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丝绸之路西域汉民族的建筑按其功能可分为世俗建筑和宗教建筑。世俗建筑包括城市建筑、城堡建筑及民居等地表建筑，墓葬属地下建筑。宗教建筑主要是寺庙建筑、石窟建筑和塔类建筑。在此，仅探讨丝绸之路西域汉民族的世俗建筑的问题，而宗教建筑将在宗教艺术章节里涉及。丝绸之路西域汉民族的汉式世俗建筑自汉代屯田时已开始出现，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高昌国和唐安西、北庭都护府期间已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格局和城镇、城堡建筑。清代则是汉式建筑的极盛时期。汉至唐代的汉式世俗建筑主要是土木结构建筑，即生土夯筑、地表下挖和土坯垒砌三种类型，这是适宜于西域气候、材料和施工特点的建筑，无需像烧砖瓦那样费力费时。当然修建这类土木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囿于建筑材料，生土是最便捷、最廉价的建筑材料。唐代已将砖、瓦用于建筑中，而在清代，砖木结构的世俗建筑就不仅仅是城市商号、官邸府衙了，会馆、民居也开始有了一砖到顶或半砖半土式建筑，园林式建筑此时也已经出现。
  两汉时期的西域汉式建筑已不可寻，即使像两汉都护府遗址的确切位置也成了历史悬案，有待考古学家的考古发现，更遑论一些完整的地表建筑了。现在也只能从遗存的几段残垣断壁、几座烽燧和零星的文献记载去推测了。西汉政府曾在伊循、楼兰、轮台、焉耆、姑墨等十余处屯田，东汉时伊吾庐、金满、柳中、高昌壁、疏勒等多处屯田也史有明载，这种屯垦延续到魏晋时期。这些屯田地区也是汉族军民的聚居地，有城堡、城镇等建筑。自1900年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起，就对古城的性质文讼不断，考古学家孟凡人先生认为它是魏晋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治所，并有完整的行政机构。①这个时期屯田的楼兰城是以衙署为中心的规模较大的城镇建筑：“城中布局，从现存遗迹依我们发现的古水道为轴线，古水道由城西北向城东南流贯，大致可分两区：东北区残存遗迹较少，可能是佛寺区，西南区保存遗迹相对较多，除三间房遗址外，西部和南部还有大小院落..西南区的残存遗迹，最引人注目的是三间房址，整个建筑呈〓形，正中是用土块垒砌的三间房。..三间房东西两厢是用大木材作框架，红柳枝作夹条外涂草泥的墙壁建筑。”②从考古发现我们只能了解到这些建筑的材料是西域传统的土坯垒外墙，木料搭顶，以红柳枝作夹条抹草泥的内隔墙结构，至于屋顶是西域传统的平顶屋还是汉式的人字形屋顶，已无法得知，更不用说整个建筑的装饰工艺了。楼兰古城的整体布局是一个东面城垣长333.5米，南面长329米，西、北两面各327米，总面积为108240平方米的不太规则的正方形城址。③两汉以来这种用本地材料构筑的汉式建筑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的筑城而居的定居模式，是中原传统与西域特色的完美结合，它对唐代的西域汉式建筑影响极大。
  两汉时期西域屯田之处所还属于城堡、城镇型建筑，还不具备古代城市的功能，即使像高昌、交河在两汉时期也是筑城而居的屯田地，其建筑只具有军事城堡的性质。既屯田又要打仗，面临匈奴的威胁，这些屯田城堡应是易守难攻的。真正意义上的西域汉族古代城市当然要属高昌，它是在两汉时期屯田城堡高昌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凉时置高昌郡，从北朝时期麴氏王国的都城到唐代的西州时期，高昌城是西域汉族最具规模的城市建筑。9世纪后又成为回鹘王国的亦都护所在地，但总体上还是北朝到唐代高昌城的基本格局。现存高昌城遗址城三重，是不同时期的遗存，外城方形，周长5公里，内城居外城中部，宫城居北，外城西南角为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大型佛寺遗迹。高昌城门外面为曲折的瓮城。高昌城的外城墙高达12米，每面有2～3座城门，分别冠名为“玄德门”、“金福门”、“金章门”、“建阳门”、“武城门”等，城墙为黄土夯筑而成。内城北面的王宫遗址还可辨认宫城为长方形，正中偏北为一小城堡，堡内西北有高台，台上有一个高达15米用土坯砌成的高耸建筑，似为唐以前高昌王的王宫遗址之一。与“城堡内建筑物”相对的中轴线上，还有四层殿的基址。殿基以东存遗址七处，殿基西有四处。可能是不同时期王宫建筑的组成部分。外城东南和西南是寺院建筑和工商业作坊。寺院由山门、庭院、讲经堂、藏经楼大殿、僧房等建筑组成。在寺院遗址外的东南和东北是“坊”的遗址，东南的坊有两排整齐的建筑遗址，在南北两排相对的房屋建筑之前为广场，南排房屋后又有一个广场。坊的四角，都有巷口式通道，通向坊外。据文献记载，高昌的作坊、商行已形成规模，有谷麦行、米面行、帛练行、果子行、彩帛行、瓦器行、铛釜行、菜子行等，①手工业工匠有木匠、铁匠、缝匠、皮匠、甲匠、石匠、泥匠等。建筑遗存也证实存在各种作坊和商行。高昌城的平面布局“宫城在北，内城在南，有大面的高大建筑物，与唐代长安城的宫城、皇城的位置相同，应是高昌最高统治集团的驻在地。至于外城东南和西南的寺院和工商业的坊市遗址，又与唐长安外郭城，或一般城市的布局相类似，应当是一般市民的居住区。总之，高昌故城的平面布局，与唐代长安的平面布局是相当接近的”。②
  交河故城是完全不同于高昌故城的古代城市建筑。它早期是车师前部的王廷，自西汉末年起，曾先后是屯田常驻地和高昌王国的交河郡、交河县所在地，9世纪中叶之后，又成为高昌回鹘王国的交河州，一直到14世纪因战乱等原因被弃置。交河故城并非中原传统意义上的汉式地面建筑，它并没有用砖、石等建筑材料堆砌而成，而是在一块长1650米、宽300米的台地上向下挖凿而成，这是中外建筑史上的奇观。当街道、房屋等建筑向下挖一定深度的土方后，再将挖出土方夯筑其上，免去土方拉运它地之役。现存的交河故城是唐代汉族居民修筑的遗址。贯穿全城南北的一条大街把居民区分为东西两部分，而北端是规模宏大的以寺院为中心的寺院区，东区南部是官署区，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就设在此处。因全城四周崖岸壁立，并不需要城墙防守，故城东、城南各留一个城门，供居民出入。故城的大街小巷、民居平房、佛寺佛塔、手工作坊、两层官署都是在原生土中掏挖而成。故城的不少建筑下为窟洞，上为平房，两层乃至多层。这种建筑构造样式被称为“陶复”式的地窟，其特征是：（一）上半截“累土”，下半截“凿地”，作半地下室式；（二）窟顶中央“开口其上”，名为“中露”；（三）通体作圆形，故称为“环堵”（“圜环墙”）。最初的“陶复”式地窟，只有一个出入口，即“中雷”。人们进出窟室都必须通过窟中央柱形梯子经“中雷”上出下入。以后，这种“陶复”式地窟在设计和建筑上有了发展，人们在南壁或东壁基部挖开一个洞口，作为“户”（门户），并在户外挖出一道斜坡梯形的“门道”。这样，窟中人便可以通过这门户和门道上登到地表上来。①壁门在不同季节还有空气对流、御寒、增加阳光照射的作用。交河故城的这种“陶复”式建筑显然是因地制宜，夏避暑冬御寒的理想居所。交河城的寺院占地面积为5000多平方米，虽不及高昌城寺院面积大，但建筑布局和风格均异于高昌寺院。交河城的寺院也是掏挖原生土而成，由山门、大殿、僧房、庭院等建筑组成，城北是一组壮观的佛塔群，以中央大佛塔为主，四角各有25个小塔，形成纵横各5个方阵，共计101个。佛塔的这种形制是当时汉族居民中佛教密宗信仰的反映。
  唐代曾在伊州、西州、焉耆、乌垒、于阗、疏勒、庭州、轮台、清海、碎叶等处屯田，并建有伊州、西州、庭州和四镇。郡县制设立后的州、县所在地都形成了一定的城市、城镇规模。巴里坤县的大河古城和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均分别为唐代屯田驻军的伊吾军和庭州城的遗迹。从出土的莲花纹砖和瓦当看，这些城堡、城市建筑已用砖、瓦等建筑材料，建筑样式和风格也一如内地唐代汉式建筑。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城市建筑、宗教建筑、宫殿建筑和四合院民居及园林建筑始终占主导地位。清代西域进入大统一、大移民、大融合时期，也是西域汉式传统建筑的辉煌时期。乾隆年间的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建省后以绥定为伊犁府治城），新疆建省后的省会——乌鲁木齐（时称迪化）都是以汉族传统建筑理念建城的。它们与喀什噶尔形成清代新疆的三大城市格局。坐落在现伊宁市西30多公里处的惠远古城初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后扩建，城周5公里，城高5米，是新疆建省前清政府在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一座商铺林立、商贾云集的繁华城市。通常将清代惠远和绥定、宁远、拱辰、广仁、瞻德、塔勒奇、惠宁、熙春称为伊犁九城。惠远旧城1871年毁，1883年又在其北修建惠远新城。新城周长近5公里，城垣高约5米。城内以钟鼓楼为中心，以直通四大城门的四条大街构成城市基本布局。四条大街上还有48条小巷，组成商业和居民区。钟鼓楼是一座中国传统风格的三层三檐歇山顶的砖木结构建筑，雕梁画栋。屋檐铺有琉璃瓦，每层12根檐柱绘有花卉等图案，每层檐角均吊有小铜铃。钟鼓楼正东不远处是伊犁将军府旧址，现存府门、石狮、金库、厢房、凉亭等建筑。伊犁将军府的庭院花园古木参天，亭台布于其间。仿江南园林的花园曲径通幽，给人幽逸、明净之感。伊犁将军府花园是迄今所知的新疆最早的汉式园林建筑。
  中国传统城市都是按照自然地形布局理论规划的。《管子》认为，建城的原则是“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一原则也在乌鲁木齐建城原则中体现出来。早在汉唐之际，乌鲁木齐附近就有屯田的城堡，但还不是传统的城市，从清乾隆年间到光绪年间才逐渐形成城市规模。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在土城基础上，又于二十八年（1763）添加四门建迪化城，为雏形期。乾隆三十年（1765）在旧城之北另建新城，并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始建巩宁城（俗称老满城），为扩展期。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迪化为省会，光绪十二年（1886）扩建筑城，城周5.5公里，有惠孚门（东门）、丰庆门（西门）、肇阜门（南门）、景惠门（北门）四个正门和小南门、小东门、小西门3个偏门组成城市基本结构，为定型期。乌鲁木齐是依山傍水而建的，其东、南两侧是天山山脉，西、北两侧为平原地带，城依乌鲁木齐河而建，雅玛里克山（俗称妖魔山）与红山南北对峙。因依山势、水势而建，乌鲁木齐城郭是不合规矩，道路是不中准绳的，但与古人提倡的建城原则不相悖。对于老迪化城，清代文人椿园七十一在其乾隆三十九年（1774）所撰《新疆纪略》中写道，迪化城“字号商店，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这还是建省前的情景。清代是乌鲁木齐传统城市建筑形成和定型的时期。1884年新疆建省后乌鲁木齐作为省会，以大、小十字（街）为中心，逐渐向四周扩散。大十字是以老“津商八大家”永裕德、同盛和、复泉涌等和新“津商八大家”永盛西、裕昌原、庆和春等为代表的商业街，店面鳞次栉比，商号林立；小十字一带则是戏院、国药店、清真饭馆、老君庙等云集。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伊犁条约”后，在南门外的南梁地带由俄国开设了吉祥涌、天兴行、德盛行、吉利行等俄商洋行八大家，形成洋行街。20世纪20年代后，南关一带则是少数民族商人经营的商业中心。乌鲁木齐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于是内地各省的民间文化也就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形成以木架结构为主体的寺庙、商店、会馆、四合院等汉式建筑风格。红山一带是玉皇阁、大佛寺、地藏寺、北斗宫、龙王庙等；西九家湾一带是关帝庙、仙姑庙；建国路是观音阁、娘娘庙；东风路是定湘王庙、两湖会馆、左公祠；中山路是城隍庙、龙王庙、山西庙、陕西会馆等；其他各处还分别有文武庙、积骨寺、八仙庙、财神楼子、药王庙、马王庙、火神庙等。因乌鲁木齐河将乌鲁木齐分成河东河西两部分，故城东、城西就由桥来连接，原名“虹桥”、“巩宁桥”的西大桥成了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这种依山傍水而建的移民城市无内地传统城市建筑以中轴线贯穿其中坐北朝南的严格布局，因为它只能依地形走势而建。其建筑风格也不是一元的，而呈多元化发展，因为内地南北各省移民带来了不同风格的建筑艺术，且因功能而异的建筑又形成不同风格。外来文化的冲击，城市建筑又呈现出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二元结构，这正与新疆近代文化特征相契合。
  西域汉族民居建筑除高昌交河的“陶复”式的特殊形式外，基本上是上栋下宇型的居住样式。但因天山南北的气候、降水量差异，又分为平顶形和两流水形（即“人”字形）民居建筑。天山以南地区干早少雨，其民居基本为一面形的平顶屋。这种民居用土坯砌墙，平顶，住房多在北面，房内设土炕，自成一家一户院落，院落呈正方形。而天山以北地区因气候寒冷，雨雪多，民居多用砖石砌成，屋顶呈“人”字形，房间一般为一明两暗式，坐北朝南，也有坐西朝东的。从近代新疆的汉式民居看，农村与城市有所不同。农村建筑是前庭后园式，即正房前是庭院，侧为厢房，往往是库房、牲畜圈等，而正房后面是菜园、果园等。城市民居最典型的是北方四合院式建筑。自清代乌鲁木齐兴起津商八大商行后，就在大十字商业区周围出现了北方四合院式民居。大十字一带的八条东西巷、藩台巷子、三角地、满城、北梁一带是四合院最集中的地带。乌鲁木齐标准的四合院是清代末期民国初期天津杨柳青商人刘贵铭建在藩台巷子的四合院住宅。“这个四合院占地面积约450平方米，前面的高台阶上有两扇黑大门，门槛高约30厘米，是活的插板式，可以拿下来，门槛的前两侧各有一块方石凳子，大门过道宽约2.5米，接着是黄油漆的木质二道门。院子为正方形，约15米见方，用青色大方砖铺地。有南、北住房各三大间，东西住房各三小间，四幢住房相对称，前廊后厦，布局合理。另外还有厨房、炭房、厕所、水井和渗水井等设施。所有房屋均为木质框架结构，一砖到顶。南、北房的中间屋为堂屋，两侧是卧室，室内是小方砖铺地，有火炕取暖，火炕的一端有放置被褥的长立柜（俗称被搭子），炕沿的上方和两侧有雕刻的木质隔扇。全院房间的门窗，均以古式花木格子装饰。院落中间砌着花坛，每到夏天牵牛花顺四面花架爬上屋顶，花红叶绿，整个院落显得古朴静谧”。①四合院式建筑体现的是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理念：封闭空间的自闭性和不张扬性，并使建筑及装饰更富有层次性和虚实变化。同时“如果家族人丁兴旺，有财有势，家宅可以向其四周无限扩展。..这种住宅形制，符合我国古代的家族型制及其发展”。②
  西域汉族建筑文化在形成地域化的过程中，与西域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之间是一种族际文化共享关系。汉族建筑文化不仅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也吸收了汉族的建筑文化。清代是汉民族与满族、锡伯族之间族际文化共享频繁的时期。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西迁至伊犁屯垦戍边的锡伯族被清政府组成八个牛录，各牛录建筑虽属清朝八旗制的军民兼用型，但城堡及官署、民居均是汉式建筑。每个牛录的城堡由高大夯实的正方形城墙组成，城墙上有垛口，并在东西南北砖砌四个城门，城墙周长七八里至十里不等。城内是“牛录”办事机构、胡同式民居以及粮库、兵器库和监牢等。这种城堡式建筑和古代汉式能防易守的城堡建筑从形制、布局和功能上都相同。甚至官署、关帝庙、娘娘庙和民宅也是汉式的。清末民国初年伊犁地区锡伯族的“人”字形大屋顶房本身就是汉式结构的宅屋。这种房屋也是木质框架结构，包括支撑柱和房顶，然后用新疆传统的土坯砌墙，再抹细泥并用白灰粉刷，后期也有砖砌墙的。房顶为双流水型，有伸展出的廊檐，门窗是小木格式的。窗户都很大，用于充分采光。“人”字形大屋通常为一明两暗的三间式，门窗工艺精细，雕刻、绘画显其富丽、典雅。住房与庭院组成典型的锡伯族民居。有人认为这种房屋造型是从满族民居学来的。的确，东北的汉族、满族等均居住一种被称为“东北大院”的民宅，但此类建筑的起源则来自北方的汉式四合院，因此是汉化的产物，锡伯族“人”字形大屋顶房当然也不例外。现存清代锡伯族的太平寺（俗称锡伯家庙）坐落于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为汉式寺院建筑类型，大殿中梁上彩绘二龙戏珠等也完全是汉族民间传统图案艺术。这种体现在建筑上的文化融合现象正反映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精神。
  尽管丝绸之路上的许多汉式建筑随着岁月的剥蚀已成为历史的绝响，但永驻人们心中的是那神圣的精神殿堂，它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辉煌。

①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231. ②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232～233. ③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231. ①余太山.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194. ②阎文儒.吐鲁番的高昌故城.文物.1962（7、8）. ①杨公骥.考古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0（3）. ①刘荫楠.乌鲁木齐掌故（一）.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37～38. ②沈福煦.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