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文化既是历史文化概念，又是地域文化概念。对于丝绸之路西域文化的历史作用，季羡林先生把它概括为：“新疆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国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上几个文化发源地的文化，都在这里汇流，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新疆。尽管有许多古代民族今天已经不再存在，然而他们留下的文化痕迹一直到今天还到处可见。”②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是多民族活动之域，多种文化在此撞击、融合、回授，因此丝绸之路西域文化是一种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中国地域文化。
  西域诸民族是大陆型民族，丝绸之路西域文化也就属于大陆民族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的形成是由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宗法制度决定的。它既不同于海洋民族的文化类型，也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农业社会文化，而是一种绿洲与草原并存、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方式共在、农耕宗法社会与游牧宗法社会同列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因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宗法制度的复合型，称为复合文化型。
  因生态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丝绸之路西域文化类型可以分为南部绿洲农耕文化和北部草原游牧文化以及屯垦文化三大类型。农耕文化既包括南部绿洲诸城郭农耕文化，又涵盖分布在西域各地的屯垦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既包括早期的草原“行国”文化，也涵盖以后以古代突厥人、蒙古人等为代表的游牧文化。近代民族形成后的这种文化格局也基本没有改变。
  一、绿洲农耕文化
  丝绸之路绿洲农耕文化是随着绿洲的形成和原始农业的产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天山以南地区适合农业的经济形态格局早在距今约三千年前的早期铁器时代已开始形成了。③这个时期的绿洲农耕文化经历了从铜石并用向早期铁器时代的演进。其特点是：（1）农耕生产中铁器的使用，生产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业，同时伴用石器、铜器。（2）丧葬习俗多为二次葬和屈肢葬，天山南部分布较广泛。这种丧葬习俗与中亚、南西伯利亚及我国陕甘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等有一致性。足见西域文化早期就从东西两个方向受各种文化的影响。（3）出土的彩陶有明显的土著性，但造型、纹饰、制法又与我国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彩陶有共性，如彩陶中的三角形、涡纹、波纹状等纹饰受甘肃、青海彩陶文化的影响。（4）信仰习俗既有土著性，亦受外来文化影响。
  丝绸之路南部绿洲文化，在两汉时定型，魏晋时期得到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高峰，宋元以后出现重大文化转型。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南部绿洲农耕文化受这样一些因素影响颇深：一是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汉王朝统一西域，西域正式划入中国版图；二是自先秦时已开通的丝绸之路到汉代形成贸易频繁的格局；三是印度佛教传入西域，形成本土化的西域佛教文化。
  西汉统一西域后，于神爵三年（前59）在西域设都护，统辖西域“三十六国”；东汉时亦设西域都护，统辖西域“五十五国”。两汉时期，西域南部除原有的绿洲农经济外，又融进了汉朝的军事屯田经济。中原地区先进的灌溉措施、农耕技术和农业生产工具传入西域，南部绿洲的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口也出现较快增长趋势。绿洲农耕文化的多元发展首先反映在语言交流上。两汉时，焉耆、龟兹一带土著居民操焉耆一龟兹语（亦称吐火罗语），于阗一带居民操于阗塞语，而鄯善一带通行佉卢文，有自己的语言，但鄯善国上层使用汉语。和田地区曾出土“汉佉二体钱”，亦说明这一带也流行汉语。从尼雅出土的东汉汉简内容看，有不少涉及当地居民与汉族人来往的内容，汉语应是交流语言之一。
  丝绸之路贸易的兴起引发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是古代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它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物质文化交流层面上（当然这也至关重要，如中原地区的丝绸、漆器、铁制农具、服饰、钱币等源源不断地传入西域，而中亚乃至西亚的名马、毛皮、毛织品、新植物品种、香料等也不断输入中原地区），但更重要的是丝绸之路的开通对沿途居民的精神文化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原先被分割为若干块的绿洲，丝绸之路凿通后一下子有了串珠之线，封闭的绿洲向外界打开门扉，吸纳着东西方文化的新鲜气息，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南北二道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化交流的孔道。由于南北二道周边的绿洲城郭成了东西方商旅的贸易集散地，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影响到绿洲居民的宗教信仰、民俗、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这种文化交流的影响至今还能觅到其踪迹。
  印度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大约在公元1世纪左右。在佛教传入前，南部绿洲的居民普遍存在原始信仰和仪式，如萨满教，还曾信仰祆教（拜火教）。佛教的传入虽与原来的信仰有冲突，但这并没有完全替代土著居民的原有信仰，只能说是信仰上的土著性和外来性之间有较强的相互吸纳意识。因佛教沿丝绸之路南北二道传入，因此反映在艺术上也有所不同，如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佛教艺术与西北印度键陀罗艺术关系密切，而北缘的龟兹佛教艺术与巴米扬石窟艺术相似。
  两种文化体制并行的鄯善文化、高昌汉文化和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于阗—龟兹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稳步发展。
  鄯善文化以汉文化为主并兼容贵霜文化。曹魏在此设西域长史，中原汉文化在此很快流行，如尼雅、楼兰出土汉文简牍、黄历及“万事如意”、“延年益寿大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汉锦及服饰、日用品等就是明证。使用这些中原地区物品的墓主人却是印欧人种。米兰出土的有翼天使水彩画，风格是罗马式的，是典型的键陀罗艺术。可见鄯善文化两种文化平行发展，亦有融汇。
  高昌汉文化以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高昌自西晋至东晋咸和二年（327）设高昌郡至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后设西州前，河西汉人建立的地方政权长达300多年，而尤以麴氏高昌王国统治时间最长，达140多年。因此，高昌文化有如下特征：行政体制承袭中原制度；儒、释、道三种文化并存；通行汉语文，汉民俗广泛流布；印度、波斯文化在此亦有影响。
  丝绸之路南道于阗为大乘佛教文化中心，而丝绸之路北道的龟兹是小乘佛教文化中心。于阗在雕塑、绘画、建筑上受键陀罗艺术影响较浓，但与中原文化联系亦十分频繁；龟兹文化处在一种佛教文化和世俗文化整合的状态。龟兹佛教石窟在建筑雕塑、壁画题材风格上受中原、印度、希腊、罗马等多种文化的影响，同时龟兹乐舞等世俗文化艺术也融入到佛教石窟题材中。
  隋唐时期是南部绿洲文化的鼎盛期。民族大融合、文化交流、融合特征突出：（1）文化上出现双向回授的新格局，音乐上龟兹乐、高昌乐入隋、唐宫廷乐，龟兹音乐家苏祗婆在音乐回授中影响最大。以尉迟乙僧父子为代表的于阗画派对中原画风产生革命性影响。唐代长安风行的“胡风”开文化回授的先河，同时唐代不少诗人从军到西域，以西域边塞诗为核心的中原文人文化登上历史舞台，题材多与唐开边、固边战争有关，还有不少反映西域民族风情的诗作。（2）本土民间文化与佛教文化、突厥人的文化交相辉映，如龟兹的“断发”、“压头”、元日斗牛习俗依然随处可见，而“佛曲”也在于阗、龟兹流行。突厥人的民俗文化在丝绸之路北道的影响因西突厥在西域的统治也在日渐加深。（3）多民族文化互融互渗。高昌王国的汉文化中又融进突厥人的文化，“男子胡服”和“被发左衽”成为当地汉人的时尚。高昌地区随着回鹘汗国的建立，回鹘文化中又增添了汉文化的成分。唐统一西域，建立安西、北庭都护府，汉文化成为主流文化。
  宋、元、明时期西域南部绿洲文化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各种文化之间的冲撞、吸纳更呈复杂局面。文化上的分化、组合是时常发生的事，东西文化与西域本土文化之间的相互适应均经历了较长的孕育期，传统文化格局的打破，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都不是朝夕间能完成的。
  公元10世纪前期，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朝萨图克·博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随后，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宗教战争，伊斯兰教征服于阗地区。这样，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原有的文化格局解体，伊斯兰文化逐渐在这些地区占上风。在此期间，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城市文化形成，出现了一批以文人典籍为主的作品。其中的代表作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和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前者是劝诫性长诗，后者是语言学著作。回鹘西迁后在高昌建立高昌回鹘汗国，逐步完成了从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型的进程。回鹘人的文化典籍有突厥文、回鹘文、汉文、粟特文、叙利亚文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的经卷，处处可见东西文化交融的印记。12世纪，高昌回鹘附属于西辽，西辽在中亚及高昌地区传播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在宗教上采取宽容政策，多种宗教并行不悖，官方用语为汉语和契丹语，文化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
  13世纪后，成吉思汗西征，蒙元控制西域地区，南部绿洲的社会及文化处在急剧的变革中。蒙古人在西域强制推行蒙古习惯法，试图从上层制度文化到民间习俗文化等方面使西域蒙古化。同时，随着南部地区流行伊斯兰教，逐渐创制出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察合台文，但蒙古语、汉语、畏兀儿语同样流行。14世纪中叶，以秃黑鲁帖木儿为汗的东察合台汗国皈依伊斯兰教，不久16万蒙古人也步其后尘。他的直接结果是高昌地区的畏兀儿人也改宗伊斯兰教。南部绿洲的蒙古人也开始同化于当地民族中，游牧的蒙古人也逐渐适应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活，而畏兀儿人中的知识分子进入中原地区，接受汉文化。蒙元时代，西域又开始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新时期。
  明代到清初，南部绿洲的东察合台汗国灭亡，代之而起的是叶尔羌汗国。这个时期，伊斯兰教深入南部绿洲社会生活、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的各个方面，规整《十二木卡姆》、出现《编年史》等著作是文化上的业绩。近代之后，维吾尔文化成为南部绿洲文化的主体。
  二、草原游牧文化
  天山以北地区的草原游牧文化可分几个历史时期：（1）两汉时期以塞种、乌揭、匈奴、大月氏、乌孙为代表的游牧文化；（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哒、悦般、高车、柔然等的游牧“行国”文化；（3）隋唐时期的突厥文化；（4）蒙元时期的蒙古游牧文化；（5）清代的准噶尔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的游牧文化。
  早期游牧文化是西域文化中最不清楚的篇章。由于这些游牧部落时常迁徙或征战，居无定所，多不为史载。但是由于早期游牧部落在生产和生活习性上相同或相近，后人根据口头传承文化材料的记录，在相互比较中勾勒出他们文化的大致轮廓。被汉文文献称为塞种的塞人实为尖顶塞克，原为猎牧部落，后也进入绿洲农耕区。在新疆南部绿洲地区就出土有尖帽塞人的墓葬。这起码表明这部分塞人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农耕生活时，原来的风俗习惯，如服饰等依然保留下来了。正如蒙元时期蒙古人定居农耕后并未完全褪去本民族文化印记一样。
  游牧于中亚北部草原地带的塞人男子诚如希罗多德所描绘的：“属于斯基泰人的萨迦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①而妇女穿长袍，着披风。由于父权制的实行，婚姻也由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丧葬中有陪葬品，如生活用品、武器、马具、马骨等。塞人“在诸神中间只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是马。他们把马作牺牲来奉献的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配得上诸神中间最快的太阳”②，因此塞人把他们活动的花拉子模地区称之为“太阳的土地”，把索格底亚那称为“火地”。塞人文化中的造型主要是具有幻想性风格的动物纹样和岩画。塞人风俗中还有骷髅崇拜：“他们把（死去亲人的头）皮剥光，擦净之后镀上金；他们把它当作圣物来保存，每年都要对之举行盛大的祭典。”③人头骨崇拜是原始先民相当普遍的信仰，他们坚信“使一个人有生命的灵魂，据信是住在他身体某些部分——在心、脑、血或肾之中，或者在呼吸或影子之中。但死者灵魂的主要座位时常是在头部。头部获得重要的意义，成为巫术力量的中心，头骨是专心致志崇拜的对象”。④
  迁徙到伊犁河流域的乌孙部落是汉代人口众多的游牧部落，其习俗也多同于匈奴、大月氏等游牧部落。乌孙人因“随畜逐草”，故居住在穹庐中，《汉书·西域传》形象称为：“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他们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能铸冶，制造陶器和毛纺织等，亦酿酒。在伊犁地区乌孙墓中出土有铁刀、铁铧、陶罐、陶盆、铜刀、铜碗及各类金箔等。在婚姻上实行父子、兄弟共妻制。丧葬上是封土堆墓，死者头西脚东。“椁室四壁，均以圆木叠砌成墙，接头处互相楔铆，保持牢固和水平。椁室内壁，曾经挂毡毯，朽灰仍见，这类毡毯外并钉附‘米’字形细木条。椁木顶部覆盖松木二、三层。”①有些墓中有完整的狗骨架。因狗与主人的亲密关系，封土殉狗是乌孙人的丧葬习俗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草原“行国”文化，因游牧部落迁徙、流动频繁，往往是一种文化还未站稳脚跟，另一种文化又接踵而来。当时的游牧部落〓哒、悦般、高车、柔然均有各自的文化，他们的文化亦是丝绸之路西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天山北部“行国”游牧文化在大同中有变异，即从总体上讲其文化均与游牧经济方式相适应，也都有一定的共性，如信仰萨满教，相近的婚丧习俗等。但是由于对外部文化取舍有所不同，仍然表现出本部落文化的特性，如〓哒虽然接受了祆教，但丧葬上并未像祆教徒那样实行天葬，而是保持了本部落“葬以木为椁”的传统葬仪。再如柔然受汉文化影响，信仰了佛教，但传统的萨满教信仰仍然很盛行。
  隋唐时期，西突厥活动在西域广大地区，天山以北草原地带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突厥人的文化是当时游牧民族中较发达的文化，有文字，为拼音文字，38～40个字母，因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鲁尼文外形相似，故称为“突厥鲁尼文”。这种文字发现于叶尼塞河流域岩壁及碑铭上，被称为“突厥碑铭”。突厥人先祖是以狼为图腾的氏族集团，信仰萨满教、拜火教，但无祆祠，刻毡为形，盛于皮袋。丧葬上实行瓮罐葬，骨瓮仿照毡房花纹镂空，象征帐幕骨架。突厥人也曾信仰佛教，有佛教经卷和佛寺。突厥人在婚姻上实行自择配偶制和收继婚制。他们因游牧与征战的需要，住毡房，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伦理上贱老贵壮，信仰上敬鬼神，信巫觋。西突厥在西域活动时亦受周边文化的影响，如汉文化、西域土著居民文化及西方文化影响，同时突厥人的文化影响也反映在西域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蒙元时期是个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汇的时期。“在草原地区，契丹人、蒙古人的西来，为当地游牧文化增添了新鲜内容，使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变得空前密切。除了传统的萨满教以外，过去外来宗教以佛教、祆教、摩尼教文化为主的情况已经改变，畏兀儿以西、天山以北草原流行聂思脱里教和伊斯兰教，金山以东流行聂思脱里教。”②北部草原地区与南部绿洲地区一样，伊斯兰教呈现自西向东扩展的趋势。清代的准噶尔蒙古、哈萨克等民族文化成为草原游牧文化的主要成分。
  三、屯垦文化
  从西汉到清代，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大多都曾在西域进行过开发性的屯田垦殖。屯垦戍边实边，实则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发展边疆经济、巩固边防的需要，随着天山南北普遍实行屯垦，中原的汉文化，包括先进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传播到西域，使西域文化积淀更趋丰富厚重。
  西域屯垦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起初的屯垦因是政府行为，具有强烈的官方文化色彩，但随着参与屯垦人员的驳杂，屯垦方式的多样化，屯垦文化也呈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并重的局面，以汉人为主的屯垦文化也融入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
  西域屯垦兴于西汉，盛于唐代，到清代又开创屯垦戍边的新局面。两汉时的屯田主要在天山以南、以东地区，如轮台、渠犁、焉耆、姑墨、楼兰、柳中、高昌壁、精绝、疏勒等。唐代的屯田除天山以南、以东地区如焉耆、龟兹、西州、于阗、轮台、巴里坤等处外，又增加了天山北部地区乃至中亚的庭州、清海、碎叶屯田。清代把屯田的重点放在天山以北、以东地区，像北部的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尔泰屯垦区，东部的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屯垦区。乾隆时期的屯田形式又分军屯、旗屯、遣屯、民屯、回屯数种。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西迁的锡伯族的文化也成为屯垦文化的组成部分。
  西域屯垦文化是随着历代屯垦事业而发展起来的。一是中原的先进物质文化传入西域，两汉时丝绸大量输入，中原的冶铁、铸造、丝织、掘井等生产技术传进；唐代时造纸术也由中原传入西域，出现了早期的纸坊；清代，内地的丝绸、布匹、茶叶、铁器、药材、酿酒术传入，形成官方与民间的商号、作坊。二是自汉代以来中原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随屯垦广泛流布。两汉时期，汉语文、汉朝典章制度在西域不少地方推行；唐代更以汉文典籍、边塞诗、汉族习俗礼仪等为代表的汉文化著称；清代的边塞诗、官修方志、西行记是西域汉文化的光彩一页。三是由屯垦发展起来的城镇文化形成。如果说两汉、隋唐时因以军屯为主，还谈不上城镇屯垦文化的话，而到清代，随着屯垦方式的多样化，形成了以城镇为中心的文化格局。屯垦城镇文化首先勃兴于商业贸易频繁的地区，这些地区也就由商埠变成了广纳内地各省文化的文化城镇。
  清代新疆经商者以山西、陕西、河北、江苏、浙江人居多。天山北路大城镇主要是伊犁九城、乌鲁木齐、塔城、古城、巴里坤、哈密等。这些地方云集内地各省商人，同时还有政府办的官铺。又因为这些地方是军屯、民屯、遣屯、旗屯的集中地，富有特色的内地各省文化均在此扎根。像中国南北各省的民族风情、年节习俗、方言俚语、饮食习惯、地方戏剧、婚葬礼仪等杂陈，同时又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汉文化格局。

②季羡林.新疆与比较文学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1. ③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30. ①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660. ②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274. ③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275～276. ④利普斯.事物的起源.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391～392. ①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14. ②余太山.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