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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形式的屯垦自汉代以来一直开拓不断，如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一带的重镇张掖，自西汉始即制田官吏卒，徙民垦殖，此后二千余年，历代中央政权为保边防，多移民实边，行民屯、军屯以及流民徙居，人口不断增多。如《汉书·武帝本纪》记述：西汉元狩四年（前119年），迁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河西、上郡，凡72.5万口。元狩三年（前118年），迁徙内郡狡猾吏民于边地屯垦。元鼎三年（前114年），向河西大量移民屯田、兴修水利、巩固边防，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太初三年（前102年），路博德屯居延，益发戍甲卒18万于酒泉、张掖、居延塞修遮虏障（长城）。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调朔方吏将屯田张掖郡。东汉初，中原战乱，河西安定。窦融居河西，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内地“避凶饥者，归之不绝。”三国时，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徐邈为凉州刺史，兴水利，教民溉田，张掖郡“家家丰足，仓库盈溢，流民归之者众。”到魏晋时期，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张轨为凉州刺史，“劝课农桑”、提倡儒学、振兴教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中原避难者来河西者“日日相继。”前秦符坚时，将1.3万户分置武威、张掖、武兴三郡。西魏时，韩褒为凉州刺史，兴农业、振商贸，社会安宁，户口殷实，西凉州成为河西经济中心。到隋代，甘州进一步发展，成为西北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市场。唐代时，大规模开发河西，实行军屯、民屯。武德至开元年间，岁发山东（崤山以东，即豫东）丁壮为戍卒，到河西屯田，军城戍边，万里相望。武后时，李汉通为甘州刺史，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稻丰收稔，一缣数十斛，积军粮数十年。到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诏都元帅刘恩率汉军万人留屯甘州。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遣蒲昌贫民垦甘州闲田。到明代，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朝廷命令“甘州..等卫屯田，岁谷种外，余粮以十分之二上仓，给守城军士。”洪武末，朝廷命肃王朱楧督甘州五卫军屯。到明英宗时，甘州有耕地82万亩。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朝廷命甘州..等卫所“委官统领所管步兵，给以牛种农器，垦辟屯田”。
  到了清代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清朝中央政权从多方利益考虑，对西域各地逐步实行屯垦制。如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进军西北，治理关外，始复敦煌，至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置沙洲所。至雍正年间，迁甘肃（现宁夏、青海部分）内地56州县贫民至敦煌，屯田以50亩为一户，计2405户。居于祁连山麓，纵贯县境南北的党河两岸，行屯垦。自雍正至乾隆年间，经招民屯垦，敦煌人口大为增长，生产经济稳步发展。
  清代屯田形式大致分为：兵屯（营屯）、回屯、遣屯（犯屯）、民屯、旗屯。屯田期约分四个阶段，即康雍时期：此时限于哈密，巴里坤等处，主要为兵屯（营屯），解决兵食以利戍边。乾嘉时期：屯田从规模、地区到人员发展迅速，各种形式的屯田出现。在北疆，民屯发展极快；南疆多为兵屯。道光时期：新疆南疆民屯逐步展开，北疆屯田更为发展。新疆建省以后，新疆多事，清朝国力渐衰，沙俄屡屡挑畔。“但刘锦堂等人仍支撑时艰，苦心经营，使屯田得以恢复发展。”（《清史·卷一二〇·食货一》）。新疆屯田的四个发展阶段中出现了约五种屯田形式，特别应关注的是民屯、犯屯和兵屯，这些形式，使来疆屯垦移民对西域文化艺术，特别是对戏曲艺术的西渐传播发展与融合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1.兵屯
  兵屯即绿营士兵的屯田，驻防新疆的绿营兵原来是延绥、宁夏、兴汉、固原、肃州、河州、安西等地调防的陕、甘、宁一带入伍的士兵，由于语言的相近相似与文化习俗的共同性奠定了对西北戏曲的审美取向。在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清廷提出了屯田兵丁携眷的问题，并得到获准，官方给予资助：“计家属各口，每口大口给米八合三勺，小口半，并盐菜有差。”①自此，兵丁家眷来疆团聚者络绎不绝，随即入疆的亲属人数众多。清时文人纪昀曾记诗描述了这些情景：“藁砧不拟赋刀环，岁岁携家出玉关。海燕双栖春梦稳，何人重唱望夫山。”并加以注释：“安西提督所属四营之兵，皆携家而来。其未乃携家者，得请费于官，为之津送，岁岁有之。”②可知清廷为安抚戍边屯田兵士尽心驻防屯垦所施政计是十分优惠的。
  2.民屯
  民屯包括户屯和商屯，户屯即自耕农；商屯即由商人出资向政府承租土地，雇工耕种，按亩纳税。且看这些民屯人员来源之地：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从肃州、安西、高台等处，先后募民三百户，送乌鲁木齐屯田；二十七年（公元1762元）从张掖、山丹、东乐等县，招民二百户，共男女大小七百余名口到乌鲁木齐屯田；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募敦煌等县“无业贫民”六十余户到巴里坤屯种；又于肃州并张掖县共招有五百一十八户；敦煌县招有一百九十户迁移乌鲁木齐等处，直到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又有“武威等县民户”“共计一千八百八十七户”，“情愿前往乌鲁木齐垦区种地亩。”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将“愿往新疆垦种户民三百一十三户”分别安插于昌吉、绥来二县。③以上引录只是些零星记载，据统计到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为止，乌鲁木齐、宜禾、昌吉、伊犁、阜康、奇台、玛纳斯等七个地区，参加民屯的人数已有72023人。④以上记述的民屯随后渐由内地搬迁家口，带亲携友人数无法细计。这些来自于甘肃河西一带的民屯们，以他们共同的民俗文化习性与语言习性为基础，在所去垦区形成一种乡音氛围和共同的民俗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很多商人和各类手艺人，纷纷来疆开铺营生，清政府均给予鼓励和支持，据乾隆中后期记载：巴里坤“城关内外烟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对乌鲁木齐的记述是：“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广，人民辐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①伊犁九城中的绥定城内，商民逾百家，②另哈密、吐鲁番、古城、昌吉、喀什噶尔南路各城也都有内地商贩及手艺人的铺店。
  由于民屯发展，从而带动了商贸、技匠艺工的流通和繁荣，至此，沿着丝绸之路使得各地经济发展迅速。随着民屯和各类行业移民的增多，由内地形成的各种文化信仰也随之呈现，于是各宗教神拜庙宇、观祠逐渐林立于丝绸之路沿线各镇，同时，各地相同或相异的各类民俗文化娱乐形式也随着人们的精神需求而出现。民间歌舞、社火，特别是明清以来，大众所喜爱的各类戏曲艺术发展传播更为迅捷繁盛。各剧种戏班在庙宇、会馆中的戏楼戏台上演艺献技便成了人们精神上一项重要的需求。
  3.犯屯（遣屯）
  这是发遣到新疆的犯人的屯田，在清朝之前亦有过。这种屯田在清时只限于巴里坤、迪化、昌吉、伊犁等地。由政府限定地域，“指给地亩耕地，其未领有马匹农器者，照原奏所定补行给与。并借给造房银两、口粮、籽种等项，分年归还。于种地次年即令纳粮，照民人每亩八升。”③从屯田的基本性质和对待犯屯的政策上与民屯和农户没什么区别。因而犯屯人等同样与民屯、商贾们有相同的对祭拜和文化娱乐的要求。这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至此，可以说由于屯垦带动了大批移民入驻河西及新疆，随着屯垦事业的发展，商贸、宗教、文化事业也随之繁荣昌盛，由此而带来政治上重大获益：祖国统一，人民团结，边防安宁。使得内地民俗、戏曲等文化种类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由此使得秦腔、眉户、小曲子戏、京戏、豫剧、蒲剧、湖南花鼓戏等戏种和各省民间歌舞社火在西域各城镇有了广大的接受者，使得各戏种，特别是秦腔、眉户、小曲子戏能落户西域并植根于西域丝绸之路北道民众之中，使之世代延续承传，至今不衰。毛泽东同志曾说：“世间万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正是由于中原内地各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数千年的文化友好交往，使得华夏民族的戏曲艺术经过长期融合取舍，集歌、舞、乐、武、杂艺、辞、美术、表演于一体以表演故事为宗旨，以四大声腔为基础，派生出具有各地方言民歌风格为主的地方戏曲。而以秦声方言为基础，派生出的秦腔、眉户、小曲子戏等，他们的流传也是以秦言为基本语音习性的人的流动而流动。丝绸之路河西段及至新疆北道一线，依上述史料所述，民屯人员大多来自甘、陕一带，因而这些戏曲唱腔艺术在新疆北疆一线能流传下来，这与接受者们的文化认同，审美需求是不可分的。
  明清至民国时期西域戏曲艺术发展态势是空前的，对后世戏剧艺术的繁荣意义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