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第一节 近代城市文化的二元结构
  中国的大多数城市脱胎于古代传统的封建城堡和商业市镇，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开埠通商，在古今内外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开始了缓慢的近代工业化进程。不过孤悬于乡村文化汪洋大海中的近代城市文化“产生的也是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古不今、不城不乡的文化怪胎”①。近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化中西杂糅、城乡文明对立、士商同列的二元结构，是其典型特征。新疆近代城市文化也摆脱不了这种厄运，除所有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共性外，新疆近代城市文化不过是增添了一些多民族杂居、多种信仰并列的地域文化色彩而已。
  新疆近代城市也是由古代城镇演变来的。丝绸之路开通的千余年间在交通要冲、贸易集散地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城镇，其中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疏勒、莎车，北道的龟兹及东路的伊吾、高昌等都是重镇。汉唐统一西域时期的西域都护、西域长史，安西、北庭两个大都护府所在地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颇具规模的城镇。但是随着丝绸之路陆路贸易的衰微，原先八方商贾汇聚、各色人等杂居的古代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变得越来越封闭、守旧。自清代在新疆建省后，以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为中心，以乾隆年间的南疆八城、伊犁九城和北疆、东疆的乌苏、哈密、奇台、吐鲁番等为主的城镇重新振兴，开始迈开其近代化历程。南疆八城是指乾嘉期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其中喀什噶尔规模最大；伊犁九城为伊犁将军府时期所建惠宁、惠远、绥定、广仁、赡德、拱宸、熙春、塔勒奇、宁远诸城。建省后在天山南北原有城镇基础上形成郡县制的道县，民国后改为行政区，即8个行政区，辖59县，7个设治局，省会仍为迪化。在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城镇中，最能代表新疆近代城市文化特征的自然是省会迪化、南部的喀什噶尔和北部的宁远（今伊宁市）这三座城市了。
  一、中西杂糅的非有机结合
  新疆近代城市文化中的中西杂糅现象已远非丝绸之路开通时的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了。这是因为，丝绸之路开通的文化变迁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的，不存在异质文化以消除本土文化为目的，文化彼此间的沟通、理解、整合、回授均是本土文化有选择性地吸纳外来文化，使本土文化内涵更丰富的过程。但近代以后新疆本土文化的变异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进行领土扩张、推行殖民文化的强势输入异质文化的不平等状态下出现的。其中开埠通商、建立贸易圈、传教等途径使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移植到新疆的传统城市中。在外力的推引下，原有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开始了蹒跚的近代化之旅。
  新疆城市文化中的中西杂糅现象产生于19世纪中叶沙俄对新疆的不平等通商，盛于清末，英帝国主义势力也在此期间扩张到新疆。1917年之后，特别是盛世才统治时期，苏联在新疆的文化影响更是举足轻重。
  我们还是先看一组数字：清宣统元年（1909）俄侨在伊犁的户数为1469户，人数为近5000人；喀什、莎车为392户，人数为1034人；迪化19户，人数为188人。而到了1944年，俄侨人数增至19392人，仅迪化就达700余人，伊宁为4587人，塔城为2500余人，南疆喀什等地下降到不足20余人。其他还有英、瑞（典）等国侨民。从总体看，俄、英等国侨民人数占新疆总人口数比例极少，但影响不小，因为他们多是伴随通商而至，不少人是有经商获利、传播文化的双重责任的。于是形成这样一些中西文化对峙的奇特景观：（1）中西建筑的不协调组合，洋房、洋楼与古城墙对立共存。迪化自清代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城市，有环城城墙，并辟有七门，即东西南北的承曦、庆丰、肇阜、憬惠四个门及东南隅的新东门，南面的新南门，西北面的惠孚、丽阳、徕远门。南关一带俄（苏）商行鳞次栉比，与之相接邻的十字街一带是津商商业区。南梁一带更有俄国东正教堂、俄（苏）领事馆的花园式建筑。清代宁远城（今伊宁市）到20世纪40年代“由于其地与苏联毗连，所以，街市的苏联色彩十足，尤其是北关，林荫夹道，苏联商贾猬集于此，领事馆即设于此”①。喀什在清时以维吾尔族居民为主，分
  回城（疏附）和汉城（疏勒）。自《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疏附辟为商埠，俄商、英商居于此，又设领事馆，城中传统的维吾尔族民居中混杂着俄式、英式建筑，甚至汉城还建有天主教堂，成为外籍商人、官员及部分汉族人诵经礼拜之场所。对于喀什这种光怪陆离的中西杂糅的城市景观，有一位曾于1929年至1930年间生活在喀什的外国学者这样描述道：“在那些年代，喀什噶尔城被大约10米高的结实的城墙环绕着。城墙是用晒干的土块加上填满土块缝之间的泥修筑成的。城墙顶部很宽，足以行驶一辆两轮马车。与外界的交通是通过四个巨大的城门进行的。城门暮闭晓开。城里有各种各样的巴扎，规模巨大的清真寺，还有富人和穷人住的房子。中国政权机构在城外，在城外的还有英国和俄国领事馆、瑞典传教团以及它开设的医院和其他福利机构。城外绿茵处处，阳光灿烂，而在城里却总是半明半暗。”①这种强烈的中西建筑对比，不是加速了新疆近代城市的历史进程，而更显其城市面貌的破败。（2）衣食生活习俗上的中西杂糅的滑稽相。因近代以来，新疆城市中的两种文化并非有机组合、自然融合，因此在一个传统封闭的边疆城市中往往因理解的片面，或盲目崇拜，而显得多少有些滑稽可笑。一位在喀什噶尔生活了17年之久的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马嘎特尼的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如此评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喀什噶尔的不土不洋的服饰变化：“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汉族人穿上了欧式服装，但看上去并不庄重，很可笑。”②她描写一位汉族官员的穿着：“他穿着一件黑礼服，镶花边的背心，一条黑绸裤，显然是中国裁缝做的。他头戴一顶圆顶黑礼帽，作为一身打扮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条鲜艳的绿色领带，他却把它系在领子的最上端。..现在这一身打扮却使他们看上去像乌鸦，与其说是滑稽透顶，不如说是令人伤感。”③而一位汉族新娘“坚持要在婚礼时穿上一套她认为欧洲姑娘在同样的场合穿的衣服，而且要戴上一顶硕大的草帽，草帽上缀满了手工做的花，花都被压得皱巴巴的，很脏”④。据她说，喀什噶尔巴扎（市场）欧洲服装的需求量很大。⑤（3）从中西杂糅走向主动吸纳的本土化过程在非有机组合中初见端倪。在此过程中，新疆主要城市开始有了大众传播媒介，虽然它作为舶来品，吸取了西方商业性、公共性文化的精髓，从思想内容看在各个阶段良莠不齐，既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也不乏宗教、殖民色彩，但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传媒。自杨增新时期起，新疆陆续出现近代报纸刊物、通讯工具、电影院、书店、俱乐部等文化传播载体。据统计，自1910年至1949年，新疆共有各类报刊135种，绝大部分用民汉文字出刊。⑥其中创刊于1910年3月的《伊犁白话报》是新疆第一张近代报纸，《新疆日报》是发行量最多的现代报纸；刊物中创刊于1935年的《反帝战线》发行量最大。如果从思想内容看，盛世才实行“六大政策”时期，依靠中共党人所办报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传媒发展的鼎盛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则因推行毒化民众的效忠领袖、党国的“三民主义”教育，文化传媒成了其御用工具。在新疆近现代刊物中还有不少是宣扬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思潮的，它们有深刻的国外势力支持的背景，一直成为影响新疆政局稳定的因素。近代的电话、电报、电影院等大众传媒，因简陋、不普及，虽在各城市都有零星开设，但走向大众化、公共化的步履十分艰难缓慢。
  二、对峙的城乡文明
  在新疆传统城市文化向近代化转型时期，与传统城市文化天然生成的乡村文化从来没有退出城市文化领域。这是因为新疆近代城市文化始终处在绿洲乡村文化、游牧文化的包围之中，城市的士官阶层、商绅阶层乃至平民阶层究其来源，均与乡村、牧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近代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产生多少辐射，而是乡村文化从物质文明到风尚习俗多方面强烈影响着城市文化。固然，城市文化可以从传统乡村文明中吸收物质、精神文明的营养，但传统保守的小农经济思想则成了城市走向近代化的桎梏，这样，它们就是一种畸形发展。但是城内各民族民间歌舞盛行，甚至牧区的赛马活动也择节在城郊举行，似乎应看作是城市文化积极吸收功能的正面效应，是应予以肯定的。喀什噶尔虽然建城很早，曾有丝绸之路上国际性商业城市的美称，但在乡村文化的包围中，其文化也不是典型的近现代城市文化，而是一种城乡文化对立并存的边缘文化。就商业文化而言，喀什噶尔不仅充斥着俄国洋行的分行，成为俄国产品的贸易集散地，同样还有中国边城特色的津商、少数民族经商者的文化成分，特别是以销售农副产品为主的定期市场——巴扎也设在城中，市民、农民相间，农村产品，内地、国外商品杂陈，都反映着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
  三、士商同体的并列文化结构
  新疆的城市文化在走向近代化演进中，传统的士向仕迈进的步伐并不因为社会变革而中止，本地土生土长的士在清末仍通过科举、捐纳等手段取得功名、官职，而到民国后，许多人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政府的各级官员，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现象仍十分普遍，且不说杨增新、金树仁、李溶等省政府主席均是前清的进士、举人出身，连清朝所封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也在政府中担任着各种职务。这些人不屑与市井俗民为伍，有自己的文化领域和特定的社交场所，即使有些人落魄沦为一介普通市民，但也极少有人转向绅商阶层，充其量也只是洋行等外国商行中的普通雇员而已。当然从这个上层的后代中也出现了一批由政府选送内地学习、出国留学的全新的现代知识分子，但大多并未成为实业家、教育家、思想家，大部分仍然走向了仕途。曾毕业于新疆法政学堂的刘德恩就是一例。其父为清朝奇台县衙笔帖式，他虽有志于新疆教育事业，但最终也免不了做官一途，先后担任金树仁时期的中国驻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副领事、领事，盛世才时期的新疆建设厅副厅长，国民党时期的新疆省政府委员等职。爱国开明的肉孜阿吉是20世纪初至30年代初乌鲁木齐维吾尔族富商，为振兴地方实业、兴办新式工商业多有贡献，但仍不能与官场脱离干系，被迫担任了杨增新时期的新疆省参议会副议长。这种商绅在新疆近代城市文化中亦非个例。只有那些自清初直到清末流放到新疆的遣员，本身都是从士进身到官场的，一旦落势，其地位的陡降，才使他们有了更多体察、了解民情的机会。其中不少人有了充分发挥个人赋诗才能的机会，故写下了许多以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诗篇，他们因居住在城镇的便利，内容也多与城市的平民生活、习俗有关，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就是佼佼者。这种边塞诗风一直影响到新疆现当代的诗歌创作。当然，近代的边塞诗眷恋的还是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和自身的文化爱好，平民百姓是无缘接受的。
  新疆近代城市商业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以洋行为主的外国人经营的商号、商店，另一种是以津商为主的“八大家”以及维吾尔等民族商人开设的商号、商店。以乌鲁木齐的八大津商商号为例，起源于光绪初年随清军进疆的天津杨柳青一带的农民和货郎，他们因一边行走，一边销售，被称为“赶大营”。之后形成了在乌鲁木齐十字街一带的津商“八大商号”，并在全疆各地设有分号。这些津商在抵制洋货、发展民族工商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更不待在沟通新疆
  与内地商品交流、密切民汉关系上的作用了。但是由于这些商人本身就来自乡村，那种小农经济培植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心态又很难马上改变，对任何涉及传统乡村文化的近代化进程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抵触，他们照样穿长袍马褂，照样住传统住宅，照样听传统戏曲，照常进行乡村文化固有的祭神、祭祖、社火等传统节庆活动。这种士商并列共存的文化结构，或许保留了传统，却有意无意滞缓了新疆城市文化的近代化进程。
  四、排拒与接纳之间的选择
  比起西方的物质文化形态来，西方观念形态文化的传播在近代新疆“不中不西”的文化进程中，使人们产生了更多的困惑：哪些可以接受，哪些不能接受，以什么方式接受等，的确是一种两难抉择。随着开埠通商，传进新疆的不仅仅是洋货，还有西方的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形态。西方的基督教在近代是如楔子一样打进来的，而电影、文学作品、舞台艺术为民众普遍接受则晚到了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的抗战时期。由于城市文化所具备的独特的辐射和吸纳功能，西方观念形态文化选中迪化、伊宁、喀什噶尔等中心城市就不是偶然的了。
  近代以来，楔进新疆中心城市的是基督教派的天主教、东正教等。具体是：光绪十三年（1887）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伊宁设天主教堂，20世纪初又在迪化设教堂；光绪二十年（1894），瑞典教会传教团在喀什噶尔建立传教点；19世纪后半期沙俄开始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设立东正教堂。除东正教是随沙俄扩张来到新疆的俄罗斯人信仰外，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和瑞典教会传教团都把当地居民作为发展信徒的对象，甚至欲使当地的穆斯林群众改信基督教。但是，这些中心城市的居民都有传统的宗教信仰，喀什居民基本信仰伊斯兰教，而乌鲁木齐、伊宁等北疆城市的居民则是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信仰杂陈。因为这些城市长期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这些城市的居民出于固有的宗教信仰，对基督教的排斥心理是十分明显的，据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初伊宁市的天主教徒仅为107人，乌鲁木齐的信徒也不过一百四十四丁口。①喀什噶尔的情况更惨，“改信基督教的人很少”②。西方宗教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到1938年，盛世才开始驱逐西方传教士，教堂也纷纷关门，有的神父还被关进监狱。其实，驱逐的动机是出于政治原因，但能摆到台面上的理由十分简单：回避穆斯林群众的反感。事实也是如此，在一个普遍存在伊斯兰教、佛教信仰的地区，植入另一种他们完全陌生的宗教文化是多么困难。
  比起西方器物文化来，电影、文学作品、舞台艺术这些代表西方精神文化的舶来品本应更难融进新疆近代城市文明，但事实却相反，在清末民初经杨增新的“文化遏制”后却在盛世才实行“六大政策”的抗战期间成为了新疆近代都市文明的标志，尽管较之内地整整晚了三十多年。电影、文学作品和舞台艺术不全是直接从西方输入的，除苏联电影、苏联文学作品直接输入外，中介者主要是抗战时期到新疆的中共党人和爱国文化人士。因为已中国化的近代文学、艺术一开始就作为抗战运动的一部分成为发动、宣传、教育民众的有效手段，很快为城市市民阶层特别是其中的知识阶层所接受，又向农牧区辐射。文学作品主要是国内作者如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和译为汉文的俄苏作家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有的还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受众是大中学校师生和公务员阶层。而电影就不同了，起先（20世纪20年代），只有个别的商绅家庭从天津等地购进手摇电影放映机，供家庭娱乐之用，并未融进市民文化中。随着20世纪30年代乌鲁木齐出现第一家私营影院和国营电影院，一批中外故事片、抗战纪录片开始上映，看电影逐渐成为市民文化的新时尚。自此，伊犁、喀什、哈密、和田、阿克苏、塔城、阿勒泰等专区的城镇也普遍建立了电影俱乐部。“到1942年，乌鲁木齐电影放映单位之多，可与西北各大城市相提并论”①。被称为“文明戏”的西方话剧、歌剧等舞台艺术在新疆城市中出现也是在抗战时期。林基路、茅盾、赵丹等人是这场抗战戏剧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这些话剧、歌剧以抗战题材为主，但也有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传统题材的，并用本民族语言演出。这表明新疆少数民族开始出现本民族的舞台艺术。新疆的近代戏剧运动从一开始首先在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学校、机关和市民间普及开来，演员绝大部分也是大中学校的师生、公务员等，是以群众性的抗战宣传活动形式出现的，之后从学校、机关走向城市街市和舞台，再以演出队的形式出现在广大农牧区。这应看作是借西方戏剧形式走中国化、民族化戏剧艺术之路在一个多民族边疆城市的尝试，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戏剧艺术本身。
  在一个由传统城市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时期，新疆的近代城市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显得先天不足，虽然出现过抗战时期的文化发展盛况，但随着盛世才的政治转向，刚刚发展起来的电影艺术、舞台艺术都曾发生过逆转，这种颓势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当然，这除了政治制度本身的原因外，还与新疆的城市社会并不是完善的工业社会，甚至连准工业社会都不是不无关系。因为近代西方文化毕竟是伴随着工业文明产生的，“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根本不同。它们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迁，实质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是被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现代化过程改变的”②。在一个非典型工业社会城市，城市文化自然也避免不了畸形发展，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新疆的近代城市文化发展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样举步维艰的缘由了。
  1937～1942年间是近代以来新疆城市艺术的第一个高峰，在如火如荼的抗战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话剧、歌剧、电影、歌咏、漫画等艺术使本来就有“歌舞之乡”美誉的新疆传统艺术又沐浴在现代文明的春风中。较之传统的少数民族歌舞艺术和清代就扎根的京剧、秦腔、曲剧等传统舞台艺术，以话剧为代表的舞台艺术在边城——乌鲁木齐的出现，是破天荒的大事，也是新疆各民族现代舞台艺术的开端。话剧等舞台艺术的出现都创下了数个第一：新疆有了现代意义的第一个专业剧团；新疆第一次有了戏剧运动发展计划；少数民族第一次有了本民族语种的话剧剧目和剧作者；新疆第一次有了各民族的话剧演员；新疆第一次演出了抗战题材的话剧；..似乎这个“第一”还可以列下去。舞台艺术的出现是近代以来新疆城市文化最具现代意义的标志。
  一、实验剧团成为新疆第一个专业话剧团
  实验剧团全称是新疆文化协会实验话剧团，成立于1940年的“九一八”国耻纪念日之后不久，倡导者是当时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沈雁冰（茅盾）、副委员长张仲实等人，具体由1939年8月抵迪化的赵丹、王为一等著名演艺界人士组建。其实在实验剧团成立之前，迪化已经有了群众性的演出话剧、活报剧的基础。1938年10月至11月，迪化学联在中共党员的组织下举行了大中小学话剧比赛，演出剧目全是反映抗日救国的国防话剧，街头也出现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1939年5月在迪化公演了由新疆学院学生编剧、排演并公开演出的三幕话剧《新新疆进行曲》。这些无疑对实验剧团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由赵丹导演，王为一、徐韬、易烈、叶露茜、程婉芬等著名演员参加演出的三幕话剧《战斗》的公演成了实验剧团成立的前奏。实验剧团是有专业导演、演员以及严格工作计划和一批优秀剧目的专业剧团。从剧团人员的组成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全国最著名的演艺界人士。成员和具体分工是：赵丹任导演并兼演员，徐韬负责行政总务工作、演员，王为一负责表演工作、演员，朱今明负责舞台方面工作、演员，刘伯珩负责宣传译论工作、演员，于村负责演出方面工作、演员，专业演员还有易烈、叶露茜、俞佩珊、程婉芬、陈英等。①在短短的一年零五个月中，实验剧团创作并演出了一批以抗战题材为主的优秀剧目，还积极培养各民族戏剧人才，辅导基层的戏剧演出活动。公演的大型多幕话剧有章泯原著，赵丹、王为一改编的《战斗》，赵丹等人集体创作的《新新疆万岁》，阳翰笙编剧的《前夜》以及《文乡》、《突击》、《古城的怒吼》等。演出的独幕剧有《小黑子》、《两兄弟》、《打日本》等儿童剧和《血祭九一八》、《顺民》、《最后一计》、《搜查》等。《新疆万岁》的创作和公演是新疆近代话剧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它在迪化舞台上的出现，对新疆的戏剧创作起着指导和推动作用”。②茅盾曾撰文《演出了〈新新疆万岁〉以后》谈感想：“从它们（指《新疆进行曲》和《新新疆万岁》）的宣传与教育的作用上说来，虽然两者都有所成熟，但是从艺术的观点而言，两者都有不少的缺陷；话剧既是艺术品，所以艺术上的缺陷，就会减少了宣传与教育的力量。..《新新疆进行曲》与《新新疆万岁》二剧中，都是或多或少插写到了典型的事与人的，不过同时也毋庸讳言，这一些被多少插写到了的，也还不是典型中之典型。”③茅盾还就话剧剧本的创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如主题的确定，题材的选择等。这些意见、建议对新疆话剧艺术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实验剧团成立后为适应舞台演出的需要，对汉文会俱乐部进行了改建，满足了演出的需求。但原本计划建抽屉式舞台，终因机械设备不足，未能实现。舞美设计、布景制作和化妆技术等方面都相当专业化。实验剧团在剧本创作、培养新疆戏剧人才、辅导业余戏剧演出等方面均有建树。
  二、制订并实施新疆戏剧运动发展计划
  虽然“新疆戏剧运动两年工作计划”是以茅盾领导的新疆文协戏剧运动委员会的名义制定的，但具体实施的是实验剧团的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刘伯珩、于村等人。计划的宗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确立抗战戏剧之基础；二是协助各民族的戏剧运动，发扬其固有的戏剧艺术；三是训练戏剧干部人才（包括编剧、导演、演员、舞台技术及剧场管理人员等）。①第一次两年计划的实施分为两期，每期为8个月，并把第一次两年计划的起始日期定在1939年10月10日全国戏剧节这一天。第一次第一期的主要目标定为6项内容：（1）创立剧场；（2）创立剧团；（3）创立训练班；（4）服务；（5）编写剧本；（6）演出。第二期的主要目标定为5项：（1）到各地巡回公演；（2）指导推广各区各族戏剧运动工作；（3）培训全疆各地各民族戏剧人才；（4）..；（5）完成新剧场之建筑与设备。此外还拟订了第三期实施计划，主要内容有：（1）建立新兴民族戏剧之演出方法及理论；（2）添设高级训练班；（3）设立专门研究室，研究戏剧各项专门问题，以及改良旧剧的演出方法和内容；（4）设立戏剧展览室；（5）设立出版部，出版剧本、戏剧丛书；（6）经常演出加大次数。②这的确是一个事关新疆现代舞台艺术发展的纲领性计划，在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演出实践与艺术理论研究、城市与乡村、培训与指导、剧本与剧场、展览与出版诸方面都进行和正在进行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而且从实施过程看，许多工作是在极其艰难的困境中推进的。如果说有些项目没有完成，也非领导、组织者所愿，而是盛世才倒行逆施造成的。同实验剧团的成立一样，这个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开了新疆现代舞台艺术发展的先河。为普及新疆现代舞台艺术并提高演出质量和大众的审美水平，《新疆日报》做到了每剧必评，撰写戏剧文艺评论文章者又往往是茅盾、刘伯珩、徐韬等这些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文章有：茅盾的《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刘伯珩的《新中国的戏剧与戏剧工作者》、《剧本琐谈》，徐韬的《寅剧与革命运动》，戴彭荫的《我们的艺术》，林月的《戏剧工作者的任务》，公拓的《我们的艺术》等。文章对现代戏剧的革命化方向、戏剧为抗战服务、戏剧的普及与提高关系、戏剧的中国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对新疆现代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茅盾在《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的文艺理论文章中提出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和中国化问题有的放矢，特别是对文艺大众化问题，他认为必须包括“教育大众”与“向大众学习”这两方面：“前进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大众所缺乏，而须我们教给他们；但大众的生活色彩及意识情绪，乃是我们所生疏，而须向大众学习的。两者不但没有矛盾，而且互相依存而发展；必须经由此途，然后‘大众化’问题可得合理的解决。”①茅盾的见解对新疆现代舞台艺术的普及和提高有指导意义。
  三、大众化的城市戏剧运动
  如果说实验剧团的成立是新疆近代戏剧艺术专业化的标志，那么兴起于大中学校的话剧演出活动就是城市戏剧艺术大众化的开端。其实以迪化大中学校师生为主体的话剧演出活动早在实验剧团成立前就开始了，它既是抗战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实验剧团成立的群众基础。迪化大中学院抗战话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延安派来的中共党人和内地来的爱国进步人士，话剧演出活动的中心是新疆学院、省一中和省女中，编剧和演员也是广大师生。影响最大的是1939年5月演出的《新新疆进行曲》，该剧由新疆学院学生乔国仁、党固、赵普琳等集体创作，剧本是经茅盾亲笔修改润色的。“演员由（新疆）学院的学生乔国仁、党固等担任，学院的维吾尔族学生也参加了演出。新疆教育厅编译委员会编辑主任刘伯珩（即白大方，中共党员）担任导演。剧本的内容是反映新疆‘四一二’政变前后社会政治的变化，宣传六大政策的胜利。这是新疆青年自己创作演出的反映新疆各族人民现实生活的第一部大型话剧”。②1938年10月，正值新疆第三次各民族代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各大中小学的话剧比赛也同时举行。新疆学院演出了由林基路编导的独幕剧《乎号》和田汉等人编剧的抗战话剧《前哨》、《扬子江暴风雨》、《死里求生》、《太平年》、《游击队之子》等；省立一中演出了《守着我们的家乡》、《重逢》、《牺牲》等；省立女中演出了《哨声》、《朔风》、《一个受伤的游击队员》、《重逢》等；省立师范、市第二小学、女中附小、市第四小学等还演出了《共求解放》、《小朋友你错了》、《活捉鬼子》、《黄海汛》、《好孩子》等独幕剧。1940～1942年期间是校园话剧运动大普及、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校园话剧无论是表演水平，还是舞美、化妆上都较前期有了新的突破。这个时期各学校演出了一批国内著名剧作家的多幕剧、独幕剧。其中省立女中在中共党员朱旦华、张奋英等人的组织领导下，由叶露茜导演演出了宋之的编剧的《武则天》、《雾重庆》、《旗舰出云号》，夏衍编剧的《心防》，阳翰笙编剧的《塞上风云》，曹禺的《雷雨》、《北京人》等多幕剧，独幕剧有《缴枪》、《今日》、《一把剪刀》等十多出；新疆学院演出了陈白尘编剧的《魔窟》，张骏祥编剧的《边城故事》等多幕剧和《三江女子》等独幕剧；省立一中演出崔嵬、震之的《八百壮士》，吴祖光的《凤凰城》和陈白尘的《台儿庄》、《太平天国》等多幕剧，均由刘子平任导演，还演出了《在原野上》、《中华儿女》等独幕剧。即使在盛世才公开反共反苏投靠国民党后的1943～1945年，迪化的大中学校仍然演出了郭沫若的《屈原》、阿英的《春风秋雨》等话剧以及歌剧《黄河大合唱》等。在群众性话剧演出高潮中，现代舞台艺术也由校园走向社会，《新疆日报》社职工、新疆文化协会文化干部训练班、省商业银行等单位都纷纷上演抗战话剧。在迪化话剧运动的推动下，全疆各地也竞相成立业余剧团，据统计，1940～1942年间全疆各地的民族文化促进会已达295个，剧团31个，俱乐部89个（可容三百到四百人以上的俱乐部有49个），①这是抗战话剧得以从城市向广大农牧区普及的重要条件，这也把新疆的话剧运动引向了一个大众化的大普及大发展阶段。
  四、少数民族舞台艺术的发端
  新疆各少数民族都以传统的歌舞艺术见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少有发育成熟的舞台戏剧艺术，少数民族话剧、歌剧艺术也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抗日救亡运动中伴随新疆话剧运动出现的。虽然仅仅是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它已经为新疆少数民族舞台艺术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疆文化协会和各个民族的文化促进会在中共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的组织领导下，从1938年后开始少数民族话剧的编剧、排演、演出，在此期间还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的戏剧人才。其中最早进行创作的剧本有维吾尔族诗人穆塔里甫的《战斗的姑娘》，哈萨克族文化促进会会长哈斯木的音乐话剧《胭》脂等。用少数民族语言演出的话剧首先出现在迪化舞台上，并推向全疆其他城镇进行演出。仅在迪化，就演出了维吾尔语的话剧、歌剧《战斗的姑娘》、《奇曼古丽》、《阿娜尔古丽》、《死亡线上的挣扎》，哈萨克语的《胭脂》和蒙古语的《牛马儿媳妇》等。同时还根据维吾尔族传统民间故事演出了《艾里甫与赛乃姆》、《巫医》、《再那甫被害记》、《热比亚与赛丁》、《帕尔哈提与西琳》、《俏牡丹》等话剧、歌剧。少数民族话剧在初创时期就得到了茅盾、林基路、赵丹等人的指导，特别是维吾尔语话剧《阿娜尔古丽》的演出，凝聚着赵丹、刘伯珩等文艺界著名人士的心血。维文会于1940年在乌鲁木齐公演了维吾尔语话剧《战斗吧，祖国》，盛况空前，“这个戏一时轰动乌鲁木齐，戏票抢购一空，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观众在俱乐部门前等票”。①维吾尔文化促进会为发展本民族的话剧艺术还组建了艺术剧团，并在伊宁市以各学校为基础，成立许多艺术小组，进行话剧演出。维吾尔语的话剧经过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起初是以艺术剧团为主在学校、果园搭台演出小喜剧和民间歌舞，演出的话剧也多是独幕剧，如《血迹》、《孤儿们的境遇》、《幻想中的医生》、《艾买提克》等。维文会文化俱乐部的成立，为演出大型舞台剧提供了演出场所，《战斗吧，祖国》、《奇曼古丽》等多幕话剧，《战斗的姑娘》、《艾里甫与赛乃姆》等大型多幕歌剧上演，同时还翻译演出了果戈里的《娶亲》、《酗酒的下场》等外国话剧。这些话剧、歌剧的内容都是反帝反封建的，特别是抗战时期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剧目占了相当比重，这是维吾尔族话剧艺术由初创走向勃兴的时期。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也在各地区创办了俱乐部、剧团，并由学校的教师创作了《季别克姑娘》、《秀戛》、《阿依曼—秀丽潘》、《卡勒克阿曼—马米》、《乌库尔岱高利岱》等话剧，在校园和农牧区演出。
  新疆近代城市舞台艺术并不排斥中国传统的舞台艺术。新疆文化协会也十分注重传统戏剧的改革，提倡传统戏曲应该为抗日救亡运动服务。迪化的各戏班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相继排演了一批抗日题材的新戏进行义演，“天利戏班的赵德风等演出了《塔子沟》，新民剧团（俗称华侨班）演出了《卢沟桥》、《铁蹄之下》、《九一八》等”。②商界和一些学校、机关也纷纷进行抗战题材的京剧、秦腔、曲剧义演，以反汉奸为内容的新编京剧《枪毙阎瑞生》就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新编秦腔《血祭九一八》在迪化新星舞台义演时也收到很好社会效益。演出后《新疆日报》就发表了慕群的《我观旧剧》的文章，给予热情鼓励：“他们虽然是旧剧团，虽然演的技术成问题，但是足以吸引群众，宣传群众，在抗战中尽到了他们的任务。”③近代以来勃兴的新疆城市舞台艺术表明，在抗日救亡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话剧等现代舞台艺术和中国传统舞台艺术完全可以以各自的优势在抗战文化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发挥更大的作用。
  纵观抗战时期新疆城市舞台艺术我们不难发现，它是抗日救亡文化的产物，是适应时代需求应运而生的。这首先是中共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为新疆舞台艺术提供了发生、发展的舞台。其次是一批中共党人、爱国进步人士和文艺界著名人士的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如果没有他们的竭诚尽力，新疆舞台艺术的发展计划、剧团的成立以及形成大众化的戏剧运动就不可能出现。再次是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新疆各民族的知识分子起了先导作用，因为话剧的演出者首先是学校的师生，也首先由他们将话剧艺术推向社会。最后，演出的剧目儿乎都是以抗战为内容的，即属“国防戏剧”范畴。由于是在短短几年内以“突发”的方式普及起来的，于是虽然有很强的政治内容，但艺术上就不免粗糙，再加之戏剧理论研究不足，理论的滞后也导致演出实践的滞后，影响了艺术水准的提高。不过，抗战时期出现的新疆舞台艺术的确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响：“因为它们的内容与某种历史倾向相符合，在这些戏剧中这种倾向得到了肯定。”①这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第三节 抗战文化与救亡艺术
  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即使对像新疆这样的抗战大后方来说，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对催生文化创新起了推动作用这个时期的新疆文化是包括各民族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救亡文化在内的三元汇一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首先发生在迪化这样的省会城市，形成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抗战文化运动后再向广大农牧区发展，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全民性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抗战话剧、抗战歌曲、抗战漫画成了最主要的救亡艺术。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新疆近代文化的重要标志。十月革命胜利后，与苏俄接壤的中国新疆伊宁、塔城等边境城市成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沿。当时有塔塔尔人阿热比卡皮多夫、俄罗斯人阿热提门彼得诺维奇、雅什里索夫等人在伊宁、塔城等城市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中传播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宣传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法令。之后，传播活动扩大到这两个地区的俄罗斯侨民中。到了1918年4月，伊宁市的俄罗斯族侨民一千余人上街游行，欢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塔城地区的俄罗斯侨民也纷纷起来反抗俄国商行老板的剥削和压迫，仿效苏维埃俄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与之相应的是，居住在俄国中亚地区的中国侨民也建立起革命组织，创办报纸宣传马克思主义。①但是，由于杨增新惧怕十月革命会在新疆蔓延，采取了坚决遏制的政策，他在严密防范措施中称：“如有持散传单之人，无论中俄，一律按法惩办。”严禁一切宣传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书籍传入新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各民族民众中的传播受到极大限制，除伊、塔等地俄国侨民有所反响外，全疆其他各地均无太大影响，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
  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待到抗战时期在新疆由城市到农村成了燎原之势。抗战时期，有两个因素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广泛传播。一是盛世才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取得成就的强大影响下，也出于稳定新疆政局和巩固统治的需要，采取亲苏政策，这样，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渐由上层，继而到知识分子，再到下层民众，为各阶层所了解。二是盛世才在执行“六大政策”中缺乏骨干和人才，也怕国民党染指新疆。权衡利弊，于是通过苏联向中共求援。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向新疆派出大批共产党人协助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这是盛世才联共政策形成之缘由。
  抗战时期在新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由延安派来的中共党人和苏联派来的联共党员俞秀松等人以及从内地来的爱国进步人士共同承担的，其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符合新疆实际的特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在文化上提出的“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口号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与我党的最低纲领是一致的，我们帮助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也就是贯彻我党的最低纲领。②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共及联共党员在新疆的活动规定了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组织的“三不”原则，宣传马克思主义、建设抗战新文化的任务只能在盛世才“六大政策”的旗帜下，通过“反帝会”等团体去实施。事实证明，这种合法的形式是推动新疆新文化的动力，而且形成了广大民众广泛参加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协助盛世才实行“六大政策”期间的文化纲领已不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文化纲领范畴，而是属于中共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了。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阐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经济纲领的同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即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共产党人协助制定的“六大政策”中的文化建设方针与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相吻合的，所以在盛世才亲苏联共时期，能够推行符合反帝反封建（当时主要是抗日救亡）的文化政策也就成了在新疆传播马克思主义、建设新文化的最佳时机和最好选择。
  这个时期，首先在新疆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是俞秀松。1935年6月，他由联共中央派往新疆工作。他经盛世才允诺准许在中等以上学校开设马列主义课程，于是在新疆学院院长兼省立中学校长任内开设了《树立革命人生观》、《辛亥革命的教训》等专题讲座。他教导学生应把革命放在第一位，为实现远大革命理想，要扎扎实实学习文化知识，掌握革命本领；同时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入分析中国近代历史，提出现阶段抗日救国的任务。俞秀松还是第一个在新疆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点的共产党人，他在1937年2月所作的《新政府的民族政策》报告中说：“用马列主义的观点，阐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是民族政策的基本核心；实行民族平等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反对大民族主义；发展经济、文化，消灭各民族间的不平等等”。①到了1938年，中国共产党人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期间，开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史》、《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杜重远任院长时又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课程。共产党人在大中学校、师范学校的教学中废除旧教材，选讲高尔基、鲁迅、茅盾等革命作家的作品。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也列为教材。就连当时的公务员乃至民众也在学习新哲学、新社会科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产党人利用各种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连全疆各地的书店也在公开出售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基本常识读本。据统计，仅1941年在全疆销售的汉文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列宁主义问题》就有万余本。在一个僻远的小县城乌什县，也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543本。②
  在这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中还有茅盾等爱国民主人士参加进来。茅盾虽然在新疆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1939年3月～1940年5月），但他与中国共产党人密切合作，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贡献是卓著的。茅盾在新疆期间先后发表四十余篇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事关新疆新文化建设的。茅盾1939年4月12日在《新疆日报》发表题为《新疆文化发展的展望》，对盛世才执政六年来的文化建设成就作了概括总结，并对新疆文化的发展作了富有远见的展望。他对共产党人帮助推行的“六大政策”下的文化政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原因是“有了‘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文化政策”，③他还高度评价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协助，“尤其是最近一年来，能够配合着全面抗战的形势，对于神圣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尽了最大的贡献”④。他提出，新疆当前的文化工作不应当“只顾造成少数的‘选手’似的杰出人才，而忽略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政治认识之提高与精神生活之向上”，⑤新疆的文化“不患其‘质’的方面不能迅速进展到理想的阶段，而‘患’其量的方面不能有普遍的扩大”。①实际上茅盾是期望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水准有普遍提高，新疆各民族文化有普遍发展，旨在做好新文化的普及工作。1940年茅盾又在《反帝战线》第四卷第一期上发表题为《六大政策下的新文化》的文章，文中又专门就新文化的提高与普及工作做了更深入的阐述。茅盾在新疆期间发表的四十余篇文章还就抗战救亡文艺，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五四文化运动，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纪念鲁迅的意义等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因此茅盾对马克思主义及新文化的传播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把建设新疆新文化的工作重点放在新文化启蒙和文化创新上。作为对大众的文化启蒙，不能不开辟群众易于接受、效果明显的新途径，其中不少具有创新意义。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种信仰并存的边疆地区，推动新文化事业并扩大到广大民众中去，具有首创意义的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反帝会和各民族的文化促进会。反帝会先后有两任秘书长是共产党人俞秀松和黄火青。反帝会遍布于全疆的14个分会，会员达一万多人，办有刊物《反帝战线》，在新疆还没有哪一个组织能与之并提。总会及分会用刊物、标语、墙报、漫画、传单等形式宣传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宣传抗战文化运动，更在全疆发动群众募捐，激发了各民族各阶层的抗日爱国热情。反帝会刊物《反帝战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教育群众的阵地。抗战时期的文化协会把发展各民族的文化事业作为宗旨，其下又设立包括汉、维吾尔、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回、锡伯、满、归化（俄罗斯）、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民族组成的九个文化促进会，并在全疆各地设有区分会。当时文化协会及各文化促进会有数十万会员，建有传播新文化的俱乐部、民众学校、文化干部训练班、图书馆、剧团、乐队等。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是茅盾，各机构都有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参加。茅盾把文化协会的任务定为“在政府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口号之下，发展全疆各民族固有文化，以适合于环境时代之需要，团结各民族于六大政策旗帜之下，为六大政策之彻底胜利而斗争，完成新新疆之文化建设，对全中国则推动抗战文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完成中华民族之自由解放，树立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之基础，对全世界则参加反法西斯反侵略之文化斗争，为全世界最大多数人民之和平幸福而贡献其力量”。②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为：（1）领导各族文化促进会促进全疆文化之更向前发展；（2）调整并沟通各族文化促进会之工作；（3）供给文化食粮，培植文化干部，举办各种艺术宣传，以适应全疆文化发展之要求。①文化协会编写出版的汉、维、哈、蒙文字的小学教科书及翻译的各种马列主义著作都成了符合各民族大众需求的精神食粮。赵丹、徐韬、王为一等著名文艺工作者借鉴内地国防话剧形式，创新出适合新疆各民族鉴赏习惯的抗战戏剧运动是新疆戏剧史的创举，先后演出《新新疆进行曲》、《战斗》、《中国少年》、《封锁线》、《可娜尔古丽》等话剧，有些是用少数民族语言演出的。与此同时的抗战漫画、抗战歌咏活动、扫盲运动，先是在迪化、伊宁、喀什等城市兴起，后发展到农村牧区。在迪化，文化协会还举办了文化干部训练班，培训13个民族的文化骨干200余人，这些人成为发展新疆各民族新文化的中坚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各民族传统文化和抗日救亡文化三元汇一的新疆新文化中，抗日救亡始终是当时的时代强音。而进行抗日救亡的最直接、最有感召力、最为大众所接受的当然是抗战话剧、抗战歌曲和抗战漫画等艺术形式了。这些抗日救亡艺术在新疆的发源地则是像迪化这样的中心城市。
  关于抗战话剧运动在迪化以及全疆的开展情况，前文已述，在此不赘。抗战时期的群众性歌咏活动首先是由“新兵营”（1937年5月抵达迪化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的对外称呼）的共产党员李嘉麟在省督办公署西大楼教唱抗日歌曲开始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组织机关干部、学校师生每晚到西大楼学唱抗战歌曲，教的方法是教词不教曲，学会后回去再为本单位人员教唱，这样一教十，十教百，很快使歌咏运动开展了起来。当时所教的歌曲有三十余首，如《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热血歌》、《航空队员之歌》、《毕业歌》等等”。②其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从延安派来的中共党员林基路、李志梁、陈谷音、朱旦华等人在新疆学院、省立一中、省立师范、省立女中等大中院校组织起群众性的歌咏活动。林基路是新疆学院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时任新疆学院教务长的他“亲自在新疆学院的操场上教唱抗战歌曲，并且还创作抗日歌曲。新疆学院的院歌就是一首很好的抗日歌曲”。③中共党员李志梁任省立一中校长期间，坚持每日早晨上课前教唱抗日歌曲，朱旦华在省立女中，陈谷音在省立师范组织教唱。为普及和提高抗战歌咏活动，各校组建了歌咏队、合唱团。省立师范在陈谷音的组织下成立了合唱团，排练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并在迪化公演，把群众性的抗战歌咏活动推向新的高度。在反帝会组织下，各大中学校组织的宣传队把教唱抗日歌曲的运动推向农村牧区，抗战歌咏活动在全疆城乡形成高潮。1939年5月新疆反帝会在迪化举办的歌咏比赛是群众性抗战歌咏运动成果的检阅。由普通区分会、直属学生一分会（新疆学院）、学生二分会（省立一中）、学生四分会（女中）、学生三分会（省立师范）的师生参加了歌咏比赛，比赛的歌曲有《庆祝抗日军》、《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杀敌歌》、《我们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战歌曲，并由反帝总会召开了歌咏比赛总结颁奖大会。①反帝总会还翻译、改编和创作了一批优秀的维吾尔语歌曲，并组织了维吾尔语歌咏比赛。茅盾作为新疆文化协会的委员长始终不渝地支持和参加到抗日歌咏运动中，他领导的文化协会歌咏科就举办过歌咏训练班，为全民性的抗日歌咏活动培养了一批各民族的文艺骨干。茅盾还亲自创作了《筑路歌》（由作曲家戴彭荫谱曲）、《新新疆进行曲》（陈谷音谱曲）歌词，丰富了新疆抗战歌曲创作实践。
  文协所设立的漫画科主要是组织和领导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漫画活动。茅盾在向文协全体委员报告一年来的工作时对漫画工作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遇节日供给漫画材料；（二）提高漫画技术；一方面出版漫画壁报《时代》，挂于南门使各爱好漫画者研究其技术；一方面开漫画展览会，再出版漫画书，现计划的有《漫画木刻选》，内附写美术字方法，很快即可出版。此外，出版漫画、连环画及学习画（为初学漫画者制），现即将编完，即可付印..。”②选择漫画作为抗日救亡的宣传工具是因为这种夸张的艺术最贴近大众和现实，它“可以是滑稽、讽刺、嘲笑、挖苦、报复、幻想、放纵、说教..总之，它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感情和思想”。③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以及汉奸的卖国行径，漫画最能以通俗易懂的笔法揭露和鞭挞他们的罪行。所以抗日救亡漫画很快在社会各阶层中普及开来。迪化的抗战漫画从一开始就走向社会，漫画壁报《时代》张挂在南门市区中心，观看群众络绎不绝。据当事人回忆：“在画刊旁边虽有一盏路灯，但因电力不足，一到晚上，画面就看不清楚，不少观众打着手电筒看画，有的还聚精会神地拿着本子临抄。”④《时代》每月出刊一期，为每期四版的大型漫画壁报，因公开张贴于街头，于是也就成了最形象、直观的抗日宣传形式。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反帝会还在迪化举办过三次抗战漫画比赛。第一次是各机关、团体组成的普通区分会的漫画比赛，有四十幅漫画作品参加比赛；第二次是学生分会的漫画比赛，出刊五版壁报，有八十二幅漫画参加比赛；第三次是儿童漫画比赛，参赛者达二百二十三名。声势最大的是反帝会举办的各种画展和漫画展。1941年8月在迪化举办的“反法西斯画展”，有包括油画、水彩画、粉画、木刻、漫画、宣传画、速写、连环画等在内的新疆及内地的四千余幅作品参展，在历时一周的展期内观众达三万五千人次。1942年在苏联卫国战争一周年之际举办了“苏联反法西斯漫画展览”，参展作品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送，《保卫莫斯科》、《母亲在召唤》、《法西斯的下场》等获奖作品都参加了展出，仅漫画就有120多件之多，在三天展期内观众达二万余人次。迪化等城市抗战漫画活动的大众化普及工作顺利展开与《新疆日报》等媒体宣传和美术家的指导是分不开的。《新疆日报》出版的《新疆画报》为月刊，版面一半是图片，一半是漫画。《新疆日报》、《反帝战线》每日、每期都有漫画作品发表。著名漫画家鲁少飞在《新疆日报》连载长文专门探讨漫画的创作问题。鲁少飞是我国漫画艺术的开拓者之一，来到新疆后除担任《新疆日报》美术编辑外，还任省立女中的美术教师。他在《新疆日报》上开创了在报头右方每天刊出一幅报头画的先例，由于其独特的画风，鲁少飞的报头画成了青年人学习漫画的范本，所以街头出现的许多漫画都与鲁少飞风格相似，亦可以称为“鲁少飞风格”。足见鲁少飞在迪化抗战漫画中的地位。
  对于在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环境中出现的由城市向农牧区延伸的抗战文化和救亡艺术，茅盾有一段极富见地的评价：“在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的指针之下，新疆十四民族，成立了各族的文化促进总会及其区分会。现在已经组织起来的，计有九个文化促进总会，即：汉，维，蒙，哈，柯，回，锡索满，归化，乌兹别克，塔塔尔，共包含了十二个民族。这些文化促进总会，在全疆各地，都有他们的区分会，拥有数十万的会员，有些总会直辖区分会至五六十个之多，总会区分会都修建了新式的俱乐部，经常开晚会，演话剧电影，经常出壁报及各种宣传的漫画，总会与区分会又开设学校，现在全疆各文化会的‘会立学校’学生亦不下十万人左右，如果不是限于教师不够，还可以大大扩充的。各族文化促进会，在天山南北，密布了文化网；这一个巨大的文化网，通过了六大政策的电流，而以各自的民族形式，发展着全疆的新文化。”①六七十年前的这种新文化和艺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给我们深刻启迪，值得认真总结。
  （一）中国共产党当时作为非执政党，但在一个省，而且是经济、文化滞后的少数民族众多的边疆省份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均能合法实施，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取得了主流文化的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种主流文化与非主流的大众文化相契合形成了富有地域与民族特色的新疆新文化，其主调是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抗战时期的新疆主流文化是通过政府行为推行的，但由于共产党人掌握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化传媒，如《新疆日报》、《反帝战线》、《新疆青年》、《时代画刊》、《新疆妇女》等，再加上当时中共在新疆的主要负责人邓发、陈潭秋、毛泽民都亲自指导这些报刊的具体工作，而且以民众易于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话剧、歌咏、漫画等方式进行宣传，中共的抗战文化主张和马克思主义为民众所普遍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在传播新文化方面的成功证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环境中，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抗战文化可以在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地区取得主流文化的地位。
  （二）中国共产党人协助盛世才在一个多民族的边疆地区首次真正体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文化发展思想，并大大推进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这种进程得益于报刊、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书籍用各民族文种出版、发行，扫清了语言文字障碍；遍布于全疆各地的扫盲班，公立、会立学校普遍提高了各民族大众的文化素质；各民族的文化促进会在新文化建设中起了中介作用；俱乐部活动、戏剧演出、歌咏和漫画活动等以各民族喜闻乐见的形式造成声势。这种在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文化发展，一方面是由于中共通过盛世才推行的抗战文化运动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文化建设自然要服从抗战大局，各民族固有的爱国主义传统有利于新文化的生成，这是最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各民族群众深受生活贫困、文化落后之苦，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这种要求与“六大政策”是一致的，因此政府的意图与民众的意愿极容易合拍。
  （三）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文化主张有相当的包容性，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也体现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文化主张。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文化至少包容以下三种文化形态，即新疆各民族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抗战文化三元汇一。民族传统文化通过本土语言传递的文化脉络，在三元汇一的整体文化中保持有深厚的根基；马克思主义经过20年的传播，在中国共产党人与世才的合作中取得骄人的成绩；抗战文化因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思想根基而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这三种文化混融为一，起主导作用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从来不是一概排斥的，既尊重传统文化，但又不囿于传统文化，即在批判其封建性糟粕的基础上继承其民主性精华，其中关键是发扬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尊重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基础土，找到了一条民族传统文化与抗战文化相契合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新途径。这种文化包容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
  第四节 文化提升与艺术教育
  就文化变迁模式而言，文化的变迁既可能是长期进行文化积累而渐变，又可能是在一种内外合力作用下发生突变。“所谓‘文化突变’，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特质或要素通过接触、结合产生新文化结构的飞跃过程”，①但文化突变并非是两种文化特质简单接触的过程，而是存在诸多变量因素的复杂过程。19世纪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是西方文化与新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接触，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两种文化的接触并未能使整个新疆传统文化产生质的飞跃，而只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空前高涨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才使新疆传统文化产生了实质性的突变，创新出符合时代要求、民族大众的新文化。在这种“文化突变”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精神。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爱国心和凝聚力，为反抗侵略、全民动员、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与全民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相适应出现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使民族精神呈现出多方面的作用，这“既是促使文化伴随社会转型而转型的根本动力，也将巩固社会现代化所取得的各种成果”。①新疆近代城市文化艺术正是在这种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空前高涨的抗日战争期间出现的。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抵抗外侮成了中华民族的第一要义，只有这时，民族精神才使转型期中的文化自觉地统一为协调一致的文化模式——高扬抗战主题的抗日救亡文化模式。但是既然是发生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环境中的“文化突变”，所面临的文化转型更为复杂。因为要在具有数千年传统文化根基的边疆省份，多民族聚居城市“突发”新型城市文化，并非易事，文化重构、文化创新都提到了议事日程，适时而出现的抗战文化和救亡艺术提供了这样的机遇，迪化等城市出现的艺术教育，使城市大众文化面临着文化整体提升的良机。
  应该说，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城市首先具备“文化突变”的诸多因素。1884年新疆建省后，迪化就成为新疆的省会，也成了向南北疆辐射的中心城市。虽然在沙俄等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中，近代曾出现过不中不西、不上不洋、不古不今、不城不乡的二元结构，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出现了使整个城市文化整体提升的契机。迪化此时已具备初建近代工业、商贸，社会呈现纵、横向流动多，人口多且密度高、人际交往多、接触面广等城市的基本特征，而新型城市文化的标志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阶层呈复杂性变异，社会阶层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为异质性。就城市阶层而言，已非近代的传统绅、商、士和来自乡村牧区的移民了，而是出现了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而且这个阶层正在向多民族化发展。这当然是现代教育兴起的结果。新疆学院、省立一中、省立女中、省立师范等大中学校成了培养各民族现代知识分子的摇篮。据《新疆日报》的统计，到1942年，全新疆共有大中学校8所，在校人数达3787人，而全省小学达2463所，学生总数达271000人。在此期间还培养了一批各民族的留学生。在大中学校中任职或任教的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沈雁冰、俞秀松、杜重远、张仲实、萨空了、高滔、林基路、史枚、李云扬、朱旦华等人开设了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如新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结构论、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革命史、世界革命史、新政治学、中国通史简编、经济地理等。“在教育内容上，以开设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课和进行抗战教育为中心，改革了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提高爱国主义觉悟，增强反帝意识和抗战的信念”。①在新型教育体制下形成了全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在抗日救亡的募捐活动，以话剧、歌咏、漫画为主体的文化运动中成为中坚力量。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出现在全民抗战时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心，在心理和行为模式上求新求变，完全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求稳、固守常规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在抗日募捐、扫除文盲、演出救亡话剧、参加抗日歌咏活动和漫画宣传中都十分活跃。先后从新疆学院、省立一中和省立师范毕业的乔国仁、阿巴索夫、黎·穆塔里夫等都在共产党人的培养下走向革命道路，乔国仁、穆塔里夫成了革命烈士，阿巴索夫成了“三区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社会各阶层的复杂性变异还表现在众多新型行业和阶层的出现，这是传统城市社会不具备的。就行业而言，出现了公路、会计、工程、银行、医务、药剂、翻译、新闻、农机、文化等新型行业部门，逐步形成公务员、金融、医药、文艺等社会新阶层。于是，社会教育也成为当务之急。在抗战期间先后举办过培训行业人才的政治、文化、公路、会计、工程、银行、医务、药剂、翻译、新闻、农机等训练班，旨在提高各行业人员的抗日救亡意识和专业水平。公立会立学校、民众图书馆、民众阅报处也成了普通市民阶层接受抗日爱国教育的有效形式。新型社会阶层往往利用大众传播工具，如报纸、刊物等不断学习以适应新形势与潮流。在抗战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是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了爱国与否的试金石，因此，他们的价值观和心态都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生变异，他们既是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又是抗日救亡文化的传播者。现代的城市文化正是在全体市民的强烈参与意识中得到了整体提升。
  二是报刊等大众传播工具在造就新型城市文化中发挥着先导作用。报纸、刊物本身就是伴随工业文明出现的，而且在人口众多、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成了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在近代城市文化提升中起着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新疆日报》、《反帝战线》、《新疆青年》、《时代画刊《新疆妇女》等报刊成了宣传抗日救亡新文化的主要大众传媒。1935年，特别是》、1938年后，《新疆日报》的主要负责人、采编人员由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人、延安来的中共党员、“新兵营”的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他们有王宝乾、汪哮春、李啸平、王苇、王谟、李何、马殊、陈浩然、郭慎先、刘伯珩、萨空了等人，还有本地的汉、维、哈等各民族知识分子。他们或担任社领导，或担任文艺版、国内版、国际版编辑，还有一大批中共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如毛泽民、张子意、茅盾、史枚、杜重远等为《新疆日报》撰稿。《新疆日报》当时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亡的最主要的大众传媒。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朱德的《八路军抗战一周年》等文章、讲话以及社论、特辑的刊出和大量全国抗日救亡新闻报道，成了激发人民大众抗战热情的最主要宣传工具。在推动新疆新文化发展中，《新疆日报》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针对迪化出现的大演抗战话剧、大唱抗战歌曲、大画抗战漫画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新疆日报》不仅发表社论、评论和消息及时反映，还刊登了话剧剧本、漫画作品等，赵丹等人改编的话剧剧本《战斗》的连载和《战斗》公演特刊以及“画展特刊”中鲁少飞抗战漫画的发表都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新疆日报》还在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抗战内容的小说、诗歌、速写、小品、摄影、木刻、连环画等文艺作品，给各民族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新疆日报社在抗战期间大量印刷出版汉、维、哈等文字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新阶段》以及沈志远所著《社会科学常识读本》、张仲实所译《新哲学讲话》、许涤新著的《经济学讲话》等，使新疆各族人民有了接触新哲学、社会科学的机会。《新疆日报》用汉、维、哈、俄四种文字出版，据1942年上半年统计，报纸每期发行21563份。①这对当时全疆只有四百多万人口、迪化市区人口也不到10万人的地区来说，报纸有如此大的发行量实属不易。
  《反帝战线》成了当时新疆宣传抗日救亡的最重要的期刊，全疆发行，每期印发一万余册。茅盾、张仲实为《反帝战线》制定了“有利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有利于抗战建国”的编辑方针，期刊内容包括时事评论、问题专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历史与社会问题专论、翻译介绍、地方通讯与工作通讯、文艺理论与创作等。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成了《反帝战线》的主要撰稿者。《反帝战线》“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论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评论国内外形势..这本刊物已经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很受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爱，在全国范围来讲，《反帝战线》也可列于高质量的刊物之列”。②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反帝战线》同《新疆日报》等一批新疆现代报刊曾在新疆城市文化的打造中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由于这些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有众多读者（特别是城市读者），人们从媒体不断报道的新闻、发表的社论、评论、作品中及时了解社会事件和社会变化，包括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它们提供了人们可能绝对不能用别的方法看到的角色模式和生活方式掠影”。①现代媒体给市民提供了认识世界和生活的全新的文化视野。
  三是新型社会团体在城市文化中的指导功能。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迪化成立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新疆文化协会”以及“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等都是新疆最早出现的新型社会团体，它们不同于晚清在迪化等地活动的“哥老会”等封建性的民间结社。因为前者代表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于是也就成了新疆抗日救亡新文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对城市新文化有指导功能；而“哥老会”等民间结社虽然在推动新疆旧民主主义革命方面也起过一定作用，但作为一个秘密结社的民间会党，它本身不过是代表传统封建文化的“忠义集团”而已。反帝会的主要成员是迪化等城市各院校的师生和各机关的公务员，于是在各院校、各单位相应成立了区会、分会。反帝会是宣传贯彻政府施政纲领的政治组织，盛世才“由开始的三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到五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一直到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实际上是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形成的”。②反帝会将自己的任务定位于执行六大政策，这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动员、联系、组织民众投入抗日救亡的积极作用。特别是1938年中共党员接任反帝会的领导工作并进行第二次改组后，明确指出“反帝会是新疆民众自动的群众性的政治团体，但又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而是集中了各族各界的先进分子，有一定的政治路线，因而对其他群众团体负有政治指导和帮助的责任，起到了政党的作用”。③仅就反帝会在迪化举行的抗日救亡等大型宣传活动、群众大会、群众晚会而言，每次都能动员三万余人参加。反帝会组织的抗日募捐等活动，民众更是热情高涨，由城市到农牧区形成抗日募捐的高潮。
  新疆文化协会和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则把任务定位在发展新疆新文化建设、推动抗战文化上。文协对诸如抗日话剧演出、歌咏活动、漫画展览乃至文艺演出队下乡等文化活动都给予具体指导。为指导新疆的文化发展，文协设置了编译部（内设编译科、资料科）、艺术部（内设戏剧科、漫画科、歌咏科）、研究部和总务科，直属单位有实验剧团、文化干部训练班和古物陈列馆。从所设机构和开展的工作看，文协完全是从新疆的实际出发，始终把发展新疆各民族新文化放在首位。在文化协会成立前，迪化等新疆主要城市的各民族文化主要以各民族传统的自娱性文化活动为主。这种自发性的文化活动，如汉族的庙会、传统戏剧演出和年节的龙灯、秧歌、高跷、高抬等社火以及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歌舞、哈萨克族的赛马等往往与各民族的传统习俗融为一体。这种以各民族民间文化形态出现的文化活动只扮演着民间娱乐的角色，很难承担城市文化的社会化功能。只有在像文化协会这样的文化团体指导下的城市文化才能担当起抗日救亡的文化功能。因为后者是有组织、有纲领、广泛动员城市各阶层的功利性文化运动。只有这种在正确纲领指导下的文化运动才是城市文化向新文化转型的动力。
  尽管在文化协会等文化团体指导下，迪化等城市的文化运动声势浩大，造就了全民参与的文化氛围，但话剧、歌咏、漫画等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新的艺术活动，若要提高整个社会群体的整体艺术素质就离不开艺术教育。只有艺术教育才能在更高层次上提升整个城市个体和群体的文化素质。“艺术教育是以艺术为媒介的施教与受教双方共同参与运作的活动，其性质和功能都与艺术有关，确切地说，都受制于艺术本性。..艺术教育以其自由、超越的审美快乐使人们的情欲受到规范、节制和净化，从而陶冶和塑造人们一种超越的人生境界，赋予人们一种超脱精神，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①当电影、话剧、音乐、漫画等现代艺术进入迪化等新疆城市市民的文化生活中时，就要有施教者创造、选择、运用艺术，充分发挥艺术教育功能，同时也要求受教者自觉自由地接受艺术感染、陶冶、锻炼，实现艺术教育效应。如果没有普遍性的艺术教育，广大市民面对突如其来的新的艺术形式会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往往闹出笑话来。电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进入迪化市民的文化生活中时就曾出现过这样一幕：“1939年初，汉文会俱乐部放映国产有声影片《小玲子》，一位年纪60多岁的白发老人，也是第一次看电影，当他在银幕上看到赵丹在《小玲子》影片中扮演的贾少爷调戏欺负农村姑娘小玲子时，老人气愤不过，便脱下脚上的布鞋向贾少爷打去，布鞋掷出后，只见贾少爷扭歪了几下，认为贾少爷老实了，其实那是他掷出的布鞋撞动银幕，致使贾少爷扭扭歪歪了几下，贾少爷仍在欺凌小玲子。气得老人又脱下脚上的另一只布鞋，口里还喊着：‘你这个坏种..’说着又猛地打向贾少爷。”②甚至在1937年放映苏联影片《夏伯阳》过程中，当银幕上出现苏联红军骑兵扬刀跃马冲向镜头时，居然吓得50余名男女观众离座而逃。这当然是电影传入新疆之后，在短时间内大众还不能理解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关系所致。运动意象是电影艺术最主要的特征，通过电影这种再现现实的艺术使大众感受观看这种视听艺术时的审美愉悦，艺术教育已是当务之急。只有受众真正理解，艺术创造的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是非现实的，才能更好地欣赏电影、话剧等新型艺术。
  艺术教育可以是社会教育，也可以是学校教育，而学校教育由于有师资、设备、教材和艺术理论与实践教育，成为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也改变了传统学校教育缺乏艺术教育的状况。新疆城市大中学校的艺术教育是伴随着近代教育的兴起而产生的。一批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主掌学校教育，在各大中师范学校开设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同时又开设了美术课、音乐课，以培养学生的艺术素质，适应抗战文化运动的需要。中共派来的陈谷音从1938年到1941年在省立师范任音乐教师三年，不仅教视唱，还讲授乐理，他所编写的《普通乐理》和简谱、五线谱教材成为新疆中等学校的第一套音乐教材。他亲自培养了具有视唱和乐理知识的新疆第一批音乐人才。著名画家鲁少飞也在省立女中执教，教授抗日漫画和人物素描，进行美术教育。戴彭荫毕业于北平艺专，来新后也致力于美术教育，曾先后在省立一中、女中、师范及文干班教授美术，新疆早期的美术人才都是在这些著名美术家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期间不仅亲自创作话剧剧本，还从挑选演员、排练、演出以及布景、灯光、化妆、效果等方面亲自指导。新疆的第一批话剧骨干就是他培养出来的。新疆的话剧、歌咏、漫画是为适应抗日救亡应运而生的，因此在艺术教育中首先是重视艺术实践，抗战话剧演出、大唱抗战歌曲、进行抗战漫画宣传均是一种艺术实践活动。这种艺术实践活动培养了一批既有高度爱国热情，又有一定艺术素养的艺术骨干，他们成了抗战文化中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协会还通过举办培训各民族文艺骨干的文干班培养了一批各民族的艺术精英。1939年10月间举办的文化干部训练班就有来自迪化、伊犁、塔城、阿克苏、焉耆、喀什、和田、阿山、哈密等地包括13个民族的近200人接受过较系统的艺术训练。文干班由茅盾任班长，张仲实任副班长，聘请赵丹等著名艺术家教授戏剧表演、戏剧概论、编剧、音乐、舞台技术、美术化妆等课程。这批文艺骨干培训结束后分配到全疆各地的文化促进会工作，成了新疆舞台艺术的骨干。正是这样一批由学校、文干班正规培养的艺术人才担当起了社会艺术教育的重任。话剧公演、街头活报剧、歌咏比赛、漫画展、演出队下乡、民众图书馆、新闻媒体、讲习会、会立民众学校等都成了大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进行艺术熏陶的最佳形式。正是这种渗透于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审美活动提高了城乡大众的艺术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