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解读洪荒之谜的双轨车，只有这两条通道完全并轨之后谜底才能破译。
  西域进入信史时代的历史开端应溯源于张骞凿空和汉西域都护府的创立。在此之前，虽然西域早已升起文明的曙光，由于尚未创造文字，其历史面貌仍是一片混沌。汉开西域之后，才留下了翔实可信的文献记载。其中天山北麓东段出现了“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两个部落联盟的名称。长期以来，这两个颇为近似的名称常被混淆，由此出现了总是将车师人视为东部天山最古老居民的历史误导。其实，它们完全是两回事。“山北六国”之名出自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总序，所记录的应当是西汉史事，乃至更为古远的历史追溯；“车师六国”之名，则亘西汉王朝无闻，至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才首次出现。可见二者出现的时间不同，其中山北六国在先，车师六国在后。《圣武记》的作者清人魏源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至陶葆廉著《辛卯侍行记》已明确表态“车师六国与前汉所称山北六国不同”；岑仲勉也赞同这一结论①，却对车师前、后部是否包容在山北六国名单之中，仍有所犹豫；当代学者孟凡人认识更前进了一步，确定无疑地断言“西汉时期的‘山北六国’不包括车师前后王国”，但却将其主要区别界定为山北六国乃以地域为标准，车师六国则是以族属为标准。②在正确认识车师六国出现的时间是东汉的同时，却将山北六国出现的时间误断为西汉宣帝时期，仍未能找到其中的根本区别。在我们看来，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仅就这两个部落联盟的名称中就可发现，其涵盖的内容也完全不同。山北六国明确界定这一部落联盟的存在地域局限于天山北麓，而车师六国中的车师前部的居地并非山北，而是山南的吐鲁番盆地，其外延早已从“山北”进一步扩展至整个东部天山。可见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实乃前、后更代的不同时期、不同盟主领导的不同部落联盟。天山北麓东段最古老的居民绝非车师六国，而是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
  令人困惑的是，《汉书·西域传》总序中虽然提出了“山北六国”之名，却未明确界定其具体名单，而在其传文中所叙的国名却并非六国，而乃以下十国：即蒲类国、蒲类后国、卑陆前国、卑陆后国、郁立师国、单桓国、乌贪訾离国、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劫国。
  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户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胜兵七百九十九人。
  蒲类后国，王治去长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户百，口千七十，胜兵三百三十四人。
  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去长安万三百三十里。户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胜兵五十七人。
  卑陆前国，王治天山东乾当谷，去长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户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胜兵四百二十二人。
  卑陆后国，王治番渠类谷，去长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户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胜兵三百五十人。
  郁立师国，王治内咄谷，去长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户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胜兵三百三十一人。
  单桓国，王治单桓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胜兵四十五人。
  西且弥国，王治天山东于大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户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胜兵七百三十八人。
  东且弥国，王治天山东兑虚谷，去长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户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胜兵五百七十二人。
  劫国，王治天山东丹渠谷，去长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户九十九，口五百，胜兵百一十五人。
  对此，我的理解是，西汉所记录的山北六国作为存在于天山北麓东段部落联盟名称其上限应更早于西汉初年，直至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的宣帝时期仍存，所反映的应是上起战国，下至西汉末年的漫长时代，在此期间发生了匈奴西扩、西域归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一山北部落联盟必随之发生了复杂分化，不可能原封不动。则由六国到十国乃是历史演变过程不断分化的结果。如果将它们重新合并，则汉初天山北麓的政治地图上，就会明确地出现蒲类、卑陆、郁立师、单桓、劫、且弥等六个清晰的国名，或部落名。这就是山北六国的原生形态，它们就是汉开西域之前，天山北麓东段原始的土著居民。
  山北六国有大有小，强弱各异，而以后来被一分为三的蒲类显然最为强大。据此可知，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都是历史上存在的部落联盟名称，早在匈奴和汉朝势力进入西域之前就已存在，而以蒲类为盟主。《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有一段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字，即“蒲类本大国也”。这是一个分量很重的称谓。而进入东汉时期，蒲类已衰，可见其享有西域大国地位一段文字必为追溯时在西汉时期、乃至时间更早。同书又记：“蒲类国，居天山西疏榆谷..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驼、羊畜。能作弓矢。国出好马。”可知蒲类人骁勇善战，拥有较高的文明，曾是西域大国。西域国名众多，而在史书上以大国相称者除汉与匈奴、乌孙、康居之外，为数无几。如《汉书·西域传》中列入大国名单者仅限于罽宾、乌弋山离、安息、莎车、于阗，名列《后汉书 ·西域传》中的大国仅有高附、东
  离、蒲类等三国，以上诸国皆为拥众十余万，幅员千余里的强部，连疏勒、龟兹这样的城邦都不够“大国”的资格，独称蒲类是大国，可见在匈奴、汉朝相继进入西域之前，蒲类的赫赫声势。
  蒲类，本为海名，蒲类海即今巴里坤湖，位于天山北麓东段，汉初属匈奴，《后汉书》卷77，注引《汉书音义》：“蒲类，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我国汉、魏时期史书中所载方位常有所欹斜，“敦煌北”应指敦煌西北，今巴里坤湖正在这一位置。①《汉西域图考》云：“自奇台（指今老奇台）而东三十里，入山五百六十里，至肋巴泉塘，山势始开，又东二百六十里而复合，山环如城，中为巨浸，今为巴尔库淖尔，即古之蒲类海也。”此海在清宜禾县（今巴里坤县）北，道光钦定《新疆识略》记宜禾县“南为天山，即古祁连山，北为巴尔库淖尔，即古蒲类”。《新疆建置志》则称，巴里坤即蒲类之音译，其是巴里乃蒲类的对音，海之突厥语本为kul，蒙古人不明其原义，音译为坤，因于巴里坤后又后缀以“淖尔”（湖），转译为汉语时亦作巴里坤湖，以语言学角度言之，皆属多余。可知蒲类因蒲类海得名，必发祥于今巴里坤一带，与兰州湾子遗址所在位置完全相符。至《汉书·西域传》中，蒲类的牙庭已不在巴里坤，而是“天山西疏榆谷”了。天山是横断山脉，哪里来的“天山西”呢②，可见此处的天山，必指天山的支脉，说明移居天山西的蒲类国已迁至今木垒县境内，与今四道沟地望相符。与史书中所记“天山西疏榆谷”若相符契。很可能四道沟就是蒲类牙庭疏榆故址。唐代的榆慕谷似即这个“天山西疏榆谷”的千古遗音。③以此判断，蒲类的活动中心就在今巴里坤至木垒一带，古老的兰州湾子—四道沟文化应当就是蒲类人创造的。
  蒲类之外，山北六国中还包括郁立师、卑陆、劫、单桓、且弥诸国，其相对位置比较清楚。可以参照古代遗址的地理分布，大致可以确定其具体地望。其中郁立师在蒲类西、卑陆东，相当于今之奇台县，半截沟遗址似即此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内咄谷故址。其东境一直延伸到与吉木萨尔接境的白杨沟遗址。
  卑陆国位置在郁立师国西，其政治中心绝非分化后位居“天山东”的卑陆前国，而应是位在卑陆后国牙庭番渠类谷，《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蒲类后国“东与郁立师、北与匈奴、西与劫国、南与车师接”，说明卑陆后国东接郁立师，西接劫国，松田寿男根据《汉书·西域传》所记里数推算，“大概卑陆国的西部，构成了靠近乌鲁木齐的别部，它被称为卑陆后国。”可见卑陆国的东界似应在今阜康县，西界已进入米泉县。卑陆人大约与蒲类人同族，其文化的诞生时间仅亚于蒲类。在车师后部到来之前今吉木萨尔县境的山北六国故部有所空缺，只是到了宣帝时期才出
  现了有关金附国的记载，以此判断，金附国大约早就属于山北六国部落联盟之一。
  劫国①，唐代丝路北道有俱六守捉之名，在今阜康县境，似即“劫”的古代遗音。以此判断，劫国所治天山东丹渠谷的位置应在今阜康县的山前地带。学术界早已公认，《汉书·西域传》中的方位有所倾斜，所谓“天山东”应指博格达峰东北，以此判断，丹渠谷的具体地望必在今天池东。其西则为单桓、且弥二国。
  且弥，与唐代的处密同音，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唐之处密似存在东、西两支，东支活跃于凭洛水西，即今阜康、米泉、昌吉一带。西支已远在伊犁河流域，汉之且弥亦已分为东、西两支，其西支与乌孙接，至少已到达玛纳斯、呼图壁一带，其东支尚在单桓东，亦即阜康境内，但那里并未发现有价值的新石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原始遗址，发现的只是大批石堆墓和石棺墓，难以找到对应的遗址。
  单桓是山北六国中唯一以城堡为牙庭的部族，位于东且弥西与西且弥东，目前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古代城堡主要集中于乌鲁木齐市东沟、阿拉沟水域，诸如东沟乡的东河坝西岸的破城子、苇子村烂城子和阿拉沟大桥一带发现的石建筑遗存。②后者更具有考古文化特色，也许这些石建筑在汉人看来就属于定居 “城堡 ”的一种，以此判断，阿拉沟大桥一带的古代石建筑遗存就是单桓城的所在地。

①《汉书西城传地里校释 ·山北六国》，中华书局本。 ②《北庭史地研究 ·山北六国》，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论距汉都长安里数》，见《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55页。 ②《钦定皇舆西城图志》、岑仲勉《汉书西城传地里校释》皆误解传文中“天山西”一语，以为此二国位于今乌鲁木齐以西。倘如此，则与蒲类海相隔甚远，何以解释其国名由来？ ③《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元年八月..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处月部即活动于吉木萨尔、奇台、木垒一带，歌逻，为东支葛逻禄的特殊写法，也是活动于阿尔泰山以南，木垒以北的突厥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