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中国的大多数城市脱胎于古代传统的封建城堡和商业市镇，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开埠通商，在古今内外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开始了缓慢的近代工业化进程。不过孤悬于乡村文化汪洋大海中的近代城市文化“产生的也是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古不今、不城不乡的文化怪胎”①。近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化中西杂糅、城乡文明对立、士商同列的二元结构，是其典型特征。新疆近代城市文化也摆脱不了这种厄运，除所有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共性外，新疆近代城市文化不过是增添了一些多民族杂居、多种信仰并列的地域文化色彩而已。
  新疆近代城市也是由古代城镇演变来的。丝绸之路开通的千余年间在交通要冲、贸易集散地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城镇，其中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疏勒、莎车，北道的龟兹及东路的伊吾、高昌等都是重镇。汉唐统一西域时期的西域都护、西域长史，安西、北庭两个大都护府所在地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颇具规模的城镇。但是随着丝绸之路陆路贸易的衰微，原先八方商贾汇聚、各色人等杂居的古代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变得越来越封闭、守旧。自清代在新疆建省后，以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为中心，以乾隆年间的南疆八城、伊犁九城和北疆、东疆的乌苏、哈密、奇台、吐鲁番等为主的城镇重新振兴，开始迈开其近代化历程。南疆八城是指乾嘉期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其中喀什噶尔规模最大；伊犁九城为伊犁将军府时期所建惠宁、惠远、绥定、广仁、赡德、拱宸、熙春、塔勒奇、宁远诸城。建省后在天山南北原有城镇基础上形成郡县制的道县，民国后改为行政区，即8个行政区，辖59县，7个设治局，省会仍为迪化。在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城镇中，最能代表新疆近代城市文化特征的自然是省会迪化、南部的喀什噶尔和北部的宁远（今伊宁市）这三座城市了。
  一、中西杂糅的非有机结合
  新疆近代城市文化中的中西杂糅现象已远非丝绸之路开通时的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了。这是因为，丝绸之路开通的文化变迁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的，不存在异质文化以消除本土文化为目的，文化彼此间的沟通、理解、整合、回授均是本土文化有选择性地吸纳外来文化，使本土文化内涵更丰富的过程。但近代以后新疆本土文化的变异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进行领土扩张、推行殖民文化的强势输入异质文化的不平等状态下出现的。其中开埠通商、建立贸易圈、传教等途径使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移植到新疆的传统城市中。在外力的推引下，原有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开始了蹒跚的近代化之旅。
  新疆城市文化中的中西杂糅现象产生于19世纪中叶沙俄对新疆的不平等通商，盛于清末，英帝国主义势力也在此期间扩张到新疆。1917年之后，特别是盛世才统治时期，苏联在新疆的文化影响更是举足轻重。
  我们还是先看一组数字：清宣统元年（1909）俄侨在伊犁的户数为1469户，人数为近5000人；喀什、莎车为392户，人数为1034人；迪化19户，人数为188人。而到了1944年，俄侨人数增至19392人，仅迪化就达700余人，伊宁为4587人，塔城为2500余人，南疆喀什等地下降到不足20余人。其他还有英、瑞（典）等国侨民。从总体看，俄、英等国侨民人数占新疆总人口数比例极少，但影响不小，因为他们多是伴随通商而至，不少人是有经商获利、传播文化的双重责任的。于是形成这样一些中西文化对峙的奇特景观：（1）中西建筑的不协调组合，洋房、洋楼与古城墙对立共存。迪化自清代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城市，有环城城墙，并辟有七门，即东西南北的承曦、庆丰、肇阜、憬惠四个门及东南隅的新东门，南面的新南门，西北面的惠孚、丽阳、徕远门。南关一带俄（苏）商行鳞次栉比，与之相接邻的十字街一带是津商商业区。南梁一带更有俄国东正教堂、俄（苏）领事馆的花园式建筑。清代宁远城（今伊宁市）到20世纪40年代“由于其地与苏联毗连，所以，街市的苏联色彩十足，尤其是北关，林荫夹道，苏联商贾猬集于此，领事馆即设于此”①。喀什在清时以维吾尔族居民为主，分
  回城（疏附）和汉城（疏勒）。自《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疏附辟为商埠，俄商、英商居于此，又设领事馆，城中传统的维吾尔族民居中混杂着俄式、英式建筑，甚至汉城还建有天主教堂，成为外籍商人、官员及部分汉族人诵经礼拜之场所。对于喀什这种光怪陆离的中西杂糅的城市景观，有一位曾于1929年至1930年间生活在喀什的外国学者这样描述道：“在那些年代，喀什噶尔城被大约10米高的结实的城墙环绕着。城墙是用晒干的土块加上填满土块缝之间的泥修筑成的。城墙顶部很宽，足以行驶一辆两轮马车。与外界的交通是通过四个巨大的城门进行的。城门暮闭晓开。城里有各种各样的巴扎，规模巨大的清真寺，还有富人和穷人住的房子。中国政权机构在城外，在城外的还有英国和俄国领事馆、瑞典传教团以及它开设的医院和其他福利机构。城外绿茵处处，阳光灿烂，而在城里却总是半明半暗。”①这种强烈的中西建筑对比，不是加速了新疆近代城市的历史进程，而更显其城市面貌的破败。（2）衣食生活习俗上的中西杂糅的滑稽相。因近代以来，新疆城市中的两种文化并非有机组合、自然融合，因此在一个传统封闭的边疆城市中往往因理解的片面，或盲目崇拜，而显得多少有些滑稽可笑。一位在喀什噶尔生活了17年之久的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马嘎特尼的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如此评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喀什噶尔的不土不洋的服饰变化：“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汉族人穿上了欧式服装，但看上去并不庄重，很可笑。”②她描写一位汉族官员的穿着：“他穿着一件黑礼服，镶花边的背心，一条黑绸裤，显然是中国裁缝做的。他头戴一顶圆顶黑礼帽，作为一身打扮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条鲜艳的绿色领带，他却把它系在领子的最上端。..现在这一身打扮却使他们看上去像乌鸦，与其说是滑稽透顶，不如说是令人伤感。”③而一位汉族新娘“坚持要在婚礼时穿上一套她认为欧洲姑娘在同样的场合穿的衣服，而且要戴上一顶硕大的草帽，草帽上缀满了手工做的花，花都被压得皱巴巴的，很脏”④。据她说，喀什噶尔巴扎（市场）欧洲服装的需求量很大。⑤（3）从中西杂糅走向主动吸纳的本土化过程在非有机组合中初见端倪。在此过程中，新疆主要城市开始有了大众传播媒介，虽然它作为舶来品，吸取了西方商业性、公共性文化的精髓，从思想内容看在各个阶段良莠不齐，既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也不乏宗教、殖民色彩，但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传媒。自杨增新时期起，新疆陆续出现近代报纸刊物、通讯工具、电影院、书店、俱乐部等文化传播载体。据统计，自1910年至1949年，新疆共有各类报刊135种，绝大部分用民汉文字出刊。⑥其中创刊于1910年3月的《伊犁白话报》是新疆第一张近代报纸，《新疆日报》是发行量最多的现代报纸；刊物中创刊于1935年的《反帝战线》发行量最大。如果从思想内容看，盛世才实行“六大政策”时期，依靠中共党人所办报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传媒发展的鼎盛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则因推行毒化民众的效忠领袖、党国的“三民主义”教育，文化传媒成了其御用工具。在新疆近现代刊物中还有不少是宣扬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思潮的，它们有深刻的国外势力支持的背景，一直成为影响新疆政局稳定的因素。近代的电话、电报、电影院等大众传媒，因简陋、不普及，虽在各城市都有零星开设，但走向大众化、公共化的步履十分艰难缓慢。
  二、对峙的城乡文明
  在新疆传统城市文化向近代化转型时期，与传统城市文化天然生成的乡村文化从来没有退出城市文化领域。这是因为新疆近代城市文化始终处在绿洲乡村文化、游牧文化的包围之中，城市的士官阶层、商绅阶层乃至平民阶层究其来源，均与乡村、牧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近代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产生多少辐射，而是乡村文化从物质文明到风尚习俗多方面强烈影响着城市文化。固然，城市文化可以从传统乡村文明中吸收物质、精神文明的营养，但传统保守的小农经济思想则成了城市走向近代化的桎梏，这样，它们就是一种畸形发展。但是城内各民族民间歌舞盛行，甚至牧区的赛马活动也择节在城郊举行，似乎应看作是城市文化积极吸收功能的正面效应，是应予以肯定的。喀什噶尔虽然建城很早，曾有丝绸之路上国际性商业城市的美称，但在乡村文化的包围中，其文化也不是典型的近现代城市文化，而是一种城乡文化对立并存的边缘文化。就商业文化而言，喀什噶尔不仅充斥着俄国洋行的分行，成为俄国产品的贸易集散地，同样还有中国边城特色的津商、少数民族经商者的文化成分，特别是以销售农副产品为主的定期市场——巴扎也设在城中，市民、农民相间，农村产品，内地、国外商品杂陈，都反映着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
  三、士商同体的并列文化结构
  新疆的城市文化在走向近代化演进中，传统的士向仕迈进的步伐并不因为社会变革而中止，本地土生土长的士在清末仍通过科举、捐纳等手段取得功名、官职，而到民国后，许多人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政府的各级官员，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现象仍十分普遍，且不说杨增新、金树仁、李溶等省政府主席均是前清的进士、举人出身，连清朝所封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也在政府中担任着各种职务。这些人不屑与市井俗民为伍，有自己的文化领域和特定的社交场所，即使有些人落魄沦为一介普通市民，但也极少有人转向绅商阶层，充其量也只是洋行等外国商行中的普通雇员而已。当然从这个上层的后代中也出现了一批由政府选送内地学习、出国留学的全新的现代知识分子，但大多并未成为实业家、教育家、思想家，大部分仍然走向了仕途。曾毕业于新疆法政学堂的刘德恩就是一例。其父为清朝奇台县衙笔帖式，他虽有志于新疆教育事业，但最终也免不了做官一途，先后担任金树仁时期的中国驻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副领事、领事，盛世才时期的新疆建设厅副厅长，国民党时期的新疆省政府委员等职。爱国开明的肉孜阿吉是20世纪初至30年代初乌鲁木齐维吾尔族富商，为振兴地方实业、兴办新式工商业多有贡献，但仍不能与官场脱离干系，被迫担任了杨增新时期的新疆省参议会副议长。这种商绅在新疆近代城市文化中亦非个例。只有那些自清初直到清末流放到新疆的遣员，本身都是从士进身到官场的，一旦落势，其地位的陡降，才使他们有了更多体察、了解民情的机会。其中不少人有了充分发挥个人赋诗才能的机会，故写下了许多以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诗篇，他们因居住在城镇的便利，内容也多与城市的平民生活、习俗有关，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就是佼佼者。这种边塞诗风一直影响到新疆现当代的诗歌创作。当然，近代的边塞诗眷恋的还是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和自身的文化爱好，平民百姓是无缘接受的。
  新疆近代城市商业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以洋行为主的外国人经营的商号、商店，另一种是以津商为主的“八大家”以及维吾尔等民族商人开设的商号、商店。以乌鲁木齐的八大津商商号为例，起源于光绪初年随清军进疆的天津杨柳青一带的农民和货郎，他们因一边行走，一边销售，被称为“赶大营”。之后形成了在乌鲁木齐十字街一带的津商“八大商号”，并在全疆各地设有分号。这些津商在抵制洋货、发展民族工商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更不待在沟通新疆
  与内地商品交流、密切民汉关系上的作用了。但是由于这些商人本身就来自乡村，那种小农经济培植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心态又很难马上改变，对任何涉及传统乡村文化的近代化进程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抵触，他们照样穿长袍马褂，照样住传统住宅，照样听传统戏曲，照常进行乡村文化固有的祭神、祭祖、社火等传统节庆活动。这种士商并列共存的文化结构，或许保留了传统，却有意无意滞缓了新疆城市文化的近代化进程。
  四、排拒与接纳之间的选择
  比起西方的物质文化形态来，西方观念形态文化的传播在近代新疆“不中不西”的文化进程中，使人们产生了更多的困惑：哪些可以接受，哪些不能接受，以什么方式接受等，的确是一种两难抉择。随着开埠通商，传进新疆的不仅仅是洋货，还有西方的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形态。西方的基督教在近代是如楔子一样打进来的，而电影、文学作品、舞台艺术为民众普遍接受则晚到了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的抗战时期。由于城市文化所具备的独特的辐射和吸纳功能，西方观念形态文化选中迪化、伊宁、喀什噶尔等中心城市就不是偶然的了。
  近代以来，楔进新疆中心城市的是基督教派的天主教、东正教等。具体是：光绪十三年（1887）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伊宁设天主教堂，20世纪初又在迪化设教堂；光绪二十年（1894），瑞典教会传教团在喀什噶尔建立传教点；19世纪后半期沙俄开始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设立东正教堂。除东正教是随沙俄扩张来到新疆的俄罗斯人信仰外，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和瑞典教会传教团都把当地居民作为发展信徒的对象，甚至欲使当地的穆斯林群众改信基督教。但是，这些中心城市的居民都有传统的宗教信仰，喀什居民基本信仰伊斯兰教，而乌鲁木齐、伊宁等北疆城市的居民则是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信仰杂陈。因为这些城市长期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这些城市的居民出于固有的宗教信仰，对基督教的排斥心理是十分明显的，据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初伊宁市的天主教徒仅为107人，乌鲁木齐的信徒也不过一百四十四丁口。①喀什噶尔的情况更惨，“改信基督教的人很少”②。西方宗教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到1938年，盛世才开始驱逐西方传教士，教堂也纷纷关门，有的神父还被关进监狱。其实，驱逐的动机是出于政治原因，但能摆到台面上的理由十分简单：回避穆斯林群众的反感。事实也是如此，在一个普遍存在伊斯兰教、佛教信仰的地区，植入另一种他们完全陌生的宗教文化是多么困难。
  比起西方器物文化来，电影、文学作品、舞台艺术这些代表西方精神文化的舶来品本应更难融进新疆近代城市文明，但事实却相反，在清末民初经杨增新的“文化遏制”后却在盛世才实行“六大政策”的抗战期间成为了新疆近代都市文明的标志，尽管较之内地整整晚了三十多年。电影、文学作品和舞台艺术不全是直接从西方输入的，除苏联电影、苏联文学作品直接输入外，中介者主要是抗战时期到新疆的中共党人和爱国文化人士。因为已中国化的近代文学、艺术一开始就作为抗战运动的一部分成为发动、宣传、教育民众的有效手段，很快为城市市民阶层特别是其中的知识阶层所接受，又向农牧区辐射。文学作品主要是国内作者如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和译为汉文的俄苏作家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有的还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受众是大中学校师生和公务员阶层。而电影就不同了，起先（20世纪20年代），只有个别的商绅家庭从天津等地购进手摇电影放映机，供家庭娱乐之用，并未融进市民文化中。随着20世纪30年代乌鲁木齐出现第一家私营影院和国营电影院，一批中外故事片、抗战纪录片开始上映，看电影逐渐成为市民文化的新时尚。自此，伊犁、喀什、哈密、和田、阿克苏、塔城、阿勒泰等专区的城镇也普遍建立了电影俱乐部。“到1942年，乌鲁木齐电影放映单位之多，可与西北各大城市相提并论”①。被称为“文明戏”的西方话剧、歌剧等舞台艺术在新疆城市中出现也是在抗战时期。林基路、茅盾、赵丹等人是这场抗战戏剧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这些话剧、歌剧以抗战题材为主，但也有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传统题材的，并用本民族语言演出。这表明新疆少数民族开始出现本民族的舞台艺术。新疆的近代戏剧运动从一开始首先在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学校、机关和市民间普及开来，演员绝大部分也是大中学校的师生、公务员等，是以群众性的抗战宣传活动形式出现的，之后从学校、机关走向城市街市和舞台，再以演出队的形式出现在广大农牧区。这应看作是借西方戏剧形式走中国化、民族化戏剧艺术之路在一个多民族边疆城市的尝试，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戏剧艺术本身。
  在一个由传统城市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时期，新疆的近代城市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显得先天不足，虽然出现过抗战时期的文化发展盛况，但随着盛世才的政治转向，刚刚发展起来的电影艺术、舞台艺术都曾发生过逆转，这种颓势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当然，这除了政治制度本身的原因外，还与新疆的城市社会并不是完善的工业社会，甚至连准工业社会都不是不无关系。因为近代西方文化毕竟是伴随着工业文明产生的，“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根本不同。它们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迁，实质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是被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现代化过程改变的”②。在一个非典型工业社会城市，城市文化自然也避免不了畸形发展，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新疆的近代城市文化发展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样举步维艰的缘由了。

①涂文学.对立与共生：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二元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8（1）. ①于维诚，潘喜明编译.日本新修中国通志·新疆卷（一）.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89. ①〔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63. ②〔英〕凯瑟琳·马嘎特尼.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170. ③〔英〕凯瑟琳·马特尼.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170. ④〔英〕凯瑟琳·马嘎特尼.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170. ⑤〔英〕凯瑟琳·马嘎特尼.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170. ⑥王梅堂.新疆解放前报刊要目一瞥.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七辑.1984. ①木拉提·黑尼亚提.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西域研究.2002（3） ②〔瑞典〕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等译.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社，1994.75.版. ①景梦陵.电影艺术传入新疆始末.新疆艺术.1995（5）. ②〔美〕伊思·罗伯逊著.黄育馥译.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