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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延德使北庭
  宋太宗六年五月（公元980年），“太宗遣供奉宫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①当王、白二使到达高昌时受到留守王城的阿多裕悦的热情欢迎，当时高昌师子王正在北庭（现吉木萨尔），师子王邀请王延德至北庭，受到王及王廷贵族各层的热烈宾迎。“乃见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旁有持磬者击以节拜，王闻磬乃拜，既而王之儿女亲属皆出，罗拜受赐，遂张乐宴饮，为优戏。又连日与王延德泛舟游佛寺。”②这里记述了王延德一行来到北庭受到高昌师子王及亲属们的礼仪款待，并“张乐宴饮，为优戏”。这里的“优戏”亦表明当时在西域车师前后国域内便有“优戏”存在，而这些戏文化的表现又以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基础的。下面且看：“高昌犹用开元七年历（唐玄宗时），以三月九日为寒食，二社，冬至亦然。佛寺多唐时所建，额及经藏亦唐所赐。”③这里表明了一段历史文化传承的现象，前已提及过，自汉宣帝神爵二年，郑吉破车师置都护府始，车师后国（吉木萨尔一带）便在都护府统辖之下。到了汉元帝时，使屯田于伊吾一线；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伊吾、高昌等地都能栽桑养蚕，并以牛耕地。此时佛教已在西域盛行，曾有高昌僧人，沙门释法众、释智林、释法绪等到河西及内地传扬佛法。隋时高昌王受封“拜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唐时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于现吉木萨尔正式设北庭都护府，唐朝派都护及以下各职，驻军、徙民行军屯、民屯，宋史记述的“高昌犹用开元七年历”便是以唐设都护府后所沿袭下来的中原文化习俗。而“佛寺多唐时所建，额及经藏亦唐所赐”一语也说明了佛教文化东渐到唐时达到了一个兴盛时期，随着北庭大都护府的建置设立之后，佛教文化在中原数百年，经与华夏文化整合，以新的面貌又倒流西渐至北庭西域各地，从而深深的影响着西域各地边民王族的内心精神世界，而佛教所行各种教仪仪式和佛节活动便集中体现在“行像”、庙会等活动中。而庙会活动中的各种散乐、优戏又是宣扬佛义的最好载体。由上文记述：“又连日与王延德泛舟游佛寺。”可见当时北庭一带寺院众多，而各寺所行庙会更为频繁，作为宣扬佛义的散乐、优戏活动也由此略见一斑。“又明年，延德与其使，凡百余人，复循旧路而还，于是至京师。”①王延德返回中原时，高昌王又派使偕各界随员百余人到汴梁（开封），这百余人到京城驻留期间，到各市井观赏说唱、小曲子、诸宫调、杂艺、各种傀儡戏、影戏、参军戏等等杂剧表演。这些戏曲性表演对高昌各界来宾不无影响，其中也不乏优伶人士，他们返回之后也会把所看到听到的中原戏曲文化表演形式带回西州，这种来访本意便包容着各种文化的相互交往，这使北庭一带戏剧表演形式多样化直接受益。
  2.文化交往
  天山以南、丝绸之路中道要镇龟兹附国自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到哲宗绍圣三年历时近百年之间，龟兹各代王庭贵族曾先后与北宋中原四帝朝廷紧密联系，派使十数起，可见龟兹附国王庭朝野上下对中原宋朝统一政权的依附心理和华夏一统的思想意识。政治使团所包容的成员也是各层各界的，其中也不乏倡优人士。如“五代后晋时..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②又如：“开平四年
  （910）八月丙子，宴文武从官军使已下，设龟兹乐，赐物有差。”③可见西域龟兹乐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首先在中原宫廷贵族层中达到高峰，到五代时仍倍受青睐，这表明了中原朝野上下对西域民族文化的尊重和喜爱。
  “于阗贵人萨术都到了全城（沙州即敦煌）一百二十一寺，施送五百二十升油，作为全城所有佛寺之用。”④这段难得的记载表述了于阗国贵族沿丝绸之路南道至敦煌为佛寺布施的情景，可见于阗早已是佛国。作为东亚中亚交接处的敦煌，历来就是东西方文化的转运点，这些类似的佛事布施活动，各寺庙聚会以布谢贺，而各种散乐、杂剧、舞艺表演是少不了的，这无疑又是一较大的民间文化交往活动，为中原杂剧、说唱等西渐提供了可能。
  据史载东罗马帝国于公元1070～1091年间仍三次派使文化商队经丝绸之路，到达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其时阿拉伯人往来更为频繁，北宋朝廷特许西来商旅沿途贩卖，并减半商税。其时音乐文化交流也与政治、经济的交往同步，西来的乐舞与戏剧文化对丝绸之路一带直至汴梁京城均有一定影响。