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1949年9月29日于酒泉
  今天是我们部队抵达酒泉后的第二天。自从8月26日我军解放兰州后，中央军委和一野司令部立即命令我们六军继续西进，解放新疆。同时决定六军由隶属二兵团划归一兵团建制。我也因工作需要由六军十六师四十八团调到教导团任副团长。
  一个多月来，我们乘坐缴获国民党军队和兰州私营运输公司支援的大卡车穿行在河西走廊，翻过乌鞘岭，经武威、张掖到酒泉。沿途除与胡、马残匪发生过几起小规模的战斗外，各地的国民党驻军不是起义就是投诚，我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由于已是中秋季节，干冷的风卷着细沙，把乘敞蓬车的同志们的脸上、手上割出一道道裂纹。不少人戴着口罩、风镜也无济于事。尽管如此，大家的情绪很饱满，一路上有说有笑。下车休息时，宣传队的战士们说快板，拉洋片，表扬好人好事，很能鼓舞士气。
  酒泉是祁连山下的一个中等城镇，古称肃州。它西通新疆，东连兰州，扼河西走廊之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朝末年，左宗棠率清军进军新疆时，就把大本营设在酒泉。这里也是东西来往货物的集散地，街上店铺很多，经常是商旅云集。只是这几年兵荒马乱，生意才逐渐萧条。我军进驻酒泉后，即对起义的原国民党驻酒泉独立师进行了整编。部队也较顺利地解决了宿营问题，主要是利用原国民党军、政机关的房屋，也租用了一部分民房。
  我们教导团驻在酒泉城外十几里的上华寨。这是个依山傍水的村子。远处祁连山峰峦起伏，连绵不断，山顶白雪皑皑。近处，阡陌相连，绿树环绕，村前还有一片长满芦苇的水塘。下午，军部派通讯员来通知团以上干部到城里军部开会。我和团长杜一波、政委马洪山、副政委李静轩等同志立即赶往军部。在军部，军长罗元发同志向大家传达说：“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已通电起义。野司命令我们一兵团二、六两军迅速进疆。我们六军接管迪化和北疆全部防务，二军进驻南疆各地，严防美蒋特务和反动派顽固分子煽动叛乱。”罗军长的话音刚落，在座的同志们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小声议论起来。罗军长又接着说：“先不要高兴，更大的喜讯还在后头。”听罗军长这么一说，大家停止了议论，屏心静气地等待着好消息。罗军长清了清嗓子，以洪亮的声音郑重地对大家宣布：“党中央、毛主席决定10月1日在北京举行盛大庆典，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大家所盼望的胜利的一天，再过三天就要来到了。”霎时间，全场宁静了一、两秒钟，骤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在使劲鼓掌，把手都拍红了，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会议室。接着，军副参谋长谢正浩同志布置了10月1日那天的庆祝活动。张贤约政委代表军党委号召全体指战员以实际行动，迅速做好进疆准备，庆祝新中国诞生。
  1949年10月1日 于酒泉上华寨
  今天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日子。清晨，当朝霞映红了祁连山的雪峰，我们团三个教导大队的学员和军直属队的同志们身着整洁的军装，排着整齐的队列，集中在临时开辟的操场上。每个人的脸上都容光焕发，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喜气。操场中央竖立了一根旗杆，操场一边用芦苇搭了个临时主席台，正中高悬的横幅上贴着一行光闪闪的大字：“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通讯排已架设好了喇叭和扩音器。这是杜团长昨天亲自带着通讯参谋在酒泉城里费了不少周折，才从友邻部队那里软磨硬“抢”地借来的。部队集合在广场正中，四周围满了兴高采烈的老乡。10点整，喇叭里传出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庄严的乐曲《义勇军进行曲》。听到熟悉的乐曲，不少同志跟着唱出声来。当喇叭里传出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雄浑声音时，整个操场沸腾了。同志们欢呼跳跃，许多人两腮挂满了晶莹的泪花。旁听的老乡也热情地与战士们握手祝贺。听完实况广播，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杜团长特意安排一大队的几个战士在村边一处安全的地方拉响了十二棵手榴弹，代替礼炮。我听着这震撼人心的轰鸣，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思潮翻滚。记得1947年3月蒋介石指使胡宗南重点进攻延安，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做战略转移，刚撤离延安那阵子，不少同志想不通，一个个都板着脸，有的还哭了鼻子。以后，我们连着打了几个大胜仗，歼灭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主力部队，大家才明白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越走越有劲，越打越勇猛。1948年8月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在全国各个战场连续取得胜利，很快就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终于迎来新中国的诞生。旗杆顶上迎风飘扬的红旗，在蓝天的衬托下发出耀眼的红光。此时，我仿佛又看到了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们，正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的胜利。想到这，我感到我正在行军礼的右手不由自主地在微微颤抖。
  仪式完毕后，三个教导大队举行了分列式，英姿勃勃的学员迈着坚定、整齐的步伐走过检阅台。军直属队的女同志还组织了秧歌队，随着欢快的锣鼓声，彩绸上下飞舞，更是增添了节日的气氛。当天，团里还杀了两口猪，搞了一顿庆祝“宴会”。
  1949年11月27日 于酒泉上华寨
  我六军十六师、十七师自10月中旬以后，已分几批乘汽车和苏联派来支援的飞机相继向新疆北部进发。大规模空运部队，这是我们解放军建军以来的第一次。
  我们教导团和军直属队作为二梯队暂驻酒泉，主要负责后勤物资的转运工作。团党委决定，利用这一段时间对部队进行整训。除了作战外，我们教导团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培训基层干部。教学内容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党史、文化课和军事理论基础。整训期间改善部队的身体素质，减少非战斗减员也是主要任务之一。酒泉地区被国民党盘剥得十分贫穷，部队在当地解决给养十分困难。除粮食从陕西关中一带调运尚有保证外，蔬菜很难买到。加上已是初冬时节，下了一场薄雪，副食品供应更加困难。每顿饭，大家能吃到点土豆就很不错了。由于营养不良，战士的体质都有所下降，团里对此感到很焦急。
  有一天，侦察排长向我报告说：上华寨村南的山坡上有不少野鸡和野兔。我和杜团长喜出望外，当即决定在不影响整训计划的前提下，可以动员部队打些野味改善生活。为了不至于惊扰老百姓，规定不准用枪打，采用“人海战术”，组织围猎。
  这是一个朗朗晴天，太阳暖烘烘的，山坡上长满了一丛丛枯黄的芨芨、芦苇、红柳。我们组织了一百多人，围成一个大圆圈，每人相隔一定的距离，手中拿根棍子，边走边向草丛中乱打，口里还不停地呐喊。被惊动的野兔东逃西窜，野鸡几飞几落。包围圈逐渐缩小了，惊惶失措的兔子一只只被棍子敲昏在地，野鸡也束翅就擒。我和杜团长都参加了围猎，每当捉住一只猎获物，大家都兴奋得象孩子一样手舞足蹈。一群战士连滚带爬地追赶着几只“漏网”的兔子，欢笑声荡漾在整个山坡。
  下午，部队美滋滋地改善了一下伙食。
  1950年1月7日 于嘉峪关
  元旦刚过，我们就接到军部的命令，让我们教导团和军直属队迅速进疆。步骤是先乘汽车到哈密，然后再乘飞机直飞迪化。
  军后勤部骡马大队的同志更辛苦，他们只有吆着牲口千里迢迢赶路了。1月16日早晨8时，我们分乘四十几辆汽车离开上华寨。村子里的老乡扶老携幼，站在村口依依不舍地给我们送别。我们也恋恋不舍地挥手告别。
  浩浩荡荡的车队，在戈壁上扬起了一股烟尘。公路由于年久失修，车颠簸得很厉害。不少身体差的同志晕车。团、营于部主动把驾驶室让给病号和女同志坐。干部和战士都坐在卡车上，有说有笑，一路还算顺利。
  下午7时左右，我们到达了万里长城西端的终点——嘉峪关。夕阳把金色的余辉洒在这座雄伟、沉寂的古城堡上。我登上城墙，顺着古城道，饱览了这古堡的壮丽景色。耸立的门楼，飞檐凌空，气势磅礴。经历了千年风尘的雕梁画栋，彩漆早已斑驳脱落，痕迹却依稀可辨，它仿佛在无声地向我们诉说着古老的历史。长城——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自古以来，你就是抵御外寇的壁垒，多少英雄豪杰在你的脚下横枪跃马，与入侵者进行过殊死的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歌“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如今，我们又要西出长城，去保卫、建设祖国的新疆。心里是多么激动和自豪啊！站在城墙的垛口边极目远眺，橙红色的夕阳已接近大漠的边缘，一脉淡蓝色的雾气在天边飘动。我想起了唐人的一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诗句反映的情景是多么形象和生动。
  嘉峪关的城下并不荒芜，一股清泉从关前流过。打前站的同志早已支好帐篷，垒好炉灶，生起了炊火。吃过饭后，团部决定在这里宿营。几间房屋和帐篷由家属和病号住，其他人都睡在汽车车箱里和车底下。这个用汽车组成的“营地”还挺别致。不料，半夜里忽然刮起大风，睡在车底下的同志几乎被埋在黄沙里。再也睡不着觉了，大家索兴起来，围着篝火，边取暖边闲聊。政委马洪山笑呵呵地对战士说：“嘉峪关下宿营，一辈子难得碰上一回，值得纪念。咱们也学学古人作首诗留个念怎么样？”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了一段顺口溜：“天当被，地当床，飞来的黄沙当幔帐，戈壁沙滩当营房，头枕长城望天山，振奋精神进新疆。”马洪山同志总结说：“这首诗编得好，将来有机会，咱们也找块石碑刻在嘉峪关前。过去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我看应改成：出了嘉峪关，浑身劲头添；大步进新疆，人民笑开颜。”老马的一席话，激起一片掌声。我心想，老马真不愧是个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行家。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照亮了雄伟的嘉峪关时，我们又精神抖擞地乘车赶路了。
  1950年1月9日 于星星峡
  今天从安西出发比昨天早一个小时，所以下午5时30分便到了星星峡。星星峡是新疆的东大门，到了这儿就算进了新疆。同志们一听说已经进入新疆地界，也顾不上三天来的旅途疲劳，兴奋地站在车上翘首张望。这里有一个兵站，营房较多，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前两年建的。这次再用不着露宿，所有部队都住进了暖暖和和的房子。
  刚一下车，团部就召开了会议。杜一波同志在安西得了急性肠炎，只好留在原地。会议由马洪山政委主持，他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进入了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很有必要再对部队进行一次遵守民族政策的教育。要请人给大家讲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另外，刚接到军部的电报，说哈密一带有国民党的残匪活动，部队在行军途中要做好战斗准备”。研究了具体方案后，我们几个团干部分头着手工作。我负责对部队进行遵守民族政策的教育，就找了二大队一个姓寇的回族战士，向他请教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草拟了讲话提纲：1.穆斯林禁猪，不要在少数民族老乡前说到猪。2.要注意水井，水渠，涝坝旁边的卫生，不能在水井、水渠旁洗脸或洗衣服。3.不要进入清真寺。4.不要随便与少数民族妇女说话。5.讲话要和气，要注意礼貌。
  晚饭后，部队集合在兵站的操场前。先由马政委做战斗动员，然后由我讲民族政策和注意事项。大家听得很认真，不少人还拿出小本做了记录。散会后，各大队分别清点和擦拭武器装备。我去二大队检查准备情况，一进营房，正碰到大队长苟成富同志在煤油灯下擦自己的手枪，他风趣地说：“我问过这个兵站的刘站长，他说这一带的土匪都是些蠢驴。咱们的先头部队战车营经过一个山沟时，从两边山坡上冲下来几十个骑马的土匪，他们看见咱们的装甲车，还以为是一种什么牲畜，甩出绳子套住炮塔就往后拉。有的还用刀砍，砍得钢板噹噹响。正当他们使牛劲时，咱们的机枪一响，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一溜烟就往山里窜，跑得比兔子还快。不过，他们骑马的技术可是没说的，能够钻到马肚子底下掉不下来”。一席话笑得大家前仰后合。笑声停止后，老苟又正色说：“可是我们不能轻敌，这些土匪都是些亡命徒，杀人放火，无恶不做，冲杀起来真不要命。还是用得着毛主席说的那句话，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我望着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不禁赞许地点点头。
  1950年1月10日 于哈密
  我们今天到达哈密。一路上没有碰到土匪的骚扰。哈密这座小城，居民中维吾尔人占多数。我们的汽车驶进街道时，维吾尔族老乡都聚集在两旁看热闹，有的还热情地向我们招手。他们穿的衣服在我们看来就象戏装，特别是女孩子，头上戴着小花帽，梳着许多小辫子，身上的衣服红绿相间，色泽很鲜艳。街道两旁是集市，商贩们起劲地叫卖着各种货物。马路上的浮土特别厚，为了不扬起很大的灰尘，扰乱赶集的人，前导车向后发出指令：减速行驶。我们的车队缓缓地穿过街道。
  到了驻地，十六师政委关盛志同志专门来迎接我们。关政委和我们一一握手，连声说：“你们辛苦了。”我摸了摸清瘦的脸颊笑着说：“不辛苦，不过是让风把脸吹黑了点”。大家都笑了。
  由于营房不够用，一部分人不得不借住在老乡家里。我和团部警卫排的同志被分配住在一位叫玉素甫的维吾尔族老乡家里。玉素甫大约三十几岁，中等身材，黛黑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他特意到驻地来接我们去他家。到了小院门口，他推开门，客气地站在一旁，把手放在胸前，用流利的汉语说：“解放军同志，请！”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一边是牲畜棚，养着一头牛和一头毛驴。另一边用树枝搭着一个架子，他指着对我们说这是葡萄架。我好奇地问他怎么看不见葡萄树，他说冬季葡萄树都要埋入地下。真希罕，树还能埋进土里，我这是头一回听说。一进门，靠一面墙整个是土炕。炕上铺着毡子，收拾得很干净。一位维吾尔妇女正往土炕旁的炉子里添柴禾，不用说这是女主人了。她向我们笑了笑，匆匆走了出去。玉素甫让我们上炕去坐，我们脱了鞋子上到炕上。玉素甫又搬来一个小炕桌摆在中间。勤快的主妇撩开门帘走进来，端来一摞碗和一个大茶壶。玉素甫把每个碗都斟满了茶，双手端到我们每个人面前，连声说：“请喝茶”。我说了声谢谢，把茶碗又放在小桌上。警卫排的战士们看我不喝，谁也不敢喝。玉素甫有些迷惑不解，再三相劝。我指了指自己的嘴，又指了指茶碗说：“这样清真吗？”玉素甫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解放军和我们是一家人。自家人一起喝茶，胡达是不怪罪的”。我也猛然想起我的风俗顾问小寇曾说过如果维族同志请你吃、喝，你尽管去吃、喝，否则他们会认为你瞧不起他。于是我端起碗喝了一口茶，战士们也立即效仿。也可能是水好的缘故，茶煮得很香，喝一碗，一天旅途的疲劳就消了一大半。接着，和蔼的主妇又把一个布包放在桌子上。玉素甫打开布包，我们看到这是一摞白面做的类似烤饼一样的食物。玉素甫说：“这是我们维吾尔族人的馕，请同志们尝尝”。盛情难却，我们每人都尝了一块，微带点咸，可真香。门口，几个小孩子天真地望着我们笑。我问：“这是你的孩子？”玉素甫答：“是的，共有四个。”我向孩子们招招手，请他们进来。他们怯生生地往后缩。我让警卫员小李从挎包里掏出一些花糖送给孩子们。我们边喝茶，边与玉素甫聊天。玉素甫对我们说，他是个赶牛车的，以前住的是个烂柴棚，夏不遮雨，冬不挡风。哈密解放后镇管会给他分了这套房子。他真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我说：“不用谢，我们共产党就是让所有的穷人都过好日子的。”战士们也向玉素甫问这问那。玉素甫去过很多地方，他说他东到兰州，西到过伊宁，走遍了大半个新疆。我们又向他问了有关新疆各地的风土人情。交谈中，我感到维吾尔族兄弟是那么朴实，诚恳，热情，好客。
  在暖烘烘的土炕上，在兄弟般的情谊中，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1950年1月11日 于哈密
  今天上午召开了团党委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部队乘飞机问题。彭德怀司令员和野司其他首长早就指示，这次空运对于我们人民解放军来说是“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对全国乃至对全世界都有一定的影响，一定要胜利完成这次空运任务，做到绝对安全。部队的同志们对坐飞机感到很新鲜，有的人还耽心身体不适应，会头晕、呕吐等。会议决定，要把搞好这次空运做为一次战斗任务来认真完成。事前要做好思想动员工作，消除不必要的顾虑。根据前几批空运的经验，定了几条：
  1.每20人编成一组，乘一架飞机。每个人要轻装，除小行李和轻武器外，一切大行李和辎重留下由汽车拉运。2.上下飞机要有秩序，部队要提前到达机场周围的指定地点。3.携带的枪支弹药要绝对保险，枪膛内不准压子弹。4.在飞机上严禁吸烟点火，一切要服从飞机驾驶员的安排。师政委关盛志参加了会议，他笑呵呵地对大家说：“咱们这些在陕北山沟里爬惯了的人，坐飞机真算是土包子开洋荤。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飞机的马达声音太大，最好事先把耳朵塞点棉花”。听了关政委的经验之谈，大家也都放心了。
  下午，为了保证第二天能有秩序地上飞机，团部和军直属队组织连以上千部分乘两辆卡车前往机场实地观察。机场离哈密城不远，当我们乘坐的卡车过了一座小桥转弯时，由于司机拐得急，弯道又有一定的坡度，卡车突然翻了，我们都从车上掀下来。真是万幸，除了一个同志的脚被车箱板压伤外，其他人只是擦破点皮肉。我冲着那个刚刚从驾驶室里爬出来的年轻司机狠狠地发了顿脾气。这个小伙子是酒泉过来的解放兵，他低着头，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眼睛里闪动着惶恐的神色。我余怒未消，高声嚷道：“想办法把汽车?起来，回去再找你算账”。由于急着要去勘察场地，大家也顾不上埋怨，拍了拍身上的土，把受了伤的同志送回去包扎，其余只好步行去机场。到了机场，大家把翻车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认真地投入了工作。我在几个参谋的协助下，给每个营、连干部安排了他们的集合场地，进入机场的路线，重申各部队必须在明天上午10点以前准时到达机场。哈密的机场不大，跑道上一次只能供一架飞机起降。停机坪上停着几架正在检修的飞机。大家从来没有离这么近的看飞机，于是凑到飞机旁边仔细地端详着这庞然大物，议论起这铁家伙为什么能象鸟一样地飞。有的人的解释荒诞离奇，谁也说不清其中的道理，只是引起阵阵笑语。
  1950年1月12日 补记于迪化市水磨沟
  所有部队包括军直属队都按预定时间到达哈密机场，各自集中在指定地点，秩序井然。10时半左右，天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出现了第一架银灰色的飞机。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几圈后，平稳降落。接着又相继飞来5架，逐次安全降落，整齐地停在停机坪上。
  马洪山政委是总指挥，我和李静轩、苟成富、靳保全等几位同志是副总指挥，与作训股的几个参谋负责具体的登机安排。我们走到飞机旁边，这是苏联制造的双引擎运输机。机身上印着一颗红星，那是苏军的军徽。四位身穿皮制服的苏军飞行员站在飞机边。我们走上去向他们敬礼并握手，他们也很有礼貌地给我们还礼。我们向他们说：“感谢斯大林元帅、苏联人民、苏联红军对我们的支援”。他们似乎听懂了我们的意思，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可能是些客气话。机场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天总共有十七架运输机轮番接运我们，估计所有人员运完需要两天时间。
  按照先后顺序，我们把军直属队先送上了飞机。下午，主要是一大队。次日再运二大队、三大队和直属队的部分干部。马洪山同志让我随着一大队先走。
  下午两点左右，我和一大队的一个编组登上飞机。这种运输机在机舱两旁各有一条长凳子，中间是木质的舱板。我们二十个人分坐在两旁，把行李整齐地堆放在中间。由于穿着棉衣，身上还背着武器、挎包等，显得有些拥挤。在每个人的头顶上还有一根帆布带子，机上协助工作的我方人员说这是安全带，让我们在飞机起、降时紧紧抓住这些带子。靠近驾驶室的两侧各有一个圆形的小窗口。我就坐在窗口边，想看看天上的景色。一切准备好了，关好舱门，飞机的发动机启动了，声音的确不小，震耳欲聋。马达轰鸣了一阵，飞机便随着信号员手中的小旗，缓缓地驶进跑道。瞬间，我感到五脏六腑有一种下坠的感觉，从窗口里一瞧，飞机已离开地面。地面上的人、建筑物，一切东西都在迅速变小。不到5分钟，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飞机已在1200公尺的上空。我扒在窗口向下看，只见村庄的树木象一束束枯草，周围的田地象方方正正的豆腐干。一个多小时后，窗口的朵朵白云下面出现了巍峨的雪山。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就是著名的天山。我凝神望着天山那亮晶晶的雪峰，那青灰色的坚硬的岩石，多么雄伟，多么有气魄。此时，我浮想连翩，三年前我们还凭着双脚板跋涉在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今天却乘着飞机飞临万山之上，真是天地之别。这个变化也说明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日益强大。
  飞机飞行了两小时零十分，降落在迪化市西郊小地窝堡旁边的“欧亚”飞机场。走下飞机，军部派来接我们的同志告诉我说，由于汽油短缺，不能派汽车接大家，从机场雇了两辆汽车托运行李，同志们只好辛苦，步行去驻地。驻地水磨沟离机场有30多里路。战士们士气高昂，30多里路，对我们这些久经行军锻炼的人如同漫步。等到其它几架飞机降落后，我们一百多人整队向驻地进发。迪化市刚下过一场雪，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一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很难走。到了水磨沟，天已经黑了。
  1950年1月13日 于迪化市水磨沟营房
  水磨沟是个景色秀丽的地方。山边有几眼喷涌的清泉，清澈的泉水汇成一条小河，蒸腾着雾气，顺着积雪的山谷奔流而下。河两边古木参天，上游连着有几座磨坊，湍急的水流冲击着大木轮吱呀呀地不停地旋转。水磨沟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上午，我们到这里一处远近闻名的温泉洗了个澡，感到浑身轻快。午饭前，军首长罗元发、张贤约、程悦长、陈海涵、谢正浩乘两辆吉普车专程来看望大家。团长杜一波也同车到来。几个月不见，感到格外亲热，首长们握住我们的手亲切问候大家。我用拳头擂了插杜团长的胸口说：“你没死在安西，身体还这么结实，倒比我们走得快”。老杜笑着说：“哪能去死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嘛。我是从洒泉直飞迪化的，这叫后来者居上。”
  我们向军首长简要地汇报了路途中的情况和部队的思想情况，首长们感到很满意。罗军长说：“中央军委、彭总表扬了我们这次空运行动。王震同志也让我代他向大家问好。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共空运兵员12500名，这在我军历史上是一次创举”。张贤约政委接着说：“新疆刚和平解放，局势很复杂，美蒋特务活动猖狂，叛乱时有发生。要提醒部队加强戒备，千万不能有和平麻痹思想。你们一路上辛苦了，这两天可以休息休息，还有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你们。”
  下午，我们乘汽车进了趟城。迪化市被国民党折磨得破破烂烂，没有一条象样的马路。除了闹市区大、小十字一带有一段柏油路外，其余都是石子路。路上的积雪被来往车辆碾得很结实，汽车经常打滑，所以后轮上要拴铁链子。街上还蛮热闹，来往的人熙熙攘攘，街道上除了跑着各式各样的汽车外，还有一种出租的俄国式马车，又称“三套车”。我们逛了逛商店，买了些日用品。店里的职员看见我们这些穿军装的都笑容满面，主动地打招呼。在大十字附近有几幢很洋气的楼房，据说是过去盛世才盖的“督办公署”，以后又是国民党新疆省的军、政首脑所在地。现在，我们党的新疆分局和一兵团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大门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还有一栋漂亮的大楼，是过去的伪中央银行新疆分行。过了南门，就是商贩、百工混杂的集市。走过一处铁匠铺，我看见两个身强力壮的维吾尔族工人在熊熊的炉火前打铁。他们中的一个用大号钳子从炉中夹出一块足有十几斤重的通红的铁块放在砧子上锻打，大锤小锤有节奏地交替落下，铿锵有声。不到几分钟，他们已是满头大汗，铁块也成形了。当他们抬头看见我们时，立刻和蔼地走过来，翘起大姆指连声说：“解放军，亚克西！”从这些纯朴的维吾尔族工人身上，我又一次感受到一种崭新的民族关系。
  我们又乘车来到西大桥，这是一座木质的大桥，桥下是遍布着卵石的干河滩。桥的一边，有一座气势宏伟的山崖，人称红山。山顶还有一座玲珑的青砖塔。桥的另一头有一片长满树的园子，这是迪化市唯一的公园。
  我们六军军部设在西边的老满城，还有好几里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去，乘车返回了水磨沟。
  1950年1月21日 于迪化水磨沟
  前天去军部开了个生产动员大会。六军军部设在迪化市西北郊的老满城。这是过去清代屯驻军队的地方，又称巩宁城。因为八旗兵多是满族人，所以当地人称之为“满城”。城池呈正方形，古城墙保存得很完整，四个方向都有城门。正东是一座青砖砌的大门。门首上方隐约可见“承曦门”三个大字，旁边还刻有满文。古城墙中段，每相距百步有一个凸出来的小炮台。四角有角楼遗址。进了东门，一直向西行两里多路，就到了军部。
  会议在军部礼堂举行。首先是罗军长代表军党委讲了大生产的意义。他说我们解放军是战斗队、工作队、又是生产队，我们在延安的南泥湾、金盆湾搞过大生产，是有经验的。我们除了要完成剿匪肃特，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外，还要努力发展生产，力争在今年做到粮食、蔬菜、燃料、肉类的大部分自给，以减轻国家负担。接着，军政治部主任魏治明代表军生产委员会给各部队下达了具体任务。在迪化的部队，冬季主要是修建和平渠和红雁池水库。
  回到团部后，当晚我们就召开了团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贯彻落实上级分配的拉运料石的任务。20日上午，团党委对全团做了动员。杜团长要求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这一新任务中。散会后，要求全团务必在当天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同志们闻风而动，领来木料后自制爬犁，又是锯又是钉，干得很欢。晚上，我们几个团干部分头检查了各大队的准备情况，保证全团人马第二天一早就能进入工地。
  一清早，我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拉着爬犁整队出发了。昨天刚到达的三大队部分同志，也在靳保全同志的带领下，不顾疲劳积极加入了拉石头的行列。从水磨沟到迪化市南端的三甬碑，大约有30里路。在路上，我们碰到了王震司令员和罗元发、张贤约、饶正锡等首长。他们拉着片石已往回走了。首长们关切地鼓励我们说：“你们路程远，来的比我们晚，比我们辛苦，不过只要加油，会赶上我们的”。大家看到首长带头参加劳动，干劲更大了，步伐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大约在中午一点左右，我们到达三甬碑的采石场。早上吃的饭早就消耗光了。我们从挎包里掏出冻得硬梆梆的馒头，从供水点要了点开水，把馒头掰碎放在缸子里泡开，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稍事休息后，就开始往爬犁上装片石。下午3点，大家拉着装得满当当的爬犁陆续出发了。有个战士，是一大队的，叫王立民。他做的爬犁足有一辆小驴车那么大，装的石板是其他人的3倍。我望着这位膀大腰圆的战士说：“小王，你拉这么多，能拉得动？当心累坏了身体。”他憨厚地笑了笑，拍了拍宽大的胸脯说：“首长，你看我壮得象头牛，还能累坏！”说完，拉起爬犁就向前走去，雪地里留下两条深深的辙印。上坡时，我看他脱去了棉衣棉帽，弯着腰，全身冒着热腾腾的汗气，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滴下来。他肩膀和爬犁之间的麻绳绷得很紧，几乎要断了。当我授意警卫班的小刘跑过去帮他一把时，他还倔犟地大叫：“走开！走开！”参加拉石头的女同志也不甘示弱，她们拉的和男同志几乎一样多，一路上你追我赶，笑语不绝。
  街道两旁，各族群众都出来看我们拉石头。沿途，群众自发地给战士们端茶送水。当我从一位白发苍苍的维吾尔族老大娘手中接过一碗滚烫的热茶时，连声道谢。那位老大娘也用维语说了些什么，旁边一位懂维语的小伙子给我翻译说：“她说她活了七十多岁，第一次见到象你们这么好的兵。还是共产党好，解放军好啊！”顿时，我感到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
  当我们把石板拉到修渠工地时，已是下午9点多钟。我望着堆积如山的石板，心里充满了感慨和喜悦。因为这是我和我的战友们进入新疆后为造福于行族人民所做的第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