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作为丝路北线上一个独立的文化中心的库车，它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当于南线上的和田。然而自从公元5世纪起，和田处于通往中国路上的一个“死角”之中，而库车直到蒙古人统治时期为止，依然是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一个活跃的传递站。库车文化区远远超出了城市本身的范围，包括周围地区的一些佛教学术中心，例如南部的库木吐拉，西部的都尔·阿库尔和克孜尔，以及北部的苏巴什、森木赛姆和吉里什。
  在这些地方，差不多在1500年之前就建造了石窟寺和僧房。由于数量众多，被称之为“明屋”。特别是克孜尔的明屋，艺术和题材上的种类极其繁多，内容也极其丰富，被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挽救出的古代文物，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出自这个地点。当然，其他那几个地方也有文物出土。这些文物今天都收藏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对于库车的精美绘画，格伦威德尔已经做了大量的速写，这些速写对于研究工作具有很大价值。除了这些绘画之外，意义重大的资料就是在库车及其周围发现的印度与吐火罗文献。特别是印度的梵文文献，具有特殊价值，因为其中有一部分出自已经散失的梵文佛经。
  除了德国考察队队长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之外，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在库车工作过，并挽救出大量吐火罗文献，其中大部分尚未进行分析研究。这些文献今天保存在巴黎。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科研工作也在考古学方面有了可观的成就，其中有一部分成果已由日本发表。
  与丝路南线上考古发现的研究工作相反，在库车发现的资料，有一部分已经做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例如，瓦尔德施密特发表了一部著作，对库车与吐鲁番的绘画进行了艺术风格上的研究；玛雅尔发表了分析库车佛教建筑物的著作；弗伦次则把库车艺术归入了新疆艺术这个更大的范围之中。汉学家也论述了库车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最后是托玛斯，他简要地介绍了目前已经出版和改写的吐火罗文文献，其中主要是译自梵文的译文，不过也有当地诗歌、巫术咒语，以及公元6—8世纪的商业文件。在佛教著作中，佛陀早期故事、剧本以及古代传说占据很大比例。这些作品常常就是克孜尔洞窟壁画上大量出现的那些故事的脚本。主要是本生经、佛陀的早期生活故事，启发了许多艺术家进行他们的创作。有关宗教生活的作品，广泛地用梵文进行研究和传播。至于吐火罗文文献的数量如何，按今日的研究水平来说，尚无法估计。把原文翻译成吐火罗语是困难的，因为这种话言（中亚的其他上语也是如此）、与时没有专门术语来表达佛教中那些细微差别的思想。在一份吐火罗文文献中，那位译者由于感到他的任务难度很大，于是请求读者在评价他这份译著时多加原谅。
  库车的历史，可以从当地的考古发现以及中国的史料中得到说明。如果不来论述这个城市国家的饱经沧桑的命运，而原则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个国家像其他绿洲城市一样，由塔里木盆地中经常变化着的力量对比所左右。游牧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对抗，也一定涉及了库车这个小王国。虽然库车的历届国王都一再被迫屈从于政治现实，但他们（其他城市国家的国王也是如此）都善于在各种宗主权关系情况下，保持一种相对的独立性。
  早在公元前，库车就陷入匈奴的控制之下。而自从匈奴统治时起，外国君主和邻国就一再试图充当宗主国，这时中国人就常常出来作天然同盟者。在同中国进行积极交往时期，其特征是向中国朝廷派遣进贡使者。在早期，这个位于天山之麓的小国，与强大的中国朝廷之间就已存在着文化联系。显而易见，佛教在这种关系中，是个基本因素。许多印度佛教作品的翻译工作者，是在通行多种语言的库车成长起来的，后又在中国工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鸠摩罗什，他在公元383年甚至被用武器逼着前往中国。
  中国的朝廷内，特别乐于欣赏库车音乐。这种音乐在这个绿洲的佛教祭礼中也起着作用，克孜尔壁画上大量的音乐画面，就表现了这种情况。在北齐时期（公元550—577年），库车音乐得到了皇帝的赞助。到了后来的隋、唐时期（分别为581—618年和618—907年），库车的许多乐师住在中国朝廷中。
  在代，库车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加强了。公元640年左右，中国向中亚举行了军事推进，于是库车再次成为一个军政中心，而其内政结构并未发生本质变化。640年开始的新变化，也表现在艺术发展之中。从那时起，中国的形式在画面上越来越突出，而印度与伊朗的成分则向后退让。晚期的一些壁画，表现了唐代敦煌艺术的轻快、活跃笔法，从中也可以看出从印度、伊朗画法向中国画法的过渡。
  库车的大多数居民可能是吐火罗人，然而也应当考虑到，从早期起，也有一些其他民族的居民在这个绿洲中生活，例如粟特人和中国人，而人们确实在库车发现了大量唐代的汉文文献。除了务农的居民之外，还有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吐火罗骑士阶层，他们的最顶层是国王。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僧侣和尼姑，他们来自各个阶层。由于寺院承担着普通教育工作，所以贵族青年都要有一段时间过宗教生活，然后再从事世俗活动。我们从库车绘画中看到的，既有骑士又有僧侣，都很生动。他们身材高大，有一部分是红头发蓝眼睛。在种族上他们属于印欧人种，这一点比他们狂热地信奉佛教更加引人注目，而他们的世俗文化则具有浓厚的伊朗色彩。在一篇铭文中，甚至提到一个来自叙利亚的画家是一幅佛教画的作者。
  与和田情况一样，库车国王也是僧侣教团的赞助者和保护者。从一份梵文文献中我们得知，国王和王后决定亲手做饭来宴请教团的僧侣。克孜尔壁画上有一个国王，正在和他的夫人同僧侣交谈，他向他们表示敬意。从公元4世纪的一份中国资料上可知，国王的宫殿很像佛教寺院，因为里边不仅装饰着壁画与雕塑品，而且有很壮观的佛像。另一份6世纪初的资料写道，在城堡里边有许许多多的佛塔和寺院。我们可以把这两条信息看做一种证明，它证明了库车的国王政权与僧侣教团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库车绘画反映出明显的印度与伊朗影响，同时又有早期的模仿中国的痕迹。例如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65年，库车国王绛宾就曾亲自前往中国，然后就引入了一种中国生活方式，甚至下令按照中国的样式建造宝塔。库车发现一篇产生于公元158年的汉文铭文，其中写道：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而来到库车的，除了军垦移民之外，还有手工业者和艺术家。从中国将军吕光那里我们得知，他于公元384年攻入了国王的城堡，对其中的王官留有深刻的印象。
  辅佐库车国王的，有一个官吏机构，其中军队起着基本作用。例如国王下属一个陆军总司令，这个总司令起着首相的作用，是枢密院主席。引人注意的是，在整个官吏机构中，国防职能占据首要地位。从中可以看到，这个绿洲国家经常受到居心叵测的邻国的威胁。
  种田与畜牧是生活的基础，此外还有手工业，其中包括武器制造技术。在库车附近，人们开采铜铁及其他矿石，库车四周发现了制作铁制品的器械。然而首先是贸易与海关，给和平时期的库车带来财富，他们从过境的商队身上收取很有利的关税。交纳的关税可以是实物，例如生丝或棉花，但也可以用铸币。
  关于库车的风俗习惯，我们从中国晋朝（公元265—420年）的历史文献中得知，从事种田和畜牧的库车人是定居在一地的，住在固定的房舍里，他们的婚礼有一部分与中国一样，但葬礼习俗与中国不同，这里要把死者火化，然后举行七天之久的哀悼。生动的具有佛教特色的举哀画面被保存下来了。
  由于在信奉佛教的库车，也发现了我们在呼罗珊和粟特见到过的那种骨灰盒，所以东伊朗的影响在这里可能起过作用。无论如何，庆祝新年的方式肯定是受伊朗影响的。过新年时，要举行长达七天的斗兽，从斗兽的结果，人们推测新年的命运。庆祝新年时，最重要的演出节日中，有一项是表示敬神的戏剧，其中演员要戴野兽面具、唱歌、跳舞。
  看来库车人在信仰佛教的同时，又是一个面向生活、性格开朗的民族，虽然僧侣和尼姑都专心坐禅与学习经文，但是音乐在礼佛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事实使我们看到，尽管佛教宣传的是人生充满了不幸，但是也包含有另外的、与此相反的积极的东西。我们也知道，在高级僧侣和贵族妇女之间，存在有婚姻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可能并非是一种惯例，然而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的确是库车的佛教“国师”与王室血统的一个妇女结婚所生。
  库车人尽情地享受与娱乐，其享乐的方式在中国人看来是不正派的。根据公元4世纪时一个儒家史学家的报道，这个绿洲居民的生活很奢侈，贪图享受。在一份史料中他写道：“家有葡萄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设酒藏者相继矣。”我们得知，中国将军吕光在他的士兵中遇到了巨大难题，因为这些士兵在库车的酒窖里日夜酩酊大醉。
  尽管这一切，佛教还是在库车的文化生活中打上了烙印。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有大量的石窟寺，以及寺内绚丽壮观的塑像与壁画，而且还有在库车绿洲发现的梵文与吐火罗文文献。
  佛教在何时传入了库车，对此说法不一。尽管有些证据表明时间更早，但从实际上看可以认为，这个绿洲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熟悉了印度学说。无论是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大约都是公元3世纪在库车牢固地扎下了根，在一部于公元266年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中，明确地把库车列入了佛教国家。在公元3—4世纪，有一大批库车的僧侣译员去到中国，在那里把印度佛经翻译成汉文。他们之中最杰出者之一，就是鸠摩罗什。他在喀什噶尔和莎车学习了小乘与大乘佛教，以及印度的世俗科学。在他从那里返回之后，主要从事“大乘”的传播工作。公元403年，他被召到首都长安，在那里他是备受敬重的国师，一直住到413年去世为止，主要是翻译大乘佛教的著作，尽管他自己认为他的翻译是不完美的，但他的许多译著已经达到了经典水平。
  虽然鸠摩罗什主要从事的是大乘教的传播工作，然而很显然，“大乘”与“小乘”被看做是互为补充的。这就是说，“小乘”在库车绝对没有衰落，克孜尔洞窟的大部分艺术品甚至是“说一切有部”的观点；而“说一切有部”又是小乘教的一个派别。除了这两个“乘”之外，印度佛教中较晚期的派别也在这个绿洲中站稳了脚跟，例如，魔法咒语与巫术手法在大乘佛经中就已存在，而这些东西在密宗佛教中占据中心地位，从公元4世纪起，在库车也有人信奉。
  我们从库车的一些僧侣的记载中得知，在那个时代，他们在中国传播魔法理论，充当预言者和召唤鬼神的专家。库车文献也包含有译自梵文的魔法遗书，它们产生的时间在公元500—1000年之间。不过在库车艺术中，密宗成分并未具体表现出来。最后还有坐禅佛教，它在中国以“禅一的名字（来自梵文dhyana），后来在日本以“Zen”的名字广泛传播开来，在库车的佛教徒中也有其信徒。
  库车的宗教中心，有在地面建造的毗诃罗（寺院），也有石窟寺。前者之中没有一处存留下来，但是从中国的记载中我们知道，曾经存在过大量的附有佛塔的寺院，在这些寺院里实行严格的宗教仪式。从所发现的大量有关文献中，可以看出寺院规章的重要性。
  库车佛教艺术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库木吐拉和克孜尔洞窟的壁画上，这些壁画产生于公元5—9世纪。库木吐拉位于木扎提河的下游，这条河流经沿东西方向横亘库车北部的山脉中一个狭窄山谷。在库木吐拉西北约30千米处，就是克孜尔“明屋一”。这些石窟开凿在河谷两侧的悬崖陡上，绵延达3.2千米以上。最常见的洞窟形制，为所谓的中心塔柱窟或称中心佛塔窟。在它前边可能开凿有一个前室，或者另外建造一个前室。洞窟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长方形的、具有纵券形拱顶的佛堂，佛堂靠后部分有一塔柱，它象征着世界最高山——须弥山，这是宇宙的中心。狭窄的纵券形拱顶回廊，围绕着中心塔柱，由此可以在塔柱四周绕行。塔柱前边往往置主尊佛像，作说法姿态。佛堂窟顶一般都绘有山水画，山水画中间，以惯用的简略手法，填画着佛陀早期生活的故事图，而两侧墙上则是说法图。
  在与中心塔柱相对的佛堂前侧墙上，是贵族供养人像和菩萨。而在入口上部的半圆形墙壁上，常常画着未来佛弥勒及伴随的天神。在塔柱后边的佛堂背墙上，表现的是即将逝世、进入最高涅槃的佛陀，表现手法或为壁画，或为泥塑，佛陀塑像躺在一个长台上。
  行将逝世而面带微笑的佛陀，被安排在佛堂四壁艺术装饰的中心部位（这四壁本身就体现了“佛国”），这是同各个绿洲城市赋予这种死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在埃及一样，这里也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死亡概念：尽管举哀人物对这位圣贤的去世，表现出极大的悲痛，但他们从他的安静的、超脱尘世的死亡中得到了安慰。
  壁画的题材，首要者为说法图，表现佛陀在人头攒动的听众中说法的情景，听众中有僧侣、尼姑、信徒和伎乐天。在入口墙上还有菩萨与供养人像。此外还有大量有关佛陀传记的动人故事画，特别是他的早年生活故事。从文献上看，这类题材出自佛教徒的范围广泛的《出曜经》与本生经文献。例如在克孜尔洞窟中，画着80幅各种本生故事，其中有60幅以上可确定出处。
  引人注意的是壁画的简明中肯，因为它是从故事中选摘出来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场面，可以说是用暗号再现了所要表现的事件过程。其中可能把许多单个故事画面连贯地表现出来，常常是安排在某种风景的背景之中。如果说早期壁画反映的还是在信仰上的种欢乐的态度，则晚期壁画表现出来的，就是残酷的牺牲场面，其中主要内容为流血的自我割伤与自杀。这里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信仰中的英雄主义事例，并且用大量重复的方式，来强调这种英雄主义。从原理上来说，这种表现形式与吐鲁番的大乘教艺术相反，是由“小乘”的理想所主导的。
  克孜尔和库木吐拉的壁画，是以水粉画技法，画在涂有灰浆的墙壁上。根据瓦尔德施密特的看法，这些壁画可以分作三种时期的风格。在第一种风格中（第一种印度、伊朗风格，公元500—600年），印度成分占有绝对优势，而伊朗成分实际上出现在细部之中。例如身穿伊朗服装的世俗人物像，萨珊式圆形装饰里边的鸭子图像和猪头像，但也出现在菩萨与神仙的装饰物中。例如有一个画面是属于这种风格，该画面依据王道仙国王的故事，他夫人正随着他的琵琶伴奏而跳舞。
  在第二种风格时期（第二种印度、伊朗风格，公元600—700年）cst”李原著，印度成分和伊朗成分继续交织在一起。这时期题材中装饰的作用加强了，不可忽视。使用了强烈对比的色彩，画家也不回避使用明亮刺眼的色彩来表现头发和皮肤。在第二种风格最有趣的壁画中，有一幅是克孜尔“摩耶洞”中的“阿阎世王故事”。为了向以无限崇拜佛陀而出名的国王阿阎世王谨慎地透露这位圣贤去世的消息，国王的大臣买雨递给他一件布画，上面画着佛陀一生中的四件大事：诞生、恶魔波旬诱佛、第一次说法和圆寂——也即佛陀进入最高涅槃。这四个画面的艺术风格，比这幅壁画的其余部分要早得多。右下方画的是圣贤逝世时，宇宙崩溃的情况。右上方是国王站立起来，他被放进一个有檀香水的罐子里，以使他苏醒过来。
  库车的第三个时期风格，显示着中国成分的特点，主要由库木吐拉公元750—950年之间的壁画表现出来。第二种风格倾向于典型化，它的人物形象有一部分给人以模式化的感觉。与那种人物形象比较起来，这里占优势的是比较自由的、简直是轻快活泼的线条，这种线条也使所绘出的人物更富有生气。可以作为这个时期风格实例的，是一个实际上中国化了的菩萨，她身穿流水线条的衣服和彩带。关于唐代中国造型的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像我们在敦煌可以看到的那种），存在于晚期作品之中。在这些作品上，再也看不到印度与伊朗影响的任何痕迹。神仙与飞天身穿优美的流水线条长衣服。他们属于明显地受了中国影响的晚期题材。然而，伊斯兰化之前的库车佛教艺术。的最后阶段，几乎没有存留任何东西，因此不应一开始就认为是停滞或衰落了。
  库车附近最值参观的考古地点中，有克孜尔和库木吐拉“千佛洞”。在崖壁上开凿了大量的生活洞窟和礼拜洞窟，其中有一部分是几十年前才发现和进行分析研究的。在这些洞窟中，还保存有完好的壁画，它们的风格从印度伊朗时期，直到伊斯兰化前夜。然而，这些石窟寺，其中包括它们的佛堂、前室以及入口处，这些东西不应使我们忽略了如下事实：在库车也曾经有过大量的地面佛教建筑物，今天这些建筑物没有保存下来。例如，在库车以西的苏巴什，可以看到这种泥砌建筑物的残体。库车的地方博物馆和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使人对库车的绘画与世俗建筑物留下了生动印象。
  ——选自《丝绸之路上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