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单车直驱阿克苏
  1949年，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挥下，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国大陆即将完全解放。由于我党和平政策的感召，以原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和原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为首的新疆军政当局先后于9月25日、26日通电起义。竭诚接受毛泽东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从此，新疆遂告和平解放。
  但是，还在酝酿和进行和平解放新疆谈判的时候，新疆内部的各种反动势力就秘密勾结，阴谋作困兽之斗了。新疆境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和极少数反动封建头目作垂死挣扎，妄想把新疆从伟大祖国的怀抱中分裂出去。他们企图趁我人民解放军尚未进疆之际，发动反革命叛乱，破坏和平解放新疆。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为了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为了实现全国和平统一，为了保卫和平解放新疆的胜利成果，为了迅速安定新疆的动乱局势，为了400万新疆各族人民免遭涂炭，彭总和野政甘泗淇主任专程到酒泉下达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由王震司令员率第一兵团二、六两军火速进军新疆。并向部队做了进军新疆的政治动员，对执行民族政策及对起义部队政策也做了重要指示；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还着重指出：进军新疆基本上是和平进军，但仍必须提高警惕，绝不能放松战斗准备。最后号召指战员奋勇前进，完成进军新疆、解放全西北的伟大任务！
  正当我大军奋勇西进的时候，隐藏在新疆起义部队中的美蒋特务分子，策动驻防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轮台、库车等地部分驻军，制造事端，发动暴乱，烧杀抢劫，奸淫妇女，残害人民。其中尤以轮台最为惨烈。30余人被杀死，伤残百余人。从10月5日到28日，整整烧杀抢劫了23天。敌人垂死前的疯狂挣扎，更加重了我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紧迫性。
  由郭鹏军长，王恩茂政委率领的二军的任务是进驻南疆。进军的部署是：以四师、军指及五师主力、军直及六师主力为顺序，以汽车往返倒运，梯次前进。四师则以十二团及师属山炮连为前卫团。当时，我任四师副参谋长。在我们部队的传统中，长期以来形成一个惯例：凡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时，一般都是由上一级的副职随前卫部队一起行动，为的是及时了解情况，处理紧急问题。因而，我这个师副参谋长理所当然要与前卫部队一起行动。师的主要任务是：克服一切困难，不怕一切牺牲，扫清进军障碍，占领南疆各重要城镇，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插向昆仑山巅！
  我们在酒泉对部队进行了短暂的乘车训练，学习了通过戈壁沙漠与严寒作斗争的行军知识，发放了冬装，准备了9天的生熟口粮，8天的油盐，每人3—4斤牛肉于及部分柴火。于10月10日揭开了进军的序幕。
  出发时，仅有刚刚接收的美制大道奇、杰姆西、雪佛莱等各式型号的400多辆汽车，由于这些车辆太破旧，每次往返倒运都损坏很多，而保养修理又缺乏零件材料。当部队进抵哈密，光靠汽车完成运兵的任务就更困难了，特别是当我们于10月22日开进焉耆时，能动的车辆更所剩无几。时值隆冬，部队缺鞋子和帐篷，步行穿越浩瀚戈壁困难重重，但是为了早日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南疆各族人民，经兵团和军首长批准，决定部队徒步向南疆挺进！
  从乘车转为步行后，全体指战员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充分发扬了我军两条腿赛过汽车轮子的铁脚板作风，以每日120里，最高达180里的速度迅速西进。
  当我们进抵拜城，正准备继续西进时，得到了驻阿克苏的国民党六十五旅在阿克苏东郊卡坡儿地区修筑工事，准备搞军事演习的消息。
  阿克苏，在历史上就是南疆的重镇。它东距焉耆596公里，西至喀什471公里，可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沿和田河古道直通和田，也可沿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西岸进至巴楚、麦盖提迂回喀什，直插莎车、叶城，指向和田。是扼南北疆交通咽喉的军事战略要地，又是盛产香稻米的粮仓。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是新疆的重要行政区之一，全区人口约70万。历代均派重兵驻守。当时驻军是已经起义的国民党六十五旅。该旅旅长李祖唐是胡宗南的嫡系和亲信。1949年春，当我西北野战军相继解放西安、宝鸡、天水等军事要地向兰州逼近时，新疆警备总部在迪化召开师、旅长军事会议，李祖唐在会上曾叫嚣：要为“效忠党国”而战。8月，李祖唐又以库阿守备司令的名义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布置加强城防，积极备战。9月初，原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胡子平，带领一批特务分子，经南疆逃往印度时，曾给他留下电台、密码和报务员。他利用这部电台曾与蒋介石、胡宗南密通消息。当胡宗南获悉陶峙岳决定起义后，大为震怒，急电李祖唐等阻止起义，固守南疆，还应允给予空援，万一失败，就撤退到印度。李祖唐如奉“圣旨”坚决照办。立即派他的亲信，勘查通往印度国境线沿途实况，以备急用。因此，在9月30日，当马呈祥、叶成、罗恕人、钟祖荫等一伙，逃往印度途经阿克苏时，曾被李祖唐留阻，并在六十五旅旅部密谋三次，决计让马、叶、罗、钟化装秘密潜回原部队，把人马拉到南疆，凭借铁门关天险，阻止我二军进驻南疆，妄想替蒋介石保住大半个新疆。后来，由于我军进军神速，这个阴谋很快破产了。
  李祖唐迫于形势，虽然也曾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但他骨子里是十分反动的。9月25日，陶峙岳将军力排干扰，通电宣布和平起义后，26日，李祖唐召集所属部队军官宣读和平起义电文时，边读边哭，大骂陶峙岳说：“我们国民党在新疆有十万大军，兵力雄厚，又有星星峡、铁门关天险，难道不能与共产党拚一下吗？而陶峙岳不打一枪，不发一弹，拱起双手就把新疆的大好河山奉送给共产党，真是一个叛党投敌的大叛徒！”后李祖唐要求与会人员“严守秘密，封锁消息”，暂缓宣布起义。
  尽管李祖唐采取了严密措施，封锁消息，但新疆和平起义的消息却不胫而走，没几天，已为众所周知。阿克苏工商会为了热烈庆祝新疆和平起义，自制了一些五星红旗，准备发给各商店悬挂。事为李祖唐侦悉，立即派人全部没收。并警告说：“未得本司令部的通知，不准任意悬挂。”后来，一直拖到10月10日在西门外广场，庆祝国民党的“双十国庆节”时，李祖唐才当众宣布新疆和平起义，并被迫不得不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降下。此举，他如丧考妣，曾自在密室大哭三日不止。
  尽管和平起义已成事实，李祖唐仍不甘心失败。他除了南下北上，东窜西跳，在起义部队中散布疑惧情绪，唆使制造骚乱外，现在又企图以搞军事演习为名，妄想挑起事端，破坏和平解放新疆的胜利成果，这是不能不认真对待的。
  11月7日，在拜城，我师党委立即开会研究行动方案。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估计，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李祖唐色厉内荏，虚张声势；二是狗急跳墙，孤注一掷，打一下然后向西逃窜。根据当时的态势，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我们前卫师都得立足于打，必须做好打的一切准备。
  根据当时的情况，以武力拿下阿克苏，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别说李祖唐还不到一个旅的兵力，就连他的主子胡宗南的装备优良的几十万大军，不是也被我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吗？问题是一旦打起来，城镇必定受损失，人民必然遭涂炭，而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必然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师党委会上，我把到拜城接触六十五旅一九三团的印象和摸到的情况汇报之后，建议由我带作战、侦察、通信参谋及必要的侦通班，配一部电台，先行向阿克苏开进并摸清沿途情况。杨秀山政委兼师长首先考虑的是我的安全问题。他的考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在进军中，就在我们前卫团开进鄯善几小时前，正当县长司马义亲自往墙上张贴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标语的时候，竟突然发生了被驻该县的六十五旅一九四团三营营长丁少斋和副营长陈明开枪打死的严重事件。鄯善事件又恰恰是在李祖唐“巡视”之后。看来，这决不是偶然发生的。
  于是，我再一次表示：“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何况我已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他李祖唐已是穷途末路，不能不考虑一点后果吧！进疆以来，从接触到的起义部队的情况看来，绝大多数官兵是拥护和平起义的，反对的死硬分子仅占极少数。我想阿克苏的起义部队也不会例外。即使李祖唐作垂死挣扎，挑起战争，我有久经战斗洗礼的20几名勇士，足能与他周旋一阵子。一旦真的打起来，这也正好彻底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我们也起到了侦察作用。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之后，师党委将我提出的由我带一个小分队先行去阿克苏的意见报告军指。军指立即回电批示：除不带电台外，同意师党委的决定。同时命令前卫部队行进时，要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一支由作战、侦察、通信参谋和侦察班临时组建的先遣小分队很快组成了。正在这时，师民运科的同志风风火火、喜滋滋地跑来向我报告：他们动员了一辆经常跑南疆的私人商车运送我们去阿克苏。商车司机姓马，是位回族人，约四十多岁，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再一看他的汽车是一辆在当时算是最新的大道奇，这于我们简直是如虎添翼啊！
  11月8日，趁天还未亮，我一行20几人就起程了。新汽车，老司机，路况又熟悉，开得又稳又快，我不觉陷入沉思..
  从我看了军指的批复，接受了师首长的交待，在组织先遣人员工作过程中，我心里总在反复琢磨“不带电台”四个字的含义，联想到师首长的慎重，这无疑都在敲着警钟，要我提高警惕，加强敌情观念，万万不能麻痹大意。
  因此，当快速行车50多公里到达察尔齐进入山区时，我就告诉司机老马缓速前进，将先遣小分队编为三个战斗小组，按正前方，左右两侧三个方向，分工负责仔细观察。特别是在沿公路线的喀喇玉尔滚河（即大沙河）以东那段山峰与山涧之间的下坡路行进时，用了很长时间，迫近观察，搜索前进。过了大沙河，快到喀喇玉尔滚时，孤零零地出现了几户人家。地形开阔，一望无际，我们才开始快速行驶。过了扎木台不远，接近卡坡儿，出现了一片墓地，并发现一些零星的工事。停车后，迅即占领一制高点，把工事仔细观察了一番。从军事眼光来看，工事修得很不成样子。仅以此判断，李祖唐他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于是，我们直向阿克苏城驶去。
  当时，我们的行动还是保密的，原想给李祖唐来一个出其不意。但李祖唐毕竟老奸巨滑，他早已在沿线设置了耳目。当我们车过温宿，抵近阿克苏县城时，老远就发现在公路边设置的一座“接官亭”。我一看这阵势，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看来李祖唐还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据闻此人诡计多端，他是否又搞什么鬼名堂？我们自然不能掉以轻心。出于礼节，在离
  “接官亭”约1公里处，我们停车，整顿了一下军容风纪，然后登车徐徐前进。先遣小分队，都是专门挑选的机警、干练的参谋、战士所组成，我还是叮嘱了一句“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一切看眼色行事。”
  汽车行至“接官亭”约百米处，就见从“接官亭”走出一伙人，肃立于公路旁。我们即下车两路行进。领头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头缠雪白色莱，身穿袷袢，足蹬长靴，满脸长胡子的矮胖子，经介绍，得知是阿克苏行政公署专员兼阿克苏地区保安司令色义提，维吾尔人。接着是六十五旅副旅长高戍光，副专员俞君义和一些国民党军官，工商会代表等20余人。而李祖唐却未露面。看来，他是有意摆出一副“帅不离位”的官架子。
  进“接官亭”稍事休息后，即驱车进城。车队径直开进专员公署。
  安顿停当，我立即派侦察参谋借机将专署内部以及专署周围的地形巡察了一番。看来让我们进驻专员公署，这是精心安排的。从地理形势上是被六十五旅和警察局包围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李祖唐的监视之中。专员公署墙高院深，大门口除挂有专员公署的牌子外，还挂着保安司令部的大牌子，并加派警卫把守，美其名日出于安全需要，实则完全是企图隔离我们与外界人民群众的接触。只要我们一走动，也不知道是从哪儿钻出来的那么一伙子人，立即前簇后拥地跟着我们。其中，最显眼的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汉语，一笑露出两颗大金牙的叫枣尔汗的女人。刚才还是维吾尔妇女装束，一会儿又是旗袍打扮。一打听，此人原是阿克苏警察局副局长左敏的老婆，是个长期在国民党官场上施展手腕的政治交际花，当过伪“国大代表”。我们巧妙地冲破这个包围圈，甩掉这些纠缠不休的讨厌人物，拜会和走访了一些开明人士，宗教上层人士和人民群众。并在专署的大门口，增设了我们的哨兵，规定：凡有人找我军者，一律放行，不准阻拦、刁难与扣留。这样就保证了我们与外界各阶层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接触。同时，也保证了我们及时了解与掌握阿克苏的情况与动态。
  我们到阿克苏的第二天，当地军政当局的头面人物纷纷前来和我们见面。这时，李祖唐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满以为我一到阿克苏，必定会首先主动去拜会他的。可是，我早已摸透了这种人的心理，你不是要摆那个“帅不离位”的臭架子吗？我就偏不买你的帐，而且还要把你从那个“帅位”上调下来。果然，就在我们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李祖唐却象热锅上的蚂蚁窜来窜去不知所措，最后，他不得不离开“帅位”放下臭架子，主动前来会我。并邀请我到旅部，“备以薄酒”为我“接风洗尘”。
  我如约赴宴。参加家宴的除李祖唐、高戍光等军官外，还有他们的夫人。寒喧了几句之后，李祖唐马上挺直了腰板，举起酒杯，郑重其事地说：“为了表示敝旅全体官兵对贵军的热忱欢迎，略尽地主之谊，特在东郊准备搞一次军事演习，届时务请贵师杨师长和各位长官光临校阅指导！”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和这些人物打交道，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在关键场合，小人得势愈猖狂，必须压他一下。于是，我也举起酒杯，不软不硬地给了两句：“不成问题，届时一定奉陪！”说完我想，我们是胜利之师，姿态要高一点，尽管他不仁不义，我们还是要做到仁至义尽，把事给他挑明，把话给他点透。于是，我义正辞严地告诉他：“我们对起义部队的政策，想必你是很清楚的。你是一旅之长，要对全旅的官兵负责，你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考虑后果！”他一听，转了一下眼珠，连连点头称是避开话头。第一次交锋，又是在酒席桌上，有虚有实，李祖唐葫芦里倒底卖的是什么药，还需进一步摸清。
  和平起义通电宣布后，我军尚未进疆。根据10月6日酒泉彭、陶会谈决定，新疆各地的地方治安仍由原国民党驻防部队维持。阿克苏地区与全疆各地一样，仍由原驻防的六十五旅负责。李祖唐乘机大肆造谣说：“解放军将来入疆，只驻省府和北疆，不到南疆，阿克苏地区仍由六十五旅驻防。”以此压制拥护起义的官兵和各族人民群众，煽动其心腹爪牙继续为他卖命。当我率领先遣小分队先期到达后，虽然可起到破除其谣言的作用，但毕竟大军未到，城防尚未接管，一切大权仍在李祖唐手中，军心，民心仍然惶惶不可终日。六十五旅所属的少数部队虽然不敢闹大乱子，但也有的乘机胡作非为。于是，我立即派参谋带人乘车连夜返回拜城向师领导汇报阿克苏的局势，并建议部队按计划立即迅速向阿克苏开进。同时，派人把李祖唐约来，严肃地向他晓以利害，要他严加整饬约束部队，以免发生事端，否则，一切后果要由他负责。李祖唐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总是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只说两个字：“照办！照办！”
  可是，闹事的蛛丝马迹仍时有发现。我几次派人去约李祖唐面谈，他都没来，说不在旅部。我顿时觉得蹊跷可疑，就亲自闯进六十五旅旅部探个究竟。果然，李祖唐不在旅部。出面接待的是副旅长高戍光，一问，原来李祖唐已西去喀什，说是去办理“紧急公事。”
  高戍光虽身为副旅长，但主不了六十五旅的事，一切都得由李祖唐点头说了算，因此二人有些成见。在对待新疆和平起义、保持阿克苏城防部队稳定和维持地方治安方面，高戍光表现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因此，我除了与他通报情况，指出一些闹事的苗头和不稳定的因素外，要求他根据新疆和平起义通电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的精神以及陶峙岳将军的《告全疆国民党部队全体官兵书》，履行他副旅长的职责。他答应立即传令调集各营营长来旅部开会。我当即予以制止。要求他亲自到所属部队去巡视、督察。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任意调主官离开部队的做法是不妥当的，那怕是短暂的时间，而事件的发生往往就在那一瞬间。高戍光好象领会了我的意图，改变了他的主张，同意我的意见，马上到部队去，并保证在他所管辖的部队中不发生问题。但同时又谈到对隶属专员公署管辖的保安部队和武装警察部队是难以控制的。对此，他流露出为难情绪。
  我知道，高戍光所谈确是事实。因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政以至军队与军队之间，历来都是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各自为政的。但是，当时我不能松一点口。因为，在我军尚未开到之前，阿克苏地区的地方治安和边境安全，主要还得靠六十五旅来维持。因此，为了加重他的责任感，我严肃地提醒他：当部队主官不在位的时候，如果出了乱子，你这个副职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回到专署，我正想把专员色义提请来，不料他径自跟脚闯了进来。
  色义提是原六十五旅旅长侯声捧上台的。他原是库车的一个大毛拉，宗教上享有特权，在库、沙、新、拜东四县很有一些影响。出于对民族宗教人士的尊重，我以礼相让。色义提一进门就说，为了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他已准备了多少慰劳品等等。
  自我军进疆以来，各族各界的人民群众出于对我党我军的欢迎与热爱，曾自发地筹集物品慰问我军。但同时也发现有的起义部队和地方官吏以慰劳人民解放军为名，大肆派捐派款，敲榨勒索，借以搜刮民财，搞得怨声载道。我军为了减轻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加强民族团结与军民关系，同时也是为了防止暗藏的敌人乘机破坏我人民解放军的声誉，所以，每到一处，我们均明令禁止各乡各县以劳军为名向城乡人民群众征税派款。对各族各界人民群众自发筹集送来的慰问品，我们也都说明原委，婉言谢绝。实在退不掉的慰问品，我们就征得群众代表的同意，交给做善后工作的兄弟部队，以做救济灾民之用。不仅如此，我师还积极响应兵团和军党委发出的慰问救济沿途遭受洗劫的灾民的号召。自11月3日起，全师共捐出1万斤小麦，156块银元和一些衣物，共救济了106户、500余灾民。
  因此，当我们一到阿克苏，在走访中发现专署仍在搞这种活动时，我当即予以制止。只是还没来得及向色义提说明就是了。经他一提，我就耐着性子向他说明我军的主张，希望他能谅解。色义提反以劳军是各界民众自愿发起的活动，强词夺理，说我不能违背民意，迫我接受礼品。我不得已指出，其劳军是假，贪污是实，他却矢口否认。我把半尺多高的一大摞群众揭发的材料放在他面前说：“你看看吧！这全是老百姓揭发控告你的状子！”色义提一看这些以各种纸张用维吾尔文字写成的状子，顿时无言以对。
  他原以为，由于历代统治者长期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广大的维吾尔人民群众也必然会象不信任国民党军队一样不信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解放军，每到一地，就立即赢得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的信任与爱戴。我望着他那惊诧迷惑不解的神态，耐心地把全国即将完全解放的形势，和平解放新疆与我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伟大意义，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即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民族政策的全部精神，以及我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宗旨、性质与任务等等，一一向他作了详细阐述。最后，希望他协助我军维持好阿克苏地区的城乡治安。不知他是否全部听了进去，也不知他到底理解了多少。但是，自从这次谈话之后，他确实收敛了许多。
  经过紧张的短短几天的明察暗访以及与驻阿克苏的起义部队和各层人士的直接接触，虽然我已确信，阿克苏不会发生战争，或类似哈密、轮台那种大乱子，但是，这个驻阿克苏最高军事首脑李祖唐的突然“失踪”仍是我的一块心病。因此，我一方面派人了解李祖唐的行踪，另一方面，我们始终保持着内紧外松，百倍警惕，严密注视着阿克苏上上下下的一切细微动向和点滴社情，以防止黎明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就在我率领的先遣小分队进入阿克苏的第三天，派回拜城的参谋带领师的前卫部队开进了阿克苏，紧接着师部也于11月13日抵达。几天来，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进入南疆后的第一块最大的绿洲，盛产香稻米的粮仓一阿克苏，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李祖唐最后终因逆历史潮流而动，被人民所睡弃，遭到了应有的下场！
  初进喀什噶尔
  从阿克苏继续西进，我们师仍为军的前卫部队。根据兵团的部署，我们师随军驻防喀什。
  喀什，又名喀什噶尔，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汉代时为疏勒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它地处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脚下，位于我国最大的流动沙漠塔克拉玛于大沙漠西缘，海拔1335米，北通苏联吉尔吉斯大草原，西通中亚细亚，南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东经和田、若羌与阳关、玉门相连，扼中西交通之要冲，是古代丝绸之路极为重要的国际商旅站之一。
  喀什，又是南疆的首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新疆省的重要行政区。全区人口近一百万，约占当时新疆人口的四分之一，为新疆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又是新疆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的聚居地。喀什是南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中心。新疆最大的，闻名中外的艾提尕大清真寺就座落在喀什噶尔城中心的艾提尕广场。
  当时，喀什驻有国民党整编四十二师（由原四十二军整编），其中师部及一步兵团、一骑兵团驻疏勒县城（即汉城），整编骑兵第九旅（由原盛世才的骑兵师整编）驻疏附县城（即回城）。另设有南疆警备司令部于整编四十二师师部内，喀什警备司令部于整编骑九旅旅部内。
  当时，喀什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将领，与陶峙岳将军共同领导了新疆和平起义，为保持南疆安定尽了最大努力。当新疆和平起义前夕，在迪化，主战派与主和派进行激烈较量的斗争愈演愈烈、达到白热化程度的严峻时刻，以及和平起义通电后，各地先后发生骚乱的时候，喀什却没有发生大的动乱。
  10月初，国民党在新疆的主战派头目马呈祥、叶成、罗恕人、钟祖荫等，携带眷属和大量金银财物，来到逃亡印度的最后一站喀什。他们轮番向赵锡光诉说、“哭谏”，妄图劝赵锡光撕毁起义通电，陈兵铁门关，阻止我大军进入南疆。与此同时，地方反动豪绅、贪官污吏劫持了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我党领导的喀什专员乌买尔，向赵锡光施加压力。赵锡光均不为所动，并采取迅速果断措施，把乌买尔找了回来，维持了南疆和平起义的局势。
  根据以上情况，当准备向喀什开进时，我的心情要比从拜城出发时平稳得多了。可是，正当我们从阿克苏出发时，又传来一个消息：11月20日，驻哈密的国民党一七八旅五三三团（即纵火抢劫黄金的那个团）驻七角井的部队，以武力扣留我二军五师4辆运输物资的汽车及押车人员，并搭乘所劫持的汽车星夜赶回哈密，准备挟持旅部和全团举行叛变。这无疑是又给我们敲了一次警钟，提醒我们，不能有丝毫的麻痹思想，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不测。
  阿克苏至喀什是两天的路程。一路上还算顺利。一过阿图什，就陆续受到从喀什前来的各方人员的迎接。首先是南疆警备司令部赵锡光的代表和坐着一辆“羊毛车”前来的喀什专员乌买尔。接着是在八盘水磨迎候的苏联驻喀什领事馆领事，再往前走就是印、巴驻喀什领事馆的秘书等。
  苏联领事是一位约四十岁的身材高大的俄罗斯人。与我们交谈时，不用翻译。汉语虽然说得生硬，但用词恰当，表达准确，咬字还算清楚。在领事馆，他扼要地向吴子杰副师长和我介绍了喀什地区的一些情况。事后证明，他所介绍的情况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他特别介绍了赵锡光的一件事。那是在9月25日，以陶峙岳、赵锡光领衔发出和平起义通电后，赵锡光又密派副官王芬到苏联领事馆，通过领事馆的电台，经莫斯科转北平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封电报。电文内容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锡光今率领南疆二百万军民，正式宣布与广州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断绝一切来往，接受共产党领导并遵守八项二十四款和平条款。”当时，因为新疆与北平尚不能互通邮电，所以，赵锡光采取此策。在此之前，我们虽然已经获悉了这一情况，但仍然感谢他提供的一些细节。临走时，他向吴子杰副师长和我每人赠送了一册汉文精装本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一包红茶。
  接着，我们依次主动拜会了驻疏附的原喀什警备司令部、骑九旅、喀什专员公署和驻疏勒的原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南疆警备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将军。赵锡光偕夫人设便宴招待了我们。赵锡光的夫人蔡琳是一位通晓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开朗、善谈。在交谈中，她主动向我们介绍了赵锡光在签署了起义通电后，又单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电一事，是另有一番心意的。
  原来，当年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时，朱总司令是滇军中的旅长。当年，赵锡光曾是朱总司令的部下。事过二十年后，在抗日战争时期，赵锡光在国民党部队当师长，带领部队守卫一段黄河河防。那时，朱总司令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在视察黄河河防时，曾接见过赵锡光，并语重心长地勉励他要坚决抗日，为拯救中华民族而效力。到1949年，陶峙岳、赵锡光领衔率领国民党驻新疆部队于9月25日通电起义后，朱总司令对赵锡光弃暗投明的爱国义举，倍加赞扬。赵锡光得知后，深受感动，想不到事隔多年，朱总司令还记得他赵锡光。因此，赵锡光曾多次表示：“重华（赵的号）不死，必全心效力中华，效劳百姓，以报老旅长不忘之恩。”
  后来，他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任副司令员期间，在胃切除的情况下，仍坚持工作，直至最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于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自我们到达喀什后，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来看，在和平解放新疆的历史转折过程中，喀什虽然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乱，但是，纵观历史，喀什却又是一个动乱不安之地，并曾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最严重的地区。
  自19世纪以来，沙俄、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曾先后在喀什设立各种“洋行”、“银行”并发行纸币，控制南疆的经济贸易和金融。还多次派遣所谓的“游历官”、“考古队”、“探险队”、“传教士”等名义深入南疆各地，盗窃、劫掠大量珍贵文物，测绘地图，搜集情报，发展间谍组织，大搞颠覆分裂活动。
  19世纪60年代，正当新疆各地封建领主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互相倾轧、大动干戈的时候，由沙俄和英国豢养的走狗、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机勾结南疆的反动势力和民族败类，以喀什噶尔为基地发动叛乱。使南疆在其血腥统治下长达十年之久，祸及全疆，对新疆各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1933年，英帝国主义者又鼓动喀什的沙比提大毛拉，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把和加尼牙孜推举为“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总统”，而沙比提大毛拉则自任“国务总理”，通过英帝国主义聘请以马赫木提那得木为首的土耳其人当军事教官，接受英帝国主义的武器装备，并派遣代表到印度、阿富汗等国活动。这一伙民族败类，妄图把新疆从祖国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但是，这些败类及期子在各族人民的团结反击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从当时的实际来看，喀什也是异常复杂的。首先，南疆地处祖国的西陲边防线上。除中苏边界外，还有1千多公里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接壤，其中以与印、巴分占的克什米尔接壤线最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曾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吉尔吉特、斯喀吐等地建有军事基地，我国西北广大地区均在其飞行航程之内。英美还在坎巨提设有国际间谍活动中心，对我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当时，南疆各边卡的原国民党部队，虽已随整个新疆国民党部队起义，但内部情况十分复杂，很不稳定。由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与一些邻国尚未建交，他们对我国的态度还没有摆脱英美等国的传统影响。
  其次，随着我第一野战军相继解放西安、兰州及河西走廊，原西安、兰州、河西以及迪化（乌鲁木齐）等地的一批国民党特务流窜到南疆，除少数头目逃往印度等国外，很大一部分与南疆原有的特务分子勾结在一起，潜伏于各地，伺机进行破坏活动，梦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妄图卷土重来。
  再次，原新疆国民党部队虽已起义，但尚未整编，旧政权尚未改造，人民政权还未建立，广大农村的封建势力还很强大，不少地区仍保留着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主式的农奴制度，社会上的流氓、土匪、惯盗，也乘新旧交替之际大肆进行犯罪活动。加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构成了喀什地区极为特殊和复杂的局势。
  所以，当我军进驻喀什后，除继续完成解放全新疆的进军任务和进行整训、准备大生产外，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最迫切的头等任务，就是安定社会秩序。
  这对我们这一支久经战斗考验，习惯于战场上拼杀，而又刚刚脱离了战争环境的部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新的考验。
  为此，我四师一开进喀什，立即奉命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了喀什卫戍区，由师长杨秀山兼任卫戍区司令员。负责喀什地区的警卫与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
  我由于早到了几天，对喀什各方面的情况稍微了解的多一点，卫戍区的具体工作自然就落在了我这个副参谋长的身上。
  首先，我们接管了城防，组织了一支巡逻队维持社会治安。
  喀什地区在通电起义后，我军尚未到达之前，表面上看虽尚属平静，但人心很乱，特别是听到哈密等地发生的抢劫骚乱事件后，更是人心惶惶。所有商店均挂出“歇业启事”的牌子。街道上除原起义部队的巡逻队外，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影。有些机关，连做饭取暖的木柴也买不到。驻喀什的各领事馆，只好冒着风险，开上汽车到乡下亲自收购。
  所以，我军一到，立即组织人员张贴布告，宣传我党的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及其具体规定，动员各私人商店开市营业，并立即开放了每礼拜五的巴扎集市，于是，很快就恢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当时，由于我军刚到，语言不通，对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等还不太熟悉，所以在执勤的过程中，有时难免发生误会。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我们又很快按照老解放区组织民兵的方法，组织了一个“喀什市人民治安大队”协助我巡逻队维持社会治安。这些治安员，都是经过慎重了解，严格挑选，拥护我党我军，作风正派的穷苦维吾尔青壮年。经过简短的学习，即配属到各个巡逻队。开始，仅给每人发了一副执勤的红袖章，但他们觉得空手巡逻不够威风，希望能象解放军巡逻队战士一样，要求给每人发一支枪。当时，考虑到这些青年均未受过训练，不会使用，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就没有发枪。可是，有的青年就把自己家中用以防身自卫的大头棒拿出来使用。大头棒也算是过去少数民族使用的一种防身器械。类似汉族农民的红缨枪。有的治安员为了区别于过去，就用红土把大头棒染成红色的，称之为“专门镇压坏人的人民大头棒”。
  于是，新疆历史上的第一代民兵诞生了。一队队臂带红袖章，肩扛红色大头棒的治安小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跟着解放军战士，巡逻于大街小巷。这批治安员，在当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地方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群众的和平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我们把师的侦察队调到卫戍区，其任务主要是侦缉、搜捕潜伏下来的特务和破获隐蔽下来的地下电台。
  当时的喀什，由于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加上文字语言不通，暗藏的敌人趁机造谣说什么“河水流走了，石头还在。月亮是十五天明，十五天暗，现在是月亮暗的时候，等月亮一明，马军长（指马呈祥）就带着军队从印度打回来，到那时就又是我们的天下了”。还有的利用历代统治者所造成的民族仇视、隔阂，挑拨民族关系，说什么：“国民党是汉人，解放军也是汉人，他们都是不信胡大的‘卡波儿’（不信伊斯兰教的人），他们都要欺压我们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更有的对我军准备开荒大生产也造谣：“口里的汉人多，土地少，他们都把麦子种在房顶上。所以才到新疆来抢占我们的土地。”“他们开荒，就得用我们的水，我们的庄稼就得早死了。”等等。这一切，无疑给我们当时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提出：既要防止急躁情绪，又要克服消极等待的思想。制定了积极、慎重的对敌斗争方针。采取了以下几项具体措施，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警惕，加强戒备，除我军驻地营区警卫外，凡重要公共设施，也派驻警卫，以防止敌人破坏。
  二、实行昼夜24小时巡逻，使敌人无隙可乘。
  三、争取原起义部队和原旧政权中的进步分子，监督、检举本单位的特务分子，并提供一切可疑的线索。
  四、教育全军指战员，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保护工商业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以我军的实际的模范行动来扩大我党的影响。为此，有的部队还制定了更为具体的细则。如“几必须”、“几不准”等等。
  五、从治安大队中挑选了一批维吾尔族积极分子，挨家串户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讲解我党的各项政策。逐渐消除了群众思想上的各种疑虑，很多人主动向我们揭发敌人的阴谋和坏人坏事。这不仅保证了边城喀什噶尔的安全与稳定，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对敌斗争的少数民族骨干。为后来开展的镇反运动和社会改革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
  当社会治安逐渐趋于稳定之后，我又抽出身来，带着司令部后勤部的几个人，到牙甫泉勘查荒地与水利情况，为我们师大生产做准备。正当准备象当年开发南泥湾一样，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上级决定派我去莎车组建军分区。
  就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参加了最后一次夜巡和查哨工作。当夜，皓月当空，月光如洗。我伫立在艾提尕广场，巍峨雄伟的艾提尕大清真寺一派肃穆，喀什噶尔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只有哨兵们一双双闪烁着星光似的眼睛在警惕地注视着四周，只有那一队队发出轻轻的沙沙脚步声的荷枪持棒的巡逻兵的身影，时隐时现在大街小巷，警卫着喀什噶尔的安全。
  莎车的劳动训练班
  1950年2月，南疆区党委和南疆军区根据中共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的指示，在南疆各地普遍开展建党建政工作。同时，相应建立军事机关——军分区。
  南疆区党委和南疆军区决定：由我们步兵四师和已进驻喀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由原“三区”民族军改编而成）骑兵第十三师负责抽调干部组建莎车地委、莎车专员公署和莎车军分区。任命张献奎同志为地委书记，哈斯木江为专署专员，薛益为地委副书记。
  莎车军分区由张献奎同志兼任政委、党委书记，我被任命为军分区副司令员。并从四师抽调部分干部战士和一个警通连共百余人组建成立莎车军分区。
  当时，工作调动很简单。接到命令，做一个鉴定，工作一交待，就去上任。行装更是简单，一切都还是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随军的家属孩子也和军队干部战士一样，都享受供给制待遇。我全家四口人，所有家当用一个马搭子就装完了。加上司机、警卫员，一辆旧吉普车就搬了家。
  我们到达莎车后，除由张献奎同志率领派往骑八师的干部往该师从事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外，地委、专署、军分区都住在专署大院里联合办公。
  军分区由于没有配司令员，政委张献奎同志又主要做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所以，我这个副司令员，工作格外繁忙。当时，我们军分区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保证建党建政和民主改革的顺利开展。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我们仍采取喀什的办法，很快组织起莎车人民治安大队，协助我军分区警通连巡逻执勤。除此而外，所有干部均与地委、专署的民族干部一同做地方工作，到各地建党，建立各级地方政权，进行社会调查，部署民主改革和春耕生产。
  莎车，位于叶尔羌河上游，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边缘，是新疆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一个县，也是南疆的主要产粮区之一，盛产瓜果。莎车又是古代丝绸之路南道的著名枢纽要地，东去西往的商旅，都在这里复组商队前进。在对人类有难以估量的贡献的丝绸之路上，作为中转贸易名城，莎车显示重要作用的历史，延续了近十七个世纪。早在公元一世纪，我国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就在其所著的《汉书·西域传》中说：“从鄯善傍南山（昆仑山）北，沿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并称莎车是“田地肥广，草牧饶衍。”公元519年，北魏人宗云、惠生到西域取经，路过莎车，看到这里“人民山居，五果甚丰。”125年后，唐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途经莎车也记载这里“城周十余里，坚峻险固”，“山阜连属。”意大利古代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于公元1272年路过莎车，看到这里“百物丰饶。”
  但是，历经沧桑的莎车，临解放时，满目疮荑，风沙弥漫，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街上到处是甲状腺肿大患者（大脖子病）一副衰败景象。这里地理偏僻，交通闭塞，给敌人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散兵游勇，地痞横行，强盗逞凶，特务出没，农村地主恶霸更是猖獗。
  当时，严重危害莎车地区社会治安，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是一个约有四、五十人的流氓盗窃团伙。这帮家伙整日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抽麻烟，招摇拐骗，偷抢盗窃，无所不为。他们神出鬼没，流窜很广，作案遍及南北疆各大城市。传说他们个个身怀绝技，有两个头子能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原伪警察局对他们毫无办法，甚至与他们同流合污。人民群众都认得他们，也最痛恨他们，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只有个别人暗中检举。这些人的经历又很复杂，有世袭的专以偷盗为职业的惯偷惯盗，有越狱犯，有因逃避人命案件铤而走险者，也有因遭恶霸地主剥削迫害而倾家荡产弃家逃亡的贫苦农民，但大部分则是不爱劳动的无业游民。
  军分区当即与地委、专署和莎车县联席开会，研究如何对付这个流氓盗窃团伙。有的主张采取强硬措施，该抓的抓，该判的判，一网打尽，为民除害。有的则认为，我们一来就抓这么多人，会不会产生副作用？但是，又不能放任不管，因为这些人的存在，确实构成社会治安的严重威胁。于是，我按照老解放区改造二流子的办法，提出办一个劳动感化训练班的建议。先把这些人集中收容起来，派人每天给他们上课，讲形势，讲劳动光荣，盗窃可耻，交待政策。促使他们把自己的罪行坦白交待清楚，外地的一律遣送回乡。对犯有人命案和严重罪行的，施行拘留，调查核实后再行处理。同时，组织他们参加一些劳动。这样，不但能把这些人控制起来，不再危害社会治安，而且能通过自食其力的劳动，改造成新人。
  于是，决定这项工作由专署公安处两名民族干部负责，从我们军分区警通连抽调一个班警戒。我首先去给他们上了第一课，主要是讲形势、政策和自食其力、劳动光荣等等。负责领导这么一伙子人的改造工作，可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人长期在社会上闲散游荡惯了，根本坐不下来。一些赌徒和吸毒者，更是一时一刻都呆不住，找各种借口外出。特别是一到巴扎天，手就发痒，一个个蠢蠢欲动，千方百计的想法跑出去作案。还有的借口“主玛”日，一定要到大清真寺去做乃玛子，等等。其次是劳动关。一开始，组织他们打土块。这个活简单，水土是现成的，一人有一把坎土镘，一个土坯模子就行了。可这是个力气活儿，开始规定每人每天的定额是300块。这对长期参加劳动的农民来说，根本不算一回事，他们有的人一天能打400块，更甚者能突破500块。可对那些从来就不参加生产劳动的惯偷惯盗和无业游民二流子，则是一场灾难。头一两天还能勉强打个100来块，三天以后，连100也不到了。加上严格管制，行动不自由，伙食也不如在外面以偷盗手段吃得好，于是就借机寻衅闹事。开始，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互相打架斗殴；装病、自伤以逃避参加学习和劳动。继而故意损坏工具，放水淹毁打好的土块。最后发展到公开顶撞领导，拒不服从管教。吹嘘自己是神枪手，曾用一发子弹打下两只飞鸽；身上有武功，刀枪不入；会飞檐走壁，连迪化的监狱都关不住他。甚至公开扬言，要杀害警卫，夺枪暴动..。
  负责劳动感化训练班的民族干部急忙向莎车公安局张世隆汇报。张世隆同志向我告急，要求军分区增派一个警卫班，并提出马上将几个坏头头逮捕法办。
  我一听，情况紧急，问题严重，立即同他和莎车县长司迪克同志赶到训练班住地。这里是离城不远的一个地主的大果园，四周筑有高大结实的土围子，便于看管。当时，他们正集合在一片杏树林下，做一周的学习劳动小结和讲评。
  我们一看这些人，一个个蓬头垢面，穿着各异，真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人穿戴得象个阔巴依，有人简直连叫花子都不如，有人穿着国民党军队的破军服，有人只披着个烂“塔合”（麻袋）。皮棉单衣四季不分，长短肥瘦各式各样。不用说，这些奇装异服，都是偷窃抢劫来的。
  对付这样一些人，我还是有些经验的。既不能完全施以高压手段，又不能完全采取软化措施，要恩威并施。首先要在精神上威慑住他。所以，第一步我以点名的方式，逐个仔细观察了每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和眼神。绝大部分人都不敢抬头正视，流露出惊惧、疑惑和羞愧的神色。但是，也有那么几个象亡命徒似的，以天不怕、地不怕、满不在乎的神情，瞪着仇视、挑衅的眼睛，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通过点名，透过他们的行动和眼神，我初步摸清了这些人的心理状态。
  接着，我从他们的工具中，选了一把已经损坏得不能用的砍土镘，架在距离有十几步远的一棵杏树上，举枪向砍土镘射了一发，只听“嗖”的一声，坎土曼被击穿一个黑洞。我把坎土镘扔在他们面前，冷冷地说：“听说你们当中有的人身怀武功，刀枪不入。我想开开眼界，谁站出来试试？”顿时，个个面有惧色，接着是一片窃窃私语的议论声。其中一个人的议论，引起我的注意。他在大声地说：“十几步远打中那么大的坎土曼，能算什么好枪法？”无疑，他这是向我挑衅，也是有意蛊惑人心。如果不首先把几个贼头镇住，你就很难制伏这些人。当时，我心里想，如果比挖坎土镘，打土块，我可能不是他们的对手，若论比枪法，那就不然了。
  我扫视了一下周围，在相距三十米开外处，有一棵独立的高大杏树，正好横着一枝，上下结着两嘟噜青杏，刚好是一个天然的靶子。我顺手指了指说：“你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那支树干上有两嘟噜青杏子，我要打的是上面那一串！”说完抬手枪响，上面那一嘟噜青杏随着枪声，扑噜一声坠于地上。警卫班长跑步过去捡来放在桌子上，我顺手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厉声喝问：“谁能一枪把下面那串打下来？”周围鸦雀无声，接着是一片掌声和溢美之辞。再看这些人，都流露出异常惊讶和钦佩的眼神，几个头子也收敛了刚才那股嚣张的气焰，低头不语。
  我一看，火候差不多了，就让司迪克同志趁热打铁，好好给他们上了一课。司迪克同志很有演说才能，不用讲稿，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他做了新旧两个社会，两种制度，两个阶级以及共产党与国民党，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对比，还讲了我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等。由于他讲得生动，具体，击中要害，立即被这些人所接受，最后讲得有些人竟泪流满面，大哭起来。
  最后，给他们宣布了几条规定：
  一、五不准：不准赌博；不准吸毒；不准相互偷窃；不准打架斗殴；平时一律不准外出。
  二、每天五次的乃玛子，均在住地自行祈祷，“主麻”日的乃玛子，可请一位阿訇来住地主持。
  三、巴扎天，每班轮流选派一名服从管教、学习劳动表现好的代表，由干部带领去巴扎买东西，但必须集体行动。外出时，不准喝酒，赌博，吸毒和偷窃，如有违犯者则取消外出的资格。
  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功。凡老老实实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而无重大罪行者，可提前释放遣送回乡。
  五、土块可按价出售，劳动所得，可抽一部分改善生活。
  这五项规定既给他们指出了光明的前途，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又是不难做到的，因而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拥护。
  由于我们施行了管制与改造相结合并以改造为主的正确方针，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措施，很快就把劳动感化训练班巩固了下来，直到最后结束，一直没有发生大的乱子。
  经过约两个月的学习劳动改造，训练班的面貌大改观。果园整修一新，果树硕果累累。空闲土地都开出来种上了瓜菜。宿舍的土炕上都铺上了新毡子，人人也都穿上了整齐的衣服，每个巴扎天还能吃上一顿白面馕或羊肉抓饭。人的精神面貌变化更大，赌徒不赌了，吸麻烟的不吸了，大多数有偷窃恶习的也洗手不干了。当然也有少数的没改造好，时有所犯。原来的团伙，已开始分化，大多数人通过学习劳动，已经交待清楚了自己的罪行，愿意改过自新，不愿再跟坏头头干坏事，也不再受他们的控制和听从他们的摆布了。几个坏头头彻底孤立了，想闹事也煽动不起几个人来。同时，实行了政策兑现。凡属一般偷窃行为而确实无重大罪行的，已经坦白交待清楚而学习劳动又表现好的，陆续遣送回乡。后来，听说其中有些人，在农村的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中成了积极分子。
  这不禁使我深深体会到在这样一个偏远、闭塞、落后，刚刚解放不到半年的少数民族地区，能够很快把局面打开并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同时也说明，我们不仅能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也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并且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把旧的社会渣滓改造成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