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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开西域乃新疆纳入祖国版图和汉人成为西域重要居民的历史开端，汉军屯田则是取得这一伟大胜利的基本保证。自使者校尉到戊己校尉，汉军的西域屯田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天山北麓乃是汉军屯田的重要屯区，所留金蒲城、疏勒城、且固城乃是天山北麓建城史的最初篇章，戊校尉耿恭抗击北匈奴的壮举，更是一曲永垂史册的英雄壮歌。
  第一节 从使者校尉到戊己校尉
  汉开西域的胜利乃是同游牧强族匈奴之间综合实力较量的结局，汉军人数的众多和雄厚的丝帛资源在军事和外交较量中都占有优势，所遭多次重大挫折都是由于长途行军，粮馈不足。诸如征和四年（前89）开陵侯成娩主持的二争车师，虽破其国，降其王，而士卒道死饥饿者多达数千人。太初元年（前104）贰师将军第一次伐大宛率属国六千骑，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兵力本十分雄厚，及太初二年（前103）“西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财（才）有数千，皆饥罢 ”①，被迫还师。
  汉军就地屯田、就近运粮是唯一解决汉朝开拓西域这一军粮供应难题的方案。因此，在贰师将军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刚刚奏凯还朝的太初四年（前101），武帝就派出了使者校尉督率汉军士兵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 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①“仑头（即轮台）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②使者校尉就是汉朝最早创立的屯田建置，至元凤四年（前77）“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扞弥太子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③主持轮台的汉军屯田，同年遣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另册鄯善王遣汉质子为新王，改其国名为鄯善，为巩固此王的统治，又“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④
  此外，在文献史料中见诸记载的武帝时期屯田地点还有创建于元封六年（前105）的胘雷，地在乌孙北⑤、楼兰⑥、北胥、赤谷、伊吾等地。这些屯田分布虽然很广，但真正能够坚持下来，并且在以后汉朝统一西域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屯田地点，主要是郑吉所经营的渠犁屯田，以及楼兰、伊循的屯田。至郑吉擢任西域都护之后，高昌、交河，以及天山北麓的屯田又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西域新的屯田中心。首任西域都护郑吉则是汉代屯田历史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郑吉乃以屯田建功绝域的一代名将。他所经营的渠犁屯田成为西汉最大的粮仓，距轮台很近，实质上是使者校尉轮台屯田的继承和继续。使者校尉的屯田因赖丹被杀一度中断，本始二年（前72）汉将常惠将乌孙兵破北匈奴，还师时围龟兹，斩杀赖丹主凶姑翼，此后汉军恢复了渠犁屯田。郑吉与其副将司马熹主持渠犁屯田似即始于此年。其后随着车师争夺的不断胜利，屯田地点又东扩至交河、高昌一带。至神爵三年（前59）西域都护府创立之后，“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⑦可见郑吉擢为首任西域都护之后，仍然高度重视屯田，继续委其得力将佐主持屯田，出现了“始属都护”的“屯田校尉”官号，成为戊己校尉的前身。
  戊己校尉的创立是继西域都护之后，汉朝在西域的另一重要军政建置。这是主管西域汉军屯田的最高官员。此前，为了解决汉军粮食的供应，郑吉任西域都护前也以善营屯田知名，开此屯田官衔的前驱。
  戊己校尉乃是汉朝主管西域屯田的最高军政长官，官阶仅低于西域都护，实质上是西域汉军的副帅。郑吉主持屯田时期，所领官号为 “侍郎 ”，说明那时屯田的主政长官还没有固定的名号，至郑吉擢任西域都护之后，戊己校尉官名正式设置于宣帝元康四年（前62），本治于车师前部交河城，不久罢废。元帝初元元年（前48）再次建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出现了如下记载：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前48）置，有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其中戊己校尉是屯田长官，丞理民事，司马和候管兵马。《汉书·西域传总序》中又再次提到这个官名。戊己校尉即主持农耕的校尉，同屯田校尉的旧名寓意差不多。①有学者认为戊己校尉与“屯田校尉”之间区别并不在于官名的寓意而在于统属关系的变化。屯田校尉乃郑吉所置，乃西域都护府的下属机构，戊己校尉则另属凉州敦煌郡，非但西域都护无权调遣，且足以同其分庭抗礼。这是二者的主要区别。②从此后戊己校尉总是受号令于西域都护判断，此说是否成立，仍值得怀疑，姑且一说。罗布淖尔出土西汉元帝永光五年（前39）、成帝河平四年（前25）及同时代简牍，记汉西域官名，有车师戊校、左部左曲候、左部后曲候、某部右曲候、右部后曲候、右部后曲候丞、交河曲仓守丞。黄文弼先生认为均属戊己校尉。这些都已得到史实的验证。罗布泊出土的汉简记有“交河壁”，说明汉军在交河设有屯田堡垒。一简记有“交河曲仓守丞衡移居卢訾仓”，说明交河屯田军设有积谷粮仓交河曲仓，管理交河仓和楼兰居卢訾仓的屯田官，说明戊己校尉初建时虽与屯田校尉一样，同在车师前王庭交河城一带屯田，其后则逐步东移高昌壁，鄯善的柳中城逐渐成为汉军车师屯田的中心。
  戊己校尉作为西域最高屯田兵长官，具有双重军政隶属关系，汉朝西域屯垦直属大司农管理③，受监督于主管军队粮草供应的搜粟都尉，及朝廷发遣各地的劝农使者，军事上并受西域都护节度。戊己校尉开府建衙，职繁责重，其地位也日益提高。西汉初置之戊己校尉原本秩六百石，至东汉已升至二千石，位与西域长史相埒。故《后汉书·百官志》卷24记：“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下领各地曲候、屯长等基层屯田官员，形成为等级分明的三级建置。复据《百官公卿表上》戊己校尉府衙中还设“有丞、司马各一人”。曲候，又作军候，是大屯区的屯田长官，一般率军千人左右。《后汉书·百官志》记“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 ”，官阶相 当于初建之戊己校尉。《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简二记有“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七月癸卯朔壬子左部左曲候”，简五记有“口者马君左部后曲候尊丞商令史利口”，简六记有“右部右曲候口口令史口口口”，简三记有“右部后曲候丞陈殷十月壬辰为乌孙寇所杀”，简四记有“二月庚辰朔丙午后曲候口”，罗布泊汉简七记有“口口部军守司马”，简八记有“君使宣告左右部司马衍口口口”，这里的“左右部司马”，即左右两部校尉的属官司马。简十六记有 “交河曲仓守丞 ”，证明交河设有曲候。
  屯长：是各地屯田所内直接领导田卒生产和战斗的基层屯官。《后汉书 ·百官志》云： “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罗布泊简中记有“从事”、“仓吏”，疑是各部曲候的属吏。简二十记有：“庚戌旦出，坐西传日出时，三老来坐，食时归舍。”“三老”，本是汉初乡官小吏。汉朝就是以此命名基层屯田官吏。各大屯区都有自己的粮仓，如“居卢仓”、“交河曲仓”等。仓库专门有“仓吏”负责管理。汉朝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监察制度，经常派员视察屯田。例如罗布泊汉简十八记载：“乙巳辰时，都吏葛卿从西方来，出谒巳归舍。旦，葛卿去，出送。”简十九记：口口使者王口旦东去，督使者从西方来，立发东去。口口仓使，口黄昏时归仓。”这两简记的“都吏 ”和“督使者 ”，都是汉朝派往西域督察的使官。
  罗布泊汉简二七记有“史隆家属畜产衣器物籍”，简二八记有“口口口时簿”。这和居延汉简记的各种“簿录”相似。各屯田区要建立各种籍簿。其中主要有统计各类数据的“计簿”，征收人头税的“算簿”，登记田亩产量的“田簿”，屯田卒领取口粮登记的“食簿”，登记领取日常器用的“记簿”，登记领取兵器、农具的 “用簿”登记领取耕牛的 “牛簿 ”等，这些籍簿都须上报大司农。
  罗，布泊、悬泉出土的西汉简牍进一步反映元帝永光五年（前39）至成帝河平四年（前25）间戊己校尉又分化为戊、己两校尉，左部即戊校尉，右部即己校尉。①王莽柄政时期，又恢复了戊己校尉的建置，新朝时期的刁护（王莽始建国二年，10）、郭钦（王莽天凤三年，16）皆领戊己校尉官号，新获敦煌马圈湾汉简中，编号47简云：“臣愚窃，不胜念念，与戊部尉钦议。”编号47简云：“都护虏译，持缴告戊部钦、车师前附城诩。”此乃王莽时代官职，其中的戊部尉钦应指史书中所记新朝天凤三年（16）任戊己校尉的郭钦，可见王莽新朝仍继续实行二校尉制度，区别在于戊校尉称戊部尉，己校尉称己部尉，郭钦所任实非戊己校尉而是戊部尉。东汉明帝重开西域时期所任命的主管屯田长官也是承袭了元、平年间的西汉建置传统。②其中主管天山南麓的屯田长官称己校尉，主管天山北麓的屯田长官称戊校尉。东汉抗击匈奴的名将耿恭就是最著名的戊己校尉之一。但明帝逝世之后，这一制度似 已废止，至班超、班勇继主西域时期，又恢复了戊己校尉统一主管西域屯田的传统局面。
  关于戊己校尉所属屯区，史无明载。近年来天山南北东段戊己校尉所属诸屯城相继发现了一种似为屯官标志的铜马，非常引人注目。按秦汉时期大将统兵，设有虎符制度，其下各级官佐，各有官符，依例，戊己校尉所率屯田将佐，也应各有其等级不同的官符或勋符，以为信物。奇台石城子汉代屯城中发现了一匹铜马（图36），大眼炯炯，一颈浓鬃，细腰劲臀，尾巴甩动，骏姿英武，长约4厘米，高约3.5厘米，显然是一种佩饰。鞍部有一小孔，可系带佩用，很可能就是屯田军官区分级别的标志。后来这种官符陆续发现，1981年木垒英格堡也征集到一匹铜马，马的基本造型与前三马相同，区别仅乃马上另有一骑者，也应是东汉时代的产物（图37）。1985年奇台东湾乡又出土了石城子同样形制的铜马（图38），高3.5厘米、长5.2厘米、也是鞍部开孔，铜图37木垒英格堡铜马的成色更黄；吐鲁番也发现了类似形制的铜马（图39），高3.7厘米、长5厘米，以上三马形制悉同。2005年我又到吉木萨尔山前地带考察，得到北庭画院文物（图40），收藏家张天铭及地方资深县史研究专家王秉诚以及朱丹诸先生的大力协助，得知吉木萨尔也曾发现两匹铜马，一为张天铭先生的私人收藏，马上有猴。另一铜马形制与奇台石城子铜马基本相同，其出土地点明确就在泉子街乡的小西沟古城。马上有猴，似乎寓意为马上封侯，由此判断，这些似乎都是汉军基层屯田长官佩带的官符
  或勋符。进入东汉时期，戊己校尉分化为戊、己两校尉，其中主管天山南麓的屯田长官己校尉治所由高昌东迁柳中，主管天山北麓的戊校尉治于山北金蒲城，中心在今吉木萨尔县南山，其屯田范围已扩展至奇台、木垒县内，实质上已遍布车师后部的全境。这些拔地而起的汉代屯城大都始建于西汉宣帝朝，即郑吉主军、主政西域时期，王莽新朝一度废弃，东汉重建，并在西域三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节 从金附国到戊校尉治所金蒲城
  金蒲城乃戊校尉的治所，整个山北屯区都归其统辖，事实上乃是汉朝管理天山北麓东段的军政中心，耿恭移师疏勒之前原驻于此，创造了以毒箭击退匈奴的辉煌胜利。而在确定其具体地望之前，首须解决其城名的由来问题。
  金蒲之名，西汉无闻，却另有金附之名出现。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车师旁小金附国随汉军后盗车师，车师王复自请击破金附。”①“金附”之名的初现与车师王“北走匈奴求救”有关，且前加小字，后加国字，显然是一个山北小国，这时，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部族联盟名义虽存，实际上已被分化为若干小国，蒲类分化为蒲类国、蒲类后国、移支，小蒲类、乌贪訾离等国即为其例。传文中将车师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与“小金附国随汉军后盗车师”并提，且前后承接，必有内在因果关系，说明金附与小蒲类关系密切，据此判断，金附似乎也是蒲类分化出来的诸小邦之一。
  蒲类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虽然高于车师，并且有了相对稳定的聚落，如兰州湾子原始聚落、四道沟原始聚落等，却未必建有城堡。天山北麓城堡必定是汉屯田兵所建，其时间上限最早不会超过神爵二年（前60），至东汉时期，金蒲城之名始浮现于史册。见于《后汉书》卷19，耿恭传：“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耿恭字伯宗，与耿秉为堂兄弟，共出武将世家。“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以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 具，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赍金帛，迎其侍子。”①永平十八年，北匈奴大举来犯，杀车师后王安得，另册涿鞮为后部王，联兵攻金蒲城，揭开了山北屯区保卫战的历史序幕：“恭乘城搏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而在同书《西域传》中却记为金满城：“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同地异名，一作金蒲，一作金满，究竟孰正孰误呢？学术界曾为此争论不休。
  清代学者大都认为金满之名是对的，金蒲则是错的；又唐朝庭州下属有金满县，今吉木萨尔（济木萨）仍存此音的千古遗响。这一名称显然是金满一脉相承的历史继续，故《新疆建置志》认为：“汉金满之名，既沿至唐，则唐亦呼金满可知，唯吐鲁番回鹘相继据有，文字不同，辗转讹变，遂译为济木萨，此三字急读之，与金满县同。”岑仲勉却独以为金蒲之名无误，认为金蒲城名就是承袭金附国名而来。其实，这一争论意义不大。清人钱大昕早已指出，古无轻唇音，上古时期凡轻唇音皆读为重唇，金附之“附”属轻唇非纽（f），汉代读音作滂纽（P），则金附、金蒲的音读完全相同，必为同名异译无疑，此国既可配合汉军，寇掠车师，必与之毗邻，如在天山北麓，应即位于柳谷通道的北端，与车师后部牙庭务涂谷相近。至东汉初年，金附国名消失，金蒲城名出现，说明耿恭屯田的金蒲城应即古金附国故地，并以该国故址作为戊己校尉的驻地。可见金蒲乃是汉代该城的正名，至于金满则似金蒲的音变。古汉语中p、b与m之间常有互讹的现象，如《史记》中所记魏将武蒲、《汉书》中则作武满，至唐朝这种互讹的现象更为突出，如突厥语“baγa”明白应当音译为巴贺，却译为莫贺，磨延啜之本音乃Bayancur，本应音译为巴颜啜，却译为磨延啜。故汉代的金蒲至唐已讹为金满，于阗文亦作connond，由之创建了金满县，故岑仲勉指出：“今比以《汉书》金附，知耿恭所守之城实为金蒲，不应金满，大抵唐初所见《后汉书》已有误写为满者，当日考古立县，未加细勘，遂设金满，此金满一名所自起也。”
  汉金蒲与唐金满虽有名称上的嬗变关系，并非一地。清人不审，已往往把它们混淆不分。至今仍有不少学者仍然继续因循清人的错误，认为汉金满城即唐金满县，亦即护堡子北庭古城。②曾经亲履新疆进行考察的清人徐松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在《汉书西域传补证》一书中他曾明确指出：“今济木萨城北五里有破城，为唐都护府遗址，而城南十五里入山，是今城的唐城之南，汉城又在今城之南也。”易言之，唐金满在今吉木萨尔县城北，而汉金蒲则在今吉木萨尔县城南。天 山北麓的考古实践也表明，这一地区文明的发展存在着山前地带向平原地带推进的鲜明特点，汉代以前的古代遗址大都位于山前地带，南北朝至隋唐以后的遗址才开始出现于中部平原之上，早期的草原丝路实质上也是穿行于山前地带的山谷丝路，至南北朝隋唐时期真正的平原丝路才正式形成。据此判断，汉金蒲城虽然是吉木萨尔建城史的开端，并同北庭古城存在着历史渊源关系，却一南一北，并非一地，亦非一城。
  那么，汉金蒲的具体地望究竟何在呢？对此，东汉初开西域，都护陈睦驻交河，校尉关宠驻柳中，耿恭在山北屯田，必与山南汉军各驻地有路可通，且相距不远，方可倚为势援，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依此判断，汉金蒲城只能位于天山北麓傍山谷地之中，其中位扼南通吐鲁番谷口的泉子街乡最具形胜。此乡位于唐柳谷通道，亦即《西州图经》所记他地道的北端出口处，乃连接汉车师、前后部，唐西、庭二州的交通咽喉地段。《新唐书》卷40，地理志西州交河县记其路线为：“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度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西州图经》则谓之他地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通车马。”《王延德使高昌记》：“历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岭口，宝货所出。又两日至汉家砦，又五日上金岭..度岭一日，至北庭。”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唐代墓葬出土的长行马文书中所见酸枣戍、柳谷镇等地名皆在此条线上，或即王延德行记中之汉家砦。柳谷当指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通道，我曾步行穿越过这一古道。具体路线乃自今吐鲁番西北的交河古城西北沿河逆上，途经红柳河，三岔口，入天山山谷，由石窑子登山，历小雪山、大雪山至极顶，沿坡下山，至庭州境，历六道桥、五道桥、四道桥、三道桥、二道桥、由头道桥出山，经今泉子街山口汉戍金满城故墟，吉木萨尔千佛洞，即宋之高台寺，北上而至北庭，即今吉木萨尔护堡子古城①。1987年我首次赴泉子街考察了当地所称的“三连城”。所指就是这里存在的三座古堡，自南而北依次是东大龙沟古城，韭菜园子古城、小西沟古城，其中大龙沟古城太小，文化层又薄，韭菜园子古城已毁，重点考察了小西沟古城。1988年初步提出了汉金蒲城就是吉木萨尔小西沟古城的主张②。自2005年接受吉木萨尔县委写作任务以来，又分别与县文物局局长郭夏、李功仁及北庭画院朱丹等一起，数次复勘了这一古城，结合古城规模形制，地下文物发现、文化层厚薄，参考有关考古记录及研究成果，进一步确信这一考证无误。
  小西沟遗址③前已述及，位于吉木萨尔县山前地带，泉子街镇大龙沟流经的一个谷间高地上，土名贼疙疸梁，是在小西沟原始聚落遗址基础上兴建的汉代城堡。地当交通要冲，由此东南行，即入天山谷道，可至吐鲁番，其路应即唐之柳谷通道或他地道。该城正在南通天山谷道的西侧，遗址呈北高南低的微倾斜趋势，东面 本是一片临近榆树沟的树林，当年曾盗贼出没，贼疙疸梁或因此得名。西临大龙沟，宛如一条天然的护城河，河床与遗址表面的相对高度达 70米。南倚天山，北面台地陡峭，形势险绝，正可俯瞰开阔的平地，具有古代军事城堡的天然形胜。自此经过的乡间公路仰视，长长城垣一字排开，分外雄壮。城呈不太规则的方形，据陶片分布范围测量，遗址南北长700米、东西宽400米，城墙东西300米，南北180米，城为夯制而成，属典型的汉式建筑，在以上泉子街三连城中规模最大。因岁月侵蚀，城墙残高已不足1米，且断续残缺。城内出土文物极丰，既有金石并用时期的原始陶器、石器，又有典型的汉代文物。根据水冲积剖面观察，很容易发现距地表1米以下就是文化层，堆积极厚，远远超过与之相邻的大龙沟古城与韭菜园子古城，且有上下之别。除我以外，到此考察过的学者很多，根据阚耀平、阎顺的考察报告，这是一座具有历史连续性的遗址。遗址土层堆积厚达五层，表层厚约1米，二层为基本文化层（灰烬层与烘烤层），厚约30厘米，有些地点为二层，中间夹5～25厘米的黄土。三层为黄土，厚度1.1米。四层：棕黄色黏土，厚度2米。五层由胶结不好的灰色砾石和砂组成，厚度大于10米。碳14测定为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遗址。上层为古城遗址，年代为2039±104年B、P，相当于西汉，下层为彩陶与金石共存的早期文化遗址，年代为2340±80年B、P，说明该遗址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废弃于东汉中期以后，①其重要意义赫然可见。但是，阚、阎文中最后得出的史学结论却是由于将疏勒城错误地定在东大龙沟古城，将小西沟定为车师后部牙庭务涂谷。按西汉宣帝之前，今吉木萨尔、奇台、木垒诸县的主体居民一直是蒲类人、卑陆人，以及由蒲类分化出来的金附人，车师的一支迁入天山北麓乃是西汉末年的事，且小西沟古城明显是以汉式夯筑法建成，车师后部则乃游牧部族，其牙庭未必建有城堡，即使建有城堡，也不会采用夯筑方式和方形结构，可见将小西沟古城定为务涂谷的结论同碳 14测定所得年代学数据明显矛盾。
  那么，怎样判定小西沟遗址和小西沟古城的历史蕴涵呢？结合这是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遗址判断，我认为其下层文化应即古代塞人蒲类及其衍生的金附国，其上层古城应即汉戊校尉的治所金蒲城。前者同下层文化的碳14年代数据相合，后者不但同上层文化的碳14年代数据相合，而且其地理方位，城堡的建筑形制、地势特征也都同文献记载若相符契，且历年来出土文物极为丰富。其中除 了金石并用时期的文化遗存之外，汉代风格的文物也已出现。其中夯打版筑乃汉式建筑的基本特征，此城就是以这种方法筑成的，从而排除了当地族群筑城的可能性。城中轮制残片多为灰陶，饰蓝纹、堆纹，时代较晚，具有汉代风格。如此多的生活器皿在这里出土，证实城中驻兵必定不少，城中还出土了长砖、大方砖等汉代建筑材料，同奇台石城子所见汉砖类似。1959～1960年，城中还出土过五铢钱、铁刀、灯等遗物及汉瓦四方。21世纪初，又出土了汉代的半两钱和五铢钱，并流入古币市场，足以确证此城乃在古金附国原始聚落的基础上扩建为汉代驻军城堡。此城位居吉木萨尔县山前地带，取道唐之他地道（即汉之联系车师前后部的山间谷道），与汉西域都护陈睦驻守的高昌壁南北相望，无疑就是戊校尉耿恭的治所和最初抗击北匈奴的据点。
  汉代的戊己校尉制度屡有变化，在汉明帝初通西域时期，戊己校尉本已分化为戊、己两校尉，至二通西域指班超任西域都护时期，又恢复了戊己校尉的建置，并在天山北麓增置了戊部候这一新官职：“（永元）三年（91），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①至史称“三通西域”的班勇主政时期，以西域长史官号驻节柳中，对车师前、后部全面加强控制。恢复山北屯田，复置戊校尉与戊部候。至东汉末年，阿罗多任车师后部王时期，发动叛乱，戊校尉、戊部候、后部候、且固城、后部候城等官名、城名开始浮现于历史地平面。《后汉书》卷88，西域传记云：“永兴元年（153），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后部候炭遮领余人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自此，车师后部又分化为二。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传文中“戊校尉阎详”仍是决定天山北麓全局的汉军最高长官，说明戊校尉建置仍存，其治所显然仍是金蒲城。戊部候严皓，候者，斥候也，应是低于戊校 尉阎详的天山北麓屯田长官。据《续汉书·百官一》将军条：“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又悬泉汉简①中充分证实曲候乃校尉的属吏，故有“赐校尉钱，人五万..候，人三万”的记载。戊校尉阎详的官阶应为秩二千石的部校尉，戊部候严皓的官阶为秩六百石的曲军候，候的下属机构就是直接管理屯兵的屯长了。传文中记载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就是因为与戊部候严皓发生矛盾才起兵反汉，“攻围汉屯田且固城”，则且固城就是戊部候严皓驻节的斥候城。复据《后汉书·西域传》，“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则车师后部候城或后部候城也是戊部候的驻地，且固城亦即车师后部候城或后部候，城，这三个名称实为一城。应当指出的是，戊部候与后部候在官阶上虽然都属校尉的属吏曲候，但性质迥然有异。“戊部候”由汉人出任，“后部候”则由车师亲汉派首领炭遮充任，车师是游牧族群，其王犹建牙山谷，这位领有汉朝后部候官名的车师贵族首领炭遮并不住在后部候城，只有汉人出任的戊部候才实际驻节于后部候城，亦即且固城中。可见至迟永建三年至永兴元年（91～153年）汉朝在山北屯田又有了新发展，并在金蒲城之外，又新建了斥候之堡且固城或后部候城。这个新建的斥候城（且固城）同金蒲城一样，都是隔山与高昌壁相望，相距都是500里，说明金蒲城与且固城（后部候城）都位于今吉木萨尔县的山 前地带，而且相距甚近，必定同在泉子街乡。前文业已述及，在被我考证为金蒲城所在的小西沟古城之南仅8公里，确实存在着一座较小的戍堡一一东大龙沟古城，地理坐标：06′北纬43°49″地形东经89°36″44′海拔1660米。东、西两面临河，狭长而平坦，城略呈长方形；仅存，西墙、北墙西段，和南墙西段，东墙无存，基迹依稀可辨。西墙方向北偏东35度，长约60米，北墙约85米，南墙约95米。城墙夯筑，夯层7～11厘米，夯土中夹有小砾石与碎骨，残高1.7～3米，底部宽4～5米，顶宽1.5～1.8米。南北墙有豁口，似为城门。南豁口两侧有里凸的土坯建筑残迹，似为后建之门墩或瓮城。傍山临涧，具有军事要塞性质（图45），残垣犹清晰可辨，明显是金蒲城的斥候之堡。地表陶片多为夹砂红、灰陶，文化层不厚，时代晚于小西沟古城。据此判断，东大龙沟古城似即东汉时期的戊部候所驻之且固城，亦即后部候城。有学者曾将此城定为耿恭据守的疏勒城①，并云：“据当地群众介绍，过去城内曾发现过铁刀、五铢钱、灯等遗物。因时间关系，对这座古城未及仔细调查，尚不能确定其时代。但是，由于该古城的位置与《后汉书·耿恭传》所记已基本吻图44大龙沟古城近照合，因此，这座古城之前身（古城延续使用时间似较长）很可能就是疏勒城的所在地。”②孟先生是我最敬重的考古学家和私交甚笃的朋友，但所做这一论断乃在其学术起步期，实在过于匆忙。此说的实质就是不承认耿恭在抗击匈奴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驻地的转移。这是同史书记载相悖的。果如是，则此泉子街咫尺之地，同时就有两座汉城存在，且此城极小，文化层极薄，出土文物也不多，耿恭根本没有必要从原驻大城金蒲，退守到这么小的一座城堡中去，加之其城较金蒲城的位置更南，更加靠近他地道口，这时山南陈睦一军已全师覆没，焉耆等匈奴诸属国军随时都可北上与匈奴会师，合攻此城，岂不自寻灭亡。足证东大龙沟古城绝不可能是疏勒城的所在地。至于所云：“过去城内曾发现过铁刀、五铢钱、灯等遗物。”并非孟先生亲见，而是得自地方传闻。其实，这些遗物的真正出土地点并非东大龙沟古城，而是前已述及的小西沟古城。东大龙沟古城实与疏勒城无干，而是东汉时期的戊部候所驻之且固城，亦即后部候城。
  第三节 耿恭驻守的疏勒城
  汉代有两疏勒，一是天山南麓的疏勒国，二是天山北麓的疏勒城，后者是东汉名将耿恭抗击匈奴的最后据点。属戊校尉治下山北屯区重镇。其具体地望安在，必须联系耿恭东撤的历史背景，结合史书所记地理方位综合确定。
  耿恭是明帝时期任命的戊校尉，总管山北屯区的边防、屯田事务。永平十八年（75）北匈奴策动其西域属国焉耆、龟兹对汉朝发动了联合反攻。北匈奴也杀降汉之车师后王安得进击山北汉军。耿恭本在戊校尉治所金蒲城却敌，金蒲城南与西域都护陈睦军南北相望，又有他地道相通，何以遽然撤离，改守疏勒呢？显然同当年陈睦一军最先覆没，高昌失守，继续在吉木萨尔泉子街一带苦守无异于甘心处于北匈奴和南道焉耆、龟兹联军南北夹击之下。而同年“会显宗崩，救兵不至”①，当时唯一可以为援的只有驻守柳中的己校尉关宠一军。由此判断，耿恭弃守金蒲后撤离的方向只能是向东，旨在同柳中汉军取得接应，而不可能像大龙沟说的主张者那样南奔他地道口。易言之，耿恭退守疏勒乃陈睦战殁，关宠上书求救的历史产物，所据守之疏勒城必隔天山与柳中城南北相望。
  史载：“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②陷耿恭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不久，柳中关宠所部也全军覆没，耿恭外无救兵，先还有后王安得夫人秘密传送情报和接济食品，“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上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遣使招降，许以封王妻女的重赏，而耿恭守城的坚定意志仍不可夺，手刃来使。“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③创造了孤军苦守的军事奇迹。一直坚持到章帝建初元年（76），汉朝才发来救兵。派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一说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北虏惊走，车师复降 ”。④援军统帅段彭兵临高昌，发现关宠早已战殁，以为山北耿恭也遭到了同一命运，本已准备返师。耿恭旧部范羌坚持北上营救： “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 没，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①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壮歌，被誉为“节过苏武”。
  据此，我认为疏勒城就是1972年奇台县文物普查时所发现的石城子古城。当时我在奇台县工作，与当地文物专干徐文治一起主持了这次文物普查，以马、驴代步，深入南山，发现了这座古城。1973年举办了奇台县文物展览，在解说词中已提及此城就是汉疏勒城，1979年将这一观点以《耿恭驻守的疏勒城在哪里》②为题，公开发表，大约同时，已在奇台看过文物展览的自治区博物馆柳用能也发表了《耿恭所守的疏勒城考》③提出了同样观点。此后我又将这次发现整理成文，陆续发表。④4这座土名石城子的，古城位于今奇台县山前地带，位于县城南37公里半截沟镇南8公里丘陵地段的麻沟梁村一小山丘上，地在天山北麓山前地带，麻沟梁海拔1770米，古城临山而建，四周有许多露出表面的岩石层，故名石城子。石城子南倚天山，东临悬崖，居高临下，东、西两面临涧，土名黑沟，自成天堑，沿山西行，可通戊校尉治所金蒲城，北通戈壁，南经萨尔迪克隘口，南入夹皮山，隔山越黑涝坝，有峡谷崖道，叫色尔太小路，越二达坂，沿二塘沟南下，恰可直通鄯善柳中城。或即《西州图经》所记之萨捍道。古城全以夯打而成，明显汉式建筑，位居天山余脉的层峦叠嶂之中，仅北部有一条山路可以通行，形势险胜，具有天然军事要塞的特点。地形为东北高，西南低，高低之差可及二米，呈不太规则的方形，西北两面有土墙垣，北墙长280米，西墙长155米，城墙残高近3米，墙基宽约10米。其中东端最高处约3.5米，马面角堡依稀可辨，除西南部城墙有所残毁以外，其余城墙痕迹犹存，但都已不高，其中北段算是保存最好的，残高亦不足半米。城中已被辟为麦地，禾黍离离，但在禾、黍之间，触足即为古代文物。出土文物宏丰，仅县文管会注册收藏的就有五十多件，十多个品种，主要有各式云纹瓦当、大型汉代青砖，大青瓦（图46、47）、灯、盆、瓮等，均为轮制，质地坚硬呈灰色，没有花纹，式样古老，尤其是云纹瓦当更是汉瓦的特征，是天山北麓地区罕见的典型汉代风格建筑遗存。城中出土有汉钱多枚，包括半两钱5枚。分为二式。Ⅰ式：重5克，孔径0.8×0.6厘米，外廓直径2.7厘米。Ⅱ式：重1.5克，孔径0.8×0.8厘米，外廓直径2.4厘米。汉五铢钱25枚⑤包括武帝五铢2枚、西汉宣和五铢8枚、东汉五铢2枚，剪轮五铢4枚，新莽时期的，钱币9枚，其中包括大泉五十4枚、货泉5枚，以及东汉五铢等，无疑是山北麓地区最早发现的汉城。此前无论是天山北麓或是天山 南麓从来没有发现过如此典型的汉城。
  参稽上述史料，我之所以确定这座古城就是汉疏勒城除了其建筑形制、出土文物都可印证这是一座汉城之外，还有以下理由：故境，塞人所操语言属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支，疏勒之名应属这种语言，《汉语一波斯语词典》页1531有“sol”一词，意为硬石、坚硬的、力量，其对音与疏勒相近，其第一义“硬石”亦与“石城子”之名的含义相吻合。（3）耿恭一军初驻戊校尉治所金蒲城，本倚车师古道（即图47奇台石城子汉砖、汉瓦唐他地道）南与驻节高昌的汉军主力西域都护陈睦一军互为势援，及永平十八年匈奴率其属国大举反攻，耿恭虽以毒箭挫败了北匈奴的首轮台进攻，山南高昌却最先失陷，陈睦战殁，全局大变。固守金蒲无异坐以待毙，必须东向转移，继续同山南汉军保持联系。（4）耿恭移驻之山北最后据点疏勒城所在的奇台石城子古城南隔天山，与鄯善的柳中城相望，且有山中谷道相通。柳中即今鄯善县鲁克沁古城，时有汉军关宠驻守，成为耿恭唯一可以为援的武装力量，东通敦煌，可进可退。参稽《西州图经》11道中的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花谷道皆可通向奇台，当地居民反映，由石城子出发，南入夹皮山，隔山越黑涝坝，有峡谷崖道，叫色尔太小路，恰可直通鄯善。据此判断，疏勒城的地望应在金蒲之东，柳中的正北，正属奇台石城子古城所在位置。
  薛宗正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立即发出了广泛回响，先后撰文参加讨论的学者有柳用能①、魏大林②、王炳华③、戴良佐④、王秉诚等人，他们都支持疏勒即石城子说。其中王炳华文中对于此说还作了重要补充，兹引录如下：“汉代的疏勒城，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傍依深涧，可藉涧水而固。山涧溪水为涧。麻沟梁傍的东南深沟，是十分险阻的山涧。这一记录，可以说与目前所见麻沟梁上的石城子地理形势完全切合。《资治通鉴》在说明疏勒形势时，不及其他，而只强调‘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必有明确的资料根据。应该说，这条资料是非常值得注意，可作为疏勒城结论的一个重要证据的。疏勒城，从《后汉书·耿恭传》及《资治通鉴》有关记录分析，这是地处金满与柳中之间的一座军事要隘。金满，目前史学界的一般结论是地在今吉木萨尔。而柳中，则是今天鄯善县的鲁克沁。联系柳中与金满之间的通道，既可以通过吉木萨尔北堡子古城南向泉子街、卡子湾、越天山达坂到交河、高昌，最后到柳中，也可以东向半截沟，翻越萨尔勒克达坂，直接南下柳 中。这条路，地势更险，但却较为近便。笔者在半截沟调查时，曾询及当地群众及测绘部门曾在这片地区工作过的同志，据称自麻沟梁古城沿河谷南行，一路草深林茂。经东沟、直沟，翻3800多米的萨尔勒克达坂，入吐鲁番界。沿加干苏、库乌克、鲁克群霍腊、坚霍腊，到哈让古勒。至此南下可到七泉湖；向东折南，可到胜金台；更东，下二塘沟，可到鲁克沁，即柳中，东汉王朝政府经营西域的主要军镇中心。金满，是汉王朝政府与匈奴接触的前哨。麻沟梁上的石城子，则正好是金满与柳中联系路上的关键山隘。东汉王朝为了保卫通往天山以北的隘道，保卫柳中的安全，在这里屯兵戍守是肯定的。联系当年耿恭在金满失守以后，固守疏勒，最后又在疏勒得汉军之援的战役过程看，说麻沟梁上的石城子，是疏勒城故址，自然是相当合理的。”
  汉疏勒城定点于奇台石城子的唯一令人费解处乃是史书中有关耿恭挖井取水的记载：“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榨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①
  对于《后汉书》中的这一记载，王炳华作了透辟的分析：“石城子，终汉之世，已经废弃。揆其原委，建危城于山梁之上，水源则在山下溪涧之中，在军事防御上是有很大弱点的。大家比较熟悉的马谡失街亭就是一个相似的战例，地势虽极重要，但不是理想的置城地点，一旦敌军切断水源，即可能置守军于死地。石城子很快被废弃，大概有这一层军事上的关系。也因为这一废弃，而且再没有在其上重建新城，倒为我们保留下来一区难得的汉代军事戍守遗址点。”这说明耿恭军事上的失利很可能与此有关，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史所记挖井取水未必是事实，很可能乃是“耿恭苦守苦战、破围而还的事迹中衍化出来的神话”。这是我在旧作中有所忽略的，考虑到汉文史书所留记载，夸耀战功之事，屡见不鲜②，王炳华文所说甚是，应予补充。
  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有学者曾对疏勒城定点于奇台石城子提出了两点质疑：一是耿恭所守疏勒城曾得到车师后王安得夫人的粮食供应，其城必距车师后部牙庭不远，如果位于奇台石城子必难于实现。③二是认定范羌援军乃是汉军攻占交河城以后事，必取路他地道，而此道所通地非奇台而是吉木萨 尔。①有必要予以答复。
  （1）关于曾向疏勒驻军供粮的后王安得夫人驻地问题，绝非作为车师后部牙庭的务涂谷，而是就在疏勒城附近的汉军屯区。史书中明确记载：“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常私以虏情告恭，又给以粮饷。”②按车师后王安得降汉乃东汉永平十七年③，此女出嫁安得亦必此年，这显然是一种政治联姻，乃汉朝招抚车师后部的重要手段，具有和亲性质，依此，这位出身“先世汉人”的车师后王安得夫人必定享有类似和亲公主、郡主“自为部落”特权。而至十八年安得已被匈奴所杀，涿鞮继为后部王，投倚匈奴，参加到反汉行列，在此情况下，安得夫人绝不可能仍在泉子街一带逗留，必已率部避徙他地。其牧地很可能距耿恭驻守的疏勒城不远，故能及时供应“粮饷”，而所谓“粮饷”，未必是真的粮食，很可能就是所牧羊群。（2）关于范羌驰救山北的取道问题，也绝非孟先生所言必走他地道，而是另择他路。《后汉书 ·耿恭传》留有清晰的记载： “初，关宠上书求救..帝然之。乃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北虏惊走，车师复降。会关宠已殁，蒙等闻之，便欲引兵还。先是，恭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随王蒙军俱出塞。羌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据此可知，范羌援军绝非取路他地道而是另择他途。在这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是两次提到关宠，一次提到关宠驻守的柳中：“初，关宠上书求救，”“会关宠已殁，蒙等闻之，便欲引兵还”。一次提到柳中，也同关宠有关：“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可见这次救兵是驻守柳中的己校尉关宠上书的政治、军事回应，其上书中早已奏报陈睦战殁、高昌失守的事件，解关宠柳中之围才是此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动机，柳中才是此次解救行动的目标，说明范羌并非取交河所出的他地道。参稽《西州图经》自西州至山北除了取道吉木萨尔泉子街的他地道之外，还有多条翻越天山的通道，诸如自柳中取道今木垒的花谷道、移摩道，自蒲昌直通奇台的萨捍道、突波道，都可通向奇台石城子古城。
  其中花谷道 “右道出蒲昌县界，西合柳中，向庭州，丰水草，通人马 ”。此路实不经柳中，经日人松田寿男等考证，《图经》中之 “柳中 ”实乃 “柳谷”之误。具体路线为鄯善之东的台子北行，沿克尔其河，北越达匪，复据《新唐书》卷40，地理志：“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据此，此路所经非柳谷，而是赤 谷。则赤谷在《图经》中也被混称为柳谷，即连结罗护与独山的山道，越此谷即唐蒲类县界，亦即今奇台县境，独山守捉即木垒油库古城，20世纪末出土了汉代的青铜虎符，长5.5厘米，高6.5厘米，有可能就是范羌驰救耿恭时佩带之物，掩护东返时，曾经血战，耿恭一军东返后已所余人数无多，故兵符遗落途中。以此判断，范羌率兵迎接耿恭所选择的道路既非迁远的他地道，也非便捷的萨捍道，而是途经木垒的花谷道，即《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挎谷道。
  综上所述，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无疑就是奇台石城子古城。
  第四节 屯田戍边的汉军将士
  随着西域正式并入汉朝版图，汉军开始大批进驻祖国西北边陲，屯田自给，荷戈戍边，“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①汉人正式成为西域多族群大家庭的一员，并在西域历史演变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汉开西域的全过程实质上就是西部大移民的历史过程。早在上世纪中叶，陈直根据《居延汉简》和《罗布淖尔木简》对照文献研究，指出汉代的西域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包容了汉中城固、太原、江都、天水、北地、茂陵、平陵、上封，山阳瑕丘、上党、陇西，安定临泽，南郡秭归、涅阳、酒泉、张掖、敦煌、武威，河东汾阳，河南洛阳，颖川阳翟以及汝南，大河魏郡、昌邑、济阳、东郡、淮阳、邺郡、巨鹿、广汉等地。②近人研究，高昌壁就是筑城士卒多来自张掖高昌里而得名。③柳中本关中地名，与槐里、咸阳近，西域之柳中城也是因筑城士兵来自关中故地而命名。④西汉兵制以兵农合一为特征：“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因使往者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①本以良家子为汉军的主体，依制“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②但西域距中原万里，中隔沙漠，这种“一岁而更”的轮戍制度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如此复杂的籍贯构成，更反映了汉西域驻屯军的主要成分必非良家子。汉击匈奴实际上分为北方和西域两大战场，北方战场虽为正面交锋的主力，出塞万里，却战罢即归，从不留军屯守，以良家子组成的兵团就足以胜任；西域却须留军戍守，而自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武帝镇压“以武犯禁”的游侠以来，汉朝内部罪犯充斥，难于安置。发罪犯从军减刑正是一箭双雕的良策。李广利伐大宛，“郡国恶少年”就占了出征大军的五万，郑吉屯田渠犁，所率士兵的主体也是以“弛刑士”、“免刑罪人”为主。《汉书》卷28《地理志》明确记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死罪可免，徒刑可减，从军戍边，还可带家属，其后待遇，一如良家子。《汉书·赵充国传》也载：“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屯田。”有迹象表明西域汉军的主体就是由这些“郡国恶少年”、“两京无赖子”等亡命徒组成，离乡万里，一去不归，置之异族包围之中，既减轻了内地的治安负担，又符合“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要义。故西域汉军的战斗力都超出普通以良家子组成的内地汉军。不但屯田西域的汉军是如此，连承担结盟乌孙的和亲公主也是如此，细君公主之父乃江都王建，解优公主之父则乃七国之乱的第二号首领楚王戊，都属叛王罪女，依法当没为奴，实质这些领有“公主”尊号的西域和亲使者，其真正身份也是罪犯性质的“弛刑女”。汉朝西域屯田政策的优越性并不在于究竟是发遣哪些人屯田，而在于对于西出屯田之后的士兵一视同仁，不再追究其当年的罪犯身份。进而招致大批具有 “良家子 ”身份的 “应募士 ”纷纷西迁定居，参加到屯田的行列中来。《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第三十简记有“应募士长陵仁里大夫孙尚”，说明孙尚是响应政府招募而来楼兰的应募上，籍贯是长陵县，即今陕西咸阳附近。由于应募，他被赐予五等爵大夫。简二九记有“霸陵西新里田由 ”，简三二记有 “小巷里王护 ”，表明田由和王护也是应募来新疆的贫民，他们的籍贯在霸陵县，即今陕西西安市东北。《流沙坠简考释·戍役类》简六记：“良家子二十二人士，共四人物故。”据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良家子”是比戍卒身份高的一种资历名称，说明这二十二个来边疆屯垦的人，都属志愿人员。民屯的耕地，是属政府的官田或荒地，汉代称为 “天田”。《流沙坠简》中很多简文，都提到这一称呼。如戍役类简八记有：“若干入画天田，率入画若干里若干步。”简九记：“六有画沙中天田六里，率入画三百步。”简三十记：“天田不耕，画不锄治。”王国维考证：“天田殆天然之田，未经垦治者也，画考谓区分疆界。”③民屯人员到边疆屯垦，给予厚遇，因此内地贫民纷纷西徙定居。据此可知，汉代的西域屯田不可用清代屯田角度，简单 地区分为军屯、民屯和犯屯。实际上都是军屯，不过其组成分为应募士与弛刑士二种，而以弛刑士①为主，并大部分带有家属。可见汉军屯田士卒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西徙移民群体。根据拜城县东北喀喇塔格山刻于东汉永寿四年（158）的摩崖石刻《刘平国治关亭诵》，当时汉人的自称乃是“秦人”，至唐朝才自称为“汉人”。
  汉人（秦人）是农耕型定居族群，黍、稷文化的创造者。黍指谷子，去壳名小米是后来的事，被华夏人认为五谷之长。稷，又名穄，去壳后称糜子，也是黍的同类谷物，都是由狗尾巴草培育而成，被认为是华夏物质文化的特征。黄文弼的《罗布淖尔汉简考释》中有很多关于粟的记载。简四十有“六月乙丑尽，七月积一月十二日，食粟四石二斗”。简四三有“十二月十日，口口粟二石”。简五十有“粟二”。东汉尼雅（今民丰县北150公里的沙漠中）屯田遗址的废墟中，曾在几处房址中发现小米，有的屋内铺得很厚，因年久而结成了硬块。在吐鲁番的晋唐古墓中，常见瓶装或袋装小米，有的陶碗内还盛着小米饭，吐鲁番文书残纸上常记有“付麦，粟账”。说明汉代的粮食生产仍以黍为主。小麦本非华夏人的传统粮种，引人注目的是，汉军在西域已开始种植小麦。罗布泊汉简中，有种植小麦的记载。在尼雅遗址中，发现有小麦籽粒，还发现一根麦穗。在罗布泊晋木简中，还详细地记载了楼兰屯田军种植小麦等作物的情况。一木简面文是：“将张佥部见共甘一人，大麦二顷，已截二十亩。下床十亩，溉七十亩。小麦卅七亩，已截廿九亩。禾一顷八十五亩，溉二十亩，锄五十亩。”同简背文是：“将梁襄部，见兵廿六人，大麦六十六亩，已截五十亩。下床八十亩，溉七十亩。小麦六十三亩，溉五十亩。禾一顷七十亩，锄五十亩，溉五十亩。”这里的小麦、大麦记载明确，禾即粟，下床即稷。《居延汉简》甲编2001A记：“韭三畦，葱二畦，葵七畦，凡十二畦。城宫中亭治园条，其出入多过条者匆减。”说明韭、葱、葵等中原特有的蔬菜，也已在汉军屯区中广泛种植。
  汉人落户西域带来两项来自中原的先进技术，一是人工灌溉，二是犁耕。敦煌人索励曾率敦煌、酒泉士兵千余人，并发鄯善、焉耆、龟兹等属国兵，横断注宾河，修堤筑坝，掘渠分水，扩大农田灌溉面积，仅三年，“积粟百万”。②伊循汉军垦区中发现由一条总干渠，七条支渠和许多斗渠、毛渠所组成的一扇形水渠灌溉网，干渠高大笔直，全长8.5公里，渠身宽11～20米（包括渠坎），渠高3～10米（自地面算起）。支渠屈曲蜿蜒，总长28.4公里，每条支渠上都有斗渠。毛渠阡陌纵横，灌溉面积达17000多亩③，沙雅县境内有长达200华里的汉代古渠，维吾尔人称其为“黑太也拉克”，意即汉人渠。④建造贮水设施是防止干旱、保证灌溉和人畜饮水的重要措施。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一个木简记载：“史顺留矣（？）口口为大涿 地深大又来水少许月末左右已达楼。”①内容就是涉及这些现代称之的涝灞。《汉书》卷97西域传还记有：“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说明太始三年（前94）凿井技术也已西传。《流沙坠简》释二第38简记“口因主簿奉谨遣大候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反映为汉军在罗布淖尔屯区大规模推广驱牛犁耕技术。伊犁河流域出土的铁铧，说明天山以北屯区也已使用犁耕。
  屯田士卒实际上是以军事编制起来的武装农民。屯田军户没有独立生产者的身份、地位，一切生产活动都须在官府严密的监督下进行。“屯”是主持屯田的基本单位。各屯屯长是直接管理屯兵的基层军官。屯田军户及其家属都须编户造籍，上记屯兵及其家属的年龄段。汉代以七岁、十四岁为年龄分段标志，十四岁以上称大男、大女，七岁至十四岁为役男、役女，都属参加劳动年龄，七岁以下始称未役男、未役女。武器和生产工器都由官府统一发授，按其地位高低，生产有定额，饮食有定量，官府给予医疗保证，死后负责殡葬。汉朝准许和鼓励屯田军民带家属。罗布泊汉简二七记：“史隆家属畜产衣器物籍”，就是屯卒史隆带家属和财产的物证。罗布泊汉简四一记：“口口口口口家属六人，官驰二匹，食率匹二升。”意为某戍率带家属六人赴楼兰，官府特为安排二匹骆驼迎送，并提供了口粮。《居延汉简》这类记载更具体。甲275页：“第五燧卒徐谊，妻大女职年燧卅五，子使女侍年九..子未使女男有年三。”甲编766：“第四随（燧）卒张霸，弟大男辅年十九，弟使男勋年十..弟大女至年十九。”这些汉简说明，屯田卒家属中有父母、妻子、弟妹，儿女等，都属能参加劳动的年龄，必定也参加到屯田大军中去。并将屯兵家属也一并包括在内。《居延汉简》甲288页记有：“更钱五千具，从农田具。”意为官府用更钱五千钱，购买农业器具。甲编197简：“出四百四十，邯郸铫二枚。”意为官府出四百四十钱，购买邯郸产的锹锄二把。《居延汉简》甲248页：“出麦五百八十石八斗八升，以食田卒剧作六十六人，五月尽八月。”清楚地记载，这些屯田卒是集体领粮，过着集体生活。据《汉书·赵充国传》：“田事出，赋人二十亩。”一般定额都是人均耕地20亩，而劳动产品归公，《居延汉简》甲303页：“第十部吏十人，载谷三十斛致官。”致官就是上缴官仓，说明屯田兵生产的粮食不许私留。官府具体组织生产则推行轮班制。1976年在居延发现的一长汉简记有：“第四长安亲，正月乙卯初作，尽八月戍卒，积三□□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四三人，率百廿一人，奇卅九人，垦田四十一顷四十四亩百廿四步，率人田卅四亩，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该简内容表明，当地共开垦土地4144余亩，轮班劳动总人数为27143人，每天轮换参加劳动人数121人，总劳动天数 224日，当年共收获粮食 2913余石，按每天实际劳动人数算，每人平均垦地 34亩，每人平均收谷24石。这个屯田区在劳动管理和剥削方式上，显然实行的是轮班制。与此生产关系相适应，官府对包括屯田军家属的口粮、器用、衣服等生活消费实行全面供给制，称为“廪食”制，当然，这种供给制是建立在最低生活保证基础上的。《居延汉简》甲80页：“卒李护宗，妻大女女足年二十九，用各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男望年七，用各二石一斗六升大，凡用各四石三斗三升小。”《居延汉简》四九：“为东卿造水三斗，醇酒一斗。”说明官府不仅发给口粮，而且发给酒类等饮料。食盐也属定量分配。《居延汉简》甲89页：“出盐二石一斗三升，给今八戍卒七十一人。”屯田军每人每月供应食盐三升。这和《汉书·赵充国传》记的全军“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盐三百八斛”每人每月平均用盐三升多是一致的。衣服同样属官府统一发给物资。《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简54：絺袍一领，络口一两。”意为某屯田卒领到细葛布袍一件，生丝一两。《居延汉简》甲编 1599记： “田卒淮阳郡长平二里公士李行年二十九，袭一领、尤袜一两、绔一两、私袜二两，自取。”甲编 2035：“田卒淮阳郡长平东洛里公士尉充年卅，袭一领，私单绔一，尤袜一两，绔一两、私袜练，私袜一两，贯赞职。”其中包括装衣物的衣橐。以上屯田军和家属的口粮供应简表明，西汉时期，边疆屯田军，不带家属的过着集体生活，带家属的一般过着单家生活。《居延汉简》石印本卷二第29页记有：“第三十一燧卒尚武，四月八日病，头痛塞里，饮药五剂未愈。”《居延汉简》石印本卷二第29页：“戍卒觫得安国里毋封建国病死，官袭一领，钱二百三十，官袜一两，初元五年（前44）九庚月午朔，居延今史。”可见士卒的患病和丧葬都由官府统一安排。①
  在上述制度下，汉军屯田士卒虽能保持基本生活保证和低水平的物质供应，却很难家有余财。这是不利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为此，汉朝规定了勋功和超产奖励制度。屯兵家属则可利用女工织品在市场上交换。《流沙坠简》释二，“黄旃褶一领贾彩三匹，”反映出以帛易衣的交易，这种交易只可能发生于屯田军官身上，普通士卒恐怕是很难到市场上闲逛的。
  汉代屯田将士的饮食相当简单，主食仍为黍、稷，分为饭（粒食）和粥两大类，佐以韭、葱、葵等蔬菜，以盐、酱、酢为主要调味品。根据豆腐乃淮南子发明的记载，汉代已有了豆腐等豆制食品，可以大大改善屯兵的蛋白质和维生素供应。由于家用炊具多为陶器，而不是金属器，集体炊具虽已用金属器，而大炊更为简易，制作方法主要是烹、烤等几种简单方法，麦食刚刚兴起，主要是尚为未发酵的饼，汤饼仅在上层流行。即使上层食物也相对单调，根据汉画像石反映，烤肉、煮肉、肉糜（带肉的黍粥或稷粥）是上层将官流行的食品。以黍或稷发酵制成的酒是最受欢迎的饮料。盛器主要有盆、盘、碟、碗、杯、罐、缸，多为木制和陶制。已有刀、匕、箸、勺等食器。多席地对案而食，食案矮而轻，形制颇似今北方乡村流行的炕桌。
  屯田汉军还承担着供应使者、官员来往的招待任务，非常类似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供食帐》，悬泉汉简中还发现了元康五年正月长罗侯（常惠）的过往费用簿①：
  入羊五，其二睾（羔），三大羊，以过长罗侯军长吏具。（62简）
  出鞠（麴）三石，以治酒之酿。（64简）
  出牛肉百八十斤，以过长罗侯军长史廿人，斥候五十人，凡七十二人。（69简）
  出豉一石二斗，以和酱食施刑士。（72简）
  出酒十八石，以过军吏廿，斥候五人，凡七十人。（74简）
  出米廿八石八斗，以付亭长奉德、都田佐宣以食施刑士三百人。（77简）
  据此可知，尽管屯田士卒平日节衣缩食，生活异常艰苦，在重大政治任务来临时，却须进行高规格的接待。汉人以髻发、右衽为特征。农民多束髻，穿短袖衣、长襦，穿衫袴，着布鞋（或草编，或布制）。平民妇女头扎双髻，穿襦、裙，着围裙、束带。劳役人员大体是束发、穿衫、袴，著臂鞲。臂鞲或称“绨鞲”，即为袖衣，即今之护袖。厨役戴小帽，扎带，穿襦，着臂鞲。下厨时加著犊裈（即围裙）。仕女服饰为高髻，穿花襦，褂裙曳地。侍卫的服装与陕西临潼秦始皇墓出土的兵马俑十分相似。戴卷帻，露髻，帻有短耳，穿裤褶，皮靴，挂长剑。武士的衣饰为戴盔，穿甲，着臂鞲，穿皮靴，或戴武冠，冠上插鹖尾、穿甲，束臂鞲。虎纹衣裤，或着絮衣。所有的外衣都是有襟无领。内衣有领，分方领和圆领。一般人都穿圆领，只有儒生为方领。正如《前汉书音义》所说：“颈下施领，领正方，学者之服也。”衣服以颜色分贵贱，等级差别很大。
  汉代通行隶书，主要以竹简或木简作为书写材料。纸虽已发明，尚未普及。木简用皮条或丝带捆扎。记账时广泛使用了一种筹算记数的号码，居延汉简中已有发现。历法使用天干、地支相配的岁星历。已发现了神爵三年、元康三年、五凤元年、永光五年、永元六年诸年颁行的历谱，并把一天分解为为十二个时辰。有时也沿用以前的旧称，如：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东中、日中、日朱、下铺、日入、黄昏、入定等十二时辰，并有晷、漏等计时工具。度量衡统一使用内地一样的汉制。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西汉时一尺合今公制27.65厘米，东汉时合今公制23.04厘米。容量采用龠、合、升、斗、斛五种，即两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重量一般用铢、两、斤、钧、石五种，即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这种计量单位，在尼雅和楼兰地区的汉晋木简②和汉文文书中均有反映。罗布淖尔已出土了“九九”口诀残件，《急就篇》、《论语》、《左传》、《战国策》残卷、残诗以及算术、阴阳书、占书、相马经、医方等反映汉族文化的典籍残件。说明汉军士卒一直师承祖国的传统文化。军中有医生，汉方医学也在西域各大屯田区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汉人慎终追远，极为重视丧礼。以白色为凶服，以土葬为归终。依其贵贱身份，墓葬规格不一。高官死后，生平用具及陪葬木俑、泥俑尽入墓室，平民士卒亦以薄棺入葬。葬后要守孝：父母、丈夫死，子女和妻子要守孝三年；妻子死，丈夫守孝一年。
  天干地支历的节日多依农时而定，早在东汉时期的《律历志》中就已将全年划分为24个节气，至今未变。春、夏、秋、冬都要行祭，夏季伏祭屯田士兵解除武装，举行“寝兵礼”，休假五天；冬天的腊祭的礼仪尤为隆重，祭品的肉和酒都由大家分享，恣意狂欢，名为贺大腊。演变为后世的过大年，年终举行改火仪式，熄灭去年薪火遗留下来的全部旧火，重新钻燧取火。次日即岁首元日，新的一年开始。由于屯田兵处在军事供给制条件下，节日的庆祝并非以一家一户为主体，而是以屯区为主体，屯区组织的重大庆典主要由军府组织，而不是像后世那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后世的大节如灯节、中秋节、端午节在西域屯兵中似尚不盛行。
  二十四节气之外的古老节日有二，一是上巳节，又作修褉节，汉代定为每年三月巳日，魏、晋以后定为每年三月三日，届时男女都临河洗濯祓除邪秽。乘机踏青游玩。至今苗族，瑶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这一节日的古俗，但后世汉人已不再过这个节日。另一古节是七月七日，传说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又名乞巧节，乃是古代汉人的届时女性罢织、罢厨，并有对女娲的祭祀活动，性质似乎与祈祷人类再生产的人丁繁盛有关。
  此外，由于屯田士兵的衣服都不是自家置办，而是依赖军府，而领取冬衣的时间定为冬至日，这天人人换新冬衣，相互庆祝，后世的寒衣节似与此有关。屯田军编制中都有歌人，《居延汉简》甲2096B号简出现了“右歌人十九人”，甲2096A号简还记有歌人伯史名。说明歌者的阵容有一定规模，节日期间进行歌唱慰问演出，增加欢乐气氛。

①《汉书》，卷62。 ①《汉书》，卷96。 ②《史记》，卷 123 ③《汉书》，卷97。西汉轮台屯田遗址，主要分布在今轮台县东南20公里的克孜尔河流域的柯尤克沁和昭果特沁两座古城附近。 ④《汉书》，卷96下。 ⑤《史记》，卷 110：“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汉书音义》曰：“胘雷，地名，在乌孙北。” ⑥罗布泊汉简的出土证实楼兰乃汉军屯田的重要基地，汉简上记有“黄龙元年”（前49）“永光五年”（前39）、“河平四年”（前25），“元延五年”（前8）等明确的汉代年号，并伴有大量汉五铢出土，汉简中广泛提及“乌孙”、“龟兹王使者”、“车师”、“交河壁”、“渠犁”、“伊循”、“敦煌”等汉代地名、国名，反映了同这些地区的密切来往，还多次提到“居卢訾仓”，《汉书·乌孙传》记：“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所记之“居庐仓”即为钱的，汉简中之“居卢訾仓”，应是是西汉后期重要粮库名称。 ⑦《汉书》，卷96下 ①对于“戊己校尉”之名的解释，不论是“厌胜说”、“处中说”、“寄治说”都离不开干支与五行的关系。我国实行岁星历，有一套十天干、十二地支的特殊编码，“戊”是十天干码，“己”则是十二地中的编，支中的编码，《淮南子·天文训》记：“戊、己、四季，土也。”这两个编码都属五行中的土，而稼生于土，可见戊己校尉这个名称本身就具有主农的含义。 ②参阅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篇》，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74～80页。又《初学记》卷8陇右道事对条注引阚骃：《十三州志》：“高昌壁，故属敦煌。”可备一说。 ③《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大司农，掌谷货，即秦之治粟内史，景帝时之大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定名大司农，是西汉最高的衣官。 ①《汉书》，卷 19，《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 “有戊校尉，有己校尉。”而罗布泊汉简官名有车师戊校、左部左曲候、左部后曲候、某部右曲候、右部后曲候、右部后曲候丞、交河曲仓守丞。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中认为以上官名即为戊己校尉进一步分化为戊、己两校尉的指征。 ②〔清〕王先谦：《后汉书补注》引何焯之说，认为耿恭官衔非戊己校尉，而是戊校尉，“己”字为衍文王士禛《池北偶谈》卷4戊己二官名条亦云： “然戊己自是两官名，后汉耿恭为戊校尉，关宠为己校尉是也 ” ①《汉书》，卷96，西域传 ①《后汉书》，卷19。 ②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王素《高昌史稿》、王仲翔《耿恭保卫的疏勒城究竟在哪里一一兼与柳用能同志商榷》，《北庭文史》第二辑，皆持此说。 ①《他地道考察记》，《中国西部文学》，1998年，第2期。 ②薛宗正：《金蒲、疏勒、务涂谷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③详见阚耀平、阎顺报告及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报告。 ①《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新疆文物》，1992年，第 4期。 ①《汉书》，卷88 ①参阅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①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车师后部史研究·疏勒城的方位》，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阚耀平、阎顺：《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亦宗其说，载《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 ②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 ·车师后部史研究 ·疏勒城的方位》，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后汉书》，卷 19。 ②《后汉书》，卷 19。 ③《后汉书》，卷 19。 ④《后汉书》，卷 19。 ①《后汉书》，卷 19 ②《图书评介》，1979年，第4期。 ③《新疆日报》，1979年 12月9日。 ④《疆奇台县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与古墓》，《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4年版（署名奇台县文化馆，薛宗正执笔）。《新疆奇台境内的汉、唐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署名奇台县文化馆，薛宗正执笔）。关于石城子古城的发现经过，详见薛宗正：《奇台岁月断想》，《新疆回族文学》，1999年，第4期 ⑤薛宗正：《新疆奇台县出土的中原古钱》，《新疆文物》，1987年，第 1期。 ①魏大林：《勒城考辨》，《西部学坛》，1987年，第3期 ①柳用能：《耿恭守的疏勒城考》，《新疆日报》 1979年 12月 9日。 ②魏大林：《疏勒城考辨》，《西部学坛》，1987年，第 3期。 ③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二），《新疆文物》，1988年，第 1期。 ④戴良佐：《奇台麻沟梁石城子遗址踏勘记——兼论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方位》，《新疆文物》，1992年，第 1期。 ①《后汉书》，卷 19。 ②例如据突厥儒尼文《暾欲谷碑》、《毗伽可汗碑》，圣历年间突厥犯唐之役，连陷山东诸州，兵临大海而归，其兵力仅三千人，而两唐书中所记数字为“突厥十万众”耿恭所率汉兵数不过千，而《资治通鉴》所记匈奴来犯兵力则为“北单于遣左鹿蠡王率二万骑”数字明所夸大。依我判断，来攻耿恭的匈奴兵力至多千人，也许数字与汉兵相当，更足确证耿恭危取水，是为了掩饰据危城却敌致败而编造出来的显有，城，“突围神话”。 ③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 ·车师后部史研究 ·疏勒城的方位》，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①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 ·车师后部史研究 ·疏勒城的方位》，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后汉书》，卷 19。 ③《后汉书》，卷19：“十七年夏，诏秉与固合兵万四千骑，复出白山击车师..厉声曰：‘受降如受敌。’遂驰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秉将以诣固。其前王亦归命，遂定车师而还。” ①《后汉书》，卷88。 ②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 ③王素：《高昌史稿》，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④薛宗正：《汉屯城柳中与高昌田地城》：“《汉书》卷42，《樊哙传》已录有以下文字：‘樊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后与高祖俱隐于芒砀山泽间..还定三秦..攻赵贲，下口（邳？）、槐里、柳中、咸阳..从攻项籍，屠煮枣。’可见，柳中本关中地名，与槐里、咸阳近。汉军在今鄯善地区的屯城以柳中为名，说明建城汉军士卒，率多原籍柳中，因以为名。” ①《文献通考》，兵制考 ②《汉书》，卷49 ③《流沙坠简》，第23页下。 ①《罗布淖尔木简》中“士”字多写为“土”字。 ②郦道元：《水经注》，卷2。 ③陈戈：《新疆米兰古灌溉渠道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 1期。 ④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①侯灿：《从考古考察与调查论楼兰城市的发展及其环境变迁》，《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 7期。 ①参阅方英楷：《新疆屯垦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版 ①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过长罗侯费用薄簿》，2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李吟屏：《新疆历代度量衡初探》，《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