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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四外传播的同时，也在迅速西渐至甘肃河西一带和嘉峪关以西，丝绸之路中东段和北道东西段。河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先后建郡以来，四郡两关一直是中原地区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咽喉要地，起着中转站和关隘的作用，东西经济、文化均由此地东传西渐。因而河西四郡在历史上对秦腔艺术的传承、发展，对嘉峪关以西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现列举秦腔艺术在河西走廊生成、发展、西传的历史印记。
  1.在甘州府
  河西重镇甘州府，这里有几件史料须斟酌一二：一是清人陆次云在《圆圆传》中称：“李自成入北京，召陈圆圆唱歌，自成不惯听吴歌，遂命群姬唱西调，操阮筝，琥珀（月琴），自成拍掌和之，繁音乐激越，热耳酸心..”这里的西调所指范围较宽，一是指同州梆子，此梆子既秦腔东传至山西、陕西交接处派生的东秦腔之一脉；一是指西秦腔，但总括应为西梆子腔，亦即秦腔。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将‘西调’作为军戏。”①依此为据，《张掖县志》中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派部将贺锦率部西征，一路直捣甘州，战七日城破，贺锦置官吏守甘州。”以上史料说明：“闯王爱秦腔，他的部队以秦腔为军戏。而这支部队又到过张掖、高台一带。而且在这里过了一个欢庆胜利的春节。”②这段史料说明，李自成的部队以秦腔为军戏，在这里置官驻守并庆贺胜利，欢度春节，因而必演秦腔以使军民同乐。这是发生在明末1643年间的事情，算来至今已有近400年历史。
  第二件史料是：由“赵景深、张增元所著《万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和《甘肃戏苑》（1986年第四期）”载“马羲瑞，张掖人”、“甘肃总兵马广之子”、“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作《天山雪传奇》，以记甘州失陷事，颇脍炙人口。”在这里与清初的传奇名手洪异的《长生殿》所作年代（1688年），孔尚仁的《桃花扇》所作年代（1699年），相比较发现：《天山雪传奇》（1692）稍晚于《长生殿》，而早于《桃花扇》，因而“说明当地的戏曲活动基本上是和当时全国戏曲活动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①
  第三件史料是：关于清代著名戏剧活动家、作家、戏剧理论家李渔（公元1611～1679年）客甘州的史记。据《甘州府表》载：康熙年间，李渔应靖逆侯张勇的邀请来到张掖并亲自陪同李渔观祁连山的积雪，听黑河涛声，游览河西雄关和名山古刹，并写下了《赠张大将军飞熊》的诗作，他的另一首诗作《甘泉道中即事》是对他来河西一带游历有感的记叙：“一渡黄河满面沙，只闻人语是中华。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飞六角花。海涛满头番女饰，兽皮做屋野人家。胡笳听惯无凄惋，瞥见笙歌泪转赊。”李渔在甘州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为张勇设计园林，训练歌伎。作为清代初叶的戏曲活动家，戏曲理论家，他的甘州之行除了游览雄关古刹，风土人情，赋诗抒情之外，还在戏曲方面有所作为和表现。史料中记载的：“训练歌伎”理应是依据他的戏曲理论：“格守词韵，凛遵曲谱，别解务头，声务铿锵，语求肖似，词别繁减”等进行训练的。由此使得当时甘州戏曲发展与内地昆、弋声腔发展在结构、形式表现上达到同步，由他所训练的戏曲唱腔艺人在日后的舞台戏曲表演中，对周边各地戏班艺人们有较广泛的影响，为河西一带乃至嘉峪关以西各地戏曲表演更为规范做了一定的铺垫。
  2.戏乡高台
  秦腔以其浓厚的地方方言为基调，盛传于河西走廊一带。高台县大寨子的“乐善忠义班”便是一个有着传统历史的秦腔班，据当地父老传闻：先世皆自山西大槐树下迁来，来时带着锣鼓，戏箱，至今数百年。好乐（唱戏）好善（信佛）之民俗相沿不改，故名“乐善”，又因为“乐善班”是个亦农亦艺，以艺为主的江湖班子，跑江湖、讲忠义是戏班祖传的宗旨，故又称“乐善忠义班”。②
  据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志中记载：“洪武十三年五月至永乐元年八月，先后有四次大的移民举措，移民所到之处包括甘肃省的甘州地区。高台大寨子“乐善忠义班”应属于这时期移民，他们所唱板腔应是东路秦腔，但音随地移，沿路献技卖艺非一日可至，必历经一年之久，到了河西受到沿途西秦腔的影响和观众所惯听的声腔需求，与当地板腔相溶成为地道的西路秦腔。“乐善忠义”秦腔班自明永乐年间逐渐移居河西一带，亦农亦艺游演于各地，代代相承有500余年历史了。
  “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高台县镇夷关帝庙大西楼戏台建成，当地民间戏班演出《大净戏》以示庆贺”。①
  这段记载描述了为庆贺关帝庙大西楼戏台建成，特请当地戏班唱戏是在明代四次大移民百年之后的事，也就是说“乐善忠义班”等戏班的演艺已经在这里成为民众认可并喜爱的娱乐活动。再看：“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高台县大寨子重新组建“忠义班”箱主殷启运传后人殷尚忠。”“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高台县镇夷堡有了傅家、雷家戏班子。其后人傅秉俭，雷成瑞今仍唱戏”，等等记载，直到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境内各县就有业余班社100多个，且均规范化，地方化。高台罗城乡，村村有戏班”，“大寨子”忠义班“一直十分活跃，久演不衰。”另如“临泽县柳树自乐班，威狄堡自乐班，古城自乐班，四坝堡刘子福家乐班..”②均唱秦腔，“民国中期，张掖有“赵菊儿秦腔戏班”、“长城剧团”、“新民学社”、“乐乐团”、“三义社”等大小秦腔班社”活跃于境内外各地。
  3.在肃州
  据酒泉戏曲志综述：“酒泉的戏曲是以秦腔为主体的，由陕西和甘肃各地的秦腔艺人千里迢迢辗转而来传授的。秦腔戏曲班社历尽沧桑，而繁衍不息。”至今有古建筑为证可考的是嘉峪关关帝庙戏楼，建于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重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历时247年，重建年代距今有214年之久。秦腔在肃州出现有近500年的历史。又记载：“清光绪十八年（1892），秦腔艺人刘年升与另一付姓箱主主持的戏曲爱好者合伙成立福盛班。收集来往酒泉的秦腔艺人为庙会酬神演出，是酒泉一个固定的秦腔班社。”并收徒传戏，有史记载的如樊天喜，张兴壁（五福子）等艺人，出师后亦在各地搭班唱戏。又有自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由山西戏曲艺人张心海带领的东路秦腔来酒泉城乡串演20余年，后由其子辈们拜师求艺改唱西路秦腔，又在酒泉一带游演20余年，共渡40余年辛酸岁月，是酒泉戏曲史上保持较长的秦腔班社，故人称其为“张家老班子”。民国初年，在酒泉的陕西会馆为酬神聚会，首次从陕西接来秦腔艺人黄海青，杨三保等人组成“秦舞台”后，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再次从西安等地接来唐绺子（唐宝山）、葛绺子（葛云庭），（当地人称须生为绺子）等人重建秦舞台。40年代末期常活动于敦煌、安西、玉门关内外。1926年，由安肃观察使魏宏发发起创办了“正俗社”，又于1930年由戏曲爱好者蔺耀庭创建“新兴学社”，成为酒泉最早的和比较正规的两家戏曲科班。这两家科班共招收学员30余人，聘请了当时在酒泉有较高艺术成就的秦腔艺人为教练，并有固定的基训制度和排练场地①。这些学员在优秀秦腔艺人的精心培养下，随后成为当时肃州秦剧舞台的中坚力量。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酒泉戏曲班社演出频繁，仅2万多人的城市竟有两个秦腔剧团和三个其他剧种的戏班社。陕西关中秦腔艺人田德年、杨金凤、孙天民等数10人先后来酒泉搭班演戏。此刻“乐乐秦剧团”流落酒泉。在近一个世纪中，也就是自清道光末年至建国前，古肃州有六家固定的秦腔班社，还不包括乡村以各种组织形式组建的秦腔班社。从1931～1951年，肃州城内除了两个专业的秦腔班社外，还有许多自乐班，他们是：“闵天成、闵庆成自乐班”；“赵兴源的以运输业和菜业人员组成的自乐班”；“张自成自乐班”；“黄海民自乐班”；“张子林自乐班”等等，他们的行业不同：有卖菜的、有修车的、医生等等，且都能操琴伴奏，着装唱戏，所唱曲目如《铁兽图》、《卖庙郎》、《五典坡》等戏。他们或为私家老人庆寿、儿女嫁娶、婴儿满月、升官发财、节日欢庆唱庙会；或于茶园书社唱段子，形式多样。几个世纪以来，各种组织形式的秦腔艺术班社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发展完善了秦腔艺术表演形式；同时他们在雄关内外为传播秦腔艺术，在历史长河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从六合班到塞光学社
  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沙洲），在两汉隋唐时期为四大文明的传播之地，历来文化氛围极为浓厚。自明末清初以来，此地流行秦腔和眉户。“秦腔又是敦煌人民喜爱的主要剧种，早在清代就组织社团演出。每年春耕之前，秋收之后或逢庙会，各隅露天搭台，演出传统剧目，以祈求平安和喜庆丰收，已成为敦煌传统习俗。”②自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进军西北开始治理西域，到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置沙洲所，二年后升为沙洲卫，并在党河东新筑卫城（即现在的敦煌市城），自此开始移民屯垦，各类人员渐居沙洲。到乾隆时，敦煌人口增长更速，于乾隆二十五年，升沙洲卫为敦煌县，此刻秦腔等戏曲形式随着各类屯垦的展开而出现于城乡，多为外地来游演的戏班和本地自发组织的民间戏班、自乐班，却多不固定，流动性、季节性较强，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由六隅群众集资建起了当地最早的一个秦腔专业戏班，命名为“六合班”，以演员技艺高低分成，俗称“打锣鼓”。“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从天津购买新戏箱，一直沿用到1948年。”“六合班”多年来演出本剧、折戏：《铡美案》、《玉虎碧》、《讨荆州》、《苏武牧羊》、《十五贯》等等。1948年由于“六合班”演职人员老化，表演形式陈旧，行头破烂不堪，更加之外地班社频频来敦煌献艺，相比之下“六合班”相形见绌，威信日降，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形容：“六十生，七十旦，叫花子打架满台转。”因而解体。由各界人士组成10人委员会捐款筹资，招收学员10余人并聘请河西秦剧名净张兴三（艺名猫娃子）为教练，正式成立敦煌第一个秦腔剧戏曲科班，并誉为“塞光学社”。敦煌素有塞上绿洲之称，期盼秦腔在这块沃洲上大放绿洲之光之喻。10人委员会又聘请张兴三为社长，学员均按“光字”排名，如：殷光玉、孔光熙、王光才等等。张兴三热情爽朗，信心十足，提出：“艺德并重，功戏不离”的训练原则，和“三月登台，半年包本，台上看功，戏中见效”的保证。经过三个月的刻苦训练，在春节期间“塞光学社”的学员们开始在蓝亭庙会上演出《别窑》、《打店》、《柜中缘》、《取洛阳》等折戏。一些秦腔爱好者曾撰拟一幅对联：“三月苦练，初露头角，且看这曹夫走雪，平贵别窑，先在台上见功夫；百年大计，方现成效，休管它六合散班，塞关建社，终为关外放异彩。”①半年后他们又排出了如《游西湖》、《串龙珠》，两个本戏，在端阳节的庙会上演出，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由此；学员们开始抬大梁，包大本，不断排演新剧目，深入农村，庙会演出，完全继承取代了‘六合班’在敦煌的戏曲职责，并与当时在县城东郊杨家果园兴办的茶园说唱场所“塞上乐园”并称为“塞外双绝”。
  “塞光学社”这个纯属民众自生自养的专业秦腔戏曲科班，它不仅继承了“六合班”的许多遗俗，使秦腔艺术在塞外古城以它的存在而发展，为许多自乐班们起着示范和依据作用。
  5.形式风格之别
  秦腔艺术作为西北地区的主要剧种，流传时间之长，受众人数和范围之广是有它内在外在因素促成的。首先：秦腔西传到河西一带时犹如一颗良种，很快找到了适宜它生存的土壤——广大的观众。自汉武初建河西四郡时，便大批从内地移民来此地屯垦戍边，而且历代一直延续不断。到明代洪武至永乐年间，又有几次大的迁徙，至清康熙、雍正年间移民不断。早期移居此地的民众大多来自陕西、山西、甘肃东部一带，他们移居此地后，相同的或相近相似的文化习性在这里形成一种共识。相互交流情感表意的语音方言，在大基础上又有地方个性。因而秦腔随着移民的传播和戏班的传播在这里又被当地秧歌戏、傀儡戏等地方戏所吸收，植根于城乡民众之中，正因为如此，在方言语音的基础上，在腔调和唱法上表现出不同的韵味风格来。中国字的四声区别，使得语言本身具有丰富的音乐性，长期的语言习性必然会运用到唱腔、宾白中来，这一带的人们常常“闫，杨”不分，往往把“因、英”，“温、翁”，“巡、雄”等字混为一谈。陕西人发音高而扬，本地人则低而平，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势必带入非常讲究字正腔圆的戏曲唱腔中来，并由当地艺人的口语和声腔积习使之代代相袭，造成在唱腔上与陕西秦腔相比较的差异韵味来。另外，在表演上，在有些程式动作上，给行家们的印象也与陕西秦腔有所不同，如“挑帘”、“抖须”、“耍翎”、“亮相”等程式化动作都似乎留有一定的傀儡戏的痕迹。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在雄关内外这片广袤的沃土上流传着带有当地方言语音韵味的秦腔，和来自陕西本土地道的中路秦腔，他们又常相遇一起或相互搭班演出交流技艺，从而促进了河西一线秦腔艺术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