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石头，天然生成的石头，因其坚固、稳定而被人类赋予一种永恒的人文意义人类史前和有史以来的文化均与石头有关，石器、神殿、陵寝、石人、鹿石、石碑、玉器、巨石阵、祭祀台、石窟..无疑是一种人类文化中的超越时空的石文化现象，时至今日，玉雕、石雕、奇石仍是工艺美术和收藏玩赏的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分。在人类的石文化中，无疑一些经过精心雕琢的石像（人或动物形象）最能引起人们的遐想，有些谜揭开了，有些谜还使人坠入云里雾中，无法索解。即使对诸如复活节上的巨大石人、英国的巨石阵等人类的杰作，专家学者们曾作出了种种解释，但大多差强人意，至今也没有完满的结论，或许这种争论还要持续下去。而在青铜时代就早已存在，并延续到15世纪的欧亚草原石人，以及终结于公元前5世纪的鹿石文化研究也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并没有形成被普遍接受的终极结论，它们和欧亚草原岩画、动物纹样一样，给探索者留下了研究的巨大空间。尽管见解各异，歧义互现，但如此多的不同学科、专业的学者共同关注这一领域，毕竟是一件好事，证明丝绸之路草原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元，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同岩画和动物纹样一样，丝绸之路草原石人和鹿石同样不具有纯形式分类的意义，而是具有功能分类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它们纳入造型艺术体系中，分门别类地探求其表现手法、审美心理等，只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应该进入它们的文化情境中，回答“干什么”、“怎样使用”和“为什么这样使用”的问题，以揭示其文化意义。不过，同一文化功能可以使用不同性状的物品，同一性状的原始物品也可以实现不同的文化功能。①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同是具有萨满教信仰世界的文化功能，但可以使用岩画、动物纹样、石人、鹿石等表现形态加以表达，而同是石人，墓葬小型石人和墓地大型立石人的文化功能也是不同的。
  对于草原石人、鹿石的名称并无考古学上的准确定义。有研究者认为：“以设置关系分为墓地石人和随葬石人，简称石人，而且在谈到某一类型或某一石人时附加上其具体的地名。”①但研究者也承认这是解释，而非定义。至于鹿石，《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则定义为：“一般指的是经过人工敲凿雕刻加工而成的一种碑状石刻，因雕刻有鹿的图案而得名。”这些界定尽管有考古学和艺术形式上的意义，但不能凸现其文化功能。我们只有把制作和使用这些石人、鹿石者的意向、意图弄明白，才能明了石人、鹿石究竟是什么。从欧亚草原部落普遍信仰萨满教的事实出发，这些雕刻物都应与他们的观念、信仰，即意识形态有关。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界定：石人、鹿石都是欧亚草原部民通过在石头上雕刻加工手段记录其萨满教意识的遗存。这个诠释并非十全十美，但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民制作的不同类型的石人、鹿石都是适用的，研究时也有了一个便于操作的标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不敢苟同将石人、鹿石确认为纯粹石雕艺术品的观点。
  石人和鹿石是丝绸之路草原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它们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特别是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中亚草原、南俄草原以及新疆的阿勒泰、伊犁、塔城、博尔塔拉、哈密、昌吉等地是集中分布地域。石人的时代从史前一直存在到有史时期，大致和岩画的时代相吻合，即从公元前3000年②起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时代因地域或部落有早有晚，新疆石人最初产生于公元前1200～公元前700年，其兴盛期是被称为突厥石人的6～9世纪时期，晚期则到了11世纪。鹿石则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终结于公元前5世纪。因此，虽然鹿石与石人产生时代大致相同，但终结年代则大不相同，鹿石远早于石人就终结了。关于草原石人、鹿石的考古文化类型分类，现在并无统一标准，只是国内外学者曾尝试过这种分类而已。这是由于“石人类型不具备考古文化类型的意义，只有石人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相结合才能构成考古文化类型的共同体”。③因为草原石人、鹿石在类型上与陶器、铜器、铜器类型有明显差异，故从墓葬地表形制和葬俗与石人的组合关系才可以反映出某一种文化类型。这是从考古文化类型研究石人的一条思路。中国考古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即著名的“条块”说），对我们研究石人、鹿石有启神益智的作用。苏秉琦先生的高足俞伟超先生论及苏先生的区系类型的意义时说：“考古类型学的自身能力，本是只为确定各考古系文化的时、空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有关考古学文化中所见社会面貌的研究，则是依靠其他理论概念和方法来进行的。研究古文化的全部面貌及其进步过程和法则，的确需要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但区系类型理论的出现，就使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能转化为一个历史的框架，从而为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联接建立起一个桥梁，使考古学材料可按其历史的位置来研究其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情况。这样，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就可以得到一个可靠的基础。”①笔者并不否认考古学家对石人、鹿石所作的“时空位置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性工作的意义，因为没有这些，我们也无从进入石人、鹿石文化的精神世界。但是，只有进入石人、鹿石制作的文化情境才能使研究“柳暗花明”。
  以往对石人、鹿石的考古学分类多着眼于时空关系。纵向，将石人分为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突厥时代等，鹿石基本产生在青铜时代。横向，首先以分布地域分类，如南西伯利亚石人、中亚石人、南俄草原石人、新疆石人、内蒙古石人等；其次以族属分类，如斯基泰石人、乌揭石人、突厥石人、铁勒石人、克马克石人、钦察石人、图瓦石人、蒙古石人等；最后是以设置情况分类，即墓地石人和随葬石人。也有按雕刻技法分类的。鹿石的分类主要根据碑体形状分为圆柱状、角柱状和板状三类，也有按族属和雕刻鹿纹的典型鹿石以及雕刻其他纹样的非典型鹿石进行分类。目前，欧亚草原已发现石人千余尊，鹿石五六百通。哈萨克草原、阿尔泰山地是石人的主要分布区，而蒙古国是鹿石的主要分布地。
  考古学家通常根据设置情况将石人分为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随葬石人“一般都比较小，有的小石人上钻有孔，适宜于随身携带”。②米努辛斯克盆地石人和新疆的西地、呼图壁石人均属随葬小型石人。米努辛斯克盆地墓葬出土的两具小型石人最高者33厘米，小者仅4厘米多。稍大者浮雕出椭圆形脸面，窄弧顶，宽圆下颏。鼻子隆起，方直。眼睛圆形，浮起的嘴上唇薄下唇厚。小者根据锥状石雕刻，头部圆，宽额尖下颏，长型脸，长发披于脑后，有耳饰。新疆西地随葬石人仅高12厘米，呼图壁随葬小石人为31厘米。前者仅浮雕出人面，呈卵圆形，宽额长颊，眉眼横直，渐宽形鼻，嘴浮起，呈噘状；后者不仅雕刻出头、脸部，还雕刻出手臂等，头上有圆形饰，面部、眼睛为圆形，嘴呈弧形，颈肩有环状项饰，两手为抚腹状。这类小型石人各有系绳小孔，有的出土时装在小袋内。随葬石人曾在青铜时代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者认为：“一般来说这样的石人具有护身的作用，它代表的是避邪的祖先神灵，无论对生者，还是对死者都有保护的含义。”①它们往往是作为墓主人的生前随身携带物连同死者一起葬入墓中的。在萨满教信仰中，万物有灵是它的基本观念，故形成动物造型和人物造型的神偶。其人形神偶可分为裸体偶、整身偶、半身偶、肢体偶等。人形神偶以祖先神偶为主体，还包括氏族保护神、女战神、猎神、司病神、司生育神等，构成人形神偶的庞大神系。这些人形神偶都不求形似，但求神似。人形神偶的材料也因地域、时代、民族而异，早期的为石制，以后又有木刻、毛皮与布帛神偶等。氏族、部落首领本身就是萨满，故用皮袋装上这些神偶，以便在游移迁徙中用于萨满祭祀活动中。草原随葬小型石人的功能亦如此，因为“众精灵是萨满行术时的守护者和侍者，跳神的全过程中有大部分时间用于召请众精灵来帮助萨满行术，助它克服和战胜一切艰险，完成治病或祈禳的使命。因此，萨满常用一些小神偶（青铜制作或木制品），系绳带挂在颈下，求它们保护行术，不受侵害”。②
  墓地石人的情况远较随葬石人复杂，这是因为：（一）时间跨度大，从史前到近世；（二）空间分布广，从南俄草原到中亚、南西伯利亚、新疆、内蒙古广泛分布；（三）类型、造型特征有差异。但既然是草原文明的产物，由于这些部落、部族的相同信仰、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墓地石人也有许多趋同性。首先，所有的墓地石人雕刻技法都可分为线刻石人、浮雕和圆雕石人三类，前者是在长条形石、石板等天然石材中以线条刻画出人形的简单轮廓；中者是以浮线表现面部等部位的轮廓；后者是对石材的整体雕刻，以圆雕等技法造出人形。其次，墓地石人都较高大，高度在1米至2米之间，也有低于1米者，可能取决于石材的长短。再其次，相当一部分石人是执持器皿型和身佩刀、剑等武器型。最后，早期石人表现出拟人形，戴面具，头上装饰动物角等，还出现蛇形带饰、同心圆等装饰图案；后期还雕刻有帽、扣带、手镯、耳饰、胸饰等物件。
  对如此庞杂的墓地石人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文化阐释，非短短一节文字所逮，它或许可以成为另一个课题的题目，在此只能选择若干典型个案进行研究。
  在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塔兹明村、多力根玛亚克村附近发现一些青铜时代的石人，属于欧亚草原的早期石人。除某些石人基本包括人的眼、鼻、嘴等轮廓外，大部分只能说是拟人形，即戴着面具。有的从两颊到头部均呈竖起的毛发状，有的头部有放射状毛发，有的呈动物仰角，有的头部则是形状各异的动物小雕像，有的在胸前雕刻有同心圆、三角形等图形，有的还在石人身上雕刻有装饰图案的裙状物。类似形象不只在早期石人中出现，在南西伯利亚、新疆阿勒泰、伊犁等地区洞穴彩绘的岩画中也多次出现，应视为早期萨满的形象。“在萨满的神事活动中，在许许多多萨满专备的祭神驱邪神物中，神服与神帽是核心的祭祀象征。它往往本身就代表特定的神祗。..萨满神帽相当一株顶天立地的神树，枝干与天通。而且，还自信神帽上宿栖着为萨满迅捷接收信息波的许多小动物。如蜥蜴、雀、蛇以及聪明狡黠的动物狼、猞猁、豺等的小雕像和皮骨等，只要有神祗或其他异兆出现，就马上通过神帽传递于萨满神帽上的精灵和肩鸟，迅传萨满感应，使萨满永立不败之地。所以说，神帽是萨满与宇宙超世力量相交之桥”。①早期的萨满神服应是“披皮为衣，振骨为铃”，自然也就成了“神祗法力和被降伏的魔鬼魂灵的凝聚体”。②萨满面具也是萨满祭祀仪式中的辅助神器，可分为人面具、兽面具、鹰禽面具、魔怪面具、龟蛇面具、树草虫卉面具等。这种不同与祭祀仪式和狩猎活动密切相关，如族祭时萨满戴祖先面具，而推举氏族首领和选定猎手时，戴各类英雄神祗面具，狩猎时戴动物面具，驱魔时便戴恫吓魔鬼的面具等。使用面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控制灵界，藉以假面可以将精神集中，可使该精灵不能识别萨满之真面目。③米努辛斯克盆地戴面具和神帽、穿神服的石人形象极有可能就是氏族或部落的萨满形象，但死后，本氏族或部落的人雕刻他们出神的形象，显然也是一种神圣的祭祀仪式。
  在草原墓地石人形象中石人手执持器皿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青铜时代开始手执持器皿石人就分为两种形象，一种是右手持杯状物，另一种是双手抱罐、碗、瓶、钵之类器皿。其他还有手握刀、剑等兵器和手托鹰等形象。即使是手执持杯的石人，其杯的形状也是不同的，如阿勒泰市境内阿克塔木墓地石人右臂屈至胸，手执一种角状杯；而温泉县境内阿尔卡特石人右臂屈，手执圆底罐形杯；内蒙古巴兰恩特利格突厥石人左手下垂，右手置于胸前执一筒状杯；吉尔吉斯草原发现石人右臂稍屈，手托高足凸肚状杯，有的石人右臂屈，手执高脚杯。从青铜时代开始，右手执杯状物或双手抱罐、钵等器皿几乎成为一种模式。对于这类墓地石人手持器皿的含义，学者们作过种种解释，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一）认为是饮酒的酒杯；（二）神圣的器物；（三）丰产的象征物；（四）盛动物乳汁物的器皿。几种解释都无大错，问题是这些器皿是作为一般的饮器，还是另有它用？谁有资格使用这些器皿？在什么场合使用？怎样使用？这些答案还必须在萨满文化情境中寻解。手执器皿者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不少这类形象往往在腰带上佩有条状装饰物，但它们既非刀、剑之类，也非装物的皮袋，而是在垂条或垂绳上挂有垂饰。这在南西伯利亚、新疆、蒙古等地的草原墓地石人形象中都十分常见。此外，石人与一些遗迹的关系也值得注意，有两种情况：一是石人竖立在祭祀石堆附近，石堆下面埋有牺牲的残余，有动物的骨骼、祭祀灰烬和各种器物，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区6世纪的石人就属此类；二是南西伯利亚、中亚、内蒙古、新疆的确存在墓葬区的石人，克尔木齐石人墓的发掘证明墓地石人从青铜时代一直延至铁器时代。这些考古发现恰恰证明执器皿石人应是萨满形象，因为在后世萨满形象中的确能见到穿条状萨满服，腰带系垂绳挂这些物件，如铃、镜、挂饰、石球、动物骨关节等饰物的情景。萨满作法时这些物件丁当作响，目的是以响声传达人间与神界的信息，这些物件也是除邪镇魔的利器。结合遗迹关系分析，无论是祭祀堆石人还是墓葬区石人，均是萨满祭祀的形象，不管是祭祀祖先还是举行狩猎仪式都离不开萨满，萨满总是这些仪式中的主角，不过祭祀的动机各有不同。
  现在回到手持器皿的萨满形象上来。对于萨满来说，所用器皿是神圣的，同萨满神服、神帽、神具一同组成萨满的神物。阿契门尼德时期波斯帝国的楔形文字文献将塞人分为三大支：提格拉豪达塞克（尖帽塞克）、豪玛瓦尔格塞克（熬制豪麻饮料的塞克）和提艾伊·达拉伊雅塞克（近海塞克）。其中熬制豪麻饮料的塞克极有可能是指其首领（也是萨满）是饮用豪麻汁的，即一种麻醉汁。据说萨满通神时必须处在一种迷狂、神智恍惚的“出神”状态，这正需要饮豪麻汁进入这种状态。因此，石人所执持的也应是盛豪麻汁的器物。在充满萨满教信仰的氏族部落社会中，萨满最有资格执持盛豪麻汁的器皿。在氏族、部落中萨满的神圣职能几乎囊括氏族、部落的所有活动，如脱魂与显灵、祈禳与祭祀、治病与占卜、生产与生育、神判与记事等等。从近世的文化人类学材料得知，萨满使用盛器见之于以下活动：一是治病时的喷术。起先治病时是喷气，后来是喷酒或水、药。在诸如得疮伤、红伤、骨折、长疖子、中风不语、口眼歪斜、昏迷不醒等疾病时，往往用盛器盛水、酒或熬制的草药运气喷至病人身上，以达消炎、驱热之效。萨满常常在跳神治病仪式上向患者施之喷术，喷术功也成为萨满的内养功，平时要坚持练运内气、吹功。由此观之，立于祭台前的手执杯类器皿的石人应是萨满在跳神治病仪式上的施喷术的形象。二是与萨满教的神偶嗜血的灵魂观有关。“萨满教观念认为，血能育魂养魂，魂血相生互卫，所谓‘魂依血流，血行魂行，血凝魂止，则浮离体外，曰浮魂。魂依血养，魂凭血育，血旺魂壮，血热魄强，无敌天茬，鬼魔难当，曰养魂’。神偶作为灵魂的依托体，其保持灵性和神性的奥秘在于常享祭物，尤以嗜血最益于养魂，使偶体内的灵魂长存。基于这种观念，萨满祭祀十分重视备牲、养牲、杀牲，无牲不祭成为萨满教不成文的规则”。①于是在萨满教祭祀仪式中，萨满常常是在神灵附体后，手持盛动物血的器皿喝血，也往往将器皿中的血弹或涂在祭祀的神偶身上。手持盛动物血器皿的石人也应是血祭诸如祖先、酋长、英雄等神偶的萨满形象。三是蒙古族的“行博”仪式也离不开容器。古代蒙古族凡进行渔猎、游牧、征战、治病、占卜、送葬、祈雨等仪式时都要请博（萨满）进行祈祷请神、附体下神、送神活动。②在仪式中萨满常常在室外手持酒杯向诸神敬酒答谢，感谢神灵的庇佑。四是萨满为显通神的法力，常常要喝下圣水（可能是清水、酒或动物血等），目的是神灵会更显神力。在喝圣水时，萨满往往双手持碗等容器，以示虔诚。丰富的文化人类学材料对于索解手持盛器的草原石人之谜应是合乎情理的。
  欧亚草原上的鹿石仍是一个待解之谜。在此，笔者仅探讨雕刻有鹿纹的典型鹿石。这些鹿石上的鹿形有如下特征：“喙状头部前伸，嘴巴大张；两只枝状角仰向背部，一上一下（这说明与那种严整的动物侧影形不相符合）；额部相应地有两处前突起；颈部和躯干前半部过长；前后腿相距甚近，一般都小而细得不合比例，有时仅有上半截，像被砍断一般。有时，当腿部全部画出时，则呈弯曲状，且前腿离于后腿，二者连接不严，中间留有空隙。”③蒙古——外贝加尔和新疆发现的鹿石都属此类带有图案化的鹿纹样类型。雕刻这些鹿形图案的鹿石是一些琢平的四面体或圆柱体的石柱或石板。不过晚期的鹿石并非通体都是鹿的图案，而是雕刻成“人形”，这类鹿石被认为是人的化身：
  每一通有相对较完整图案的鹿石碑面，都能够自上而下地划分出两个或三个区段，分别由不同的雕刻图案作一区分。上部一般是以连点纹为界，上面有圆环，平行斜线等纹饰，有的刻石顶部也有雕刻，这些构成了拟人形的头饰和面饰，连点被看作是项链，也就是颈项部位。如果是分为两个区段的，项链以下就是身体部位，雕刻有兵器，所以，认为是武士形象。作为三个区段划分的鹿石，除了带有连点为界的上部区段外，碑体的中部还雕刻了腰带和兵器，或者是在鹿图案中间雕刻了兵器，如果以腰带和兵器为界，其上为中段，代表的是人体的上身，以下是下区段，代表的是人体的下肢。不过，有的鹿石图案很简单，或仅是一个圆环，腰带也仅是线条状的，前者可以作为两段式，而后者则可以认为是三段式。①
  不过，这类鹿石只能称其是组合型的，也就是人形和鹿形图案的有机组合。有的顶部雕琢的是人头形，而身体部位则雕刻有有规律的鹿形图案，这些图案并非是上身和下身的装饰。在鹿石文化发展序列中，通体刻满了二方连续的图案化的鹿，鸟兽长喙、双角如翅、细肢卷曲、修长的身体倾斜欲飞的鹿石出现最早，公元前13世纪就已经存在。
  鹿石是做什么用的？鹿形图案是象征符号吗？这不能不与欧亚草原部民的早期萨满教信仰联系起来考虑：“鹿石具备了萨满信仰的一切要素。鹿石所处位置高敞，有祭坛和施法的殿堂圣所，石碑上磨刻精美的鸟首鹿身动物，由它们进行天地联系，充当灵魂升天的使者，应该是值得信赖的工具。”①在萨满教世界观中，高山、大树都是作为萨满通神的宇宙山、世界树出现的，而方柱体、圆柱体的鹿石也应是萨满通天通神的工具。萨满是一个送魂者，保证祖先或英雄的灵魂升天而不是入地狱的方式是在祭祀仪式中以巫术操作手段通过刻凿鹿石中的图像达到其目的。在萨满教中，往往出现萨满庇护神：“每个萨满，肯定都有一个动物母亲或动物祖先。它通常被描绘成大角鹿，也有时是一头熊。这个动物自己生活，不与萨满在一起。大概，最好是把它设想成在大地上飞翔的，萨满那火一样的力量。”②不过从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人类学材料发现，庇护和培育萨满的精灵常常是鹿、鹰、蛇等，其中鹿和鹰是萨满庇护神最具代表性和最权威的形象。鹿石上刻凿的鹰喙鹿身图案正是萨满庇护神的形象，天上飞翔的鹰与地上奔驰最快的鹿的组合已经成为普遍的萨满职业象征。特别是那些有人头形和鸟喙鹿身的鹿石是萨满正在实施巫术时的产物，刻凿过程也是巫术操作的过程。这是后代萨满旨在通过这种巫术操作与前代萨满（祖先）的灵魂沟通。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鹿、鹰等萨满的庇护神或者是亡故的前代萨满，或者无异于萨满的配偶，抑或是晚辈萨满的庇护者。因为萨满的灵魂均是由这些动物庇护神作为向导和保护者前往上界的。难怪有些鹿石上部刻凿有象征天界的圆圈、圆点和半月形纹饰，它们与人头形、鹰喙鹿身组成萨满灵魂升天的全景式图像。关于此，鄂温克——鄂伦春人的萨满服上的图案也可以印证：“在另一氏族的萨满服装上，上界标志的中心，有一个长角的驼鹿头。这是萨满主要庇护神的储藏所。缝在鹿头左边稍下处，中央带孔的一块正方形薄板标示的是萨满的氏族领地。这块薄板有通往下界的入口和一个起守护作用的萨满护身符——呈椭圆形薄板状的神偶（敏塔亚）。在驼鹿头的右边固定着一个表示太阳形象的金属环形物。”③著名萨满不是被最有力量的动物精灵护佑就是本身掌握着大批精灵助手：“他们生前成为众神附体、无人匹敌的大萨满，死后变成萨满神灵。”④不过，鹿石雕凿展现的是萨满通神时实施巫术的文化情境，而萨满服的缀饰变成了凝固的符号象征物，但它们在萨满教信仰中同样是神圣的。

①户晓辉.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34. ①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28. ②南俄草原的墓葬中出土属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的拟人形刻石，但大多数地区石人均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笔者注 ③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1995.32. ①俞伟超.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6. ②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236. ①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243. ②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89.148. ①富育光.萨满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238～239. ②富育光.萨满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207. ③〔波〕尼斡拉兹著.金启孮译.西伯利亚各民族之萨满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编印. ①郭淑云.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1. ②郭淑云，王宏刚主编.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20. ③〔苏〕列奇诺娃.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152. ①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267～268. ①吕恩国.鹿石——中亚草原上的密码.文物天地.2002（11）. ②萨满教文化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321. ③孟慧英.尘封的偶像.北京出版社，2000.73～74. ④孟慧英.尘封的偶像.北京出版社，2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