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明清以来随着屯田事业扩展，各种形式的屯田如兵屯、遣屯（犯屯）、户屯（民屯）人数成倍递增，各地原有垦区大幅度扩垦，同时，内地各类人员也随流入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以及新疆，由此带来了关内各种文化习俗，使西域原有的各类文化现象更丰富多彩，如各种类型的宗教信仰，各类偶像、神拜信仰等。由此而推动了各地寺庙道观的建筑艺术、绘画、雕塑艺术的兴盛。在此同时，各地同乡会馆、商贸会馆也如雨后春笋般争先落座于陇西以至河西诸镇，以及西出河西四郡的第一要镇哈密。直至汉时的车师前后国各地以及西去丝绸之路北道沿线直至边城伊宁诸城。如丝绸之路乌鞘岭以东的兰州会馆戏楼，始建于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位于兰州城关区元巷陕西会馆院内。为四柱亭式砖木结构，重檐歇山，雕梁画栋，戏楼全高九米，台基高二米，台口内宽六米，外宽四米。坐南向北，台口可南北两面开，朝北开可对馆内唱戏，朝南开可向游人演戏。位于丝绸之路河西段的永昌，城内有座“永昌东会馆戏楼”，据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永昌县志》记述：“东会馆原是明嘉靖乙未科赐进士户部尚书礼部天官胡执礼府邸，清中叶由陕西商人融资收购改建为会馆。民国三十年九月，于佑任路经永昌，会馆特邀其题写“陕甘会馆”四个草体字，故又名陕甘会馆。据此可知，会馆改建应在清中叶，正是“西秦腔”繁盛之时，戏台同建于其时应是符合时代背景。东会馆戏台位于牌坊门与大门之间，坐南向北。戏台由主台和檐前卷棚组成，台口上方悬有五凉名家陈元墉书写的“声灵万载”匾额，卷棚下有李炽昌题写的“点破混沌世界”匾额，颇具文化氛围。主台前檐卷棚既可遮蔽雨雪，又能聚音扬声。夜静唱戏，五里远外北郊武当山下都有回音。再如丝绸之路重镇张掖的山西会馆，始建于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后多次修葺。是集殿堂、楼阁、戏台、牌坊为一体的完整建筑群，布局严谨、错落有致、飞檐翘角、绚丽多彩。至今保存完整，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陕西会馆，建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馆内有大殿一座，内塑关圣帝君，院前建有牌坊、钟鼓楼，大门上方建有戏台。民勤会馆，建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建构与陕西会馆相似，正楼正面刻有行书“福荫苏山”，背刻“膏流瀚海”。
  这些分布各地的会馆，他们的社会功用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是聚集招罗本省籍的各类西出河西以及来疆人物，使他们有一个驻足聚合之地，初来乍到，会馆给予多方帮助。如：帮助安排食宿，寻觅亲友，谋生就业，扶助老弱病残，捐助婚丧，灾害返回故里等事务。同时本省本地的商贾们以此为本营，在当地或周边各地行商参与“互市”贸易。会馆发挥着多种功能，也为各地各类杂戏、地方戏班、杂艺等提供了寄寓之处，他们之间默许了一种互利关系：对于商务会馆来说，通过戏班在各会馆戏台上表演献艺，起到宣传鼓动的“市声”广告效益，无疑会增加该会馆的社会声望。同时乡音相聚也加强了那么一种乡亲的凝聚力，可谓壮势是也。而各路戏班在不同的会馆表演戏曲也由此获得展示才艺的机会，并可获得物质报酬，从其最基本的生存考虑也是其最终所谋。因而各地会馆均接待过不少的各类戏班和游散艺人，也为戏班艺人搭台唱戏以张会馆声势。
  如哈密的各籍会馆自康熙末年以至光绪初年已先后设有陕西会馆、甘肃会馆、山西会馆、两湖会馆、三省会馆等，哈密县志中记载：“其他节日，在甘肃会馆、山西会馆”等处常唱戏以示庆贺。又如：修建于清末古城奇台的山西会馆，便供奉有关帝君的金身塑像和分立于两侧的关平，周仓的塑像。依此可见，会馆还有一项类似于庙寺的功能。设关帝灵位以求关帝神佑山西同乡万事平安合顺，在心灵上取得共识，以增凝聚力。
  会馆每逢各种年节必定举办各地乡俗的娱乐庆典活动，如各类民间歌舞社火等等。由此，戏曲艺人聚集会馆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在平时、年节、商贸互市期间，在会馆的戏台上为本邦本地同乡演出，以浓厚的方言为基础的表演，使得本省各类人等从内心激发出乡音乡情的激动，激起人们浓烈的思乡之绪，由此唤起他们之间的乡情乡亲认同感而增强其凝合力。因而各声腔戏班们在他们各自的会馆倍受欢迎。在这之中，各会馆也竞相争赛，为本省同乡、为会馆争光，以扩大会馆各商号的社会知名度。
  他们巡演所到之处，同乡越多，观众也便云集如潮。因而剧种的地方特点与接受群体的乡音认同和审美取向成正比。这就是各类剧种，特别是秦腔、眉户、曲子等戏种在西域丝绸之路北道一带能够生存至今的原因所在。
  各地会馆不仅留驻戏曲艺人或戏曲班社在会馆内外进行戏曲演出，而且还筹款出资从内地请戏班来疆演戏。如：在清乾隆末年，蒲类垦区古城奇台的陕西会馆商人梁炳卿，便出资数万从关内搬来秦腔艺术和戏箱组班开戏数十年之久。这种类型的戏班又叫“字号班”或“业主班”，他们组建的目的，一是为了自身娱乐，二是为了联谊。更重要的在于借戏班献艺之机扩大字号本身的社会声誉，炫耀富有，以图谋获取更大利润，类似现代商家利用演艺所行的商业性广告，这种合作关系是大利与小利的关系。这些“字号班”的箱主大多都拥有较雄厚的资金来源做后盾，以市场经验、谋利眼光进行操作，可以不惜血本购置戏箱，并以优厚待遇聘请各路名角，使班内行当齐全，阵容整齐，行头鲜亮排场，且还有自己的一套看家保留剧目，遇较大庆典进行公演，即可扩大字号影响和良好的行业声誉。之外，这类字号戏班每日献艺的票房价值均是十分可观的，因为业主把戏班即戏曲艺术作为一种产业在经营，也就把生产戏曲剧目，经营戏曲艺术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戏剧艺术产品早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戏班经营的商品，通过演艺献技进行商品生产与交换。据元散曲作家杜仁杰在他的文录中记载：“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又如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酬神演戏的一块碑文记载：“乡赛男女乐贰拾人，……羊一双，银三两。”可见自元至明时期，民间职业戏班即使酬神献艺也仍把戏剧产品作为商品在进行交换。
  依此可推论，戏曲艺术表演西渐至陇西以至西域丝绸之路各市井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自然环境，其他一切制式均未改变。在商贾们的眼里，这些新的市场环境不仅是他们易货各种物质商品的市场平台，也是为各路商旅及社会各界人士们所搭起的精神娱乐商品市场，更何况业主班的箱主们本人及亲属对戏曲尤喜，既可从中娱乐、交友又可从中取利，对他们而言可以说是双赢或多利，何乐而不为呢？
  又如，清末，迪化城直隶会馆商人王希曾出资购买戏箱，纠集一帮社会游散艺人组成河北梆子“吉利班”，演戏二十余年。1917年由陕西会馆联合晋、陕、甘三省会馆，招聚三省流入迪化等地的戏曲艺人组建“三合班”，并由三帮会馆集资从关中购来一套大戏箱。同年，“吉利班”在直隶会馆、津帮商号的资助扶持下置办了一批戏装。
  由此，会馆这个社会民间组织在那漫长的数百年的历史时期起到的社会文化功用意义是深远的，特别是在传播各类戏曲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依互利关系。流传散布于丝绸之路北道、中道沿线城镇和广大乡村中的各种戏曲文化现象，历时数百年仍久传不衰，其中各地会馆在那个历史时期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