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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庭古城即今吉木萨尔护堡子古城，乃是中外学者多年共同的研究成果。本书的写作就是在这一学术界集体智慧基础上研究工作的继续，须对这座古城的重新发现过程以及同这一古城相联系的源头文明和后续文明研究进行全面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北庭古城的发现
  北庭一别失八里古城自从明初开始荒废以来，曾经为世人淡忘。直至清朝重新统一西域之后，统治天山南北的军政中心已移至天山西段的伊犁将军府，再次驻兵屯垦，移民实边之后，它的历史辉煌才重新唤起人们尘封的记忆。
  今吉木萨尔县清代名为济木萨，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已创设了济木萨巡检，起初主要主持当地绿营兵的军屯，后来随着民户的增多，也兼管当地民政。却直到清末建省前，才上升为县级规格，此前只是相邻奇台、阜康二县的属地。乾隆三十三年（1768）始创镇西府，以原西路军大本营所在地巴尔库勒城（今巴里坤）为府治，实行郡县化。下辖宜禾、奇台两县。乾隆三十八年（1773）创置了奇台、宜禾二县，同年又创置了迪化直隶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市汉城迪化，济木萨初归奇台县管辖。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阜康建县，昌吉、绥来、阜康等三县皆划归迪化直隶州，自此以后，济木萨又转隶阜康县管辖。由于这些新设诸府、州、县的汉人移民大都来自甘肃，在行政上初由甘肃省遥领，而又兼受驻守巩宁城的清军长官乌鲁木齐都统管辖，事实上是双重管辖。随着乌鲁木齐都统权力的加重，后来，甘肃省的遥领形同虚设，乌鲁木齐都统逐渐全面接管了天山东段诸州县的管辖权。
  乾隆三十三年秋七月至三十六年冬十月期间（1768～1771年），一代大名士纪晓岚获咎流放乌鲁木齐。纪晓岚（1724～1805年），名昀，字晓岚，以字行。又字春帆，晚号石生，《清史稿》卷320有传。原籍江苏省上元县（今南京市），明永乐年间移居北方，清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1724年8月3日）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河间府献县。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为人率真，幽默风趣，学识、文采都秀出群伦。曾主持纂修《大清会典》、清《三通》、《清高宗实录》等，参与《热河志》、《历代职官表》、《河源纪略》、《八旗通志》诸书编写，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以手撰提要而名垂青史，出色地完成了我国文化史上这一空前伟业。历官左都御史，兵部、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谥文达。嘉庆十年二月二十四日（1805年3月14日）以礼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的高位病逝于北京。纪晓岚以其崇高声望，在戍期间，得到主政官员的高度礼遇。“乌鲁木齐”当时还不是一个城市名，而是一个地区名，所指乃乌鲁木齐都统管辖地区，即包括迪化州和镇西府全境，留有《乌鲁木齐赋》、《乌鲁木齐杂诗》、《阅微草堂笔记》等，都是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资料。他在戍期间，曾亲临当时仍被称为护堡子破城子的北庭古城，在所著《阅微草堂笔记》第11、第12卷《槐西杂志》中惊讶地记载了这座古城“周四十里”的宏大规模，比今天的范围要大得多。并根据史书所记将它正式确定即唐北庭古城，唐朝北庭大都护府治所。纪晓岚还细心地测量了城墙的厚度，留下了“厚一尺，阔一尺五六寸，长二尺七八寸”的原始记录。当时城内完整的建筑遗存似乎还不少，所见“旧瓦亦广尺余，长一尺五六寸”，城中还发现了一座佛寺，“寺已圮，尽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犹高七八尺。铁钟一，高出人头。四围皆有铭，锈涩模糊，一字不可辨识，唯刮视字棱，相其波磔，似是八分书耳”。所出寺中铁钟，高过人头，足见寺院规模不小。现存古籍亦印证，庭州金满县境至少有三座规模宏大的佛寺，除悟空寄经的龙兴寺、宋使王延德憩足的高台寺外，北庭城中还有一座应运大宁寺，这座圮寺，是否就是该寺遗址？寺中所出连纪晓岚都不认识，类似八分书的铁钟铭文必非汉文，很可能是北庭回鹘时期流行的回鹘文。纪晓岚还记载：“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见。额鲁特云，此城皆以火攻陷，四面炮台，即攻城时所筑，其为何代何人，则不能言之，盖在准噶尔前矣。”史书中透露，东察合台歪思汗在位时期曾与新兴的准噶尔蒙古连年激战，他之所以西迁亦力把里，同战争失利有关。纪晓岚的这段记载，还可进一步印证别失八里的废弃，是一场恶战的结果。但是，纪晓岚的考察也不是没有失误。例如他说：“济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则李卫公所筑也。”将北庭古城的兴建归功于“李卫公”，即唐贞观初年平定东突厥的大将李靖，显然是不对的，此人根本没有到过西域。
  清朝管理天山东段的最高官员起初称乌鲁木齐参赞大臣，乾隆三十八年（1773）更名为乌鲁木齐都统，官位仅次于总管西域新疆的伊犁将军。所任命的首任乌鲁木齐参赞大臣和乌鲁木齐都统都是索诺木策凌。他是一个在旗蒙古人，兼通满、蒙、汉文字，非常能干。乾隆三十七年（1772）任乌鲁木齐参赞大臣，率领部众始建满城巩宁，规模更大于汉城迪化，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竣工，成为满洲八旗及其随军家眷的驻地。乾隆三十八年更名乌鲁木齐都统，开辟了红山、水磨沟温泉等城市胜景，奠定了今乌鲁木齐的城市建设和风光旅游事业的基础。乌鲁木齐都统的管辖范围绝不止于今乌鲁木齐市，其职权有类于唐朝的北庭、伊西节度使，号令唐伊、西、庭三州故境，即包括今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和哈密地区在内。索诺木策凌在任时期大有作为，常巡行所属各地，重视古迹保护更是他的特殊贡献。北庭古城属济木萨绿营兵屯垦区范围。据傅恒主持修纂，乾隆四十九年（1784）成书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古城中出土了古碑两方，当时正在古城（今奇台县城）巡视军务的索诺木策凌闻讯后，立即停止了军务视察，赶到出土地现场，最先辨认出上刻“金满县令”四字，嘱令当地妥善保存，这就是著名的《金满县碑》。也许是由于当地有文化的人太少，甚至连宣纸、墨拓也有问题，他并没有下令拓摹，也没有对此碑进一步考证。尽管如此，却是北庭古代文明重新被发现的历史前兆，索诺木策凌功不可没。此人仕宦经历初本一路顺风，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已升任伊犁将军，成为西域新疆最高军政官员，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又调任盛京将军，受命主政满族龙兴之地的今辽宁省，说明原本得到清朝很高的信任，不知是受到政敌的诬陷，还是确有个人污点，乾隆四十七年受控贪污，赐自尽，落了个悲惨结局。
  乾隆四十一年（1776）济木萨由镇西府台县治下改隶于迪化州阜康县，同年撤巡检，设县丞，辅佐知县管理四十里井以东至白杨河、大泉之间地区的民政。其建置品阶升至副县级，已具备建县的雏形。进入嘉庆年间，又有大批名士、学人贬流西域，被称为我国西北史地之学的奠基人祁韵士与清代最大的西北史地学泰斗徐松都相继出关。而当时主政西陲，任伊犁将军的大员又是著名儒将松筠，正志在编写新疆地方志，双方合作，我国的西北史地学术之花遂绽开异蕾。松筠，蒙古正蓝旗人，语兼满、汉，学贯经史，为政突出文化建设，曾于嘉庆七年、嘉庆十四年两次出任伊犁将军。第二次任期较长，祁韵士、徐松都被收罗幕下，编成了《伊犁总统事略》、《新疆识略》等开创性的西域学专著。而祁韵士戍边时，年岁已老，其成就局限于文献研究，徐松却正当盛年，重视实地考察，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其名著《西域水道记》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当他来到尚未独立建县的济木萨之后，又完整地记录了金满残碑的大、小、形制及其残存碑文，内记：“保惠城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残碑碑石，裂为二，俱高八寸，广六寸。一石七行，第一行字不可辨，二行曰周仕珪等云中辇路，三行曰行户曹参军上柱国赵，四行曰□（阙一字）惠敬泰摄金满县令，五行曰姑藏（臧）府果毅都尉，六行曰乘帝师之，七行曰补迦；一石六行，第一行字不可辨，二行曰而为□承义郎，三行曰登仕郎摄录事，四行曰昭武校尉凉，五行□州退魏□，六行曰有准绳。”
  这是北庭古城重新发现的重要记录。此碑现已荡然无存，吉木萨尔当地资深历史工作者王秉诚根据徐松的记载，参稽其他史料将金满县碑文复原如下表：
  如果不是徐松留下如此弥足珍贵的原始记录，北庭古城也许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的疑谜。但现在谜团已完全解开了。这是因为，唐北庭都护府、庭州、金满县衙，虽然在建置级别上存在着重大差异，却同治一城。足以说明护堡子破城废墟就是唐北庭古城遗址。这座古城后来又成为北庭回鹘的夏都，改称别失八里，在《西域水道记》中我们又发现了如下记载：“护堡子破城有元造像碣石，上截作番字，下截刻僧像，疑是元时所造。”这件珍贵的造像碣石今天也早已不复存在了。但上面写的“番”字无疑就是古回鹘文，应是北庭回鹘到元代畏兀儿时期的遗物。至此，北庭古代文明的辉煌开始浮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徐松之后，另一部值得提及的名著是李光廷所著《汉西域图考》，总七卷。特点也是非常重视实地踏勘。他以两汉书《西域传》为基础，逐一与今山川、城镇地名相比对，明确指出济木萨，即金满古地名的历史继承，金满是济木萨的急读，济木萨是金满的缓读，他还指出汉、唐两金满地望不同，北庭古城是唐金满县的所在地，汉金满则在唐金满城南，临天山一带。从而为我们寻找汉金满城提供了可靠的航标。
  道光、咸丰朝之后，清朝国势开始转衰，这时内优、外患频仍。主政西陲的官员忙于加强塞守，镇压叛乱，一度中断了寻觅古文明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流放到新疆，并曾到过济木萨的名士很多，诸如道光朝的林则徐，诗人史善长等，但大都是匆匆过客，虽有些诗文留影，对于北庭古代文明的再发现并未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至同治年间，又发生了内部动乱与阿古柏的武装入侵，清朝失去包括吉木萨尔在内的广大新疆大部分地区控制权约十余年，其间战火纷飞，尸横遍地，千里为墟，北庭古城的历史辉煌又一次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直至左宗棠、刘锦棠挥戈出关，动乱结束，阿古柏入侵政权覆灭，沙俄交还伊犁，新疆建省之初，各地仍人口萧条，满目疮痍，元气仍未得到恢复。历任主政官吏的首要职责就在于安定民生，发展经济，无暇顾及古代遗存和古代文物的保护，尽管这时，清朝正在边疆地区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改革，全面实行郡县化。光绪二十年（1894）重建恺安城，改名孚远城，光绪二十八年（1902）县7丞升格为县，县治孚远城，遂以孚远为县名，隶于镇迪道迪化府，后来隶属于镇迪道。但初建县的孚远，文士奇缺。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总编书局，下令全国各县，都要编写乡土志，已知新疆乡土志约30种（包括已刊清《新疆乡土志二十九种》及未刊之《奇台乡土志》手抄本一种，现藏甘肃图书馆），其中就包括光绪年间手抄本《孚远乡土志》。该书编写粗糙，无可称道，例如在历史沿革部分，竟云：“年代久远，沿革无征。”在政绩录部分又云：“官斯土者，前代..无文可考。”在耆旧录中再次强调“孚邑地方僻陋，既无大儒，亦无畸士”。这些明显有违史实。唯一留下的仍是有关护堡子破城的记载，但也不过短短数句：“县城之北三十里有破城，城垣残缺，形迹犹存。相传唐时征西，筑城故址。同治初元，尚有破铁钟在焉，半埋土中，半露地面，大唐年号，点画犹明，殆后被土人击碎入炉，铸为农器，销毁无存，此外别无古迹。”说明同治初年，古城中仍有铸有大唐年号的古钟出土，但已被毁，铸为农器。看来这位修志者，文化水平不高，前朝鸿儒纪晓岚、徐松的著作他都没有看到，并未认出这就是著名的北庭古城。这时素以史学称长于世的我国，却尽失所长，反映了历史的倒退。
  与我国对古代文明的淡漠恰成鲜明对比，西方的来华探险热却正在此时兴起，新疆就是其中的重点。其中著名的人物不胜枚举，诸如率先到达喀什噶尔，著有《天山游记》的俄籍哈萨克人乔坎·瓦里汉诺夫（1835～1865年）；楼兰古城的最早发现者、瑞典学者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年）；多次来华，敦煌千佛洞的发现者和劫掠者、系统考察了和田、米兰、吐鲁番、库车等地文物古迹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年）；曾造访敦煌、高昌、库车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率先到达高昌、库车进行石窟寺考古的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勒寇克；以高昌考古为中心，兼及楼兰、库车研究的日本大谷光瑞（1876～1948年）、橘瑞超（1890～1968年）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相继入华来疆。这些外国探险家的活动，都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后果，他们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大批我国珍贵文物流失国外，固然是其不可回避的负面影响；但正面影响也必须承认，恰恰是通过他们的“探险”活动，和田、库车、焉耆、楼兰、尼雅、高昌、敦煌等古代文明的地区性中心大都相继被发现；南疆地区，包括天山南麓和昆仑山北麓以及河西走廊的古代辉煌已逐渐为世所知；而足以同以上地区性文明中心相媲美的北庭，却长期成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外国探险家中到过吉木萨尔者早期主要是沙俄军官，最早到达天山北麓者乃沙俄参谋总部的陆军中校军官索斯诺夫斯基。他于光绪元年（1875）率领地图绘制师马图索夫斯基、摄影家波亚尔斯基等经哈密、巴里坤最后到古城，沿途绘制了地图。清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正在策划收复新疆，向俄国谈判购粮500万斤，自斋桑湖运至古城，生物地理学家彼甫佐夫率领了百名哥萨克士兵，押送第一批军粮到达古城，经吉木萨尔，于1876年7月1日到达古城。光绪三年（1877）沙俄总参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少将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赴古城，虽为清朝当局所拒，却发现了活动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野马，为此前欧洲学者所未知，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野马。俄人贝尔上校光绪十三年（1887）从北京出发，经兰州、安西、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到达喀什噶尔，光绪十四年（1888）沙俄格鲁木·格里施买罗弟兄探察队再次赴古城寻找这种普尔热瓦尔斯基野马，得到两个标本而归。以上数人仅仅是途中经行，并未认识到北庭的重要性；但日人橘瑞超和英人斯坦因则不然。橘瑞超（1890～1968年）乃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年）出资组成的大谷探险队主要成员，1908年6月，西本愿寺组成大谷中亚探险队，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进行第二次赴中亚探险。他们从日本先到北京，经张家口于7月底抵库伦（今乌兰巴托），为新疆旅行做了充分的准备。遂南下横穿蒙古草原，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至阿尔泰山，越过大阿拉山口，进入准噶尔盆地。于10月7日抵达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北庭古城遗址。因预先通知了迪化布政使王树柟，得以对北庭古城测绘了最为原始的草图，对于今天认识遭严重破坏的北庭古城，起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启迪作用。橘瑞超等人还雇用了当地20余民工，对古城进行了七八日的发掘。所获文物满满8筐，由毛驴驮往乌鲁木齐，野村荣三郎护送运往日本。其余部分留在旅顺，现由大连博物馆收藏。其正式公布的所获文物并不完全，主要有莲纹方砖、荷纹方砖、“开元通宝”、“乾元通宝”，还有陶盆、陶罐、陶俑等；其中还有在北庭古城盗走的一块碑石。 “碑后表面沙砾剥落严重，但‘唐中宗二年’几个字，字迹尚很清楚。是否是‘龙兴’、‘西寺’碑的遗物，目前尚不能肯定。”①有人认为此碑已流落到旅顺博物馆，尚有待证实。斯坦因是唯一到过吉木萨尔的西方探险家，1914年10月他先后经巴里坤、古城，到达吉木萨尔，考察了北庭古城遗址，斯坦因测定了城的方位，绘制了平面图（见图 1），并初步确定了城中重要的地点。
  尽管此图仍较粗糙，“马面、敌台、角楼城门等部有缺失”，仍不失为北庭古城第一个科学的平面图，应当充分肯定其考察的价值。斯坦因在北庭曾进行发掘，虽然“在那里一无所获。残破的城墙上密布大小洞穴，说明附近的农民早已惯于取土作为肥料”，却正确地断定这里就是唐代北庭都护府。在其所著《亚洲腹地》一书中指出：“这是古代此地都会的故址。中国统治中亚的时候，历史所常见到的金满以及北庭，即是此地。”转道南下哈拉和卓，匆匆结束了北庭之行。斯坦因是来华探险家中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西方世界给予他高度的荣誉，称之为东方学
  ①〔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1221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邱处机一行途经鳖失把大城，“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按，即“都护府”之急读音变）。景龙三年（709），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有龙兴、西寺二石，刻载功德，焕然可观”。
  之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我国则斥之为窃宝大盗。在我看来，从他短短的未成功考察所得结论判断，不能不佩服其犀利的学术目光。应当在惋惜北庭文物流失的同时，充分肯定这次考察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北庭研究的起步
  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我国考古事业和边政研究的起步，北庭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也开始逐渐起步。这时我国现代考古学已经兴起，黄文弼（1893～1966年），字仲良，湖北汉川人，是自国民政府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西北考古的代表人物。参加过由斯文·赫定和徐旭生分任团长的中国、瑞典联合西北考察团，后又独自率团赴新疆考察，著有三大考古记，即《吐鲁番盆地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7～1958年，再次率领考古队赴新疆主持发掘，著有《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成为我国有关新疆考古的经典著作。遗憾的是，黄文弼先生考察的地点依然局限于天山北麓和罗布泊地区，并未留下任何有关北庭的记录。据云徐旭生曾测绘过北庭城形制图，但并未公开发表，传云原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未曾得见。①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创立的考古机构始于1958年初创之新疆博物馆筹备处，设于乌鲁木齐市西公园，以画家出身的李遇春出任筹备处负责人。当年组织了全疆文物普查，并发表了《新疆吐鲁番、吉木萨尔勘查记》②，李遇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勘察北庭古城的第一人。由于他的努力，1962年北庭古城被公布为自治区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此后极左路线日益抬头，中经十年动乱，一切历史研究、考古发掘工作基本上都陷于停顿。包括北庭古城、吉木萨尔千佛洞在内的一切宝贵文物古迹遭到不可恢复的重大破坏，仅有少量抢救性发掘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1980年，自治区博物馆中的考古工作队并入刚刚成立的新疆社会科学院，正式建立了考古研究所，首任所长为穆舜英。其在任期间，考古研究所又脱离新疆社会科学院，改隶于自治区文化厅；第二任所长王炳华在任期间，自治区成立了文物局，考古研究所转隶于文物局至今。在此期间，新疆田野考古有了重大发展。参加这一工作的有四支力量：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考古队，以孟凡人和曾在自治区博物馆工作过的陈戈二人主持的田野发掘最多。主要成果有《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⑤等。二是自治区博物馆，吴震是我国吐鲁番出土文书的重要整理者和研究者之一，所发表的《唐〈高耀墓志〉补考》①乃是有关安史之乱以后北庭局势的重要论文。三是新疆考古研究所。王炳华曾赴天山北麓东段考察，留有《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这次调查乃由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疆考古队进行的，自1983年4月8日至5月10日，自《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开始，论文连续发表。著有《丝绸之路与考古文化》，其中涉及草原石人及其他有关北庭故境的游牧民族文物。②蒋其祥除发表有《蒲类州之印小考》③之外，尤以专治古钱币学见长，发表了有关突骑施汗国古币、回鹘古币、黑汗朝古币及察合台汗国古币的重要论文。新疆考古研究所编纂、出版了三部有关新疆考古的资料集成，即《新疆考古三十年》，198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79～1989年）》199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在以上三大主要西域考古机构的共同努力下，至1988年始北庭古城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第三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除了以上三大考古研究机构之外，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地理所与地方文物机构也做了大量工作，在地方文物机构中以柳洪亮博士主持的吐鲁番文物局所做工作最为出色。高耀墓志就是由当地文物局独立发掘的④，昌吉州文物工作队配合由新疆考古研究所人员组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共同完成了昌吉州文物普查，发表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⑤，取得了考古文物的丰硕收获。在文献研究方面，进入20世纪，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北庭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逐渐为世所重。在这方面，日本的起步较我国为早。大正、昭和之际西域学已初步成形，出现了白鸟库吉、藤田丰八、羽田亨、那波利贞等代表人物。30年代初，松田寿男已开始关注北庭，先后发表了《唐代庭州的领县》⑥、《论唐朝庭州领县的移动》⑦后经修改扩大，汇为专著《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1956年初版，1970年增订再，版，有陈俊谋汉译本，1987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全书总分绪论及三大部分。其中第三部第三考为《论唐朝庭州之领县》，下分十一目，分别是：（一）设置庭州的意义，（二）庭州的创建，（三）金满县与轮台县，（四）蒲类县的问题，（五）庭州的实况，（六）轮台县及蒲类县的创置，（七）两个问题，（八）金满、蒲类、蒲昌三县的混淆，（九）务涂谷与金满县，（十）庭州领县的变迁，（十一）结束语。这是第一部有关北庭故境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专著。 40年代伊濑
  仙太郎出现于日本学术界，先后发表了《金山都护府考》①、《关于金山都护府考》②，后来汇为专著《中国西域经营史の研究》，昭和二十年由岩南书店刊行，自第四章到第八章皆属唐代，内容、篇幅皆超出我国同类著作，其中碛西节度使的置废，汤嘉惠兼领安西、北庭两节度，唐与吐蕃、大食斗争的历史演变等皆另具新意，可谓鸿篇巨制。60年代崎昌也加入了东部天山的研究，发表了《高昌国的柳谷》③、《可汗浮图城考》④等论文，其专著《隋唐时代に■ルキぃ、■夕二の研究》（《隋唐时代东突厥斯坦之研究》）中对于姑师、车师、山北六国、可汗浮图等问题都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考证。长泽和俊也是60年代崛起的日本学者，发表有《庭州的位置》⑤等，此文后来被陈俊谋译为汉文，载《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有关唐朝西域经略的重要著作还有不少，诸如三上次男、护雅夫、佐久间重男合著之《中国文明と内陸■■■》（《中国文明与内陆亚细亚》）1974年出版。总分三编，其中与北庭有关的主要集中在第二编以下诸节、第13节唐，朝向中亚的发展、第17节隋唐“世界帝国”、第18节粟特人的活动、第19节粟特人的殖聚落。该书视野广阔，但真正深入研究北庭建置的内容不多。以上二书皆无中文译本。安部健夫的《西回鹘国史的研究》，有宋肃瀛、刘美崧、徐伯夫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书中涉及北庭研究的篇章、段落主要集中在第三章《唐代东回纥的西进及其据点》，第四章第二段《北庭回鹘和安西回鹘》。该书虽不乏精粹部分，但败笔不少，然在我国影响很大，不可小视。此外，有关专著还有■崎昌的《隋唐时期东突厥斯坦史之研究》（日文）、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账研究》，有龚潭铣译本，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了繁体版，惜未收入其所附图版。该书继承了日本前辈学者那波利贞、仁井田陞的古文书学研究成果，并予新的发展，成为敦煌、吐鲁番学集大成之作。其所收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着不少有关北庭研究的重要史料。此外，森安孝夫有关回鹘西迁和吐蕃、回鹘北庭之战的论文在国内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国西域学研究的奠基人应溯源于清末遗老罗振玉与国学大师王国维，然其著作主要是关于碑刻、敦煌佚书残卷的整理研究，并未直接涉及北庭。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西陲边政史的著作乃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显现于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七七事变前夕，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曾问吾，兴宁人，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通回鹘文。该书民国 24年（1935）11月定稿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25年（1936）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分上、中、下三编。上始于汉通西域，下迄于民国，乃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西陲边政史专著。全书分导言、上、中、下三编，附地图27幅。其中《唐朝经营西域》被列入第三章，内容涉及安西、北庭二军府的建置沿革、兴废，及唐与西突厥、吐蕃、大食之间的复杂斗争，基本上勾画出唐代西陲边政史的主要轮廓，虽然仍比较粗糙。其中涉及北庭历史的主要集中于第三章下属之第五节与第九节。第五节题目为：《唐朝统治西域之政策二——建立军府》，（一）建安西大都护府，（二）置四镇戍兵，〇附录：碎叶镇之考证，（三）四镇戍兵之恢复，（四）增置北庭大都护府，（五）置安西、北庭两节度使，〇附录：安西、北庭两节度使建置沿革。第九节以《唐失西域》为题，下属细目为：（一）吐蕃陷陇右，（二）吐蕃陷北庭。可见对于唐朝北庭研究较详，而对回鹘别失八里时期的研究甚略。但此书之外，国内有关研究即成绝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学术研究再次活跃起来。方豪的《中国西域经营史略》①，但卷帙不多，基本上未越出曾氏藩篱。当时民族史研究勃兴，边政史研究一度失去独立学科的地位，被掩盖在民族史范畴中进行。因此，进展不大。曾参加中国、瑞典西北考察的我国考古大师黄文弼的四大巨著《吐鲁番盆地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新疆田野发掘报告》都相继出版，可惜的是，黄文弼的一切有关新疆的考古活动都未涉及北庭。1958年新疆博物馆筹备处创立于乌鲁木齐市西公园，李遇春出任筹备处负责人。当年组织了全疆文物普查。1962年北庭古城被公布为自治区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此后极左路线日益抬头，中经“文化大革命”，一切历史研究、考古发掘工作都陷于停顿，包括北庭古城、吉木萨尔千佛洞在内的一切宝贵文物古迹遭到不可恢复的重大破坏。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后，重新焕发了我国的科研潜力，出现了我国史学界美好的春天，北庭才重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先后出现了众多学者的有关论文，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北庭古城的重要的历史、考古、文化价值逐渐得到广泛的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有关北庭建置的专题论文依次为：薛宗正1979年发表的《北庭故城和北庭大都护府》②，1980年唐长孺的《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庭节度留后问题》。③第一部有关北庭的专著乃孟凡人所著《北庭史地研究》，属中亚文化系列丛书之一，1985年4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北庭研究的重要界碑，尽管仍属起步阶段。内收涉及北庭的论文14篇，其中13篇都同北庭研究有关。依次为：《车师后部史研究》、《略论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可汗浮图城略考》、《唐北庭都护府建置沿革》、《唐庭州北庭历任刺史都护节度使编年》、《唐轮台方位考》、《论唐朝征讨阿史那贺鲁之役》、《唐北庭城与外界的交通》、《唐代回鹘控制北庭的过程》、《论别失八里》、《后汉书·班勇传补注和跋》、《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注释》、《阿史那献辑传注释》、《〈旧日唐书·郭虔瓘传〉注释》、《唐轮台方位考》、《唐代北庭城大事记注释》等。同年出版的重要专著还有郁贤皓的《唐刺史考》，总五卷，其中第一卷列有北庭都护府条，详细考证了历代都护、庭州刺史，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北庭历史人物的考证精品。①最早出现的有关北庭建置史专题论文有郭平梁的《唐朝在西域的几项军政建置》②、《阿史那忠在西域》③，杨建新、芦苇的《唐代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④，鲁才全的《关于唐代庭州的几个问题》。⑤此后薛宗正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北庭的专题论文，诸如《金山都护府钩沉》⑥、《从出土文书看唐代碛西的汉文教育、儒学和汉方医学》⑦、《唐代碛西二府建置沿革考索》⑧、《唐代碛西的汉传佛教与道教》⑨、《唐碛西节度使的置废——兼论开元年间唐朝对突骑施、大食政策的推移》⑩、《唐安西、北庭行营建置述略》■、《庭州、北庭建置新考》■、《安史乱后的安西与北庭》■等，并在以上论文的基础上， 1995年出版了专著《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边疆史地丛书之一。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唐代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为题的系统研究，虽然存在许多不足，但弥补了这一专题研究的空白。与此同时，新疆大学资深教授苏北海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致力于西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平反昭雪直至逝世，苏北海教授先后出版了两卷集《西域历史地理》及《新疆岩画》等专著，其中《西域历史地理》第2卷涉及北庭内容尤多，内收重要论文有《西突厥初期的王庭位置考》、《唐朝在西域设立的州县考》、《唐朝在吐鲁番盆地的国防措施》、《唐轮台城位置考》、《唐代四镇伊西节度使考》⑥，然其推断往往过于草率，难以使专家学者信服。在此期间，内地关注古西域史的学者早已蔚为大观，但以北庭为题的论文仍然鲜见，吐鲁番学家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为有关论文之一。可见直至这时，我国专注于北庭研究的专家学者仍属凤毛麟角。可喜的是，北庭所在的吉木萨尔县以及昌吉回族自治州却形成了自身的地方学者群，其中吉木萨尔县的王秉诚、昌吉的戴良佐研究最称勤 奋，各有论著行世。王秉诚相关论著有《天山脚下的历史名城 ——北庭》（《西北史地》1983年第2期），《关于金满县残碑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9年第 2期）、《再探 “务涂谷 ”与“金满城”地理位置 ——兼与孟凡人先生商榷》（《西北史地》1992年第3期）、《北庭名称小考》（《中国文物报》1989年12月15日）、《北庭在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战略地位》（《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1期）。戴良佐有《庭州纵横》①，内分考略篇、史事篇、文物篇、旅游篇，但大多属通俗文章，重要论文尚有《东疆古碑巡礼》（《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唐代庭州守捉城略考》（《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等，以及古钱学专著《古钱币探索》（新疆钱币学会编印，2005年）等。此外，吉木萨尔县政协还办了多期《北庭文史》，其中最重要的一辑为1999年出版的《北庭攒珠》。昌吉回族自治州其他各县也各自编纂了地方史资料，其中不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昌吉回族自治州博物馆还出版了《庭州文物集萃》一书，汇集了包括北庭古城在内的昌吉回族自治州的重要文物发现。
  第三节北庭研究的扩大与吐鲁番学
  随着北庭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关注的已不仅是北庭古城本身，开始在空间、时间上都有所扩展。空间上的扩展表现为从北庭治所庭州、金满县所在的吉木萨尔，进一步向作为北庭故境的东部天山及整个天山北麓拓展，在时间上表现为对以天山北麓东段为主体的东部天山古代居民变迁及其建城史的历史追溯和北庭的后继政权北庭 ——高昌回鹘亦都护政权方面扩展，并进而延伸到西辽、蒙元时期，直至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的星辰陨落。浮现在人们视野的已不再是孤独的北庭古城，而是这一古城曾经号令的整个天山北麓和东部天山，是这一广袤地区饱经沧桑的动态历史流程。以此为标准，北庭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关于唐朝之前北庭故境古代居民、古代遗址与天山北麓东段建城史的研究。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都是活动于天山北麓的古代重要居民，它们是同一概念还是不同概念，长期以来，被混淆不分，清人陶葆廉在所著《辛卯侍行记》中更是明确指出 “车师六国与前汉所称山北六国不同 ，”岑仲勉在其《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山北六国》②中也赞同这一结论，其中山北六国出现在前，车师六国出现在后，但二者区别究竟在哪里，岑著中并未予以解答。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中也指出必须区别这两个不同时期出现的国名，而认为二者质的差异乃是山北六国乃以地缘关系为特征，而车师六国则以血缘关系为特征，似乎仍未能从根本之处揭示出二者之间的本质。
  金蒲城、疏勒城、后部候城乃是汉戊校尉在天山北麓东段的屯田重地，是这一地区最早出现的汉式城堡，务涂谷则是车师后部的牙庭所在。薛宗正 1979年发表了《耿恭驻守的疏勒城在哪里？ ——兼与才家瑞同志商榷》①，最先提出了汉疏勒城即奇台石城子说。作者又发表了《新疆奇台县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与古墓》②、《新疆奇台县出土的中原古钱》③、《新疆奇台境内的汉、唐遗址调查》④，继续充实了以上观点。1988年发表了《金蒲、疏勒、务涂谷考》⑤，提出了汉金蒲城即今吉木萨尔县的小西沟古城（贼疙瘩梁），务涂谷在今吉木萨尔县吾唐沟。此后环绕着以上三地的考证文章有柳用能《耿恭守的疏勒城考》⑥，魏大林《疏勒城考辨》⑦，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二）⑧，戴良佐《奇台麻沟梁石城子遗址踏勘记 ——兼论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方位》⑨及王秉诚《再探“务涂谷 ”与“金满城 ”地理位置 ——兼与孟凡人先生商榷》⑩等，基本上都赞同疏勒城即石城子说。孟凡人的《疏勒城的方位》?????????⑦???，则另倡疏勒城即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古城（实为大龙沟古城）说■，附和者有赵振江《略谈疏勒城考》等。■关于务涂谷的位置，孟凡人主张在今吉木萨尔千佛洞一带，阚耀平、阎顺《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则主张务涂谷即今吉木萨尔县小西沟古城。
  魏晋南北朝至隋朝时期的天山北麓先后隶属于柔然汗国与突厥汗国治下，这一时期有关柔然的论文主要有日人内田吟风《北亚细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日文版），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系述考》?■，段连勤《柔然汗国的建立及其对高车的征服与统治》■，薛宗正《柔然汗国与西域》■等，关于突厥的专著主要有林幹《突厥史》■，薛宗正《突厥史》■，马雍、蔡鸿生、吴玉贵、芮传明、钱伯泉等人也都发表过有关突厥的重要论文，其中吴玉贵《高昌供食文书中的突厥》④，钱伯泉《铁
  勒国史钩沉》①，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②都是通过吐鲁番文书研究山北突厥、铁勒同高昌的关系，间接地印证了突厥、铁勒，在贪汗山北，即可汗浮图城附近的活动。同史书记载中突厥、铁勒的活动相应，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则出现了一种立于石堆墓之前的石人，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考古文化现象，王博著有《草原石人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这一草原文化现象的专著。关于隋朝和唐朝前期有关山北可汗浮图一带形势的发展还有以下一批重要论文，包括吴震《麴氏高昌国史索隐 ——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③，薛宗正《隋朝与西域》④，薛宗正《阿史那弥射生平析疑》⑤，吴玉贵《阿史那弥射考》⑥、薛宗正《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泥孰 ——答吴玉贵同志》⑦等，吴玉贵《阿史那贺鲁降唐诸说考异》⑧，都是环绕着可汗浮图城归唐之前的山北形势变化展开。
  关于唐代北庭大都护府、北庭道所管辖的基本地域庭州四县及碎叶镇的地望，置废沿革，无疑是北庭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碎叶和轮台尤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新唐书》卷43记：“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又《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碎叶城，焉耆都督府治所也，方翼筑。”因此，出现了焉耆碎叶说。最早批驳此说的论文有吴震《唐碎叶镇城析疑》和周伟洲《略论碎叶城的位置及其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二文同见于197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疆历史论文集》，吴震在指出我国史书所记焉耆碎叶说的同时，又提出碎叶城的位置应在楚河南岸的楚伊斯阔叶（чуИскоИ）的新见，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1979年张广达发表《碎叶今地考》⑨，以汉文、穆斯林史料及考古资料相互对勘，证实唐之碎叶即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不远的阿克 ·贝希姆古城遗址。此后发表的有关碎叶论文还有薛宗正的《唐碎叶建置诠索》⑩，也在这一基础上对其建置沿革做了许多重要补充。 20世纪末，日本学者率先在唐碎叶城故址发现了杜怀宝碑，于志勇发表了《吉尔吉斯斯坦发现杜怀宝碑铭》11，日本内藤みとり教授对此做了重大贡献12唐碎叶镇即今阿克 ·贝希姆古城已证据确凿，无可争辩。虽然至今仍有人撰文，倡导另有哈密碎叶说13，实已无须重视。
  关于唐轮台地望主要有阜康、米泉、乌拉泊、昌吉四说。早在1948年陈澄之刊于《新疆日报》上的文章《新疆行》已提出了阜康说，与之相关的遗址为阜康六运古城。米泉说相关遗址为米泉市古牧地镇境内的米泉古城，1978年王有德发表《岑参诗中轮台及其他》①一文，最先提出此说。此后在《再谈唐代轮台问题——兼与林必成同志商榷》②中重申了这一观点。 1979年林必成发表《唐代“轮台”初探》③最先提出了乌拉泊古城就是唐轮台故址，此后陈戈《唐轮台在哪里》④，钱伯泉《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⑤、《唐轮台位置续考》⑥，苏北海《岑参〈轮台歌〉的几个考证》⑦、《唐轮台城位置考》⑧、《唐代轮台城位置及历史地位研究之研究》⑨徐百成《读诗试考唐轮台地望》⑩戴良佐《黑沟沿革与唐轮台方位》11，都赞同此说，。薛宗正1983年发表《唐轮台名实，核正——庭州领县考之一》12，最先提出了唐轮台县即今昌吉古城说。此外关于北庭下属诸县、军、守捉的论文有薛宗正《唐蒲类诂名稽址——庭州领县考之二》13，吴震《唐庭州西海县之置建与相关问题》14，戴良佐《唐庭州西海县方位初考》15，钟兴麒《唐伊吾军驻所核实甘露川考16，王广荣《关于昌八里的位置》17，戴良佐《唐代庭州守捉城略考》18等，关于北庭交通路线的研究有日比野丈夫《新获の唐代蒲昌府文书■っぃっ》19，陈戈《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20，王炳华《近年新疆考古中所见唐代重要史迹》21，陈国灿《唐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22等。北庭研究向下扩展即为回鹘别失八里、蒙元王朝统治天山北麓和东察合台汗国时期。有关文献记载时断时续，除了继续沿用传统史学方法论之外，回鹘、察合 台文献的解读成为打开这一时期文化宝库的金钥匙。
  唐开成五年（840）回鹘西迁揭开了回鹘别失八里的历史序幕，出现了安西回鹘与北庭回鹘两个政权。最早注目这一问题的是日本学者羽田亨、藤枝晃、森安孝夫、安部健夫与法国学者哈密屯。羽田亨著有《唐代回纥之研究》①、《回纥部族的西迁》②藤枝晃发表有《高昌回纥与龟兹回纥》③，森安孝夫《回鹘与吐蕃的北庭争夺战及其，以后的西域形势》，发表于《东洋学》1973年第1期（55卷4期）、《关于回鹘的西迁》，发表于1977年10月《东洋学报》59卷1～2期，汉译文见于《民族译丛》1980年1期；《究竟是回鹘还是吐蕃在公元789～792年间夺据了别失八里》，汉译文发表于《民族译丛》1982年3期；《回鹘吐蕃789～792年的北庭之争》，耿升译文发表于1985年《敦煌译丛》第 1辑；法国学者哈密屯《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耿升译载《敦煌学辑刊》1983年创刊号。我国学者对回鹘史的研究也早有涉足，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有成果问世，已出版的回鹘史专著如台湾李符桐《回鹘史》④，刘义棠《维吾尔研究》⑤，冯志文、吴平凡《回鹘史编年》⑥，杨圣敏《回纥史》⑦，林幹、高自厚《回纥史》⑧，都叙及这次西迁，薛宗正也曾发表过关于回鹘研究的一系列论文。⑨其他有关专题论文主要有郭平梁《回鹘西迁考》⑩，孟凡人《论别失八里》11，华涛《回鹘西迁前后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12，田卫疆《元代高昌畏吾尔偰氏家族研究》13，巴哈提 ·依加汗《840年迁往金山——也儿的石河流域的回鹘人》14等。关于回鹘文献的研究，主要得惠于德国。班格辑有《吐鲁番民歌》，勒寇克辑有《高昌出土摩尼教出土文献》，冯家班（葛玛丽）辑有《古突厥语文献（实为回鹘语文献）》，耿世民从中选译了若干首，辑为《古代维吾尔诗歌选》15，（德国人）茨美·柏林著、米娜娃译、胡锦洲校《1970年以来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文书的整理及研究情况》。16我国在回鹘文研究方面，上一代学者以耿世民先生最称巨擘，著述宏丰，不再一一列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多鲁坤·阚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克由木·霍加合作之《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研究》①，古丽鲜《回鹘文佛教诗中“十二因缘”考释》②，李经纬《敦煌回鹘文遗书五种》③，《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④，牛汝极著有《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⑤郭平梁、刘戈合著有《回鹘史指南》⑥，刘戈撰有《高昌回鹘研究综述》。⑦此外，李树，辉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从事回鹘语文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曾数年连载其研究论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回鹘文与西回鹘史学术新秀乃是杨富学，不但著述最丰，而且不少具有开创性质。主要著作有《西域敦煌宗教论稿》⑧，《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⑨，《回鹘之佛教》⑩，《西域敦煌回鹘文献》（与邓浩合著）11等。回鹘西迁之后的历史不但同其本身有关，而且还同西辽史、蒙古史、察合台汗国史、伊斯兰教传布史密切相关。需要参阅更多的文献与研究成果，主要有魏良弢《西辽史研究》12，纪宗安《西辽史略·耶律大石研究》13，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14，田卫疆《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15，蒋其祥《黑汗朝钱币研究》，贾丛江《关于元朝经营西域的几个问题》16、《海都与窝阔台汗国的创建》17、《窝阔台汗国前期历史研究》（《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1月），《黠戛斯南下和北归重辨》（《西域研究》2000年4月），《回鹘西迁诸事考》（《西域研究》2001年4月），《关于元朝内迁畏兀儿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6期）。在此期间，还出现了方英楷《新疆屯垦史》18，分上、下二册，其中上册系统研究了汉代、魏晋、隋唐、元代的屯田。值得注意的是，吉木萨尔资深本地学者王秉诚在蒙元时期的后北庭史研究方面也卓有建树，其有关论文有：《关于北庭发现回鹘文铜币及其相关问题》①、《关于北庭发现高昌吉利钱若干存疑之浅见》②、《关于宋钱在北庭大量发现及其相关问题》③、《试论元代别失八里屯田性质、目的、作用及其效果》④、《关于北庭回鹘历史若干问题》。⑤在北庭历史的重建过程中，本地文史工作者的劳绩绝不容忽视。
  通过以上考察不难发现，“东部天山”本身就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理、文化单元，作为天山北麓东段的“北庭”与其相邻的吐鲁番、鄯善、哈密绿洲具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联系。从上古时期车师前后部到戊、己二校尉的天山南北的汉军屯城，到唐代北庭、伊西节度使治下的西、庭、伊三州，直到北庭—高昌回鹘的冬夏二都城，“东部天山”南北都始终是浑然一体的，有关北庭故境的研究实质上乃是吐鲁番学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了这一部分，吐鲁番学的研究显然存在重要历史缺环，弥补这一历史缺环则是本书义无旁贷的任务。在研究方法上，任何研究都是在前人智慧结晶的基础上前进的。为此，本书努力贯彻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努力做到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契合，通过双轨行车，以解读历史文化之谜；二是在大北庭的宏观背景下突出作为小北庭的吉木萨尔县的历史和文化。这不仅是本书得到了吉木萨尔县委的全力协助与资助，而且因为今吉木萨尔县就是历史上北庭—别失八里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今天的吉木萨尔县就是古金附国、汉金蒲城、南北朝的可汗浮图城，唐朝的北庭、庭州、金满县故址和宋元时期别失八里的历史继续。这颗曾经辉煌无比的昨夜星辰，必将会重新光照人间。

①〔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1221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邱处机一行途经鳖失把大城，“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按，即“都护府”之急读音变）。景龙三年（709），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有龙兴、西寺二石，刻载功德，焕然可观”。之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我国则斥之为窃宝大盗。在我看来，从他短短的未成功考察所得结论判断，不能不佩服其犀利的学术目光。应当在惋惜北庭文物流失的同时，充分肯定这次考察的重要意义。 ①北庭的重要地位，已为当时国民政府当局所重视。民国33年（1944）改区为乡镇，村级建制未变，即县、乡（镇）、村三级行政机构。其中一区就被改名为北庭镇，下辖 5村。 ②《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 11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著，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④《考古》，1982年，第2期。 ⑤《考古》，1983年，第7期。 ①《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②《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载《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④《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发掘简报》，《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⑤《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 ⑥《史学杂志》，41卷第7期，1930年7月。 ⑦《史学杂志》，42卷，第，6期、8期，1931年6月、8月。 ①《史学杂志》，53卷，第 7期，1942年 7月。 ②《东洋学报》，30卷，第 3期，1943年 8月。 ③《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第 20期，1960年 11月。 ④《东洋学报》，46卷，第 2～3期，1963年 9～12月。 ⑤《史学杂志》，第 5卷，第 12期，1956年 12月。《古代学》，第 9卷，第 1～2期，1960年 9月。 ①收入《边疆文化论集》，第 2集，1954年 7月，1965年以“方豪六十自定稿”名义出版。 ②《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后又收入林幹所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 1987年版。 ③《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 3期。 ①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③《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新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西北史地》，1986年，第 3期。 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 1期。 ⑦）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吐鲁番学研究专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⑧《西域研究》，199 1年，第 2期。 ⑨《新疆文物》，199 1年，第 1期。 ⑩《历史研究》，1993年，第 6期。 11《西域研究》，1993年，第 3期 12《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 1期。 13马大正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5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第 2卷，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唐研究》，第 2卷，1996年。 ①戴良佐：《庭州纵横》，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 ·山北六国》，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①《图书评介》，1979年，第4期。 ②《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署名奇台文化馆，执笔薛宗正）。 ③《新疆文物》，1987年，第 1期。 ④《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文章署名奇台文化馆，执笔薛宗正）。 ⑤《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⑥《新疆日报》，1979年 12月9日。 ⑦《西部学坛》，1987年，第3期。 ⑧《新疆文物》，1988年，第 1期。 ⑨《新疆文物》，1992年，第 1期。 ⑩《西北史地》，1992年，第3期。 11《北庭史地研究》，《车师后部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北庭史地研究》。 13刘振江：《略论疏勒城考》，载《庭州攒珠》。 14《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 15《■哒史研究》。 16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7《西域研究》，1995年，第3期。 18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20《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 1期。 ①《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 1期。 ②《吐鲁番学研究专辑》，1990年。 ③《文物》，1981年，第 1期。 ④《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 2期。 ⑤《民族研究》，1984年，第 3期。 ⑥《民族研究》，1988年，第 1期。 ⑦《新疆文物》，1989年，第 4期。 ⑧《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 1期。 ⑨《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 5期。 ⑩《新社会科学》， 1984年，第 4期。 11《新疆文物》，1998年，第 2期。 12《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3代表人乃新疆资深地方史研究学者钟兴麒。 ①《文史哲》，1978年，第 5期。 ②《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 3期。 ③《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 4期。 ④《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 1年，第 3期。 ⑤《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 1期 ⑥《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 4期。 ⑦《人文杂志》，1984年，第 1期。 ⑧《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苏北海：《轮台丝路今觅处》，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⑩《新疆经济报》，1992年 3月 21日。 ???《新疆文物》，1992年第 3期，总第 27期。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 2期。 ■《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 2期 ■《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 2期 ■《新疆文物》，1995年，第 2期，总第 38期。 ■《西域研究》，1994年，第 4期。 ■《新疆文物》，1989年，第 1期。 ■《新疆文物》，1989年，第 1期。 ■《东方学报》（京都），第 45册，1973年。 ■《新疆文物》，1990年，第 3期。 ■《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7期，武汉大学出版社。 ①《史学杂志》，第34卷第8期，1923年8月 ②羽田亨：《西域文明论》，1970年版。 ③《东洋史研究》，第7卷第2～3期，1942年。 ④李符桐：《回鹘史》，台北文，风出版社，1963年版。 ⑤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 ⑥冯志文、吴平凡：《回鹘史编年》，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⑦杨圣敏：《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⑧林幹、高自厚：《回纥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⑨《回纥初兴史探源》1989年，第1期；《回鹘的初兴及其同突厥、唐朝的关系》，1992年，第1期；《北回纥汗国的政权组织、社会经，济和宗教信仰》等14篇。 ⑩《西域史论丛》，第1辑1985年。 11《北庭史地研究》，新出版社，1985年版 12《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 13《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 14《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19卷，第3期。 15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6《新疆文物》，1987年，第4期。 ①《新疆文物》，创刊号，1985年。 ②《新疆文物》，创刊号，1985年。 ③《新疆文物》，1993年，第2期（总30期）。 ④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⑥）郭平梁、刘戈：《回鹘史指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⑦《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 ⑧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⑨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 2003年版。 ⑩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杨富学、邓浩：《西域敦煌回鹘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3纪宗安：《西辽史略》，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4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5田卫疆：《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17《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 18方英楷：《新疆屯垦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版。 ①《新疆文物》，1992年，第 1期。 ②《新疆钱币》，2003年，第 1期。 ③《新疆钱币》，2003年，第 4期，总 36期。 ④《西北史地》，1987年，第 2期。 ⑤《西北史地》，1991年，第 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