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审美情趣亦称审美趣味，是指人类对审美对象的价值判断能力。经验事实证明，审美情趣或判断存在明显的差异。任何个人或民族、社会群体的审美情趣都是地理生态和人文地理环境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生态地理环境是审美中的自然因素，人们的审美情趣受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等自然因素影响而有区别。而人文地理环境是指地域文化特征，如生活方式、居室、服饰、食物、生活习俗、性格、信仰、观念、价值等，这是决定审美情趣的历史因素。审美心理就是在二者相互作用下萌生的。“地域文化不同于自然地理环境。也就是说，它已具备了促使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人们审美意识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种种因素。比如政治、经济、风俗、性格、信仰等，在这些因素中，生产力的制约是最重要的因素”①。在一定的时代、社会群体、民族中，会形成一种共同的趣味，起支配作用的是“客观精神”，比如时代审美走向、大众审美情趣、民族趣味等。
  就自然因素而言，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因南北地理生态环境的差异，从事农耕和从事游牧的民族把自然作为艺术对象进行审美时其趣味是不同的。其实，这种审美心理自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形成之前就出现了，不过在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形成后审美客体因环境差异而更加不同而已。在绿洲农耕民族中，以自然为对象的审美客体有玫瑰花、石榴花、巴旦杏、色布黛丽花、色妩色花、鸡冠花、葡萄、百灵、夜莺、甜瓜、蔬菜、枣树、杏树、沙枣花、太阳、月亮、土地、玉石、戈壁等，这些也成了绿洲民间文化中的艺术形象和意象，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花，花中又以玫瑰为最。花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特别是爱情，还频频出现在女孩的名字中。而在草原游牧民族中，以自然为审美客体出现最多的有马、鹰、高山、草原、青松、山羊、蓝天、鹿、天鹅、绵羊、虎、熊、林海、隼、湖、猎犬、牧羊犬等，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马。在游牧民族的民间文化中，马的形象被刻画到极致，而日常生活中有关马的毛色词汇多达350多个，对骏马所用的形容词也多达100多个。马在民间文学艺术中的人格化最容易使“马背上的民族”产生审美上的愉悦感。纯粹以自然为审美对象产生的审美心理有较长的稳定性，除非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
  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影响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又与物质文化、观念形态文化息息相关。审美心理当然受生活方式的影响。“游牧民族尽管其种族、肤色、语言有差别，但其劳动对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及其对象化活动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却都相同。这种共性的本质，就在于游牧社会都是在：水草牧场〓牲畜〓游牧劳动——这三种对象性关系及其对象化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①。与游牧生活有关的一切物质文化、文学艺术都展示了游牧民族的审美感觉。比如游牧民族的毡房，作为可移动的居所，固然是为逐水草而迁徙方便而设计成轻便、可组合拼装的“活动房屋”，但也折射着游牧民族的审美心理。一般的毡房为白毡，墙毡6～8块不等，毡房骨架是精心加工过的红柳杆，纵横交错成菱形，屋顶有圆形及圈。扎墙的毛带是宽约20～40厘米的彩色宽带，毡房门也雕绘有图案。铺地多用有菱形、羊角纹的花毛毡，墙上挂有壁毯，床前挂缎幔。一间20～30平方米的毡房还要分出“客厅”、“卧室”、“厨房”、“库房”等。毡房“它是门朝东南而其内部有四方八隅指向的、有二十四时辰顺时运行方位的、把宇宙世界想象成圆形的‘人化自然界’；在这个小天地之外，就是完整自在的自然界”②。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既是游牧民族思维方式所致，更是审美心理的反映。传统审美情趣的稳定性主要表现在民间文艺体系中，反映在民歌、传说、叙事诗、俗言俚语、神话、史诗中都结构稳定，保留了较原始的信息。这种未经后人雕琢过的民间文艺为后代研究者提供了较原始的资料，使人们得以一窥原创作品的原型，同时对先民的思维方式、审美心理的发生进行深层阐释。
  但是，审美情趣也有一定的阶段性，这是它的变量。丝绸之路西域各民族尤其是操突厥语民族的审美情趣在历史上发生过较大的变化。突厥语诸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后，审美情趣发生突变就是个显例。其结果是，原先因信仰佛教而产生的佛教雕塑、壁画、佛塔、佛寺等佛教艺术一下子从审美情趣中抹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几何图案、植物图案等非偶像艺术。从宗教建筑到民居建筑等，以菱形、三角形、四边形、圆形及各种花卉图案占了上风。人们的审美情趣也主要限于对这些精美图案的欣赏。此种影响还波及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只是民间文化领域还因固有传统势力过于强大而保留了非伊斯兰化之前的原有形态。
  丝绸之路上的各民族文化是以民间文化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因此生活是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文艺是传统的俗文艺，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就民间文化中的审美情趣而言，有如下一些特征。
  一是谐趣厚味。谐趣是爱憎参半、喜怒兼有的谐趣。谐趣不仅是大众百姓苦中作乐、自娱自慰的方式，而且反映的是一种对世态人情乃至社会评价的独特心态。天山以南绿洲民间的笑话故事、生活喜剧和谐趣的舞蹈——纳孜尔库姆等都是把幽默、讽刺、包袱、噱头熔为一炉，达到讽刺、愉悦的效果，有些显得轻松愉快，有些沉重回味。像流传在维吾尔族民间的阿凡提的笑话、艾沙木的笑话、赛来·恰坎的笑话等体现的是不同时代的谐趣厚味。许多笑话不只是劳作之余、茶余饭后博得大家一笑的笑料，它还充当了富有民间智慧的生活喜剧角色。近代，反对阶级剥削和压迫，抨击不公的社会现实成了这些民间文艺的主要内容。朱光潜先生认为审美中的谐趣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①这种“乡土味”的谐趣、旨趣是最符合绿洲居民的审美习惯的。麦希莱甫中的模拟生活的惩罚性游戏就充满渗透民间审美情趣的谐趣。
  二是技艺并重。大凡民间文艺均有各怀绝技和符合大众欣赏口味的艺术水准。按新疆各民族的传统欣赏习惯，民间文艺中的技和艺是统一的，无技巧技能不能称其为艺术，反之，大众艺术的最高境界也在技巧。即使某些艺术脱离内容，变成纯粹技巧性的，也颇受大众欢迎。维吾尔族的“达瓦孜”（高空走绳）表演，是凭着演员高超的技艺征服观众的，靠的是长期训练的身体各部位协调、平衡能力，实际融体育、舞蹈、杂技于一身。人们欣赏的也主要是其技巧。当然，“达瓦孜”的绝技表演也是高超的艺术。在新疆各民族的民间舞蹈中，头、肩、手臂、腰、腿、足等身体各部分的功能被充分调动起来，贡献的是卓越的技能和技艺。民间说唱艺术如《江格尔》《玛纳斯》演唱通过各种表情的炫耀达到人体技能的艺术化。
  三是情理统一。在丝绸之路各民族的审美活动及民间文艺创作中都包含着情感因素。民间文艺中的史诗演唱、表演故事、传统念说、笑话故事都有表演者及听众的喜怒哀乐。表演者所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都使听众通过熟悉的故事产生感情共鸣。这种感情往往因情设事，依情取事，使情与事互为表里。表演、演说中的以情动人是民间艺术魅力之所在。民间演唱、演说故事的理在于故事本身的合理性，所塑造人物不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向壁虚构，表演者应做到的是合情合理，理在情中。这种入情入理、至情至理、合情合理才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塑造了一个个符合本民族理念的英雄人物，而且“江格尔齐”、“玛纳斯奇”（齐、奇均指演唱者）能够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一部接一部地演说下去，甚至连续数日、数月，主要靠的是所塑造的人物都浸透着本民族的炽烈情感，也寄托着本民族的理想追求。英雄的业绩会牵动每个人的心，英雄的悲剧会营造悲壮的艺术氛围，因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的发展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又是现实生活的逻辑反映，情理合一也就成了这些民族审美情趣的重要指向。这种情理合一还见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传说故事、说唱叙事诗、笑话故事、锡伯族的“三国”故事念说、汉族的民间戏曲故事中。
  思维方式处于文化深层的核心地位，应该说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同样思维方式也制约着价值观、审美趣味，并受人格力量、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诸多学者的倾向性意见是，重和谐、重整体、重直觉、重关系、重实用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特色。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封闭性、单向性和趋同性为特征。封闭性，表现为思维活动往往局限于固定的框架中，缺乏和外界进行信息交流和接受新信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单向性，表现为人们的思维活动往往只选择一个视角去认识一个对象；趋同性，表现为人们的思维活动总是趋向谋求和谐，谋求一种完美的同一性。②新疆各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均有趋同一致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传统文化是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因此思维上也形成注重和谐统一的特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认为对立和差异都是包含在统一与和谐之中的，而西方思维方式与此不同，西方近代文化重分别和对抗。中国传统的思维活动总是趋向谋求和谐和一种完美的同一性。传统和谐的思维方式往往以顺其自然的态度，经济上形成自给自足意识，社会理想是均贫富，心理态势是知乐天命，人际关系重在道德判断。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在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在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方面都曾产生过积极作用。
  传统思维方式中的重整体性，源于先民对自然万物的观察，从统一的角度观察事物强调宇宙的整体性和过程性，方法论上就成为整体思维。整体思维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整体思维都是从直观的、可感知的事物入手的，其中代表性的是反映汉民族宇宙观的阴阳五行理论体系：“在古人看来，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它们的性质分别为：水润物而向下，火燃烧而向上，木可曲可直，金可熔铸改造，土可耕种收获。”③哈萨克族的“四素”说也与其相似，只是缺“金”，以“气”代替“木”，变成水、火、土、气四要素。他们认为这四种要素是构成自然界的基础，也是游牧经济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其中“气”是指空气。阴阳五行说和四要素说都是旨在以具体可感知的事物说明抽象的道理，它有强烈的直观性和经验论色彩。像哈萨克族的四要素说就是在自然万物→游牧经济→人的生活与生存方式的对应关系中产生的。对自然界的直观观察，不仅用于解释物质世界的相互关系，还被用来解释人际关系。如果在日常交往中，某两人之间因性格、脾气各异合不来，就喻其这两人的性格像水和火一样。整体思维的直观性和经验论特征对认识事物的总体，解悟其普遍联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有严重缺陷。因为在经验范围内，整体和直观是相对可靠的，一旦超出经验的范围，就会走向不可知论。同时，这种整体直观思维往往把握的是事物的表象，不是建立在把握事物的本质和逻辑推演基础上，有明显的模糊性。
  重实用的思维方式曾对古代西域朴素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应用技术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古代天文学、医学、农学都是重实用的产物，治国方略也讲究“经世致用”。元代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撰有《农桑衣食撮要》一书，是按“月令”编写的一部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书。《农桑衣食撮要》按1～12月，把每月应从事的农业活动进行有序排列，并具体说明生产技术要领。以“月令”为代表，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思维模式有如下特征：“农业生产居于中心地位，国家的全部政治活动都服从时令的安排；图式的时间、空间是以自我（主体）为中心，以五为单位，以农业生产为内容和标志，主客观双方有机联系的具体时间和空间；支配时空变化的内在力量是‘五行’，是阴与阳，是气..”①高昌回鹘使用的“七曜历”，每日先写周日名称，次写天干名称，再次写记日的十二兽名，又在每二日上配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名称。七曜历是用粟特、汉、突厥三种文字书写的。被操突厥语民族称为《福乐智慧》的长诗，虽然被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称为《帝王礼范》、《治国南针》、《君王美饰》、《喻帝箴言》等，但强调的仍是“资治”的价值，经世致用是它的传统。
  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传统的思维中以象征思维特别发达。这是一种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它虽产生于原始社会的野性思维，但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并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象征思维是一种隐喻形式，象征的对象是具体可感的某一事物，因此它不脱离感性形象，但象征的意义不在事物本身，而在暗示的深层意义。同时，象征是旨在“借此而言彼”，象征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新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中，大量运用象征、拟人、比喻、兴等手法，以物拟人，以人比物，显示对自然美的领悟能力。因象征思维具有情感性特征，所以，人们常利用象征物或象征行为来表达主观意念和情绪，民间文学中的借物寓景、触景生情、情景交融都是通过象征物引起情感激荡的结果。但是象征思维并未只是停留在民间文学艺术层面，而是在社会生活中泛化。虽然它促进了人们的意会、体悟能力，但妨碍了人们的思维向高度思辨方向发展，束缚了抽象思维能力。

①钟仕伦.中国古代南北审美文化的差异及成因.文艺研究.1995（4）. ①满都夫.人类学本体论与蒙古族文化艺术源流.文艺研究.1998（1）. ②满都夫.人类学本体论与蒙古族文化艺术源流.文艺研究.1998（1）. ①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84.22. ①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20. ②魏承思.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文汇报.1986.04.08. ③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301. ①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