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明清以来，两朝中央统治阶层沿袭了上代数朝提倡推崇“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佛道儒三教鼎立、互融互补的文化政策，尊崇神权，因而祀拜之俗风行，历代沿袭。
  自汉武帝时，便定有祭天地之神的“郊祀”之礼，令协律都尉李延年为《汉郊祀歌》配乐，作为祭祀之用，由此酬神祭祀活动漫播各地。泰山乃五岳之尊，历代统治者尤为重视，多至泰山祭祀，仅泰山一地现存的历代皇帝所立之碑就有：汉武帝的“无字碑”，唐玄宗的“纪泰山铭”，宋仁宗的“宋封祀坛颂碑”，明太宗的“洪武东岳去封号文碑”，清康熙帝的“重修岱庙碑”，乾隆帝的“万丈碑”等，极力推崇东岳之神的功德，使国人心灵受染，对“泰山神”心存神秘莫测之感。另者，各地所建佛教、道教、儒教庙宇以及各地所崇神位祠所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明代以来西北、河西走廊一线广建各类庙宇，酬神祭祀活动成了社会各阶层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具体到各家各户，就有诸如门神、财神、牛神、马神，屋中央供有所拜之正神位等。而在社区、乡镇，民间均修建有各种公众庙宇寺祠，以乞神灵佑护。如：水神庙、火神庙、财神庙、牛王庙、山神庙、土地庙、药王庙等等，均与人民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人们可以依据各自所求前去拜祭。他们依照传统祀神法规，去庙会祭祀应献物品之外，还要献乐，表现出各路神灵也和普通民众一样，既有对各种物质的享用需求，也有精神上娱乐的需求，表现出人神的基本共性。除文庙外，其他神庙均由各地庙会会首主持，约邀民间戏班为之献戏。日久，各类庙宇的会期成为一种俗礼制式，在各庙会期间必有戏班应约酬神献戏，戏资均由庙会官资给付，因而社会各阶层民众踊跃赴会，既可酬神寄愿还愿，又可观戏愉悦、会亲访友，此时各类商贩云集，民间郎中、各类技能、手艺杂耍以及扁担、皮影戏，农牧产品、各类小吃均在庙宇四周占据一席之地，由此庙宇、庙会发挥着各种社会功能，由此也带动了各行各业以庙会为集中地，成为各类物质和精神产品竞争取胜的交易市场。在庙会期间，各地各类戏班在这个戏曲市场上要想获得良好声誉，取得登台献艺的机会，必定参与戏班之间激烈的竞争，由此促使艺人们苦练基本功以提高演艺水平，这在客观上促使了各类戏剧艺术的发展。
  各地各类庙宇会期不同，由此使得商贸、戏曲、各类杂艺技能的团体和个人形成“赶庙会”的习俗，许多市民、乡民在闲暇之时也有“赶庙会”的习惯。如，一个戏班在此地某庙会献艺三日，到第四日却出现在另一地某庙会中，因此使得许多戏迷日日有戏看，这种现象无疑对戏剧传播是有利的。
  酬神赛会，献演戏曲、杂艺，各种商贸行为均以庙会为集聚转移之地，他们之间形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利功能圈：庙会因有献演戏曲、杂艺而广招看客，显示出人潮涌动的热闹景象；而戏曲杂艺因有庙会这个演艺平台而繁盛，商贸行为又借献演戏艺而招徕顾客使生意兴隆；而戏曲、商贸又为庙宇聚集了丰盛的香火，三者结下了相依相存的不解之缘。传统的各类戏曲实际上也是依借这个互惠互利圈生存发展下来的，社会各阶层的戏曲观众或对戏曲产生喜好的习性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培养而成的。
  自清康乾时期以来，随着对西域各地实行屯垦戍边，大批各类移民迁入丝绸之路沿线各镇，内地文化西渐，在新的自然环境中很快形成氛围，于是，佛、道、儒、祀神之所在西域迅速兴建而成。
  1.庙会文化由来已久
  早在汉代已有“祈名岳，望山川”、“卫保散腊，倾盖社场”、“戏倡舞象”的风俗。①至清代“每村醵金集会。春秋暇时，必演戏三日，或曰酬神，或曰还愿，实则人民娱乐之一种耳。”此俗承继不绝。各地庙会期间所酬神位不同，酬神方式亦各有异，在丝绸之路东段关中一带，各类寺庙每至会期，必行庙会，在庙会定期演戏。诸如，渭南下邽镇每逢四月八日为佛祖生日会，开场戏上演《郭瑷拜寿》，由会首点戏，由名角转至抬爷楼供奉演出。渭南大钟寨西岳庙会，第一日在华阴西岳庙唱神戏三折，之后，把扎制的神楼抬至城隍庙内作供奉演出。大荔则每年自正月初九于城北十家庄“上九会”（敬九天玄女神）起，会戏不断，如正月十五的火神庙会，四月初八的麦黄会，八月初二城隍庙会，九月十三的关帝庙会，十月初二的五娘娘庙会，凡会必有戏，多时有数台。会戏一般为三天四夜，多者七日七夜，或更长。关中一带的庙会，第二日始，开演神戏，神戏又分为：大型庙会，演出《蟠桃会》，出场人物有八仙、牛郎、织女、东方朔、四季功曹，福禄寿三星、四龙套，之外仍可另加角色。中型庙会上《大赐福》戏，角色有魁星、财神、牛郎、四功曹、四龙套。小型庙会上《三出头》戏，上福禄寿三星。各地庙会戏前戏后又有诸多习俗：庙会收尾要上《扫台戏》，即会戏最后一夜终场时，要有扮黑虎灵官的角色出场清扫戏台的邪气。灵官上场时，头戴黄表扎就的七星额子，手执扎有黄表的节鞭，演员于烟火中在台上三进三出，舞动节鞭，唱念“清吉平安”类联句的“官乱弹”。此刻戏台上下鞭炮齐鸣，由社家为灵官挂红，灵官亮相下场，灵官卸妆所用麻纸多被观众抢夺，以为避邪，至此，庙会戏终场。
  沿着丝绸之路西去，陇西一带的庙会各有特色。亦是每会必上庙会戏，庙会戏既祭神又娱人，同时也寄托着民众的心理需求，以期盼平安福禄之愿。会戏大致分三类：一类是利用农活空隙演会戏，一般在农历四月初八，五月二十五日麦收前、七月十五日夏收后；八月十五日秋收后上会戏；还有十月二十八日的查河戏等，属这类庙会戏。二是民俗节日会戏，如农历正月初九的“上九会”，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四月初八的“浴佛节”；五月初五日的“端阳节”等。还有一类是依据各庙所供神位特地定时所上会戏，如农历正月二十日的“南亭庙会”戏；三月二十日以祈多生贵子、保佑子孙安康的“娘娘庙会”戏；四月十五日以借神力驱除瘟疫虫害的“祭虫戏”；五月十三日的“关老爷磨刀”会戏；五月二十五日的“金花三圣母诞生”会戏；十月初一的“祭鬼戏”和之前的“城隍出府戏”等均是为期盼诸神能护佑满城百姓驱灾免祸，保一方平安。另有陇西一带的武山、甘谷、会宁等地区，年降雨量稀少，为丝绸之路上的干旱地带，每年春夏两季，由当地富绅率众于龙王庙祈雨，行龙王庙会，陈香案置供品，邀班唱戏，称“祈雨戏”。另如，丝绸之路重镇武威一带，各类戏班在庙会上戏毕终场之后，要在原场上戏若干场，此俗由随会的众多摊点、商贩负担酬资，这类习俗承之为“拔毛戏”。
  2.河西一带庙会
  这一带的庙会包括了佛道宗教寺庙，各种祭拜寺庙，各种偶像寺庙和纪念性庙所，在各种农节、神节举行的包括各种社会功能的庙会。华夏民族的宗教崇拜是以多神为主，见神就拜，把许多历史人物也崇拜为神。
  据《甘州府志》记述：“甘属庙宇甚多”“永固、洪水、镇夷、梨园等十余营，寨寨都有。”据资料所考“甘州寺观庙宇多达一百二十多座，仅城内就有古戏台（楼）三十多处；在建造年代上，元代以前的为数不多，大多是明、清两代所建。”此地，各教种在各庙同时或不同时日举办庙会，届时戏班必应邀上庙会戏，每当庙会日，烧香祈拜者、摆摊设集者及游人云集，热闹非凡。庙会分为佛教庙会和道教庙会，如佛家庙会自农历正月初一即有弥勒菩萨诞辰，普门寺、法幢寺、广庆教庙会。二月二十五的观音菩萨诞辰，东观音堂庙会。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辰，普门寺、法幢寺、大佛寺庙会。六月六的水陆会。七月十五、三十的孟兰会、地藏菩萨诞辰。九月、十月、十一月的药师琉璃光佛诞辰，释迦牟尼成佛日，弥陀会，在各庙均举办不同时日的庙会。
  道教庙会更为繁杂，自正月初一始至正月十五有四起庙会，如正月初一至初三诸神下凡，道教各庙均举行庙会。直至正月十五的上元天官赐福诞辰，三官庙庙会。二月有二起庙会，如土地诞辰、老子诞辰。三月初三至三月二十八有三起庙会，如初三的北极祖师诞辰，北关祖师庙、北武当庙会等。四月初八的平天仙姑诞辰，奶奶庙庙会。五月初五至五月十八日有四起庙会，仅五月初五有五方五瘟诞辰，城隍庙、二郎神庙、奶奶庙、西武当庙庙会。六月有二起庙会，如水陆会，文庙庙会。七月初七始至七月二十三有四起庙会，如魁星诞辰，三元地官赦罪，王母诞辰，财神诞辰，以财神楼为主，道教各庙均举办庙会。八月十八、八月二十六有二起庙会，如太上老君诞辰，秋祖诞辰，道德观、福德观庙会。九月初九的纯阳祖师诞辰，城隍庙庙会。十一月初一始至十一月十一日有三起庙会，有城隍庙庙会、三官庙庙会、玉皇庙庙会等。道教庙会自正月初一至十一月十一日，在十一个月中平均每月有二至三起庙会，在这二至三起庙会期间，有几庙或各庙同时行庙会，少则一二日，多则三五日。因而为各戏班的演艺提供了展示才艺，寻谋生计的空间。
  在酒泉：“酒泉庙宇建筑颇多，有近二百座庵、观、寺庙，有一百余座戏台遍布全市城乡。”“这些古戏台（楼）建于明清两代为多，民国时期极少。”①从上述河西二郡所修建庙宇情况看，修筑年代多为明清两朝时期，如临泽县平川堡玉皇阁重建于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有碑文记载。“高台天城在明嘉靖初年（约公元1523年）建造的关帝庙及其大西楼戏台，迄今底座犹存。”②这座关帝庙及戏楼修建年代要早于嘉峪关关帝庙及戏楼二十余年，距今已有485年左右的历史。从修建格局惯例中表现出“有庙就有戏台”的这么一种构建习俗。由此可见宗教神拜与戏曲艺术的密切关系。各庙宇在宗教节、众神节及年节、农节，节期必行庙会，而各庙所行繁多的庙会又是各类戏班演出的主要场所和大好时机，达到了“月月有庙会，一月内同时有几处庙会”，这样的繁华景象。
  3.迪化庙会
  自十八世纪中叶始至民国初年，迪化城内外修建有佛道、诸神纪念性庙宇大小20余座。“从春临大地到绚丽金秋，几乎每月都有庙会，农历二月初二是陕西会馆的文王庙会，三月十八是娘娘庙会，四月初八是药王庙会，从四月初八到十五是红山庙会，七月十五是城隍庙会，九月初九是甘肃会馆的羲皇庙会。”在各庙会期间所行的内容大致为：祭祀、顶礼膜拜、乞求祝愿与酬神活动，各大小商贩设摊摆货，各种小吃、医卦杂耍、市声吆喝此起彼伏，热闹异常，成为民间传统游艺杂术交汇场所。“特别是每年四月的红山庙会，由于庙宇毗连，场地广阔，游人众多，所以在各庙会中会期最长规模最大。”招来的各戏曲班社及民间游艺杂术尤为聚多，有使游客应接不暇之状。正如清人永保在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所写的《乌鲁木齐事宜》一书中说：“每年四月十五日红山庙会男女老幼车马云屯，杂艺百工每聚集胜会，为塞上一大景观也。”在此庙会期间少不了时居迪化的各戏班艺人们争竞献艺，如“新盛班”、“吉利班”、“清华班”、“天利班”以及后来的“华侨班”等专业、自乐班社在红山庙会以及其他各庙会节会中大显身手。清代文人纪昀在流放迪化边城时期曾赋诗道：“凉州会罢又甘州，萧鼓迎神日不休。只怪城东赛罗祖，累人五日不梳头。”由此可见当时迪化庙会繁盛的景况来。
  4.丝绸之路北道一线庙会
  进入丝绸之路北道第一要镇镇西府（今巴里坤），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大将军岳神琪（抗金名将岳飞后裔）督帅军旅筑城驻守，四十二年后即乾隆三十八年置府，在此期间内地各类移民、商贾移居此地，内地文化同时在这里形成氛围。据史料记载：“镇西府庙多，从农历正月开始，月月有庙会酬神演戏，有时一月数会，规模大的唱戏三日，具有代表性的庙会有正月十五老君庙、财神庙、凉州庙、无量庙等庙会。每年立春，农民抬泥牛，打‘春官老爷’，在牛王宫唱戏；四月十九娘娘庙会，城乡妇女蜂拥逛会；二月、八月，文庙祭孔；五月十三，关帝庙和武庙（关岳庙）祭典；五月十六和五月二十五，地藏寺、仙姑庙会期；六月六，三清庙会期；六月十五和七月七，文昌宫和魁星阁祭期；义学、私塾教师及学生进香，文人学士聚会；九月九，龙王庙会，农民酬谢龙君降雨除旱，五谷丰登；九月十五，马王庙杀马献牲酬神，同时，苏武庙（羊会、驼会）羊户、驼户祭祀；清明和十月初一，城隍出府三日，会期十分热闹。”可见镇西庙会文化与内地相似，今有学者认为：镇西府是新疆汉文化的散发之地。
  位于天山北麓蒲类垦区的古城奇台，在明清时期至民国初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集镇。清代和民国初期，奇台有庙观百余座，按“有庙就有戏台”的文化传承习俗，古城内外各庙宇馆所大多修有戏台，各庙馆供奉的神灵繁多，按籍贯和职业区分，各有所敬，如商人敬财神，木匠敬鲁班，出外敬火神、山神、土地神等等。而各神均有神节，由此，各种庙会十分频繁，民间四时八节，红白喜事，均要拜佛敬神，以求护佑。每当城隍庙会、娘娘庙会、龙王庙会等庙会活动犹为热闹。各会馆相继出动，互相攀比，讲究排场，在这些各类庙会活动中，时居古城的戏曲班社艺人和本地的、外来的自乐戏班，便登台献艺，酬神敬神，以求生计。
  清乾隆二十八年所建的绥来堡（今玛纳斯）一带，至民国年间，全县内外共有各种庙宇52座。庙会同样每月数起，如：农历正月初九的玉皇庙会，二月初二的土地庙会，三月十八日的娘娘庙会，四月初八的大佛寺庙会，七月二十日的财神庙会，八月二十七日的文庙庙会等，庙会期间众善男信女赶庙烧香，顶礼膜拜，举行各种祭祀。会馆及商人们也借机攀比，举行集市贸易活动。在各庙会期间，参拜者各有所求，土地庙会大多为勤劳本分的农民求神保佑年丰岁熟，粮谷满仓。娘娘庙会大多为妇女以求子孙平安，送子送女，求如意郎君等等。在各种庙会中，戏楼戏台都被各路戏曲班社所占用，如“大佛寺庙会，从四月初八起到初十结束，是最热闹的庙会之一。庙会时，寺前搭满了茶棚饭馆，乡村农民赶车，骑马，士绅富豪则乘轿车前来观看；远处的吃住在寺，有的全家赴会；有钱人坐在茶棚里看戏；无钱人坐在大车上吃饭看戏。”大车少则几十辆，多则上百辆，一辆挨一辆，排列有序。坐车看戏，别具风采。①
  沿着清时的绥来堡西行，便到了两汉时西域都护府辖下的乌孙东境，历经各朝各代一直隶属祖国版图，到明代，此地称为库尔喀剌乌苏，乾隆二十六年始，隶属迪化管辖，至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4月设乌苏县，仍隶属迪化道。乌苏这块沃土历来为各游牧民族世居牧放之地，且设县较晚，但随着驻军屯垦及会馆、宗教、神拜的发展，乌苏县城渐成规模。自“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至民国中期，境内先后修建汉族群众朝拜的庙祠21座。每座庙祠各有传统会期。”②例如：农历的五月十日为老爷庙会（关帝庙），四月初八是娘娘庙会，七月十五日为城隍庙会，六月初六为龙王庙会等。每当庙会和农节期间，其俗与各地相同，善男信女各有所祈，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各庙院主持请来戏班唱戏，并耍社火，届时方圆几十里农牧民骑马乘车蜂拥而至，叩神赐福，围观看戏长达数日，尽兴而去。
  位处伊犁河畔的边城伊宁，自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起，行兵屯、民屯、遣屯，大批内地，特别是西北诸省移民进驻，由此带来当地各种文化习俗。于是，各地会馆所拜各种宗教神庙、观祠随之林立于城内外，仅清时“在宁远城内便建造了约10座庙宇”。这仅仅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庙宇建筑，还不计城外及所辖察布查尔、广仁、拱宸、惠宁、熙春等城地，每年自农历正月十五始至七月十五之后，各寺庙观要举行大型的庙会和社火活动，有耍龙灯、舞狮子、旱船、高跷、出高台、放焰火。各寺庙在庙会期少不了要张罗邀请各路戏班来庙唱戏酬神娱众，例如建于宁远城内的两座龙王庙内，每当庙会、农节期间，便在所筑的戏台上唱演庙会戏，男女观众分列而坐，“戏场周围各种小吃，小玩具很多，叫卖声不断，热闹非凡”。①
  如今的呼图壁县，清时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定名为景化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昌吉县设立，景化归昌吉县管辖，自建城至民国年间，先后修建了庙宇楼阁约18座，分布于城乡内外，如五户庙、兵户庙、庙公地庙、龙王庙、红山庙、日圪达庙、火神庙、娘娘庙、马王庙、城隍庙、北门楼、正武阁等。在庙会和农节期间，同样地由本地戏班或外地戏班来各庙会唱庙会戏，如位于雀尔沟山口的红山顶上的红山庙（红山无量菩萨庙，又叫红莲山大庙）据当地乡土志记载：“红山及麓皆建寺，寺南歌台一所，岁平民赛神其间。”清末至民国期间每岁农历六月十九日始为庙会时，由秦腔、眉户、小曲戏来庙戏台唱庙会戏，一连数日，附近几县商贾及民众云集于此，热闹非凡。”②红莲山大庙至民国22年（公元1933年）几经战火焚毁，遗址尚存。
  历史名府吉木萨尔县，据史料记载：“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建北庭大都护府，遂大兴土木，建造寺院，在其辖区内先后建有‘应用宁寺’、‘高台寺’、‘龙兴寺’及‘西寺’等，佛教一时兴盛。”③宋时，王延德使西域至西州会师子王，师子王约延德至北庭相见时“一日至北庭，憩高台寺，其王烹羊马以具善，尤丰洁”，这里所指“高台寺”即唐时所建。“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乐。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太室之寺。”④以此可见，吉木萨尔历史上便有兴建庙宇，并于寺中为“优戏”的习俗。仅当时的孚远县千佛洞庙、观、阁、殿就巧妙的连成一片，雕梁画柱四壁辉煌。“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千佛洞颂经大会，南路，北路的善男信女，东部、西部的僧俗人等..数日之间香火燎绕，钟声悠扬，人来人往，非常热闹”。⑤
  其时的孚远庙宇众多，会馆毗邻，各寺庙、会馆“每逢岁月清平、五谷丰登，庙戏、社戏、会戏等四季不断。”秦腔、眉户、小曲子和后来的京戏等剧种成为各庙会期间广大汉、回民众所深为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时居迪化的“新盛班”，后组建的“新中剧社”，秦腔班社，奇台的京剧班，迪化的小曲子戏“元新剧社”以及散游的江湖戏曲班社、自乐班，每逢庙会到孚远来演出，从每年农历四月初娘娘庙会开始，六月初六千佛洞庙会到九月初八的丰收会戏，连台演出大本《黄河阵》、《闯宫抱斗》、《马迁龙走国》、《拾万金》、《铡美案》等全本秦戏外；还有京戏《杀子报》、《庄子探妻》等；小曲子戏有《李彦贵卖水》、《小放牛》、《三娘教子》、《两亲家打架》等等剧目。“逢会演戏，全县群众男女老少纷纷赶来，闭门看戏。戏后评戏、论戏、学戏成为群众一时的主要生活话题”。
  庙会这种文化形式以各宗教拜神、崇神为基础。自人类从动物界分化以来，从最原始的崇拜万物，崇拜图腾发展到佛教自西域东渐至东土内地，它是文明进化的必然过程。原始人群对崇拜物所行祭祀仪式中，便包容了歌舞乐的形式在其中，随着先人们文明的进步，对崇拜物所置的位置有了逐步的变化。随着佛教东渐，对佛神所居置之处便越来越考究，出于对众神神灵更为神秘的崇拜和众信徒也应有个祈拜之地的原因，各种庙宇便随着先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而改善，甚至超出先人们的居处条件。由于众神随着四季农节应运而生，佛道佛祖真君诞生日等日期也一脉承传下来作为各种佛道神节，于是各庙会自农历正月起至九月份的丰收会上，几乎月月有庙会。各种庙会在历时数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发挥着它具有的各种社会功能，仅戏曲艺术方面看，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为中华民族这一综合艺术起到了发展、传播的载体作用。旧时的戏班艺人大多出身寒微，特别是众多的民间自组班社，在一段历史时期中，赶庙会和在庙中戏台上演戏卖艺是他们主要献艺之地，生存之谋。各班艺人在庙会相聚又是一个相互学习交流甚或竞争的场所。由此，使得各戏曲艺术得以发展。民众在赶会期间既拜神许愿，又观赏戏曲综合艺术的表演，从中娱悦情趣，默化性情并在民众中燃起论戏、评戏、学戏的热潮，使戏曲艺术传播于民众。同时，各寺庙因戏曲表演神戏以宣扬教义。以演戏壮势，以唱庙戏增加香火收入，他们与戏曲班社在即得利益上互为载体是一种“互利”关系。因而“庙会”这种文化现象在它仍存在的历史时段对戏曲艺术的生存和发展意义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