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壁画题材的演变
  见於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券顶和后室的壁画，大体已如前述。中心柱窟在克孜尔石窟和龟兹其它诸石窟中，都是年代延续较长的一类洞窟。因此窟中壁画的表现形式和题材内容，必然会因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当我们探讨它的演变特点时，自然要涉及到克孜尔石窟以及中心柱窟的分期和年代问题。过去国内外一些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对克孜尔石窟的分期提出种种推测和意见，结论不甚一致。近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石窟考古实习组，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与协助下，对克孜尔石窟进行调查、记录、测绘和部分洞窟的清理等工作。就中，有关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宿白先生已撰写了《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论文【注8】。文中根据部分典型洞窟的类型与组合关系，并参照若十洞窟打破关系和C14同位素测定的洞窟年代，将洞窟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第一阶段 大约接近於310士80—350年士60年；
  第二阶段 大约接近於395士65—465士65年以迄六世纪前期
  第三阶段 大约接近於545土75—685士65年及其以后
  这样划分的三个阶段，或暂称为三期，也同样适用於中心柱窟。
  第三阶段的下限，有可能延续到八世纪下半叶。这里补充一个窟例作为证明。
  在后山区的229窟，我们发现这个方形纵券顶的小窟中，有两点迹象过去未被人们注意。一是在窟形上，此窟侧壁与纵券顶衔接处，没有转折成直角的叠涩或圆形的凸棱，这在克孜尔石窟的纵券顶方形窟和中心柱窟中，都是不见的特例，但在龟兹其它石窟年代较晚的洞窟中可以找到些相似的实例。其二是该窟壁画的细部中出现了明显的汉式云朵。此窟纵券顶的中脊处，画二立佛像与一坐佛像相间排列儿组佛像，在坐佛与立佛之间画以汉式云朵相间（插图一五三）。这种云朵的式样，是汉地绘画式雕刻中很习见的形式。它在克孜尔石窟中仅仅见於此窟。但在库车库木吐喇石窟被公认为具有汉族画风的洞窟中，则是比比皆是，在敦煌莫高窟内就更为普遍了。从云朵形式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云朵相当於内地石窟的盛、中唐时期，即约为八世纪的下半叶。由此可以推断229窟的年代当不会比此更早。那么中心柱窟的第三阶段的年代下限当亦与此相近。
  宿白先生论文列举了儿种洞窟之间的打破关系，它们是确定有关洞窟早晚的确凿证据。除了洞窟之间的打破关系外，我们还发现在洞窟内存在若十局部改建或壁画重绘的实例，前人於此鲜有注意者，这样往往容易将不同时期的壁画混淆在一起。笔者举出见於中心柱窟的两个窟例加以 说明，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迹象的注意。非中心柱窟中的情况，此处从略。
  在中心柱窟内进行局部改建，第193窟是个典型的例子。该窟的右甬道外侧壁和后甬道诸侧壁凿有小龛，其现状如插图153所示。我们从小龛和龛外的壁画重叠打破关系，可以断定小龛是后来加凿的，现分述理由如下：
  从现状看，左右甬道小龛的布局不对称，与通常对称凿龛的惯例不合，此其一
  右甬道外侧壁和后甬道右端壁上的小龛，将该壁原有壁画打破，壁面上原画的两条连续花纹带被隔断、破坏，此其二；
  小龛内壁画下为红色泥层，红泥层延至龛外，盖住龛外原有壁画。而龛外原有壁画下的泥层为灰黄色，与龛内红色泥层颜色迥异，此其三；
  后甬道前壁小龛外左侧，壁面画一龙头，这种龙头一般均画於荼毗焚棺图中，是棺盖上的装饰物。此壁上原画之棺材已被小龛破坏，故仅存龙头。在龛右侧仍能见到焚烧棺材的火焰纹。据此可知，原画荼毗焚棺图被后加凿之小龛破坏。小龛凿出后，龛内曾塑像（今已不存），故又在龛下加画方形高座。新壁四与原有壁画重叠，此其四；
  前室东侧壁有一小龛，龛内抹红色泥层，与甬道内加凿小龛之泥层相同，此龛也应是后来加凿的，此其五。
  以诸证表明，193窟原为主室正壁开一龛的中心柱窟，后来在窟内进行局部改建，加凿了小龛。
  在窟内壁面上重绘壁画，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原有壁画上不加敷泥层而直接重画，因此重层迹象不明显，极难区分。前述之193窟后甬道前壁龛下重层壁画，即属於此类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在原有壁画上加抹泥层，然后再绘壁画，其实例见於第69窟主室左右侧壁的北端。这些局部改建和局部重绘壁画，多出现在第二、三阶段中。我们在考察洞窟壁画的布局和题材内容时应该注意加以区分。
  以下我们根据对克孜尔石窟初步划分的三个阶段的顺序，将中心柱窟主室券顶和后室壁画题材内容的演变，概述於后。为了与洞窟形制相对照，对窟形的特点也略作说明（详见前引宿白先生论文）。
  第一阶段（早期）中心柱窟：
  洞窟形制上，主室顶部均为纵券顶。洞窟平面，主室与后甬道等宽或主室宽於后甬道。均无后室，皆有与左、右甬道同高的后甬道。主室顶部与侧壁连接处，均为一层叠涩。主室和左、右甬道侧壁均无龛；主室后壁均凿一龛。均无前室。
  主室券顶中脊处，壁画题材以天象图为主，组合比较复杂，一般包括日天、月天、风神、蛇形龙、立佛和金翅鸟。券顶侧壁画菱格本生和菱格因缘故事，以本生为主。菱格本生画面中，除表现主题内容的情节外，一般不画装饰性的树木、禽兽等。甬道壁面，在后甬道的前、后壁仅画涅槃或茶毗焚 棺，左、右甬道侧壁遍画舍利塔，塔中多画舍利盒，间有画出坐佛的舍利塔。甬道顶部仅画菱格图案，不见其它内容。在个别洞窟的左、右侧壁，出现度善爱犍闼婆王等内容。
  第二阶段（中期）中心柱窟：
  除沿用早期中心柱窟的形制外，出现许多新形式。主室顶部除纵券顶外，又出现斗四顶、一面坡顶、平棋顶、穹窿顶等不同式样。出现将后甬道扩大加高的后室，有的洞窟并出现前室。洞窟平面、后室和甬道宽於主室的形式成为主流。主室后壁、侧壁和左、右甬道侧壁开凿小龛，列龛的洞窟，数量增多。后室后壁、主室侧壁塑涅槃或立像。主室侧壁与顶部连接形式，除一层叠涩之外，又出现塑出枭混线或加挑梁的复杂形式。有的洞窟在左、右甬道口加作门楣。
  主室顶部为纵券顶的洞窟，中脊处壁画天象仍是主要题材。中脊画须摩提女因缘故事的洞窟增多。中脊天象图出现简化的形式，组合趋於简单。券顶侧壁，菱格本生故事画仍在流行，但菱格形式有所变化，出现平顶山峦为边缘的菱格，菱格内装饰性水池、禽兽增多。菱格因缘故事成为券顶侧壁的主要题材。菱格因缘的画面中，出现以塔为背景的构图形式。后室和左、右甬道壁画，除沿用早期中心柱窟的题材之外，出现了许多前所不见的新题材。如第一次结集、佛传中的树下降生、七步生莲、龙浴太子、出游四门、厌欲出家、降伏火龙、提婆达多以石伤佛等。此外菱格本生故事、横幅构图的本生故事以及五趣轮回图出现於左右甬道侧壁。立佛像在甬道侧壁出现并成为一种重要题材等等，这都是中期中心柱窟后室、甬道壁画内容上的新变化。后室、甬道壁画内容显著增多，更加多样化，在题材内容的组合上也出现多种形式，涅槃和舍利盒的简单组合形式仍在使用，但塔中放置舍利盒的舍利塔逐渐消失，被舍利塔中画坐佛的式样所代替，塔的基座正面出现踏步。涅槃、荼毗焚棺、八王争舍利、阿阇世王闻佛涅槃闷绝复苏、佛从三道宝阶降世间的组合，数量显著增多，有的还加入第一次结集的内容。涅槃、菱格本生；涅槃、佛传；涅槃、佛传、本生等组合，都在以涅槃为主的组合中增加了解的题材。佛传、立像；单纯画立佛的组合，不仅以立佛为主，同时把涅槃的内容去掉，这是中期中心柱窟中，出现的新题材、新组合。甬道顶部壁画，除菱格图案外，还出现立佛、天象、本生、飞鸟、七宝等内容。
  第三阶段（晚期）中心柱窟：
  洞窟形制趋於简化，主室顶部又以券顶为主，主室侧壁与顶部连接形式也变得简单。枭混线、挑梁等细部装饰明显减少。
  壁画的题材内容和组合都趋于简化。券顶侧壁，菱格坐佛、菱格塔中坐佛和千佛成为壁画的主要题材，少数菱格因缘故事画，画面情节也简化得无法辨识其内容。后室、甬道壁画题材，以塔中坐佛和千佛为主。除个别洞窟尚画涅槃外，多数洞窟中已不见涅槃像。主室顶部和甬道壁画内容统 一起来，变成同一的塔中坐佛或千佛，是晚期中心柱窟壁画内容的新特点。千佛题材成为壁画的主要内容，表明大乘佛教经典题材的影响增多，这是晚期中心柱窟壁画内容最突出的变化。
  综观克孜尔中心柱窟的主室券顶和后室、甬道壁画内容，主要是释迦前世种种本生故事。今世本行、教化事迹和因缘、譬喻故事，集中地表现释迦一人。这种情况应是小乘佛教唯礼释迦的一种反映。虽然在克孜尔中心柱窟的中晚期洞窟的壁画中，也出现了千佛之类的大乘佛教的题材，但它在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的壁画题材中，并不占多大比重。这种情况与龟兹流行小乘佛教的史实，是相吻合的。
  《出三藏记集》卷五喻疑第六引僧睿的话谓：“三十六国小乘人也。此衅流於秦地，慧导之徒遂复不信大品。”
  同卷《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也说：“外域诸国或偏执小乘，最后涅槃显明佛性，而犹执初教，可谓胶柱鼓瑟者也。”又谓：“故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拜释迦而已。”
  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的壁画以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为主要题材，正是小乘佛教“唯礼释迦”的具体反映。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窟中，涅槃这一题材的壁画，儿乎窟窟必有。似乎也是通过“最后涅槃显明佛性”的一种表现。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的壁画题材内容表明，龟兹主要流行小乘佛教。这点在玄奘的记载中也说得很清楚。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条，记载七世纪初龟兹的佛教情况是：
  “伽蓝百馀所，僧徒五千馀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请耽翫，人以功竞。”
  到七世纪未，龟兹佛教仍流行小乘，大乘经典在龟兹仍不被重视。惠英辑的《华严经感应传》引圣历年间（公元698—699年）于阗三藏实又难陀的话谓：
  “龟兹国中唯习小乘，不知释迦分化百亿现种种身，云示新境界，不信华严大经。有梵僧从天竺将华严梵本至其国中，小乘师等皆无信受，梵僧遂留经而归。”
  慧超於开元十五年十月从疏勒到达龟兹，目睹了当时龟兹的佛教情况。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有如下记载：
  “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僧足寺，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也。汉僧行大乘法。”
  慧超指出，八世纪初龟兹佛教仍行小乘法在龟兹有汉僧住持的寺院，汉僧行大乘法，汉僧有的是来自内地。
  内地汉僧的西来，与唐王朝在龟兹设立安西都护府不无关系。据《唐会要》卷七十三记载：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移安西都护府於龟兹，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曾陷安西，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唐王朝收复四镇，依前於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直到贞元六年（公元791年）吐蕃再度陷安西，，龟兹与内地的联系才被隔断。此间安西都护府设於龟兹长达一百馀年。这一时期内中原汉僧西来龟兹的很多。库车库木吐喇石窟中有不少这一时期汉僧的汉文题记，并开凿许多有显著汉族画风的洞窟，克孜尔石窟中发现的汉文题记、遗物、229窟出现的汉式云头纹，也都集中於八世纪以后这段时间。这种情况，应是内地佛教和佛教艺术影响龟兹的一种反映。克孜尔中心柱窟晚期洞窟中大乘教千佛等题材的增多，与内地佛教艺术的影响，或许有一定的关系。而于阗地区这一时期也流行大乘教，于阗的大乘佛教艺术对龟兹产生影响的因素，也应予以注意。
  我们认为从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券顶和后室壁画的题材考察，引出其题材内容主要是反映小乘佛教信仰的结论，并不是要否认大乘佛教在龟兹地区所存在的影响，也不是说在克孜尔石窟中（包括中心柱窟）没有大乘佛教的因素【注8】。我们想强调的是，小乘佛教的因素和影响在克孜尔石窟的题材内容方面，是比较强烈和突出的。我们在研究龟兹佛教史和龟兹石窟时应该予以充分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