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一
  1950年6月中旬，我奉命调动，依依难舍地离开了我长期战斗的集体——六军十六师宣传队，从哈密来到了迪化。在军部，宣传部夏部长简单地向我介绍了调动的情况。他说，二十二兵团二十六师，是支由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队伍，现驻玛纳斯。师政委是六军调去的王季龙同志，政治部主任鱼正东也是六军的老同志，他们请求六军帮助他们尽快地建立一个宣传队，组织决定调我去当队长。
  6月18日早晨，天还下着小雨。因我急于去报到，顾不得下雨不下雨，匆忙搭上一辆军用卡车，下午到达目的地时，全身湿透了，冻得浑身发抖。下车后，我背起背包，打听师宣传队的驻地。经指引刚跨进大门时，我一下楞住了——除了两排又低又矮、墙壁斑驳的土房子以外，整个院子空荡荡的，不见一人，这时，我又冷、又累、又饿，便一屁股坐在一个木墩上，等了好久，仍不见有人来，我只好先到师政治部去报到。政治部与宣传队住斜对门，过了公路就到。我先敲开了政治部主任鱼正东同志办公室的门。一位矮个子中年首长迎了出来。
  “哎呀，你就是十六师派来的茅塞同志吧？快请坐，快请坐！”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行军礼，就被他按在椅子上，忙着帮我卸背包，倒水，嘘寒问暖。他匆忙地看了一遍军部的介绍信，便打发人去找宣传科和总务科的同志。
  不一会儿，宣传科长翟振华和副科长王昌淳就来了，总务科长接踵而至。屋子里立刻热闹起来。
  三位科长一见我，就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情况。他们说，宣传队现在凑了几十个人，大部分是原起义部队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下级军官，还有几个电台的译电员和迪化师范的学生。只有个别人是梨园世家子弟。另外，还有个残缺不全的军乐队，大多数人不但没有演过戏，连看过戏的人也很少。年初时，十七师的宣传队来演出《白毛女》，可不得了哇，戏台前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但人家演出任务多，很快就走了，根本没法满足大家的要求。
  我急切地问道：“宣传队的人呢？院子里怎么空空的？”
  “因为你没有到职，大家闲着没事干，就由指导员刘万钧和副指导员任友志带到包家店劳动去了。”
  “包家店远吗？”
  “不远，离这儿十几公里。”
  我当即表示马上要去工地，几位领导竭力劝阻。他们帮我换上了干衣服，又领我到食堂吃了饭。晚上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在我坚决要求下，鱼主任只好派车把我送往包家店。
  二
  我乘坐的是辆接收国民党的破吉普车，行驶起来叮噹乱响，十几公里路竟走了近一个小时。
  一下车，只见指导员刘万钧和一位队员正在手舞足蹈地排戏呢。刘万钧过去在十六师当过文化教员，我们比较熟悉。他一见我，立刻将我搂住，说：“你这家伙，姗姗来迟，该当何罪。”说着，笑着，用拳头捶我的胸脯。
  他接着大声吆喝：“我们的茅队长来了！”顿时正在排戏的队员们蜂拥着将我包围起来，都用一种欣喜、友好、期待、信任的眼光看着我，争着向我问好。
  我问：“你们排的是什么戏？”
  “一个是《见面》，一个是《解放》，都是小歌剧。”一个小伙子抢着回答，他身材魁梧，一副笑脸，很讨人喜欢。刘万钧介绍说他叫买仲芳，是回族人，过去演过戏。因为部队还没有换发服装，他头上还戴着国民党的大沿军官帽，穿的仍是国民党军服，只是揪去了“青天白日”帽徽和领章。我再扫视一下周围，见大家都是一样的穿戴，而且都褴褛不堪。但这些年轻人的眼光里却流露着对新生活的渴求与憧憬。
  “我建议，管乐队先演奏个曲子，请新队长听听！”说话的是宣传队副队长徐平辉，他是广东人，兼任军乐队队长和指挥。于是，管乐队很快取来乐器，情绪昂扬地吹奏了《八路军军歌》。这时，副指导员任友志带着十几位在田间劳动的队员也闻讯赶来，大家围坐在一起，为我开了一个不拘形式，却是十分热闹的欢迎会。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军服有了汗渍，大家争着帮我洗；晚上睡觉时，他们睡在门口，把避风的地方让给我；排戏时，虚心地听从我的意见。在几天的共同生活中，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消失了，感情越来越融洽。我开始爱上了这一群年轻人，他们对我也不再象初见时那样拘谨了。
  一周以后，我回师部请示宣传科，经批准，将全体队员带回玛纳斯驻地。
  三
  我们在师政治部和宣传科的支持与帮助下，积极筹备建队工作。当时，宣传队只有三名女队员。经过多方努力，才从迪化女中和教育部门，动员了五、六名女学生和三名女干部来充实我们的宣传队。这些女队员热情很高，穿上新军装，显得英姿飒爽，神采飞扬，成天乐呵呵的。有的还学着我的样子，在布鞋上扎个小洞，穿条带子绑在脚面上。表示自己也是“老战士”了。她们天资聪明，而且在学校时也参加过一些文艺活动，有一定的基础。不久，又陆续增加了一些男女青年学生，于是，我们成立了音乐、演员、舞台工作等分队，健全了组织机构和有关制度，工作初步上了轨道。
  那时，我们的工作条件很艰苦。由于没有固定经费，除添制了一套幕布和部分乐器外，演出时服装道具都得向当地居民和部队借用。排练场地，是一间年久失修的小土房，面积还不足二十平方米。排练时，候场的演员只能在屋外等着，排练场上尘土飞扬，呛得大家不停地咳嗽。
  为了赶排预定7月10日正式建队时首场演出的节目，同志们的干劲大极了，差不多每天都排练十二个小时左右。记得有天夜间排练完后，大家个个都饥肠辘辘。于是，相约到街上去下饭馆。因为夜已很深，饭铺大多关了门，只有一家馄饨馆还亮着灯。我们进去每人吃了一碗馄饨，等付帐时一摸口袋，谁也没带钱，这一下子大家全都傻了眼！
  “实在对不起，我们忘记带钱了，现在回去取，行吗？”我恳求店掌柜。
  “不行啊。我们是小本生意，从不赊欠。再说，你们不回来，我上哪儿去找你们呢？”
  大家都望着我这个队长，无可奈何，只好留下任友志作“人质”，我赶忙回到宿舍，拿上钱去把任友志“赎”了回来。这件小事，至今忆起，还不禁令人捧腹！
  7月10日是我们宣传队正式成立和首场演出的日子，全队同志都换上新发的军装，个个朝气蓬勃，精神焕发。我们特地请了罗汝正、鱼正东等部队的领导同志和地方上的来宾来参加我们宣传队的成立仪式。
  下午，在政治部门前一片空旷场地的小土台上，举行了宣传队的首场演出。演出的节目是小型歌剧《见面》、《解放》和几个歌舞。尽管那次演出说不上什么艺术水平，但是受到了观众的热情鼓励。不久，宣传队带着这些节目，用马车拉着服装道具，自己背着行李步行前往安集海、沙湾、小拐、乌苏等地，为驻军和群众进行了第一次慰问演出。
  我们在两个月的巡回演出中，行军、搭台、借道具、演出，几乎是一天也没有休息，有的同志累得晕倒了，稍事休息，又爬起来接着干，大家劲头十足。作为一队之长的我，各方面尽量带头，严格要求自己。但由于当时年轻，缺少领导经验，工作中也短不了出现一些问题。记得有一次在安集海演出《见面》时，一位演员因为缺乏舞台经验，出场时很紧张，该唱时竟把台词全忘了。乐队反复拉奏“过门”等他开口，他却越发紧张，更一句也想不起来。乐队见此情景只好暂停。这位演员一看乐队停了，竟向台侧吼道：“乐队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拉了？”这一来，台下观众大声哄笑起来，把戏剧效果全给冲了。这时我也窝了一肚子火，那位演员一下台，我就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弄得大家都很丧气。
  演出完毕，团部虽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宵夜，我哪里吃得下去，气得直唉声叹气，第一场演出就砸了锅，实在对不起战士和地方群众。这时，同志们围在我的身边，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好言好语地劝慰我，那位演员也痛苦地说：“都是我的错，队长，你处罚我吧。”
  事后，我也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在一次支部会上，我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巡回演出以后，到1951年上半年，宣传队在边整顿边建设的情况下，又陆续排演了《白毛女》、《赤叶河》、《王秀鸾》等几个大戏和《兄妹开荒》、《刘顺清》、《夫妻识字》等一些小戏。通过实践锻炼，我们的队伍无论业务素质或思想觉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要求入党的同志越来越多，我们陆续接纳了一些优秀分子加入了党组织。在这期间，我们队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充实和调整，原十六师宣传队的张定远同志，调到我们宣传队担任副队长，使我们的业务领导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四
  1951年秋末，为总结上半年的工作，部署下一阶段的任务，我们召开了队务（扩大）会议。在讨论中，同志们都主张再排个大戏，为宣传队的工作开创一个更新的局面。恰好，当时部队正在进行阶级教育和新旧社会对比教育，我便提出排演《血泪仇》。这个戏原是陕甘宁边区著名剧作家马健翎同志创作的秦腔演出本，过去我们十六师宣传队曾在陕北金盆湾用河北梆子演出过，我这次调动工作时，，还带来一套主旋律简谱。我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了这个剧的剧情：贫苦农民王仁厚，儿子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儿媳在逃荒途中被反动军队奸污致死，老伴悲愤撞墙而亡。王仁厚携带幼女和孙子，历经千难万险，逃到陕甘宁边区。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一家三口劳动生产，日子过得兴旺起来。这时，王仁厚的儿子王东才被国民党派遣到边区进行破坏活动，父子意外地相逢了。老汉知道了儿子的作为，劝他弃暗投明，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我的介绍够简单了，可是，几位有过类似遭遇的同志听后不禁失声痛哭起来，会场上一时象开了锅似的，大家异口同声，一致要求排演《血泪仇》。此情此景，使我也增加了勇气和力量。虽然我缺乏导演的能力，但是演过这个戏，全剧的基调、风格、节奏以及戏剧效果，都还有个大概的印象。但冷静地想想排演这样的大戏，毕竟难度是很大的。
  “你们谁会唱河北梆子？若用秦腔演，没有曲谱怎么办？铜管乐队用不上，弦乐器又缺；没有经费，如何做服装道具？已经进入冬季，排练场地如何解决？”
  一席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都不吭声。是啊，一个新成立的小宣传队要排这样大的戏，谈何容易！大伙儿正在低头思忖时，不知是谁早已悄悄溜出门外泄了“密”，没参加队务会的队员们涌了进来，就象出征前请战的战士，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
  “队长，就排《血泪仇》吧！这个戏准受欢迎。”
  “我们虽然不会唱河北梆子，你只要给教，我们一定下苦功学会。”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我，我顿时感到浑身是劲，说：“有大家的支持，不管有多大难处，排！咱们就排《血泪仇》！”
  队务会议决定排演《血泪仇》的消息，不胫而走，没等我们把工作报告送上去，政治部宣传科翟、王两位科长就特意来给我们打气，表示大力支持。
  宣布导演计划和角色分配名单时，会场十分活跃。担任主要角色的演员有刘法昌、吉凤莲，方元庆、马莉、吉恒新、买懿芳、王镇礼等人。剧中有个王团长，由我扮演。
  这个戏开排后，全队都仿佛进入了“临战状态”，没日没夜。晚上大家常常点着汽灯排练到深夜。当时，只有一份剧本，抄台词的，抄曲谱的同志则通宵达旦地干，许多人的眼睛都熬红了。因为队里能识简谱的人极少，会唱点河北梆子的也只有我一个，确切地说，也只是按谱视唱，还没有那股地道的梆子腔，所以，为教唱费了牛劲。饰王仁厚的刘发昌，形体条件都符合角色要求，然而却是个“左嗓子”，学唱时更是加倍费劲。指导员张宏也在剧中扮演了角色，他是陕北人，老是把“大”的母音发成“当”。为纠正这些，也花费了不少气力。
  每日清晨，天未亮时，发声、背词、教唱、练乐的声音，汇成一片声浪，在驻地上空回荡。
  舞台工作多数是由演员兼的，他们整天东奔西跑，借服装，借道具，钉景片，废寝忘食。厨房的大师傅们看到大家如此辛苦，也想方设法地为大家改善伙食。
  1951年12月22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我们排练的《血泪仇》，就要在师政治部土木结构的小礼堂正式演出了。这天，在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还未到来以前，战士和各族群众的代表，都各自带着小凳子，早早地坐满了小礼堂，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
  管灯光的同志点着汽灯，挂在舞台口，发出白炽的光，还带着“丝丝”的声响，为剧场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
  部队和地方的领导人同样自带小凳子入场了，观众群众礼貌地鼓掌欢迎。这时，舞台上拉开了幕布——
  遭兵荒遇水灾天又大旱
  河南人一个个叫苦连天
  这样粮那样款摊个不断
  眼看着老百姓就要死完..
  剧中人王仁厚几句悲凉哀怨的慢板紧扣住人们的心弦，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当演到王仁厚一家栖身破庙、儿媳妇被反动军队强好致死，王妻以头撞墙当场身亡，王仁厚悲愤交加、呼天唤地时，台下观众已由默默流泪变为嚎啕大哭，剧场上呼喊声此起彼伏。
  在极度的悲愤中，有一位河南籍的战士昏倒在地，被抬回宿舍。有位战士由于过分激动，忘记了台上是在演戏，把水壶掷向舞台，砸在反面人物身上。这一下更引发了全场的愤怒，要求报仇的呼喊声响成一片，只好暂时中止演出。
  这时，师政治部主任鱼正东走上台来，站在大幕前向观众讲话：“同志们，万恶的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欺压我们，不知有多少父老兄弟姐妹被折磨而死；有多少人家逃荒要饭，妻离子散。这戏里边演的，就是我们很多人亲身经历过的真实情况。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那种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请大家坐下来，把戏看完。”礼堂内这才渐趋平静，我们继续演出。
  这次演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五
  1952年春节前后，我们又排演了一出独幕话剧《走向一条路》，内容是描写一家父子两代工人，都在悄悄地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后来，父子二人同时加入了党组织。在一次演出时，二十二兵团政治部宣传部王汉兴部长也来观看。他对这出剧的演出表示非常满意。之后不久，师部传达上级指示，将我们宣传队的大部分人员合并到二十二兵团政治部文工团。其余一部分同志另行分配了工作。二十六师宣传队的建制就此撤销。
  一年零八个月，在准噶尔盆地的广袤土地上，印上了我们宣传队的足迹，在各团、营、连和农村，回荡着我们宣传队的歌声。
  3月4日，全队与师首长合影后，我与张定远同志带领大家，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踏上了新的征程。汽车开动了，我们向师领导和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不少同志的脸上挂着泪花。我们激动地喊着：“再见，玛纳斯！再见，同志们！”
  我们的宣传队只存在了一年零八个月，历史是多么的短暂啊，但它却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三十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已淡忘，不少人的影子早已模糊，而这一年零八个月，我们的宣传队，却一直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