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秧歌（社火）这种民俗演艺活动在丝绸之路东、中段交汇处的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也广为流传。在河西历史文化名城四郡之一的武威（凉州）：“古凉州的社火队，又以其形式独特，结构严谨，队伍庞大，装扮典雅，表演古朴而独树一帜。它是这个丝绸之路重镇古典西凉乐舞的遗留痕迹”。①
  凉州的秧歌队（社火队）的组成角色有“春官”（俗称春官老爷）、他象征着春的来临，是“春神”的代表。
  “鼓乐队”，由大鼓、锣、钹、铰子、长号、唢呐及管弦乐组成。
  “天公、天母”有两人扮做农夫农妇模样，肩着农器、手挽蓝、帚。象征着“耕作之神”，预示田园茂盛，五谷丰登，在小场表演中农夫作耕作动作，农妇做送膳助耕之舞，同时对唱秧歌，此即秧歌小戏。
  “腰鼓、蜡花队”，队前有傻公子、丑婆子领头。二丑相互扭舞打诨，腰鼓作打鼓舞，蜡花女敲锣穿插其间，同时唱各类民歌，风趣、活泼。
  “和尚”（俗名大头和尚）和“金刚”队，表演时和尚做各种神态舞蹈，金刚做武术表演
  “百色”，装扮为社会上的各类从业人员，包罗了七十二行及江湖艺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物，表演时有四门斗敌、八阵图、九穿梭、十面埋伏、八角茴香、双龙会等花样。
  “膏药匠，”游郎中打扮，一手执蝇拂，一手摇串铃，每到一个表演场所或各项表演间隙中就要即兴现编颂词演唱春歌儿（又名四曲儿）的吉庆词句。
  “此外，凉州的铁蕊子、耍狮子、耍龙灯、踩高跷、跑旱船、划旱船、太平车、捉狗熊、拉骆驼、滚鼓子等都很有名。”①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周边地区大同小异，但也形成了自己浓郁的地方特色，如在音乐、唱白方面便与众不同。
  凉州的铁蕊子表演，每台必须是一个戏曲场面，两个角色的有《霸王别姬》、《夫妻观灯》、《吕布戏貂禅》等，三个角色的有《拾玉镯》、《断桥亭》、《三娘教子》、《小姑贤》等，每台铁蕊子均有各商号筹办，之间争先竞胜。据《凉州史语》述：凉州的“耍狮子是从西凉乐舞中的胡腾舞变化而来的唯一完整的舞蹈艺术”，除了在地面上翻滚跳跃，还须作惊险的高空表演，即以长凳叠搭，高三、四丈，由耍锈球者逗引狮子翻上旋下，故作险情，此时锣鼓喧天，纸炮齐鸣，更增加紧张热烈气氛。之后狮子将条凳逐一拆除而下。
  再就是捉狗熊，此为武功表演，舞、武同上，情节起伏引人入胜，似舞台戏曲中的武打戏。
  凉州的社火（秧歌）庆典活动也是在每年春节前后直到正月十五圆月之日盛况达到极致，城乡上下同乐，在各个项目中均有武场与文场，既有情绪高涨、热烈的场面，又有情节细致的小戏引人入胜，且诙谐风趣，整体上表现出热烈而又庄重、跌宕起伏有序，使男女老少尽情尽兴。节后的很长时段里元宵之夜的许多盛况仍会在人们心灵中萦绕不去。
  河西走廊重镇、历史文化名城张掖，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秧歌（社火）之乡，这里的秧歌更为戏曲化，又称秧歌戏或曲子戏，据《张掖戏曲志》介绍：“我区的剧种主要有秦腔、眉户和秧歌戏”。在《张掖市志》中也有相似的记载：“民间小戏有木偶、皮影、眉户、秧歌等”。可见秧歌戏在河西走廊中西段、在民间所占有的重要位置和拥有的接受群体的广泛性。据清《甘州府志·风俗》记载：“元日贺正，礼百神如常仪。元宵，家各张灯。通衢，立木坊张灯”。“庶民作花炮、竹马、龙灯、踏歌戏于街市，以庆丰年”。“四月八日，商贾扮社火作戏。”，“立春前一日，迎春东郊，师巫、社火、杂陈百戏，庶民纵观之。立春日，如常仪。”从描述可以见到当地沿袭唐时旧俗在元宵月圆之夜做“踏歌戏于街市”，其中稳含着对圆月的崇祀，表达了女子对美好姻缘、夫妻团圆的向往和祈祷丰年的期盼和祝愿。
  所谓踏歌戏即后来的秧歌戏，隋唐时称踏歌为“踏谣”，由于多由女子所为又名“踏歌娘”，“踏谣娘”，即以踏歌的形式来表演一段家庭小故事，而“踏歌”的本意原带有对月崇拜和镇邪祈安的祭祀意味。隋唐时的“踏谣娘”在表演形式中具备了“用歌舞以演故事”的因素，为后世戏曲的发展影响深远，这里仍沿用旧称，其用意是把对月崇祀与元宵节令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可见“秧歌戏”与“踏歌”戏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之深远。同时，也可以见到当地“踏歌”表演已有了悠久的历史。
  “本区的秧歌戏究竟源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民间舞蹈的历史却是很悠久的，高台新坝乡暖泉村的《倒羊角》一舞，原名叫《乡人傩》。当地有一首民歌唱道：四书上留下‘乡人难’，解瘟疫来和地脉。它证明《倒羊角》这个舞蹈至少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①这段记叙表明当地那种带有祭祀性的舞蹈起源很早。如《倒羊角》之类的歌舞与“踏歌”有些什么联系呢？还有待于史家研考。
  “张掖社火有秧歌、高跷、太平车、旱船、舞狮、耍龙、春牛、跑驴、戏蝶、腰鼓、霸王鞭以及太平鼓等”，秧歌队中的各类角色有：“膏药匠、四鼓、四花、四捧锤、西个书童、两个绔儿，两个媒婆，两个大头和尚戏翠柳。”“张掖的秧歌剧与社火有关，是社火活动中的一项内容，演出时两个演员对唱，曲调多是些当地民间乐曲如《小放牛》、《下四川》等，它的上演一般在闹社火时在大场完结后就地表演”。
  当地的秧歌戏在表演形式上与宋时的村田乐相似：“社火演出有大场小场之分，大场是混合表演的集体舞蹈——即所有表演者不分高跷、旱船、狮舞或戏剧人物均可一起登场，尽情舞动，并伴之以喧天锣鼓，烘托热闹气氛，故也称为广场舞蹈；在大场将观众吸引到一起，围成圆圈，稳定情绪之后小场节目才能进行表演。这时武乐（锣鼓）顿停，文乐（弦、笛之类）旋即而起，为小场进行伴奏。这些有唱、有白、有情节故事的地摊表演节目，正是秧歌戏”。
  由于秧歌戏在农历正月农耕节令时的社火中为小场中的重头戏，随场设摊献艺，当地又俗称其为“地蹦子”；以踏歌、唱曲演戏，又俗称“曲子戏”。
  另外，在当地还有一类民间秧歌戏即是俗称为“太平车”的民间小戏。“山丹县东乐的民间小戏”太平车《长亭送别》的曲调质朴流畅，委婉动听，很有地方特色，无论从内容表现；词格特点，节奏变化及调式色彩对比等方面来分析；它应该是‘戏’而不是‘歌’，它是一出典型的民间秧歌戏”。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好多地方都有过‘太平车’但均已失传，唯独新疆的‘太平车’得天独厚地保留至今，久演不衰，这说明它的艺术生命是很强的。”①这段记载表明“太平车”这类秧歌戏类的民间小戏由于得到乡民们的喜爱而在甘州一带乡民中流传着，成为乡民们精神需求的一种民俗文化并随着迁徙进入丝绸之路北道一带，这里暂时按下不表。
  “太平车”这类民间秧歌小戏，它的渊源至今尚无详考，据初步探究，它可能是金中叶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的残本，此说有待进一步考证。这些秧歌戏除了在社火中作为小场的主轴戏取悦于观众，也能在庭院、家室或民间地头唱乐，并且除于正月十五之外的其他喜庆或祭祀活动中亦可助兴崇祀祈富，又可以着装登台表演诸多剧目。
  秧歌戏所用音乐“以当地民歌、小调为基础形成于本区。”“内容多为民间故事歌曲，形式有一人多段反复演唱的，也有联曲数人各扮角色演唱的，伴奏乐器以板胡、笛子、三弦为主”，尽管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由陕西凤翔来了一秧歌班慰问宋国公冯胜奉诏西征得胜，后艺人们留居当地。但凤翔小曲“大多已被消化为当地民间音乐，不论从形式内容和风格方面已辨认不出多少陕西特点了”，由此可见一个区域的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渗透、咀噬、溶化的力度之强，因而当地秧歌戏以当地民歌，小调为基础形成它鲜明的地域风格韵味。
  甘州一带的秧歌戏所演内容极为丰富，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上自身沿袭下来的传统剧目，如《张三跑马》、《乡里乡亲》、《大保媒》、《顶灯》、《太平车》、《兰桥担水》、《王大娘钉缸》等。下面摘录一出传统剧目的故事梗概以窥一斑。
  “秧歌戏，《送妹》（明话本《千里送京娘》故事，王信口传）：单身女子京娘千里寻亲，途中被强人黄英和雒宝掳掠，幸遇好汉赵匡胤相救，两人结为兄妹，并扶马上路，一路上护送，京娘万分感恩，对匡产生了爱慕之情，但又羞于直言，便一路触景生情，山、水、花、鸟无不比喻，意曲盎然”。
  “此剧唱、白全为乡土语言，充满了浓郁的地方情调，虽属传统剧目，但由于流传久远，故早已演化为我区高台侯庄的一出地道的秧歌戏”。②
  二是借唱、移植当地民歌中的一些具有故事情节的歌曲，如《十二月花》、《哭五更》、《姐儿逛街》、《小放牛》、《放风筝》、《拉骆驼》等，进行说唱表演。
  三是还常把宗教音乐劝善念卷中的部分曲目也作为秧歌戏的演唱内容，当众表演以教化庶民。
  甘州一带的秧歌戏也曾受到外来秧歌戏的交流和影响，使自己丰富起来。“明洪武五年（1372）宋国公冯胜奉诏为征西将军，从陕西风翔府进发，平河州，捣定西，直取甘、肃二州，开创河西，最后在马营宋址筑城守禦。永乐元年（1403），冯胜准奏开设镇夷守禦千户所陕西行都司。在庆祝千户所成立时，陕西行都司自凤翔派来了秧歌班，唱了风翔府秧歌子，后来这个秧歌班就留在当地了”。①
  甘州一带的秧歌戏在明清时期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在地方戏曲繁盛发展的同期也曾极为兴旺于一时，民间各种形式的秧歌班十分活跃。“高台罗城乡侯庄的‘王家秧歌班’和新坝乡暖泉村的‘地蹦子班，’早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就已经很繁盛活跃，他们曾把民间小戏搬上舞台演出，唱红了镇夷、南山诸堡，一直唱到金塔，酒泉一带，广受乡民们欢迎”。②
  清末民初时期秧歌戏除仍沿旧俗于正月、元宵节令在小场登场外，也常参加各类庆典祭祀活动，但一些小戏班大多改唱大戏，在阵容、规模上已大不如前。
  在历史名城酒泉郡：“酒泉社火包括地蹦子、耍狮子、耍龙灯、踩高桥、跑旱船、铁芯子、二鬼子打架、磨盘秧歌等，每逢春节，城乡都闹社火”。③
  古肃州的社火活动与它的近邻甘州、沙州相似，其中包括了各种民俗活动，加上各种民间歌舞，酒泉一带的秧歌小戏如“地蹦子”、“太平车”、“磨盘秧歌”、“二鬼子打架”等，均是在大场、小场出演的内容。在“过街”和“大场”表演过程中也如甘州社火表演一样，所有表演者不分高跷、龙灯、铁芯子、二鬼子打架等均一起登场，待武乐渐停，文乐柔起，小场戏就地上演，故，此地也称秧歌戏为“地蹦子”，在当地又称为“老社火”。
  当地社火活动形式多样，除做大、小场演出，白天还走村串户，每到一处，主人燃放鞭炮以示迎接，由社火队现编唱词以敬户主如：
  “你家的门儿朝南开，一台秧歌请进来。请秧歌不为别的事，活一活地脉财门开。”等吉词，耍玩一场，主人常赠以钱物以示谢意，晚上则围场表演民间小戏，观众如涌。
  在西域历史文化名城敦煌：“社火是敦煌民间传统的群众化妆舞蹈活动。内容庞杂，风格各异，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和群众基础。200多年来，社火在敦煌已成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民间文娱活动。”④敦煌的社火表演形式上歌、舞、乐、白综合于一体，即有武乐、亦有文乐，舞蹈表演既有队舞、群舞，也有双人、单人舞；既有对唱，也有单唱；既有火爆热烈的场面，也有伴以文乐引人入情的静场表演。整体上表现出张驰有序、动静相合、繁而不乱、情意相间、欢度佳节、喜贺丰年热闹的喜庆氛围。
  主要项目如：高跷（俗称长腿子）属群体舞，演员妆扮有生、旦、净、丑的戏剧人物。高跷载歌时，演员排成两行或圆形对唱，中间串插一些扑蝶捉鱼等有情节且很风趣的表演，或拿顶、扫腿、乌龙绞柱等高难技巧动作。
  秧歌队中亦有鼓、花、锤，有傻公子、丑婆子、膏药匠等角色组成，“表演时傻公子和丑婆子相对打诨，腰鼓在锣鼓的配合下作打鼓舞蹈，彩女敲锣穿插其间。”在静场（小场）表演末，由膏药匠即兴唱白四句贺佳节、颂太平、祝康寿、喜发财且生动诙谐的赞词而收场。
  另外还有耍狮子、跑旱船、打狗熊，跑竹马、铁蕊子、蚌壳舞、大头和尚、跑驴、耍毛牛、跑洋东、张公背婆等短小精悍，有情节，有趣味的项目。
  其中“打狗熊”是武功表演，由一人着装熊头、熊皮服作觅食跳奔状，另一人扮猎户，手持哨捧与熊搏斗，熊的咆哮翻滚扑抓与猎户的左敲右击，施展棍、拳术，打滚配合，紧张而又热闹，这恰如戏曲舞台中的武打场面，极具戏剧性。
  又如“铁蕊子”表演，“每台铁蕊子须是一台戏剧场面，如两个角色的《霸王别姬》、《吕布戏貂蝉》等，三个角色的《三娘教子》、《小姑贤》等”。再如“蚌壳舞”“取材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寓言，由一女扮蚌壳，另一男扮鹬，舞蹈表现出你啄我钳，各不相让的形体动作，终由渔翁将二物一并擒获，这出有乐有舞极具情节性的短小表演无疑是戏剧中的一个片段，其寓意深刻。
  如上所述，敦煌郡的社火内容尽管繁多，但几乎所有项目都具有一定的情节性，不少项目中，演员均着戏剧行当装，所表现的无非是在明清、民国时期各类地方戏曲，为河西一带民众喜爱、普及、娱乐的主要内容。对剧中的各类行当具有亲切感，且戏剧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秧歌表演中着戏剧行当装便含有一定的象征意味。
  凉州、酒泉、甘州、敦煌秧歌队中有四鼓、（青年男子）四花、（青年女子）四棒棰（少儿）等角色，其中均有“膏药匠”领队，每到一处均由“膏药匠”诙谐风趣的向观众即兴致以颂词如：
  “这个地方好地方，新打的庄院四四方。人丁兴旺财源广，一年能打万石粮。”一类的吉祥敬言，“膏药匠”在秧歌队中出现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既然元宵佳节是农耕之节，那些各含祭祀性质的歌舞形式均有其种种含意，在民间有“走百病”“祛病驱疫”的习俗，在河西一带社火中“膏药匠”这个形象应含有“避瘟祛疫、纳吉祈福、促进健康”的意味，每到一处表演，“膏药匠”便向观众致以吉言，它的象征隐意是为万民驱疫的郎中。这也可以说是河西古郡一带秧歌的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