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近年来第三产业方兴未艾，人们津津乐道。乌鲁木齐的“百花村”饭店，称得上是引人注目的一家——九层大楼，高高地矗立在闹市区，颇为壮观。每望见它，情不自禁地就会引起我的随想，想起许多往事，想起许多熟悉而亲切的人……
  那是1958年，我当时在兵团商业处（后改为兵团供销部，现在的兵团商业局）当处长。考虑到人民生活的需要和商业处已有的力量，我产生了在乌鲁木齐兴建一家饭店的想法。
  我们商业处是个特殊的“兵种”。记得1949年部队进疆以后，王震司令员立即指挥部队展开了大生产运动，上上下下明确了一个思想：减轻人民的负担，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在乌鲁木齐，更要注意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用品的供给；同时还要解决部队指战员的生活所需。为此，我们根据王震同志的指示，采取部队指战员入股集资的办法，成立了“八一合作总社”。我们驻疆人民解放军便从这时开始经商了。我受命担任八一合作总社的总经理。最初两年里，由于军区首长和运输部队的支持，我们从内地源源不断地调进大量生活用品，同一些不法商人，囤积居奇者展开了一场经济斗争，很快稳定了市场物价，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不久，又创建了乌鲁木齐第一家商业大楼“八一大楼”（即今“天山百货大楼”）。因此，八一合作总社在乌鲁木齐市场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得了信誉。1954年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即在八一合作总社的基础上，改为兵团商业处。经过几年的发展，兵团商业处在乌鲁木齐开办了较早的一批食品工业和饮食服务行业，有天山食品厂、七一酱园、红山浴池、人民饭店、中西餐厅、民主剧院、和平剧院等一系列企、事业单位，成为一个庞大的联合企业，同时也初步积累了一些财力、物力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形成了一支拥有数千职工的商业队伍。到1958年，兵团各项事业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作为商业处长，考虑如何发展兵团的商业时，忽然萌发了一个新的念头，想在乌鲁木齐开设一家新饭店，专门经营各省的风味饭菜，为大量从全国各地进疆的建设者服务。
  带着这个想法，我去向兵团副政委张仲瀚同志请示。张副政委是我们兵团上下一致敬慕的首长，大家都知道他博学多才，见多识广。我相信他对我们办饭店一定会大力支持，也一定会有高招。
  我说明了初步设想，张仲瀚同志便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点着一支烟，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边兴致勃勃地说：
  “好！这个主意妙！咱们新疆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省籍的人都有。能让他们吃上家乡风味的饭菜，饱饱口福，算你们商业处办的一件大好事。也让那些出差来疆的同志，吃出我们新疆的亲切感来。办这样一家饭店，我支持！”。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更有希望了。这时，他递给我一支香烟，突然话锋一转，笑着对我说：
  “不过，我可没有钱给你，咱们也不能向国家伸手。陈老板！你是我的‘财神爷’，你自己想办法吧！”
  其实，我思想上早有准备。兵团干事业，就是靠自力更生！从来不向国家伸手，我们也不指望上级投资。我便对张仲瀚同态说：
  “副政委，你有学问，得给饭店取个名字。”他一口应允，还说：要有个叫得响的字号。
  按照兵团传统的工作作风，说干就干。有了张副政委的支持，我们就放手干起来了。他给我们出主意，当参谋，参与审定设计图纸，亲临现场指挥。当时就确定，将这个饭店分设若干个餐厅，每个餐厅经营一、两个省的风味饭菜。我们在破土动工的同时，就派人到全国各地去聘请厨师、购置设备和特殊的原材料。
  就在设计图纸确定以后不久，张仲瀚同志把我找了去，兴味很浓地对我说：
  “给你们那个饭店题个字号。”
  我急不可待地赶紧问：“我们正等着呐，叫个什么饭店？”
  他用手敲敲写字台，脸上露出兴奋的神采，沉吟地说：“不叫什么饭店，什么饭店也不叫，就叫——‘百花村’！”
  “百花村”！果然妙极！叫着上口，听着入耳，嚼着有味；既大众化，又不乏艺术性，雅俗共赏。难怪大家都说张副政委“文武双全，是个才子”，取个饭店名字都非同凡响，真令人心悦诚服！
  把“百花村”这三个普通的字眼组合成这样一家饭店的名称，也体现了张仲瀚同志在兵团贯彻“百花齐放”方针的抱负和胸怀。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兵团建起了包括十大剧种的艺术剧院，如今又办起了包括全国各地风味的饭店，各行各业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景象。“百花”一词，更象征着兵团队伍迅速扩大，军垦事业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成千上万来自大江南北，大河上下的开发者、建设者，不正象盛开在祖国各地的花朵，载着建设的种子，云集到祖国西陲这片神奇的处女地，立志耕耘、播种、开花、结果吗？“百花”二字，蕴藏着多少对军垦大军的深情和厚爱！再说这个“村”字，亦可谓取得绝妙之至。历代文人向有“桃花村”、“杏花村”、“稻香村”等等之说，而多才多艺的张仲瀚同志则集大成于自家，只字见功底，一个“村”字，道尽了开发者的乐观精神和革命情谊。一代有志青年，操着不同的方言，怀抱同一的志向，投入西部边疆，人人情同手足，同甘共苦，其乐融融，尽寓其中。真是非“村”莫属，妙不可言！
  1959年4月15日“百花村”饭店正式开业。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张仲瀚，同志主持开业典礼，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兵团政委王恩茂同志为开幕式剪彩。自治区党、政、军领导人纷纷前来祝贺。一幅约一米长、八十公分宽的红色锦缎上尽是来宾们的签名题词，满目生辉。远近市民闻迅而来，附近的街道人流云集，熙熙攘攘，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还拍摄了纪录影片。
  当时的“百花村”饭店，虽说远不及今天这般堂皇，然就经营特点、地方风味之全而言，却也是今非昔比。那时只有一千多平方米的面积，一所类似四合院的建筑，正门朝北，面向大街。前厅两侧有食品百货小卖部。穿过前厅，左右两条回廊，两旁是一间间餐厅，分设河南餐厅、四川餐厅、湖南餐厅、湖北餐厅、京津餐厅、江浙餐厅、广东餐厅、西北餐厅、清真餐厅等等，依次排列开去。顾客进“村”，各有去处，一席落在“自家”的板凳上，低头抬头都是“老乡”。亲不亲，故乡人，在这塞外边城，吃着家乡饭菜，倍感亲切。
  这里有湖南米粉，湖北豆皮，四川旦旦面、陕西饸饹，河南胡辣汤、山西的刀削面、江浙的烧卖、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广东点心..道道地地的家乡饭菜、名副其实的正宗风味。经济小吃，名贵大菜，五花八门，味美色醇，逗得人眼花缭乱。只听听那名儿，也能令人垂涎欲滴了。掌勺的大师傅是由各省聘请来的名厨；端盘儿的姑娘们个个讲一口亲切的家乡“土”话。以至烹制各种小吃的炊具，都是从当地运来的。真正是“走进‘百花村’，犹如自家门”。“百花村”以它独特的经营风格，很快便名传遐迩。来自天山南北的人们争相入“村”，天天门庭若市，时时宾客满堂。
  这里的全体工作人员，那工作热情，那服务质量，至今回想起来，令人充满钦敬。那时候没有什么奖金，工作条件也十分艰苦。全店每天从早晨七点钟开门，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才下班，中间没有人换班休息。披星戴月，年复一年，全店干部职工共七八十人，每人每天总要干十几个小时，没有听到谁发过一句怨言，讲什么价钱。说不累，那是假话。然而，当他们看到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因为在这里吃到了家乡饭而更加安心边疆，建设边疆的时候，他们感到了自己劳动的意义，充满了劳动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当初开办这所饭店，我们的主导思想是为群众服务。张仲瀚同志也一再强调了这个精神。因此，“百花村”、自开业以来一直以经济小吃为主，售价比较低廉，在这里吃顿饭并不很贵。比如湖北名小吃豆皮，其原料需从当地购进，又要配以兰片、海米、火腿等高档品拌馅，做工复杂，也不过五、六角钱一盘，再加一碗馄饨，足可美餐一顿。假如吃得再节省一点，两角钱一碗的热干面，或者喝一碗胡辣汤，吃一块芝麻烧饼足矣。许多老顾客，至今还怀念“百花村”的这许多经济小吃。当然，开饭店目的是要赚钱，“百花村”以它独特的风味，薄利多销，创造了经济效益，赢得了可观的利润。
  那些年，兵团、自治区同内地各省市开展协作关系，各省市来新疆的参观访问团，招待他们进餐，全部由“百花村”包揽。许多重要客人由张仲瀚同志亲自作陪。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先后在这里接待过二十多个规格较高的代表团。这些来自内地大城市的佳宾贵客，对于西陲边城有这样一家“百花村”饭店不胜惊诧，都感到十分亲切。他们带着极其美好的印象离去，无意中又为我们作了非常广泛的宣传。我记得有位北京干部临走时连连称赞：“真是独树一帜，我走了全国那么多地方，象这样样俱全的风味饭店还只见过新疆这一家！”这时候张仲瀚同志笑着说道：“因为只有我们新疆这地方才聚集了这么多天南地北的兄弟姐妹嘛！”
  面对历史性的悲剧，谁也无法幸免。跟全国各地各行业一样，“百花村”的家业也是从那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中衰败了下来，并且从此一蹶不振，在1977年毁于一场大火。
  在十年动乱中，“百花村”被指控为“是为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开设的饭店”，就连“百花村”这个名字也被当作是“封、资、修”的罪证。这些自然都成了定在我身上的“罪状”之一，也是给张仲瀚同志强加的“罪状”之一。好端端的一个“百花村”饭店，一时间被糟踏得不成体统，更名曰“革命村”。顾客进得店来，吃饭要“革命化”。首先要“革”掉自己身上“贵族老爷”的习气，自己端饭取菜拿筷子，甚至饭后还得由顾客自己去洗碗。至于饭菜，炒一大盆菜，煮一大锅面，千篇一律，无有挑选之余地。这真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大奇迹。那批从各地聘来的厨师，这时候全被打成了“走资派”网罗的“牛鬼蛇神”，受尽了凌辱和摧残。及至后来从牛棚里出来，跑的跑，隐的隐，死的死。湖北师傅、做豆皮的名〓杨志明，就是被活活地打死的。乌鲁木齐独一无二、闻名全国“百花村”饭店，从此销声匿迹了。
  今天，“百花村”经受了天灾人祸的重重磨难之后，就在〓毁后的旧址上重新崛起。后人超前人，万物今胜昔。然而无论历史发生多么大的变迁，也隔不断我对旧日“百花村”的深切思念。我思念它那家乡情，风土味，思念它的建设者，更思念那“百花村”的命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