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就文化变迁模式而言，文化的变迁既可能是长期进行文化积累而渐变，又可能是在一种内外合力作用下发生突变。“所谓‘文化突变’，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特质或要素通过接触、结合产生新文化结构的飞跃过程”，①但文化突变并非是两种文化特质简单接触的过程，而是存在诸多变量因素的复杂过程。19世纪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是西方文化与新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接触，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两种文化的接触并未能使整个新疆传统文化产生质的飞跃，而只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空前高涨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才使新疆传统文化产生了实质性的突变，创新出符合时代要求、民族大众的新文化。在这种“文化突变”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精神。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爱国心和凝聚力，为反抗侵略、全民动员、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与全民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相适应出现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使民族精神呈现出多方面的作用，这“既是促使文化伴随社会转型而转型的根本动力，也将巩固社会现代化所取得的各种成果”。①新疆近代城市文化艺术正是在这种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空前高涨的抗日战争期间出现的。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抵抗外侮成了中华民族的第一要义，只有这时，民族精神才使转型期中的文化自觉地统一为协调一致的文化模式——高扬抗战主题的抗日救亡文化模式。但是既然是发生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环境中的“文化突变”，所面临的文化转型更为复杂。因为要在具有数千年传统文化根基的边疆省份，多民族聚居城市“突发”新型城市文化，并非易事，文化重构、文化创新都提到了议事日程，适时而出现的抗战文化和救亡艺术提供了这样的机遇，迪化等城市出现的艺术教育，使城市大众文化面临着文化整体提升的良机。
  应该说，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城市首先具备“文化突变”的诸多因素。1884年新疆建省后，迪化就成为新疆的省会，也成了向南北疆辐射的中心城市。虽然在沙俄等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中，近代曾出现过不中不西、不上不洋、不古不今、不城不乡的二元结构，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出现了使整个城市文化整体提升的契机。迪化此时已具备初建近代工业、商贸，社会呈现纵、横向流动多，人口多且密度高、人际交往多、接触面广等城市的基本特征，而新型城市文化的标志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阶层呈复杂性变异，社会阶层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为异质性。就城市阶层而言，已非近代的传统绅、商、士和来自乡村牧区的移民了，而是出现了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而且这个阶层正在向多民族化发展。这当然是现代教育兴起的结果。新疆学院、省立一中、省立女中、省立师范等大中学校成了培养各民族现代知识分子的摇篮。据《新疆日报》的统计，到1942年，全新疆共有大中学校8所，在校人数达3787人，而全省小学达2463所，学生总数达271000人。在此期间还培养了一批各民族的留学生。在大中学校中任职或任教的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沈雁冰、俞秀松、杜重远、张仲实、萨空了、高滔、林基路、史枚、李云扬、朱旦华等人开设了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如新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结构论、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革命史、世界革命史、新政治学、中国通史简编、经济地理等。“在教育内容上，以开设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课和进行抗战教育为中心，改革了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提高爱国主义觉悟，增强反帝意识和抗战的信念”。①在新型教育体制下形成了全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在抗日救亡的募捐活动，以话剧、歌咏、漫画为主体的文化运动中成为中坚力量。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出现在全民抗战时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心，在心理和行为模式上求新求变，完全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求稳、固守常规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在抗日募捐、扫除文盲、演出救亡话剧、参加抗日歌咏活动和漫画宣传中都十分活跃。先后从新疆学院、省立一中和省立师范毕业的乔国仁、阿巴索夫、黎·穆塔里夫等都在共产党人的培养下走向革命道路，乔国仁、穆塔里夫成了革命烈士，阿巴索夫成了“三区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社会各阶层的复杂性变异还表现在众多新型行业和阶层的出现，这是传统城市社会不具备的。就行业而言，出现了公路、会计、工程、银行、医务、药剂、翻译、新闻、农机、文化等新型行业部门，逐步形成公务员、金融、医药、文艺等社会新阶层。于是，社会教育也成为当务之急。在抗战期间先后举办过培训行业人才的政治、文化、公路、会计、工程、银行、医务、药剂、翻译、新闻、农机等训练班，旨在提高各行业人员的抗日救亡意识和专业水平。公立会立学校、民众图书馆、民众阅报处也成了普通市民阶层接受抗日爱国教育的有效形式。新型社会阶层往往利用大众传播工具，如报纸、刊物等不断学习以适应新形势与潮流。在抗战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是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了爱国与否的试金石，因此，他们的价值观和心态都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生变异，他们既是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又是抗日救亡文化的传播者。现代的城市文化正是在全体市民的强烈参与意识中得到了整体提升。
  二是报刊等大众传播工具在造就新型城市文化中发挥着先导作用。报纸、刊物本身就是伴随工业文明出现的，而且在人口众多、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成了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在近代城市文化提升中起着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新疆日报》、《反帝战线》、《新疆青年》、《时代画刊《新疆妇女》等报刊成了宣传抗日救亡新文化的主要大众传媒。1935年，特别是》、1938年后，《新疆日报》的主要负责人、采编人员由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人、延安来的中共党员、“新兵营”的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他们有王宝乾、汪哮春、李啸平、王苇、王谟、李何、马殊、陈浩然、郭慎先、刘伯珩、萨空了等人，还有本地的汉、维、哈等各民族知识分子。他们或担任社领导，或担任文艺版、国内版、国际版编辑，还有一大批中共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如毛泽民、张子意、茅盾、史枚、杜重远等为《新疆日报》撰稿。《新疆日报》当时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亡的最主要的大众传媒。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朱德的《八路军抗战一周年》等文章、讲话以及社论、特辑的刊出和大量全国抗日救亡新闻报道，成了激发人民大众抗战热情的最主要宣传工具。在推动新疆新文化发展中，《新疆日报》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针对迪化出现的大演抗战话剧、大唱抗战歌曲、大画抗战漫画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新疆日报》不仅发表社论、评论和消息及时反映，还刊登了话剧剧本、漫画作品等，赵丹等人改编的话剧剧本《战斗》的连载和《战斗》公演特刊以及“画展特刊”中鲁少飞抗战漫画的发表都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新疆日报》还在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抗战内容的小说、诗歌、速写、小品、摄影、木刻、连环画等文艺作品，给各民族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新疆日报社在抗战期间大量印刷出版汉、维、哈等文字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新阶段》以及沈志远所著《社会科学常识读本》、张仲实所译《新哲学讲话》、许涤新著的《经济学讲话》等，使新疆各族人民有了接触新哲学、社会科学的机会。《新疆日报》用汉、维、哈、俄四种文字出版，据1942年上半年统计，报纸每期发行21563份。①这对当时全疆只有四百多万人口、迪化市区人口也不到10万人的地区来说，报纸有如此大的发行量实属不易。
  《反帝战线》成了当时新疆宣传抗日救亡的最重要的期刊，全疆发行，每期印发一万余册。茅盾、张仲实为《反帝战线》制定了“有利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有利于抗战建国”的编辑方针，期刊内容包括时事评论、问题专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历史与社会问题专论、翻译介绍、地方通讯与工作通讯、文艺理论与创作等。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成了《反帝战线》的主要撰稿者。《反帝战线》“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论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评论国内外形势..这本刊物已经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很受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爱，在全国范围来讲，《反帝战线》也可列于高质量的刊物之列”。②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反帝战线》同《新疆日报》等一批新疆现代报刊曾在新疆城市文化的打造中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由于这些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有众多读者（特别是城市读者），人们从媒体不断报道的新闻、发表的社论、评论、作品中及时了解社会事件和社会变化，包括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它们提供了人们可能绝对不能用别的方法看到的角色模式和生活方式掠影”。①现代媒体给市民提供了认识世界和生活的全新的文化视野。
  三是新型社会团体在城市文化中的指导功能。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迪化成立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新疆文化协会”以及“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等都是新疆最早出现的新型社会团体，它们不同于晚清在迪化等地活动的“哥老会”等封建性的民间结社。因为前者代表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于是也就成了新疆抗日救亡新文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对城市新文化有指导功能；而“哥老会”等民间结社虽然在推动新疆旧民主主义革命方面也起过一定作用，但作为一个秘密结社的民间会党，它本身不过是代表传统封建文化的“忠义集团”而已。反帝会的主要成员是迪化等城市各院校的师生和各机关的公务员，于是在各院校、各单位相应成立了区会、分会。反帝会是宣传贯彻政府施政纲领的政治组织，盛世才“由开始的三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到五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一直到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实际上是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形成的”。②反帝会将自己的任务定位于执行六大政策，这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动员、联系、组织民众投入抗日救亡的积极作用。特别是1938年中共党员接任反帝会的领导工作并进行第二次改组后，明确指出“反帝会是新疆民众自动的群众性的政治团体，但又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而是集中了各族各界的先进分子，有一定的政治路线，因而对其他群众团体负有政治指导和帮助的责任，起到了政党的作用”。③仅就反帝会在迪化举行的抗日救亡等大型宣传活动、群众大会、群众晚会而言，每次都能动员三万余人参加。反帝会组织的抗日募捐等活动，民众更是热情高涨，由城市到农牧区形成抗日募捐的高潮。
  新疆文化协会和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则把任务定位在发展新疆新文化建设、推动抗战文化上。文协对诸如抗日话剧演出、歌咏活动、漫画展览乃至文艺演出队下乡等文化活动都给予具体指导。为指导新疆的文化发展，文协设置了编译部（内设编译科、资料科）、艺术部（内设戏剧科、漫画科、歌咏科）、研究部和总务科，直属单位有实验剧团、文化干部训练班和古物陈列馆。从所设机构和开展的工作看，文协完全是从新疆的实际出发，始终把发展新疆各民族新文化放在首位。在文化协会成立前，迪化等新疆主要城市的各民族文化主要以各民族传统的自娱性文化活动为主。这种自发性的文化活动，如汉族的庙会、传统戏剧演出和年节的龙灯、秧歌、高跷、高抬等社火以及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歌舞、哈萨克族的赛马等往往与各民族的传统习俗融为一体。这种以各民族民间文化形态出现的文化活动只扮演着民间娱乐的角色，很难承担城市文化的社会化功能。只有在像文化协会这样的文化团体指导下的城市文化才能担当起抗日救亡的文化功能。因为后者是有组织、有纲领、广泛动员城市各阶层的功利性文化运动。只有这种在正确纲领指导下的文化运动才是城市文化向新文化转型的动力。
  尽管在文化协会等文化团体指导下，迪化等城市的文化运动声势浩大，造就了全民参与的文化氛围，但话剧、歌咏、漫画等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新的艺术活动，若要提高整个社会群体的整体艺术素质就离不开艺术教育。只有艺术教育才能在更高层次上提升整个城市个体和群体的文化素质。“艺术教育是以艺术为媒介的施教与受教双方共同参与运作的活动，其性质和功能都与艺术有关，确切地说，都受制于艺术本性。..艺术教育以其自由、超越的审美快乐使人们的情欲受到规范、节制和净化，从而陶冶和塑造人们一种超越的人生境界，赋予人们一种超脱精神，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①当电影、话剧、音乐、漫画等现代艺术进入迪化等新疆城市市民的文化生活中时，就要有施教者创造、选择、运用艺术，充分发挥艺术教育功能，同时也要求受教者自觉自由地接受艺术感染、陶冶、锻炼，实现艺术教育效应。如果没有普遍性的艺术教育，广大市民面对突如其来的新的艺术形式会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往往闹出笑话来。电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进入迪化市民的文化生活中时就曾出现过这样一幕：“1939年初，汉文会俱乐部放映国产有声影片《小玲子》，一位年纪60多岁的白发老人，也是第一次看电影，当他在银幕上看到赵丹在《小玲子》影片中扮演的贾少爷调戏欺负农村姑娘小玲子时，老人气愤不过，便脱下脚上的布鞋向贾少爷打去，布鞋掷出后，只见贾少爷扭歪了几下，认为贾少爷老实了，其实那是他掷出的布鞋撞动银幕，致使贾少爷扭扭歪歪了几下，贾少爷仍在欺凌小玲子。气得老人又脱下脚上的另一只布鞋，口里还喊着：‘你这个坏种..’说着又猛地打向贾少爷。”②甚至在1937年放映苏联影片《夏伯阳》过程中，当银幕上出现苏联红军骑兵扬刀跃马冲向镜头时，居然吓得50余名男女观众离座而逃。这当然是电影传入新疆之后，在短时间内大众还不能理解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关系所致。运动意象是电影艺术最主要的特征，通过电影这种再现现实的艺术使大众感受观看这种视听艺术时的审美愉悦，艺术教育已是当务之急。只有受众真正理解，艺术创造的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是非现实的，才能更好地欣赏电影、话剧等新型艺术。
  艺术教育可以是社会教育，也可以是学校教育，而学校教育由于有师资、设备、教材和艺术理论与实践教育，成为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也改变了传统学校教育缺乏艺术教育的状况。新疆城市大中学校的艺术教育是伴随着近代教育的兴起而产生的。一批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主掌学校教育，在各大中师范学校开设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同时又开设了美术课、音乐课，以培养学生的艺术素质，适应抗战文化运动的需要。中共派来的陈谷音从1938年到1941年在省立师范任音乐教师三年，不仅教视唱，还讲授乐理，他所编写的《普通乐理》和简谱、五线谱教材成为新疆中等学校的第一套音乐教材。他亲自培养了具有视唱和乐理知识的新疆第一批音乐人才。著名画家鲁少飞也在省立女中执教，教授抗日漫画和人物素描，进行美术教育。戴彭荫毕业于北平艺专，来新后也致力于美术教育，曾先后在省立一中、女中、师范及文干班教授美术，新疆早期的美术人才都是在这些著名美术家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期间不仅亲自创作话剧剧本，还从挑选演员、排练、演出以及布景、灯光、化妆、效果等方面亲自指导。新疆的第一批话剧骨干就是他培养出来的。新疆的话剧、歌咏、漫画是为适应抗日救亡应运而生的，因此在艺术教育中首先是重视艺术实践，抗战话剧演出、大唱抗战歌曲、进行抗战漫画宣传均是一种艺术实践活动。这种艺术实践活动培养了一批既有高度爱国热情，又有一定艺术素养的艺术骨干，他们成了抗战文化中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协会还通过举办培训各民族文艺骨干的文干班培养了一批各民族的艺术精英。1939年10月间举办的文化干部训练班就有来自迪化、伊犁、塔城、阿克苏、焉耆、喀什、和田、阿山、哈密等地包括13个民族的近200人接受过较系统的艺术训练。文干班由茅盾任班长，张仲实任副班长，聘请赵丹等著名艺术家教授戏剧表演、戏剧概论、编剧、音乐、舞台技术、美术化妆等课程。这批文艺骨干培训结束后分配到全疆各地的文化促进会工作，成了新疆舞台艺术的骨干。正是这样一批由学校、文干班正规培养的艺术人才担当起了社会艺术教育的重任。话剧公演、街头活报剧、歌咏比赛、漫画展、演出队下乡、民众图书馆、新闻媒体、讲习会、会立民众学校等都成了大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进行艺术熏陶的最佳形式。正是这种渗透于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审美活动提高了城乡大众的艺术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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