是公主招待的客人。这位“公主”显然是和亲高昌的突厥公主，亦即先后成为麴宝茂、麴乾固、麴伯雅夫人的木杆可汗之女。其所遣赴高昌使臣“卑失虵婆护”已被学术界考证为《隋书》中之“婆实特勤”，即泥橛处罗可汗亲母向氏之后夫。根据这件供食文书，泥利可汗（尼利珂寒）仍然牢牢地控制高昌，说明其祖先所领的金山、贪汗山一带旧疆仍由其继承，并继续同高昌保持着和亲关系。参稽近年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高昌不仅续纳木杆公主，而且麴乾固还曾遣嫁一女予突厥，很可能就是许配此汗。
近年来，日本学者在解读新疆伊犁地区昭苏县城东南种马场小洪那海石人粟特铭文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小洪那海石人乃用赤褐色花岗岩雕成，通高230厘米，地上部183厘米，体宽50厘米。1956年我国学者王子云最先注意到小洪那海石人身躯下半衣襟上，刻有似古回鹘鹘文（？）的铭文。 1960年史树青最先识别为粟 特文。 196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正式公布了小洪那海石人粟特铭文的照片。其后，L.克拉克也明确肯定该铭文为粟特文而非回鹘文。
1990年9月至10月，神户外国语大学吉田丰副教授访问新疆博物馆，仔细辨识了当地研究者提供的清晰照片，1991年发表部分解读成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已解读的第6行“mwx' nx' γ' nnpy～4nβγy'（后残）”为“木杆可汗之孙，神圣的”，和已识别字母，未解读文义的第7行“nryx＇■n' βsy”。日本学者大泽孝在吉田丰解读的基础上，参稽1992年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所摄小洪那海石人实地照片，再次对铭文进行了全面解读，指出吉田丰先生对第7行解读有误。大泽孝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此行复原粟特文尚有“srwmzyxx'γ'nβ'y.……年成为大可汗”，并参稽英国学者N.SimsWilliams见解，将7行“nrx～nwYts'βsy”中的“nryxγn”解读为泥利可汗，①亦即吐鲁番文书中的“尼利珂寒”。至此，突厥史一大疑谜终于澄清，即神圣的泥利可汗或泥利汗（nryxyn）确为“木杆可汗之孙”。从而确证了泥利可汗之父鞅素特勤确乃木杆可汗之子。理所当然地继承其祖先金山至天山北麓的世袭领地以及对贪汗山南高昌国的控制权，不许室点密汗系染指这一地区。
在泥利可汗（尼利珂寒）在位时期（587～603年，高昌延昌二十七年至延和二年）突厥内战仍未结束，但内战双方已变为中面大可汗与西面达头可汗之间争夺大汗之位的斗争。史载沙钵略之弟处罗侯于击灭阿波可汗，重返漠北之后，又于588年（隋开皇八年，高昌延昌二十八年）率兵西征，中流矢身亡，沙钵略之子雍虞闾继为大可汗，建号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南结好于隋，岁贡羊马②，在其鲜卑妻大义公主参谋下，结好泥利可汗，可见泥利可汗在突厥内战中一度站在大汗都蓝可汗一边。《隋书》，卷83记（590，高昌延昌三十年）“开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高昌乃泥利可汗属邦，可证此兴兵伐高昌的“突厥”必为室点密汗系的“突厥”③，很可能就是达头可汗。591年，都蓝弟钦羽设谋反，乃返师回击，斩之于阵。是年复大举西征。开皇十一年“二月..己卯，突厥遣使献七宝盌”④，《册府元龟》卷970亦记是年“突厥都蓝可汗遣其母弟褥但特勒（勤）献于阗玉杖”。七宝盌、玉杖等皆西域特产，于阗更是西面可汗的传统属部，今都蓝转献于阗玉杖，说明都蓝西征告捷，一度政治影响西播于阗。参稽西方史书记载：“当（达头）可汗建功于外之时，突厥内乱遂起，可汗亲属名Touroum者，聚兵以叛，窃居汗位，可汗攻之不胜”⑤，Touroum无疑就是都蓝的译音，二者正相契合。这一局面的出现同达头忙于对付另一强大对手波斯有关。①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域已尽为其所有。但是，时至594年，突厥的内战形势似发生逆转，是年“突厥达头可汗与都蓝可汗相攻，各遣使请援，高祖使（长孙）平持节言谕，令其和解……..平至突厥所..……为陈利害，遂各解兵，（都蓝）可汗赠平马二百匹”。②这表明都蓝境况已经不佳。都蓝可汗西征的失利同突厥可敦大义公主密交流人杨钦策划反隋活动，隋与都蓝可汗交恶，转而支持亲隋的北面小可汗突利可汗染干有关。③善于审时度势的泥利可汗随即叛离都蓝，改而同达头可汗结盟。西史载达头可汗曾与波斯王KhoutouQarwiz恶战乌浒水南，大破波斯，后顾之优已解，遂麾军东指，全线进击都蓝，征Sparzeugoun、Rounxola、Touldikh三可汗之兵，援军既集，在大平原Ikar地方作战，敌人初颇顽抗，旋伪汗殁于阵，敌军遂溃，可汗肆行屠杀，复得其国。④此战闻于东罗马乃588年，必发生于587年，正同隋朝调停双方战事之年相合。以上Sparzeugoun应指潘那可汗，Rounxola似即泥利可汗，Touldikh，即Tourxanthos，乃出自室点密系的咄陆设，皆为达头助战，说明都蓝已众叛亲离。至于“伪汗殁于阵”之说虽乃出自讹传，并非事实，但达头战胜则是确定无疑的了。Theophyiacte书中还提到达头已于598年自立为“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主”，又宣称都蓝是“伪汗”，足证其人不再满足于偏主一隅的西面小可汗，已僭立为大汗，决心一统漠北、西域，开皇十八年（588，延昌三十八年）达头可汗进军漠北，联兵都蓝可汗击败隋朝全力支持的突利可汗染干。十九年（589，延昌三十九年）达头可汗已攻占于漠北大牙，正式称步迦可汗（Bilgaqaγan）即受天命的大可汗，都蓝被杀⑤，一统漠北。同年，隋朝册立本为北面小可汗的处罗侯之子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亦即突厥儒尼碑文中的Yamiqaγan，其后历史上的东突厥汗国皆出自此系，而与原突厥汗国正统大汗的传承无关，启民可汗的册立标志着东突厥汗国的正式诞生。
在这场主要在达头和都蓝两汗之间进行的突厥内战中，泥利可汗虽难绝对置身事外，却乘虚西向拓宇。木杆一阿波汗系的传统疆域本来在金山、贪汗山之间，昭苏县城东南种马场小洪那海石人下半衣襟上所刻粟特铭文中所留 “nryx■n”字 样，被日本学者大泽孝解读为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木杆可汗后裔泥利可汗①，足以证实其势力已扩张至伊犁河流域的昭苏一带。1997年发现的波马西突厥古墓也在昭苏县境内，位于今县城西南100公里的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是迄今唯一正式发掘的西突厥大型土墩墓。出土了包括大量金、银器和丝织品等珍贵文物，其中金面具高17厘米，宽16.5厘米，重245.5克，锤镂而成，抛光，眉毛和八字髭用黄金镶嵌多处，再铆合而成，两眼镶嵌两颗大型圆红玛瑙，面具色泽光艳夺目，面容威严庄重。还有工艺精致的镶嵌红玛瑙虎柄金杯、镶嵌红宝不带盖金罐、红宝石金戒指，都具有豪华的王家气派。同墓还出土了富昌锦、方纹绫、缀金珠绣锦等贵重织品。其豪华程度绝不亚于东罗马使臣谒见室点密可汗牙帐时的见闻。昭苏古墓或即泥利可汗的陵寝，小洪那海石人铭刻或即此王的纪功碑，这座石人雕像或即泥利可汗本人形象的摹本。
隋仁寿四年（604年，高昌延和三年）泥利可汗之名已消失于史册，其子泥橛处罗可汗继承了西突厥汗位。理所当然地继承了木杆汗系所统领疆、部落等全部政治遗产以及同高昌之间建立的传统甥舅关系与宗藩关系。
泥橛处罗可汗本名达漫，虽然确乃泥利可汗之子，但是，关于其生平的记载及其继承汗位却存在着不少疑点。例如《隋书·西突厥传》一方面记载：“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另一方面却又记：“其母向氏，本中国人，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勤。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乱，遂留京师，每舍之鸿胪寺。”内容明显矛盾，其中向氏“生达漫而泥利卒”明显是错的，此其一。泥利之卒，泥橛处罗之立，史书中并未系其年代。按603年（仁寿三年）泥利初建西突厥汗国，605年（大业元年）泥橛处罗已逼反铁勒，则此二汗嬗代之岁必为604年（仁寿四年）。此其二。泥橛处罗可汗继承汗位亦殊值怀疑。突厥立君兼重双亲血统，阿波、阿史那思摩都以母贱不得备君位之选，就是例证。泥橛处罗之母的汉人身份与此相仿，根本没有继承汗位的资格。由此推断，其汗位之得，必出自政变。此其三。婆实特勤乃泥利可汗弟，亦即曾出使高昌的卑失虵婆护。此人与向氏双双走奔京师，云是达头之乱使然，亦足令人生疑。泥利可汗（Rounxola）597年（开皇十七年，延昌三十七年）参加了Ikar平原联兵破都蓝可汗（Touroumqaγan）之战，说明自此年之后，已同达头可汗（Tartouqaγan）站在一起，所谓“达头之乱”应指此587～603年间（延昌三十七年至延和二年），其时泥利犹为可汗，婆实特勤、向氏夫妇根本没有亡奔京师的理由。此其四。据《隋书》卷84突厥传，只有“父兄死”，其“子弟”才可“妻其后母及嫂”。而且突厥乃兄终弟及制与父死子继制并存，据此判断，很可能泥利可汗死后，婆实特勤一度继承了其兄汗位，继纳其小妻向氏。泥橛处罗可汗很可能就是从他手中夺取了汗位，婆实特勤遂携其汉妻，亡奔隋朝避难。
所谓 “遇达头之乱 ”不过托词而已。①
泥橛处罗可汗不仅是西突厥汗国第二代可汗，而且是一度将西突厥汗国推向武功盛世之汗。其父难于镇压的铁勒暴动在他的统治下曾经平定下来，包括契芯、薛延陀等强悍部落皆向其臣服。达头一系的咄六叶护之子射匮可汗亦已失势，“附隶于处罗”。《新唐书》卷221《石国传》记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勒（勒乃“勤”之误）匐职统其国，说明泥橛处罗可汗还不以据有伊丽水域为满足，进而远征石国，杀其王，而有其国。创立独具西突厥特色的大、小可汗分国制度，自为大可汗，“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地名应娑”。②以上二小可汗中就包括室点密系的后裔，建牙于龟兹北的鹰娑川上，即今大裕勒斯河谷。至于由原驻石国之匐职特勤晋册之小可汗，则乃出自木杆汗系的阿史那氏。③可见泥橛处罗可汗武功盛世，木杆汗系的统治范围已东至金山，南抵贪汗山，西越伊犁草原而至七河流域的石国，即赭时、赭支，今之塔什干。
吐鲁番出土的供食文书证明，麴伯雅初继高昌王位时，同泥橛处罗可汗也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宗藩关系。在阿斯塔那329号墓出土的《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账》④中出现了 “恕逻珂寒”之名，应即泥橛处罗可汗。阿斯塔那 329号墓亦无纪年，该文书之（一）文字如下：
（前略）
8.供恕逻珂寒都伦大官
9.次虎牙元治传
10.尽。次
11.不六多取妻。次康元相
12 .供北厢珂寒使吐别贪旱，上一人，尽。
13.传，二斗，供卑失移浮孤使乌庾延伊利
14 .次上一人，中二人，尽。五斗，供射尼
15.珂寒使吐屯四人，尽。
（后略）
此外，这一文书中还出现了“北厢珂寒使吐别贪旱”（12行）、“珂寒使吐屯××四人”（15行）、“吐屯大官别”（16行）等字样。按泥橛处罗可汗治下共有大、小三可汗，其中处罗可汗建牙伊丽水域，余二小可汗一在石国，一在鹰娑川，皆在其南，可见恕逻珂寒（处罗可汗）本人亦即北厢珂寒。与之相对的南厢珂寒在本文书中没有出现，应指在鹰娑川建牙的室点密系后裔。与阿波、贪汗兄弟之北厢珂寒、南厢珂寒不同。因此，对于不同时期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的北厢珂寒、南厢珂寒应区别对待，不可作统一的理解。吐屯（turtun）乃突厥汗国派向属国的监税官。凡突厥治下的属邦、属部，一般都须进驻吐屯。高昌因乃最先归降的西域城邦，结有甥舅和亲之谊，其礼遇有异于其他诸国。因而历木杆、阿波，泥利三代，都未见向其国派遣吐屯，至泥橛处罗可汗时代也已出现了，说明此汗在位时期开始对高昌加强了政治经济的全面控制。
泥橛处罗可汗（恕逻珂寒）主政作风强悍，以此形成了武功盛世，却也因此埋下了衰亡的火种。“炀帝大业元年（605，麴伯雅延和四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招致了无可挽回的恶果：“由是一时俱叛，拒处罗，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复立薛延陀内俟斤也咥为小可汗。”①“居燕末山北”②创立了西域第一个非阿史那氏突厥语族政权一一以契芯、薛延陀氏为核心的铁勒汗国。自此，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的西域统治发生动摇，原来臣属于他的西面小可汗室点密一一一头汗系后裔射匮可汗开始拥兵自重，不再听从他的号令。西突厥汗国故境出现了鼎足三分的形势：建牙金山的泥橛处罗可汗，建牙鹰娑川（大裕勒斯河谷）的射匮可汗和建牙贪汗山（今吉木萨尔县南山）的铁勒国易勿真莫何可汗契芯歌楞，相互攻战。高昌原本接受泥橛处罗可汗派来的吐屯监国，内政、外交都受其制约，至此，这种来自外界的控制渐趋松弛化。铁勒汗国继承了高车汗国的双王制度，以契芯歌楞为大可汗，建牙贪汗山，即今吉木萨尔南山，很可能以可汗浮图城（今北庭古城）为牙庭。以薛延陀·也咥为小可汗，建牙燕末山，有学者认为即今阿尔泰山中段主峰“义和山”，③可见铁勒汗国兴起，已夺取了木杆汗系的世袭领疆，自金山至贪汗山一带故地。阿斯塔那三三号墓出土的《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账》之（二）记有“延壂珂顿”及“浑珂顿”之名：“珂顿”无疑即可敦的音译，突厥汗国时期，“延壂 ”及“浑”等铁勒部落首领之妻不可能称为可敦。以此判断，这件文书，应即是高昌同铁勒汗国来往的物证：
（前缺）
1.五斗，麨五斗，供延壂珂顿□
2 . 七斛五斗，麨七斛五斗，供赐离兜折。
3 . 耆遮殖二人道粮。
4 . 桧子传，面五斗，麨一斛，供浑珂顿使
（下略）①
“延壂”即“延陀，”乃铁勒汗国的主体部落之一，其首领也咥即为这一汗国的北厢小可汗，则延壂珂顿应即也咥可汗之妻②，唯浑珂顿究竟何指，尚未得到完满的解释，铁勒汗国的南厢大可汗应是莫何可汗契芯歌楞，依理宜有鸡弊（契芯）珂顿，但却独独没有，是否这位浑珂顿即为契芯歌楞之妻，而依其妻所出部落称呼，沿突厥仆固小可敦之例呢，有待进一步验证。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次叛乱的铁勒部落，见于有关《吐鲁番出土文书》则有婆瓠（仆骨）、乌浑（乌护，Arγu，今译阿尔胡）③、鸡弊（契芯）、思纥（思结）、阿都纥或阿都瓠（阿嘀、阿跌）④，这些部落以前也曾见于木杆、阿波、泥利诸汗时代的吐鲁番文书，并同603年漠北、西域铁勒暴动中出现的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部落名相一致，说明这些部落就是活动于木杆一阿波一泥利可汗封地附近，时叛时降的部落。至此，已聚合为西域一大政治势力。史载，“处罗可汗既败，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⑤“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⑥出现了天山北麓契芯铁勒汗国与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东、西分治的局面。铁勒汗国的地盘是金山至贪汗山一带，此外，东起鹰娑川，西至葱岭外中亚草原，还有一支室点密系的西突厥小可汗。实为三足鼎立的形势。
大业五年（高昌延和八年，609）隋灭吐谷浑之后，原为铁勒属地的伊吾降隋⑦，隋与铁勒汗国的关系恶化。同年，隋朝委任名将薛世雄为玉门道大将军，从铁勒占领下攻取了伊吾，创立了伊吾郡。《隋书》卷65，薛世雄传记云：“以（薛）世雄为玉门道大将（军）..孤军渡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及闻世雄兵已渡碛，大惧请降，诣军门上牛酒，世雄遂于汉旧伊吾城东筑城，号新伊吾，留银紫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人戍之而还。”《资治通鉴》卷181系此于大业四年（608）是错误的，《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明确记载了该郡的创立时间： “伊吾郡..隋大业六年（610）置。”可见唐朝册立射匮可汗，招抚泥橛处罗可汗都是为了攻取伊吾，创立伊吾郡，这已是隋朝在西域创立的第三个郡县化建置。它的建立乃是隋军重创铁勒的历史产物。在此期间，隋朝又秘密遣使册拜原为泥橛处罗可汗小可汗的室点 密系后裔射匮为西突厥大可汗，“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附隶于处罗 ”①，“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赐射匮 ”，册拜为西突厥大可汗，令射匮可汗“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状”②，隋朝遣兵迎纳，遂东徙降隋，自此木杆可汗的后裔遂失去了西突厥的统治权。此后室点密汗系的射匮可汗势力日盛，志在重新统一西突厥全境，于击灭泥橛处罗可汗，迫其奔隋之后，必定向铁勒发动进攻，从而结束了铁勒汗国在东部天山的霸权，渐趋衰亡：“西突厥射匮可汗强盛，延陀、契芯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于始毕，乙失钵所部在金山者，西臣于叶护。”③这一变化都发生于大业七年（611）。
综上所述，突厥贪汗特勤，贪汗可汗与铁勒易勿真莫何可汗契芯歌楞都相继建牙于贪汗山。贪汗山与高昌北山都在今吉木萨尔县境，但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并不一致。“高昌北山”之名出现于北朝前期，其时平原丝路北道还未正式开辟，乃确指今吉木萨尔南山。“贪汗山”之名则似可汗浮图城出现之后的历史产物。此城始建于柔然伏图可汗在位之506～508年间，572～587年间成为贪汗可汗牙庭，605～611年间又成为铁勒汗国的王庭。据此判断，这个作为突厥、铁勒王庭的贪汗山，未必像高昌北山那样确指吉木萨尔南山某一山谷，应当就是位居天山北麓平原丝路之上，交通便捷，地处形胜的可汗浮图城。
自隋大业六年（610）隋朝册立射匮可汗为大可汗之后，实现了西突厥王统由木杆汗系到室点密汗系的历史性转移，可汗浮图城依其政治归属，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期。先是归隶于室点密汗系的射匮可汗与统叶护可汗统治（大业六年至武德九年，610～626年），统叶护可汗曾经创造了西突厥的武功盛世，征服河中，南距罽宾，北并铁勒，移牙千泉，东与已实现中原统一的唐朝交好，与东突厥为敌。高祖武德八年（625）遣使入唐求和亲，高祖遣使高平王李道立还聘，结成了东、西夹击漠北，共同消灭东突厥汗国的政治同盟。④而至武德九年（626）爆发了玄武门事变，太宗与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盟于灞桥之上，实未履行对西突厥的军事承诺，东、西突厥战争以统叶护可汗的失败告终，可汗浮图城、伊吾七城等原属西突厥的西域名城都转归东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统治可汗浮图城的时间似为武德九年至贞观九年（626～635年），其实际统治者为东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东突厥汗国于武德九年同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约和分界的同年，漠北强部薛延陀首领夷男已率回纥等铁勒九姓发起暴动，至贞观二年武德九年已成燎原之势，是岁阿史那社尔受命与薛延陀战，兵败，“将余众西保可汗浮图城”现于史书的最早记录。贞观四年（630）唐朝大将李靖率师北伐，灭亡了漠北的东突厥汗国。阿史那社尔仍以可汗浮图城为据点，窥测时机，图谋复国。贞观八年（634）西突厥发生了“奚利邲咄陆可汗兄弟争国”事件，所指内容就是唐朝册拜的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阿史那泥孰为其胞弟同娥设串通族兄阿史那步真推翻，同娥设夺取汗位后称咥利失可汗，阿史那步真受册为西突厥叶护。“社尔扬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袭破西蕃，半有其国，得众十余万，自称都布可汗。”①阿史那社尔这次军事冒险成功以后，又欲凭藉在西突厥征集的兵力，再一次进行军事冒险，不听臣下劝阻，北上进击薛延陀，志在复国，与薛延陀大战百余日，大败，再次西返时，可汗浮图城也非复所有，率领残众万余人，退入高昌国境，贞观九年（635）东徙降唐。②结束了可汗浮图城隶属东突厥的历史。阿史那泥孰据有可汗浮图城（635～639年），史书中的有关记载虽明查无据，却暗访有踪。咥利失可汗虽然在阿史那步真的拥戴下，夺取了西突厥大可汗之位，并通过唐朝遣使桑弘延的册封，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前国君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阿史那泥孰仍然得到西突厥东方五部处月、处密、卑失、姑苏、葛逻禄的支持，其核心部落处月就游牧于以吉木萨尔为中心的天山北麓东部地区，说明可汗浮图城就在阿史那泥孰的控制之下。并以此为据点，坚持了为时六年的复国斗争，试看这一时期该二部的活动年表：
贞观九年（635），即弥射甫失汗位之次年，“冬，十月，乙亥，处月初遣使入贡，处月、处蜜皆西突厥之别部也”。③处月、处蜜既为西突厥部落，理应属西突厥可汗管辖而无须独立遣使贡唐，其独立向唐遣使则说明该二部不服当时西突厥可汗管辖。此年咥利失可汗登位，岁三遣使请婚，且于八月、十二月两次“遣使来朝，贡方物”。④处月、处蜜等于同年入贡，同咥利失可汗唱对台戏。说明阿史那社尔降唐之后，失位的前可汗阿史那泥孰东山再起，依凭旧部处月、处密等部落的支持，重新占领了可汗浮图城以东的地区。
贞观十年（636）利失划全国为两厢十姓，授权、授箭，处月、处蜜既为西突厥部落，理应属西突厥可汗管辖而无须独立遣使贡唐。其独立向唐遣使则说明该二部不服当时西突厥可汗咥利失管辖，而且同它处于对抗地位。
贞观十一年（637）咥利失粉碎了统吐屯等人策划的政变，乘胜恢复。史载：“统吐屯为人所杀，欲谷设兵又为俟斤所败，咥利失复得旧地。弩失毕（据《通典》，此应为畀失）、处蜜等并归咥利失。”⑤畀失、处蜜皆为东方部落，原属多逻斯川大牙旧部，至此记其归降咥利失，说明此前该二部另有独立的政权系统，且证以他文，归降之处蜜仅为该部的一支。
贞观十二年（638），正当咥利失同乙毗咄陆大战伊列河上而东、西分国之际，《旧唐书·焉耆传》上出现了下述记载：“（咥利失）可汗既立，素善焉耆..十二年，处月、处蜜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咥利失既善焉耆，则攻掠处月、处蜜部落，显为其仇所遣，乙毗咄陆既为咥利失之仇，然其国于伊列水西。对此，二部实为鞭长莫及，由此可知当另有所主，且此主使人在焉耆之东，攻焉耆意在打击咥利失。
贞观十三年（639）乙毗咄陆可汗击平咥利失，统一西突厥全境，任命阿史那贺鲁为叶护，进驻多逻斯川以代步真。就在此时，《旧唐书》卷 194出现了下述记载：“弥射..以贞观十三年率处月、处蜜入朝，授右监门大将军。”可见领导处月、处蜜二部（一个时期还包括畀失等部）长期同咥利失政权相对抗的领袖人物并非别人，他就是前可汗阿史那弥射（泥孰）。咄陆可汗失位至降唐的行踪，不但澄清了阿史那弥射生平中的另一重大疑点，而且印证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即634～639年间西突厥汗国的政治形势并非像史书中所记的那样二分其国，而是三分其国。伊列水西有乙毗咄陆可汗，伊列水东有咥利失可汗，天山东北麓的可汗浮图一带则有依托处月、处蜜二部，且同高昌结盟的阿史那弥射。直至贞观十三年（639）乙毗咄陆可汗先后击败其两大劲敌，成为君临西突厥的大汗，阿史那弥射复国无望，于是其名在史书中隐而复现，化作大唐将领，而其旧日政敌阿史那步真先于咥利失可汗政权崩溃后，一度降于乙毗咄陆可汗，受命于可汗浮图监视高昌，阻击唐军，而至贞观十四年（640）唐军伐高昌，兵临可汗浮图，灭高昌，亦踵步弥射后尘，举城降唐。两政敌先后归唐，同朝列侍，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巧合。
据此判断，当贞观八年（634）东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利用阿史那泥孰与咥利失可汗、阿史那步真兄弟内政之际，攻占西突厥半部领土，自立为汗，但阿史那泥孰却仍然坚持着复国斗争，至贞观九年（635）阿史那社尔降唐之后，立即夺回可汗浮图城，依凭西突厥东偏处密、处月等五部的支持，占有西突厥半壁江山。直至贞观十三年弃城降唐，成为大唐将领，改译为阿史那弥射。①这已是可汗浮图城归唐的历史前夜了。
附注
①Qaγan这一名称意为大王，其核心词干的γan似源于汉与匈奴的混合词“贤王”，其中王为意译、“贤”为音译，γan即匈奴语“贤”的对音。这一王称为吐谷浑和突厥所继承，影响深远。说见薛宗正：《柔然汗国与西域》，《西域研究》，1995年，第3期。
②《魏书》，卷 103。
③《魏书》，卷103，《北史》卷98皆明确记载：“自号柔然。”《魏书》，卷103，《蠕蠕传》：“世祖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
①内田吟风：《北亚细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275～276页。该牧草拉丁学名 Artemsia-dracaniulus。
②参阅内田吟风：《北亚细亚史之研究》，325～340页，《蠕蠕向寄多罗月氏所领巴鲁库地方入侵考》。
①《魏书》，卷4
②《魏书》，卷 103。
③《魏书》，卷 101
①《魏书》，卷103。
②《南齐书》，卷59。
③《魏书》，卷103。
④薛宗正：《高车与西域》，《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⑤《魏书》，卷101，高昌传本作（太和）“五年，高车王可至罗（应即阿伏至罗）杀（阚）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侯灿据吐鲁番文书《建初二年庚午岁功曹书佐左谦奏》75KM88（a）考证，建初二年即790年，正是阚首归被杀前一年的文书则“太和五年”应为“太和十五年”之误。见于所撰《新发现的高昌王阚首归和麴嘉年号考》，载《高昌、楼兰，研究论集》，85～90页。
⑥《魏书》，卷103
⑦《魏书》，卷103
①《魏书》，卷103
②《魏书》，卷103
③《资治通鉴》，卷148，天监十六年。
④《魏书》，卷103
⑤《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降附
⑥《魏书》，卷103
⑦此事《魏书·高车传》置于正光后，天平前，《资治通鉴》则附于梁普通三年（522），似皆无据，以我判断，应与阿那瓌称汗事有关，应为孝昌元年（525）事。
①《资治通鉴》，卷152，大通二年。
②《魏书》，卷69。
③《魏书》，卷102。
④《魏书》，卷102。
⑤《南齐书》，卷59。
⑥《晋书》，卷130。
⑦《晋书》，卷125。
⑧《北史》，卷13。
9《魏书》，卷23。
⑩《北史》，卷13。
①《魏书》，卷18。
②《魏书》，卷18。
③《魏书》，卷18。
4《梁书》，卷54。
⑤《北史》，卷14。
⑥《北史》，卷14。
⑦《魏书》，卷102。
①《北史》，卷98：“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高车丁零。”据此可知，丁零的最古译名为“狄”，因皆分布于中原之北，故泛称北方族群为 “北狄”，而高车即高车丁零的简称。
②《北史》，卷98记高车： “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奇异斤氏。”
③《北史》，卷98：“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①《北史》，卷99 。
②《北史》，卷99。
①《魏书》，卷69。
②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6。
①崔鸿：《十六国春秋》，卷96。
②《资治通鉴》，卷 129，大明四年。
③参阅薛宗正：《突厥史》，第一章，突厥先世，39～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①《册府元龟》，卷978，外臣部，和亲一。
②《册府元龟》，卷978，外臣部，和亲一。
③《北史》，卷99。
①王博：《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 96年版。
②《北史》，卷 99。
①《太平寰宇记》，卷196，突厥传，下。
①〔苏〕Д.H.萨维诺夫、H.Д.契列诺娃：《鹿石分布的西界及其文化民族属性问题》，见《蒙古考古学与民族学》，苏联科学出版社，诺沃西比尔斯克，1978年版。〔苏〕契列诺娃：《关于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见《蒙古考古论文集》，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2年版。乌恩、陈弘发曾分别翻译为汉文，刊于内蒙古文物队、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 1、3期。
②薛宗正：《突厥史》，第一章《突厥先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①参见白鸟库吉著、傅勤家译：《康居粟特考》，第三章，商务印书馆，民国 25年版。
①薛宗正：《河西诸凉王朝与西域》，《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7期。
②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
③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
①《卜古特碑》第9至第10行记载：“‘显灵吧！’于是，圣天布民可汗下诏曰：‘噢！圣天佗钵可汗，你须建造一座大且全的新寺院。’他于是传旨：‘建造一座大的新寺院’”见林梅村译文。录入薛宗正《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新唐书》卷110记，贞观二年（629）东突厥处罗可汗之子拓设阿史那社尔击薛延陀，兵败，“将余众西保可汗浮图城”。此为可汗浮图城在史书中之初见。《新唐书·地理志四》、《资治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四年条、《旧唐书·高昌传》、《通典》卷174州郡四，卷191高昌条等与此所记基本相同。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亦记载玄奘至伊吾，“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过，即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时间也是贞观二年。
①《可汗浮图城考》，原载《东洋学报》第46卷，第2、3号。
②孟凡人：《可汗浮图城略考》，见《北庭史地研究》，55～6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理由是“西突厥可汗浮图城（即唐之北庭城）与务涂谷相距不过三四十里，在同一个地区之内，故因务涂而转称浮图是完全可能的此外，务涂和浮图，与突厥语（bod（bud？）（王座之意）音相近，所以可汗浮图城也可能是qacanbod的音译”，主张“可汗浮图城的性质，是射匮可汗和统叶护时期设的‘北庭”，“可汗浮图城存在的时间，大约在公元 611～612年以后不久，直至公元 640年”。
①《元和郡县志》，卷 40。
①例如俄人巴里托里德力主西突厥是“完全独立的”，其开国可汗为室点密，法人沙畹也认为室点密为西突厥始祖，然“北突厥与西突厥之分离，至室点密之子达头可汗始见确定”。马雍强调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全境都归西面可汗室点密管辖（《突厥与高昌麴氏王朝始建交考》，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吴玉贵亦多次强调西突厥汗国就是在西面可汗部基础上形成的，其汗统纯出室点密一系见其《西突厥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 1期。
①《隋书》，卷83。
①《册府元龟》，卷995，外臣部，交侵。
②《资治通鉴》，卷 176，开皇五年。
③参阅吴玉贵：《高昌供食文书中的突厥》（《西北民族研究》 1991年第 1期）、钱伯泉：《铁勒国史钩沉》（《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 1期）。令人不解的是，吴玉贵乃率先利用这批供食账研究突厥史的学者，以上论文确卓有建树，但所得出的结论明显同他一贯主张的西突厥出自室点密汗系，排斥木杆汗系与西部突厥及西突厥存在任何联系的观点不相容。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3册，328页。
①大泽孝著、于志勇译：《新疆伊犁河流域的粟特文题铭石人——关于突厥初世王统的资料》，《新疆文物》，2001年，第1、2期合刊。 ②《册府元龟》卷383，将帅部，褒异九：突厥雍虞遣使请降，并献羊马..突厥所献马百“闾匹、羊千口 ”
③旧作《西突厥开国史考辨》（《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误为都蓝败达头的指征，今予修正。
④《隋书》，卷2。
⑤转引自冯承钧译沙畹：《西突厥史料》，176页，中华书局本。
①霍尔米兹德四世（HormizdⅠⅤ，579～590年）虽为突厥公主所生，却极端仇视突厥，屡兴兵北犯达头领疆。及霍斯洛二世（KhosvouⅡ591年）即位以后，尤好大喜功，四面拓境，达头后方为之纷扰不宁，其势不得不分兵为备，东线防御力量相对减弱，因此，都蓝初世的军事进展一帆风顺。说见薛宗正：《突厥史》，第三章，突厥内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
②《册府元龟》，卷652，奉使部，绝域。又《册府元龟》，卷653，奉使部，称旨所记全同《册府元龟》，卷654，奉使部，恩奖文字亦大同小异。
③《册府元龟》，卷655，奉使部，智识记：“十三年流人杨钦亡入突厥，诈言彭公刘昶共宇文氏女谋欲反隋，称遣其来密告公主，雍闾信之，乃不修职贡。”隋朝原本许与都蓝可汗和亲，而同年八月，改而同处罗侯之子染干和亲。“妻以宗女安义公主。上欲离间都蓝，故特厚其礼..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长孙晟说其帅众南徒，居都斤旧镇，锡赍优厚。都蓝怒..于是朝贡全绝。”见于《资治通鉴》，卷 178，开皇十三年。
④《西突厥史料》，页177，冯承钧译本。
⑤《册府元龟》，卷984，外臣部，征讨三：“十九年..达头可汗犯塞..师未出，而都蓝为其麾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可见都蓝可汗是被达头可汗所杀，其部落悉被兼并。
①大泽孝著、于志勇译：《新疆伊犁河流域的粟特文题铭石人——关于突厥初世王统的资料》，《新疆文物》，2001年，第 1、2期合刊。
①日本学者内藤みとり《■ル■大王Shaba■っぃ■》（载《西突厥史の研究》421页）及大泽孝著、于志勇译：《新疆伊犁河流域的粟特文题铭石人一一关于突厥初世王统的资料》（《新疆文物》2001年1、2期合刊）都相信《隋书》的记载，将二人朝隋受阻定在600年，并依据其所行路线、行程作了详细的推算，其实是不必要的。其推算结果也未必正确，因为其所据前提本身就未必值得信赖。
②《隋书》，卷84。
③拙作《石国考述》（《中亚研究》，1989年，第4期）中指出：“大业初年西突厥的国君即为泥橛处罗可汗，可知正是此汗在位时期实现了对石国的征服，自此石国的王统已由原来的粟特人易为西突厥人。又依突厥制度，‘特勤’乃是高层显爵，出任此爵者必是王族阿史那氏，其他异姓突厥不能染指，又可进一步到自隋初石国主已易为西突厥阿史那氏。”
④《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 342～345页。
①《册府元龟》，卷995，外臣部，交侵。
②《旧日唐书》，卷 199下。
③钱伯泉：《铁勒国史钩沉》：“‘义’、燕音近，‘末’字当为‘禾’字之误，‘燕末（禾）山’即今‘义和山’”《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284页。
②钱伯泉：《铁勒国史钩沉》，《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 1期。
③薛宗正：《〈突厥语大词典）中的新新疆史事》，《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 1期。
④姜伯勤：《高昌文书中所见的铁勒人》，《文物》，1986年，第2期。 ⑤《隋书》，卷84 。⑥《隋书》，卷83。 ⑦《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降附： “五年，六月，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
①《隋书》，卷84。
②《隋书》，卷84 。
③《旧唐书》，卷 199 。
④《册府元龟》，卷978，外臣部，和亲一。
⑤《新唐书》，卷 110。
①《新唐书》，卷110。
②阿史那社尔降唐后，拜左骑卫大将军。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贞观末主兵西征，灭龟兹而返，成为主持统一西城大业的大唐名将。
③《资治通鉴》，卷194。
④《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三。
⑤《旧唐书》，卷194。
①薛宗正：《阿史那弥射生平析疑》，《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泥一一孰兼与吴玉贵同志商榷》，《新疆文物》，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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