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明清时期是地方戏曲繁荣成熟发展的旺盛期。流传于丝绸之路各道上的湘剧与花鼓戏，是自清代康乾时期以来大规模屯垦戍边，发展西域贸易，各类民俗文化西移中的一个戏曲品类，曾在天山南北流行一时。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左宗棠西征大军进军新疆，湘军进军足迹在丝绸之路北道、中道一带所向披靡，横扫阿古柏匪徒，使得新疆各地安宁太平，使得祖国领土完整，主权统一。这其间，他们创造性的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开发边疆、繁荣商贸、文化，巩固边防，发展农牧业等有效措施，使这块沃土上出现了有史以来的全新局面。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曾多次申报清政府，主张新疆建省。由此，大批各类移民和赶大营的商户随后进入北疆各地。在湘军沿丝绸之路进军、驻防的同时，军中戏班和随营戏班也把湖南湘曲带到了各地。据史料载：“清光绪初年，随着湘军驻防，镇西传入湖南花鼓戏，盛行30多年。民国初期，因艺人多去世而告终。”①“清光绪二年（1876）刘锦堂率湘军进疆，随军有花鼓戏自乐班。这个戏班除年关节日为湘军官兵演唱自娱外，还曾在迪化登台演出”。②
  8年后，经左宗棠、刘锦棠多次奏报清廷，申明新疆建省之要意，于光绪十年，清政府终于决定新疆建省，并陆续在各地设置郡、县，并命刘锦堂为甘肃新疆巡抚，以迪化州城为省会。至此，西域自汉武使张骞二使西域与西域各部族建立隶属关系近2000年的历史，最终使这块沃土重新成为中华民族领土中的一个省。随着省会州城和各郡县设置，政权巩固，为发展经济和文化繁荣提供了社会保障。在省会迪化城，随军的花鼓戏自乐班艺人们后来留驻迪化。清室贵族载澜贬放迪化后，由“他从湘军遗老中搜罗一批艺人组成‘清华班’，成为当时迪化城内四个专业戏班之一，曾誉满边城一时。‘清华班’在清室贵族载澜的主持下，‘先是为自己颓然解闷’间或应邀为豪门权贵唱‘堂会’，逢庙会、节日，为群众公演。后来，在‘左公祠’（今天山百货大楼处）售票公演，成为迪化最早的专业戏班。当时演出的主要剧目有《小放牛》、《刘海戏金蟾》”等。①
  迪化城自18世纪后期至民国初年，城内外建有许多庙宇，其中的“定湘王”庙便是由刘锦棠亲自督建的庙宇之一，那时“定湘王”庙是迪化城首屈一指的繁华场所，“每年从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开始要举行为期半月的盛大庙会。”②在庙会期间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同时，酬尊演戏，所演之戏必定是湘剧和花鼓戏类的湘音之曲。在伍的湘军官兵和湘籍官僚、商户，退伍的湘卒们均会在此聚会，以寻乡音之亲。由于当时的“清华班”是由清室贵族载谰的支持下组建的，再加上当时迪化各级官吏均以湘籍人士居多，“清华班”在戏箱行头上要优与其他戏班，因而能够演全本戏。“定湘王庙”时为迪化城最繁华场所，与上述原因是分不开的。
  由于“清华班”有官僚贵族的支持，有优与其他戏班的行头，又能演出本戏，这在当时的迪化城中与其他仅能坐台清唱的戏班相比，其声誉可谓是盖满全城，在当时的乌鲁木齐达到了鼎盛。不仅如此，花鼓戏还随南征将士和随大营的其他湘籍人士南到开都河畔的焉耆、塔里木河畔的阿克苏城曾兴旺于市。由于戏中角色、行头简单，唱词通俗流畅，表演活泼，表现平民生活趣事，很受各籍汉民喜爱。由此可见，它在天山南北民众中流下了良好的记忆。那段时日也是湖南地方戏曲在丝绸之路上曾极为繁荣时期。
  到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由“定湘王”庙出资，从内地买来一套新戏装，这套戏装只供包括“清华班”在内的三个戏班为该庙会演出时使用。“于是，三个戏班争相排演新戏，而且要在一年一度的‘定湘王’庙会上大显身手。”；当时的官僚商贾们为了借助“定湘王”的神威扩大自己的影响，换句话说为了借势于湘籍官吏、巨商以扩大各自在社会上的声誉，常邀“清华班”和其他戏班利用湘王庙戏班献演“愿戏”。由此使各班之间为争“愿主”之邀的机会，造成无形的竞争态势，在各戏班之间，各为其利，产生一时的竞争意识，由此在客观上为发展繁荣当时迪化戏曲艺术起到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之后，清廷覆灭，民国成立。湘籍官兵、官吏及其眷属相继返回原籍，有的流落外地。“定湘王”庙也一改往日的繁盛景况，湘剧和花鼓戏的观众日渐减少，加之此时由陕西会馆发起组建的秦腔“三合班”，津帮商号支持组建的河北梆子“吉利班”和另一河北梆子“天利班”，也纷纷出演，竞争激烈，特别是它逐渐失去了喜爱湘腔的观众，“清华班”随之冷落关闭，结束了它繁荣兴旺一时的演绎历程。
  当时，迪化郊区的三道坝，曾是湘军屯垦播稻之地，湘文化汇聚之所。在这里曾组建过一个花鼓戏班，昼耕夜唱，常为富户人家唱堂会通宵达旦。后来于1935年，流散于米泉一带的那些湘籍艺人又重建“花鼓戏园”，来迪化在元新戏园轮流演出，但为时不长，因观众稀少而告终。
  湘曲各戏从史料记载中，尤以当时的省会迪化州城为集中，戏班是随着湘军出关的军中自乐班为基础，在“定湘王”庙会上以及在各湘籍官吏、巨商院中唱“堂会”和公演为演出点。自1876年，由居迪化最早的戏班之一的“清华班”为代表，到1935年湘籍艺人重建的“花鼓戏园”，演艺历时50年之久。湘音戏曲文化与秦腔、眉户、小曲子不同，它是由湘军出关为横扫叛匪以保国土完整、边疆安宁而直接传入的，喜爱和欣赏的观众主要是两湖籍人士。因而阈限了它发展传播的可能，但它毕竟为丰富和繁荣新疆的戏曲文化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湖南地方戏曲和花鼓戏等戏曲名目繁多，以地域之别，风格各异。那时传入省会迪化的究竟是湖南的那一方地方戏？在史料中难以查找和辨别，只能从以下两点进行推测：一是左宗棠所率湘军，其最基础的部队是“老湘军”与“楚军”，楚军也是由湘乡一地乡勇为主，由几支军旅组合而成的部队。“老湘军”原为松山统领，后来松山阵亡，由其侄儿刘锦棠接统。其中，又一支兵伍为湖南南宁乡勇组成。且湘军之中，兵勇多为同乡，或许还是亲戚，大家在军中多能彼此照应，因而形成一股凝聚力，又称其为打不散的子弟兵。从地理位置上看来，湘乡与宁乡相距不远，邻近长沙，方言语音亦相近，依此可以推测：进入迪化州城的湘音戏曲是长沙花鼓戏一脉，它是湖南花鼓戏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在清代同治年间开始出现职业班社，流行于宁乡等地一带农村，传统剧目如《刘海戏金蟾》等。
  二是，左宗棠为湖南湘阴东乡人氏，自小受到当地文化的熏陶，在审美取向上会有所偏爱，且爱将刘锦棠乃老湘军松山之侄。在湖南湘阴、宁乡、益阳、醴陵发展起来的湘剧，是湖南的主要戏曲剧种之一，由外来戏曲在长期演出中与本地区民间艺术、地方语言相合逐渐形成包括“高”、“低”、“昆”、“乱”声腔为本地特色的剧种；左氏所率湘军又都是出自上述地区，对家乡戏曲的爱好是各个湘军的共同需求。依此看来，湘剧作为左宗棠大军的军戏也是极有可能的。
  从整体几方面考虑，其一，湘剧属于湖南代表剧种，它属于“大戏”范畴，对各行声腔有较严格的要求，剧种各建制体系较大。而花鼓戏等地方戏曲则属于小戏类，如长沙花鼓戏，它是由农村劳动山歌、民间小调和地方花鼓融合发展起来的。主要流行于农村，且行制较为简便，音乐属“曲牌的连缀式”，随意性强。它的声腔有“川调”、“打锣腔”、“小调”。“川调”是它的主要声腔，丝竹乐器伴奏，又称“弦子腔”。行腔优美、流畅，字正腔圆。表演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而左宗棠所率湘军勇丁大多来自乡村，对劳动山歌、民间小调和地方花鼓更为贴近，它通俗而易于接受，加之要行军打仗且并非专业戏班，实属军中自乐班建制。因而，随刘锦棠大军进入当时迪化的花鼓戏应是以长沙花鼓小戏为主的戏曲种类，后来随着“清华班”本身建制的扩大在各方大力支持下上演过“大戏”湘剧与祁剧曾兴旺一时，在西域戏剧历史的轨迹上留下过辉煌的踪迹。它顺应了文化原始发展传播的一般规律：艺术作品是写人的，是给人看和听的，一旦这个接受群体发生了变化，失去了接受者，该艺术作品或形式也便失去了社会存在意义而消失。
  戏曲艺术是由各行当演员扮演各类角色以塑造戏曲舞台艺术形象，通过程式化的表演手段，表达一个较完整的故事，倾述某种情感，为社会各界观众取其所愉以寄情娱性。戏曲表演与接受群体之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即：戏曲艺术是写人的，由人演人，给人观看的。可以说没有观众就没有戏曲。
  流传丝绸之路的戏曲品类历时远近，与移民有着直接内在的联系。秦腔与眉户应是流传河西走廊、西域最早的剧种，这是因为自汉以来历代即有移民入驻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屯垦。清初，清廷又自河西一带就近迁徙屯民、商户人等入驻西域所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河南梆腔、河北梆腔以及京腔亦是随各类戏曲班社为谋取生计和众多移民入驻陕西三秦之地、甘肃陇右东西以及新疆丝绸之路北道乡镇的。50～60年代，随着大规模屯垦戍边之举实施，楚、越、吕、评、晋等戏种也随着各省籍移民而传入。
  自清代康熙年间始，进驻丝绸之路北道、中道的军旅、各类屯民、商贾、官吏等诸年增多，因而新疆又是内地各类文化集聚之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俗文化在这里滋生、承继、发展。传入新疆的各类戏曲剧种其传播范围与受众体的多寡成正比。来自西北地区的移民在天山北坡带垦殖数百年，其亲友来投者络绎不绝，西北地域文化形成浓厚氛围已久。近年来，甘陕籍人进疆寻觅生计者人数甚众，他们是秦腔眉户（曲子）戏种的受众体，也是这些剧种久传不衰的本因。
  20世纪50～60年代，移入新疆的各戏类约有10余种，附着这些戏种的专业团体达25个，其中尚不计众多大集体、业余性质社团。这些社团组建之因，一是应不同省籍移民对乡音文化的需求、他们是这类文化的接受群体；二是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

①《巴里坤县志·文化》。 ②《乌鲁木齐市志·文化》。 ①《乌鲁木齐市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