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1.在哈密
  从雄关西出，即入哈密。哈密自古以来是西域通往内地的交通枢纽，是丝绸之路新北道重镇，历来有“西域咽喉、嘉关锁钥，”、“天山第一城”、“新疆门户”之称。“自汉通西域后，这里就成为重要的驻兵屯田之所”，“寓兵于农，无事来耜为农夫，遇警执干为战士。”哈密历来商贸繁荣，形成：“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之地。正因为如此，秦腔艺术西渐西域，哈密是必经首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哈密是清军屯田的重要基地，各种类型的屯田相继出现，汉族人户大增。①到清代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把大营迁到哈密后，这里遂成为新疆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这些各地来往哈密的汉人又大多是陕甘一带籍贯的各类人士，他们相继入住哈密，也同时把本土浓郁的文化风情习俗带到哈密。
  《清实录》记载：清“乾隆四十年（1775），哈密就有秦腔戏班演出。”记述了这样一个史实：在那个年代即有秦腔戏班在活动。“哈密的汉族多数是从西北各地迁来的，其中尤以从甘肃迁来的居多。所以这里流行的剧种以秦腔为主。”②从清代开始在这一带屯田算起：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开巴里坤，哈密等地屯田。凡发往军前效力人等，有愿种地者，许其耕种。”③在这里大规模的垦田始于18世纪初叶，20年之后，这里已经是丝绸之路北新道四大垦区之一，农垦、商贸、各类文化习俗已形成相当规模。哈密地域与甘肃的安西、敦煌、肃北、肃州所属县、乡接壤，因而来此屯田、行商以及图谋生计的各种工匠和秦腔艺人又大多是河西各州郡人，他们出关入伊州，路途相对要近，河西一带的戏班来此巡演也是常有的事，因而乾隆四十年，哈密就有秦腔戏班演唱这样的记载亦是顺手而就，按客观环境推论，应更早于这个年代。到嘉庆时期（公元1796年），在镇西垦区（今巴里坤），随着陕甘商人和农户大批迁入，秦腔传入镇西，已有秦腔德胜班在活动。当时较出名的艺人有吴麻子（花脸）、杨天寿（小旦）等角。后来从“兰州来了一批秦腔艺人，其中刘月仙、魏牡丹等在镇西搭班演出。”随后，当地零散艺人组建“浦类剧团”。哈密作为“西域襟喉”、“新疆门户”，在清时对艺人们来讲，其实际意义是深入西域腹地的第一站。来自河西的秦腔班社于路劳顿，驻足哈密，一是为歇足，二是为生计，待巡演数时又拔足奔赴其他垦区。如民国初年，来自兰州的一个秦腔戏班，到哈密后便开始卖艺，深得哈密知事的赏识，给其中两个唱得最好的演员取名“兰州枣”，“哈密瓜”的艺名。这个戏班之后便游演到迪化、吐鲁番等地，后到昌吉落户。之后，又有人游走它地。依此可见，来自陕甘的秦腔戏班不以哈密为终点，而是进入新疆的歇足之地。当地的戏班大多是由各个行业人士组合的业余自乐班和专业性的班社，“如于1944年由秦腔艺人何华俊、胡华明等人组成的易俗剧社，便常在老城定湘王庙设坐售票演出，主要剧目有：《五家坡》、《游西湖》、《白玉楼挂画》、《女起解》、《火焰驹》、《白蛇传》等。业余自乐班社自乾隆年间起，难以详计。汉族传统节日中，如正月初一至十五的大节，二月二的龙抬头，三月十八娘娘庙会，四月初八祭龙王，六月六庙会至到腊月三十除夕等等各种拜祀庆典集会。业余自乐班社或外来戏班均争先恐后到各聚会地开锣唱戏，仅有记载的：“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年间，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在龙王庙过庙会唱戏。”据《昆仑旅行日记》记载：“商家值年，以董其事，文武官员皆往祀神献剧，游履如云，颇极一时之盛。”据《哈密县志》记载“庙东湖边建有一座能活动的戏台（下有四轮），可随意活动。远近农民骑马坐车前来看戏，这是哈密当时最盛大的庙会。”由此可见哈密一带由于与甘肃河西诸州县接壤，文化习俗相同，加之移居此地的各类人士多来自河西各乡县，因而语音方言习俗相同，对戏曲的需求与品赏趣味同一，秦腔艺术在这里活动的气氛是相当浓厚的。纵观秦腔艺术在哈密一带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入驻哈密的各类戏曲中，秦腔是主戏，这是由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所决定的。特别是历代以来移居此地的各行业人士大多来自于陕西、甘肃一带，他们是秦腔的接受群体，秦腔艺术便植根其中，生根开花，相继于今。正由于如此，在众多自乐班的基础上，由于观众的需求便又出现了如“德胜班”、“天成班”这样的专业性的班社。正由于哈密是内地同西域的“枢纽”、“襟喉”、“门户”，因而来自陕西、甘肃一带的专业性秦腔班社，经过漫长的河西长廊的长途跋涉，于路献技卖艺，游演至哈密都十分劳顿，必歇足此地，并献艺于市以谋生计。外地班社频繁来此献艺，对哈密的秦腔表演会有较大的影响，对当地秦腔班社、自乐班都是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由此推动秦腔在这里的繁盛。
  2.戏乡古城子
  自清代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始，清政府开始在天山南北大兴各种屯田，10年后屯田西进到奇台（今老奇台），次年又“从甘肃张掖招募民户300户，共1000余人到木垒奇台屯田。”又一年招“有男有女大小共2189口分赴木垒，奇台等处”；七年后（公元1775年），奇台有屯户1994户，户民6824人，屯田73495亩。这时奇台的屯田规模已经很大，与巴里坤，哈密，木垒成为四大屯区。①随着屯垦事业的发展，来自河西甘州等地移民的亲属、同乡们也会随着屯垦事业的发展不断的流入垦区，这些移居此地的屯民们是商贸及各行业以及文化娱乐等项的社会基础，艺术的发展和传播者。因而使得别具韵味的秦腔，自清代初叶又随着治理和开发西域（新疆）而西传至西域丝绸之路北道各地和中道一些地区。
  “自乾隆四十年（1775）奇台建县以来，津、晋、陕、湘、川、甘等八帮商人就来往于奇台这座古城进行商务活动。”屯垦带动了商贸繁荣，同时也把内地的各种文化习俗移居奇台各地。供各种宗教信仰崇拜的寺庙，庙中的戏台也同时耸立于城乡内外。各同乡会馆，商会馆也先后林立于市。随之而来的精神需求、心理欲望表现的更为突出，由此，各戏曲形式随着驻军、屯垦、商贸、各类技匠人员的移入而传入奇台各地。奇台素有“新疆戏曲之乡”之称，而秦腔是主要剧种，它应该随着屯民移住而传入。1760年前曾有首批从河西古甘州一带移入300余户屯民，随后又迁入2000余口，几年后达到近7000余口。而河西张掖一带自明代至清代初又是秦腔盛行之地，那里有着历史悠久的诸如“乐善忠义班”等民间乡村秦腔戏班，这些民间戏班和艺人会随着屯民们的移居入驻古城。自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至三十三年，木垒、奇台垦区均由哈密派管屯守备、千总、把总管理。到乾隆三十三年后，由于木垒、奇台垦区发展迅速，屯务移交古城游击管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既然在哈密已有秦腔戏班活动，发展到乾隆四十年时，奇台已是四大垦区之一，加之八邦商人云集这个旱码头，那些自乾隆二十年间便络绎不绝来古城垦区的河西屯民们以及官府官僚及其随从之中必有好秦韵之士，那么由他们组建的自乐班或哈密、巴里坤等地的戏班巡演至此是不可少的。由于历史上对梨园艺人的偏见，因而史料记载极为少见。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八邦商人们在古城行商互市，盛况空前，由此而使古城发展成为向周边各地行商的中心。之后，约在清同治年间，在陕西商号“复顺玉”掌柜梁炳卿的支持下，由陕西会馆从关中搬来把式（演员，琴师，司鼓等）购置戏装道具，正式开戏。戏班多演整本的秦腔（大戏），有时也换换口味，演几折眉户戏，曾风靡一时。至此奇台古城有了专业的、正宗的秦腔戏班。从古城成为东至哈密，西至孚远四大垦区之一算起，秦腔出现于奇台，距今已有220余年的历史了。
  自乾隆年间，秦腔随着屯垦、商贸、信仰等物质和精神文化品类入驻奇台以来，就以各建制形式继承流传下来。同时，外地来巡演的戏班更无以数计。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赵玉山等人组成自乐班，每当傍晚便在街头巷内高腔自娱，深受群众喜爱，由此吸引一些流散秦剧艺人组成秦腔班卖艺演出。到了40年代，一帮老艺人在当地秦腔爱好者的支持下又开始演戏，班名为“新明剧团”，随后由陕西“易俗社”改革的新秦剧唱腔传入奇台，加之陕西甘肃秦腔名角吕秀明，李秀明，刘天明等常来奇台交流演出，对奇台秦剧的发展和改进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①应该说进入40年代，秦腔艺术在古城的发展和传播出现了一个新的旺盛期。
  奇台一带的秦腔从他们的传入地解析：早期应是河西以古甘州为中心的，带有当地方言语音风味的秦腔，演唱者和接受者已长期形成的语音习性及氛围基础，对带有家乡语音韵味的唱腔和宾白，能够细品入耳，细嗜其味而津津乐道。这种腔韵戏一直沿袭到今，这是其一。其二，从历来的专业秦剧班社分析：是来自陕西关中，随后是由陕西“易俗社”改制的新秦剧唱腔传入。
  3.在北庭
  吉木萨尔这个历史故地，西汉时期称车师后国，唐时为北庭大都护府，清时为孚远，自汉以来一直是丝绸之路北道上一座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都城。到了清代，它东接哈密、木垒、旱码头奇台；南连迪化屯城；西去昌八里（昌吉）、景化、绥来、至西陲重镇伊宁。是清廷大规模屯田最早的地区之一。随着屯田事业的发展，商贸，娱乐文化也同时随着陕西、甘肃河西一带迁民不断涌入，秦腔艺术也便随着屯垦、商贸和各种手工艺技术的传入在这里出现的，加之此地在历史上曾为数代君主之都城，与中央政权联系密切，汉文化在这里有一定基础。
  宋时，王延德拜访师子王，在其《使高昌记》一文中曾提到“乐多琵琶，箜篌”弄“苏慕遮”以银或石桶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泼为戏，为之压阳去病。这里的，“苏慕遮”即以泼水为戏有情节的早期戏剧形式。从他的西行漫记中可知当时北庭府庙宇毗连，佛曲盈楹，行弄泼水之戏，以优戏接待贵宾，这里的优戏当指西域原有百戏或参军、拨头、代面之类的戏曲。从王延德的记述中表明吉木萨尔人在历史上便有热观戏曲的遗传。
  清代，秦腔和它的派生戏眉户、小曲子等首先进入此地，“逢岁月清平，五谷丰登，庙戏、社戏、会戏等四季不断，戏曲便成为汉回民族群众主要的文娱活动。”②自乾隆至同治时期，民间的各种戏曲班社由于他们的聚合、流动的特点，在史料中难以寻觅，但庙宇、会馆中的戏台却载入了史册，由此可以窥视乾隆以来的戏曲现象。“到了光绪年间，有陕西秦腔艺人到吉木萨尔县沿街串户，敲梆卖唱，当时称‘桄桄子戏’也有座唱，清唱的。”到20世纪20年代，迪化早期的秦腔戏班“新盛班”和后来的“新中剧院”，“逢庙会到吉木萨县演出，从每年四月初八娘娘庙会开始至到九月初八的丰收会戏连台演出大本《黄河阵》、《拾万金》、《铡美案》等本戏。这种演戏盛况一直延续到40年代，又新增古城奇台的秦腔剧团亦常来孚远演戏，如折子戏《逃国》、《破洪洲》、《柜中缘》等剧目。同时“定居三台镇的秦腔老艺人王大净一家五口和三台秦腔爱好者自发组成‘自乐班’，冬闲或婚丧节庆在城镇和乡村为官宦富户人家‘唱堂会’，以后有了戏箱，逢年过节，典庆或庙会也登台演出。他们常演剧目如：《下河东》、《斩韩信》、《吴三桂折书》等等折子戏”；“以后迪化学生霍承先、王秉文、刘文茂也组班演出秦腔《卖华山》、《刘备祭灵》、《二进宫》等剧目”。在这个时期又有爱好秦腔的该县县长孔庆文，“组织秦腔爱好者，刘继武，刘国彩，张英等在千佛洞庙会上演出《五典坡》、《芷舟》、《绑子上殿》、《辕门斩子》等折子戏”①。
  纵观历史，由周穆王西巡，到唐明皇亲自执杖击奏羯鼓并组建“梨园”再到朱元璋倡导杂剧伴之于丝乐，都使当时的乐舞戏曲发展至盛。
  4.首府的秦腔艺术
  该城自清乾隆二十三年建成以来，便成为乌鲁木齐早期集南北疆各地茶、马匹、丝绸、黄金、玉石、畜产品等各类物品的贸易集市。随着内地屯垦移民成批移驻，使得商贸繁荣，“庙宇寺院相继而立”，各省商号、各路会馆，祠堂以及庙宇中的戏台成为各类戏班献艺之地。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伊犁前奏穆垒，乌鲁木齐，昌吉等处共需屯兵一万，已令黄廷桂，悉由内地派往。”②“乾隆二十六年（1761）从肃州，安西，高台等处，先后募民三百户，送乌鲁木齐屯田。”③“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戊辰，又谕曰：旌额理等奏称，乌鲁木齐挈眷屯田民人陆续前来其贸易人等，亦接踵而至，计开设市肆五百余间，开垦菜圃三百余亩，请酌量定额收租，以充公用等语。”④“乾隆二十七年从张掖、山丹、东乐等县，招民二百户，共男女大小七百余口到乌鲁木齐屯田。”乾隆“二十九年又于肃州并张掖县共招有五百一十八户，敦煌县招有一百九十户迁移乌鲁木齐等处。”⑤随着屯民们成批迁移，随后其亲属、同乡移入的已无法数计，而迁入的大都是甘肃河西一带的村民，而这一带村民又喜爱秦腔，并有遗传习性，如：高台县大寨子的“乐善忠义班”自明代初叶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时就带着锣鼓戏箱，且这种乡村戏班又大多以家族为中轴，随着家族中族人的移动，戏曲文化也随人而动。据甘州戏曲史记，自清代以来高台小县“城乡村村有戏班”，张掖所属“境内各县就有业余班社一百多个，且均规范化、地方化。”迁入迪化的屯民来自张掖、山丹、东乐、高台、酒泉、敦煌等县。他们所在原籍养成的各种文化习惯，在西迁至乌鲁木齐安顿后，在农闲之余，对文化娱乐的需求一定会上升为精神所望。自乐班的组织形式会随着对文化欲求为内驱而组建。另外，或许在西迁时村寨中的戏班也整体西移，锣鼓、乐器、戏文也随身携带，在劳动间隙，田间地头，或可高腔喊几句戏文也是不可缺的。那些自乐班成员们在原籍时演唱秦腔的技能都较规范化，在农闲之际走村串乡，献技卖艺以增加收入补贴家用，这些行为都是很自然的。有些戏班成员弃农从艺，参与其他班社搭班演戏，因而浪迹于各地。据《乌鲁木齐市志》记载：“秦腔最初是由个体艺人在街头卖唱，由于击打拉唱，节奏明快，粗犷有力，人们俗称‘老桄桄’或‘桄桄戏’，进而组成自乐班。秦腔自随着军屯、民屯、商贸迁眷传来迪化，自乐班和个体艺人游走各地卖艺这样的组织形式出现，直到清光绪十六年（1890），在迪化城由甘肃籍艺人吴占螯把流散的秦腔艺人组织起来成立‘新盛班’。”①并且得到陕西会馆的资助，这是迪化城内第一个专业秦腔戏班，在庙会或喜庆节日清唱堂会。到了1917年，仍由陕西会馆出面，联合山西，甘肃流入新疆的秦腔艺人，扩建为“三合班”，三邦商会又出资从西安买来一套完整的大戏箱，由刘芳师徒领班，演出《黄河阵》、《烙碗计》等秦腔传统戏。②这个秦腔班由三邦商会出资筹建，又由三省秦腔艺人组合而成，名“三合班”，其寓意明表其中。至1925年又“由甘肃会馆集资出银票50万两添置一套新戏箱，专供秦腔剧‘三合班’演出使用。”同时，三邦商会会馆还为这个戏班提供演出场地，创造了演出条件。“1934年‘三合班’也利用中州会馆的后院（今人民广场物资大楼）开办了‘天山剧团’，同时另由秦腔‘票友’袁阁臣等人发起，利用老君庙戏台，开办了‘元新剧院’。”这两个秦腔剧社，于1939年合并，改称“新中舞台”利用城隍庙戏台，联合演出。由此，秦腔的演出场地以城隍庙（今新中剧院）为固定地一直保留至今。1944年始，“西北各地的秦腔演员纷纷来到乌鲁木齐充实戏剧舞台，闻名西北的秦腔须生王义民、王正民、王北平，正旦楼英杰，武旦吕秀民等先继入驻新中舞台，演出了他们的拿手好戏如《狸猫换太子》、《蝴蝶杯》、《玉堂春》、《五典坡》等戏。在此同时他们又设科班培养了一批当地的秦剧演员。直到建国前夕“新中舞台”仍以王保胜，雷新兰为领班开展正常演艺。
  5.在天山北坡中段
  “清乾隆三十年（1765）.令将甘肃与新疆接壤居民，迁移乌鲁木齐开垦。兹据肃州申报，招民八百余户，高台县四百余户。现饬道员，在瑚图毕、宁边城、昌吉、罗克伦等处，查明余地，给车辆口粮，送往安插。”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拨“阜康近城及玛纳斯，呼图壁等处，地广泉多，足资居住，令迁入民人642户垦种”；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将“愿往新疆垦区种地户民三百一十户”，分别安插于昌吉，绥来二县。①等等，可见昌吉、呼图壁包括绥来自乾隆时期始便是紧连迪化垦区的屯地。在行政区划上，迪化府下辖昌吉、呼图壁、绥来（玛纳斯）等县。据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有人奏报，当时的迪化一带“安驻眷兵民户三万余户”。②据清嘉庆初年遭贬到伊犁的翰林院编修洪亮吉赋诗道：“今看戈壁外，沃壤庶几弃”；“秦陇多流民，移来就边地。”③又纪昀记诗描述了各种形式的屯田情景：“户籍提名五种分，虽然同住不同群。就中多赖乡三老，雀鼠时时与解纷。”又“鳞鳞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户家，斜照衔山门早掩，晚风时袅一枝花。”他自注：“昌吉，头屯及芦草沟屯，皆为民遣户所居”。
  尽管纪昀诗中所记叙的是遣屯之人户的情景，但清廷对遣户的政策是优厚的，据《清高实录，卷七六八》记载：“指给地亩耕种。其未领有马匹，农器者，照原奏所定，补行给与。并借给造房银两，口粮，籽种，分年归还。”从性质上来说与民屯已没有什么区别了，从纪昀诗中可以了解到，自乌鲁木齐至昌吉、呼图壁、绥来一线是屯垦集中之地。随着各种屯田制实施，其家眷、亲属、同乡也相继川流不息进入屯区，随之而来的人流中，各种工匠、商人、戏曲艺人等也来垦区入驻。上述史料中在肃州和高台招民共计1200余户，而二地乡民据张掖、酒泉《戏曲志》记载：这二地各县在清初便村村有戏班，人人喜秦音，已养成一种乡俗民俗。因而他们移居昌吉一线垦区劳动之余唱几段秦腔，或农闲之际组建自乐班活动于同乡之中。据昌吉文史资料辑中记载：“流行在昌吉县的戏剧主要是秦腔，新疆曲子，眉户。”“解放前在昌吉县民间就有秦腔自乐班和较为正规的戏班。”有据可查的专业秦腔班便是于“1926年‘兰州枣’、‘哈密瓜’等带领秦戏班由哈密来昌吉落脚演出。20世纪20年代中叶，一个年轻的戏班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离开兰州历经辛苦，沿途献技卖艺，进入新疆，首先落足于新疆东去的门户重镇哈密，在其间演出时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时任哈密知县的米烈是兰州人，他对戏班中的几位演员非常赏识并当众为两名表演唱腔最好的演员取名“兰州枣”，“哈密瓜”的艺名，以喻其声腔圆润甜美，不久，哈密战乱，“戏班辗转来到昌吉，当时昌吉老君庙正好落成，戏班便在老君庙戏台首场演出，”兰州枣“、“哈密瓜”等人的精湛演技一下子轰动了昌吉。”④时年昌吉人口有18350人，来观的人群涌动，盛况空前。“兰州枣”很快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受到民众的喜爱。自此戏班长住昌吉，有时到周边县乡演出。后来当地原有的一个木偶班也加入“兰州枣”戏班，一时实力大增，行头齐全，涌现出一批民众喜爱的秦腔演员如李没牙、邱半吊、杨半兰、王大净等，此时戏班达到盛期。
  呼图壁县自清乾隆时便开展屯垦戍边之国策，“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道光二十年（1840）共行兵屯垦田1134万亩。”“自乾隆至民国的二百年间，呼图壁的汉民祖籍以甘肃民勤，酒泉，武威，宁远等县为最多。”自“乾隆三十年（1765）到嘉庆十三年（1808）呼图壁民屯户增加到1700多户，共种地5184万亩。”清代文人纪昀有诗云：“万里携家出塞行，男婚女嫁总边城，多年无复还乡梦，官府犹题旧府名。”随着大规模的屯垦戍边行动，外地各种人员大量流入，使得商贸兴盛，各文化习俗随着兴起“呼图壁开始出现一些戏曲，当时主要流行的是秦腔、眉户、小曲子等。清末民初，迪化刘芳率领的秦腔班曾多次来县在城隍庙、红山庙、火神庙上唱庙会戏。”同时乡村农民自发的自乐班无以计数，县城的秦戏爱好者袁阁臣、夏生财、王进祥、温老爷、王西瑞等人自发组织秦腔自乐班，在农闲，节庆之时清唱助兴，或与外来专业戏班演“票戏”。后来于1948年在社会各界筹资支持下，购买戏箱成立了呼图壁县业余秦剧团，由徐成义领班，排演了《二进宫》、《乾坤带》、《柜中缘》、《三回头》、《斩韩信》、《下河东》等剧目。其时“业余秦剧团先后汇集了一批在新疆戏剧界颇有名望的艺人”，如须生王保顺（艺名毛胡子）、晋振声（五六子）、其师朱登云、严万成、赵金芳（梅旦）、其师李路（瞪红眼）、李小生、大净范金堂等著名秦剧艺人，剧团因时名燥一时。
  6.秦腔艺术在玛纳斯河流域
  “玛纳斯县农业发展与清代屯田关系极大，自乾隆中期，屯田先由兵屯、犯屯而兴，尔后大规模招民开垦。到清末，在近一个半世纪内，玛纳斯大片荒地被开发，成为稻麦飘香的富庶绿洲。”随着农垦事业的发展，边疆安宁，贸易集市、宗教信仰祀拜繁盛。各种工匠手艺人也随流而入，戏曲艺人也在其中。“秦腔是传入县内最早，影响最广泛的剧种。清乾隆年间，陕西、甘肃一带的‘把式’流落到玛纳斯。”①至今有据可查的自“咸丰年间就有‘自乐班’在演唱，并由唱‘小戏’变成演‘大戏’。”这种自乐班形式由于组成人员流动性较大，时聚时散，相互搭班演戏，难于记载。乡村自乐班在农闲、农节庙会时聚合，随后各忙其务。因而在玛纳斯，自乾隆年间有秦腔艺人流入在城乡各地卖艺谋生。加之艺人们的游走习性，此地到宣统时仍无固定的专业秦剧班社。直“到民国初年出现有马继平、缠头老二、朱登瀛等领班的秦腔班子。”20世纪30年代又有以严万成领班的严氏一班人马，每逢庙会必唱秦腔，他们常活动于沙湾、玛纳斯、呼图壁一带，同时“又将城中成兴斋宅院改成戏院供演出使用。”至此有了较为固定的演出场地，一直延续到40年代中期，因各种原因不解自散。
  乌苏县自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至民国中期，据《乌苏县志·文化》记载，境内先后修建汉族群众朝拜的庙祠21座。“每至庙会寺院主持请戏班唱戏。”乌苏自清乾隆中期已有秦腔戏班出没于此地。据史料记载：“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前后有秦腔戏班，由陕、甘籍人组班，约20人，班头徐姓，多应会馆，汉文会之邀为庙会，庆典演出。上演的剧目有《杨家将》、《三滴血》、《包文丞与陈世美》、《李彦贵卖水》、《游西湖》、《三娘教子》等剧目。”直到民国时期，由于多种原因这个秦腔戏班时组时散。但在民众中喜爱秦腔者众多，秦腔仍流行于城乡内外，他们或聚众清唱，或扮装演出，出没于村落之中。
  7.在西陲边城
  西陲边城伊宁，自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以来，清政府在此地先后实行兵屯、民屯、遣屯：“前奉合令于伊犁附近地方酌量派遣绿旗兵丁屯种”。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四月丙申，伊犁将军伊勒图奏：“伊犁地方，向无积谷，于屯田绿营兵三千名内拨出五百名充实补充各项匠役并看守仓库外，每年留二千五百名屯兵纳粮。”①清政府对伊犁是非常重视的，作为一个重要的垦区倍加关注。随着屯田戍边事业广泛展开，商贸集市随之繁荣发展，各类屯田人士之眷属、同乡、各类工匠人员相继移入伊犁各地。佛道祭祀场所也相继建立，因而为戏班提供了演艺之地。乾隆中期，仅在宁远城内修筑庙宇10座。每逢庙会、农节必演庙会戏，而来此屯垦行商人员又以陕、甘籍居多。因而在此地最先出现的戏曲也应是秦腔，以走乡串村为主的戏班居多。直到清末民初年间，伊宁城出现了以刘彦领班的专业秦腔戏班，有30多人，排演剧目如《白蛇传》、《游龟山》、《白云楼挂画》等。在此同时，伊宁周边城镇乡村陕、甘籍屯民集中地带各种自乐班组在村民中一直存在。
  至此，秦腔艺术自明清首先在河西甘州、肃州、沙州一带出现并形成具有当地唱腔韵味和表演伴奏程式的戏曲艺术形式，深入于城镇乡村各地使它逐渐形成为当地民众最喜爱的民俗娱乐习性，并由此一线为传播带，随着屯垦戍边的实施首先西渐至西域古丝路北道各地，使得秦腔艺术之葩开遍于丝绸之路各绿洲，使得华夏民族这一文化瑰宝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