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在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中国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波斯和阿拉伯文明中，只有古希腊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其他均为东方文明。而古希腊罗马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和东方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学术界习惯上把古希腊文明分为希腊本土文明和希腊化时期的文明。这种划分的理由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间在爱琴海兴盛的希腊本土文明“将人类赞颂为宇宙中最了不起的创造物，他们拒不屈从于祭司或暴君的指令。他们的态度基本是世俗的和理性主义的；他们高扬自由探索的精神，使知识高于信仰”①。而希腊化时期的文明是自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整个埃及以及直至印度边界的大半个亚洲时所包括的希腊因素和西亚、中亚、南亚诸因素混合体的文明。希腊化文明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希腊文明盛期与罗马文明盛期之间的文明。
  希腊和希腊化时期文明的最主要标志当然是它的文化艺术。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希腊文明产生了一批文化巨人和哲学思想。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伟人。“在哲学领域中，希腊人试图寻求有关宇宙的性质、真理的问题以及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等一切问题的答案”②。希腊人在文学方面最重要的成就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主要的两部，公元前8世纪形成书面文本，是世界上最早形成书面文本的英雄史诗。前者主要以特洛伊战争开展，以阿基里斯的愤怒为主题；后者展示了奥德赛的流浪与回归。《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形成书面文本前是广泛流传于希腊人中的民间英雄史诗，荷马的功绩是将其文本化定型。荷马史诗的文学价值极高，其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与希腊哲学思想、《荷马史诗》可以比肩的还有希腊艺术，这是包括戏剧、建筑、雕刻、绘画和工艺美术等主要艺术形式的整体发展的艺术。希腊戏剧起源于他们的宗教仪式和娱乐形式。发源自乡间的狄奥尼索斯节庆（希腊人的丰产和酒神节），传入城市后得到高度发展。戏剧也由对酒神的赞美歌演变成演员与歌队分离，主要演员承担叙事故事和无声表演的角色。古希腊戏剧发展到巅峰时期“成为一种复杂的、微妙的，而且富有宗教意义的艺术形式，拥有精心设计的剧院、高水平的职业演员、舞台监督、剧作家、导演以及合唱队”①。希腊喜剧和悲剧都源自狄奥尼索斯节庆，就其本质而言，它不仅是娱乐手段，更重要的是神圣的崇拜形式。希腊戏剧严格遵循时间、地点和情节的“古典主义三一律”，且素材来自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历史事件。戏剧结构包括序幕、合唱队登场、戏剧主体展开、终曲四部曲，实际上是由四部作品组成的连续戏剧。与戏剧这种视听艺术同列的是希腊人的造型艺术。希腊人的雕刻、绘画和工艺美术总是和建筑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希腊人没有离开建筑的雕刻、绘画和工艺美术，也不存在离开雕刻、绘画和工艺美术的建筑。希腊人巨大的石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列柱，后世称为希腊柱。“他们就如此以立体和空间、被支撑和支撑成分的交替，创造了纪念碑建筑表现形式的全音阶；同时使相关的方面（高度、宽度、厚度）在各组成成分诸如支撑（柱）、间隔（柱间）和被支撑的面（顶层等）中运转自如；他们的天才能够取得那些节奏和和谐的效果，这些效果完全使建筑成为真正的建筑，即希腊人所认为的数的科学”②。巴台农神庙就是希腊建筑中最优秀的纪念碑。希腊人的神庙一般包括一堵矩形墙，四周是单一或成双的列柱，雕刻的神像置于内殿，而神殿的正立面构成两个三角形断面的山墙上饰有雕刻。学者们把希腊人的雕刻技艺分为静态雕刻术和“运动”雕刻术。在希腊人的大理石雕刻中著名的《持矛者》和《掷铁饼者》各自成为静止和运动的典范。因为前者在全部体积和解剖方面得到一丝不苟的解决，而后者在对立的平衡中找到了和谐的原理。③巴台农神庙中的宙斯像、雅典娜像以最完美的形式代表着希腊人的艺术精神。大理石浮雕是希腊艺术家自由表达艺术理念的最主要技法，宙斯或波塞冬圆浮雕像中外伸手臂的姿势在大理石雕刻石像中是不可想象的事。雅典绘画艺术中最典型的是黑底红花的陶器制作法，往往用淡红色勾勒矩形面，用黑色表现人物或动物形象，但其上的纹条又并非为了造型，而是使整面与花叶装饰、剪影效果形成优雅和逼真感。
  希腊化时期是从希（腊）波（斯）战争开始的。自公元前334年的格拉尼库河战役、公元前333年的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1年的高加美拉战役，马其顿亚历山大在短短的四年内就征服了波斯帝国，包括波斯本土和小亚、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继后，又征服了大夏，并渡过印度河进入印度。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横跨欧、亚的这个庞大帝国因为是希腊文明与亚洲文明，特别是西亚、中亚、南亚文明融合的产物，故人们称这个时期的文明为希腊化文明。希腊在这些地区加速了希腊化的进程，不仅将希腊语定为官方语言，还使希腊的哲学和文学艺术在西亚、中亚各地繁衍生息，而亚历山大本人又醉心于东方的时髦服装等东方文化，又鼓励希腊人与异族通婚，使用波斯历法等，也导致希腊文化与西亚、中亚等地的东方文化互渗互融。在西亚、中亚地区，希腊化进程在亚历山大死后仍有加速发展的趋势，塞琉古王朝，安息（帕提亚）、大夏（巴克特里亚）首当其冲。大夏和安息是脱离塞琉古后实现独立的。从总体上讲，塞琉古王朝为保持希腊文化的纯洁，比马其顿亚历山大走得更远。据说塞琉古王朝曾新建75城，并移希腊人于这些城市中，而且在这些城里建有希腊神庙，但往往是用地方性的神祗替代了希腊人的神祗，如奥尔穆兹德神即宙斯，米特拉神即阿波罗，阿纳喜特神即阿芙罗狄蒂等。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如果说，欧洲的思想是通过巴克特里亚而传到远东，那么，亚洲的观念也是通过这里和同样的渠道而传到欧洲的。”①沿着丝绸之路，东西方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就是通过巴克特里亚这样希腊化的地区交流和传播的。大夏人操东伊朗语，宗教信仰是拜火教，但在希腊化时期官方用的是希腊文，有的居民也接受了希腊的宗教信仰。大夏的希腊化标志性艺术是城市建筑和雕刻。位于喷赤河南岸的阿伊哈努姆城址和喷赤河北岸的萨克萨诺呼尔城址被认为是大型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建筑综合体。阿伊哈努姆城的宫殿建筑的大厅和全部回廊中的立柱完全是依照古典希腊式的规格制成的。大理石的科林斯式柱头，正面两侧房间内的石砌壁柱以及石砌技术呈现的是希腊风格。萨克萨诺呼尔城址的情况也类似。在阿伊哈努姆城址中发现的一男子石雕像，“它是一根上半部为圆雕全身人像的石柱，刻画的是一个身穿带褶皱衣服的男子，其肘部弯曲的右手提着衣服，左手柱着手杖。雕像的头部表现的是一个头戴花环冠冕的渐近老境的人。整个雕像是按照古希腊的传统完成的”②。虽然以一种古希腊人的审美观念和趣味的艺术原则指导着大夏的城市艺术，但不容置疑的是，在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长期统治的地区，东方艺术传统并不因为希腊艺术的广泛传播而消失，两者往往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
  安息（帕提亚）帝国是在西亚、中亚历史上延续了近500年的强盛国家，面对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侵，其贵族统治者异乎寻常地崇尚起希腊政治和文化来。在安息帝国的前期，米特里达特城堡的“方房子”是希腊和波斯建筑艺术的混合体，而到了新尼萨的神庙，其建筑构思既非完全是希腊式，又非波斯式，可能是在融合这些建筑艺术的基础上，追求一种中亚南部的地区性传统。不过“方房子”中的大理石雕像，如着希腊式长衫、外罩无袖外衣、右肩搭披肩的女性雕像和另一座拧干湿发的阿佛洛狄忒女神像则完全是希腊风格的大理石雕像。“方房子”出土的数十件角形杯、镀金陶塑像、金属塑像可能直接来自希腊。安息的国王和贵族们是一些有良好艺术修养的人，他们用希腊的舶来品装饰自己的密室，显然助长了安息人崇尚希腊文化的风尚。不过公元前后，安息在其后期开始的非希腊—罗马化运动，本意是帕提亚化，但希腊化时期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本地化和民族化不过是“将希腊罗马的传统、形象和主题改造成适合当地思想和观念需要的过程的进一步发展”罢了。①这表明，两种文化在剧烈的碰撞和冲突中，为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互相采取折中的办法也许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正当亚历山大东征时，另一个文明——罗马文明开始兴盛起来。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不仅控制了西欧大部分地区，而且控制了大部分希腊化地区。公元前1世纪前后，罗马的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消灭了所有的对手，建立了强大的罗马帝国。而到了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把帝国首都从罗马迁至君士坦丁堡（即拜占庭），史称东罗马。这使罗马帝国有机会更多地接受和吸纳东方文化。罗马帝国在文化艺术上一开始并不是以创新著称，而是热心于“拿来”和复制希腊人和希腊化东方艺术。在元首制之前所谓罗马人的艺术不过是作为战利品的希腊化舶来品，包括雕塑、浮雕和大理石柱，以后又被数以千计地复制出来。只是到了共和国末期，“罗马逐渐拥有了大量艺术品，..元首制早期洋溢的民族自豪感刺激了更加本土化的艺术的发展”①。罗马人在建筑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标志着真正罗马式建筑艺术时代的到来。不仅传统的罗马住宅不同于希腊住宅，而且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就开始使用混凝土。“运用于拱门和拱顶中的工程学经验以及使用混凝土的经验，使罗马人有可能创造在形状和规模上都是希腊人从未梦想过的建筑”②。罗马人独立式的剧场和圆形竞技场等一批标志性建筑是按照罗马人的审美心理和样式建立起来的。在建筑中，大量运用彩饰也是罗马人的发明。东罗马帝国实行的“东方主义”在文化上首先是承认发源于近东的基督教，并且君士坦丁最终皈依了基督教，最终使基督教成为东罗马帝国的国教。东罗马帝国由于与东方文化的广泛联系使其文化有更大的包容性，至少它对以后的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世纪早期的西方文明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东罗马帝国文明，西方学者有如下评价：“事实上，拜占庭帝国不仅延续下来，而且往往是繁荣昌盛的，对周边的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它还取得了许多成就，其中包括保存了古希腊思想，创造了艺术巨作，并把基督教文化传播给异教徒，尤其是斯拉夫人。简单地说，拜占庭帝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大的帝国之一。”③这是一个无偏见的公允评价。从4世纪初算起到15世纪，东罗马帝国竟持续了千年之久。从最早的基督教艺术到拜占庭艺术再到中世纪早期西方艺术，无不折射着东罗马帝国文明的余韵。仅就拜占庭建筑、造型、工艺美术等艺术类型而言，总是在一种东西方艺术融合中前进。在建筑上，拜占庭建筑把中心布局和东方基督教艺术初期追求的长方形布局结合起来，高圆顶成了醒目的标志。建筑材料仍是通用的方石。拜占庭建筑外表为素面无装饰，而在内部用大理石贴面和马赛克形成装饰墙面。建于6世纪30年代的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教堂成了拜占庭艺术最辉煌的建筑。在造型表现领域内，马赛克是拜占庭时期的主要装饰艺术：“东方美学压倒了希腊美学：无模特儿的形象被平面化入金色背景的抽象画面之中；生活中的千姿百态被僵化为少量拘谨的姿态；自然的形象消失，留下的仅是一些因袭的轮廓；四分之三面绝然地被正面和侧面所替代；同时，姿态的有意重复，使人联想起阿基梅尼亚人的釉陶饰带布局；对严格对称构图的爱好，使观者感到趋向永恒统一的创作中的全部形式的再现。”④更为流行的还有壁画和装帧书籍的细密画。拜占庭手工艺品几乎涉及金银制品、织物、雕刻宝石和珐琅器等各个方面，在织物工艺上常常从波斯人那里汲取灵感。阿拉伯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在艺术上几乎是对希腊罗马艺术的颠覆了。
  古希腊罗马艺术最具影响力的是与印度佛教艺术碰撞融合后产生的键陀罗艺术。键陀罗艺术是根据这一地区出土有一批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佛教雕刻品而得名的。其地理范围东南到口呾叉始罗（Taxīla），西北到艾尔塔姆（Airtam），西到巴尔赫（Balkn）和巴米扬，东到斯瓦特（Swat）河谷。犍陀罗曾有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艺术流派，一个兴盛于公元1世纪和2世纪，较晚的一个兴盛于4世纪和5世纪，①它代表了贵霜时期和后贵霜时期的不同流派。键陀罗流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在塞人时代，是其艺术的萌发期，帕提亚人时代是其童年期和青春期早期，而大月氏人建立贵霜王朝时代是青春期晚期和成熟期。人们所说的键陀罗佛教艺术正是以白沙瓦为中心的第三时期的艺术。键陀罗佛教艺术中最著名的是佛教雕刻。键陀罗佛教雕刻是用希腊的雕刻艺术来表现佛像与佛传故事。当然贵霜文化在其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将键陀罗佛教雕刻和印度佛教前雕刻特点作一比较，无论是人物造型还是雕刻技法都有很大不同：印度佛教前雕刻艺术中的人物面孔完全一样，脸部是正面的，表情刻板呆滞，人物体格强健，刚劲有力，雕刻采用圆雕手法，石板上刻满雕像，不留空隙，画面拥挤。而汲取希腊和罗马雕刻艺术风格的键陀罗佛教雕刻恰恰相反：人物脸的宽度为长度的三分之二，称为书型或古典型脸；鼻子长而隆起；脸型漂亮；脚长为身高的七分之一；衣服增多，褶纹多且深，或至少与真实的衣褶一样深；石板上各雕像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布局不再像印度雕刻那样凌乱拥挤；浮雕凸起的高度为三分之二。在这一雕刻艺术中，不再采用圆雕的手法，其背部不加雕刻，即雕像只朝向前面。②希腊人“裸体的男性型是解剖造型发现的实验，而女性型则是着衣造型发现的基础”③。衣饰也由图解式地刻在躯体上渐变为凹形和凸形，充满生命活力和服饰的动感。希腊式人物造型艺术的确给佛教造型艺术带来了勃勃生机。犍陀罗佛教雕像也成了塔里木盆地南北缘诸绿洲佛教艺术效仿的对象。键陀罗佛教造像的材料并非完全如希腊罗马人物造像全为石材。塔克西拉（即口呾叉始罗）的佛教造像最早出现的是白灰膏塑像，阿富汗的哈达就是白灰膏塑像出土最多的地点。而石雕像则晚于白灰膏像出现，出现最晚的当属泥芯白皮塑像和泥塑像。从1世纪出现白灰膏塑像到4世纪出现泥芯白皮塑像和泥塑像，几乎跨越了近400年。不同材料的选择完全取决于造像地区能提供什么样的材质，再加之在工艺上受本地石雕、泥塑等传统民间工艺影响所致。在犍陀罗佛教造型艺术中，最早和最普遍的是佛像，分立像、坐像和倚像等。哈达出土的白灰膏佛头像整个面型完全是希腊人的面型。犍陀罗的菩萨像数量也不少，分立像和坐像，高鼻梁是其面部主要特征。哈达出土的键陀罗佛教造像还有僧人、天人、魔怪、鬼子母、花神和俗人，这些形象也接近希腊雕刻的形象。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浮雕也是键陀罗佛教造型中常见类型，不过一些浮雕并不是用于表现佛传故事，而成了诸如“男女饮酒”图之类的世俗故事，而且在题材和内容上与希腊的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浮雕极为相似。佛龛像出现较晚，最早的键陀罗佛龛像可能出现于3世纪初。龛像并非源自希腊宗教艺术，而是来自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操东伊朗语族的原有宗教观念，由于他们在西域的广泛活动，佛龛像这种造型艺术很快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流行起来。
  不像西亚、中亚、南亚等地区，古希腊、罗马人的势力从未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因此可以肯定，塔里木盆地南北缘诸绿洲的希腊罗马化艺术不是由希腊人、罗马人带入的，而是希腊罗马化地区的居民传入的。塞人、大月氏人、吐火罗人乃至丝绸之路上的商旅、高僧都充当了艺术传播的媒介。从佛教传播到天山南麓的早期希腊罗马式佛教雕塑、绘画遗存看，的确能发现这种东渐的踪迹，表明佛教造型艺术来源于键陀罗地区。一类是泥塑模型和泥像。19世纪末在于阗国故址约特干出土的窑制小像，硕尔楚克出土的模制泥像，库木吐喇、米兰佛像石芯，外施泥坯的造型均为四五世纪之前的遗物，源自键陀罗式佛像浮雕、窑制塑像和拓制浮雕的灰泥模型。它们的发现表明，泥塑模型和泥像已普遍流行于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均和犍陀罗艺术的中心区域塔克西拉和帕格曼佛教雕塑艺术有渊源关系。另一类犍陀罗式佛教雕塑也和泥像、泥模一样，来源于键陀罗地区。和田热瓦克遗址出土的佛寺四壁着希腊式服饰的菩萨立像、硕尔楚克麒麟窟的泥塑佛像都属键陀罗艺术全盛期的作品。犍陀罗式绘画在键陀罗地区极少发现，而在米兰、龟兹等地屡见不鲜。米兰废寺中的壁画具有浓厚的希腊罗马风格，年代为2世纪以前，属早期键陀罗艺术。从克孜尔石窟中裸体壁画发现，这一地区的佛教壁画艺术有强烈的希腊风格。一些世俗人物如画师的自画像也属键陀罗艺术常见的人物形象：“画师黑发披肩，身着镶边骑士式短装，上衣敞口，翻领右袒，腰佩短剑，右手执中国式毛笔，左手持颜料杯。铭文中的题名米特拉旦达（Mitradatta），是个纯粹的希腊名字。”①犍陀罗艺术也渗透到塔里木盆地南北缘诸绿洲居民的世俗生活中，民丰县尼雅遗址曾出土属1～4世纪之间雕刻有四瓣花纹的四条桌腿和属3～4世纪的男女人物造型的浮雕与用线刻技法雕刻的椅腿，有明显的希腊罗马风格。在犍陀罗艺术流行时期，起码绿洲诸城郭的上层人士是崇尚希腊罗马艺术的。但是在丝绸之路上西域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地区，希腊罗马艺术已不可能完全是原来的面貌，它本身在发生适应性的异化，这是本土文化在有选择性吸收的结果。一旦本土文化成熟以后，你再也寻不到效仿的痕迹，而真正出现了本土化、民族化的西域艺术了。

①[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212. ②〔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233. ①〔美〕罗德·霍顿、文森特·霍珀著.房炜等译.欧洲文学背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20. ②〔法〕热尔曼·巴赞著.刘明毅译.艺术史—史前至现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97. ③〔法〕热尔曼·巴赞著.刘明毅译.艺术史—史前至现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102～104. ①德拉薄.欧洲理智的发展.转引自王治来著.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60. ②Б.Я.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19. ①Б.Я.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56. ①〔美〕菲利普·李·卡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344. ②苏珊·伍德福特等著.罗通秀等译.剑桥艺术史（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168. ③〔美〕菲利普·李·卡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476. ④〔法〕热尔曼·巴赞著.刘明毅译.艺术史—史前至现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151. ①〔英〕约翰·马歇尔著.许建英译.犍陀罗佛教艺术·前言.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 ②〔巴基斯坦〕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著.陆水林译.犍陀罗艺术.商务印书馆，1997.58～59. ③〔法〕热尔曼·巴赞著.刘明毅译.艺术史—史前至现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102. ①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