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我在新疆从事过军垦，和那里的各族人民，和那里并肩工作的同志们一起度过了十七个年头。在我的一生中，有这么长一段时间为新疆工作，使我感到幸福。
  我离开新疆，已经十三年了。如果同什么人谈起新疆来，至今我还习惯地说：“‘我们’新疆”。如果有人说新疆不好，我很不高兴，几乎是本能地立即加以反驳，并且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解说新疆的好处，新疆之大，以及新疆如何重要。为反映人和自然的斗争，显示人的卓绝毅力，往往提到新疆的大沙漠、大戈壁、大风暴、零下几十度等等恶劣条件。但那些东西不是新疆的全貌，也不是主要方面。
  新疆有广袤无边的可垦荒地，有水，有草，有绿洲，有海浪般遍地出没的牛羊，有极其丰富、宝贵的矿藏，即使是那些大沙漠、大戈壁的地下，到底蕴藏着些什么无价之宝，我敢说，我们才知道了一小部分，而大量宝贝，还有待今后若干年的勘探，才能知道。新疆是鱼米之乡、瓜果之乡、歌舞之乡，是各族人民团结互助、欢乐聚居之乡，是我国西部边疆的重要屏障。新疆的事业，鼓舞和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即使是去过十年、廿年、三十年以至终生最艰苦的生活，也甘愿奔向她！建设新疆，是我们祖国的富强之路。只有敌人，才害怕新疆的建设。
  今天，为纪念进军新疆三十周年，想起我在新疆写过的一首五言诗，名：“老兵歌”。因我从不写诗，知我者必不苛责。中间几十句写于1961年，后在1965年作了修改和补充。虽然不是一气呵成，但可看出生产兵团在新疆曾经做了些什么，是向一个什么目标前进。
  老兵歌
  兵出南泥湾，
  威猛不可当。
  身经千百战，
  高歌进新疆。
  
  新疆举义旗，
  心倾共产党。
  干戈化玉帛，
  玉帛若金汤。
  
  各族好父老，
  喜泪湿衣裳。
  争看子弟兵，
  建设新故乡。
  
  放下我背包，
  擦好我炮枪。
  愚公能移山，
  我开万古荒。
  
  务农畜为贵，
  首蓿草中王。
  肥多田增产，
  粮足六畜强。
  
  田在畜身边，
  畜在田近旁。
  欲求田畜旺，
  场队办五坊。
  
  五坊何所指？
  油酒粉豆糖。
  渣滓皆饲料，
  粪便变棉粮。
  
  遍野棉絮白，
  精心育蚕桑。
  飞来长江鱼，
  殖满清水塘。
  
  整地平如镜，
  凿渠万里长。
  引来天山水，
  为我灌禾秧。
  
  水库如棋布，
  水吼电辉煌。
  晴阴无旱涝，
  保产先保墒。
  护田林成带，
  条田宜为方。
  四周森森树，
  万堵绿城墙。
  
  工厂连栉起，
  机鸣日夜忙。
  商店陈百货，
  自办大学堂。
  
  人谓新疆好，
  地阔夭无疆。
  远蜃山楼动，
  平沙海市映。
  
  壮士五湖来，
  浩浩慨而慷。
  君有万夫勇，
  莫负好时光。
  
  江山空半壁，
  何忍国土荒。
  荒沙变绿洲，
  城乡换新装。
  
  乡人离乡去，
  十年未还乡。
  归来惊不识，
  指问此何方。
  
  恪守农轻重，
  步调勿颠宕。
  一业得成功，
  百业自兴旺。
  
  农林牧副渔，
  工农兵学商。
  相辅又相成，
  相得乃益彰。
  
  多种经营好，
  主次切衡量：
  各业农为主，
  各物粮为纲。
  
  农业有宪法，
  八字放光芒。
  字字都办好，
  年年红满堂。
  
  似军又似民，
  衣杂帽无章。
  坚持“三个队”，
  队队意深长。
  
  各族同水乳，
  情深似海洋。
  愿偿历史债，
  共谱新篇章。
  
  青年当有志，
  立志在四方。
  祖国需要处，
  皆是我家乡。
  
  老兵带新兵，
  一浪接一浪。
  新陈自代谢，
  后来应居上。
  
  回首创业初，
  屯垦自种粮。
  手舞坎土镘，
  地窝做营房。
  
  将士齐上阵，
  三军酣战忙。
  处处南泥湾，
  江南到北方。
  
  节衣复缩食，
  集资建工商。
  今日机械化，
  当年手挽缰。
  万事开头难，
  念念奠基章。
  甘将苦为荣，
  建国是康庄。
  
  白纸绘新图，
  立足保边疆。
  严戒前门虎，
  谨防后门狼。
  
  未战早备战，
  年丰多储粮。
  莫待临战时，
  举措顿仓皇。
  
  巨手翻天地，
  大胆易沧桑。
  前人业未竟，
  不怪左宗棠。
  
  兵团多健儿，
  未离手中枪，
  一朝烽烟起，
  重新上战场。
  
  进军前后
  1949年7月初，西北战场和全国各战场一样，已接近胜利尾声。第一野战军全部主力集结在解放不久的西安城外，准备进行歼灭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残部的新战役。有一天，我到第一兵团司令部去见王震司令员，他谈了作战部署后对我说：“打完下一个战役，野战军可能分兵一部分留在陕、甘、宁、青；一部分打到新疆去；另一部分将在贺龙同志率领下进取西南，首先打四川。什么部队和什么人去，还未定。如果允许选择的话，你是愿意到新疆去，还是愿意跟贺老总到四川去？”我说；“自然由组织决定。从对两位老总的感情说，我都不愿离开他们，但从战后的建设看，新疆是急待开发的地方，那里的少数民族兄弟也急需汉族人民的帮助。不管新疆之行多困难，新疆之战多残酷，我愿意到新疆去。”事实上王震同志早已胸有成竹了，他在这一选择面前，和我的心情一样矛盾：既不愿意离开多年来生死与共的贺老总，也不愿意离开同样敬爱的彭老总。但是，我从长期工作中深知王震同志的性格和抱负，肯定是要到新疆去，虽然他始终没有说出来。
  数日后，西北野战军在华北的两个兵团配合下，胜利进行了歼灭胡宗南残军的扶眉战役。接着，其他兄弟兵团去打兰州。一兵团由王震同志率领第一、第二两军，取天水，渡洮河，下西宁，荡平马匪盘据了半个多世纪的青海老巢。在西宁歇兵数日，决定一军留青海，王震司令员亲率二军翻越祁连山，进抵河西走廊的张掖、酒泉、玉门、安西一线，等待与自兰州西进的第六军汇合。这是重新调整的第一兵团，将由王震同志率领，向新疆挺进。
  1949年10月5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张掖，彭德怀同志出现在庆祝大会上，向二军六师、六军十七师以及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发表了震人心弦的讲话。他概括论述了毛主席创造性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无不胜的军事路线，使我们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然后他激情地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今年五十三岁了，我还要为保卫我们的祖国和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再干三十年！”彭副总司令的慷慨壮语，使我们在场的听众感奋泪下！
  在此以前的七、八天，也即我军到达河西走廊的当天，就听说新疆的国民党军队（三个军）在陶峙岳将军率领下，于9月25日通电脱离国民党，投向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新疆的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于9月26日发出了同样的通电。
  10月初，彭老总和王震司令员在酒泉，第一次接见了从新疆赶来的陶峙岳将军。谈定，在我军进疆后，起义部队将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并确定保留他们的全部军事行政干部，建立我党丛上层到基层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开展以团结、争取、教育、改造为方针的政治思想工作。
  陶走后，我们到了酒泉。听王震同志说，我军的每一个师，将调当全套干部，负责建立起义部队一个师的政治工作。我脱口而出地说：“到新疆后，我去做一个师的工作。”王司令员盯了我一会儿，说：“可以考虑”。
  10月13日，我率一支部队乘车向新疆“进军”了。我这个部队可以用手指头数过来，它包括我自己，一个参谋，两个警卫员，三个团职干部，他们是十七团副团长谢高忠，十六团参谋长肖耀武，十八团副团长黄云卿和他们每人带的一个警卫员。此外，我带了杜为惠、张清臻等农林科技人员。最大的一部分，是约有三十人的一个在酒泉起义的测量队。再就是三辆大卡车和一辆吉普车的驾驶员。我们全部武装只有五支驳壳枪，四支小手枪和两支卡宾枪。我们没有和别的部队靠拢行动，而是单独行动，离前面先走的部队相隔两天路，离后面的部队也有两天路。这支小小的“袖珍”部队闯过终年大风的安西，越过甘新边境的星星峡，在千里无人烟的公路上飞驰。
  是去执行什么任务呢？
  两三天前，在王震同志的司令部里，我们共同站在挂满一面墙的军用地图跟前，他用手指点着新疆的许多地区，但都指的是荒漠数百里的空旷之处，最后，他把手指停在南北疆分界处的天山咽喉焉耆、库尔勒一带。王震同志指定我迅速到达这些地方，进行察勘和作好生产准备。他说，已电告陶峙岳将军，将原在新疆的农林水牧专家集中一批人，于数日后赶至焉耆与我汇合。他还指示从酒泉带些技术人员去，其余怎样配备，由我来决定。
  在酒泉出发时，我是一兵团二军六师师长。我们原来的政治委员曾涤同志已调兵团工作，原副师长贺盛桂同志已调军部工作，六师主力，将由新的政治委员熊晃同志和副师长金忠藩同志率领随后前进，我就组成了象前面所说的那样一个小部队，先赶到焉耆去。
  我到了前一天才被我军镇压了一股叛乱部队的哈密。我找来部队的负责同志问了情况，并第一次在新疆的土地上度过了甜蜜的一夜。次日清晨继续前进。我们在一日之间穿过两三处村镇或县城。所到之处，沿路摆着瓜果、烤饼和带咸味的奶茶，各族的男女老少，拥到我们周围，有的一手抚到胸前，有的笑眼里闪着泪花，他们知道自己解放了，共产党的军队正在眼前行进。他们用好奇和感激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和蔼的脸。因为语言不通，我们用热烈握手和连呼“亚克西”（你好）、“热合买提”（谢谢）来回答他们的友情。
  我们这个没有携带机枪和大炮的小车队，在新疆东部平原上，风驰电掣地前进。在每个有人烟的地方，受到军政官员的热情接待，受到各族人民的友好迎送。我们穿过纵情欢乐、载歌载舞的友好长廊，经鄯善、吐鲁番、托克逊到了两座大山之间的一个小镇库米什。在宿营时，遇到从迪化（现乌鲁木齐）来的新疆水利局长王鹤亭、地质所长王恒升以及其他农林水牧技术人员，面交了陶峙岳将军致我的亲笔信。次日，经和硕到达焉耆。这是一个不到一万人口的小县城，这里的驻军是起义的一二八旅，旅长陈俊第二天上午送帖子来请我们吃饭，但我们已在这天清早出发了，到开都河南岸的荒地和南北疆山隘要道的铁门关去进行踏勘了。
  在我们前面，继续前进的是我军第四师和第五师。后面相继到达焉耆、库尔勒地区的是第六师，师部设焉耆。这一带维汉回蒙各族人民，纷纷帮助我军带路踏荒，和我们一起规划农田，毫不夸大地说，我们部队到达驻地的当天或第二天，即投入了挖渠、平地、积肥和制造农具的备耕工作，象刚刚停下手的战斗一样，正在做着紧张的战前准备。
  把党的政策带到起义部队去
  1949年11月底，我到迪化，向王震司令员汇报了焉耆、库尔勒地区的生产条件和准备工作。他作了指示后，告我说“你准备到起义部队工作。”几天后，彭德怀同志也亲临迪化。因为彭总的到来，人们在内心里象欢度节日。
  整个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下辖第九军另两个骑兵师。陶峙岳将军任兵团司令员，王震同志兼兵团政委，赵锡光将军任副司令员兼第九军军长，饶正锡同志兼兵团副政委，李铨同志任兵团政治部主任，我任第九军政委。
  这一年的年终，从我进疆各军调来的各级政治工作干部陆续进入了起义部队。共产党的干部到国民党起义部队工作，这是每个人碰到的新课题、新事物。我们有些同志，虽然把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背诵如流，但做起工作来，却往往习惯于搬用战争时期的老一套、老办法，稍一不慎，就会造成严重损失。
  在全兵团进行的第一次大课，就是对比教育和诉苦运动。对比教育是成功的，诉苦运动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可以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和民主作风。但也由于组织领导不慎重带来消极因素的一面。
  起义部队的诉苦和在解放战争时期发动被俘士兵诉苦不一样，那时，被俘军官已经清理出来，和士兵分别居住，分别教育。而起义部队的诉苦运动，是官兵都在一起。我们一些同志恰好忘了这一点，因而诉苦应该严密组织，向官兵交清政策，注意可能发生的问题，否则起义干部比被俘干部还不如，一见面就是一场急风暴雨的斗争会。士兵诉起苦来，当然很多人也控诉了当兵以前阶级压迫的苦，但更多的是诉起当兵后受国民党军官欺凌、剥削和挨打受骂的苦。有些士兵诉到激动的时候，对军官采取了各种各样粗暴、鲁莽的过火举动，当场使起义军官难堪，使他们感到以后的日子不好过，甚至他们的安全也没有保障。这时，我们主持运动的政治干部大体表现了以下几种态度：一种是向士兵做苦口婆心的解释，劝阻士兵不能打军官，不能侮辱军官，并负责保护军官；一种是精神上毫无准备，不知所措，无所作为地看着事态发展；另一种是不但坐视不管，甚至还为士兵加油打气，使士兵觉得“越过火，越进步”，任意夸大其辞，发泄私怨。这样对军官的“打击面”虽然不是百分之百，而在军官中的“震动面”却是百分之百的。它造成一种极坏的后果：使起义部队的官兵关系发生巨大裂痕；军官不能再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政治干部实行包办代替，有的盛气凌人；军官对政治干部心怀不满，认为是他们煽起了这种仇恨；军官对党的政策发生动摇和不信任，认为我们早先宣布的“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和使起义军官“有职有权”的政策是言行不一。
  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敏感的一部分。起义部队的工作，士兵好做，军官不好做。应该承认，军官的出身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受国民党反动思想熏染的程度不同，军阀习气很重，加之由于制度的不同，使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兵关系是对立的，是以上压下的。但现在他们起义了。起义，就意味着避免了一场战争，不论胜败属于谁，避免了国家的破坏和损失；起义有利于人民，有功于人民；起义，不是被俘，即使是战俘，我们还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党对于起义部队是既要兵，又要官。何况，起义之举，总是由“官”决定的。首先由有代表性的高级将领出面，也要有中下级军官的支持。这就告诉我们，在起义部队工作，既要做好兵的工作，更要紧的是做好官的工作。我们不能只要兵，不要官。要官，就要根据官的特点，做耐心和细致的思想工作，要通过必要的时间和等待，欢迎其每一点进步。不能只凭士兵的诉苦形式，一冲了事；这一冲，就使愿意接受改造和要求进步的军官，同思想极端反动和政治面目不清的少数坏人搞到一起去了，使我们难以识别良莠，使我们在五里雾中乱摸。
  我们的责任应该是，对党的政策负责，按党的政策办事。可能经过团结、争取、教育、改造，最后还有少数不能改造的坏人和极少数暗藏下来的敌人，但是，只要我们工作做对了，少数坏人和极少数敌人最后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这里要非常明白地确认：我们应该先把全体官兵变成朋友，然后通过朋友的协助，再在其中找出少数不可救药的敌人来；不能先把全体官兵或者全体军官当做敌人，然后再到“敌人”之中去找朋友。必要的政治警惕性和无根据的怀疑心，完全是两回事，善于工作的人，是会区别这一点的，而不善于区别这一点，往往要铸成大错。
  在第九军范围内发生了这种疏忽和漏洞，我要负未能防微杜渐的主要责任，并且在各种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
  王震同志察觉部队中存在的问题，我向他报告：我们准备以师为单位，分别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以党员于部自我批评的方法，检查半年来的政治工作，借以提高政治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平息军官们的不满。王震同志作了分析，作了指示并具体规定这个会议的开法。
  1950年6月开始，我以三个月时间先后在各师召集党委成员开会并在适当场合，说明政治工作会议为什么这样开，解决什么问题，我要求从师的政委到所有连的指导员，都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党纪为重，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总结半年来的政治工作，对军政干部团结作检查，对包办代替现象作检查；对在诉苦运动中没有正确处理官兵关系作检查。要以最诚恳的态度，作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会议的大小会都将请各级军官旁听，而只字不要批评起义军官，军官有错误，不是不能批评，而这次会议则绝对禁止批评军官。
  此外，我单独召集军事干部座谈，请他们言无不尽地对政治于部提出意见。他们都很不自然地笑一笑，说：“没意见”，然而我注意到他们的脸色都不太好。
  会议就照预定计划开了，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思想是明确的，态度是诚恳的，无保留的对自己进行批评，并当众向军官道歉，使同级军官和与会的军官感动流泪。有不少军官和政治干部拥抱在一起，泣不成声，要求在会上发言，也要作自我批评。我们告诉他们：这是政治工作会议，是我们党员自我教育的会议，他们对任何政治工作干部可以批评和揭发，而不要求他们做自我批评。
  在会议过程中，有的同志发生了动摇，认为这是否会降低党的威信？我们坚持说服这些同志，这只会提高党的威信而不会是相反。这个会，把我们党光明磊落的胸襟风度，把共产党人无所畏惧的气概向起义军官展示出来，把他们心中的疑虑和不满，一扫而光。军政干部团结了，官兵关系改善了，把起义军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和我们说知心话的人更多了。随后在部队中普遍开展了“拥干爱兵”运动。反对在行政事务上包办代替，在新的条件下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党的领导。从此，部队出现了新面貌。也有少数一面在会上作检讨，一面思想不通的政治干部。他们说，怕降低党的威信，实际是怕降低个人的威信。事实上，党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包括他们自己的威信也提高了。
  二十二兵团起义以来，除少数反动分子于起义初期烧杀抢劫，在我军和起义部队协力打击下被扑灭了，有一小撮反动分子逃往国外去了，个别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人，经过陶、赵起义将领的同意逮捕法办了，其余都在我党正确政策的感召下，边工作，边生产，边学习，边改造。十几年来，这个六万余人的起义部队，没有一个班集体发生问题。党对二十二兵团的改造是完全成功的。
  党中央对二十二兵团是重视的，每次陶司令到北京，都受到中央各位负责同志的接见，并常询问：“我们党派去的干部和你们相处是否融洽？”
  二十二兵团是听党的话的，在起义后的第一个严冬，王震同志要二十二兵团司令部搬离迪化，到荒地上去安家，起义将领们领会这是使他们在生产建设战线上立功的机会而欣然愿往。二十二兵团是受到党的关怀的，军区党委和王震同志将1951年唯一一批进口的农业机械，全部发给了二十二兵团，使他们最先取得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并最先培养出技术骨干。
  二十二兵团在建立了政治工作后的一两年间就有一批士兵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在更长期的生产建设考验中又陆续有更多的士兵入了党，在军官中也有一些表现极好的入了党。
  在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实践活动中，二十二兵团涌现了一批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人物，如：植棉能手刘学佛，拖拉机手候正元，卡车驾驶员苏长福，防治病虫害能手张世海等同志。
  二十二兵团的各级将领和军官，绝大部分表现得艰苦朴素，钻研生产业务，埋头苦干，虚心学习，成了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关心士兵疾苦的好于部，成了我们党和国家的真正财富。
  二十二兵团在整个新疆生产建设事业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无愧于党的教育和培养，他们的业绩与天山共存，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诚心诚意交朋友的政策，是交真朋友，是真交朋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起义部队，其前途是双重的，当我们的工作离开党的政策，它会转化为敌人，或者一部分人转化为敌人。当我们紧紧抓住党的政策并能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党的政策，它就向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转化，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
  （本节完，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