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人上了年纪喜欢回忆往事，回过头看看自己留下的脚印，也很有意义。今年，我已经70有5了，深深地感到解放以后的生活是最有意义的。因为，这段日子我是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的。
  我的老家在青海省化隆县甘都镇。甘都镇依山傍水，山青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汉、回、藏、撒拉、蒙古等民族杂居的镇子。
  我是撒拉族，关于撒拉族的历史渊源有一个美好的传说。
  据说撒拉族的祖先居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一个小部落里住着尕勒莽和阿合莽兄弟俩。他俩勤劳勇敢，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因而遭到了国王的忌恨和迫害。为了躲避灾难，尕勒莽和阿合莽兄弟俩带领18个族人，牵上一峰白骆驼，驮上故乡的水、土和一部《古兰经》向东方走去，决心寻找一块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饥饿，能够自由幸福地生活的“乐土”。他们走了九九八十一天，历尽艰难险阻。他们越过孟达山，登上乌土斯山时，天已大黑了，在夜色茫茫中，白骆驼走失了。于是他们点起火把四处寻找，直至天亮。黎明时，他们站在山坡上，远望四周，但见土地平坦，清流纵横，青草茂密，是一个好地方。下坡后，只见走失的骆驼静静地卧在一泓泉水中，已化为白石头。众人试量了这里的水和土，与自己所带的水质土质相同，便定居下来。撒拉族人民从此便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安居乐业。白骆驼卧的泉水便成为撒拉族崇敬的圣泉。那个坡后来起名为“唐古提”。撒拉族语意为“天亮了”。
  这是撒拉族人民在东方寻找“乐土”的传说。可是我真正寻找到“乐土”，在阳光下生活，是从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以后。
  1949年秋季，西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5日西宁解放。新疆何去何从，迫在眉睫。9月23日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出走，把一个师丢给了我，我思想十分矛盾。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如果发生战乱，老百姓是要受苦的。加之，骑一师官兵绝大多数是青海人，不愿将尸骨抛弃在异乡。我不想打仗，士兵也不愿打仗。9月25日凌晨，陶峙岳将军在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我为整编骑一师师长。陶峙岳又在西大楼召开少校以上官佐会议，详尽地分析了国内战局，指出国民党广州政府必然跨台。他告诉全体军官，新疆打仗是毫无出路的。我们要确保十万官兵的安全，要为新疆各族百姓着想。陶峙岳将军激情满怀的讲话，坚定了我走和平起义道路的信心。当时，我毅然地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
  9月29日，我读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复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复电中说：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与此同时，我又看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复电。毛主席、朱总、彭总在复电中对新疆起义官兵的慰勉，使我忐忑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了。
  整编骑一师驻扎迪化（今乌鲁木齐），是一个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加之新疆地区辽阔，骑兵可以突东突西，所以，整编骑一师的毅然起义对于新疆的和平起义以及迪化的治安都有一定的作用。为此，起义后，我立即请陶峙岳将军到老满城给骑一师官兵作形势报告，这对于稳定当时部队的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
  10月4日和5日，青海解放区的著名人士马辅丞、马振武、绥福寿等人受王震司令员的委派，先后来到迪化。
  青海代表团的成员都是我在青海时的老朋友。他们早于我们在西宁起义，此次来新疆的目的主要是想给骑一师的官兵作思想工作，动员我和骑一师的官兵走起义的光明之路，他们在来疆的途中，听到了我们骑一师已经光荣起义，就势改为慰问团了。
  当我在老满城骑一师驻地和青海的老朋友推心置腹地长谈以后，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青海遵守纪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军民关系十分融洽。从此，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初步的认识。
  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代表是继青海代表团来迪化之后。有一天，马寒冰同志约我在东大楼见面。他是一兵团的宣传部长，先期到达迪化，待人很和气，没有一点架子，一见面，他就紧握着我的手说：“韩师长，您辛苦了。你们的起义保护了整个迪化的安全，保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顺利进疆，我们谢谢您”。他的手热乎乎的，我的心热乎乎的。
  晚上，我躺在床上沉静地反复思考着：这就是打跨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就是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了全中国的共产党人，他们的气魄多么宏伟，他们的胸怀多么开阔，他们的态度多么谦逊..想着想着，我渐渐安稳地睡着了，我梦见了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从我面前走过。
  10月20日，由胡鉴团长率领的人民解放军战车团到达迪化，我和陶峙岳等高级军政人员前去欢迎。欢迎的人群一直从三甬碑蜿蜒到南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们拿着鲜花，挥着小旗，高喊着：欢迎！欢迎！我从人们喜悦的脸上看到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我想，我走的路是对的。我感到新疆十月的太阳格外明朗，天变高了，云变淡了。
  11月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成立32周年的时候，王震司令员从酒泉飞到了迪化小地窝铺机场。同机来的还有徐立清、罗元发等领导人。我随陶峙岳、包尔汉、屈武等人前去迎接。
  去机场的路上，我想，战功赫赫的王震将军是什么样的？他一定很厉害，很威严，喜欢发脾气，大概也很排场。别人不是都叫他“王胡子”吗？
  可是，王震将军一出机舱，给我们的印象是朴素、随和、亲切，没有什么官架子。他穿着一件和士兵一样的短皮大衣，脚上是一双布鞋，棉裤的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王震看见了我们，笑哈哈地握事，非常亲切。在晚上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晚会上，王震还唱了一支歌。初次见面，十分融洽。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热的。
  在解放后的日子里，我多次和王震同志见面，王震同志也经常指导我，教育我，使我终身难忘。
  那时我常去王震将军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墙上除了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外，还有一幅很大的新疆开荒造田地图。我多次见到王震将军和王鹤亭工程师商议研究开发开都河和塔里木河的问题。王震将军带领闻名中外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生产的事迹，我已有所闻，十分敬佩；现在兵马未息，又忙于运筹帷幄，指挥十万大军开荒造田，造福人民，建设祖国边疆。王震常对我说，党的干部要成为人民的勤务员，要成为普通一兵，要忠于革命。他的这些勉励对我以后的工作、学习以至整个人生道路，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彭德怀副总司令是在王震同志到迪化二十天后到的，当彭总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东门机场时，我们高兴地迎了上去。当时，同机到迪化的有张治中将军，还有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赛福鼎同志。彭总穿着草绿色的披风，显得十分威武、严肃。尤其是他那过人的长眉毛，十分威严。
  当天晚上，在新大楼二楼彭总接见了我们。彭总向我们介绍了西北战场的情况，并说，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领导了新疆军政起义，这是一件大好事，人民避免了损失，你们起义说明你们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后来彭总又走到我的面前，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说：“韩师长，新疆起义你们是有功劳的，你们骑兵师保卫了起义的成功，保卫了迪化，大家都拥护起义，说明起义这条路是对的。人民忘不了你们，人们是会感谢你们的。”
  听着彭总那亲切的话语，我原来十分紧张的心平静下来了。起义前，我对共产党不了解，只是认为打仗不好，要死人。起义后，我常想，过去为国民党卖了半辈子命，不知共产党对我是个什么看法，还用我不用，脑袋能不能保住？几十天来王震司令员不断地教诲，又听了彭总这一番话，我才知道国民党的宣传完全是造谣诬蔑。共产党人是光明磊落的，解放军是仁义之师。
  在西大楼召开了第一次团以上军政干部大会，在会上彭总讲了全国革命形势，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他还赞扬了新疆起义。再次点名表扬了我。这使我在深受感动的同时，又感到惭愧。张治中将军也讲了话，他介绍了和谈的情况和在北京参加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最使我感动的是全国政协里有许多国民党的元老和起义将领。回想彭总刚才的讲话，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抬头再看彭总，他是那样平易近人，质朴可亲，我没有一点疑虑了。在那次接见中，我还见到了邓力群同志，他显得很文静，总在笑。
  在彭总的指导下，新省人民政府于12月17日成立了。省人民政府由二十多位委员组成，我是其中之一。没过几天，新疆军区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由彭德怀副总司令、王震司令员签发通令，正式任命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师长，于春山同志为政治委员。我感到共产党和人民对我是十分关怀和体贴的，是十分信任的。我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努力为人民服务。
  当我戴上五星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徽后，我感到有很重的担子压在我的肩上，我有了责任感和荣誉感。
  可是，不幸的事发生了。
  骑七师的三个团分别驻守在奇台、昌吉、阜康。师部正准备迁往奇台时，驻昌吉的二十团中的一些军官煽动士兵叛逃。深夜，我被电话叫醒，知道了这一情况。我就和政委于春山奔向司令部，王震同志一见我，就大声叫道：“韩师长，你的部队叛变了。叛变和捣乱是没有前途的。”这是第一次见王震同志发火。我想，我是骑七师师长，我管的部队叛变了，不向我发火向谁发火呢？王震同志又拉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膀小声说，“韩师长，不要着急，我们一同把他们搞回来。”
  我和于春山政委立即和六军参谋长陈海涵同志一起赶往阜康。一部分战士也去了。
  叛逃部队已经到了阜康附近。骑七师是以回族为主，撒拉族为骨干的部队，民族和宗教意识很浓厚。我在前面喊话，又亲笔写信警告和劝勉，晓之以大义，示之以出路。这时，战车团已形成包围之势。叛乱的六百多人终于醒悟，又回到人民解放军行列，只有二十几个顺沙漠跑了。
  不久，根据新疆军区的指示，对骑七师进行了整编。又开展了“三个对比”的教育。即两个党、两个政府、两个军队的对比。这是明辨是非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对比。随之又开展了诉苦运动，“放包袱”运动。这一系列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使骑七师官兵从思想上同国民党划清界线，开始转向人民的立场。
  在运动初期，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很自然地把矛头指向上层，尤其是兵体地指到我，许多干部心慌了，我当时也有点紧张。
  这时，于春山政委经常开导我，让我懂得革命要经过痛苦的历程，又要我放心，不要产生顾虑。他又陪我去见王震司令员。
  王震司令员对于春山同志说：“韩师长在新疆起义中是有功的，在平息叛变，安定形势方面有贡献。你们要好好爱护他，保护他。”我当时在场，心里很激动。过了一会，王震又亲笔写了一道命令：“韩师长是我们党培养的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不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胡斗乱批。”他亲手交予我，让于春山同志回去向骑七师宣读。
  我在旧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将，免不了历史的罪恶。今天看看王震司令员亲手写下的命令，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心里深深感到，共产党说话算数，既往不咎，功过分阴，只要对人民做出贡献，党和人民就不会忘记。这以后我多次接触到王震同志，这种感觉日益加深。一直到十年浩劫，虽然关在小牢房里，但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始终没有动摇过。
  新疆第一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成为人民的代表，还担任了新疆省政协委员。1954年成立生产建设兵团，我又当了兵团司令部农牧处副处长。为了解决人民吃鸡吃蛋问题，我乐于担任了兵团第一养禽场场长。当时大约养有六万多只鸡。1958年，王震同志来到养禽场，视察了各项工作，他高兴地对我说：“韩师长，干得不错！能不能再办大一点，养多一点，办成世界上最大的养禽场。”在养禽场的工作和生活，我永远忘不了。我虽然是一个场长，天天都在养禽场，可是很少有人和我谈话。我想，是不是人们对我还有什么看法。我也学着政委王居昌和职工一块劳动，什么种菜挑粪，担食喂养，我都干。有时，我还顶班劳动。这样，汗和职工流到一处了，职工们和我亲密了，有什么话也喜欢和我聊聊。在养禽场我听到了和看到了不少新鲜事，知道了给鸡要定期喂鱼粉以增加钙质。还有什么胡萝卜里含有多种维生素。那时还实验让鸡一天下两个蛋。窗子上挂一个黑布帘，鸡舍里装看大灯泡，将一天二十四小时划成两个白天，两个黑夜。用黑布帘和电灯控制鸡舍。也怪，鸡真的下起两个蛋。我们还给鸡腿上绑了一个编号，建立种鸡档案。我感到劳动不光有意义，也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不久，有人提出，一只鸡一天要下三个蛋、四个蛋、五个蛋。我问他们，一个鸡蛋要多少小时形成。他们说要十小时，在事实面前，这股浮夸风没有刮得太久。不久，从伊犁调来了一个副场长叫易健凡，是位老红军，年龄比我还大。他去外面采购东西从来不坐车，裤子卷得高高的，什么铁锅笼屉、油盐酱醋一根扁担挑上就走，几十里路不在话下。慢慢我才知道，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本色。他在场里开辟了一块小菜地，萝卜、白菜、大葱应有尽有，而且长得很好，每次都先送给我，说是尝新。这些人，这些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渐渐忘了自己是起义人员，而是人民的一分子。我种菜养鸡的技术就是在那时学会的。
  王震同志知道这些，还在农垦部干部会议上说：“新疆有个韩有文，起义的师长。他不光起义有功，而且劳动也很好，大家要向他学习。”
  不久，这些话传到我的耳中，我知道党和人民对我十分信任，我也就更加相信党和人民了。起义的时候，我连自己将来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现在居然受到王震司令员在北京的表扬。我心里很惭愧。一个撒拉族，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人，在反动军队干了半辈子，现在和人民接近了，就受到信任和表扬，我既高兴又不安，总觉得自己进步太慢，贡献太少，决心在这自由的土地上多为人民办点事，跟共产党干一辈子。
  六十年代中期，我调任农六师副师长，主管畜牧业。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人民都受了苦，我也一样。但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教育下，我已不是一个随风转蓬的人了。我相信人民，我挺住了。我知道，党不会抛弃我，我也离不开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被选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和人民给了我崇高的荣誉。
  王震同志来新疆视察时，特意接见我，询问我有什么困难，他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要保重身体，要注意晚节”。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点点头，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心中激荡着热流，我真想大声说：“在阳光下生活，多么美好、多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