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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汉开西域的历史进程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汉武帝，完成于公元前1世纪的汉宣帝。早在武帝甫登帝位之初的建元三年（前138），就秘密派遣张骞偕其副使月氏降人甘父（Gambεg）出使月氏，获取了西域诸国的广泛信息，成为汉开西域的先声。元狩四年至元鼎二年（前119～前115年）间张骞又二次出使西域，同伊犁河流域的大国乌孙结盟和亲。成功地完成了“断匈奴右臂”的政治使命。正是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车师国名浮现于史册，取代了蒲类昔日的位置，进一步出现了前、后部的分化和以车师后部为盟主的车师六国。将原来局限于天山北麓的部落联盟扩大为整个东部天山地区。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一节濒临蒲昌海的姑师、车师
  车师乃汉开西域之初最先遇到的西域古国名，初译姑师。姑师改译为车师是否具有划时代意义？其原居地盐泽究竟是艾丁湖，还是罗布泊？这一古族究竟是吐鲁番地区的世居族群，还是从罗布泊北徙的新族群？这些都是面临的问题。
  车师最初译名为姑师，初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同书《正义》注云：“姑师即车师也。”说明姑师、车师乃同音异译。“姑”，攻乎切，见纽（k）、虞韵（ü），上古入麻韵（a）；师，霜夷切，穿纽（t■），支韵（i），上古入鱼韵（。）；复原其上古音值皆为ka、ga，即突厥儒尼文中的ka、ga部落继承的千古遗音。汉初与另一西域小国楼兰俱扼内地通向西域的交通要冲，汉开西域就是选择此二国所在的碛口为突破口。对此，《汉书 ·西域传》记云：初，武帝咸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参稽《史记》卷111记赵破奴，后二岁（集解徐广曰：“元封二年。”），虏楼兰王，复封为浞野侯。证实时间是元封二年。《资治通鉴》所记更为清楚，且径直称车师：
  （元封二年）冬，十二月（前108年1月），雷，雨雹，大如马头。上遣将军赵破奴击车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车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元封三年）春，正月，甲申（前108年2月），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击楼兰，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据此可知，张骞通西域之后，武帝就招募大批商人以汉使名义赴西域各国贸易。王恢即为最早应募为使的商人之一，所赍丝绸等商品途经碛口，悉为姑师、楼兰所劫。遂正式遣赵破奴为将，王恢以副将名义为向导，成功地降服了楼兰，首次重创姑师，姑师正式更名车师，揭开了汉开西域的历史序幕。此后因车师依然追随匈奴，继续成为汉军主要打击对象，出现了名为“五争车师”的激战，但都不包括此役在内。因此学术界长期以来误认为车师并非吐鲁番盆地的原始居民，其原住地本同楼兰一起，生活于罗布泊流域，至元封二年之役结束后始北徙吐鲁番盆地。姑师更名车师就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指征。其主要根据乃《史记 ·大宛列传》中关于楼兰、姑师二国同临盐泽的记载，引录如下：
  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
  《汉书》卷96西域传也有同样的记载，并谓盐泽又名蒲昌海，其水源来自遥远的于阗北河：
  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①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
  郦道元地理学名著《水经注》卷2《河水篇》②引先秦古籍《山海经》，记此湖名为泑泽，又名蒲昌海，而“蒲昌亦有盐泽之称也”。则泑泽，盐泽、蒲昌海三名同指 一湖，且其水源来自昆仑山积雪形成的于阗北河，所指无疑即清人称之为罗布淖尔①的今罗布泊。
  然在《释氏西域记》中又出现了第四个湖名牢兰海：“阿耨达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兰海者也。其水北流经且末南山，又北经且末城西，国治且末城，西通精绝二千里，东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种五谷，其俗（案近刻讹作兵俗）略与汉同，又自且末河东北，流径且末北，又流而左？南河？流东逝，通为注滨河。注滨河，又东经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楼兰王不恭于汉，元凤四年霍光遣平乐监傅介子刺杀之，更立后王，汉又立其前王质子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其后，史书上又出现了辅日海之名，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濮王）泰，大集文士，委任萧德言、顾胤、蒋亚卿、谢偃等集体编撰成堪称古代历史地理集成的巨著《括地志》，总550卷，原书虽佚，却仍有部分章节被保存下来。颜师古为《史记 ·大宛列传》作正义，就引用了《括地志》以下一段文字：
  蒲昌海一名泑泽，一名盐泽，亦名辅日海，亦名牢兰（海），亦名临海，在沙州西南。玉门关在沙州寿昌县西六里。
  该书最先将盐泽、泑泽、牢兰海、蒲昌海、辅日海、临海诸名混而为一。为诸家所宗，影响至今。其中“临海”，不过是濒临大湖的意思，似乎并非湖名，即使如此，罗布泊仍有五个不同的名字：盐泽、泑泽、牢兰海、辅日海、蒲昌海。内之盐泽、泑泽二名显为意译汉名，盐泽意为咸水湖，泑泽意为低洼的湖，牢兰海、辅日海、蒲昌海三名皆为胡名音译。古鄯善国初名楼兰，后都扞泥，其国境确实滨临罗布泊。而牢兰海名音同楼兰，又上古汉音“日”纽归“泥”，辅日海名音近扞泥。以上四个湖名确实都同罗布泊相关。唯蒲昌海名则同古国楼兰、鄯善找不到相应的历史联系，而同后来汉军屯垦于车师前国故境的比胥鞬、蒲昌等城名有关，令人困惑。
  踏勘今鄯善县境根本没有足够规模的大湖。以此判断，我国古籍所载楼兰、姑师同临一湖的记载实属可疑。这两国虽为邻邦，却一南一北，隔碛为邻，楼兰确临罗布泊，罗布泊古名盐泽、泑泽、牢兰海、辅日海应是事实，蒲类海名则似与古车师前国故境的比胥犍，高昌国境的蒲昌城，唐西州境内的蒲昌县等名存在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而与古楼兰国无干。由此可以确定，蒲昌海绝不是牢兰海，不是罗布泊，此海必在昔车师、高昌故境，即今鄯善县境内。所有史书中所记“广轮四百里其水澄淳，冬夏不减”②的蒲昌海，实际上都是牢兰海的误记。而今鄯善境内无湖，蒲类海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海”，而是特指“大沙海”。③《元和郡县志》卷40《西州柳中县》条明确记载：“大沙海在县东南九十里 ”，可见 “大沙海 ”，亦即蒲昌 海。所指乃由横亘于敦煌至车师前部之间的大沙漠，又作莫贺延碛，广泛见于古代文献记载非止一处，例如：
  1.《史记·大宛列传》“盐水中数败”下，《正义》引裴矩《西域记》：“西州高昌县东，东南去瓜州（按指敦煌）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之地。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记，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以其地道路恶，人畜即不约行，曾有人于碛内时闻人唤声，不见形，亦有歌哭声，数失人，瞬息之间不知所在，由此数有死亡，盖魑魅魍魉也。”
  2.《周书》卷50，高昌传：“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云。”
  3.《隋书》卷83高昌传：“从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4.《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
  5.《唐会要》，卷78，崔融奏疏：“莫贺延碛者，延袤二千里，中间寸草不生。”
  6.《册府元龟》卷398将帅部·冥助：“唐裴行俭麟德中为安抚大食使，册送波斯王，途经莫贺延碛，属风沙晦冥，导者益迷，行俭命下营虔诚致祭，令告将吏，井泉非遥，俄而风收雨静，行数百步，水草甚丰。后来之人，莫知其处，众皆悦服，比之贰师将军。”
  7.岑参《日没贺延碛作》：“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悔向向里来，功名是何物。”又赋《过碛》：“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碛中作》：“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所记皆为过莫贺延碛事。
  以上4、5、6、7条史料皆明确记载古为车师前部或高昌国东境的“大沙海”又名莫贺延碛。大沙海是意译汉名，蒲昌海或莫贺延碛是音译胡名。案“蒲”，上古音并纽、鱼韵b，《广韵》薄胡切，并纽、模韵、合口一等、平声遇韵。音值为bu，“昌，”上古音昌纽阳韵，音值为siang，《广韵》尺良切，昌纽阳韵，开口呼，平声，宕韵。据此，蒲昌上古音值baksiang①“莫贺”乃突厥人常用的名号，古汉语对译为突厥语时，m、b二音常互易，莫贺即突厥，语baγa，“延”广韵中古音诸盈切，章清开平梗t■iεη上古音章纽耕韵t■ieη，则莫贺延，上古音为，ba■a（tk）ieη，同“蒲昌”古音baksiaη出，现了惊人的类似，显然是同音异译。
  以上蒲昌海，即莫贺延碛，意译汉名为大沙海的考证还可以从赵破奴主持的这次历史性进军取得印证。赵破奴究竟取道何路，是先击楼兰还是姑师，取何道返回，皆史无明载，长期以来，学术界总是以清朝乃至当代的交通路线理解古代，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赵破奴进军姑师、楼兰时，匈奴势力犹控制伊吾（今哈密），由敦煌到达姑师、楼兰只能穿行被称为莫贺延碛的大沙海，大海道就是由此得名。敦煌莫高窟出土的《西州图经》残卷①就有明确记载：
  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沙石，往来困弊。
  此与前引文献所记莫贺延碛的文字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这里更明确了道路的起点、终点和路程里数。《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第86页载：“北庭大贼下逐大海路”可知唐大海道又称大海路。案唐柳中县在今鄯善县鲁克沁乡，故城残垣断壁，至今，仍存，由此东南行90华里即为鄯善县南戈壁北端出口迪坎尔。其具体路线，学术界曾存在种种推测，大多没有经过实地考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2000年大海道实地考察，所经行路线乃出敦煌，过汉玉门关故址（今小方盘城）—汉长城 —疏勒河河谷 —新月形沙丘 —笔架山谷地 —大洼地 —喀瓦布拉克泉 —喀瓦布拉克塔格北缘山谷 —硝尔布拉克泉 —秋格明塔什山谷 —恰舒阿山谷，自鄯善南端的迪坎尔出沙漠，由此足证，赵破奴穿越沙漠之后先行到达的地点就是古属姑师国东境的今鄯善县境。
  蒲昌海既是位于今鄯善县境内的古车师、高昌天险，又是一条被称为“大海道”的贯通流沙东西的主要交通干线。因此，吐鲁番发现了有关“守海”的出土文书。
  例如吐鲁番哈喇和卓十六国时期墓葬所出有《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发骑守海符》及《兵曹条次往守海人名文书》两件相当北凉晚期的文书，内容皆为遣人抵田地县往守“海”十日。第二件文书在“守十日”下还有“代到口”三字。可知是轮番守卫，此时的田地县亦即唐代的柳中，但在其附近并无较大的河湖，所守之海，必为田地县下属的蒲昌海，亦即大沙海。可见蒲昌海与牢兰海、泑泽、盐泽等名称并非一回事，牢兰海、泑泽、盐泽三者所指皆为楼兰所临之罗布泊，车师所临之海，并非真正的湖泊，而是大沙海，即莫贺延碛。
  考古文化是印证文献记载的重要指标。罗布泊发现的考古遗址与文物只能证实楼兰文化的存在，分布在今鄯善县境内的苏贝希 ——洋海文化遗址才是古代 车师的历史遗存。与古姑师人、车师人的基本活动范围相符，必定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鄯善苏贝希墓葬一号墓地、苏贝希墓葬二号墓地、鄯善洋海阿斯喀勒买来墓地相继发现。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墓地相继得到清理，发现了大批具有惊人共同文化特征的文物，即所谓苏贝希——洋海考古文化。①其中苏贝希墓葬一号墓地位于鄯善县吐峪沟乡苏贝希村南约2公里吐峪沟西岸的一块台地上，北临吐峪沟口，西傍山峦丘陵，东临悬崖，地势呈西高东低。西北有一条沟，沿沟小路可通苏贝希二号墓。墓地长约157米，宽约88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共分布有45座石堆墓，高约0.3～0.5米，直径约1～2米。墓坑形制有两种，一种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偏洞室墓，一种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采集到毛制品、皮制品、陶片、角弓、箭杆、木器、人骨等。年代为战国至汉。苏贝希墓葬二号墓地位于鄯善县吐峪沟乡苏贝希村托万买来西约500米，火焰山北缘山前坡地上。西北侧长约300米，南北宽约150米，有30余座墓葬。东南侧长约150米，宽约50米，有10余座墓葬。总面积约45750平方米。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长1.4～2米，宽0.6～1米，深0.5～1米不等，还有深约3米的。年代与一号墓相同。陶器主要是夹砂红陶，也有彩陶，包括单耳杯、罐、釜、单耳罐、钵形器等不同的器型。
  鄯善县苏贝希村附近发现一处吐鲁番先民的居住遗址。这一遗址位于河边坡地或台地上，房子为半地穴式，地表再用泥块垒墙。苏贝希遗址表现的是当时一个村落的情况，村里有三条道路，一条是居民之间相互交往的信道，两条道伸向吐峪沟沟底，为居民汲水用路。房屋为长方形半地穴多开间式，每间房子都单独开门。以苏贝希遗址P1为例，它的平面为长方形，长13.5米，宽8.8米。内有隔墙将房屋分成东、西排列的三小间，间宽由西向东依次为4.88米、4.15米、4米以上。南向开门，门外为一宽阔的场院，地面平坦，长11米，宽8米。场院两侧分布有大小形状不一的坑穴。这三间房子的功能用途各不相同。西间房西壁处有长圆形土台，高26厘米，台面中央有凹槽，类似马槽，可能是饲养牲畜的地方。中间房内北部是火炕，高40厘米，门右侧有灶，灶外观为圆台状，直径80厘米，中为火塘，一侧有缺口状火口，灶前有一柱洞，房间北部东、西两角各有一锅底状坑。这是一生活住房。东间是一手工业作坊。房子的前院内有大小坑穴百个，有的为建筑时和泥巴挖出的，有的则用于贮藏。后来车师人的政治中心西迁吐鲁番之后，作为车师前部国都的交河古城实质上就是苏贝希村落遗址的扩大形态。
  “洋海”维吾尔语意为山前田地，洋海墓地位于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阿斯喀勒买来村西北约3公里的戈壁上，年代与苏贝希墓地相同。分为东、西两区。东区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共24座墓葬。西区长约400米，南北宽约200米，共80余座墓葬。东、西两区相距300～400米，总面积约9.5万平方米。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坑长1.7～2.4米，宽0.5～1.2米不等。形制与苏贝希二号墓相似，个别墓葬有木制葬具，还有少数长方形竖穴土坯二层台墓，墓口宽约1.1米，土坯以麦草为筋。遗物以陶片、陶器为主，以及石磨盘、角器、木器、毛皮制品等。陶器也与苏贝希二号墓相同。已发现的石器总29件，包括石核、尖状器、刮削器、斧形器等。没有吐鲁番阿斯塔那普遍存在的圆锥状石核和穿孔石制品，其他器形则与阿斯塔那石器相似。说明遗址存在的时间更早于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并与相继发现的鄯善县三个桥古墓、吐鲁番艾丁湖古墓群、托克逊英亚伊拉克古墓群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文献中的车师是一个正在由游牧向定居转型的部族，苏贝希 ——洋海文化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出土于洋海墓地的一具长方形马鞍，以若干小块厚皮缝串而成，鞍面上用皮条缝出成排的扣花，鞍桥两端各缀四副8件磨光成桃形和S形带孔骨扣，上面有细皮条穿出。马鞍腰间仅有一根皮带固定鞍身，鞍下有毡鞯，用白色薄毡裁成，非常考究。并发现了马衔、马笼套等骑马用具，同一墓地木桶上还画有羊群的场面。衣物主要以毛、皮类制成，出现了彩色和平纹、斜纹交错的毛织品和雕花皮件、环编发罩等，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反映了游牧在车师的生产、生活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苏贝希遗址中没有发现农业工具。但洋海二号墓地口上盖有葡萄藤，这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同类植物标本，虽然难以判断这些葡萄究竟是野生还是人工种植。车师人除广泛使用石器、金属器、陶器以外，还大量制作木器。皆以圆木砍、削、挖、刮而成，已出现了大口浅底的圆形木盆和独木挖空的木桶，乃至木梳。在不少的墓葬中大量发现盛有羊腿、羊肋或羊头几木钵，说明羊肉是车师人的主要食物。洋海一号墓地和二号墓地还发现三件木制五弦箜篌，音箱以整块木头刻成，以牛筋为弦，可能是国内最早的箜篌标本。这些木器的制作离不开金属工具。其中青铜器占有重要地位，出现了管銎战斧、管銎啄戈、管銎斧、刀、镞等兵器。此外，还出土了小铁刀，其次有铁锥、铁针、铁牌、铁镞、铁笄、铁环、铁带扣等铁器，说明车师人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
  关于车师人的种族归属，迄今学术界仍未有定论。余太山认为车师就是塞种四部Asii、Ga■an、Tochari、Sacarauli中Ga■～an的音译。但《梁书》卷54，滑国传记：“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滑国，即■哒，此云与车师同族。而《北史》卷 97又记： “■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则车师亦应属于月氏的一支。月氏古名禺氏，学术界普遍认为月氏乃介于印欧种塞人与蒙古人种的羌人之间的混合型人种。其中又分化为大月氏与小月氏两大亚种①，贵霜王朝古币中的形象显示，其体质特征确实同印欧人种较为相似，但广泛分布于河西走廊和西域一带的小月氏人体质特征则更接近于羌，我国史书中每与羌人并举，居延汉简明确记载小月氏人面色黝黑，身材中等，与羌人类似。其分布东起姑臧（今武威），沿居延，西至姑墨，也与《后汉书·西羌传》中羌人的活动范围相符。据此判断，姑师、车师应当属于这类羌化小月氏人，与塞人及相似于塞人的大月氏人有异。②洋海墓地发现的木雕人像，以一块圆木雕成，只雕出头部、五官，头部轮廓略呈长方形，双眼呈柳叶状，直鼻，小嘴。洋海墓地还发现一件泥塑的人头像，系用胶泥在短木头上塑成，面宽16.8厘米，通长40厘米，也是小嘴，双眼紧闭，鼻子与额头平齐。据此判断，车师应当属于混血型的小月氏人。男子披发，女子梳辫，服饰男女有别。男性头戴盔形毡帽或头戴护耳毡帽，上身穿圆领毛织衫，左衽，外套大翻领绵羊毛皮大衣，下身穿粗毛布裤，足穿外皮内毡长筒靴；女性上身穿圆领红边长衫，下穿粗毛布拖地筒裙，足穿翻毛短筒皮靴，外罩类似藏袍的羊皮大衣。车师人应当属于信仰万物有灵的族群。1988年洋海一号墓地发现了头骨穿孔现象。孔缘整齐，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乌鲁木齐阿拉沟墓地、乌鲁木齐柴窝堡墓地、阿拉沟东风厂墓地等地都有类似发现，这种风俗属于原始巫术范畴，并同萨满教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关。车师人具有共同墓地，但多行二次葬，这种风俗似与逐水草游牧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关，而游牧人常死于外地，故须初葬于临时墓地，返回冬窝子后始举行二次葬礼。苏贝希墓葬中的随葬品数量悬殊不大，说明车师的贫富分化尚不激烈，其经济、文化水平远远低于原为山北盟主的塞人蒲类。
  长期以来，学术界始终没有把车师国人与车师人区别清楚，既没有严格区别各不同遗址之间的地层关系，又没有进行细致的文化类型学的比较研究，将一切车师故境中的文物发现，都视为古车师人的历史遗物。例如吐鲁番一座塞人墓中曾出土了一件铜质方盘，内铸相向而立的二异兽，下有喇叭形器托。可以断定就是波斯祆教的祭台，过去曾被作为车师人信仰祆教的重要证据，其实，这一发现仅能说明这种古老的世界性宗教确已传入车师故境。但车师境内除车师人以外，还有塞人在此生息，以上铜盘的出土地点并非典型的车师墓，而是一座豪华的塞人墓。可见祆教信仰大约仍局限于生活于车师故境中的塞人，未必已为车师人所广泛接受。第二节 车师前部、后部的分化
  西汉王朝开西域的伟业贯穿了同匈奴激烈的斗争，位居天山南麓碛口要冲的车师乃是这一斗争的聚焦点。除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汉将赵破奴进军泑泽、盐泽之役以外，又有所谓五争车师的多次战役。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夺取天山南麓丝路要道的控制权，至宣帝地节二年（前68）之前，战场主要在今鄯善、吐鲁番境内进行，尚未蔓延到天山北麓。直至这时，车师犹为一国，未闻前部、后部之分。此年之后，郑吉主军西域，实施了对匈奴、车师的多次重击，催化了车师内部亲匈奴派与亲汉派势力的分野，其中亲匈奴派势力迁入天山北麓，车师后部由此诞生。可见姑师更名为车师不过是译名的改变，并无深意。
  “五争车师”乃《汉书》作者班固杜撰出来的名称，特点是都不包括前述赵破奴破姑师之役。其实，此役同后来的所谓“五争车师”都是一脉相承的历史继续，不可分割，其命名并不科学。但约定俗成，仍不便于遽对旧说进行修正，故仍沿用旧说。主要集中于武帝、宣帝二朝，其中武帝二次，宣帝三次。在宣帝朝的数次对车师用兵又以郑吉主军之地节二年（前68）为重要分水岭。此年之前，车师犹为一国，汉与匈奴的战争始终是在天山南麓的吐鲁番盆地进行，至此年之后，才发生了车师前、后部的历史分化。
  一争车师：天汉二年（前99）汉遣李广利、李陵自酒泉、居延北击匈奴，别遣“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娩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 ”。①结果，李广利、李陵兵皆败，开陵侯击车师也不利，退兵，汉军失利。
  二争车师：征和四年（前89），汉遣李广利出五原，莽通出酒泉，吸引匈奴主力，再遣“开陵侯成娩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共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②虽然取得车师的名义臣服，汉朝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贰师将军李广利陷入匈奴重围，兵败降匈奴，开陵侯击车师，“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③其中开陵侯所率将士并非死于战争，而是死于饥饿。可见军粮供应乃是制约汉军胜利的重要因素。
  三争车师：昭帝在位时期（前86～前71年）车师复降于匈奴。宣帝继位，发动全面反击。本始二年（前72）分遣五将军伐匈奴，“田广明、赵充国、范明友、韩增、田顺等五路出兵 ”④，另遣常惠持节护乌孙兵。 “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 方入至右谷蠡庭”①，东西夹击，匈奴所遣“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②然汉军返师不久，车师又叛。此战并未在车师境内进行，车师的臣服也是暂时的，所受打击不大。
  四争车师：发生于地节二年（前68），乃郑吉主军后对车师发动的首次战役。车师前、后部分化的历史起点。郑吉，江南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乃士卒出身的一代名将，以侍郎与校尉司马熹率领免罪刑人1500人屯田于渠犁，大积粮谷，凭此强大的物质后盾，广泛交结西域诸国，弘扬汉朝的政治影响，在诸国中建立起崇高的威信。地节二年（前68），汉军两次进入车师境内，车师被迫降汉。“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③姑师、车师所居一直是吐鲁番盆地，不闻前、后部之别，至是始车师二王并立，这是车师分化为二王的历史开端。
  元康元年（前65）匈奴发动反攻，“遣兵击汉屯田车师者，不能下”。④又有记载：“匈奴发兵攻车师，吉、惠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⑤本已降汉的车师王担心被匈奴杀害，亡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东奏事，至酒泉..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⑥成了汉朝的人质，进一步发展车师屯田。著名的汉人屯城高昌壁很可能就是始建于此年。⑦汉朝政策高明之处在于，明明乌孙是汉朝政治影响所及的西域盟国，车师旧王亡奔乌孙，先不急于追究，而是乘机册立因惧怕匈奴而亡奔焉耆的车师太子军宿为王，将车师人大部迁往渠犁，其故地则由汉军屯田兵接管。而后才派遣使者将反汉的车师王乌贵连同其妻子政治引渡到长安，不予伤害，反而为其建宅，留居不返，事实上是留下了一个主要人质，自此彻底摧毁了车师的亲匈奴派势力。元康二年（前64）“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 ”⑧，汉朝则果断地抛开了乌贵，元康三年（前63）“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 ”。⑨此年之后，车师二王并立的局面又进一步演变为车 师前、后二部的分立。匈奴册立的车师王乌贵居北，汉朝册立的车师王军宿在南，虽然这时的车师二王同后世定型化的前、后二部仍存在差异，却是其历史萌芽。元康四年（前62），汉朝正式册拜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史称“四争车师”。其后匈奴接连派“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后二岁，匈奴遣左右奥閚各六千骑，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者，不能下”。①说明西域汉军与匈奴的实力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争车师：神爵二年（前60）西域形势大变，朝着有利于汉朝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匈奴日逐王因对汉连战皆败，担心受到单于的处分，密谋降汉。“（神爵）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②郑吉遂乘胜占领车师，并亲自护送先贤掸入长安，匈奴势力全面退出西域。汉朝“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二年也”。③“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④单于以此病呕血死。日逐王降汉之后，郑吉乘胜率兵反攻车师，护送亲汉的车师王军宿还封交河，亲匈奴的车师王乌贵率众避迁天山北麓，车师前、后二部的分化更为定型化。日逐王降汉次岁之神爵三年（前59）郑吉自长安返，汉朝正式创立西域都护府，册拜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⑤清代学者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明确指出，郑吉送日逐王“在神爵二年，封在三年”。这一官职实质上是护鄯善以西使者的升级与定型化。授权号令诸国，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史载：“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⑥这是一段包含着多重涵义的重要的文字。（1）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部有众700户，车师后部595户，4774人，其中壮丁1890人。（2）“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乃对举文，说明车师前、后部并不包括在“山北六国”之内，说明直至这时，车师六国之名尚未出现。（3）车师前后部的分化实质上是车师内部亲汉派与亲匈奴派两大势力的分化，及日逐王降汉，随同来降的兹力支部众悉安置于车师后部，更增加了一批带有匈奴血统的成分，生产、生活习俗也进一步出现差别。尽管在汉朝全盛时期，都已转臣于汉，但其中车师后部的反汉倾向仍然远远高于前部。（4）参稽《汉书·西域传》，车师的分化不仅限于前、后二部，而且出现了车师后城长国与车师都尉国等两个纯由汉朝扶植起来的车师政权：
  车师都尉国，40户，333口，胜兵 84人。
  车师后城长国，154户，960口，胜兵 260人。
  这是由两支车师亲汉派组成的小邦，且仅存在于西汉末年，至《后汉书 ·西域 传》中已不再出现这两个国名，说明至迟新朝时期已不复存在。这两个亲汉车师政权分别安置于车师前、后二部国境，其战略意图显然是使其成为汉朝耳目，以监控二国动向。
  第三节 以车师后部为盟主的车师六国
  车师六国的记载，始见于《后汉书》卷88，西域传：车师“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意味着车师已在匈奴的支持下，取代了蒲类昔日的地位，成为山北六国部落联盟的新霸主。以上名单同西汉时期的山北六国比较，单桓、劫、郁立师三国都已不见，说明仍不服从车师的号令，脱离了这一部落联盟，且弥、卑陆、蒲类、移支等四国中前三国都是原来的山北六国联盟的成员，移支国似为由蒲类分化而成。此外，这一联盟又加入了车师前、后部。其中车师后部确已徙居天山北麓，而车师前部则仍居于天山北麓的吐鲁番盆地，与“山北”无关。可见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的区别不仅在于时间的不同，而且在于地域的不同，山北六国是单纯的天山北麓诸部落、部族之间的结盟，而车师六国的外延已超出天山北麓的地域，扩大为整个东部天山地区了。
  车师六国新部落联盟的形成起源于王莽柄政及其所建新朝时期。西汉末年，王莽独专朝政，不久篡汉自立，国号新。王莽好大喜功，触怒了匈奴，西域诸国相继叛乱，车师后部在匈奴的支持下日益强大，不仅成为车师共主，而且取代了昔日蒲类的山北盟主的历史地位。两汉书中有关车师前部王的姓名几乎都没有记录，而车师后部王名却屡见于史册，正是车师后部居于盟主地位的历史反映。自此“山北六国”之名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而以 “车师六国 ”为名的新的政治联盟开始形成，其盟主已非蒲类而是车师后国了。其间有关重大政治事件如下：
  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时当车师后部第二代王姑句在位时期：“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证之，不肯，系之。姑句数以牛羊赇吏，求出不得..即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①徐普曾召姑句议前部事，说明此王又兼领前部事，这是车师后王成为车师共主和车师六部盟主的指征。姑句的叛乱是西域叛汉的信号，同年叛入匈奴的还有去胡来王唐兜。这时汉与匈奴犹未反目，已独秉朝政的新都侯王莽“遣中郎将王昌等使匈奴，告单于西域内属，不当得受。单于谢属，执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恶都奴界上逢受。单于遣使送，因请 其罪。使者以闻，莽不听，诏下会西域诸国王，陈军斩姑句、唐兜以示之 ”。①车师后部之乱初平。
  新朝始建国元年（9）秋，王莽遣五威将王骏等至匈奴，易单于故印，改“匈奴玺”为“新匈奴单于章”。“玺”是皇帝的专用印，“章”则低了一等，这一玺章的改易触怒了匈奴，引起了西域全局性的变化。始建国二年（10）王莽又无端生事，派遣朝廷大员广新公甄丰率众出巡西域，车师前、后部尽叛，“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惮于供给烦费，谋亡入匈奴；都护但钦召置离，斩之”。②由之激起众怒：“置离兄狐兰支将人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单于受之。狐兰支与匈奴共入寇，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复还入匈奴。”③须置离、狐兰支应即继姑句之后的另两位车师后部王。“时戊己校尉刁护病，遣史陈良屯桓且谷备匈奴寇。史终带取粮食，司马丞韩玄领诸壁，右曲候任商领诸垒，相与谋曰：‘西域诸国颇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杀校尉，将人众降匈奴。’④”标志着车师六国联盟的正式形成。其后形势进一步逆转。始建国五年（13）“单于死，弟乌累单于咸立，复与莽和亲。莽遣使者多赍金币赂单于，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尽收四人及手杀刁护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槛车付使者。到长安，莽皆烧杀之。其后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匈奴大击北边，而西域瓦解。焉耆国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⑤局势渐已不可收拾。天凤三年（16），“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击骏等，皆杀之。唯戊己校尉郭钦别将兵，后至焉耆。焉耆兵未还，钦击杀其老弱，引兵还。莽封钦为剼胡子。李崇收余士，还保龟兹。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绝 ”。⑥自此西域已非复汉有。
  车师的崛起根本改变了天山北麓的传统政治格局。根据《后汉书·西域传》，至东汉时期，山北六国之名已一律为车师六国所取代。可见北徙后的车师已非单独的族群，而是以车师为首的新部落联盟。“山北六国”所指都是清一色的天山北麓行国，而“车师六国”所涵盖的内容则是确指以车师后部为新盟主的新部落联盟，仅仅吸纳了原属“山北六国”中的部分成员，其地域范围却已扩大到天山南麓的吐鲁番境内。在这一新部落联盟中，建国天山北麓的车师后部与建国天山南麓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部的关系尤为这一联盟的轴心。究竟谁是这一部落联盟的新盟主呢？虽然车师北徙之后，前、后二部已分居天山南北，各有首领，仍然相互认同，彼此之间，有天山谷道相连，这条通道在汉称为车师古道，唐朝被称为 “他地 道”又称柳谷道，即今吉木萨尔县泉子街沿头道桥翻山，而达吐鲁番后石窑子，沿此可达，车师前部的治所交河古城，而且车师二王都存在着共同的血统。说明汉文史书中的车师二国实乃一国二部，分疆而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部有众700户，车师后部595户，4774人，其中壮丁1890人，车师前后部加在一起，人口已超过一万人，这在地广人稀的古代西域已拥有相当实力。其中前部的人口虽略多于后部，但亘两汉之世，见于史书记载的车师国王几乎都是后部诸王，没有前部王的名字，说明两车师的共同国王都是出自车师后部。这是因为，车师北徙之初，依然是匈奴的属国，后部的地理位置更靠近匈奴，而且迁居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部，在当地定居族群的影响下，逐渐改营农业定居生活，仅见于史书记载的境内城堡名就有交河城、石城、兜訾城，后来还有柳中城，虽然这些城堡也许早在车师北迁之前就已存在，未必如迄今史学家所言，都是车师人自建，但前部人都已习惯了这种城居生活，车师前部王的牙庭就设在交河城内。而迁居天山北麓的车师后部，却仍然坚持游牧骑射的古俗，牙庭设在天山北坡的务涂谷，作战时清一色轻装骑兵，更为强悍。在匈奴的大力支持下，更易于保持车师盟主的地位。这类例子很多，诸如初兴时代的蒙古、西辽时代的契丹，都是以行国地位君临于定居城邦之上，车师二部的关系也是如此。居于车师六国部落联盟盟主地位的并非建国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部，而应是建国天山北麓的车师后部。两汉书中有关车师前部王的姓名几乎都没有记录，而车师后部王名却屡见于史册，正是车师后部居于盟主地位的历史反映。在此期间，得到匈奴大力支持的车师后部正式成为车师六国的盟主，山北六国之名已在史册上完全消失。
  东汉、魏、晋时期，蒲类逐渐为世遗忘，已成为车师六部盟主的车师后部则代之而兴，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这在东汉“西域三绝三通”的激烈斗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场斗争虽然仍然是匈奴争夺西域主宰权的继续，但斗争的焦点已非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部，而是天山北麓的车师后部。从而呈现出同西汉初开西域的重大差异。
  东汉重开西域的伟业始于汉明帝时期，永平十六年（73）展开了同匈奴之间的第一次车师争夺战。此岁春二月，汉朝遣将三道伐匈奴，其中窦固、耿忠统率的西路大军出酒泉塞，“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取伊吾庐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庐城”。①至是，汉朝又在西域东端重建据点，次岁（永平十七年，74）冬十一月，汉朝又遣奉车都尉窦固率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列张出昆仑塞，合兵万四千骑，“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进击车师”。②明确记载这时的车师后部乃车师前、后部的共主与山北诸国的盟主：“车师有后王、前王，前王即后王之子 ”③，且车师后部人丁日旺，国势日强，前部反而退居从属地位，因之耿秉力 主先击车师后部，“并力根本”。①遂统兵直趋天山北麓，取得了辉煌胜利。“斩首数千级，后王安得震怖，走出门迎秉，脱帽抱马足降，秉将以诣固，其前王亦归命，遂定车师而还。”②安得是最先见于史册的东汉车师王。汉朝对车师后王安得厚加招抚，嫁汉女以结和亲，“于是（窦）固复奏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己校尉，屯前部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 ”。③于是，车师重归于汉。同年，班超也作为汉朝使者取道鄯善西行，招抚于阗、疏勒诸国，成为东汉重开西域的先声。
  永平十八年（75）二月，窦固、耿秉所统大军刚刚凯旋返师，北匈奴已联合焉耆等西域属国发动了全面反攻。“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殁。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④至十一月，局势进一步恶化，“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⑤驻节高昌的西域都护陈睦最先为焉耆、龟兹联军攻殁。原驻金蒲的耿恭被迫东撤，退守疏勒城。北匈奴则全力进攻驻守柳中的关宠。“北匈奴围关宠于柳中城。会中国有大丧，救兵不至，车师复叛..关宠上书求救。诏公卿会议，司空伦以为不宜救，司徒鲍昱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力尽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以救之。”⑥及救兵至，关宠一军也已战殁，仅耿恭一军仍在苦守疏勒孤城。章帝不像明帝那样有魄力，于迎回耿恭后，又遣使召班超东返，“罢戊己校尉官”⑦，并“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⑧明帝时期的山北屯田乃以失败告终。
  二绝二通的主要人物是班超。班超（32～102年），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班彪之子，永平十六年（73）投笔从戎，随窦固破北匈奴呼衍王，夺伊吾卢（今哈密市）。受命率壮士36人使西域，至鄯善，袭杀匈奴使者，鄯善归降，于阗王广德亦杀匈奴监使。至疏勒，废亲匈奴的国王兜题，立其子忠为王，于阗、疏勒尽附于汉。会及章帝继位初，局势逆转，班超本已受召还国，西域亲汉派纷纷死谏，遂重返疏勒，凭借西域亲汉力量，坚守七年，与疏勒王成大、于阗王广德合力击退 北匈奴，进又平定龟兹、焉耆等国的变乱。永元二年（90）班超在西域长史任上还巧妙地化解了同大月氏的冲突，招致“车师前后王并遣子入侍”。①永元三年（91）擢西域都护，徙治龟兹。此年“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②永元七年（95）封定远侯。班超任西域都护时期，所任西域长史乃王林，永元八年（96）秋七月，“车，师后王叛，击其前王”。③这位叛汉的车师后部王就是涿鞮。（永元）“八年，戊己校尉索郡欲废后部王涿鞮，立破虏侯细致。涿忿前王尉卑大卖己，因反击尉卑大，获其妻子。明年（永元九年，97），汉遣将兵长史王林，发凉州六郡兵及羌胡二万余人，以讨涿鞮..汉军追击，斩之，立涿鞮弟农奇为王。”④同年三月 “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 ”。⑤这里记载的 “车师 ”显然不是车师前部而是天山北麓的车师后部，农奇继为车师后部王以后，同上代王涿鞮并无本质区别，仍然坚持反汉政策，班超遂令部下出兵，同月“西域长史王林击车师后王，斩之 ”。⑥车师前、后部再度置于汉朝治下。
  西域三通的主要人物是曹宗与班勇。永元十四年（102）班超返乡之后，任尚接任西域都护，不久，西域就开始发生动乱。车师又非复汉有，此即西域三绝。最早倡议重开西域的汉朝官员乃敦煌太守曹宗，其最早的实践者则乃敦煌长史索班。史载安帝元初六年：“初，西域诸国既绝于汉，北匈奴复以兵威役属之，与共为边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复来降。”⑦这是安帝元初六年（119）岁末的事，而数月后的永宁元年（120）初，已遇到麻烦：“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进击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邓太后召勇诣朝堂会议。”⑧这位叛汉的车师后部王就是军就。“至永宁元年，后王军就及母沙麻反叛，杀后部司马及敦煌行事。⑨西域局势一度非常严峻，班超幼子班勇全力支持曹宗的进取政策，在廷议中力排众议，力陈西域不可失。邓太后采纳了班勇的建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⑩但仍没有决心重开西域。“北匈奴连与车师入寇河西。”11新任敦煌太守张珰上书力陈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汉朝才下了决心，正式册拜“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 屯柳中”。①延光三年（124）：“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绥。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还，屯田柳中。”②延光四年（125），班勇率兵出征车师后部，初战大捷。“秋，七月，西域长史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大破之，获首虏八千余人，生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将至索班没处斩之，传首京师。”③至延光四年：“永建元年，更立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勇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亦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其冬，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捕得单于从兄，勇使加特奴手斩之，以结车师、匈奴之隙。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后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马曹俊驰救之。单于引去，俊追斩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城郭皆安。惟焉耆王元孟未降。”④班勇主政西域时期册拜的车师后王加特奴，贡献尤大。此人即农奇子，永建元年（126）继位，此人本车师后部亲汉贵族。是年与其弟八滑从班勇击匈奴呼衍王，大捷，为班勇奏立为王。阳嘉三年（134）率兵千五百人，佐戊己校尉、后部司马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今巴里坤县境），“大破之，获其季母 ”⑤以及牛羊十余万头，车 1000余辆。顺帝阳嘉四年（135）呼衍王大举反攻，“侵车师，后部。帝令敦煌太守发兵救之，不利 ”。⑥入秋，车师后国破，加特奴战殁。可见东汉初年与匈奴之间的车师争夺激烈而又反复。
  进入东汉末年的永兴元年（153），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不满监政其部的汉将戊部候严皓，起兵反。“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后部候炭遮领余人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⑦敦煌太守宋亮册拜车师后部故王军就留宿洛阳的 “质子卑君为后部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 ”。⑧自此车师后部分裂为二，一支仍留天山北麓故地，另一支约三百帐人，东徙敦煌，车师后部王也分化为二，一是故王阿罗多，另一则是侨居敦煌的车师后部王卑君。至桓帝建宁三年（170）“九月..凉州刺史扶风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宴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攻桢中城， 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复治”。①这已是东汉号令西域的尾声了。此役之后，包括车师前、后部在内的西域诸国逐渐叛离，汉朝的政治权威日益动摇。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可考的车师后部王二人：乌贵（元康二年，前64～？）、姑句（？～元始三年，公元3年），新朝可考的车师后部王二人：须置离（？～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狐兰支（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东汉车师后部王七人：安得（？～永平十八年，75）、涿（永平十八年，75～永元九年，97）、农奇（永元九年，97）、军就（？～延光四年，125）、加特奴（？～阳嘉四年，135）、阿罗多（永兴元年叛汉）、卑君，总计十一人，而车师前部王无一留名史册者，足以说明车师分化之后，车师后部远远重要于车师前部。
  第四节 车师后部牙庭务涂谷
  车师分化为车师前、后部以后，经济类型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发展并不平衡。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部确已早就习农知牧，兴建了交河城等定居城堡。北徙后的车师后部却在匈奴的影响下主要经营游牧生活。作为东部天山新盟主的并非居于山南的车师前部，而是居于山北的车师后部。史书中明确记载其所居不见屋室，唯有穹庐。例如《后汉书·西域传》记卑君还敦煌时，“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对此解释说：“车师六国大抵俗兼庐帐，故有户有帐。卑君徙居敦煌，故从者以帐计，俗称算帐，始此。”牲畜则是车师后部的主要财产和生活资料，永平十七年夏耿秉破车师后部，“收马、牛十余万头”。②延光四年班勇破后王军就，获“马畜五万余头 ”。③虽然已有了农耕粒食的迹象，似乎仍为游牧业的辅助形式。据此判断，车师后部未必像车师前部那样建有定居城堡。
  关于车师后国牙庭务涂谷的记载，首见于《汉书》卷96，西域传下：“车师后国，治务涂谷，去长安八千九百五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胜兵千八百九十人..西南至都护治所（乌垒）千二百三十七里。”又见于《后汉书》卷118：“后王居务涂谷，去长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领户四千余，口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人，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北与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后部，西通乌孙。”务涂谷既为车师后部牙庭所在地，必定位于天山北麓，然其具体地望，却仍有所不明。以至唐宋时代的著作中往往把它同唐之金满县（即可汗浮图），或蒲类县混淆在一起。例如杜佑《通典》卷 191，边防典 七、车师务涂谷下注云：“即金满城，今北庭府蒲类县是也。”五代刘昫《旧唐书·地理志》三唐金满县条下注云：“后汉车师后王庭。”《元和郡县志》卷40，金蒲城条下云：“车师后王庭也。”《太平寰宇记》卷180，车师国条下注云：“后王理务涂谷，即金满城。”其实，这一切说法都是靠不住的。《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后王居务涂谷，去长史所居五百里”，而自“高昌壁返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按东汉西域长史治所之柳中城（今鲁克沁）在高昌壁东五十里，可见务涂谷与金满城并非一地。汉车师后部的牙庭务涂谷的位置就在汉金满城之东，汉疏勒城之西。耿恭刚撤守到疏勒城时，军粮的供应主要凭借车师后部王安得夫人全力支持，因而又坚持了相当一段时间，说明务涂谷距疏勒城很近。
  史载汉代车师后部王建牙务涂谷。对其具体地望，我国汉以后史籍多将它同金满城拉扯在一起。例如《元和郡县志》卷40误插入四西州蒲昌县下的注说：“贞观十四年置，本名金蒲（满）城，车师后王庭也。”《旧唐书·地理志三》说，唐金满县为“后汉车师后王庭”。《通典》卷191《边防典七》车师条务涂谷下注说：“即金满城，今北庭府蒲类县也。”《太平寰宇记》卷180车师国条记载：“后王国理务涂谷，即金满城。”这些出自唐、宋史官的记载起了严重的历史误导作用。根据车师后部坚持庐帐游牧古俗传统生活方式判断，务涂谷不可能是一座城堡，而只能是一处水草丰茂的山谷。因此，《后汉书·西域传》仅记其谷名，而不留其城名。那么，务涂谷的具体方位究竟在哪里呢？自清代以来早已出现了种种推测，但大都与此书所记方位不符，其荦荦大者，可列举出以下数种：
  （1）松筠在《新疆识略》中曾列举了一种说法：“今巴里坤西二百五十里有务涂水塘，或以为车师后王国王所治。”这段路程大体相当于由巴里坤至木垒的中间距离，其地过于偏西，同以今吉木萨尔县境为中心的车师后王部基本国境不符。（2）丁谦在《汉书·西域传考证》中认为：“阜康所属三台塘，其西四十里有乌尔图河（蒙古语乌尔图，长也），西图作库列图川，乌尔图为务涂、浮屠之转名，此水从博格达山北面流出，近山处为谷，知汉时务涂谷，唐时浮屠城均当在此河滨。”按三台今归属吉木萨尔县，其西一百四十里的乌尔图河已近阜康，而远离吉木萨尔，距泉子街大路更远，方位不合，又以乌尔库图对音务涂、浮屠，亦属勉强，因为其中又多出个“库”音，无从安置，则此说纯属臆想。（3）孟凡人在《北庭史地研究》一书中主张：“后部王治不应在深谷中，故靠近他地道北端，又与之相通的千佛洞一带，很可能就是务涂谷的所在地。”吉木萨尔资深地方史研究者王秉诚则认为，千佛洞北距吉木萨尔县城仅五公里，那里谷深不过二公里半，宽不足60米，山高仅为50米，周围台地方圆不足二公里，林木既少，也无古代文物发现，那里绝不可能是务涂谷所在地。①（4）阚耀平、阎顺在《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②一文中认为 小西沟古城即车师后部牙庭务涂谷。驳论已见前文。
  班固《汉书 ·西域传》中最先按照生产、生活方式，将西域诸国分为逐水草游牧的 “行国 ”和定居农耕的 “城郭诸国 ”两大类。范晔《后汉书 ·西域传》继承了这一分类。两汉书《西域传》中所记天山北麓诸国名，无一例外地都是清一色的游牧行国，其牙庭所在都不是城堡，而是山谷。诸如蒲类王住疏榆谷，郁立师王住内咄谷，乌贪訾离王住于娄谷，卑陆后部王住番渠类谷，包括车师后部的牙庭务涂谷，绝不是一个城堡名，而是一个山谷名。这个著名的山谷，初见于《汉书·西域传》，又见于《后汉书·西域传》。其具体方位早在清代，就引发了多种地点的猜测，迄今未明。引人注目的是，范寿金根据《后汉书·西域传》“后王居于涂谷，去长史所居五百里”的记载，东汉西域长史驻节柳中，因而在其《西游录略注补》、《唐庭州四境表》中正确地指出：“据此，是务涂谷南为柳中、金满南为高昌，而务涂谷在金满之东矣。”确定了务涂谷的方位应在汉金满城东。在今吉木萨尔县小西沟古城之东，奇台县半截沟乡石城子古城之西恰恰有一座名为吾唐沟的山谷，“吾唐沟 ”的读音与作为车师后部牙庭的“务涂谷”出奇的相似，难道这仅仅是历史的偶合？此沟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吉木萨尔县泉子街乡东南，白杨河之西，牛圈子沟之东，沟水从山中流出经泉子街红光牧场场部北的二公里处三岔分流，向北注入韩家庄，沟形如弓。沿河遗址唯拾得马鞍形磨谷器一，在泉子街红光牧场部之南一丘陵坡地上，据我判断，汉之务涂谷应在这一带。关于务涂谷之名的涵义，日人藤田丰八认为务涂即 Bogda的转音，即博格达，这种解释非常牵强。早在1987年我就曾赴吉木萨尔吾唐沟考察，并初步推断这一今地名就是务涂谷的千古遗音。①2005年5月，又在北庭画院朱丹的陪同下，专程驱车细致地考察了此沟，吾唐沟已更名为五塘沟，但到底是哪五个水塘，谁也说不清楚，说明此名并非汉语，亦非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或蒙古语。我根据务涂的中古读音为mntak，中古汉音中微纽与奉纽可以互转，亦可写作vitak，与《波斯一俄罗斯词典》中之vater及。wtrioytap之音非常相近，可见此名在波斯语中具有弓的涵义，义为弓形山谷。1987年昌吉州文物普查中写为乱杂冈（乱葬岗之讹），金石并用时代遗址②就位于五塘沟口，南距乱杂冈约1.5公里就是另一座金石并用时期原始遗址：榆树庄子遗址。上套子沟金石并用遗址也在这一带。以上三个遗址：乱葬岗、榆树庄子、上套子沟实际上都分布在五塘沟流域，在古代必定是水草繁茂，宜于人居的所在。足以证实务涂谷就在今五塘沟流域所在山谷。
  在车师分化为前、后两部之初，天山北麓尚未出现城堡，无论车师后部建牙于五塘沟，还是建牙于今泉子街乡，交通都是便捷的，因为中间并无任何城堡阻隔。史书中明确记载山北诸国中除单桓一国建有城堡之外，其余诸国都是以天地为衾 枕。车师诸国中唯一城居的地方政权车师后城长国实质上乃是汉朝对车师后部实行政治分化的历史产物。《汉书》卷97，西域传中留有此国的有关记载：“车师后城长国，户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胜兵二百六十人。”可见这支对汉特殊效忠的车师部落为数很少，其所居城堡大约也是汉人所建，专门提供车师后城长国君民居住，以监控车师后部的政治动向。这座城堡显然也是建于泉子街，而与小西沟的汉军戍守将士南北分居，相互呼应。①至《后汉书》中此国名业已消失，说明东汉时期随着车师后部的进一步强大及其完全取代蒲类成为山北诸国共主之后，这个小国已被车师后国重新吞并。
  车师后部以城堡为牙庭，似乎已迟至魏晋时期。《三国志》卷2《魏书》二记黄初二年（221）“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同书卷30，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此事虽未明确系年，推测应为重置戊己校尉的次年事，即黄初三年（222）。说明随着汉军完全控制车师前部并退出山北经略，车师后部在同车师前部完全脱离关系的同时，加强了天山北麓的政治统一，车师六国中的山北诸国都已并入车师后部，基本上统一了天山北麓东段即今昌吉自治州及哈密地区所属巴里坤、伊吾二县。故曹魏特授予“大都尉”尊号。此事上接魏于车师前部重置戊己校尉，说明上距黄初三年不久。直到这时，车师后部才兴建了城堡，将国都由务涂谷迁至于赖城。随着车师后部与车师前部之间的完全分离，作为车师后部王都的于赖城大约早已不在今吉木萨尔县境。参照古音学家研究成果，“于戏”、“呜呼”，上古音皆不读撮口呼、合口呼而读开口呼，皆读为阿哈（aha），由上古音“于”音同于“阿”。“赖”，据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②127页，《广韵》落盖切，来泰开一去蟹，中古音值为lai，上古为来月切，入声字，上古音值为“lat，”据此，魏晋时期的于赖城，音值为Alat，今乌鲁木齐阿拉沟仍存其千古遗韵，位于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的阿拉沟谷左岸，与鱼儿沟交界，分布有百余座石室竖穴墓，分三种变型。晚期墓中发现了海贝、小铁门、并有一件由内地输入的凤鸟纹 刺绣。墓主长发梳辫，上罩丝质网状发套，出土有虎形金饰带，狮形金箔饰等贵重陪葬品，并有大量马骨、羊骨殉葬。其地本为山北六国中的单桓国故地，魏晋时期车师后部西迁，于赖城似就建于今乌鲁木齐阿拉沟一带，早已离开了吉木萨尔务涂谷庭。
  车师后部的归宿是并入鲜卑。自东汉以来，北匈奴连遭汉军打击，逐渐西迁，匈奴全盛时期就是由挛鞮氏、须卜氏、呼衍氏、兰氏等四大部落为核心，除挛鞮氏乃匈奴王族所出，兰氏来源未详外，余之须卜氏、呼衍氏皆出自东胡鲜卑，足以说明鲜卑在匈奴部落联盟中的重要地位。匈奴先曾臣属东胡，故常以胡自称。①我国史书所记匈奴所据的漠北，今称西伯利亚，实即鲜卑利亚的讹译。可见东胡鲜卑加入匈奴部落联盟之后的举足轻重地位。其中呼衍王就受命驻节蒲类海，以匈奴名义主政西域，以故匈奴衰落之后，鲜卑迅速取代了匈奴昔日的位置。东汉桓帝时期，鲜卑檀石槐成为草原部落联盟首领，下分东、中、西三部。其中的西部鲜卑就是指右北平以西至敦煌、乌孙一带，檀石槐还统兵亲征，“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②鲜卑势力已进入天山北麓，一直进军到伊犁河流域的乌孙。自此之后，车师后部之名开始消失于史册，而鲜卑犯边和讨伐鲜卑的记录则日益增多，咸宁年间西域戊己校尉马循两次出讨鲜卑，第一次发生于咸宁元年六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③第二次发生于咸宁二年秋七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④鲜卑所据位置就在高昌北，伊吾西的地带，即车师后部故地。《三国志 ·魏书 ·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鲜卑西部，西接乌孙。”认为： “盖晋初车师后部，当为鲜卑所役属。”⑤又鲜卑寇边的首领名阿罗多，与东汉永兴元年时车师后部王同名，而此名显然和鲜卑人名的特点不同，正是车师后部并入鲜卑并以鲜卑名义犯边的重要指征。⑥据此，车师后部自曹魏正元三年（256）前后连遭鲜卑打击，已并入鲜卑，至晋咸宁元年已作为鲜卑部落进犯魏边。鲜卑退出西域之后，又先后臣属于柔然、突厥，改操突厥语，化为突厥的哥舒部落。

①《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记此则作“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 ②《水经注》此段记载极为重要，全文迻录如下：“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盪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因名龙城。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行人所逕，畜产皆布毡卧之，掘发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盐泽之称也。《山海经》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者也。东去玉门阳关千三百里，广轮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减。其中洄湍电转，为隐沦之脉，当其澴流之上，飞禽奋翮于霄中者，无不坠于渊波矣。即河水之所潜而出于积石也。” ①酒泉地方志办公室重印清《肃州新志》，1996年：“罗布淖尔在火州之南，由吐鲁番南约五百余里有大泽一区，方圜数百里，塔里木河自西南来，额尔勾河自正西来，海都河自西北来，咸会于此，自沙州之哈喇淖尔正西小径亦可通，计程不及一月 ” ②《水经注》卷2，河水篇。 ③我先曾疑盐泽之名与作为淡水湖的罗布泊实际不符，猜测盐泽应指艾丁湖，但艾丁湖在今吐鲁番境，规模也与古籍所记之盐泽不符，故放弃这一猜测。 ①参稽五代《钢和泰残卷》，于阗塞语文献中之 Phūcamni，发音也与此相似。 ①魏长洪、李晓琴：《大海道史探》（见《鄯善县的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云：“《西州图经》残卷是否来自于莫高窟藏经洞，甚为可疑。1908年2月3日，伯希和在哈密东沙泉子，写给法国地理学会一信，刊在当年6月15日巴黎出版的《地理学报》17卷上，题名《大海道踏古记》。实际上伯希和于1908年2月24日首次考察敦煌千佛洞，在此之前已写出大海道的论文，实在令人生疑。伯希和返回法国后，将《西州图经》残卷编入《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卷第2009号，故罗氏也将此残卷编在《鸣沙石室佚书》和《敦煌石室遗书》中。由沙泉子至星星峡90里，再至甘新分界咬牙沟约18里，伯希和一行使用的交通工具至少还要两天出新疆。伯希和将《西州图经》定名为《吐鲁番地志》，也给人们留下疑窦。故我疑《西州图经》是在新疆发现的，至少是前已流落新疆的敦煌石室文书。” ①陈戈：—苏贝希文化试析》，载《苏秉琦与当代考古》，科学出版《史前时期又一种新的考古文化 社，《吐鲁番文物普查资料》，，《吐 2001年版。吐鲁番文物工作队：《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田卫疆主编：鲁番历史》中刘学堂执笔的先秦、两汉部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鄯善洋海达浪坎儿古墓群清理简报》，载《新疆文物》。《洋海墓地地上采集文物简报》、《洋海三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葬》，《考古》1982年，第4期。吐鲁番文管所：》1984年《新疆鄯善县苏巴什古墓群的《新疆善苏巴什古墓葬》，《考古第1期；吐鲁番文管所：新发现》，《考古》1988年第6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鄯善苏贝希墓群一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鄯善，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地》，《新疆文物》1994年，第2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二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 ①《汉书》，卷96记：“大月氏本行国也..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②又姑师、车师，滑国古书训读，首音节皆为gu、ku，近代古音学研究证实，上古之开口呼u，实应读为a，如父之古音实与爸同、母之古音实与妈同，依此，则姑师、车师、滑、姑臧（gazang）、居延（gaja）、姑墨（gamak）都具有相同的首音节ga或ka，这也许就是小月氏人共同的名称特征。足以说明羌化小月氏人分布的范围是在河西至西域一带。 ①《资治通鉴》，卷21，武帝天汉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21，武帝元封三年。 ③《资治通鉴》，卷22，武帝征和四年。 ④《汉书》，卷75。 ①《汉书》，卷75。 ②《汉书》，卷97。 ③《汉书》，卷95。 ④《汉书》，卷75。 ⑤《汉书》，卷97。 ⑥《汉书》，卷97。 ⑦学术界一般认为高昌壁即今吐鲁番高昌故城，黄盛璋则认为汉朝初建之高昌壁乃始建于今胜金口北，后来戊己校尉治所南移，始兴建了今高昌故城，高昌壁故址，成为高昌国时期的新兴县故址，“胜金”之名即为“新兴”。王素则认为高昌之名渊源于敦煌高昌里，以始建高昌壁乃由敦煌高昌里士兵完成，故移故乡里名以为城名。 ⑧《汉书》，卷97。 ⑨《汉书》，卷97。 ①《汉书》，卷95。 ②《汉书》，卷8。 ③《汉书》，卷96。 ④《汉书》，卷96。 ⑤参阅殷晴：《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 ⑥《汉书》，卷96。 ①《汉书》，卷97。 ①《汉书》，卷97。 ②《资治通鉴》，卷37，始建国二年。 ③《汉书》，卷95。 ④《汉书》，卷97。 ⑤《汉书》，卷97。 ⑥《汉书》，卷97。 ①《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六年。 ②《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七年。 ③《后汉书》，卷 19。 ①《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七年。 ②《后汉书》，卷49。 ③《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七年。 ④《后汉书》，卷 19。 ⑤《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八年。 ⑥《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八年。 ⑦《后汉书》，卷3。 ⑧《后汉书》，卷88 ①《后汉书》，卷4。 ②《后汉书》，卷88 ③《汉书》，卷4 ④《后汉书》，卷88 ⑤《后汉书》，卷88 ⑥《后汉书》，卷4，《资治通鉴》，和帝永元九年。 ⑦《资治通鉴》，卷50，安帝元初六年。 ⑧《后汉书》，卷47，《资治通鉴》，卷50，系此事发生于安帝永宁元年春三月。 ⑨《后汉书》，卷88 ⑩《资治通鉴》，卷50，安帝永宁元年。 11《资治通鉴》，卷50，安帝延光二年。 ①《资治通鉴》，卷50，孝安皇帝延光二年。 ②《后汉书》，卷47。 ③《资治通鉴》，卷51，安帝延光四年。 ④《后汉书》，卷47。 ⑤《后汉书》，卷6。 ⑥《资治通鉴》，卷52，顺帝阳嘉四年。 ⑦《后汉书》，卷 8 ⑧《后汉书》，卷88 ①《资治通鉴》，卷56，桓帝建宁三年。 ②《后汉书》，卷 19 ③《后汉书》，卷47。 ①王秉诚：《再探“务涂谷”与“金满城”地理位置 ——兼与孟凡人先生商榷》。 ②《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 ①薛宗正：《金蒲、疏勒、务涂谷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工作队：《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 ①车师后城长国的所在地似即今东大龙沟古城。后来演变为戊部候驻节的后部候城。 ②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11月 ①《汉书》，卷94，记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匈奴自称之胡，应即东胡简称。“东胡”并非意译，而是通古斯的音译。鲜卑原属东胡之一，与后世显赫于史册的“西胡”具有质的区别。 ②《三国志 ·魏志》，卷30，《鲜卑传》注。 ③《晋书》，卷3。 ④《晋书》，卷3。 ⑤参见《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观堂集林》卷 17，868～869页，中华书局重印本，1984年版。 ⑥说见孟凡人《车师后部史研究》，收入《北庭史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