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秧歌这种具有祭祀性、娱乐性的民俗文化通过各种传播载体和传播渠道进入丝绸之路北道各地生存并流传下去，这种文化的迁徙与河西一带秧歌文化内在的联系，可以说是从表演内容到演出形式主要均是河西一带在丝绸之路北道一带的再现，这是由于自清代以来，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屯垦迁徙举措，以及商贾货栈网络的构建和商户及其他从业人员频繁往来，军旅驻疆戍边，使河西一带诸多民俗文化首先负着在这几路徙民之上在异地繁衍。自康熙至乾隆时期可为第一个大的屯垦戍边徙民期，历时百余年，在这期间也是各类地方戏曲进入丝绸之路北道的第一时期。
  “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哈密就有秦腔戏班演出。”到了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左宗棠所率各路军旅大营从肃州迁至哈密，居哈密为他的平叛总指挥驻地，于是为各路大营服务的商人以及其他从业人士也纷纷随营西迁。5年后于1884年“甘肃新疆省”正式成立。大营再度西迁至迪化。
  这段政局历史变故为河西民俗文化西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社会条件，在刘锦棠总督军政要务期间，曾施实过几次就近从河西一带移民屯垦的举措，加之随大营的各路商贾、杂业人等，这是自清康乾以来再次规模较大、时间跨度较长的各类徙民移居新疆丝绸之路北道、中东道一带的行动。左、刘大军平抚新疆，使新疆各族人民有了一个安定平和的生存环境，人民休养生息，使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各类民俗文化在各地也相继火爆起来。
  清廷寿终。民国期间，河西走廊一带的耕民多有携家伴友络绎不绝“走口外”以寻谋生计。此等人群难以数计。他们寻亲访友投奔丝绸北道各地从业，又为当地汉民俗文化渐增活力。
  进入20世纪50年代，更大规模的屯垦戍边移民举措使得内地各类民俗文化整体西移，使丝绸之路北道一线的汉民俗文化氛围更为浓烈。秧歌（社火），这种民间演艺活动，自丝绸之路东、中段交汇处嘉峪关以西的哈密、巴里坤、木垒、奇台、迪化、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乌苏等地到西陲伊犁九城，均于春节至正月十五举办社火（秧歌）活动，自清末延续不断。
  巴里坤，元代时称巴尔库尔，到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设巴里坤理事同知。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巴里坤置府，称镇西府。这里是内地文化西出嘉峪关，沿丝绸之路北道过木垒，经奇台，进入迪化新城，西去边城伊犁的必经之地。据史料记载：“春节、元宵节、六月六等大的节日，镇西都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活动。清代中期以来，镇西有在正月十五捐款排演杂剧、社火沿街歌舞的传统，称‘唱秧歌’，也叫‘耍社火’。”“大都由‘行帮’来组织，表演形式有高跷、低跷、旱船、太平车、狮舞、龙灯、蚌壳相争、打路鬼、张公背张婆、抬歌、挠歌、打春官、扭秧歌等。从正月十四至十六连续三个晚上，傍晚时分，当四街官衙和商号门前用原煤块垒成的塔形火堆点着后，霎时火光冲天，沿街悬灯通明，社火队一个接一个地相继上街，围绕官衙、商号门前的旺火堆耍舞，主人要拿出烟茶、糖果招待，放一串鞭炮，算是对表演者的慰劳。然后，社火队在鞭炮声中又前呼后拥地移往别处。正月十五，不但晚上垒旺火，耍社火，而且老君庙昼夜唱戏，无量庙‘打火花’、‘烧秦桧’，凉州庙的‘灯山楼’放‘灯火’，四乡农民都要进城看‘红火’。”这番热闹情景与河西四郡一带的形制、景况无甚差异。清末，镇西著名诗人尹绍萃在其《唱秧歌》一诗中这样描述：
  “粉头花面舞婆娑，浪语风言信口哦。莫笑词粗形态丑，沿街犹自看人多”。
  清末民初时的迪化、现在的首府乌鲁木齐：“新疆建省后，迪化人口日益增多。移居于此地的各省人士纷纷成立类似同乡会的群众团体——会馆，组织本籍群众开展各种活动，迪化的社火便是在各会馆筹组下每年元宵节前后开展的民间游艺活动。”“社火项目有：龙灯、舞狮、高抬（即铁蕊子），汾阳花鼓（即晋中秧歌），跑驴、旱船、高跷等，由于是由各地会馆组织本籍人士举办，因而社火项目内容相似，风格有别，且相互竞争激烈，各籍商号慷慨解囊出资精办，如“高抬（铁蕊子）‘黛玉葬花’，林黛玉身着古装，肩荷银锄，站在一枝筷子粗细的桃花枝上，在五六米高空中翩翩起舞；龙灯‘二龙戏珠’两条用金丝锈甲的黄龙追逐一颗金光闪闪的宝珠，时而腾空，时而伏海，时而绞缠在一起，时而挺立两边；舞狮雄壮豪放，威武刚劲；高跷千姿百态，惊险万状；跑驴、旱船形态逼真，滑稽逗人；汾阳花鼓敲打时铿锵于耳，行进如水行云。每队‘社火’都以仪仗队为先导，打击乐器为伴奏，加之爆竹声声，烟花阵阵，使得万人涌动，全城沸腾”。①
  这段描述生动真实再现了首府元宵佳节闹秧歌举社火的盛况，这种民俗文化在西域都城以如此盛大的气派表现出来，体现了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有了人才开始有人创造了历史，也就有了文化，正因为如此，内地各省区的各类从业人士徙居迪化都城，这些人们把本籍的传统文化带到了丝绸之路北道首府迪化，使得内地不同地域的各文化汇聚一堂展示出他们无穷的生命力。
  在呼图壁县：“在呼图壁民间流行的有舞狮子、舞龙、龙灯、高跷、旱船、竹马、跑驴、高台、大头娃娃、秧歌、太平车、腰鼓、霸王鞭等，群众把这些活动统称为社火”。
  呼图壁的社火项目，与上述河西四郡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的社火项目加以对照，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内在的渊源关系。
  其中的高跷“踩跷人将高跷绑在脚下，站在高跷上，扮成戏剧中人物，在锣鼓器乐伴奏下、演唱有故事情节的小折子戏，传统剧目有《李彦贵卖水》、《蓝桥相会》、《断桥》、《梁山伯与祝英台》等。
  再看这里的“高台”，即河西一带的“铁蕊子”名异实同，即以男女小儿装扮为各种戏曲角色人物绑立于铁蕊子上表演各种动作，“高台”由四壮汉扛走。“蚌壳精”也即敦煌之“鹬蚌舞”亦取自“鹬蚌相争”的典故，颇有情节，寓意深刻。
  “太平车”从名称到表演内容与表演形式均与河西四州同。呼图壁的头工村有个潘老三倡办的“秧歌”，当地人又称其为“活地面”，角色成员有：膏药匠、四鼓（四男）、四花（四女）、棒槌、大小丑角、大小旦角等，活动形式多样，“从春节耍到农历正月十五，在文武衙门、商铺大户和街头等处表演，有时农村大户人家也请他们去耍，”。呼图壁出现的秧歌戏，活动形式、主要角色成员与河西一带形制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