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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匈奴的崛起及其西域霸权的确立，根本动摇了蒲类在山北诸国盟主的地位，至公元前2世纪的汉开西域时，蒲类已四分五裂，“西域大国 ”早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追溯。
  匈奴是最先雄霸漠北、西域的草原游牧强族。“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扆（骆驼）驴、■、、騨。”④凭借这一雄厚的驯畜资源，建立了一支以骑射为主，兵牧合一的强大武装。早在秦朝统一六国时期就已崛兴，以单于为王称，以阏氏为后妃之称，历代单于都出自王族挛鞮氏，太子常封为左屠耆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诸小王及大将、大都尉、大当户、骨都侯等各级官员，“皆世官”。⑤秦朝统一中国前夕，多次出现于史册：周慎靓王三年（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周赧王四年（前311）又出现了“匈奴驱驰于楼烦（今山西宁武县一带）之下”⑥的记载。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遂筑长城，修驰道，遣将“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卻匈奴七百余里”。⑦在秦军的强大打击下，匈奴一度转衰，头曼单于在位时期，“东胡强而月氏盛”，被迫向东胡和月氏等两大强国各送质子，著名匈奴雄主冒顿单于就曾入质于月氏，后来逃回本国，以鸣镝训练部曲，射死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①此岁正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太子扶苏被杀，“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国势逐渐复苏。但仍以甘言厚贡麻痹当时的漠北霸主东胡，任其来索千里马，美女，悉以奉贡，至汉高祖元年（冒顿单于四年）又诱其来索牧地瓯脱，故意激成众怒，及士气激奋，始率众出征，下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后汉书》卷90记东胡自为冒顿所破，“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此后又向月氏复仇，杀其王，迫使月氏举族西迁，匈奴大漠南北霸主的地位遂正式形成。《资治通鉴》记此役未提及匈奴，似应以《史记》记载为准。②汉高祖元年（前206，冒顿单于四年）灭东胡，以挛鞮氏为核心，吸收呼衍氏、须卜氏、兰氏诸大姓，正式创立了强大的匈奴部落联盟。河西、河曲诸小王纷纷加入了这一部落联盟，成为下属的异姓王。
  匈奴的复兴正当楚汉相争的秦末乱世，不仅“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③，而且不断南侵汉边。汉高祖六年（冒顿单于九年，前201）汉军主力正与项羽楚军相峙，委韩王信守边。当年秋，匈奴围马邑，汉兵无力驰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兵逼晋阳。汉高祖七年（冒顿单于十年，前200）高祖刘邦亲统大军北征，被围于白登，七日不食，迫使汉朝委曲求和，以美女、丝帛，无偿地奉献给匈奴，以换取边疆地区的苟安。并为吕后、文、景诸帝历代遵循，垂为定制。
  冒顿单于在位长达36年，在此期间，汉与匈奴虽然名为“和亲”，实际上边境掠夺连年不断，图谋不轨的诸藩王也都密与通使，倚为后盾。文帝六年（前174）老上单于继立，英武骁悍不亚于冒顿，当年遣其右贤王统兵西征，迫使已经迁居西域的宿敌月氏再一次远徙妫水，致书吕后，声称：“以天之福..灭夷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④以上西域二十六国必定包括蒲类等山北六国在内，这是匈奴西域霸权正式确立的历史标志。委其二异姓王分治西域东、西，其中日逐王居西，“”建牙于 焉耆、危须、尉黎间 ⑤；呼衍王居东，建牙于“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⑥，将一切属国都视为奴隶，向各国都派出了僮仆校尉，即管理奴隶的官员，职能是向派出国征收贡物和监其国政。 “赋
  税诸国，取富给焉。”①相当于后来突厥的吐屯、西辽的监国少师，清代的都统。有人认为匈奴的僮仆都尉似乎是类似于汉西域都护府那样的组织，有一个名为僮仆都尉府的建置存在。其实，匈奴统领西域的最高首领主要是呼衍王和日逐王，“僮仆都尉”只是此二王下辖分遣诸部的基层官员。
  匈奴西域霸权的确立标志着蒲类山北盟主地位的动摇。在匈奴西征过程中，曾为西域大国和山北六国盟主的蒲类不可能不率众组织抵抗，必以失败告终，遭受重创，自此一衰不振。蒲类海本是蒲类国的发祥地，今已成为匈奴呼衍王的牙庭，蒲类牙庭被迫西徙天山西疏榆谷（今木垒四道沟）。蒲类的大国地位不利于匈奴的西域统治，分而治之是削弱这一大国的有效手段，在这一政策催化下，原来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蒲类统一体被肢解为若干小国。分化为蒲类国、蒲类后国、乌贪訾离国等三国。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2032人，荷戈壮男 799人；蒲类后国，拥众 1070人；又有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拥众 1700人，“元帝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 ”。则乌贪訾离也是蒲类中的一支，这三支蒲类人口加在一起，仍有 4802人，复据《后汉书 ·西域传》匈奴还曾 “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 ”。种种迹象表明，匈奴对蒲类的分化、肢解政策早已进行，至汉开西域之后，由于蒲类受制于匈奴呼衍王，又受到汉军的重击，这一历史进程更为加速。本始二年（前72）分遣五将军伐匈奴，“田广明、赵充国、范明友、韩增、田顺等五路出兵 ”其中赵充国引人注目地领有“”
  ②，蒲类将军 名号，说明其主攻方向是蒲类海，“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余里，西去候山，斩首捕虏，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卤马、牛、羊七千余 ”。③另遣 “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④东西夹击，斩获极众。可见此役遭受汉军打击的不仅是匈奴，蒲类也是其打击对象。此外，《后汉书》还出现了一个移支国名，记其 “居蒲类地。户千余，口三千余，胜兵千余人。其人勇猛敢战，以寇抄为事。皆被发，随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与蒲类同 ”。无论从地域，还是风俗，这个移支国显然都是改换了国名的蒲类人。自此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部落、部族联盟也面临解体的危机。蒲类衰落之后，匈奴与汉朝激烈争夺的对象转移到原居盐泽至吐鲁番盆地一带的车师。地节二年（前68）匈奴壶衍鞮单于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在渠犁屯田的汉将郑吉捕捉这一有利时机，率领食饱财足、斗志旺盛的屯田将士，进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
  复发兵攻车师王于丰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①。这座石城的位置在交河城北，不一定是天山之北，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认为石城即兜訾城。②车师腹背受敌，被迫降汉。郑吉遂开始在吐鲁番、鄯善一带经营屯田。“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③姑师、车师所居一直是吐鲁番盆地，不闻前、后部之别，至是始车师二王并立，这是车师分化为二王的历史开端。至神爵二年（前60）日逐王降汉之后，郑吉乘胜率兵反攻车师，护送亲汉的车师王军宿还封交河，亲匈奴的车师王乌贵率众避迁天山北麓，车师前、后二部的分化更为定型化。车师后王徙居天山北麓，全力投倚匈奴，车师前部王则在汉军的全面控制之下。至前、后汉交替之际，在北匈奴的全力支持下，车师后王不仅成为车师二部的共主，而且取代了蒲类昔日的地位，成为天山北麓诸部及车师前部的共同盟主，自此，以车师后部为盟主的车师六国部落、部族联盟正式形成。“山北六国”之名开始在史册中完全沉没。
  在山北六国中卑陆是仅次于蒲类的天山北麓东段第二大国，这个曾经创立过辉煌小西沟文化的重要部族，至迟西汉宣帝时期似已离开了泉子街故牙，小西沟遗址的主人似已成为小金附国的牙庭。这个小金附国名既不见于山北六国名单，也不是车师六国的成员，其活动唯一见于史册乃地节二年（前68），其古音遗脉却自汉金蒲、唐金满，清济木萨传承至今，留待后论。
  匈奴西域霸权确立同时又是匈奴加入西域多元族群行列的过程。主要居地也是天山北麓东段，虽然数量远较当地土著族群为少。
  匈奴在野生动物驯化家畜方面的历史贡献极为突出。在匈奴经营的畜牧业中，不但有羊、马等后世为突厥、回鹘所继承的主畜之外，畜类品种之多，尤引人注目。不但举凡骆驼、驴、牛等被后世突厥等所称的“杂畜”一应俱全，还利用杂交技术培育出了“骡子”这一耐苦、耐长途行走的新畜种，用以拉车，以驼渡碛，以羊为食，为衣，以马为出征、畜牧的坐骑。其中马的培育尤为成功。平城之围中匈奴骑兵以毛色为阵，“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骆马（赤黄色）”④。令汉人惊骇，亦足反映匈奴各种毛色马的众多。单于招降汉使苏武时以整座山谷中的牛羊相许，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大将军卫青取“河南地”，获匈奴牛羊约百万头。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出高击败匈奴右贤王，获其牲畜数千万。①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大破北单于，获其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②足以反映作为匈奴经济基础的游牧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狩猎已降为畜牧业的补充和骑射训练的一种手段。
  前苏联学者在南西伯利亚匈奴墓的发掘和上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对漠南匈奴故境的考古调查、发掘，共同证实了匈奴的金属工具生产水平足以同汉朝抗衡。内蒙古阿鲁柴登战国后期匈奴墓出土的王冠由冠饰和饰带两部分组成，全为黄金打造，顶上立一展翅雄鹰，鹰头为绿宝石琢制③，极为精美。铁器已成为生产工具和兵器的主体。匈奴最有特色的兵器有鸣镝和径路，鸣镝即响箭，径路即马刀，诺颜山和内蒙古伊克昭盟等地发现的数百座匈奴墓葬中出土了这类铁制兵器，并发现了公元前2～公元1世纪时期的铁模、炼铁炉和铁渣，从而证实了《史记·匈奴列传》所记匈奴“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和《东观汉记·邓遵传》所记邓遵缴获匈奴匕首三千、釜镬两千的真实性。出土的青铜制品中虽仍有少量铜镞、铜刀等武器，但更多的发现则乃铜针、铜马嚼、铜炉、铜炊具、铜勺、铜壶、铜铃、铜环、铜马等生活用具④，以及带有野兽纹的铜饰件。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范家窟子⑤，内蒙古察右后旗二兰虎沟⑥都有类似的发现，透露出强烈的塞人文化影响。所发现的铜镜、铜鼎则显然是汉文化的影响。陶器乃日常生活的主要器皿，《汉书·苏武传》记单于弟於靬王赐武马畜、服匿、穹庐。其中服匿就是陶缶。其形如罂，小口，大腹，方底，用以装酒与乳浆。很有特色，曾传至南齐。匈奴善于“冶作弓矢”，出土了制造工艺相当复杂的合成弓，射程和穿透力都超过汉军。《汉书》卷94，记匈奴“车以材木为之，”“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⑦具有坚固耐用的特点。这种匈奴车在杨雄《长杨赋》中别记为轒輼。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汉军在常山、中山连败南单于，获此类穹庐及轒輼车多达千余辆。顺帝阳嘉三年（，134）在车师附近的阊吾陆谷汉军又大获匈奴车千余辆。⑧
  匈奴衣皮革，被毡裘，《淮南子·齐俗训》记匈奴发式为“纵体施发”，陕西沣西客省庄匈奴墓出土的长方形透雕铜饰牌，画面上的两个人物皆披发。⑨可见“施发”就是披发。制革和毛纺织业似已成为家家精通的副业，出现了“匈奴出秽裘”⑩和“罽帐”11的记载，诺颜山苏珠克图山口的六号墓出土的毡毯上还绣制出牛、马、鹿头形和野兽互相搏斗画面。①匈奴服饰特征以左开衽、穿胡裤、穿革靴为特征。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匈奴官吏当户跪擎铜灯的铜俑，特征就是短衣直襟左衽，手有臂鞲，脚着长靴。②诺颜乌拉大型墓出土的匈奴服装都是用当地细毛线缝制而成，领、袖、下摆均镶边，做工十分精细。帽子为尖顶或椭圆形，带护耳，内蒙古的匈奴墓葬中还发现过铜制的小型甲片。
  松田寿男据《汉书·常惠传》中以下一段文字：“是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救之！’”认为匈奴也像汉朝一样在车师经营屯田。据我判断，“田车师”一句实同于“畋车师”，“畋”字的意思乃是狩猎，与耕田、屯田毫无关系。虽然史书上明确记载匈奴国中也有农业生产，《史记 ·卫青传》记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卫青军至窴颜山赵信城，获得匈奴储存的大量粟米。《汉书 ·匈奴传》载：武帝后元，元年（前88）秋，匈奴地区因为连续下雨数月，“谷稼不熟”。漠北匈奴墓葬中确已发现公元前3～前2世纪的“黑色的农作物种子”。③匈奴盛行奴隶制，连年犯边所掠汉人，都沦为匈奴奴隶。这些以黍米为特征的农作物显然是被掠至匈奴的汉人奴隶生产的。
  匈奴信仰万物有灵的巫教，祭拜天地、日月星辰，“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④一年三集会，正月、五月、九月戊日为其集会时间，正月集会单于庭，举行祠祭；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最为隆重。茏城，一作龙城⑤，非城堡名，似为神庙名。秋九月，大会蹛林，除重视外，还要进行人畜数字的核实工作。并有专业巫师，主持人神沟通和预
  卜吉凶。《汉书·西域传》记：“匈奴使巫埋牛羊于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遣天子马、裘，常见使巫祝之。”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在燕支山击败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重约 20斤，这就是匈奴人崇拜的偶像之一。 “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⑥
  匈奴自身原无文字，自从中行说入匈奴，参赞帷幄以来，就一直使用汉文作为书面符号，出现了一批以汉文写成的匈奴文书。如汉惠帝三年（前 192）冒顿单于羞辱吕后书及征和四年（前89）匈奴狐鹿姑单于致书武帝书都直抒胸臆，无废言赘语，以直白为特色。如狐鹿姑书云：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糱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匈奴语言风格非常明显。东汉时期还出现
  了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密遣郭衡呈匈奴地图于汉使事件，说明匈奴国中还有汉人代绘的地图。①
  匈奴有自身的乐器胡笳、鞞鼓。据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所记：“胡笳本自出胡中”，“鞞鼓喧兮从夜达明”。胡笳为管鸣性的吹奏乐器，鞞鼓则乃膜鸣性的打击乐器。此外，匈奴还盛行“走马、斗橐驼以为乐事”②，陕西长安汉上林苑一座匈奴墓葬出土的两块长方形的透雕花纹铜牌上还存有摔跤场面。③在首领宴会中还有 “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 ”④的记载。

④《集解》，徐广曰： “北狄骏马。”皆野马。 ⑤《史记》，卷 110。 ⑥《史记》，卷 110。 ⑦《史记》，卷 110 ①《史记》，卷110。 ②周赧王四年（前311）为燕昭王问政郭隗事《说苑》卷一《君道》记此为燕昭王问政郭事，参阅《战国策·燕策》一，昭王收破燕后即位，为燕王哙九年，（前312）哙死后，故系此年。 ③《汉书》，卷94。 ④《汉书》，卷94。 ⑤《汉书》，卷96。 ⑥《资治通鉴》，卷50，孝安皇帝延光二年条。 ①《汉书》，卷 96。 ②《汉书》，卷 75。 ③《汉书》，卷 94 ④《汉书》，卷 94 ①《汉书》，卷71：“郑吉，会稽人也，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吉为人强执，习外国事。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②《汉书》，卷71，汉宣帝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而传文中郑吉所破乃车师石城，以此得知，车师石城即车师兜訾城。 ③《汉书》，卷95。 ④《史记》，卷 110 ①《史记》，卷 111。 ②《后汉书》，卷53 ③《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④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9合刊。 ⑤李逸友：《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56年，第6期。 ⑥李逸友：《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匈奴和汉代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 ⑦《盐铁论 ·论功》。 ⑧《史记》，卷 110。 ⑨中科院考古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⑩《淮南子 ·原道训》。 11《后汉书》，卷80。 ①林幹：《匈奴墓葬简介》，第二部分载《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80年版。 ③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的墓葬》，原载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出版的《科学院学术研究成就》1956年第1期。转引自林幹《匈奴墓葬简介》第二部分。 ④《史记》，卷110。 ⑤《史记》，卷110，《索隐》引《汉书》，“龙城”，亦作“茏”字。又引《后汉书》云：“匈奴俗，岁有三龙祠，祭天神”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 ⑥《魏书》，，卷114。有学者据此断言，此金人即佛像，余太山撰文，不以为然。 ①《后汉书》，卷89。 ②《东观汉记》，南匈奴单于传。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5～1957年陕西长安沣西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 10期。 ④贾谊：《新书 ·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